評鮑迪埃的批評--兼論左派幼稚病


李基

 

 

鮑迪埃寫了一篇 文章,嚴厲批評許由的《談談西藏——左翼的看法(上)》。但是,如果他多給一些 耐心,先等對方寫完續集,那麼,他的部份批評就不會變成現在那樣的亂放箭。他批評許由援引一位西藏人的話「漢人的苦難跟藏人無關,但藏人的苦難跟漢人有 關」,是忘記了階級分析。誰看過許由的續集,就知道他確實接著運用了階級分析來討論藏人民族主義。分析得好不好,這當然可以討論,但是誰看完他的續集,應 該不至於得出結論,以為許由那篇文章對於西藏民族主義只有支持,而沒有任何階級立場上的批評罷。

 

不過,這畢竟是小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鮑迪埃充份而又完美地表示出一切左派幼稚病的病徵。

 

不講邏輯,不是馬克思主義


他的批評的基本內容是,社會革命派絕對不能說出「你們統治者不對,不該那樣做,應該這樣做」的 說話。他引述許由的一段話:

 

中共自 己也做了很多錯事,這是近年來藏人民族主義高漲的其中一個原因。所以,中共應該對它的整個西藏政策來個反思,而不是只知鎮壓。繼續這種政策只是揚湯止沸, 長遠而言藏人民族主義只會越打壓越高漲。」

 

然後,他批評這是在散播對統治者的幻想,並且質問:

 

「難道這不是在向人民暗示:如果統治者謙虛謹慎,通情達理,能聽進我們的話,那就說明它有救, 它在進步,值得尊敬,我們可以甚或應當接受它的統治?」

 

指責是嚴重的,但是鮑迪埃忘記做一件小事:為他的結論做出論證﹔不管是邏輯論證還是事實的論 證,好歹都要有論證。但是他沒有。他以為這是不證自明的,誰說出前一段說話,就一定可以推論出後面的、從階級退卻的投降結論。

 

錯了。

 

「你們統治者不該那樣做,應該這樣做」這句話,是一個判斷,這個判斷可以真,也可以假﹔是真還 是假,人言人殊。但不可能從這句話推論出說話人怎麼看統治者的本質。他可能認為它能夠徹底改好,認為可以接受其統治。但是也可能相反,總之什麼可能都有。 改良主義派可以說這樣的話,革馬派也可以,中派也可以。如果你自認觀察力過人,你單憑這句話嗅出說話人的改良主義氣味,但你也不能坐實,你得追問說話人, 等有了更多資料之後,才能做判斷。推論要合乎邏輯,不可含血噴人。

 

比如說,有個法官批評疑犯:「你不該在庭上大叫,應該安靜才對!」

 

從法官這句話,我們能夠討論的只是:究竟說話人講的道理(應該安靜) 和事實(疑犯沒有安靜) 是對還是錯,卻無論如何不能從這 句話推論出,法官已經確定疑犯無罪。究竟法官怎麼看,兩種甚至更多種可能性都有,你不能坐實是哪一種。你最多可以懷疑法官偏袒疑犯:「哼,疑犯不僅應該安 靜,而且應該打靶!他罪該萬死!你只叫他安靜,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經心存偏袒了!」你要證實或者證偽自己的懷疑,只有直接再問法官,或者等待他的判決,等有 了更多資料之後,才能做判斷。推論要合乎邏輯,不可含血噴人。

 

鮑迪埃的錯誤是典型的乞求論點的謬誤(fallacy of begging the question),也就是把有待證 明的結論在前提中先予以假定(同時又沒有明白說出這個前提)。他以為證明了,其實一點也沒有,所以他的結論一點都不科學。

 

鮑迪埃那個未經說明的前提是什麼呢?很有可能就是:社會革命派既然追求革命,所以對統治階級的 態度,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只有一個:就是「打倒它!」除此之外,任何別的說法,例如「你們統治階級不該這樣,應該那樣」,或者要統治階級做一些改良,就一定 是迎合統治階級,一定是背棄了工人階級立場。(如果鮑迪埃的前提不是這個而是別的,那就請他明白說出,再來討論)

