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願的聯合還是強迫的一統[1]

----左翼看西藏

(轉載自〈大同叢刊〉第一輯,20086)

許由

藏漢矛盾,是一個有深刻歷史根源的問題,當中,中共自己也做了很多錯事,這是近年來藏人民族主義高漲的其中一個原因。所以,中共應該檢討它的西藏政策,而不是只知鎮壓。繼續這種政策只是揚湯止沸,長遠而言藏人民族主義只會越打壓越高漲。

中共對達賴的定性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指責達賴喇嘛是「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的總代表」。這個指責只有前半對。西藏流亡藏人憲章第三條明白說「未來西藏政治是..政教結合、民主聯合的民眾國家」。十九條規定,流亡政府的最高權力屬於達賴喇嘛,所有法律要經他同意才能生效,他也可以隨時解散議會[2]。所以,西藏流亡政府到今天仍然政教不分,而達賴絕對不只是宗教領袖,而且是政治領袖。歐美政府說只把他看成宗教領袖,不止騙人,而且虛偽。政教分離是現代民主國家的起碼條件,任何民主國家都不能接受天主教的教宗既享有天國的權威又來做世俗國家的統治者。法國政府連穆斯林婦女戴上面紗上課都認為是有違政教分離原則呢[3]。可是歐美對於達賴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政教合一卻不加批評,明顯是雙重標準。那是己所不欲,施之於人。反過來,中共批評達賴喇嘛是政教合一的代表,本身是事實。達賴多少自知理虧,所以多次表示自己如果回藏就只擔任宗教領袖,不做政治領袖。但是,如果達賴真的相信民主,真心拋棄政教合一,他應該現在就做,現在就廢除流亡政府憲章這一條,不必等那個不知何年何月的回藏之日。達賴雖然很有公關手段,因此很得西方政客的讚賞,但是到現在他還沒有根本放棄政教合一,無論如何是錯的。

不過,中共說達賴是農奴制的總代表,這就有失公允了。從流亡藏人憲章以及達賴喇嘛的言論來看,雖然他們的政治藍圖還有嚴重背離民主原則的地方(例如政教合一) ,但是其他方面可說已經經歷了現代化,不再代表農奴制。從前的十三世達賴至為頑固排外,而現在的十四世達賴簡直就是世界級政治和宗教明星。客觀上,西藏農奴主階級也已經徹底消滅,昔日的農奴已經變成個體農牧民。達賴要開歷史倒車,復辟農奴制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達賴已經作出了歷史性的躍進了,雖然這個躍進是中共的「革命輸出」所迫成的。中共最有資格看到這點,那就更不應該繼續罵達賴為農奴制總代表。它繼續罵,反而讓人覺得是純粹謾罵。按中共的慣例,這叫「搞臭敵人」。但它想都不去想,這種做法最後往往適得其反。這樣,我們就看到一種歷史諷刺劇:一方面,達賴被中共革過命,進步了﹔另一方面,中共因為太害怕被人革命,所以拼命消滅一切言論自由和黨內反對派﹔而它成功之日,就是它開始歷史大倒退之時,因為它整天所聽到的只是自己的回聲,整天以為自己真的是「光榮、偉大、正確」。

中共又指責達賴進行藏獨分裂活動。達賴照例否認,並且強調他多年來都已經改為中道政策,就是追求一國兩制,不再追求藏獨。當然不能簡單相信他。事實上他或者流亡政府領導人,在不同場合的發言仍然同所謂中道政策有不一致的地方。流亡政府有可能是在玩兩面派手法,表面上只追求一國兩制,暗地裡則鼓勵或至少默許西藏青年大會的藏獨運動。但是,如果中共聰明一點,它可以同達賴展開談判,表明如果達賴徹底同藏獨劃清界限,公開約束流亡政府成員不得涉及藏獨,顯示出他的中道政策的誠意,那麼,他同中共之間就有談判基礎。如果達賴本來就沒有任何誠意,他就會在談判中自我暴露。如果他多少有誠意,那就至少值得談判,然後通過一定的讓步來使達賴約束住藏獨運動。中共過去對藏人幹了那麼多壞事,理應作出政治上的補償,那就是至少恢復藏人本應享有的自治權。可是,中共不去嘗試以合理讓步把達賴從藏獨運動中爭取過去,反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罵「達賴集團」,實際是推動對方陣營的兩派抱成一團來反對自己。要知道,達賴已經是流亡政府中最溫和的一個,而流亡政府又比較西藏青年大會溫和,如果中共不以合理讓步去拉住達賴,客觀上是鼓勵更激進的藏獨運動的壯大。中共這種只知強權不講道理的立場不是偶然的,它不過是在重犯江澤民時代對臺的錯誤而已。

中共對西藏有無民族壓迫?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看中共有無落實西藏人民的自治權。既然是不同的民族,又是少數民族,那麼,西藏人享有真正的自治權就是最起碼的權利,否則無法實現民族平等,也無法防止漢人強凌弱,眾暴寡。中共矢口否認對西藏是民族壓迫,理由是西藏已經實行民族自治,藏人自己管理自己。它的主要根據之一是大部份黨政幹部都是藏人。這個說法經不起推敲。這最多只叫公務員的本土化,不能當作是藏人享有自治權的證據。以前香港的殖民地政府在後過渡期一直有推行官員本土化,但這不等於它讓香港華人享有自治權。從鄧小平時代開始,中共的確逐漸把西藏的漢人幹部減少到只佔小部份,治藏幹部以藏人為主。但是這頂多可以說,中共成功地培植了西藏土生的、且聽命於北京的官吏統治集團。如果向藏人示威者開槍的,是藏人警察而非漢人警察,這個事實不能證明藏人有真正的自治,只說明藏官是北京的傀儡。

如果我們看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再同香港的基本法比較一下,就不難知道,無論是中國憲法還是法律,根本沒有賦予少數民族任何有意義的自治權。憲法第四條禁止民族分裂,但是對於自治權,除了規定「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享有自由外,無一字規定自治區政府享有政治意義上的自治權力。再來看〈自治法〉,第三章講自治權,但你看來看去,也同樣看不出民族自治區有多少像樣的自治權。    第十九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但接著又說,自治地方的人大要上「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生效」。換言之,條文的前半部規定自治權,後半部又取消掉。    第二十條也基本如此:「上級國家機關的決議、決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適合民族自治地方實際情況的,自治機關可以報經該上級國家機關批准,變通執行或者停止執行」。如果什麼都要問准北京,那算什麼自治?再者,眾所週知,大陸所有人大選舉都是假的,都是受共產黨操縱,西藏也不例外。所以,雖然〈自治法〉規定民族自治區域的行政首長要由當地民族擔任,但享有實權的根本不是他們,而是黨委。而到今天為止,西藏黨委還是漢人。綜合上述條件,說西藏自治區政府是中共中央的傀儡,實不為過。這就是漢族政權對藏民族的壓迫。所以〈自治法〉應該叫〈反自治法〉才對。

〈自治法〉提到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上,自治區享有自治權,但是沒有提到教育。這是故意的遺漏,為的是繼續強迫藏族中學生使用中文教學[4]。儘管教育試驗證明藏族學生用母語念中學,成績會比用中文好,但是中共毫無跡象要在藏族中學教學中使用母語。[5]這不能不說是民族壓迫。[6]

