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阶级退却?

——评许由《谈谈西藏——左翼的看法(上)

 

鲍迪埃

 

 

以苦谏消解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敌意

 

  “国民党自己也做 了很多错事,这是近年来中国人民怨声载道的其中一个原因。”
  “希特 勒应该对它 的对外政策来个反思,而不是只知侵略……长远而言各国人民只会越打压越起而反抗。”
 
  以这种态度说话的人,我们只能说他对反动派“恨 铁不成 钢”,客观效果则是为反动势力开脱。他不把批评的对象当作敌人,而把反动统治的恶果归咎于“做了错事”,不懂“反思”。如果它的统治不变,但改变一下统治 手法,把事情“做对了”,或者学会明智地、慎重地、温和地、深谋远虑地统治,就不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以至于激发起人民的反抗。这样的作者,可能是 “激进反对派”,但本质上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的“苦谏派”。

  这两段话其实只是把许由的文章《谈谈西藏——左 翼的看法 (上)》的开头稍加改动而已。对照许由的原文,这些“并非以谋士资格来提出”的建议,其荒诞之处会明白得多:
 
  “中共 自己也做了 很多错事,这是近年来藏人民族主义高涨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中共应该对它的整个西藏政策来个反思,而不是只知镇压。继续这种政策只是扬汤止沸,长远而言 藏人民族主义只会越打压越高涨?”
 
  难道这不是在向人民暗示:“如果统治者谦虚谨 慎,通情达 理,能听进我们的话,那就说明它有救,它在进步,值得尊敬,我们可以甚或应当接受它的统治”?

  很难让人相信: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会这样看待统治阶级——对 阶级统治只字不提,孤立地谈论统治手法,而不是从统治者的阶级属性和历史进程来分析它的行为,指出其所作所为的阶级本质和利益动机,却把统治者的镇压、诬 蔑等等司空见惯的统治手法说得好像只是“不理性”、“一时胡涂”、“做错了”。似乎它本来可以把事情“做对、做好”,可以不镇压,不造谣,“公允”地进行 统治,冷静地坐下来跟任何对手握手、谈判,等等等等。似乎统治者的思维和行为是独立的、中性的,超乎它的阶级属性和统治地位。


  假如这不是在制造烟幕弹,不是在努力消解人民对统治者的敌 意,滋长人民的幻觉,那又是什么?


  的确,统治者很可能表现得愚蠢,短视,其言行举止可能令人 憎恨,或令人发笑。但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忠告它“再这样下去人民会讨厌你,嘲笑你,看不起你,甚至推翻你”。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统治阶级未必愚蠢,而再愚蠢 的统治阶级仍是统治阶级,是劳动人民的敌人,也是你的敌人;事实上统治者捍卫自身利益的经验远比被统治者来得丰富,能力也强得多;它在分化或镇压劳动人民 的时候并不愚蠢;统治者即使到处碰壁,甚至“不知人间何世”,但它在维护自身利益这个最根本的方面,远比被统治的劳动人民,也比多数所谓“左派”来得固 执,来得坚定,来得强硬,也更懂得变通、耍手腕。


  作者自己在文章里也谈到中共如何给予香港“中度偏低的自 治”,以及向台湾承诺一定的自治权:“
香港的行政首长头上没 有党委指手划脚”;“中共为了向台湾招手, 不是提出一个中共不驻军、让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的一国两制方案吗?……连‘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立场中共也可以接受”。作者进而分析道:“中共一口拒绝达 赖……。它的强硬,原因只有一个:台湾还没到手,硬来只会徒然为台独助选;而西藏已经吃进肚子,中共可以为所欲为。

  这清楚表明,中共根本不是作者所谓的“只知强权不讲道 理”,或不懂变通,相反,它很讲实际,懂得在不同情况下采取不同策略,也能够作出种种让步。需要补充的仅仅是:它是根据统治阶级自身的利益和实力来采取这 种种策略的。


  许由说:中共“不应该继续骂达赖为农奴制总代表”,否则会 “让人觉得是纯粹谩骂”。那么,应该把达赖骂成什么?骂成“资产阶级自由派”或“帝国主义走狗”?既然许由知道“
中共最有资格看到…… 达赖要……复辟农奴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他就应当顺理成章地揭露:为何中共仍要那么骂?这并不是因为它“谩骂成性”,而是因为它自信有能力控制和引导国内人民和舆论,有过去的“革命老本” 可吃,也一直在向西藏“输血”,它要在人民面前表现自己(至少曾经)是“进步的解放者”,是西藏人民的恩人,而达赖才是西藏人民的敌人!

