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階級退卻?
——評許由《談談西藏——左翼的看法(上)》

 

鮑迪埃

 

 

以苦諫消解人民對統治階級的敵意

 

   “國民黨自己也做了很多錯事,這是近年來中國人民怨聲載道的其中一個原因。”

   “希特勒應該對它的對外政策來個反思,而不是只知侵略……長遠而言各國人民只會越打壓越起而反抗。”

 

  以這種態度說話的人,我們只能說他 對反動派“恨鐵不成鋼”,客觀效果則是為反動勢力開脫。他不把批評的對象當作敵人,而把反動統治的惡果歸咎於“做了錯事”,不懂“反思”。如果它的統治不 變,但改變一下統治手法,把事情“做對了”,或者學會明智地、慎重地、溫和地、深謀遠慮地統治,就不會“把事情搞得一團糟”,以至於激發起人民的反抗。這 樣的作者,可能是“激進反對派”,但本質上是站在統治者立場上的“苦諫派”。


  這兩段話其實只是把許由的文章《談 談西藏——左翼的看法(上)》的開頭稍加改動而已。對照許由的原文,這些“並非以謀士資格來提出”的建議,其荒誕之處會明白得多:

 

   “中共自己也做了很多錯事,這是近年來藏人民族主義高漲的其中一個原因。所以,中共應該對它的整個西藏政策來個反思,而不是只知鎮壓。繼續這種政策只是 揚湯止沸,長遠而言藏人民族主義只會越打壓越高漲?”

 

  難道這不是在向人民暗示:“如果統 治者謙虛謹慎,通情達理,能聽進我們的話,那就說明它有救,它在進步,值得尊敬,我們可以甚或應當接受它的統治”?


  很難讓人相信:一個共產主義戰士會這樣看待統治階級——對階級統治隻字不提,孤立地談論統治手法,而不是從統治者的階級屬性和歷史進程來分析它的行 為,指出其所作所為的階級本質和利益動機,卻把統治者的鎮壓、誣衊等等司空見慣的統治手法說得好像只是“不理性”、“一時糊塗”、“做錯了”。似乎它本來 可以把事情“做對、做好”,可以不鎮壓,不造謠,“公允”地進行統治,冷靜地坐下來跟任何對手握手、談判,等等等等。似乎統治者的思維和行為是獨立的、中 性的,超乎它的階級屬性和統治地位。


  假如這不是在製造煙幕彈,不是在努力消解人民對統治者的敵意,滋長人民的幻覺,那又是什麼?


  的確,統治者很可能表現得愚蠢,短視,其言行舉止可能令人憎恨,或令人發笑。但我們的任務並不是忠告它“再這樣下去人民會討厭你,嘲笑你,看不起你, 甚至推翻你”。我們永遠不要忘記:統治階級未必愚蠢,而再愚蠢的統治階級仍是統治階級,是勞動人民的敵人,也是你的敵人;事實上統治者捍衛自身利益的經驗 遠比被統治者來得豐富,能力也強得多;它在分化或鎮壓勞動人民的時候並不愚蠢;統治者即使到處碰壁,甚至“不知人間何世”,但它在維護自身利益這個最根本 的方面,遠比被統治的勞動人民,也比多數所謂“左派”來得固執,來得堅定,來得強硬,也更懂得變通、耍手腕。


  作者自己在文章裏也談到中共如何給予香港“中度偏低的自治”,以及向臺灣承諾一定的自治權:“
香港的行政首長頭上沒有黨委指手劃腳”;“中共為了向臺灣招手,不是提出一個中共不駐軍、讓臺灣 保留自己的軍隊的一國兩制方案嗎?……連‘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立場中共也可以接受”。作者進而分析道:“中共一口拒絕達賴……。它的強硬,原因只有一個:臺灣 還沒到手,硬來隻會徒然為台獨助選;而西藏已經吃進肚子,中共可以為所欲為。