講自治,應該至少像香港那樣。中共說香港實行的是高度自治,自然是誇大其詞。理由是:大陸各省的行政首長一經人大選出,即已生效,不用再經中央批准。但是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首長卻在本地選舉產生後,連同所有司級官員,統統都要由中央批准方能生效。這不是高度自治,最多是中度偏低的自治。但是中度偏低的自治也是自治,不能因為反對中共一黨專政就盲目否認事實。至少香港的行政首長頭上沒有黨委指手劃腳。香港人不是另外一個民族,都可以實行這種程度的自治,那麼,西藏人更應該至少享有同等的權利。達賴喇嘛要求西藏實行像香港一樣的一國兩制,實在是有道理的。即使你認為他是「佛門敗類」,也不能因人廢言。

又有人舉出一大堆中央在經濟、教育、文化、計生等等方面如何優待少數民族---包括藏族---的措施,來證明中央沒有虧待西藏人。但是所有這些優待都不是政治性質,都同民族自治權沾不上邊。中共事實上沒有落實民族自治權。沒有就是沒有,你不能拿別的東西來代替它。奴隸主人即使把奴隸養得白白胖胖,奴隸還是奴隸。你不能說,奴隸既然養得白白胖胖,那麼有無自由都無所謂。不,自由是有所謂的!奴隸有了自由,就沒有奴隸主的位置了。正因如此,所以中共可以對人民作經濟性的讓步,但死不允許人民享有政治自由。同樣道理,中共可以為工人增加工資,但死不准工人有權組織自主工會,有權罷工。在少數民族看來,縱然中央養得他們白白胖胖,但是一天他們沒有自治權,一天他們仍然處於一種眾暴寡的恐懼中。中央可以隨時單方面給你好處,也隨時可以給你地獄。過去50年的西藏與中央關係史就是不斷在賜福與賜禍之間循環,而且是賜禍的時候多。前車可鑒,所以藏人如果要求獨立,完全可以理解。中國的漢族政權應該首先反求諸己。如果藏人只要求享有真正的自治權,就更加理所當然。中共連這一點也做不到,虧在中共。而任何不屬於統治階級的中國人,如果他對於中共始終剝奪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始終剝奪13億公民的政治權利,不置一詞,另一方面卻只知單方面痛罵達賴喇嘛,其實是為虎作倀,至為可悲。

中共的〈自治法〉制定於1984年,是文革後「撥亂反正」的產物。文革期間,許多無辜藏人受到政治鎮壓,藏人的文化與宗教幾被破壞殆盡。但〈自治法〉並沒有真正「撥亂反正」,頂多不過是把民族壓迫進行得比較溫和而已。今天西藏民族主義高漲,正是藏人對於民族壓迫的反彈。

有些民主派同情藏人,反對中共壓迫藏人。但是他們不承認那是民族壓迫,而是專制主義對公民的壓迫。他們說,不論漢人還是藏人,都同是專制主義的受害者。連王力雄那樣比較客觀和同情藏人的作家,在〈天葬〉一書都這樣看[7]。一位西藏人有很好的回答。:「漢人的苦難跟藏人無關,但藏人的苦難跟漢人有關」。漢人總是一廂情願地以為,漢族和藏族(或任何其他少數民族) 都是中華民族,都是一家人。問題是,藏族在這個家裡受夠了歧視和欺負,現在更不覺得同你們是一家人。你硬要對方承認跟你是一家人,就是無視少數民族的權利。這些民主派用「漢藏同為專制主義下的臣民」的概念來抹殺中國存在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壓迫,抹殺由此而必然產生的、少數民族要自由的感情,是因為他們也戴上了大漢族主義的有色眼鏡。毫不奇怪,一談到對西藏問題的解決,他們幾乎純粹從解決專制主義入手,不肯涉及少數民族的權利﹔不要說不談民族自決權,連比較充份的自治權也不多涉及,仿彿議會民主實行了,西藏的民族問題就順帶解決了。這是看不到議會民主照樣可以對少數民族繼續實行多數漢人暴政的普遍情況。

又有些所謂左翼,他們同文革前後的中共一樣,把民族問題純粹看成是階級問題的一部分,客觀上只是取消民族問題。這是偽馬克思主義和貨真價實的大漢族主義作祟。關於這點,下面再談。

中共有無壓迫藏傳佛教

1980年代初,中共曾經對西藏採取比較溫和的政策,但是由於發覺這些政策無法消除藏人對於達賴的信仰,再加上1987-89年的西藏騷亂,初期比較溫和路線很快被拋棄,改為越趨強硬。這導致中共拼命控制1995年十世班禪圓寂後轉世靈童的認定與坐床,把達賴所選的靈童秘密禁閉並另定人選。這事件也標誌著中共從此與達賴鬧翻。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共更嚴厲地封殺達賴,禁止僧人和寺院展示達賴照片,強迫僧人簽署否定達賴、支持中央的聲明。僧人則用各種辦法抵制。

共產黨自稱無神論者,卻去插手轉世靈童,談什麼政教分離、宗教自由?佛祖的歸佛祖,凱撒的歸凱撒。你凱撒要管佛祖,那就是越俎代庖了。當然,清朝皇帝和民國政府都一樣介入轉世靈童的認定與坐床。但是,這不等於以後的中國政府也非要繼承這個傳統不可。事實上從前的許多許多傳統都已經打翻在地了。就中國政府干預轉世靈童的認定與坐床這個傳統而論,更已經到了非中斷不可的地步。因為它根本同政教分離原則違背。至於禁止僧人禮拜達賴,強迫他們否定達賴,同樣有違宗教自由。所以,所謂中共容許藏傳佛教的宗教自由,準確點說,只是容許沒有十四世達賴的藏傳佛教的宗教自由而已。但沒有十四世達賴的藏傳佛教,就不是藏傳佛教,就像沒有教宗的羅馬天主教,就不是天主教一樣。總之,中共這種「宗教自由」政策依然是宗教壓迫。但歷史經驗證明,對於具有深遠歷史的宗教,統治者想通過暴力和強迫思想改造來壓制它,是註定失敗的。總之,中共繼續打壓達賴,客觀上是為他宣傳。本來,藏傳佛教分為四大派,其他三派同達賴一向是有矛盾的。但是,由於中共傾力打擊達賴,反而使他成為西藏人團結禦辱的象徵,不要說普通藏人,連其他三派的僧人,也變得比過去崇敬達賴。[8]這真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總之,任何比較理智的中國人應該承認,中共的西藏政策是錯誤的,失敗的。必須改弦易轍!