 

是左派幼稚病,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


可是,這個見解 比較接近無政府主義那種唯意志論的革命觀,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觀。馬 克思主義認識到社會革命不是少數先行者可以隨時隨地製造出來的,而是社會矛盾發展到非常熾烈,而群眾意識和組織有了重大飛躍,之後才有的產物。在這個總決 戰之前許多年,在階級矛盾相對緩和的時候,更不用說低潮時期,這時革命只能是一種思想上的宣傳,而實際鬥爭往往只是局部性鬥爭。在這個時期,要統治者作出 改良,暴露統治者的政策的失敗與錯誤,指出它不應該這樣,應該那樣,這完全是可以容許甚至是必要的。爭取改良不等於改良主義。革馬派的改良同改良主義的分別在哪裡呢?就是:

 

1.即使微小的改良,都需要群眾自己發動直接行動和依靠自主組織來達到目的。我們永遠不會對群眾 說:依靠統治者的善心罷,他們就能把你們照顧好!相反,我們是用革命 精神來爭取改良,就是說,以一個群眾有可能理解的起點,不管這個起點多麼低,去放手發動群眾。

2.我們永遠不會說:我對統治者能夠改好有信心,蔣委員長萬歲!我們也永遠不會像1989年的學生那 樣,向統治者跪求改良。我們是統治者改良,連「請求」都不會。(英文demand一詞翻 譯為「要求」其實不恰當。demand一詞含有命令的意思。所以過渡綱領中所列的demands,或者工人鬥爭時向資本 家或政府提出demands,是「要」後者接受他們的主張,要他們讓步,一直讓步到他們下臺滾蛋都可以。但demands一旦 翻譯為「要求」,就變成好像有點請求的意思了。一些左翼朋友就想不通,以為左翼向官商們「請求」什麼未免太自我矮化。未免誤會,這裡重申,當左翼說向統治 者提出「要求」時,應按它的英文原意來了解,就是「要」它做讓步,而不是「請求」它做讓步。)

3.我們不會只限於改良。當群眾已經有了足夠力量,革馬派要敢於同資產階級私有產權決裂。

4.革馬派即使在同其他黨派締結暫時性聯盟,也要始終保持其綱領與組織上的獨立。在策略上暫時進入 群眾性的改良主義黨是原則上允許的,但是要強調那是特例,而且是暫時性的。(關於爭取改良和改良主義的分別,曼德爾在〈馬克思主義入門〉第九章也有簡單說明。)

 

以為革馬派就一定不會要資產階級政府作出改良,那是左派幼稚病。這裡不妨拿托洛茨基1932年關於大革 命失敗後,提出國民會議口號和抗日鬥爭的言論作為例子來談談。當時有些中國托派覺得,既然要推翻國民黨,那麼,就談不上向它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和要它抗日、 武裝工農。但是托洛茨基說:

 

「為要達到真正的民族解放, 必須推翻國民黨。但這不是說,我們把反帝鬥爭放在推翻國民黨之後。反對外國壓迫的鬥爭愈擴大,則國民黨愈困難。我們愈使民眾反對國民黨,則反帝鬥爭愈擴 大。

  在日本侵略的最 緊張時期,工人與學生要求武裝。向誰要求呢?還是向國民黨要求。以我們要推翻國民黨為根據,而反對這種要求,這是宗派主義的荒誕無稽。我們要推翻國民黨, 但我們還沒能做到這點。而我們愈熱烈地要求工人武裝,就愈快地達到這點。

  中國的正式共產 黨(中共)雖然是極左的,但提出了『恢復中蘇邦 交』的要求;同時這個口號是向著國民黨政府提出來的。提出這種要求,絕不能說是『信任』國民黨,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是使國民黨在民眾面前處於困難的地位。 國民黨個別的領袖已經表示同意恢復中蘇邦交。我們知道這些先生們言行之間差別很大,但這個問題和一切其他的問題一樣,其結果決定於民眾的壓力。