  可许由并不如此,他软软弱弱、小心翼翼地规劝道:“你不该 这么骂呀。你明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在一连串忠告之后,作者意犹未尽,转身又向达赖提出忠告:

 
  “如果 达赖真的相 信民主,真心抛弃政教合一,他应该现在就做,现在就废除流亡政府宪章这一条,不必等那个不知何年何月的回藏之日。达赖虽然很有公关手段,因此很得西方政客 的赞赏,但是到现在他还没有根本放弃政教合一,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作者尽其所能地培养人民对统治者的幻想,还嫌不 够,又继续 培养人民对达赖的幻想。

  假如历史的车轮都能沿着苦口婆心的忠告者们指出的路子驶下 去,假如从古到今的统治阶级都能吸取忠告者们如此公允的、开明的建议,那该多好!这世上哪会爆发大大小小的战争,哪会有种族清洗,哪会有拘禁流放暗杀虐 待,哪会有人饿死,哪会有血汗工厂黑心老板寡头独裁,哪会有你死我活的纷争……和谐社会指日可待矣!

 

束之高阁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达赖真的相信民主”……我不知达赖是否真 的相信,但 显然,作者自己是“真的相信(资产阶级代议)民主”。通观全篇,自命“左翼”的许由的立场,最多够得上“激进自由派”。他完全抛开阶级,热衷于抽象地谈论 民主,并以此为“进步”尺度,衡量种种政治力量:
 
  “今天 的达赖处处 显得比中共进步、开明,实在不简单是因为公关技巧,而是历史发展的法则:一个统治集团不受到基层人民的制度性约束与挑战,无论它当初怎么进步,它的堕落必 不可免。这适用于从前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农奴主政权,也适用于今天中共。”
 
  我们不禁要问:哪个统治集团会真心诚意接受“基 层人民的制 度性约束与挑战”?历史上,什么样的统治集团其堕落是可以“避免”的——奴隶主阶级?贵族?地主?国王?皇帝?……他们受到“基层人民的制度性约束与挑 战”吗?或者正因为没有,才“堕落”了?资产阶级呢?是否受到“基层人民的制度性约束与挑战”?如果有,是否它将免于“堕落”?……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学说哪去了?阶级斗争学说哪去了?

  作者的这段话等于是说:中共如果能向达赖学习,与时俱进, 它就能不孚众望,在“国际社会”上跟达赖较劲时也不会落在下风了。


  中共可以这样回答你:我当然希望可以从“国际社会”得到好 处,我也一直千方百计这么做,包括改善形象,赚取尽可能多的政治筹码;从我以及我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来说,这本来就是我的任务;但如果“国际社会”有损于我 的利益,那么该强硬时我还得强硬,这同样是为了我以及我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何况“国际社会”未必能奈我何。
1989年 事件,我不也撑过来了吗?
 
  许由说:“中共因为太害怕被人革 命,所以拼命消灭一切言论自由和党内反对派而它成功之日,就是它 开始历史大倒退之时,因为它整天所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声,不知人 间何世。

  中共是从一诞生就“太害怕被人革命”的吗?难道早在
1930年 代,作为革命党的中共不是已经在厉行限制“言论自由”和消灭党内反对派了吗(延安整风时期达到高峰)?“成功之日”指的是什么?1949年? 难道这以后中共就“开始历史大倒退”?难道五十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算大倒退?