接受一國兩制,但要政教分離

無論中共還是達賴,雙方都實際上堅持政教不分,都在一個本來就錯誤的原則上對抗。其實,只要雙方都放棄政教不分,彼此之間也並非沒有談判的空間。中共是強大的一方,也是壓迫的一方,所以它更有責任率先提出和解方案。這個方案就是一方面尊重達賴的宗教領袖地位,奉行真正的宗教自由,另一方面奉行政教分離,不再干涉靈童轉世﹔在政治上則接受西藏實行一國兩制,讓西藏人民高度自治,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但是規定西藏自治政府也實行政教分離。佛祖的歸佛祖,凱撒的歸凱撒。這本身是正當要求,達賴難以拒絕。只要實行政教分離和藏人民主自治,那麼,即使達賴保持其宗教領袖的權威,他的原有的政治權威也會逐漸減弱。因為世俗化的民主選舉的邏輯必然造成多元利益和多元政治,而不會讓達賴支持者一黨獨大。如果我們再考察一下西藏社會的歷史性改變,對此應該更有信心。60年前,西藏農奴雖是被壓迫者,但精神上完全處於中世紀的蒙昧狀態。所以西藏雖有經濟意義上的階級分化,但是沒有任何政治意義上的階級分化。中共是直接用軍事力量輸出革命來消滅農奴制,而後遺症也不少。但是,農奴制的消滅,畢竟為日後個人自由和權利的醒覺奠定部份基礎。差不多60年後的今天,西藏已經變成近現代多種階級並存的、資本主義主導的社會,除了數量最多的個體農、牧民之外,還有富裕農、牧民,工商小資本家,官吏集團,企業工人等等。而彼此之間的利益不僅不同,有時甚至相反。如果有真正的政治自由,貧富與階級利益的不同和衝突必然表現為政治上的多元性。大部份個體農、牧民雖然還有一條腿留在古老小生產方式中,還缺少現代知識,但是比較以前已經多了對切身利益的醒覺。他們可以禮拜達賴,但是大多數人都不會贊成恢復農奴制。[9]在文化上,文盲也比較50年前也減少了一半。再配合其他條件,如果有真正的政治自由和民主選舉,必然分化出至少好幾個政黨,也必然會產生親中共的西藏政黨,而不會讓達賴的支持者一黨獨大。何況,達賴的宗派也不是藏傳佛教的唯一宗派[10],藏人也不是人人都那麼虔誠[11]。其次,現有的藏官集團雖然不少人暗地裡供奉達賴像,但是,一旦回到政權問題,藏官集團一定不會甘心情願地、不經鬥爭就向流亡政府拱手相讓權力。說不定在這個自由環境中,一個立足勞動人民的世俗化左翼黨也能夠慢慢發展,逐漸幫助工農擺脫達賴的精神支配。如果在1940年代的西藏,都可以有像平措汪傑那樣的共產主義者,成功地把幾百個西藏同志組織起來,那麼,沒有理由說今天完全不可能做到這點。

香港也提供一個很好的參考。中共從未統治過香港,大多數香港人從來內心對中共有戒心,但是親北京的民建聯還是能夠成為直選中的第二大黨。以為西藏一旦實行一國兩制和民主選舉,西藏就一定完全落在達賴手中,那是對於自己太沒有信心。若成真,那是因為中共自己太頑固,把對方陣營的中間派都往激進派那邊趕。

以一國兩制來解決西藏問題,是很值得考慮的方向,中共應該積極回應達賴。1979年鄧小平不是跟達賴的代表說過,除了藏獨,什麼都可以談嗎?既然達賴已經表示從那個時候開始已經放棄藏獨立場,那中共為什麼不願意跟達賴認真談判呢?417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對於達賴的中道政策,一句否定:主權問題不容討論。然後像過去一樣指責達賴希望中共從西藏撤軍,以及主張西藏將來享有外交權,都是否定中國的主權,所以達賴所謂中間道路就是藏獨。

首先,姑且假定達賴的確堅持藏獨。那麼中共可以拒絕他,但是,它也應該提出自己的正面而積極的方案,就是至少要去恢復藏人最起碼的自治權。但是什麼也沒有。這能夠令人信服嗎?

其次,指責達賴的主張是藏獨,根本就很牽強。駐軍根本不是體現主權的必要條件。中共為了向台灣招手,不是提出一個中共不駐軍、讓台灣保留自己的軍隊的一國兩制方案嗎?而達賴在20年前的「斯特拉斯堡建議」,只是希望把西藏變為非軍事化的和平聖地,即將來中央既不駐軍,西藏自治區也不會有軍隊。他還說:在實現非軍事化之前,「中國有權保持以防禦為目的的、有限量的軍事設施的存在」[12]。這怎麼看也不能說是否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罷?至於說到外交,達賴根本沒有主張要擁有外交權。他的說法是:中國政府負責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發展在宗教及文化上面的國際關係。達賴這個自治方案,比較中共對臺方案,其自治程度還要低。所以中共長期罵達賴的方案就是「變相獨立」,根本是無限上綱,強詞奪理。[13]如果中共的指罵成立,那麼,中共對臺方案也是「變相獨立」,也是否定中國的主權了。如果不是,如果連「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立場中共也可以接受,那麼,達賴的西藏立場就同樣不是否定中國的主權。所以,中共一口拒絕達賴,根本同捍衛主權無關。它的強硬,原因只有一個:台灣還沒到手,硬來只會徒然為臺獨助選﹔而西藏已經吃進肚子,中共可以為所欲為。

民族自決權與藏獨

現在的中共把藏獨運動等同背叛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中共這樣做,不多不少,也背叛了自己的原有綱領。八十多年前,中共成立不久,就追隨列寧和蘇聯共產黨對民族問題的立場:承認各民族有自決權直至分離權(獨立) 1931年底的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共提案的〈蘇維埃憲法大綱〉,規定「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回、藏、苗、黎、高居麗人等,凡是居住中國地域內的,他們有完全的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14]這個立場,到了抗日戰爭後期,才慢慢淡化,然後抗戰勝利後,當中共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時候,才悄悄收起這個立場,改為主張民族自治。同時,國家形式也從以前主張的聯邦制改為單一制。從此,誰講講民族自決權和聯邦制,都幾乎上綱上線為離經叛道甚至叛國。而在民族自治上,中共更挑選了一種最低度的「行政自治」,連政治自治也不允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共不過是恢復一種極度中央集權的官僚大一統國家制度而已。這種制度只有利於它的統治集團。

根據民主主義的原則,不同民族聯合為國家,必須以自願為前提,而不是出於任何強迫,才能夠達到民族平等和民族和諧。而自願的聯合首先要以各民族享有自決權直至分離權為條件。社會主義也應該繼承這個原則,因為社會主義原本不過是徹底的民主主義而已。

承認民族自決權與分離權,是否必然導致分離及獨立?徐明旭在他的〈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一書中正兒八經地說:「世界上共有三千個民族,卻只有170多個國家,如果每一個民族都要求自決、獨立建國,那麼絕大多數國家都將陷入種族戰爭」[15]。真是幼稚無知!這種見解就像當年的天主教或大男人主義者反對離婚自由一樣,以為只要承認離婚自由,就會使多數夫婦離婚,家庭制度就會完全崩潰。恰恰相反,承認離婚自由才能夠有自由而比較幸福的婚姻。同樣,承認民族自決權,並不是鼓勵分離,恰恰相反,而是確保各民族真正自由和平等地聯合,這樣的聯合才是持久而又互利的。中共不是自稱馬列主義者嗎?我們就看看列寧怎麼說。列寧說:「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越接近充份的分離自由,在實際上要求分離的願望也就越少越弱。」[16]他在另一篇文章又說:「指責擁護自決自由即分離自由的人,正像指責擁護離婚自由的人是在鼓勵破壞家庭關係一樣愚蠢,一樣虛偽。在資產階級社會裡,只有擁護資產階級婚姻所賴以維持的特權的買賣性的人,才會反對離婚自由,同樣地,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否認民族自決即民族分離自由,只能意味著擁護統治民族的特權和警察的治國方式,而損害民主的治國方式。」[17]