  如果在革命民眾 的鞭策之下,國民黨政府在土地問題中採取局部的讓步,嘗試召集類似的國民會議,迫不得已而武裝工人,或者恢復中蘇邦交,不消說,我們馬上利用這個讓步,緊 緊地抓住它,同時徹頭徹尾地證明它的不夠,變國民黨的讓步為推翻它的工具之一。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政策之革命的與改良的一般的相互關係。」[1]

 

在另外一篇文章,他又強調,在當時實際情況下,我們要一方面繼續作反國民黨的宣傳,另一方面不 得不在國民黨的實際指揮下參加軍隊去抗日,這一切不僅是允許的,而且是必要的:

 

「蔣介石能夠保障勝利麼?我不信他能夠。但是他開始戰爭,今天又是他指揮戰爭。要能代替他,就 必須在無產階級中和軍隊中獲得決定性的影響;要獲得這個影響,就不應當懸掛在空中,而應當置身於這個戰爭是基地上。應當在抵抗外敵侵略的軍事鬥爭和反對國 國內懦弱,衰頽及背叛的政治鬥爭中獲得影響和威望。到了我們不能預先確定的某一階段上,這個政治的反對可以而且應當轉變為武裝的鬥爭,因為國內戰爭同一般 戰爭一樣,不是別的,正是政治底延長。但應當懂得何時轉變政治的反對為武裝的暴動,並怎樣轉變。」[2]

 

回頭看今天,資產階級國家與勞動人民在政治上的力量對比,更是比從前一百倍地不利於後者。後者 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言。左翼只有可憐的零星個人。在這個極為艱難的情況下,不懂得怎麼進行局部鬥爭(行動上的和思想上的),把任何對於統治者的局部批評,把任何向統治者提出要求的行為,都一概打為改良主義,視為背叛 階級立場,那其實也是一種革命幫閑,對於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一無好處。反過來,如果懂得怎麼做,就應該像零下的〈勞 動合同法面面觀〉一文那樣,主張投入局部鬥爭,鼓勵「工人應當運用自己的力量和行動來迫使政府執法,甚至影響和參與立法。」而零下這樣做,當然也 是在向政 府說:「你們統治者不對,不該那樣做,應該這樣做」。這時,我們的鮑迪埃同志當然會大罵零下:「難道這不是在向人民暗示:如果統治者謙虛謹慎,通情達理, 能聽進我們的話,那就說明它有救,它在進步,值得尊敬,我們可以甚或應當接受它的統治?」。如果零下已經對自己的文章經過深思熟慮,他可以回答:推論要合 乎邏輯,不可含血噴人。


統治者會否改良
----相關還是不相關


宗派主義的另一個相關錯誤,是以為,資產階級政府一定不會做任何改良,你向它要求,不僅是白費 心機,而且是向群眾散播幻想,讓群眾把希望寄託在統治者的慈悲上面。我不知道鮑迪埃是不是也有這個看法,但是許多宗派主義者就有。

 

這也是典型的左派幼稚病。

 

向統治者爭取改良,不等於承認它有心改良和必會改良。我們之所以向它提出,第一,因為從法理上 來說,它是公共權力,它當然對於大部份公民的福祉負有責任,所以我們當然可以而且應該要它改好而不是改壞。其次,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表面上向它提出, 而實際上是做給群眾看,是為了乘機向群眾指出局部奮鬥的目標。統治者是否會最後被迫接受,這對於我們是否爭取提高經濟待遇,爭取政治自由,停止民族壓迫等 等,是沒有必然關係的。關鍵是這些要求是否符合過渡綱領的精神,是否能夠啟蒙群眾,鼓勵群眾起來奮鬥。如果群眾成功地迫使統治者作出局部改良,我們就一方面以此鼓舞群眾做進一步的組織,鞏固及擴大 戰果,另一方面警惕統治集團中的「開明」幫閑們竊奪戰功。如果暫時失敗,就以此暴露統治者的頑固反動,以此證明革命路線的必要。這就是過渡綱領的精神。

 

