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鲍迪埃的批评---兼论左派幼稚病

李基
 
 
鲍迪埃写了一篇文章,严厉批评许由的《谈谈西藏——左翼的看法(上)》。但是,如果他多给一些耐心,先等对方写完续集,那么,他的部份批评就不会变成现在 那样的乱放箭。他批评许由援引一位西藏人的话汉人的苦难跟藏人无关,但藏人的 苦难跟汉人有关,是忘记了阶级分析。谁看过许由的续集,就知道他确实接着运用 了阶级分析来讨论藏人民族主义。分析得好不好,这当然可以讨论,但是谁看完他的续集,应该不至于得出结论,以为许由那篇文章对于西藏民族主义只有支持,而 没有任何阶级立场上的批评罢。
 
不过,这毕竟是小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鲍迪埃充份而又完美地表示出一切左派幼稚病的病征。
 
不讲逻辑,不是马克思主义

他的批评的基本内容是,社会革命派绝对不能说出你们统治者不对,不该那样做, 应该这样做的说话。他引述许由的一段话:
 
中共自己也做了很多错事,这是近年来藏人民族主义高涨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 中共应该对它的整个西藏政策来个反思,而不是只知镇压。继续这种政策只是扬汤止沸,长远而言藏人民族主义只会越打压越高涨。
 
然后,他批评这是在散播对统治者的幻想,并且质问:
 
难道这不是在向人民暗示:如果统治者谦虚谨慎,通情达理,能听进我们的话,那 就说明它有救,它在进步,值得尊敬,我们可以甚或应当接受它的统治?
 
指责是严重的,但是鲍迪埃忘记做一件小事:为他的结论做出论证﹔不管是逻辑论证还是事实的论证,好歹都要有论证。但是他没有。他以为这是不证自明的,谁说 出前一段说话,就一定可以推论出后面的、从阶级退却的投降结论。
 
错了。
 
你们统治者不该那样做,应该这样做这句话,是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可以真,也可以假﹔是真还是假,人言人殊。但不可能从这句话推论出说话人怎么 看统治者的本质。他可能认为它能够彻底改好,认为可以接受其统治。但是也可能相反,总之什么可能都有。改良主义派可以说这样的话,革马派也可以,中派也可 以。如果你自认观察力过人,你单凭这句话嗅出说话人的改良主义气味,但你也不能坐实,你得追问说话人,等有了更多资料之后,才能做判断。推论要合乎逻辑, 不可含血喷人。
 
比如说,有个法官批评疑犯:你不该在庭上大叫,应该安静才对!
 
从法官这句话,我们能够讨论的只是:究竟说话人讲的道理(应该安静) 和事实(疑 犯没有安静) 是对还是错,却无论如何不能从这句话推论出,法官已经确定疑犯 无罪。究竟法官怎么看,两种甚至更多种可能性都有,你不能坐实是哪一种。你最多可以怀疑法官偏袒疑犯:哼,疑犯不仅应该安静,而且应该打靶!他罪该万死!你只叫他安静,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心存偏袒了!你要证实或者证伪自己的怀疑,只有直接再问法官,或者等待他的判决,等有了更多资料之 后,才能做判断。推论要合乎逻辑,不可含血喷人。
 
鲍迪埃的错误是典型的乞求论点的谬误(fallacy of begging the question),也就是把有待证明的结论在前提中先予以假定(同 时又没有明白说出这个前提)。他以为证明了,其实一点也没有,所以他的结论一点 都不科学。
 
鲍迪埃那个未经说明的前提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就是:社会革命派既然追求革命,所以对统治阶级的态度,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有一个:就是打倒它!除 此之外,任何别的说法,例如你们统治阶级不该这样,应该那样,或者要统治阶级做一些改良,就一定是迎合统治阶级,一定是背弃了工人阶级立场。(如果鲍迪埃的前提不是这个而是别的,那就请他明白说出,再来讨论)
 
是左派幼稚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观

可是,这个见解比较接近无政府主义那种唯意志论的革命观,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观。马克思主义认识到社会革命不是少数先行者可以随时随地制造出来 的,而是社会矛盾发展到非常炽烈,而群众意识和组织有了重大飞跃,之后才有的产物。在这个总决战之前许多年,在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的时候,更不用说低潮时 期,这时革命只能是一种思想上的宣传,而实际斗争往往只是局部性斗争。在这个时期,要统治者作出改良,暴露统治者的政策的失败与错误,指出它不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这完全是可以容许甚至是必要的。争取改良不等于改良主义。革马派的改良同改良主义的分别在哪里呢?就是:
 