  作者完全抛开了评判“社会进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辩证 的,或历史的观点。传统的托派思想对他来说也没有了用武之地。他孤立地运用种种“民主原则”(民主/专制;法制/党治;自治/伪自治……)作为标尺,结 果,文章里充斥着自由派的滥调(“客观、理性的中国公民”、“专制主义”云云”),而对
49年后的西藏历史的分析,也显得相当粗糙。
 
自由派的滥 调
 
  “中共 又没有司法 独立和公平审判……中共的法律观念始终停留在中古时代,搜集证据胡搞一通,不加区分思想言论与实际行动,以言入罪还强辩是依“法”办事。人身保护令、无罪 推定、被告的缄默权利、不可叫被告自我指证、被告有得到律师协助的权利等等、这些国际公认的法律公正原则,不是一纸空言就是连空言也阙如。这又怎能消除别 人对中共司法制度的疑虑呢?”
 
  作者貌似公允实则温和地批评统治者“法律观念始 终停留在中 古时代”,但绝对不想指出:这正是出于统治者自身利益的需要。但中共并不是在任何问题上都满脑子“中古时代的法律观念”,比如一般的民事案件、商业案件, 中共就未必插手。作者的这一批判,事实上忽略或回避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需要“公正”的法律,或者 说,资本主义社会注定了会有大量纠纷并且要通过法律这一“正常途径”来解决,“党委”包办不了一切。

  文章里滥用空泛的“进步”词句,尤其是自由派的 词句,达到 了令人不能忍受的程度,这表明作者思想的严重退化。莫非作者认为,目前使用自由派的理论武器和词藻来批判中国社会已经是“进步”和“足够”的了?

  许由曾经批判过自由派的走资理论事实上助长了官僚化公为 私,并加剧了对工农的剥削。今天的自由派在阶级利益上已更为自觉。当自由派把中共称作且仅称作“专制主义者”的时候,它兜售的是一整套思想武器,它在把自 己妆扮为奉行“普世价值”的进步潮流的代表,“反封建的旗手”、“民主斗士”等等。如果许由认为“反专制主义”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前的唯一目标,其它一 切必须搁后,那么请问:毛时代的中国难道不是“专制主义”?前苏联不是“专制主义”?你的“反专制主义”立场跟自由派到底有何区别?


  不应当落入这样的圈套:权力制衡总比现在这种不受制约的权 力好吧;公平审判总比现在官僚可以轻易地操纵法庭来得好吧;言论自由总比随时可能被以言入罪好吧……总之,我们先追求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再谈工人革命或其 它。果真如此,作者打算将“不断革命论”置之何地?难道作者不懂:在落后国家里,专制独裁是常态,资产阶级民主即便存在,也大打折扣。“革命左派”难道不 应当利用每一个机会揭露:较弱小的资产阶级更难于调和阶级矛盾,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的利润,更倾向于加强镇压机器,更严厉地控制和剥削人民,实施露骨的阶 级压迫;“民主”、“自由”的润滑剂,对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来说只是一个奢侈品(对处于危机中的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样如此)?


  也许作者当真相信“政治自由主义是进步的”,甚至是革命 的,经济自由主义才是反动的?但这种区分更多地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在大陆,两者并非泾渭分明,在多数自由派那里倒是相辅相承,甚至融为一体,在“党内开明 派”当中也是如此。


  必须从阶级力量和实际的历史进程来看待这些“进 步要求”或 改良要求。在向人民宣传和鼓动的时候,除了必须揭示代议民主的资产阶级属性及其局限性之外,还必须指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实现程度,首先取决于民族资产阶级 统治的需要,其次取决于工人阶级拥有的力量。中国的主流自由派事实上相当保守,同时又相当精明。他们不是仅根据经典理论来表述自己的“民主要求”,而是不 停地估量本阶级利益的需要和前途,随时“修正”自己论述和宣传的内涵。在鼓吹宪政民主的同时,自由派并没有忘记要密切防范所谓“民粹主义”或“多数暴 政”。这一切完全出于非常现实的阶级利益的考虑——如何一方面从“专制主义者”那里夺取或分享到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又不使之旁落到被统治阶级手中,或者 说,如何尽量地使人民在社会将来可能转变为多党制时只享有实际效用最小的权利。