在中國大革命失敗後,托洛茨基向中國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建議,為了把軍心渙散的群眾重新團聚起 來,不應該像中共那樣繼續實行武裝暴動的極左策略,而是應該以民主口號(召開國民會議)來重振群眾的信心。部份中國左派共產主義者質疑托洛茨基的看法,認為當時左派沒有力量去召開國 民會議,而蔣介石絕對不會召開。托洛茨基在〈論國民會議口號〉一文中這樣說:

 

「為什麼預先斷定它的實現是不可能呢?當然,羣眾為某個口號鬥爭,只是在他們認為它有實現可能 的時候。誰實現它和怎樣實現它呢?關於此點,只能做種種的假定。假使國民黨的軍事獨裁更進一步的削弱和民眾的不滿逐漸增高,特別是在城市之中,則國民黨的 一部份有與『第三黨』聯合起來,企圖召集類似的國民會議之可能。在此種情形之下,他們一定盡可能地剝奪最受壓迫的階級的選舉權,我們共產主義者跑到這種限 制選舉和指派代表的國民會議中去嗎?假使我們沒有力量代替它,換言之,即不能自己取得政權,則應當參加進去。」

 

他又在〈是行動的戰略不是揣測-給中國同志的信〉一文中強調:

 

「國民黨政府在其崩潰以前,是否會嘗試召集某種形式的代表會議?我們對於這一種嘗試態度如何? 就是說,我們是否要利用它來增進革命的利益?抵制呢還是參加選舉?革命的民眾能否勝利的提出獨立的政府機關,把召集國民會議的事件拿在自己手裏?在為民族 口號鬥爭的過程中,無產階級能否創造自己的蘇維埃?蘇維埃是否召集多餘的國民會議?這一切現在都不能預言。而我們的任務,也不在於作日歷式的預言,而在於 動員工人團結在由政治環境中所產生的政治口號的周圍。我們的戰略是革命行動的戰略,不是抽象的猜測。」

 

總之,把統治者會否在壓力下改良,跟革馬派是否向它提出某些改良要求,兩者之間沒有必然關係, 而前者也不是後者的前提條件。我們提出什麼要求,根據的是「行動的戰略,不是抽象的猜測。」關鍵是所提出的要求是否符合過渡綱領的精神。而民族自決權就是 我們的綱領的一部分。這個原則也使用於大陸。大陸進行重大改良的可能性很小。若沒有巨大的群眾運動的壓力,可能性接近零。雖然接近零,但不是零。這是我們 必須了解的。其次,我們重申,革馬路線的理據根本不是建築在統治者會否改良的猜測上面。

 

有些革馬派為了 強調革馬精神,容易把資產階級政府說成絕對不會改良:「國民黨一定不會繼續抗 日」﹔「蔣經國一定不會結束戒嚴」﹔「南非白人政權一定不會結束種族隔離主義和交出政權」﹔「戈爾巴喬夫一定不會開放政治自由」﹔「香港殖民政權絕對不會 進行改良」。但是事實證明他們都估錯了,結果使到自己失去信譽,使追隨自己的群眾陷於混亂。說到底,都是因為這些革馬派的唯物論是機械唯物論,他們的階級 分析是經濟決定論,而且是最粗疏的古老版本。他們以為,剝削階級的必然屬性決定了,他們必不能改良,他們的全部政策一定僅僅符合自己的私利而絕對不能再超 過一些。這個意見其實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剝削階級不是活在真空﹔他們不過是國內外以至全球的各種階級力量對比的其中一個元素。他們的政策也是 全部力量對比的互相角力的結果而已。當然,剝削階級的屬性決定了,他們不論做什麼改良,也一定有一個限度。機會主義者的要害,就是否定這一點,所以在他們 眼中,什麼都是有可能的:資產階級可以跟工人階級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國家機器可以在革命高潮保持中立﹔工人階級可以說服帝國主義不要打仗、備戰等等。而每 一次都碰破工農的腦袋。反過來,宗派主義者則閉上眼睛,認為除了革命之外,什麼都是不可能的,有產階級要改良更是不可能中之不可能。他們忘記了,剝削階級 的屬性並不能直接決定著掌握了國際機器的最高統治集團的具體政策,他們忘記了政治領域可以有相對的自主性。如果革馬派不犯上述那種粗疏的、極左的錯誤,能 夠經常觀察具體形勢和各種力量對比的變化、以便從中找到切入點,能夠懂得過渡綱領的精神,那麼,至少不致於錯得太離譜。反之,繼續拒絕對現實做具體的分 析,對於眼前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在思想上無所作為,還用空洞的革命公式來安慰自己,那就難免走向宗派主義,一錯到底。