1.即使微小的改良,都需要群众 自己发动直接行动和依靠自主组织来达到目的。我们永远不会对群众说:依靠统治者的善心罢,他们就能把你们照顾好!相反,我们是用革命精神来争取改良,就是 说,以一个群众有可能理解的起点,不管这个起点多么低,去放手发动群众。
2.我们永远不会说:我对统治者 能够改好有信心,蒋委员长万岁!我们也永远不会像1989年的学生那样,向统治 者跪求改良。我们是统治者改良,连请求都不会。(英 文demand一词翻译为要求其实不恰当。demand一词含有命令的意思。所以过渡纲领中所列的demands,或者工人斗争时向资本家或政府提出demands, 是后 者接受他们的主张,要他们让步,一直让步到他们下台滚蛋都可以。但demands一 旦翻译为要求, 就变成好像有点请求的意思了。一些左翼朋友就想不通,以为左翼向官商们请求什么未免太自我矮化。未免误会,这里重申,当左翼说向统治者提出要求时,应 按它的英文原意来了解,就是它做让步,而不是请求它做让步。)
3.我们不会只限于改良。当群众 已经有了足够力量,革马派要敢于同资产阶级私有产权决裂。
4.革马派即使在同其它党派缔结 暂时性联盟,也要始终保持其纲领与组织上的独立。在策略上暂时进入群众性的改良主义党是原则上允许的,但是要强调那是特例,而且是暂时性的。(关于争取改良和改良主义的分别,曼德尔在〈马克思主义入门〉第九章也有简单说明。)
 
以为革马派就一定不会要资产阶级政府作出改良,那是左派幼稚病。这里不妨拿托洛茨基1932年 关于大革命失败后,提出国民会议口号和抗日斗争的言论作为例子来谈谈。当时有些中国托派觉得,既然要推翻国民党,那么,就谈不上向它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要 它抗日、武装工农。但是托洛茨基说:
 
为要达到真正的民族解放,必须推翻国民党。但这不是说,我们把反帝斗争放在推翻国民党之 后。反对外国压迫的斗争愈扩大,则国民党愈困难。我们愈使民众反对国民党,则反帝斗争愈扩大。
  在日本侵略的最 紧张时期,工人与学生要求武装。向谁要求呢?还是向国民党要求。以我们要推翻国民党为根据,而反对这种要求,这是宗派主义的荒诞无稽。我们要推翻国民党, 但我们还没能做到这点。而我们愈热烈地要求工人武装,就愈快地达到这点。
  中国的正式共产 党(中共)虽 然是极左的,但提出了『恢复中苏邦交』的要求;同时这个口号是向着国民党政府提出来的。提出这种要求,绝不能说是『信任』国民党,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是使 国民党在民众面前处于困难的地位。国民党个别的领袖已经表示同意恢复中苏邦交。我们知道这些先生们言行之间差别很大,但这个问题和一切其它的问题一样,其 结果决定于民众的压力。
  如果在革命民众 的鞭策之下,国民党政府在土地问题中采取局部的让步,尝试召集类似的国民会议,迫不得已而武装工人,或者恢复中苏邦交,不消说,我们马上利用这个让步,紧 紧地抓住它,同时彻头彻尾地证明它的不够,变国民党的让步为推翻它的工具之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策之革命的与改良的一般的相互关系。[1]
 
在另外一篇文章,他又强调,在当时实际情况下,我们要一方面继续作反国民党的宣传,另一方面不得不在国民党的实际指挥下参加军队去抗日,这一切不仅是允许 的,而且是必要的:
 
蒋介石能够保障胜利么?我不信他能够。但是他开始战争,今天又是他指挥战争。 要能代替他,就必须在无产阶级中和军队中获得决定性的影响;要获得这个影响,就不应当悬挂在空中,而应当置身于这个战争是基地上。应当在抵抗外敌侵略的军 事斗争和反对国国内懦弱,衰颓及背叛的政治斗争中获得影响和威望。到了我们不能预先确定的某一阶段上,这个政治的反对可以而且应当转变为武装的斗争,因为 国内战争同一般战争一样,不是别的,正是政治底延长。但应当懂得何时转变政治的反对为武装的暴动,并怎样转变。[2]
 