  這清楚表明,中共根本不是作者所謂的“只知強權不講道理”,或不懂變通,相反,它很講實際,懂得在不同情況下採取不同策略,也能夠作出種種讓步。需要 補充的僅僅是:它是根據統治階級自身的利益和實力來採取這種種策略的。


  許由說:中共“不應該繼續罵達賴為農奴制總代表”,否則會“讓人覺得是純粹謾駡”。那麼,應該把達賴罵成什麼?罵成“資產階級自由派”或“帝國主義走 狗”?既然許由知道“
中共最 有資格看到……達賴要……復辟農奴制幾乎是不可能的”,那麼,他就應 當順理成章地揭露:為何中共仍要那麼罵?這並不是因為它“謾駡成性”,而是因為它自信有能力控制和引導國內人民和輿論,有過去的“革命老本”可吃,也一直 在向西藏“輸血”,它要在人民面前表現自己(至少曾經)是“進步的解放者”,是西藏人民的恩人,而達賴才是西藏人民的敵人!


  可許由並不如此,他軟軟弱弱、小心翼翼地規勸道:“你不該這麼罵呀。你明知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在一連串忠告之後,作者意猶未盡,轉身又向達賴提出忠告:

 

   “如果達賴真的相信民主,真心拋棄政教合一,他應該現在就做,現在就廢除流亡政府憲章這一條,不必等那個不知何年何月的回藏之日。達賴雖然很有公關手 段,因此很得西方政客的讚賞,但是到現在他還沒有根本放棄政教合一,無論如何說不過去。”

 

  作者盡其所能地培養人民對統治者的 幻想,還嫌不夠,又繼續培養人民對達賴的幻想。


  假如歷史的車輪都能沿著苦口婆心的忠告者們指出的路子駛下去,假如從古到今的統治階級都能吸取忠告者們如此公允的、開明的建議,那該多好!這世上哪會 爆發大大小小的戰爭,哪會有種族清洗,哪會有拘禁流放暗殺虐待,哪會有人餓死,哪會有血汗工廠黑心老闆寡頭獨裁,哪會有你死我活的紛爭……和諧社會指日可 待矣!


 

束 之高閣的馬克思主義
 

  “如果達賴真的相信民主”……我不 知達賴是否真的相信,但顯然,作者自己是“真的相信(資產階級代議)民主”。通觀全篇,自命“左翼”的許由的立場,最多夠得上“激進自由派”。他完全拋開 階級,熱衷於抽象地談論民主,並以此為“進步”尺度,衡量種種政治力量:

 

   “今天的達賴處處顯得比中共進步、開明,實在不簡單是因為公關技巧,而是歷史發展的法則:一個統治集團不受到基層人民的制度性約束與挑戰,無論它當初怎 麼進步,它的墮落必不可免。這適用於從前西藏的政教合一的農奴主政權,也適用於今天中共。”

 

  我們不禁要問:哪個統治集團會真心 誠意接受“基層人民的制度性約束與挑戰”?歷史上,什麼樣的統治集團其墮落是可以“避免”的——奴隸主階級?貴族?地主?國王?皇帝?……他們受到“基層 人民的制度性約束與挑戰”嗎?或者正因為沒有,才“墮落”了?資產階級呢?是否受到“基層人民的制度性約束與挑戰”?如果有,是否它將免於“墮落”?…… 馬克思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學說哪去了?階級鬥爭學說哪去了?


  作者的這段話等於是說:中共如果能 向達賴學習,與時俱進,它就能不孚眾望,在“國際社會”上跟達賴較勁時也不會落在下風了。


  中共可以這樣回答你:我當然希望可以從“國際社會”得到好處,我也一直千方百計這麼做,包括改善形象,賺取盡可能多的政治籌碼;從我以及我所代表的階 級利益來說,這本來就是我的任務;但如果“國際社會”有損於我的利益,那麼該強硬時我還得強硬,這同樣是為了我以及我所代表的階級的利益;何況“國際社 會”未必能奈我何。
1989年事件,我不也撐過來了嗎?