  当然可能存在着一部分比主流自由派要“彻底的、进步的”自 由派,但在实际斗争中,它不起决定作用,仅有助于为民间资产阶级赚取政治资本。资产阶级在不需要自己“激进的一翼”时,可以轻易地将之抛弃或边缘化,在触 犯到自身利益时则毫不客气地予以消灭。如果“革命左派”不去努力打消人民对这些“中立者”、“进步者”、“开明派”的幻想,反而无批判地赞助他们的“进步 性”,其结果就是麻痹人民的思想和意志,一方面搁置阶级解放的历史重任,另一方面则对阶级敌人随时可能挥动的屠刀丧失警惕。


  “进步自由派”或其它“中立者”可以不停念叨一整套教义, 随时拿“民主”、“进步”的尺子给各种政治势力度量身高,可以全然不理现实的进程,阶级斗争的规律及其成败。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一样,已身处“历 史的终结”。我们的“革命左派”是否打算步其后尘?

 

对西藏现代史的简单化理解

 

  托派对苏中之类“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的分析,是独到 的、立足于马列传统的分析。它一向以来继续和发扬这一传统,对中国革命历程及其演变也做出很多符合实际的、深刻的判断,对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有很大贡献。 可惜这个传统正在不知不觉中被磨损,被抛弃。许由的这篇文章就是例证。他全然不理会斯大林主义党“既革命又反动”的特征,不持以分析它对待西藏和西藏人民 的政策变迁,仅贴上“专制主义”标签就草草了事。他也几乎不谈西藏的阶级关系演变,从头到尾只谈“民族压迫”。

  许由引用王力雄的论述,想必他读过王的著作(比 如《天 葬》)。王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用而详尽的数据,尽管他自己不能连贯地理解中共统治手法的变迁(作家唯色的著作也是如此)。托派理论本来极有助于解释 这段历史,但许由完全做不到,结果跟自由派一样,只能得出笼而统之的、漫画式的结论:一切都是毛或中共的“专制主义”惹的祸。
 
  “过去50年的西藏与中央关系史 就是不断在赐福与赐祸之间循环,而且是赐祸的时候多。……”
  “文革 期间,许多 无辜藏人受到政治镇压,藏人的文化与宗教几被破坏殆尽。即使砸烂寺院大部份出自藏人红卫兵……(但)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中共的国家机器的半神领袖毛泽 东、有计划地发动起来的。不论直接的压迫者是谁,是汉人还是藏人,总之藏人受到压迫,其宗教与文化被大肆破坏,这个客观后果的总负责者,毫无疑问,是中共 的专制主义。……(《自治法》)是对它的民族压迫的肯定,尽管程度上比较文革显著减少。”
 
  毛派完全可以这样反驳:毛泽东发动红卫兵,正是 为了打倒欺 压人民的“走资当权派”。文革中的大量坏事都是高干红卫兵和各地官僚子弟组织的红卫兵干的,但都嫁祸给了造反派红卫兵。

  西藏也是如此。从王力雄和唯色的著作中可知:造 反派红卫兵 虽然参与“破四旧”,但“更多是在那些磕长头的人身上贴标语,说他们的行为是封建迷信……有时去寺院骚扰一下也是有的……但对于红卫兵来说,即使砸寺 院也并非乱砸一气,像色拉寺附近的一座小寺院,我们去砸的时候都一一作了登记[1]。大规模砸毁寺庙、批斗喇嘛和旧贵族的,主要是居委会组 织的红 卫兵和群众。他们与造反派红卫兵是相对抗的,是保卫“当权派”的。西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实权掌握在军委手中,因此造反派红卫兵的矛头一开始就指向西藏 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张国华等人。结果军队迅速介入镇压,同时支持其它“当权派”和“保皇派”(“联指”)攻击造反派。这跟青海、内蒙的 情形相似。而在其它省份,造反派最初攻击单位机关和地方政权时,军队尚未介入。

  西藏的居委会拥有极大势力,其中有大量在“翻身 解放、忆苦 思甜”的政治运动中培养起来的“积极份子”,包括原先被压迫的农奴,和许多善于在政治上跟风和充当打手的投机份子。这一点最足以表现官僚化了的革命党的双 重特征:它在诉诸革命行动,包括“发动群众”时,也倾向于采取自上而下的手段,在打击、消灭旧统治阶级的同时,为自己培养政治仆从,从而使革命行动带上混 乱、“过火”甚至反动的特征。