回头看今天,资产阶级国家与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的力量对比,更是比从前一百倍地不利于后者。后者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言。左翼只有可怜的零星个人。在这个极为 艰难的情况下,不懂得怎么进行局部斗争(行动上的和思想上的),把任何对于统治者的局部批评,把任何向统治者提出要求的行为,都一概打为改良主义,视 为背叛阶级立场,那其实也是一种革命帮闲,对于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一无好处。反过来,如果懂得怎么做,就应该像零 下的〈劳 动合同法面面观〉一文那样,主张投入局部斗争,鼓励工人应当运用自己 的力量和 行动来迫使政府执法,甚至影响和参与立法。而零下这样做,当然也是在向政府 说:你们统治者不对,不该那样做,应该这样做。这时,我们的鲍迪埃同志当然会大骂零下:难 道这不是在向人民暗示:如果统治者谦虚谨慎,通情达理,能听进我们的话,那就说明它有救,它在进步,值得尊敬,我们可以甚或应当接受它的统治?。如果零下已经对自己的文章经过深思熟虑,他可以回答:推论要合乎逻辑,不可含血喷人。

统治者会否改良
----相关还是不相关

宗派主义的另一个相关错误,是以为,资产阶级政府一定不会做任何改良,你向它要求,不仅是白费心机,而且是向群众散播幻想,让群众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慈 悲上面。我不知道鲍迪埃是不是也有这个看法,但是许多宗派主义者就有。
 
这也是典型的左派幼稚病。
 
向统治者争取改良,不等于承认它有心改良和必会改良。我们之所以向它提出,第一,因为从法理上来说,它是公共权力,它当然对于大部份公民的福祉负有责任,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而且应该要它改好而不是改坏。其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表面上向它提出,而实际上是做给群众看,是为了乘机向群众指出局部奋斗的目 标。统治者是否会最后被迫接受,这对于我们是否争取提高经济待遇,争取政治自由,停止民族压迫等等,是没有必然关系的。关键是这些要求是否符合过渡纲领的 精神,是否能够启蒙群众,鼓励群众起来奋斗。如果群众成功地迫使统治者作出局部改良,我们就一方面以此鼓舞群众做进一步的组织,巩固及扩大战果,另一方面 警惕统治集团中的开明帮闲们窃夺战功。如果暂时失败,就以此暴露统治者的顽固反动,以此证明革命路线的必要。这就是过渡纲领的精 神。
 
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向中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建议,为了把军心涣散的群众重新团聚起来,不应该像中共那样继续实行武装暴动的极左策略,而是应该以 民主口号(召开国民会议)来重振群众的信心。部份中国左派共产主义者质疑托洛茨基的看法,认为当时左派没有力量去召开国民会议,而蒋 介石绝对不会召开。托洛茨基在〈论国民会议口号〉一文中这样说:
 
为什么预先断定它的实现是不可能呢?当然,羣众为某个口号斗争,只是在他们认 为它有实现可能的时候。谁实现它和怎样实现它呢?关于此点,只能做种种的假定。假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更进一步的削弱和民众的不满逐渐增高,特别是在城市之 中,则国民党的一部份有与『第三党』联合起来,企图召集类似的国民会议之可能。在此种情形之下,他们一定尽可能地剥夺最受压迫的阶级的选举权,我们共产主 义者跑到这种限制选举和指派代表的国民会议中去吗?假使我们没有力量代替它,换言之,即不能自己取得政权,则应当参加进去。
 
他又在〈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给中国同志的信〉一文中强调:
 
国民党政府在其崩溃以前,是否会尝试召集某种形式的代表会议?我们对于这一种 尝试态度如何?就是说,我们是否要利用它来增进革命的利益?抵制呢还是参加选举?革命的民众能否胜利的提出独立的政府机关,把召集国民会议的事件拿在自己 手里?在为民族口号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能否创造自己的苏维埃?苏维埃是否召集多余的国民会议?这一切现在都不能预言。而我们的任务,也不在于作日历式 的预言,而在于动员工人团结在由政治环境中所产生的政治口号的周围。我们的战略是革命行动的战略,不是抽象的猜测。
 