列寧這裡說的是資本主義國家,那麼,社會主義國家又如何呢?任何稍微涉獵過俄國革命史的人,都知道19172月冒頭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拒絕承認和落實民族自決權直至分離權,反而是10月成立的蘇維埃政府,才認真貫徹。十月革命一勝利,革命政府就通過〈俄羅斯人民權利宣言〉,其中關於民族問題的立場是:

一.俄羅斯各民族的平等權利和主權﹔

二.俄羅斯各民族有自決、以至於分離和組織獨立國家的權利﹔

三.取消所有民族和信仰方面的任何特權和限制﹔

四.各少數民族和種族在俄國境內有自由發展的權利。

蘇維埃政府這個宣言不是空言,而是身體力行。那麼,是不是所有原本被歸併到沙俄的各個少數民族,現在都趁這個機會永遠分離呢?不是的。有些的確從此永遠分離獨立,最明顯的例子是芬蘭。但是烏克蘭則是實行民族自決權而沒有根本分離獨立的典範。19171120日,,烏克蘭的資產階級成立了〈烏克蘭人民共和國〉,蘇維埃政府很快就正式承認它,並沒有因為它獨立了而拒絕承認,也沒有因為它是在資產階級政府領導下而拒絕承認。但是,它很快激起自己的工農群眾的反抗,因為它實行反共,勾結德國和波蘭的入侵軍隊[18]。直到1920年夏天,烏克蘭革命群眾才在蘇維埃紅軍幫助下建立起烏克蘭的蘇維埃政府。到了1922年底,俄羅斯、烏克蘭連同白俄羅斯、亞塞拜疆、阿美尼亞及格魯吉亞共六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蘇聯) 。這是建基於承認自決權之上的民族平等聯合的典範。

另一個近年的例子是加拿大魁北克兩次投票(19801995)決定是否分離,但兩次獨立派都輸掉,結果魁北克繼續留在加拿大。

大男人主義同民族沙文主義一樣,都只懂得強迫的、在暴力威脅下的聯合。他們整天預言,如果不這樣做就必然導致對方分離。其實,他們越是這樣做,恰恰越是在證實自己的預言︰當被強迫的一方受夠了他們的歧視和壓迫之後,就會不顧一切去反抗壓迫者。反過來,承認分離自由,即使雙方真的暫時分離,也不代表將來不可以復合。又再退一步說,即使從此分離,也能夠保持睦鄰關係,而非兵戎相見。最經典的例子是1905年挪威從瑞典分離,瑞典並沒有大動干戈,反而表示尊重挪威全民公決支持獨立。挪威獨立之後,兩國始終保持友好關係。

根據一般原則和歷史經驗,不論是民主主義者還是社會主義者,對於西藏都應該採取這樣的立場:

一.開放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政治自由,讓人民自由辯論民族問題和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制度,重新檢視單一制和聯邦制的優劣﹔任何人有權提出任何一種意見或方案,不能以言入罪﹔

二.承認西藏人民及一切少數民族享有自決權直至分離權﹔越早承認西藏人民的自決權,越能夠爭取他們繼續留在中國。反之則否。

三.支持西藏人民享有自決權直至分離權,不等於支持藏獨。相反,我們主張在民族自決權的基礎上的各民族繼續聯合為一個國家,而聯合形式可以考慮聯邦制。聯合派完全可以一方面支持藏人舉行全民投票決定去留,另一方面,在實際投票時進行鼓動反對藏獨,支持西藏與中國繼續聯合為一個國家。

四.萬一西藏人民多數選擇獨立,中國應該尊重他們的意願,並且繼續用政治的方法去爭取他們的友誼。關於這點下面再詳談。

當代西藏民族主義

1959年之前的藏獨運動只是農奴主和上層經師的運動,缺乏現代意義上的「民族」的基礎。如果當時有農奴追隨上層僧侶與貴族武裝對抗中共,那是出於中世紀式的人身依附和忠誠,還有宗教上對僧侶的順服(畢竟後者掌管著一切人的「來世」) ,而不是出於什麼政治立場(藏人民族主義) 。但是今天的西藏民族主義,恰恰由於中共自己六十年來所奉行的民族壓迫,以及由於它為西藏所包辦的現代化,而使得西藏民族主義的社會基礎比過去擴大了許多。這是中共想不到的。

中共對藏政策的錯誤的起點,是出於大漢族主義的偏見,要對藏實行漢人的直接統治,不肯信任為數雖少但比較正直的藏族幹部,反而百般排斥,甚至在1959年之後把他們悉數抓進牢房。這方面以平措汪杰的故事最有代表性。[19]從此只有最聽話的藏幹能夠比較得到中央的信任,而且也僅限於中層以下和沒有實權的高層職位。對藏族幹部這種汰好存壞的結果,是培植了一個惡質藏官集團,因而為藏人所普遍仇恨。

其次,中共的階級政策,總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最終使它得罪了西藏所有階級和階層,只有藏官集團例外。

1951年中央與達賴簽訂的〈十七條協議〉生效前後,中共的對藏政策是拉攏其上層統治階級,承諾不進行土地革命。這個時候,連有人想宣傳一下農奴應該翻身的思想,也被禁止和譴責。但對西藏統治者進行統戰,根本是兩面不討好,既不能真正拉攏達賴和葛廈政權(後者不可能真心相信共產黨會無限期容忍西藏的神權政權) ,同時又進一步阻礙下層群眾的階級啟蒙。然後,到了藏東出現領主僧侶的武裝反抗並蔓延到西藏的時候,到了要同達賴攤牌的時候,中共忽然之間被迫發動群眾進行土改。但是這個時候,西藏群眾並不像中共期待的那樣熱心,因為

「西藏群眾與現狀緊緊地拴在一起,一點也不知道或一點也沒有經歷過其他的生活方式。他們對漢人提出來的新的生活方式迷惑不解,對漢人也很害怕,因為漢人一方面促使農奴從封建主那裡『解放』出來,但同時又與他們的主人建立了聯盟,因此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沒有和『解放者』站在一起。」[20]

為了克服農奴的消極,中共往往不得不借助流氓無賴來鬥爭領主,而這些人也往往成為藏幹。不管怎樣,在「民主改革」初期,農、牧民分得土地,又確實得到了益處。不過,翻身農奴的好日子很快又過去了。在「階級鬥爭天天講、日日講」的六十年代,中共的民族政策也變得極左,主張「民族問題其實就是階級問題」,把階級鬥爭發展到極為荒唐的地步。就這樣,農、牧民的土地很快被瘋狂的人民公社化充公。結果是在1960-1980的二十年,農、牧民生活水平嚴重下降。同時中共也近乎消滅藏傳佛教,進一步從精神上傷害藏民。