  因此,要笼统地说“藏人受压迫、宗教文化受破 坏,是中共的 责任”,归根到底没有错,但包含着许多认识上的误区。应予谴责的是文革进程中的全套毛式手法,但对造反派红卫兵,却必须区别对待。其中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投 机份子,变节份子,但各派红卫兵确确实实地主要依照政治地位和阶级层份组织起来。毛试图以底层造反派作为自己的工具,底层群众则怀着真正的阶级义愤起而打 击官僚统治。在混乱乃至虚假的“阶级斗争”口号下,存在着惨酷激烈的、血淋淋的、真正的“阶级斗争”。

  西藏文革中也是如此,工人和造反学生是站在一起 的(即“造 总”),地方干部包括军队则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亲不亲,阶级分”是当时组织和斗争的实际原则。唯色的访谈也表明,当时几乎不存在民族问题[2]。总之,许由让“红卫兵”也负起民族压迫之罪,这显然掉 进了官 方和自由派挖下的陷阱。到了今天,甚至部份自由派也已意识到以往对文革认识之片面,而把红卫兵造反运动称作“反官僚反专制”的民间起义,引为民运的先声。 许由呢?还是原地不动。

  因此,许由谈到应予藏人宗教自由时所作的论述 ——“中共曾经通过红卫兵暴 力消灭过西藏宗教,但是,20年后,西藏宗教却以加 倍的吸引力卷土重来”——是含糊的, 因为“破四旧”或“消灭西藏宗教”,本来都不是统治者的目的;而西藏宗教的复活也不是植根于它本身的吸引力,相反,跟中央在“拨乱反正”后为重建统治秩序 而大力扶持宗教有关,秩序重建还包括给予旧统治阶级以优渥的待遇和崇高地位——相对于他们,以及藏官集团,一般人民的地位事实上下降了。

  对破坏西藏宗教和文化、砸毁寺院、批斗旧统治阶 级的行为, 应当予以谴责,但仍需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解释和看待它:不管是西藏农奴制被粉碎之后,还是1950年代中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旧剥削阶级作为阶级事实上已被消 灭,不再是统治阶级,多数人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批斗他们,甚至通过划分“阶级成份”来对他们的后代进行刁难和压迫,并不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根本 是源于高踞全社会之上的官僚层分化人民、转移社会矛盾、强化镇压机器和制造恐怖的统治需要。文革中,因为“成份不好”而备受歧视的这部份底层人民,尤其是 青年人,也是造反派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民族自决权和阶级解放

 

  许由对西藏独立或自治权的言论,就落在这种孤立、抽象、片 面、非历史的分析圈套中:
 
  “西藏 人享有真正 的自治权就是最起码的权利,否则无法实现民族平等……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共的确逐渐把西藏的汉人干部减少到只占小部份,治藏干部以藏人为主。但是这顶多 可以说,中共成功地培植了西藏土生的、且听命于北京的官吏统治集团。如果向藏人示威者开枪的,是藏人警察而非汉人警察,这个事实不能证明藏人有真正的自 治,只说明藏官是北京的傀儡。”
 
  王力雄则这样分析:“在镇压过程中藏族警察 开枪的勇气和决心比他们的汉族同事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没有民族包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藏人警察未必是在收到汉人官员的镇压命令 后才开枪的。换言之,藏人警察不尽是“北京的傀儡”,藏官和北京的关系也比许由所认定的要复杂得多。如果说藏官和藏警在压迫藏族人民时没有“民族包袱”, 那么假设西藏独立并实行了“多元政治”,他们在镇压人民时同样不会有这个包袱。

  “民族压迫”是许由唯一关心的问题。他沉溺于论证“中共对 藏族是否存在民族压迫”,就像沉溺于“(代议)民主”一样:你民主了吗?还没?那就请跟上潮流吧……至于民族和阶级问题有无关系,有何关系,完全看不出。 他只关心他的政治结论:无条件地拥护民族自决权——这是他唯一超出中国多数自由派的“开明”之处。他以此为满足,因为这能证明他自己对“民主”的信奉是彻 底化的,最最真诚的,决不偏心的。此外,他也提供了一个个折衷方案——“落实自治权”、“一国两制”、“讲自治,应该至少像香港那样”,等等——供达赖和 中共参考。