 

  許由說:“中共因為太害怕被人革命,所以拼命消滅一切言論自由和 黨內反對派而它成功之日,就是它開始歷史大倒退之時,因為它整天 所聽到的只是自己的回聲,不 知人間何世。


  中共是從一誕生就“太害怕被人革命”的嗎?難道早在
1930年代,作為革命黨的中共不是已經在厲行限制“言論自由”和消滅黨內反對派了嗎(延安整風時期達 到高峰)?“成功之日”指的是什麼?1949年?難道這以後中共就“開始歷史大倒退”?難道五十年代中期的“社會主義改造”也算大倒退?


  作者完全拋開了評判“社會進步”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辯證的,或歷史的觀點。傳統的托派思想對他來說也沒有了用武之地。他孤立地運用種種“民主原則” (民主/專制;法制/黨治;自治/偽自治……)作為尺規,結果,文章裏充斥著自由派的濫調(“客觀、理性的中國公民”、“專制主義”云云”),而對
49年後的西藏歷史 的分析,也顯得相當粗糙。

 

自 由派的濫調
 

   “中共又沒有司法獨立和公平審判……中共的法律觀念始終停留在中古時代,搜集證據胡搞一通,不加區分思想言論與實際行動,以言入罪還強辯是依“法”辦 事。人身保護令、無罪推定、被告的緘默權利、不可叫被告自我指證、被告有得到律師協助的權利等等、這些國際公認的法律公正原則,不是一紙空言就是連空言也 闕如。這又怎能消除別人對中共司法制度的疑慮呢?”

 

  作者貌似公允實則溫和地批評統治者 “法律觀念始終停留在中古時代”,但絕對不想指出:這正是出於統治者自身利益的需要。但中共並不是在任何問題上都滿腦子“中古時代的法律觀念”,比如一般 的民事案件、商業案件,中共就未必插手。作者的這一批判,事實上忽略或回避了中國的社會性質:官僚資本主義社會仍然是資本主義社會,在很大程度和範圍內需 要“公正”的法律,或者說,資本主義社會註定了會有大量糾紛並且要通過法律這一“正常途徑”來解決,“黨委”包辦不了一切。


  文章裏濫用空泛的“進步”詞句,尤 其是自由派的詞句,達到了令人不能忍受的程度,這表明作者思想的嚴重退化。莫非作者認為,目前使用自由派的理論武器和詞藻來批判中國社會已經是“進步”和 “足夠”的了?


  許由曾經批判過自由派的走資理論事實上助長了官僚化公為私,並加劇了對工農的剝削。今天的自由派在階級利益上已更為自覺。當自由派把中共稱作且僅稱作 “專制主義者”的時候,它兜售的是一整套思想武器,它在把自己妝扮為奉行“普世價值”的進步潮流的代表,“反封建的旗手”、“民主鬥士”等等。如果許由認 為“反專制主義”是我們的首要目標,當前的唯一目標,其他一切必須擱後,那麼請問:毛時代的中國難道不是“專制主義”?前蘇聯不是“專制主義”?你的“反 專制主義”立場跟自由派到底有何區別?


  不應當落入這樣的圈套:權力制衡總比現在這種不受制約的權力好吧;公平審判總比現在官僚可以輕易地操縱法庭來得好吧;言論自由總比隨時可能被以言入罪 好吧……總之,我們先追求資產階級代議民主,再談工人革命或其他。果真如此,作者打算將“不斷革命論”置之何地?難道作者不懂:在落後國家裏,專制獨裁是 常態,資產階級民主即便存在,也大打折扣。“革命左派”難道不應當利用每一個機會揭露:較弱小的資產階級更難於調和階級矛盾,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和的利潤, 更傾向于加強鎮壓機器,更嚴厲地控制和剝削人民,實施露骨的階級壓迫;“民主”、“自由”的潤滑劑,對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來說只是一個奢侈品(對處於危機 中的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同樣如此)?