以上談的是下層階級。在早已歸順中共的那部份上層階級,這個時候也都受到迫害。就這樣,中共得罪了西藏所有階級。幾十年間,歸順的被鬥,不歸順的也被鬥﹔上層的受中共的苦,下層的也受中共的苦﹔那麼,在藏人眼中,藏人的一切苦難都是中共這個漢人政權帶來的,難道不是順理成章嗎?又既然毛主席被證明不是神靈而是肉身,而且還會犯大錯,那麼,在藏人眼中,崇拜中共的假神還不如崇拜自己的真神,難道不是同樣順理成章嗎?這種共同經驗,自然使許多藏人得出共同結論:趕走漢人,藏獨萬歲!其實,所謂「共同經驗」,須要打個折扣。藏人不是一個均一體,相反,它裡面還是劃分為貧與富,而兩者的經驗不僅有所不同,而且往往對立。比方,在土地革命的時候,舊領主失去土地,農奴得到土地,就是一種彼此相反的經驗。問題是,西藏的社會變革並沒有停止在那個階段,而是繼續發展,一直到翻身農奴又變回中共的臣民,再發展到文革的荒誕劇。所以,藏人覺得,他們都是中共漢人政權的受害者,這個共性要遠大於藏人之間的矛盾。何況,民族主義本身就是「想象的共同體」,想象成份可以很大。既然中共始終不肯尊重藏人的民族權利,那麼,上層的藏人就很容易把西藏所有問題都解釋成漢人的壓迫的問題。

但是,1980年「撥亂反正」之後,一切又再回到起點。這時中共又重新拉攏西藏的舊貴族和上層經師。但是第二次統戰成效卻有限,因為後兩者完全知道中共也不過是把他們當花瓶而已。[21]另一方面,中共對昔日的基層幹部、積極份子,也不再像過去那樣重用。結果這批人因為在改革開放之中蒙受地位和生活水平下降之苦而滋生怨言。1989年騷亂之後,人民日報上有篇報導反映這些人的憤怒:「有些群眾說,共產黨變了,五十年代要我們,八十年代要貴族,有個說法,上層人士的石頭和狗都落實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工人、幹部?沒有錢,沒有房子住。」[22]

就這樣,中共喪失了它在西藏的最後一點群眾基礎,只剩下自己培養的那個藏官集團,包括新一代的基層幹部,來支撐著對西藏的統治。

拔苗助長的資本主義現代化

1979年,中共在碰破腦袋之後不得不丟棄所謂「階級鬥爭」,又重新拾起了發展生產力為綱的政策。它以為,西藏的現代化能夠培養藏民的歸順。可是,它又一次錯了。

由於西藏太貧窮,因此現代化的資金幾乎都由中央資助。[23]同樣的原因也註定了,西藏的現代化不是由藏人自己度身訂做,而是中共從外以蠻幹的方式來包辦。

1987年,鄧小平說道﹕「西藏人口少,兩百萬藏族不足以完成這麼大一個地區的發展任務。派漢族援藏沒有害處。如果你僅根據西藏有多少漢族來評價民族政策和西藏問題,你不能得到正確結論。關鍵問題在於什麼對藏族最好和西藏怎樣能得到快速發展,提前邁向中國的四個現代化。」[24]鄧小平不去想想,這樣把「現代化」強加於藏人,為此不惜繼續增派漢人幹部,這究竟是促進民族團結還是相反。他也不去重溫一下當年負責民族政策的李維漢的告誡:即使要幫助別人,也要看對方是否願意啊。(難怪李維漢要被鬥垮鬥臭)

而且中共總是高估自己的包辦能力。西藏現代化的項目,像全國一樣,往往效益極差。「過去30年,西藏工農業產值增長4倍,而國家補助增長65倍。每一元人民幣的產出,須要121元的投資。也就是說,投資的乘數效益是負數。西藏的全要素生產率,在1986-1990期間只有03%,比全國水平低14%﹔到了1991-1995期間,更下跌到01%,比全國水平低42%[25]這種低效的現代化,實在很難叫藏人尊敬。

不管怎樣,60年來中共對西藏投入大量資金支持建設,多少促進了西藏發展。1950年代的西藏幾乎沒有現代工業,而今天西藏已經有四大現代產業:電力、紡織兼手工藝、礦產品及旅遊。這個新的經濟結構也創造了新的階級和階級關係。特別是1980年之後的資本主義化,更使到階級結構同1959-1979年間相比有了很大變化。

首先,藏官集團跟全國一樣,慢慢演變成官僚資本集團,藏人及漢、回資本家只要勾結它就能夠發大財。[26]藏官集團就是西藏現代化和資本主義化過程的主要得益者。王力雄說:「就是這樣一個由外部勢力培養的、徹底異化和完全寄生的怪胎,在西藏盤踞和生長的時間已經將近半個世紀,在這些年月中,靠著時時刻刻吸吮北京輸送的大劑量營養,它已經在西藏根深葉茂,並且長成了龐然大物,成為西藏社會一個固有的存在成份。」[27]

其次,是小資本家的大量冒頭。19802000年,西藏的私人小企業從489戶增加到43000戶,增長差不多100倍。[28]有人看到拉薩滿街都是漢、回小資本家,就以為藏人很少經營小企業。這似乎不正確。在全西藏,藏人經商與其他民族的經商的比例是73,即藏人居多數。只是拉薩才恰好倒過來,是37[29]

1950年代的西藏幾乎談不上產業工人階級,要等到中共展開現代化項目的時候才有。到2005年農、牧民在比例上下降到佔勞動人口的六成。其餘四成已經變成現代工人階級或者小商販,他們主要分佈在製造業和第三產業,而當中以工人數目較多。[30]1981年西藏有17萬職工,主要是國企或集體企業的工人[31]。當中國全面走資之後,西藏的工人階級也發生結構性改變。一方面,職工幾乎沒有增長,反而稍微減少﹕1995年是和2005年都是16萬。另一方面,私人小企業的工人,從數目很少發展到200063198人。[32]

總之,同全國一樣,西藏在改革開放之後,已經出現兩極分化。西藏的資產階級現在主要分為兩個部份,一個是官僚資本,一個是私人資本。工人階級也分為兩個部份,一個是國企職工,一個是私人企業的工人。在兩個階級之間的,是大量小資本家和城鄉個體戶。

 

西藏各個階層,似乎沒有因為經濟生活的改善而歸順中共,反而出於相同或不同理由而繼續懷恨在心。首先,普通藏人小商販很容易感受到藏官集團及其權貴資本的的壓迫。中國的雜誌〈經濟師〉有一篇文章指出:「一些執法機構對個體戶、小企業濫施罰扣的現象時常發生。」[33]這導致商販很大的反感。在漢人地區,對官府的反感不會往仇視漢人的方向發展。但是在西藏就容易得多。

 

有人認為,大量藏人變成小資本家,說明他們也從商業化中得益,所以藏人不應該說商業化只有利於漢人和回人,不應該仇恨漢、回人。事實是,即使藏人小資本家得益,仍然有人不滿意:為什麼西藏政府容許漢、回的流動人口跟本地戶口一樣自由註冊工商登記,而不去保護本地原已非常落後的經濟?這在藏人商販眼中,這是不公平競爭。再從虔誠的藏人看來,自己的聖城不僅被商業佔領,而且是讓外族人的商業佔領,色情事業興旺,這是褻瀆。而且,問題很快也回到一個根本原則:為什麼全體藏人對聖城的商業發展沒有決定權?難怪即使藏人能從經商中獲利,他們對中共還是仇恨,甚至相當多人連漢人也一概仇恨。

