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的联合还是强迫的一统[1]

----左翼看西藏

许由

(转载自〈大同丛刊〉第一辑,20086)

 

藏汉矛盾,是一个有深刻历史根源的问题,当中,中共自己也做了很多错事,这是近年来藏人民族主义高涨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中共应该检讨它的西藏政策,而不是只知镇压。继续这种政策只是扬汤止沸,长远而言藏人民族主义只会越打压越高涨。

中共对达赖的定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指责达赖喇嘛是「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的总代表」。这个指责只有前半对。西藏流亡藏人宪章第三条明白说「未来西藏政治是..政教结合、民主联合的民众国家」。十九条规定,流亡政府的最高权力属于达赖喇嘛,所有法律要经他同意才能生效,他也可以随时解散议会[2]。所以,西藏流亡政府到今天仍然政教不分,而达赖绝对不只是宗教领袖,而且是政治领袖。欧美政府说只把他看成宗教领袖,不止骗人,而且虚伪。政教分离是现代民主国家的起码条件,任何民主国家都不能接受天主教的教宗既享有天国的权威又来做世俗国家的统治者。法国政府连穆斯林妇女戴上面纱上课都认为是有违政教分离原则呢[3]。可是欧美对于达赖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政教合一却不加批评,明显是双重标准。那是己所不欲,施之于人。反过来,中共批评达赖喇嘛是政教合一的代表,本身是事实。达赖多少自知理亏,所以多次表示自己如果回藏就只担任宗教领袖,不做政治领袖。但是,如果达赖真的相信民主,真心抛弃政教合一,他应该现在就做,现在就废除流亡政府宪章这一条,不必等那个不知何年何月的回藏之日。达赖虽然很有公关手段,因此很得西方政客的赞赏,但是到现在他还没有根本放弃政教合一,无论如何是错的。

不过,中共说达赖是农奴制的总代表,这就有失公允了。从流亡藏人宪章以及达赖喇嘛的言论来看,虽然他们的政治蓝图还有严重背离民主原则的地方(例如政教合一) ,但是其它方面可说已经经历了现代化,不再代表农奴制。从前的十三世达赖至为顽固排外,而现在的十四世达赖简直就是世界级政治和宗教明星。客观上,西藏农奴主阶级也已经彻底消灭,昔日的农奴已经变成个体农牧民。达赖要开历史倒车,复辟农奴制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达赖已经作出了历史性的跃进了,虽然这个跃进是中共的「革命输出」所迫成的。中共最有资格看到这点,那就更不应该继续骂达赖为农奴制总代表。它继续骂,反而让人觉得是纯粹谩骂。按中共的惯例,这叫「搞臭敌人」。但它想都不去想,这种做法最后往往适得其反。这样,我们就看到一种历史讽刺剧:一方面,达赖被中共革过命,进步了﹔另一方面,中共因为太害怕被人革命,所以拼命消灭一切言论自由和党内反对派﹔而它成功之日,就是它开始历史大倒退之时,因为它整天所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声,整天以为自己真的是「光荣、伟大、正确」。

中共又指责达赖进行藏独分裂活动。达赖照例否认,并且强调他多年来都已经改为中道政策,就是追求一国两制,不再追求藏独。当然不能简单相信他。事实上他或者流亡政府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发言仍然同所谓中道政策有不一致的地方。流亡政府有可能是在玩两面派手法,表面上只追求一国两制,暗地里则鼓励或至少默许西藏青年大会的藏独运动。但是,如果中共聪明一点,它可以同达赖展开谈判,表明如果达赖彻底同藏独划清界限,公开约束流亡政府成员不得涉及藏独,显示出他的中道政策的诚意,那么,他同中共之间就有谈判基础。如果达赖本来就没有任何诚意,他就会在谈判中自我暴露。如果他多少有诚意,那就至少值得谈判,然后通过一定的让步来使达赖约束住藏独运动。中共过去对藏人干了那么多坏事,理应作出政治上的补偿,那就是至少恢复藏人本应享有的自治权。可是,中共不去尝试以合理让步把达赖从藏独运动中争取过去,反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骂「达赖集团」,实际是推动对方阵营的两派抱成一团来反对自己。要知道,达赖已经是流亡政府中最温和的一个,而流亡政府又比较西藏青年大会温和,如果中共不以合理让步去拉住达赖,客观上是鼓励更激进的藏独运动的壮大。中共这种只知强权不讲道理的立场不是偶然的,它不过是在重犯江泽民时代对台的错误而已。