  也許作者當真相信“政治自由主義是進步的”,甚至是革命的,經濟自由主義才是反動的?但這種區分更多地只有理論上的意義。在大陸,兩者並非涇渭分明, 在多數自由派那裏倒是相輔相承,甚至融為一體,在“黨內開明派”當中也是如此。


  必須從階級力量和實際的歷史進程來看待這些“進步要求”或改良要求。在向人民宣傳和鼓動的時候,除了必須揭示代議民主的資產階級屬性及其局限性之外, 還必須指出:資產階級民主的實現程度,首先取決於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需要,其次取決於工人階級擁有的力量。中國的主流自由派事實上相當保守,同時又相當精 明。他們不是僅根據經典理論來表述自己的“民主要求”,而是不停地估量本階級利益的需要和前途,隨時“修正”自己論述和宣傳的內涵。在鼓吹憲政民主的同 時,自由派並沒有忘記要密切防範所謂“民粹主義”或“多數暴政”。這一切完全出於非常現實的階級利益的考慮——如何一方面從“專制主義者”那裏奪取或分享 到政治權力,另一方面又不使之旁落到被統治階級手中,或者說,如何儘量地使人民在社會將來可能轉變為多党制時只享有實際效用最小的權利。


  當然可能存在著一部分比主流自由派要“徹底的、進步的”自由派,但在實際鬥爭中,它不起決定作用,僅有助於為民間資產階級賺取政治資本。資產階級在不 需要自己“激進的一翼”時,可以輕易地將之拋棄或邊緣化,在觸犯到自身利益時則毫不客氣地予以消滅。如果“革命左派”不去努力打消人民對這些“中立者”、 “進步者”、“開明派”的幻想,反而無批判地贊助他們的“進步性”,其結果就是麻痹人民的思想和意志,一方面擱置階級解放的歷史重任,另一方面則對階級敵 人隨時可能揮動的屠刀喪失警惕。


  “進步自由派”或其他“中立者”可以不停念叨一整套教義,隨時拿“民主”、“進步”的尺子給各種政治勢力度量身高,可以全然不理現實的進程,階級鬥爭 的規律及其成敗。他們和他們所代表的資產階級一樣,已身處“歷史的終結”。我們的“革命左派”是否打算步其後塵?

 

對西藏現代史的簡單化理解

 

  托派對蘇中之類“社會主義國家”政 權性質的分析,是獨到的、立足于馬列傳統的分析。它一向以來繼續和發揚這一傳統,對中國革命歷程及其演變也做出很多符合實際的、深刻的判斷,對新一代的共 產主義者有很大貢獻。可惜這個傳統正在不知不覺中被磨損,被拋棄。許由的這篇文章就是例證。他全然不理會史達林主義黨“既革命又反動”的特徵,不持以分析 它對待西藏和西藏人民的政策變遷,僅貼上“專制主義”標籤就草草了事。他也幾乎不談西藏的階級關係演變,從頭到尾只談“民族壓迫”。


  許由引用王力雄的論述,想必他讀過 王的著作(比如《天葬》)。王的著作為我們提供了大量有用而詳盡的資料,儘管他自己不能連貫地理解中共統治手法的變遷(作家唯色的著作也是如此)。托派理 論本來極有助於解釋這段歷史,但許由完全做不到,結果跟自由派一樣,只能得出籠而統之的、漫畫式的結論:一切都是毛或中共的“專制主義”惹的禍。

 

   “過去50年的西藏與中央關係史就是不斷在賜福與賜禍之間迴圈, 而且是賜禍的時候多。……”