 

資本主義的興起必然產生大量的勞資糾紛。上述同一篇文章指出:「許多私營企業無視甚至損害工人的最基本的合法權利,導致勞資關係矛盾日益加大,勞資衝突案件也呈日益上昇的趨勢,這已成為當今社會一個越來越突出的社會矛盾,嚴重影響社會穩定。」[34]這裡當然包括同屬藏族的勞資糾紛,但是,就像全中國的工人一樣,藏族工人事實上沒有從一般的勞資經濟糾紛發展出任何自主政治意識。但是分離意識就有一些。有報導說,在歷次西藏騷亂中,除了僧人,最主要的參加者就是城市普通藏人職工和青年人,他們也往往高喊藏獨。這部份工人有多大普遍性,現在不知道。而農村的農、牧民的看法未必與城市的工人相同。究竟在藏族勞動人民之中,民族主義情緒有多普遍,這個還須要我們進一步研究。但是,無疑,中共繼續壓迫藏民,恰恰在阻礙著藏族工人的階級意識的發展,恰恰在促進他們的民族意識。

 

最叫中共始料不及的,是連自己努力培養的藏族高級知識分子,不少人也染上分離主義情緒。這其實不難解釋。知識分子本來就是對人權、尊嚴、本族文化等等比較普通人敏感。他們文化水平越高,越是瞧不起中共那種野蠻落後,當然也對它那種大漢沙文主義深惡痛絕。

 

如果以為只有一般藏人才仇恨中共,而藏官們就不仇恨,就沒有一點西藏民族主義,那就大錯特錯了。西藏宗教和民族感情的復興,對至少部份藏官也發生影響,越來越多人暗地裡信教和把孩子送到印度接受達賴的流亡政府的教育。當然高官和中下級官員的分別會很大。高層藏官集團始終要狐假虎威,繼續擔任中央的土著打手才能混下去。平措汪傑說他們「吃的是反分裂的飯,升的是反分裂的官,發的是反分裂的財」。但即使是高級藏官,不論表現多麼忠誠,他們也知道很難拿到實權。所以他們永遠同高級漢官有矛盾。說不定始終有個別高級藏官過著雙重生活:白天敬奉中央,晚上禮拜達賴。至於中下層藏官這種雙重性格,更是廣為人知了。有一個流行於藏族幹部的黑色笑話能夠說明這些人的民族感情[35]

1950-60年,我們失去了土地。(中共軍隊入藏)

1960-70年,我們失去了政治權力。(傳統的西藏政府垮臺、流亡)

1970-80年,我們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文革毀滅了寺廟)

1980-90年,我們失去了自己的經濟。(改革開放讓非藏人控制拉薩等城市經濟)

中央對此當然是清楚的。它越是清楚,就越難委藏官以實權。反過來,高級藏官集團也心中有數,所以,他們固然害怕達賴回來,但是他們也不見得個個全心全意侍奉中央。難怪中共的決策,在西藏特別難保密,許多時候很快就傳到達賴那裡。此所以中央對於西藏的政策,越來越難找到有效的著力點。

怎樣看藏獨

1949-1959年,中國是強烈反帝反資的國家,而西藏的達賴政權則是中世紀的神權統治,並且不惜為了挽救自己的統治而聯合美國霸權主義去反對中國。那個時候的藏獨運動即使成功,其實也不過是美帝圍堵中國的馬前卒而已。它不可能真正獨立。所以,當時的藏獨運動同中共相比,一個反動倒退,一個比較進步。不管中共在民族問題上犯了多大錯誤,當兩者事實上發生武裝衝突時,勞動人民應該暫時贊助前者反對後者。可是,在1960-1980年,中共的專制主義日益使到它的倒退性壓倒進步性。從1980年代中開始,中共更是全面恢復官僚資本主義,也就是全面倒退。另一方面,西藏在經歷過土地革命和接受中央的援助項目之後,舊的階級和階層滅亡了,或者其特權已經大大廢除了,新的階級和階層卻產生了。連達賴喇嘛也被中共革過命了,變得反動性減少了。新時代的西藏分離情緒,就是在這些新的社會條件和新的階層生根的。它已經同1950年代的分離主義有很大不同。流亡政府現在即使復辟回朝,也不可能恢復農奴制,而是多份維持著由資本主義佔主導、而農牧區以小生產為主的社會經濟制度。所以,萬一西藏脫離中國,它不再是一個農奴制加神權統治的西藏,去脫離一個反帝反資的中國﹔不,那只是一個資本主義的西藏脫離另一個強大一百倍、又欺壓藏人的官僚腐敗的資本主義國家而已。所以,新時代的藏獨運動不再必然是反動的,反而由專制統治者以暴力繼續維持一統,才是必然反動的。

統治者當然會說,西藏屬於中國,而中國領土是神聖的、不可分割的,所以暴力禁止西藏獨立是理所當然的。

這個推論錯了。要使西藏留在中國,可以有別的好得多的政策,而維持暴力壓迫只會適得其反,把藏人往分離主義的方向推。中共把自己打扮成國家利益的天然代表,其實它自己往往最自私自利。它的西藏政策根本不是為了勞動人民的利益,只是為了自己那個官僚資本集團的狹隘利益而已。第二,西藏留在中國當然是我們所希望的,但不能說這是壓倒一切的最高原則。只有一個原則才是壓倒一切,那就是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廢除一黨專政,實現勞動解放﹔只有實現了這個目標,西藏問題或任何重大問題才有真正的解決。所以勞動人民不應該支持統治者的西藏政策,只應該暴露它的錯誤,促使大眾起來撤換它。

又有些號稱激進的左派(一些自由派也是這樣),往往根據「西藏獨立了,也只是藏人的上層階級得益」來證明藏獨運動沒有任何歷史進步意義,進而根本否定藏人有權分離。這個推論既不合邏輯,也非常有害。沒有歷史進步意義不等於歷史退步。藏族工農在中共統治下固然是受剝削階級,萬一西藏在現在的有產階級或僧侶領導下獨立,也只能繼續受剝削﹔所以,西藏在這個情況下獨立,固然不是歷史進步,但同樣不算是歷史退步。左翼對於既不是歷史進步也不是歷史退步的東西,是可以容忍的---不承諾在任何環境下都容忍,但是一般情況下可以容忍。容忍是因為分離權本來就是民族權利﹔其次,從勞動人民的利害關係看,西藏萬一分離,中國寧願接受這個事實,都比較暴力維持一統好些,因為這會比較容易促進藏漢兩個民族的工人階級的覺悟和友誼。這些左派整天稱許列寧,可是,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向列寧學習。列寧談到挪威脫離瑞典的經驗的時候,就強調:對,這次脫離並沒有帶來明顯的歷史進步,但同樣也並非明顯的歷史退步,所以沒有理由反對。同時,因為瑞典的社會民主黨支持挪威獨立,所以兩國分離之後,兩國的工人階級的友誼反而有所促進。這對於促進國際主義就是一個明顯的積極因素。