总之,把统治者会否在压力下改良,跟革马派是否向它提出某些改良要求,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而前者也不是后者的前提条件。我们提出什么要求,根据的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抽象的猜测。关 键是所提出的要求是否符合过渡纲领的精神。而民族自决权就是我们的纲领的一部分。这个原则也使用于大陆。大陆进行重大改良的可能性很小。若没有巨大的群众 运动的压力,可能性接近零。虽然接近零,但不是零。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其次,我们重申,革马路线的理据根本不是建筑在统治者会否改良的猜测上面。
 
有些革马派为了强调革马精神,容易把资产阶级政府说成绝对不会改良:国民党一 定不会继续抗日蒋 经国一定不会结束戒严南非白人政权一定不会结束种族隔离主义和交出政权戈尔巴乔夫一定不会开放政治自由香港殖民政权绝对不会进行改 良。但是事实证明他们都估错了,结果使到自己失去信誉,使追随自己的群众陷于 混乱。说到底,都是因为这些革马派的唯物论是机械唯物论,他们的阶级分析是经济决定论,而且是最粗疏的古老版本。他们以为,剥削阶级的必然属性决定了,他 们必不能改良,他们的全部政策一定仅仅符合自己的私利而绝对不能再超过一些。这个意见其实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剥削阶级不是活在真空﹔他们不过 是国内外以至全球的各种阶级力量对比的其中一个元素。他们的政策也是全部力量对比的互相角力的结果而已。当然,剥削阶级的属性决定了,他们不论做什么改 良,也一定有一个限度。机会主义者的要害,就是否定这一点,所以在他们眼中,什么都是有可能的:资产阶级可以跟工人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可以在 革命高潮保持中立﹔工人阶级可以说服帝国主义不要打仗、备战等等。而每一次都碰破工农的脑袋。反过来,宗派主义者则闭上眼睛,认为除了革命之外,什么都是 不可能的,有产阶级要改良更是不可能中之不可能。他们忘记了,剥削阶级的属性并不能直接决定着掌握了国际机器的最高统治集团的具体政策,他们忘记了政治领 域可以有相对的自主性。如果革马派不犯上述那种粗疏的、极左的错误,能够经常观察具体形势和各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以便从中找到切入点,能够懂得过渡纲领的 精神,那么,至少不致于错得太离谱。反之,继续拒绝对现实做具体的分析,对于眼前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在思想上无所作为,还用空洞的革命公式来安慰自己,那就 难免走向宗派主义,一错到底。
 
社会革命之所以需要,根本不是因为统治者不可能改良,而是:它即使可以改良,改良也不会永久长存的。劳动人民早晚都要吃两遍苦,受二次罪。 西方福利国家从产生到今天的没落,官僚社会主义从兴盛到崩溃,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个道理吗?只要统治阶级还保持统治权,它早晚来个全面反攻倒算,实在是不 难的。所以,社会主义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动手去。包办的福利国家或者包办的社会主义无论怎么好,都注定短命。这就是社会革命为何必要的根本原因。

下笔万言,不见一个牛字


亲爱的鲍迪埃同志一再标举阶级的重要性:离开阶级,离开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 和衰亡,就不能理解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

姑且假定鲍同志的说法句句真理,但是,在重复了这些堂皇的阶级分析之后,我们的鲍同志在西藏问题上,提出什么政治上和行动上[3]的结 论呢?几乎一句都没有!我没有能力作出结论...这简直是反高潮!马克思主义就是行动的指南。一切理论,都只是行动的前提。鲍同志一本正 经的教训许由什么叫做阶级分析之后,在具体的西藏问题上,当统治者在拼命打压藏人和在西藏拧紧螺丝的时候,他没有能力作出结论!对于被压迫 者毫无表示同情,对于压迫者没有一句具体谴责!对当时高涨的、群众性的和全球性保皇行动,没有任何批评!这就像一个大侠,路见不平,却对着被强盗打得半死 的人,讲了一大堆吸星大法,然后告诉他:我没有能力救你!我不知道这样的阶级分析---或 者吸星大法---有什么用。当然我还是欣赏鲍同志的谦虚,这点可以为他挽回几 分。可是他的总分仍然是负数。为什么?因为他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用于拔刀相助,而是用于革命空谈。他根本不去评论西藏的政治事件,他只是拿起放大镜,去详细检查许由文章中的词 句是否足够符合纯粹的革命主义。能够有比这个态度更本末倒置吗?
我说鲍迪埃几乎一句也没有谈到西藏,但是他毕竟有一句的:不论对大汉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主义,还是藏族的新资产阶级民 族运动,我同样持反对态度。可惜这句话只会使他继续失分。中共也是这样说的! 不管许由的文章有什么缺陷,他至少有一点是说对的:
不去区分不同的敌人---主与次,缓与急,轻与重,这其实是最糟糕的左派幼稚病。他们也恰恰完全忘记列 宁的忠告:必须区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必须首先谴责前者,并有限度地赞助后者的反抗。只有左翼在现实的反抗压迫中站对立场(哪怕是临时性的立场),才能恢复社会主义的信誉,才能有资格代表各种不同的被压迫者的共同反抗。尤 其在今天的中国,当官方宣传完全蒙蔽群众的时候,左翼更应该首先揭露官方宣传,而不是对达赖和中共各打五十大板。