   “文革期間,許多無辜藏人受到政治鎮壓,藏人的文化與宗教幾被破壞殆盡。即使砸爛寺院大部份出自藏人紅衛兵……(但)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是中共的國家 機器的半神領袖毛澤東、有計劃地發動起來的。不論直接的壓迫者是誰,是漢人還是藏人,總之藏人受到壓迫,其宗教與文化被大肆破壞,這個客觀後果的總負責 者,毫無疑問,是中共的專制主義。……(《自治法》)是對它的民族壓迫的肯定,儘管程度上比較文革顯著減少。”

 

  毛派完全可以這樣反駁:毛澤東發動 紅衛兵,正是為了打倒欺壓人民的“走資當權派”。文革中的大量壞事都是高幹紅衛兵和各地官僚子弟組織的紅衛兵幹的,但都嫁禍給了造反派紅衛兵。


  西藏也是如此。從王力雄和唯色的著作中可知:造反派紅衛兵雖然參與“破四舊”,但“
更多是在那些磕長頭的人身上貼標語,說他們的行為是封 建迷信……有時去寺院騷擾一下也是有的……但對於紅衛兵來說,即使砸寺院也並非亂砸一氣,像沙拉寺附近的一座小寺院,我們去砸的時候都一一作了登記[1]。 大規模砸毀寺廟、批鬥喇嘛和舊貴族的,主要是居委會組織的紅衛兵和群眾。他們與造反派紅衛兵是相對抗的,是保衛“當權派”的。西藏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的實 權掌握在軍委手中,因此造反派紅衛兵的矛頭一開始就指向西藏軍區司令員兼西藏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張國華等人。結果軍隊迅速介入鎮壓,同時支持其他“當權 派”和“保皇派”(“聯指”)攻擊造反派。這跟青海、內蒙的情形相似。而在其他省份,造反派最初攻擊單位機關和地方政權時,軍隊尚未介入。


  西藏的居委會擁有極大勢力,其中有大量在“翻身解放、憶苦思甜”的政治運動中培養起來的“積極份子”,包括原先被壓迫的農奴,和許多善於在政治上跟風 和充當打手的投機份子。這一點最足以表現官僚化了的革命黨的雙重特徵:它在訴諸革命行動,包括“發動群眾”時,也傾向於採取自上而下的手段,在打擊、消滅 舊統治階級的同時,為自己培養政治僕從,從而使革命行動帶上混亂、“過火”甚至反動的特徵。


  因此,要籠統地說“藏人受壓迫、宗教文化受破壞,是中共的責任”,歸根到底沒有錯,但包含著許多認識上的誤區。應予譴責的是文革進程中的全套毛式手 法,但對造反派紅衛兵,卻必須區別對待。其中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投機份子,變節份子,但各派紅衛兵確確實實地主要依照政治地位和階級層份組織起來。毛試圖以 底層造反派作為自己的工具,底層群眾則懷著真正的階級義憤起而打擊官僚統治。在混亂乃至虛假的“階級鬥爭”口號下,存在著慘酷激烈的、血淋淋的、真正的 “階級鬥爭”。


  西藏文革中也是如此,工人和造反學生是站在一起的(即“造總”),地方幹部包括軍隊則站在他們的對立面。“親不親,階級分”是當時組織和鬥爭的實際原 則。唯色的訪談也表明,當時幾乎不存在民族問題
。總之,許由讓“紅衛 兵”也負起民族壓迫之罪,這顯然掉進了官方和自由派挖下的陷阱。到了今天,甚至部份自由派也已意識到以往對文革認識之片面,而把紅衛兵造反運動稱作“反官 僚反專制”的民間起義,引為民運的先聲。許由呢?還是原地不動。