  要说一国两制或民族自治,同样“专制主义”的毛泽东有理由 宣称自己比邓小平和许由都开明,都彻底:为十八军进藏而制定的《进军守则》表现出对西藏统治现状相当尊重的态度,实际执行中也是如此;农奴制原封不动保存 下来;西藏上层一直是备加礼遇的“统战”对象。王力雄就指出:“
西藏与中国的‘一国两 制’是从一九五一年就已经实行,在维持了八年之后,最后以战争和流血告终”,“中共刚进藏的几年被有些研究者视为北京与拉萨的‘蜜月’。”[3]《十七条协议》虽然由中共单方面拟定,有“不平等条约” 之嫌, 但中共“对西藏政府拖延或拒不执行《十七条协议》也以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对待”。1956年,“中共许诺六年之内不搞 触及西藏传统制度的改革。周恩来甚至对达赖允诺,如果六年后还没有准备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再延长五十年[4]。当时,还带有强烈革命意识的驻藏军人、干部和国家职工 对西藏 “穷人多、压迫多、神灵鬼怪多”相当看不惯,“他们作为革命者,却被 要求对那些‘剥削者’表示尊敬,对此他们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抵触。即使在中共高层,也有对这种‘混淆阶级阵线’的‘统战’表示不耐烦的。[5]

  总之,为了避免“民族压迫”,作为革命党的中共在进藏后的 近十年中对西藏农奴被压迫的现实几乎无所作为,更不要说“输出革命”的念头了。“专制主义”标签在此几乎没有用武之地。


  许由援引一位西藏人的话“汉人的苦难跟藏人无关,但藏人的 苦难跟汉人有关”来为藏人的民族主义情感辩护。但这帮不了他什么忙。我可以理解、尊重这种感情,这种看法。但必须指出:一、藏人的苦难同样跟藏人有关,不 管是过去的农奴制,还是“拨乱反正”后重新作为统战对象扶植起来的旧统治阶级、“本地化的公务员们”对藏族人民的压迫;二、藏族农奴的解放跟汉人有关(这 是事实,既不是要为过去或现在的统治者辩护,更不是希求藏人对汉人感恩戴德,也不是在否定民族自决权);三、藏人受到的新的压迫,跟中国本身的资本主义复 辟有关,受害的不仅是藏人,还有广大的汉族工农。这方面,西藏和拉萨的现状,不论在中国显得多么特殊,本质上则相同。西藏自治或独立,都不能改变这一点。


  如果毛的“一国两制”以战争和流血告终,多年的统战调子出 人意料地戛然而止,那么,凭什么许由所提议的“一国两制”能够持续并导向进步?许由和毛的共同点在于:他们以为历史会按照自己所设计的方案一步一步来演 进。可惜阶级斗争的步调并不依循官僚或民主派订下的拍子。对许由来说,只要手上攥着“民族压迫”和“民族自决权”的尺子,就足以理解和解决一切民族问题, 或者就算不理解也足以应对民族问题,就像攥着“专制主义”的尺子衡量中共一样。民族问题对他来说很简单(尽管他可能认为别人的理解才是简单化了):哪个 “民族”要独立,我表态“无条件地支持民族自决权”,就一切OK,其它不再是问题,或者统统是次要的问题。就算阶级压迫丝毫没变,那也没关系,反正我的政 治任务完成了。

 
  离开阶级,离开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衰亡,就 不能理解现 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甚至王力雄也很注意西藏问题如何受制于“当今世界的主权体系”)。王力雄清楚地看到藏族本身的阶级分化,甚至声称:“藏人不再是一个同质的 概念,已经有不同的甚至彼此对立的藏人。他们是不能以‘西藏人民’或‘西藏民族’几个字就可以囊括和说明的。……藏人再也不会回到以往那种一体的状态,他 们分裂为不可弥合的不同集团。[6] 这种观点极可能遭到藏独份子的反对。事实上,王的观点也不尽正 确。农奴制下的西藏存在“不同集团”吗?“解放后”及文革中的西藏呢?……分裂为不同集团的民族,仍有可能在民族主义旗帜下为“独立”而战。最受压迫的群 众也可能在这一旗帜下被集合起来,投身于运动,尽管举旗者是压迫他们的另一集团。
  但是自命“左翼”的许由却对阶级分化和“民族国 家”毫不关 心,仅仅在篇末附带式地提到“阶级”和“左翼”:
 