 

社會革命之所以需要,根本不是因為「統治者不可能改良」,而是:它即使可以改良,改良也不會永 久長存的。勞動人民早晚都要「吃兩遍苦,受二次罪」。西方福利國家從產生到今天的沒落,官僚社會主義從興盛到崩潰,難道還不足以說明這個道理嗎?只要統治 階級還保持統治權,它早晚來個全面反攻倒算,實在是不難的。所以,社會主義只能由工人階級自己動手去。包辦的福利國家或者包辦的社會主義無論怎麼好,都註 定短命。這就是社會革命為何必要的根本原因。


下筆萬言,不見一個牛字


親愛的鮑迪埃同 志一再標舉階級的重要性:「離開階級,離開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和衰亡,就不能 理解現代“民族”和民族國家。」
姑且假定鮑同志的說法句句真理,但是,在重複了這些堂皇的階級分析之後,我們的鮑同 志在西藏問 題上,提出什麼政治上和行動上[3]的結論呢?幾乎一句都沒有!「我沒有能力作出結論...」這簡直是反高潮!馬克思主義就是行動 的指南。一切理論,都只是行動的前提。鮑同志一本正經的教訓許由什麼叫做階級分析之後,在具體的西藏問題上,當統治者在拼命打壓藏人和在西藏擰緊螺絲的時 候,他「沒有能力作出結論」!對於被壓迫者毫無表示同情,對於壓迫者沒有一句具體譴責!對當時高漲的、群眾性的和全球性保皇行動,沒有任何批評!這就像一 個大俠,路見不平,卻對著被強盜打得半死的人,講了一大堆吸星大法,然後告訴他:「我沒有能力救你」!我不知道這樣的階級分析---或者吸星大法---有什麼用。當然我還是欣賞鮑同志 的謙虛,這點可以為他挽回幾分。可是他的總分仍然是負數。為什麼?因為他的馬克思主義根本不是用於拔刀相助,而是用於革命空談。他根本不去評論西藏的政治事件,他只是拿起放大鏡,去詳細檢查許由文章中的詞 句是否足夠符合純粹的革命主義。能夠有比這個態度更本末倒置嗎?
我說鮑迪埃「幾乎一句也沒有談到西藏」,但是他畢竟有 一句的:「不論對大漢民族主義,中華民族主義,還是藏族的新資產階級 民族運動,我同樣持反對態度。」可惜 這句話只會使他繼續失分。中共也是這樣說的!不管許由的文章有什麼缺陷,他至少有一點是說對的:
「不去區分不同的敵人---主 與次,緩與急,輕與重,這其實是最糟糕的左派幼稚病。他們也恰恰完全忘記列寧的忠告:必須區分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必須首先譴責前 者,並有限度地贊助後者的反抗。只有左翼在現實的反抗壓迫中站對立場(哪怕是臨時性的立場),才能恢復社會主義的信譽,才能有資格代表各種不同的被壓迫者的共同反抗。尤其在今天的中國,當官方宣傳完 全蒙蔽群眾的時候,左翼更應該首先揭露官方宣傳,而不是對達賴和中共各打五十大板。
鮑迪埃的錯誤不過是重複從前的宗派主義者的錯誤而已:後者認為,在抗日戰爭中,左翼 只能夠同時 反對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因為兩者一樣壞。托洛茨基的許多文章對此已經作過有力批評。[4] 表面上這種立場很革命,其實也是革 命空談。不幸的是,今天仍然有自稱的革馬派認為,對的是這些人,錯的是托洛茨基。世界之大,真是無奇不有。
但更令人擔心的是,鮑迪埃在「結合階級,結合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和衰亡,來理解現 代“民族” 和民族國家」之後,竟然承認他「不清楚西藏人民是否已形成為一個“民族” 」!對於西藏問題,百家爭鳴,要有一致意見很難。但是,幾乎沒有人否認西藏是一個民 族,連「不清楚西藏人民是否已形成為一個“民族” 」都很少。不管你使用什麼定義,都不難確定藏人是一個民族:斯大林〈馬克思與民族問 題〉那個清楚而僵硬的定義也好,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中比較彈性的定義都好。可是,我們的鮑迪埃卻不知道!我大膽推測,他不會不承認漢人是一個民族罷 ﹔果如是,那麼他實際上就等於說,「漢人是民族,那當然享有一切民族權利囉。而藏人...,不知道。應該讓藏人享有民族自決權嗎?嗯,抽象來說,如果是民 族,就應該享有,如果不是,就不應該享有,但..我真的不知道...。漢人在對藏人進行民族壓迫嗎?嗯,不知道...可是這有什麼意義?這個不重要!對準 那種要統治者『改良』的假革命派開火,才頂頂要緊!」
可憐的藏族工農啊,你們的解放事業,唯有等待鮑迪埃的漢族革馬派完成他們的革命之後 了---如果 真有這一天。