  因此,許由談到應予藏人宗教自由時所作的論述——“
中共曾經通過紅衛兵暴力消滅過西藏宗教,但是,20年後,西藏宗教卻以加倍的吸引力捲土重來”——是含糊的,因為“破四舊”或“消滅西藏宗教”,本來都不是統治者的目的;而西藏宗教的復 活也不是植根於它本身的吸引力,相反,跟中央在“撥亂反正”後為重建統治秩序而大力扶持宗教有關,秩序重建還包括給予舊統治階級以優渥的待遇和崇高地位 ——相對於他們,以及藏官集團,一般人民的地位事實上下降了。


  對破壞西藏宗教和文化、砸毀寺院、批鬥舊統治階級的行為,應當予以譴責,但仍需以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解釋和看待它:不管是西藏農奴制被粉碎之後,還是
1950年代中社會 主義改造完成之後,舊剝削階級作為階級事實上已被消滅,不再是統治階級,多數人已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批鬥他們,甚至通過劃分“階級成份”來對他們的後 代進行刁難和壓迫,並不是“階級鬥爭”的需要,根本是源于高踞全社會之上的官僚層分化人民、轉移社會矛盾、強化鎮壓機器和製造恐怖的統治需要。文革中,因 為“成份不好”而備受歧視的這部份底層人民,尤其是青年人,也是造反派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民 族自決權和階級解放
 

  許由對西藏獨立或自治權的言論,就 落在這種孤立、抽象、片面、非歷史的分析圈套中:

 

   “西藏人享有真正的自治權就是最起碼的權利,否則無法實現民族平等……從鄧小平時代開始,中共的確逐漸把西藏的漢人幹部減少到只占小部份,治藏幹部以藏 人為主。但是這頂多可以說,中共成功地培植了西藏土生的、且聽命于北京的官吏統治集團。如果向藏人示威者開槍的,是藏人警察而非漢人警察,這個事實不能證 明藏人有真正的自治,只說明藏官是北京的傀儡。”

 

  王力雄則這樣分析:“在鎮壓過程中藏族警察開槍的勇氣和決心比他們的漢族同 事要大得多,因為他們沒有民族包袱。”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藏人警察未 必是在收到漢人官員的鎮壓命令後才開槍的。換言之,藏人警察不盡是“北京的傀儡”,藏官和北京的關係也比許由所認定的要複雜得多。如果說藏官和藏警在壓迫 藏族人民時沒有“民族包袱”,那麼假設西藏獨立並實行了“多元政治”,他們在鎮壓人民時同樣不會有這個包袱。


  “民族壓迫”是許由唯一關心的問題。他沉溺於論證“中共對藏族是否存在民族壓迫”,就像沉溺於“(代議)民主”一樣:你民主了嗎?還沒?那就請跟上潮 流吧……至於民族和階級問題有無關係,有何關係,完全看不出。他只關心他的政治結論:無條件地擁護民族自決權——這是他唯一超出中國多數自由派的“開明” 之處。他以此為滿足,因為這能證明他自己對“民主”的信奉是徹底化的,最最真誠的,決不偏心的。此外,他也提供了一個個折衷方案——“落實自治權”、“一 國兩制”、“講自治,應該至少像香港那樣”,等等——供達賴和中共參考。


  要說一國兩制或民族自治,同樣“專制主義”的毛澤東有理由宣稱自己比鄧小平和許由都開明,都徹底:為十八軍進藏而制定的《進軍守則》表現出對西藏統治 現狀相當尊重的態度,實際執行中也是如此;農奴制原封不動保存下來;西藏上層一直是備加禮遇的“統戰”對象。王力雄就指出:“
西藏與中國的‘一國兩制’是從一九五一年就已經實行, 在維持了八年之後,最後以戰爭和流血告終”,“中共剛進藏的幾年被有些研究者視為北京與拉薩的‘蜜月’。"《十 七條協議》雖然由中共單方面擬定,有“不平等條約”之嫌,但中共“對西藏政府拖延或拒不執行《十七條協議》也以睜一眼閉 一眼的態度對待”。1956年,“中共許諾六年之內不搞觸及西藏傳統制度的改革。周恩來 甚至對達賴允諾,如果六年後還沒有準備好,可以把這個時間再延長五十年"[4]。當時,還帶有強烈革命意識的駐藏軍人、幹部和國家職工對西藏“窮人多、壓迫多、神靈鬼怪多” 相當看不慣,“他們作為革命 者,卻被要求對那些‘剝削者’表示尊敬,對此他們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抵觸。即使在中共高層,也有對這種‘混淆階級陣線’的‘統戰’表示不耐煩的。[5]