還有些左派終日嘮叨,達賴代表有產階級,中共也代表有產階級,兩個都一樣壞,所以左翼要兩個都反對。這在社會主義最高綱領的映照下,當然是對的。可是,誰若再推論,所以左翼對於目前中共的民族壓迫政策應該袖手旁觀,那就大錯特錯。這種思想方法的錯誤根源,是以為祭出最高綱領就能代替對具體形勢的分析,就可以不去區分不同的敵人---主與次,緩與急,輕與重。這其實是最糟糕的左派幼稚病。他們也恰恰完全忘記列寧的忠告:必須區分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必須首先譴責前者,並有限度地贊助後者的反抗。只有左翼在現實的反抗壓迫中站對立場(哪怕是臨時性的立場),才能恢復社會主義的信譽,才能有資格代表各種不同的被壓迫者的共同反抗。尤其在今天的中國,當官方宣傳完全蒙蔽群眾的時候,左翼更應該首先揭露官方宣傳,而不是對達賴和中共各打五十大板。後一種精神,不僅是小宗派精神,而且可能感染了大漢族主義而不自知。事實上,這種立場恰好重複中共的一貫立場:〈自治法〉在序言部份說,要「反對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把佔統治地位的漢族的民族主義,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等量齊觀,這不是體現民族平等,而是體現民族壓迫。

社會主義者雖然贊助被壓迫藏人反抗壓迫,但要強調,這種贊助只像在馬路上見到一群黑幫毆打一個人,而立即施予援手(報警或者揮拳相助) 一樣。這不代表我們認為那個被打的人一定是好人。同樣,我們贊助藏人反抗壓迫,但這不代表我們在綱領上支持達賴或其盟友的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者始終堅持的是國際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所以更要保持自己在綱領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

民族主義者的通病是把所有「同胞」當作是內部一致的「命運共同體」。藏獨主義者也好,大漢民族主義者也好,都是這樣。其實,在這個「命運共同體」裡面,仍舊劃分為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彼此的命運其實大不相同!西藏下層階級一方面受著大漢族主義的壓迫,另一方面也受著同族的資本家和富農的壓迫。而同族的資本家和富農,他們在剝削勞動者上面,往往同漢族的資本家和富農有著更多共同利益。所以,即使今天西藏不同階級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分離情緒,但是,彼此的社會內涵,一旦發展起來,可以南轅北轍。大家從台灣民進黨上臺後的全部可恥可鄙的表現,從南非獨立後南非國民大會的政權如何貪污腐化和大搞私有化,就可以知道,上層階級擁護獨立首先是為了自己能夠壟斷權力,以便他們更有效剝削同胞。至於下層階級,他們的獨立夢想往往是同希望擺脫經濟剝削聯繫起來的。萬一西藏獨立後,這個「命運共同體」很快就會分裂為兩個內部民族﹕有產統治者和無產的被統治者。所以,我們必須善於區別統治者的分離情緒和被統治者的分離情緒[36]。前者的理論前提是錯誤的,其實際發展更可以變成很反動的東西。所以,我們對於達賴的階級本質,要時時根據其實際表現來加以揭露,特別要揭露:他依靠的那些帝國主義「盟友」,恰恰就是西藏勞動人民的死對頭。社會主義者只會在西藏上層階級實際反抗著大漢族沙文主義的壓迫、這個狹窄的點上贊助它,一旦超越這個點,一旦它表現出哪怕是小小的反動傾向,社會主義者都應該揭露它,譴責它。另一方面,社會主義者對於藏族勞動人民的分離情緒,應該同情它,贊助它,同時把勞動人民的樸素民族感情引導到勞動解放的遠大事業上。民族解放同勞動解放的事業是可以相容而非必然相斥的。所以,理論上並不是只有一種藏獨,即上層階級的藏獨﹔也可以有勞動人民的藏獨,雖然目前看不到兆頭。

民族主義者把民族看作百分之百的「命運共同體」,當然是欺騙。另一方面,有些所謂左翼,藉口「民族問題只是階級問題的一部份」,又把民族問題一筆勾銷。這是偽馬克思主義,也可能是大漢族主義而不自知。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簡單化成為「民族問題只是階級問題的一部份」那樣一句話。關於這點,以後再詳談。

西藏問題國際化

 

現代西藏民族主義的壯大,固然有歐美霸權主義國家在推波助瀾。一位藏人說:「誰沒有自尊心,現在的西藏人有很多年輕人有文化了,再給西方的民主和獨立一挑動,他們當然不願做二等公民,就起來反抗。」[37]但藏人分離情緒的主要原因應該在中國國內尋找,在中共的專制主義、大漢沙文主義和中共復辟資本主義之中去尋找[38]。如果「西方的民主思想」對藏人有吸引力,那不是因為歐美國家的代議民主真的完全符合勞動人民利益,而是因為中共太專制,太野蠻,相比之下,才令到西方的代議制具有名過其實的吸引力。香港的經驗可以提供不少參考。中共是怎樣喪失掉它在廣大香港勞動人民和年輕一代的聲譽的呢?後者又為什麼傾向西方代議制呢?那主要就是中共太專制太愚蠢:在1989年之後的後過渡期,當英國人開始搞局部代議制的時候,中共叫香港工人「寧要飯票,不要選票!」換言之,中共不是和西方比賽誰來真民主,不是承諾一個包含真正民主的基本法,而是用它的專制鐵甲來抵禦對方的「民主」攻勢,對香港實行普選定下一個又一個關卡。此所以它失掉民心。同樣,如果歐美國家可以在西藏問題上稍為牽制中共,或者將來它們把「顏色革命」搞成功,那主要是中共自己太專橫,太僵硬所致而已。

 

強國派整天大喊「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了!」,「中國要步蘇聯、南斯拉夫後塵了!」,只是無限誇大之詞。他們無視國際基本形勢:帝國主義怎麼強大,都無復60年前的舊觀﹔同時,中國今天卻比以前強大許多。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都不敢真的把分裂中國列入議程。不要把潛在的可能與現實混為一談。中國現在比諸蘇聯與南斯拉夫都更有條件維持一統。首先,中國走資本主義走得比後兩個國家都成功得多,可以用她的巨大市場拉住歐美日國家,與後者達成全球性的資本合作關係。在厚利面前,帝國主義根本不會為了西藏而犧牲同中共的經濟結盟。其次,中國的民族特點是民族構成上高度均一(因為漢族佔壓倒多數) ,完全由外力施加而導致分裂的可能性不高。如果中國真的分裂,那同樣主要不是來自帝國主義的力量,而是由於中共的統治太腐敗。

總之,萬一西藏人民選擇分離,勞動人民的立場應該是尊重它們的決定,沒有理由因為害怕「西方介入」而去支持中共對藏實行武裝鎮壓。只有在一個情形下才能採取另一種態度﹕倘若藏獨運動聯合美國霸權主義武裝直接干涉西藏,那麼,這個時候的藏獨運動就已經改變了性質,變成帝國主義的全球霸權戰略的一個組成部份了。在這個情況下,藏人的民族自決權就要從屬於中國勞動人民抗擊帝國主義的須要之下了。社會主義者要強調,民族自決權畢竟只是他們的最低綱領而已。社會主義的最高綱領是國際主義,是各族勞動人民建立自由而平等的社會主義聯邦。不證自明,最低綱領要服從最高綱領。在更多時候,兩者並不衝突。但是,萬一在某個特定環境,某個民族的權利同社會主義事業衝突,那就難免要選擇後者而暫時犧牲前者。[39] 不過,必須看到,美國霸權主義武裝直接干涉西藏這種可能性,在可見將來都很小。而對於歐美國家目前的「民主」宣傳攻勢,中國政府如果是真正屬於勞動人民的政府,其對策絕對不是用專制來反攻,而是和他們比賽真正民主。