宗教化的「馬克思主義」


鮑迪埃提醒我們,民族自決權「不是什麼超歷史超階級的無上命令,而是因為只有這樣才符合工人階 級的根本利益。」

 

這又是空話。我們把任何一個概念放入鮑迪埃的公式,都講得通:

 

工會不是什麼超歷史超階級的無上命令,而是因為只有這樣才 符合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

先鋒黨不是什麼超歷史超階級的無上命令,而是因為只有這樣 才符合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

社會主義不是什麼超歷史超階級的無上命令,而是因為只有這 樣才符合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

階級解放不是什麼超歷史超階級的無上命令,而是因為只有這 樣才符合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

 

而任何概念都講得通的理論公式,其實就是什麼都講不通,就沒有任何行動上的指導作用。

 

沒有什麼是超歷史的,包括「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因為工人階級本身同樣不是超歷史的。它本身 按照不同的階層、性別、種族、宗教,嚴重分化為不同的部份和層次,彼此之間的局部利益/切身利益,有相容的地方,有矛盾的地方,也有處於兩種狀況之間的模糊的地方﹔同時,工人階級的 不同組成部份的各自的利益,和工人階級的歷史利益之間,同樣有相容的地方,有矛盾的地方,也有處於兩種狀況之間的模糊的地方。任何現實的工人階級就是這樣 一個複雜、矛盾的集體。斯大林主義的對付方法是乾脆拒絕承認這個事實,用「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的名堂來否定工人階級的各個不同部份的局部利益和矛盾,然 後再用它那個「黨」來作為「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的天然體現者,最後結論就是...一黨專政。真正的革馬派跟斯大林主義理論沒有共同之處。他們承認工人階 級的內部分化這個事實,而且只要不是真正同社會主義綱領有根本矛盾,就儘量承認工人階級的不同組成部份的各種局部利益,不論是性別的、種族的、不同階層的 等等,並把它們納入我們的綱領,努力為之奮鬥。民族自決權也一樣。在特定環境中,這些局部利益跟全部利益有時會發生衝突----這是可能的,有時甚至是必然 的。那麼在這個特定環境中,社會主義派不得不為了保帥而棄車。但是,如果社會主義派認為有這樣的情況,必須提出具體、大量的事實根據,而不能限於抽象說 理。但在今天的西藏,根本沒有這種衝突,根本不是藏人已經享有民族自決權並且在一個危及中國勞動人民利益的方向上運用它。相反,藏人完全被壓制,他們根本 被剝奪了權利,他們甚至連講一下都是犯罪。所以,有關民族自決權,我們不是講得太多,而是講得太少。可是,鮑迪埃在這個關頭,他不去支持藏人的民族自決 權,反而百般矮化它:「民族自決權不是什麼超歷史超階級的無上命令」,「不知道藏人是否一個民族」。這幾句話其實是說:民族自決權沒有什麼了不起,它只是 工人階級解放的工具,如果工具不好使,我就隨便丟棄你。就這樣幾句話,鮑迪埃把藏人的民族自決權輕易否定了,以背向著受壓迫的藏人了。如果藏族工人聆聽了 這些革馬份子的教誨,他一定這樣回答他們:謝謝你們的「工人階級解放」。可是我們不打算做你們的「工人階級解放」的工具,何況你們比我們還更自身難保。我 們還是先管好我們的民族自決權比較現實一點。