  總之,為了避免“民族壓迫”,作為革命黨的中共在進藏後的近十年中對西藏農奴被壓迫的現實幾乎無所作為,更不要說“輸出革命”的念頭了。“專制主義” 標籤 在此幾乎沒有用武之地。


  許由援引一位西藏人的話“漢人的苦難跟藏人無關,但藏人的苦難跟漢人有關”來為藏人的民族主義情感辯護。但這幫不了他什麼忙。我可以理解、尊重這種感 情,這種看法。但必須指出:一、藏人的苦難同樣跟藏人有關,不管是過去的農奴制,還是“撥亂反正”後重新作為統戰對象扶植起來的舊統治階級、“本地化的公 務員們”對藏族人民的壓迫;二、藏族農奴的解放跟漢人有關(這是事實,既不是要為過去或現在的統治者辯護,更不是希求藏人對漢人感恩戴德,也不是在否定民 族自決權);三、藏人受到的新的壓迫,跟中國本身的資本主義復辟有關,受害的不僅是藏人,還有廣大的漢族工農。這方面,西藏和拉薩的現狀,不論在中國顯得 多麼特殊,本質上則相同。西藏自治或獨立,都不能改變這一點。


  如果毛的“一國兩制”以戰爭和流血告終,多年的統戰調子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那麼,憑什麼許由所提議的“一國兩制”能夠持續並導向進步?許由和毛的共 同點在於:他們以為歷史會按照自己所設計的方案一步一步來演進。可惜階級鬥爭的步調並不依循官僚或民主派訂下的拍子。對許由來說,只要手上攥著“民族壓 迫”和“民族自決權”的尺子,就足以理解和解決一切民族問題,或者就算不理解也足以應對民族問題,就像攥著“專制主義”的尺子衡量中共一樣。民族問題對他 來說很簡單(儘管他可能認為別人的理解才是簡單化了):哪個“民族”要獨立,我表態“無條件地支持民族自決權”,就一切OK,其他不再是問題,或者統統是 次要的問題。就算階級壓迫絲毫沒變,那也沒關係,反正我的政治任務完成了。

 

  離開階級,離開資本主義的發生、發 展和衰亡,就不能理解現代“民族”和民族國家(甚至王力雄也很注意西藏問題如何受制於“當今世界的主權體系”)。王力雄清楚地看到藏族本身的階級分化,甚 至聲稱:“藏人不再是一個同 質的概念,已經有不同的甚至彼此對立的藏人。他們是不能以‘西藏人民’或‘西藏民族’幾個字就可以囊括和說明的。……藏人再也不會回到以往那種一體的狀 態,他們分裂為不可彌合的不同集團。"[6] 這種觀點極可能遭到藏獨份子的反對。事實上,王的觀點也不盡正確。農奴制下的西藏存在“不同集 團”嗎?“解放後”及文革中的西藏呢?……分裂為不同集團的民族,仍有可能在民族主義旗幟下為“獨立”而戰。最受壓迫的群眾也可能在這一旗幟下被集合起 來,投身於運動,儘管舉旗者是壓迫他們的另一集團。


  但是自命“左翼”的許由卻對階級分化和“民族國家”毫不關心,僅僅在篇末附帶式地提到“階級”和“左翼”:

 