鲍迪埃的错误不过是重复从前的宗派主义者的错误而已:后者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左翼只能够同时反对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因为两者一样坏。托洛茨基的许多 文章对此已经作过有力批评。[4] 表面上这种立场很革命,其实也是革命空谈。不幸的是,今天仍然有自称的革马派认为,对 的是这些人,错的是托洛茨基。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

但更令人担心的是,鲍迪埃在结合阶级,结合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衰亡,来理 解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之后,竟然承认他不清楚西藏人民是否已形成为一个“民族” !对于西藏问题,百家争鸣,要有一致意见很难。但是,几乎没有人否认西藏是一个民族,连不清楚西藏人民是否已形成为一个“民族” 都很少。不管你使用什么定 义,都不难确定藏人是一个民族:斯大林〈马克思与民族问题〉那个清楚而僵硬的定义也好,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中比较弹性的定义都好。可是,我们的鲍迪 埃却不知道!我大胆推测,他不会不承认汉人是一个民族罢﹔果如是,那么他实际上就等于说,汉 人是民族,那当然享有一切民族权利啰。而藏人...,不知道。应该让藏人享有民族自决权吗?嗯,抽象来说,如果是民族,就应该享有,如果不是,就不应该享 有,但..我真的不知道...。汉人在对藏人进行民族压迫吗?嗯,不知道...可是这有什么意义?这个不重要!对准那种要统治者『改良』的假革命派开火, 才顶顶要紧!

可怜的藏族工农啊,你们的解放事业,唯有等待鲍迪埃的汉族革马派完成他们的革命之后了---如 果真有这一天。

宗教化的
马克思主义

鲍迪埃提醒我们,民族自决权不是什么超历史超阶级的无上命令,而是因为只有这 样才符合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这又是空话。我们把任何一个概念放入鲍迪埃的公式,都讲得通:
 
工会不是什么超历史超阶级的无上命令,而是 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先锋党不是什么超历史超阶级的无上命令,而 是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社会主义不是什么超历史超阶级的无上命令, 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阶级解放不是什么超历史超阶级的无上命令, 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而任何概念都讲得通的理论公式,其实就是什么都讲不通,就没有任何行动上的指导作用。
 
没有什么是超历史的,包括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因为工人阶级本身同样不是超历史的。它本身按照不同的阶层、性别、种族、宗教,严重分化为不同的部份和层 次,彼此之间的局部利益/切身利益,有兼容的地方,有矛盾的地方,也有处于两种 状况之间的模糊的地方﹔同时,工人阶级的不同组成部份的各自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之间,同样有兼容的地方,有矛盾的地方,也有处于两种状况之间的 模糊的地方。任何现实的工人阶级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矛盾的集体。斯大林主义的对付方法是干脆拒绝承认这个事实,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名堂来否 定工人阶级的各个不同部份的局部利益和矛盾,然后再用它那个来作为工人 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天然体现者,最后结论就是...一党专政。真正的革马派跟斯 大林主义理论没有共同之处。他们承认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这个事实,而且只要不是真正同社会主义纲领有根本矛盾,就尽量承认工人阶级的不同组成部份的各种局 部利益,不论是性别的、种族的、不同阶层的等等,并把它们纳入我们的纲领,努力为之奋斗。民族自决权也一样。在特定环境中,这些局部利益跟全部利益有时会 发生冲突----这是可能的,有时甚至是必然的。那么在这个特定环境中,社会主 义派不得不为了保帅而弃车。但是,如果社会主义派认为有这样的情况,必须提出具体、大量的事实根据,而不能限于抽象说理。但在今天的西藏,根本没有这种冲 突,根本不是藏人已经享有民族自决权并且在一个危及中国劳动人民利益的方向上运用它。相反,藏人完全被压制,他们根本被剥夺了权利,他们甚至连讲一下都是 犯罪。所以,有关民族自决权,我们不是讲得太多,而是讲得太少。可是,鲍迪埃在这个关头,他不去支持藏人的民族自决权,反而百般矮化它:民族自决权不是什么超历史超阶级的无上命令不知道藏人是否一个民族。这几句话其实是说:民族自决权没有什么了不起,它只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工具,如果工具不 好使,我就随便丢弃你。就这样几句话,鲍迪埃把藏人的民族自决权轻易否定了,以背向着受压迫的藏人了。如果藏族工人聆听了这些革马份子的教诲,他一定这样 回答他们:谢谢你们的工人阶级解放。可是我们不打算做你们的工人 阶级解放的工具,何况你们比我们还更自身难保。我们还是先管好我们的民族自决 权比较现实一点。
 