 

結語

鮑迪埃的「不是什麼超歷史超階級」的警告,本身才是超歷史超階級的。他的「工人階級的根本利 益」,也比較多像天主教的天堂,不是一種現實的工人階級從現實鬥爭中發展出來的東西,而是一種脫離現實,懸於空中的未來理想世界。事實上,宗派主義往往呈 現出宗教化傾向[5]。怪不得托洛茨基覺得有需要在過渡綱領中,特別闢出兩章,談完機會主義再來談宗派主義。我們不 妨重溫幾句:

 

「在宗派主義者看來,準備革命就是使自己相信社會主義之優越。他們主張不理睬""的工會,即,不理睬幾千百萬有組織的工人。好像群眾還能夠生活在實際階級鬥爭底環境之外似的--他們對改 良派組織的內部鬥爭淡然置之--彷彿我們不干預群眾的日常鬥爭便能夠爭取他們過來似的--他們拒絕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作一區別--彷彿群 眾在任何方面都不會覺得有所不同似的。

 

宗派主義者只能分辨兩種顏色:紅和黑。他們把實際簡單化,為的使自己不受誘惑。他們拒絕在西班牙的交戰陣 營間來一個區別,所持的理由就是這兩個陣營都有一種資產階級的性質。他們拿這同樣的理由認為必須在日本和中國戰爭中保持中立。他們拒絕否認蘇聯與帝國主義 國家之間有原則性分別,而且為了蘇維埃官僚採取反動的政策之故,他們拒絕反對帝國主義的進攻以保衛十月革命所產生的新的財產形式。他們自己不能找到門路接 近群眾,卻拼命罵群眾不長進以致沒有革命的觀念。

 

這些無生氣的政治家們,一般地都用不著那一座以過渡要求為形式的 橋樑,因為他們根本無心跨到彼岸去。他們只是在一個地方鬼混,以反覆背誦那千篇一律的貧乏而抽象的詞句為滿足。在他們看來,政治事變是一個評論的機會而不 是一個行動的機會。」[6]

 

如果鮑迪埃值得認真對待,那是因為,今天難得有人還願意站在革馬立場去看問題。但是革馬的路是 歧路又歧路,起點走錯,就往往難以回頭。何況,今天的環境本身就最容易使人朝宗派主義走的環境: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公開而認真的辯論的傳統,缺乏國際經 驗,孤立無援等等。(當然,還有祖巴托夫們有意無意地促進著極左主義的發展,以便渾水摸魚。)但是,沒有條件,可以創造條件。認真 對待鮑迪埃的批評,認真進行辯論,就是創造條件的第一步。

 

2008531



[1]〈是行動的戰略不是揣測-給中國同志的信〉,1932103日,〈論中國革命問題〉。

[2] 論中日戰爭致里維拉的信〉,1937923日,〈論中國革命問題〉。

[3]所謂行動,是廣義而言,並不單指某些具體動作。

[4] 「日本既是帝國主義國家,中國既是 帝國主義下的犧牲者,我們就應站在中國方面。中國的愛國主義是恰當的和進步的。將這兩個國家置於同一平面上而說什麼「社會愛國主義」,——那祇有那種人做 得出來,他們未曾讀過列寧著作。」〈論中日戰爭致里維拉的信〉,1937923日,〈論中國革命問題〉

[5]英文的sects, sectarianism (宗派,宗派主義),其原意就是指宗教上的各個宗派。

[6] 〈過渡綱領1819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