  今天,西藏已經變成近現代多種階級並存的、資本主義主 導的社會,除了數量最多的個體農、牧民之外,還有富裕農、牧民,工商小資本家,官吏集團,企業工人等等。……如果有真正的政治自由,貧富與階級利益的不同 和衝突必然表現為政治上的多元性。……如果有真正的政治自由和民主選舉,必然分化出至少好幾個政黨,也必然會產生親中共的西藏政黨,而不會讓達賴的支持者 一党獨大。……一旦回到政權問題,藏官集團一定不會甘心情願地、不經鬥爭就向流亡政府拱手相讓權力。說不定在這個自由環境中,一個立足勞動人民的世俗化左 翼黨也能夠慢慢發展……

 

  階級分化不值得關注和憂慮,相反, 這種分化帶給作者以“民主”的美好想像。許由不無憧憬地為這個“自治民族”設計了一個“多元政治”安樂窩,給每個人、每個階級、每個集團都分一顆糖果—— 中共和達賴都不會有什麼損失,不同利益集團其樂融融地接受這個“自由環境”,文雅或文明地相互鬥爭。“進步自由派”自然會點頭認可。“左派也不是沒有甜頭 啊”,作者說:沒准會出現“一個立足勞動人民的世俗化左翼黨”……這總比目前大陸上沒什麼自由、不能結党結社、完全打不開局面的尷尬境地來得好吧!


  “民族自決權”或“自治”只與“民族”有關,而與“勞動人民”無關,與階級無關。假如要探討獨立或分離對西藏勞動人民有無好處,或者對工人運動有什麼 影響,那對作者來說,像是在“談條件”。但許由自己分明已經假設了分離或自治可能帶來的好處,就是一個面目模糊的“立足勞動人民的世俗化左翼黨”的出現。 對一個長期在孤獨中前行,始終難以打開局面的革命小團體來說,這真是一個難以抵擋的誘惑!


  急於“打開局面”的結果,就是或多或少地沖淡本團體的政治色彩,甚至模糊自己的階級基礎和階級原則,不自覺地保守化。在階級語言無人傾聽和呼應的年 代,這種誘惑只會日益增強。而形形色色的改良主義語言無疑會有更多聽眾,並夜以繼日地侵蝕“革命左派”。強求“打開局面”的結果,就是本末倒置,從而強化 團體、派別的本位利益,而不是努力將之結合於工人階級的利益。


  應當聽聽托洛茨基的告誡:改良主義者在群眾消沉時期會如魚得水,革命者則如涸澤之魚,而在群眾運動蜂起之際,情形將倒轉過來。這跟“消極等待”、“無 為”的宿命觀沒有關係,而是意味著:在階級原則上退讓,含糊其辭,不僅無用而且有害。

 

  我沒有能力作出結論。我也不清楚西 藏人民是否已形成為一個“民族”,東藏及其它地方又如何。要表態的話,那麼當然,原則上應“無條件支持民族自決權”。我們應當支援各族勞動人民的民主權 利,包括民族自決權。但是,不論對大漢民族主義,中華民族主義,還是藏族的新資產階級民族運動,我同樣持反對態度。我們仍要記住:脫離階級解放的目標去空 談“民族自決權”,是毫無意義的;列寧之所以激烈地捍衛“民族自決權”,並非因為它是什麼超歷史超階級的“無上命令”、“普世價值”、“時代潮流”,而是 因為只有這樣做才符合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它是工人運動本身的要求,目的是通過對被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的支持,促成彼此的團結。它是推翻一切階級剝削、從 而結束一切民族壓迫的運動進程當中的一個環節,但不是“最終目標”。

 

2008523



[1] 唯色《西藏記憶》之《陶長松》,第26—27頁。

 

[2] 參見唯色《西藏記憶》。

 

 

[3] 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運》第五章《“一國兩制”的失敗》

 

[4] 《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143。轉引自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 運》 

 

[5] 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運》第五章《“一國兩制”的失敗》

 

 

[6] 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運》《第九章 神界輪回(下)》之《3、拒絕達賴的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