當然中共不是這樣的政府。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中共本身不僅不能解決問題,相反,它自己就是問題所在。誰還像強國派那樣幻想依靠中共來解決中國的核心問題,其實是抱薪救火。恰恰相反,要解決西藏問題,或者中國任何一個重大問題,都須要從發展勞動人民的民主奮鬥入手,從廢除中共一黨專政和建設勞動民主著手。

結語

但是今天中國的工人階級非常欠缺覺悟,身上也有太多大漢沙文主義而不自知。零星的左翼的任務,就是逆流而上,向群眾耐心解釋馬克思的基本原理:一個民族去壓迫另一個民族,他們自己也不會自由的。

 

2008520

2008528日最後修訂


 


[1] 本文原題是〈談談西藏〉,最初發表時分為上篇及下篇,現在合為一篇,刪除了小部份重複的文字和做了微小的修改。

[2]〈流亡中的民主---印度流亡藏人的政治與社會(1959-2004) ,蘇嘉宏著,水牛出版社,2005年﹐台北,附錄三。

[3] 我們提醒讀者這一點,只是為了揭露西方霸權主義的偽善,並不等於我們支持法國政府這個政策。

[4] 藏族學生只在小學時候使用母語接受教育。

[5] 〈達賴喇嘛與中國---西藏問題的解決之道〉,梅爾文.戈爾斯頓(Melvyn C. Goldstein),明鏡出版社,2005年,162頁。他是有名的美國西藏專家,懂藏文,為學比較客觀嚴謹。

[6]徐明旭在他的〈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一書中說這是因為藏文無法表達現代科學的概念。這個判斷夠大膽,問題是徐本人承認他根本不懂藏文,如何有說服力?

[7]「中共的迫害是針對人的,而不是民族。...中國少數民族所受的壓迫,不應該定性為民族壓迫,而應將其看作是專制政權對全體人民共同的政治壓迫。」見該書241-2頁,明鏡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2006年第二版。他現在有無改變意見則不得而知。

[8] 「拉薩事件一爆發,馬上在整個西藏引起回響,達賴超過其他的根本上師,變成最高的精神領袖,到達蘭莎拉來見達賴變成最高的榮譽,甚至薩迦派的僧人,也是先見達賴喇嘛再見薩迦法王。」見〈最後的達賴喇嘛〉,林照真,2000年,時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台北,147頁。

[9]「一個名叫次仁卓瑪的女人給我講完她在舊西藏受的苦,然後回答我問她的是否希望西藏獨立﹕『舊社會的西藏不就是獨立的嗎?如果西藏再獨立,我們不是就要第二次痛苦嗎?』」〈天葬〉,338頁。

[10] 「流亡人士的內部團結近幾年來並不穩定,那就是因為達賴喇嘛寧願放棄完全獨立的結果,而且也是由於他禁止大家去敬拜那個成為雄登的黃教護法神的結果。威脅達賴喇嘛生命的事情也發生過。」〈達賴喇嘛與中國---西藏問題的解決之道〉,梅爾文.戈爾斯坦,明鏡出版社,2005191頁。

[11]「舊社會有那麼多的寺廟,我們藏民對寺廟那麼恭敬,難道我們過上了好生活嗎?」,〈天葬〉,338頁。

[12] 〈最後的達賴喇嘛〉,林照真,2000年,時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台北,附錄。

[13] 2007年《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白皮書。有關段落如下:「19886月,達賴提出了所謂解決西藏問題的斯特拉斯堡建議,這個建議以所謂西藏歷來是獨立國家為前提,將一國內部的民族區域自治問題變成所謂的宗主國與附庸國、保護國與被保護國的關係,否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變相搞西藏獨立。這原是帝國主義為了瓜分中國玩弄過的陰謀,當然受到中央政府的拒絕。中央明確表示: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不容否定,西藏獨立不行,半獨立不行,變相獨立也不行。」

[14] 中國民族問題報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66頁。

[15] 373頁。

[16] 〈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二卷,1995年版,564頁。

[17] 〈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二卷,1995年版,396頁。

[18]前後共有14個帝國主義國家入侵過蘇俄,支持內戰中的白軍去攻打紅軍

[19]請參考書介〈一代西藏革命领袖的命运——平措汪杰传略〉,顧明誠。

[20] 〈現代西藏的誕生〉,譚.戈倫夫,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年,220頁。轉引自〈天葬〉,170頁。

[21] 移居德國多年的關愚謙非常支持中共,但是他在信報的專欄說:「記得一位有文化的很受我尊敬的藏人阿紮多吉多年前在瑞士見到筆者說:『西藏的地方領導幹部,表面上給一些藏人貴族安排政府職位,如副省長、副委員長、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過去的農奴並不滿意,他們也不滿意。因為他們只起到象徵性的作用,一切政策和大事還是掌握在漢人幹部手裏,語言也是用漢語,你不懂是你自己的事。有時,還對你存有戒心,怕你裏通外國,這些都很刺激藏人。說破壞人權,並不是沒道理。文化大革命的餘音,在中國很多地方、很多領域,還在繚繞,寧左勿右。』」信報,2008328日。

[22] 〈天葬〉,503頁。

[23]平措汪杰就諷刺:西藏不叫要錢也給錢,新疆要錢才給錢,內蒙要錢也不給錢。

[24] 西藏日報,19931122日,轉引自〈達賴喇嘛與中國---西藏問題的解決之道〉,梅爾文.戈爾斯頓,明鏡出版社,2005年,158頁。

[25]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ibet Und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June Teufel Dreyer. Contemporary Tibet ---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Edited by Barry Sautman and June Teufel Dreyer, M.E. Sharpe, New York, 2006.

[26] 可參看〈天葬〉第1213章。

[27]〈天葬〉,235頁。

[28] Market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 Private Business in Lhasa, by Hu Xiaojiang and Miguel A. Salazar. Contemporary Tibet ---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Edited by Barry Sautman and June Teufel Dreyer, M.E. Sharpe, New York, 2006.

[29]同上。

[30]但是2005年製造業只僱用9%的勞動力,而第三產業高達三成,反映了西藏的現代化,除了中央撥款的項目之外,主要靠商業及旅遊業,而不是製造業。

[31]當時中國統計的「職工」,包括56萬的黨政機關的公務員。

[32] 同上。

[33]〈西藏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尼瑪拉姆,潘明清,〈經濟師〉2006年第9期。

[34]同上。

[35] 〈達賴喇嘛與中國---西藏問題的解決之道〉,梅爾文.戈爾斯頓,明鏡出版社,2005年,160頁。

[36]也要善於區分幾個概念:民族感情、民族主義、民族解放、分離運動﹔它們不是一個東西。混為一談是危險的。

[37]關愚謙,信報,2008328日。

[38] 就像臺獨運動的發展,應該首先從中共專制和它復辟資本主義中去尋找一樣。

[39]民主主義者也是這樣看。林肯總統同樣沒有尊重南部蓄奴州的分離權,而是用武力制止。但沒有人能夠譴責林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