  今天,西藏已经变成近 现代多种阶级并存的、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除了数量最多的个体农、牧民之外,还有富裕农、牧民,工商小资本家,官吏集团,企业工人等等。……如果有真正的 政治自由,贫富与阶级利益的不同和冲突必然表现为政治上的多元性。……如果有真正的政治自由和民主选举,必然分化出至少好几个政党,也必然会产生亲中共的 西藏政党,而不会让达赖的支持者一党独大。……一旦回到政权问题,藏官集团一定不会甘心情愿地、不经斗争就向流亡政府拱手相让权力。说不定在这个自由环境 中,一个立足劳动人民的世俗化左翼党也能够慢慢发展……
 
  阶级分化不值得关注和忧虑,相反,这种分化带给 作者以“民 主”的美好想象。许由不无憧憬地为这个“自治民族”设计了一个“多元政治”安乐窝,给每个人、每个阶级、每个集团都分一颗糖果——中共和达赖都不会有什么 损失,不同利益集团其乐融融地接受这个“自由环境”,文雅或文明地相互斗争。“进步自由派”自然会点头认可。“左派也不是没有甜头啊”,作者说:没准会出 现“一个立足劳动人民的世俗化左翼党”……这总比目前大陆上没什么自由、不能结党结社、完全打不开局面的尴尬境地来得好吧!

  “民族自决权”或“自治”只与“民族”有关,而与“劳动人 民”无关,与阶级无关。假如要探讨独立或分离对西藏劳动人民有无好处,或者对工人运动有什么影响,那对作者来说,像是在“谈条件”。但许由自己分明已经假 设了分离或自治可能带来的好处,就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立足劳动人民的世俗化左翼党”的出现。对一个长期在孤独中前行,始终难以打开局面的革命小团体来说, 这真是一个难以抵挡的诱惑!


  急于“打开局面”的结果,就是或多或少地冲淡本团体的政治 色彩,甚至模糊自己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原则,不自觉地保守化。在阶级语言无人倾听和呼应的年代,这种诱惑只会日益增强。而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语言无疑会有更 多听众,并夜以继日地侵蚀“革命左派”。强求“打开局面”的结果,就是本末倒置,从而强化团体、派别的本位利益,而不是努力将之结合于工人阶级的利益。


  应当听听托洛茨基的告诫:改良主义者在群众消沉时期会如鱼 得水,革命者则如涸泽之鱼,而在群众运动蜂起之际,情形将倒转过来。这跟“消极等待”、“无为”的宿命观没有关系,而是意味着:在阶级原则上退让,含糊其 辞,不仅无用而且有害。

 
  我没有能力作出结论。我也不清楚西藏人民是否已 形成为一个 “民族”,东藏及其它地方又如何。要表态的话,那么当然,原则上应“无条件支持民族自决权”。我们应当支持各族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民族自决权。但 是,不论对大汉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主义,还是藏族的新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我同样持反对态度。我们仍要记住:脱离阶级解放的目标去空谈“民族自决权”,是毫 无意义的;列宁之所以激烈地捍卫“民族自决权”,并非因为它是什么超历史超阶级的“无上命令”、“普世价值”、“时代潮流”,而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符合工 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它是工人运动本身的要求,目的是通过对被压迫民族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促成彼此的团结。它是推翻一切阶级剥削、从而结束一切民族压迫的运 动进程当中的一个环节,但不是“最终目标”。
 
2008523


[1] 唯 色《西藏记忆》之《陶长松》,第2627页。

[2] 参 见唯色《西藏记忆》。

[3] 王 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第五章《“一国两制”的失败》

[4]《流 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143


转引自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



[5] 王 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第五章《“一国两制”的失败》

[6] 王 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第九章 神界轮回(下)》之《3、拒 绝达赖的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