结语

鲍迪埃的不是什么超历史超阶级的警告,本身才是超历史超阶级的。他的工 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也比较多像天主教的天堂,不是一种现实的工人阶级从现实斗 争中发展出来的东西,而是一种脱离现实,悬于空中的未来理想世界。事实上,宗派主义往往呈现出宗教化倾向[5]。怪 不得托洛茨基觉得有需要在过渡纲领中,特别辟出两章,谈完机会主义再来谈宗派主义。我们不妨重温几句:
 
在宗派主义者看来,准备革命就是使自己相信社会主义之优越。他们主张不理睬""的工会,即,不理睬几千百万有组织的工人。好像群众还能够生活在实际阶级斗争 底环境之外似的--他们对改良派组织的内部斗争淡然置之--彷佛我们不干预群众的日常斗争便能够争取他们过来似的--他们拒绝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法西斯 主义之间作一区别--彷佛群众在任何方面都不会觉得有所不同似的。
 
宗派主义者只能分辨两种颜色:红和黑。他们把实际简单化,为的使自 己不受诱惑。他们拒绝在西班牙的交战阵营间来一个区别,所持的理由就是这两个阵营都有一种资产阶级的性质。他们拿这同样的理由认为必须在日本和中国战争中 保持中立。他们拒绝否认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有原则性分别,而且为了苏维埃官僚采取反动的政策之故,他们拒绝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以保卫十月革命所产生的 新的财产形式。他们自己不能找到门路接近群众,却拼命骂群众不长进以致没有革命的观念。
 
这些无生气的政治家们,一般地都用不着那一座以过渡要求为形式的桥 梁,因为他们根本无心跨到彼岸去。他们只是在一个地方鬼混,以反复背诵那千篇一律的贫乏而抽象的词句为满足。在他们看来,政治事变是一个评论的机会而不是 一个行动的机会。[6]
 
如果鲍迪埃值得认真对待,那是因为,今天难得有人还愿意站在革马立场去看问题。但是革马的路是歧路又歧路,起点走错,就往往难以回头。何况,今天的环境本 身就最容易使人朝宗派主义走的环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公开而认真的辩论的传统,缺乏国际经验,孤立无援等等。(当然,还有祖巴托夫们有意无意地促进着极左主义的发展,以便浑水摸鱼。)但是,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认真对待鲍迪埃的批评,认真进行辩论,就是创造条件的第一步。
 
2008531
 


[1]〈是行動的戰略不是揣測-給中國同志的信〉,1932103日,〈論中國革命問題〉。
[2] 〈論中日戰爭致里維拉的信〉,1937923日,〈論中國革命問題〉。
[3]所謂 行動,是廣義而言,並不單指某些具體動作。
[4] 「日本既是帝國主義國家,中國既是帝國主義下的犧牲者,我們就應站在中國方面。中國的愛國主義是恰當的和 進步的。將這兩個國家置於同一平面上而說什麼「社會愛國主義」,——那祇有那種人做得出來,他們未曾讀過列寧著作。」〈論中日戰爭致里維拉的信〉,1937923日, 〈論中國革命問題〉
[5]英文 的sects, sectarianism (宗派,宗派主義),其原意就是指宗教上的各個宗派。
[6] 〈過渡綱領1819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