中共对西藏有无民族压迫?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中共有无落实西藏人民的自治权。既然是不同的民族,又是少数民族,那么,西藏人享有真正的自治权就是最起码的权利,否则无法实现民族平等,也无法防止汉人强凌弱,众暴寡。中共矢口否认对西藏是民族压迫,理由是西藏已经实行民族自治,藏人自己管理自己。它的主要根据之一是大部份党政干部都是藏人。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这最多只叫公务员的本土化,不能当作是藏人享有自治权的证据。以前香港的殖民地政府在后过渡期一直有推行官员本土化,但这不等于它让香港华人享有自治权。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共的确逐渐把西藏的汉人干部减少到只占小部份,治藏干部以藏人为主。但是这顶多可以说,中共成功地培植了西藏土生的、且听命于北京的官吏统治集团。如果向藏人示威者开枪的,是藏人警察而非汉人警察,这个事实不能证明藏人有真正的自治,只说明藏官是北京的傀儡。

如果我们看看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再同香港的基本法比较一下,就不难知道,无论是中国宪法还是法律,根本没有赋予少数民族任何有意义的自治权。宪法第四条禁止民族分裂,但是对于自治权,除了规定「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享有自由外,无一字规定自治区政府享有政治意义上的自治权力。再来看〈自治法〉,第三章讲自治权,但你看来看去,也同样看不出民族自治区有多少象样的自治权。    第十九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但接着又说,自治地方的人大要上「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换言之,条文的前半部规定自治权,后半部又取消掉。    第二十条也基本如此:「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如果什么都要问准北京,那算什么自治?再者,众所周知,大陆所有人大选举都是假的,都是受共产党操纵,西藏也不例外。所以,虽然〈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区域的行政首长要由当地民族担任,但享有实权的根本不是他们,而是党委。而到今天为止,西藏党委还是汉人。综合上述条件,说西藏自治区政府是中共中央的傀儡,实不为过。这就是汉族政权对藏民族的压迫。所以〈自治法〉应该叫〈反自治法〉才对。

〈自治法〉提到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上,自治区享有自治权,但是没有提到教育。这是故意的遗漏,为的是继续强迫藏族中学生使用中文教学[4]。尽管教育试验证明藏族学生用母语念中学,成绩会比用中文好,但是中共毫无迹象要在藏族中学教学中使用母语。[5]这不能不说是民族压迫。[6]

讲自治,应该至少像香港那样。中共说香港实行的是高度自治,自然是夸大其词。理由是:大陆各省的行政首长一经人大选出,即已生效,不用再经中央批准。但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行政首长却在本地选举产生后,连同所有司级官员,统统都要由中央批准方能生效。这不是高度自治,最多是中度偏低的自治。但是中度偏低的自治也是自治,不能因为反对中共一党专政就盲目否认事实。至少香港的行政首长头上没有党委指手划脚。香港人不是另外一个民族,都可以实行这种程度的自治,那么,西藏人更应该至少享有同等的权利。达赖喇嘛要求西藏实行像香港一样的一国两制,实在是有道理的。即使你认为他是「佛门败类」,也不能因人废言。

又有人举出一大堆中央在经济、教育、文化、计生等等方面如何优待少数民族---包括藏族---的措施,来证明中央没有亏待西藏人。但是所有这些优待都不是政治性质,都同民族自治权沾不上边。中共事实上没有落实民族自治权。没有就是没有,你不能拿别的东西来代替它。奴隶主人即使把奴隶养得白白胖胖,奴隶还是奴隶。你不能说,奴隶既然养得白白胖胖,那么有无自由都无所谓。不,自由是有所谓的!奴隶有了自由,就没有奴隶主的位置了。正因如此,所以中共可以对人民作经济性的让步,但死不允许人民享有政治自由。同样道理,中共可以为工人增加工资,但死不准工人有权组织自主工会,有权罢工。在少数民族看来,纵然中央养得他们白白胖胖,但是一天他们没有自治权,一天他们仍然处于一种众暴寡的恐惧中。中央可以随时单方面给你好处,也随时可以给你地狱。过去50年的西藏与中央关系史就是不断在赐福与赐祸之间循环,而且是赐祸的时候多。前车可鉴,所以藏人如果要求独立,完全可以理解。中国的汉族政权应该首先反求诸己。如果藏人只要求享有真正的自治权,就更加理所当然。中共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亏在中共。而任何不属于统治阶级的中国人,如果他对于中共始终剥夺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始终剥夺13亿公民的政治权利,不置一词,另一方面却只知单方面痛骂达赖喇嘛,其实是为虎作伥,至为可悲。

中共的〈自治法〉制定于1984年,是文革后「拨乱反正」的产物。文革期间,许多无辜藏人受到政治镇压,藏人的文化与宗教几被破坏殆尽。但〈自治法〉并没有真正「拨乱反正」,顶多不过是把民族压迫进行得比较温和而已。今天西藏民族主义高涨,正是藏人对于民族压迫的反弹。

有些民主派同情藏人,反对中共压迫藏人。但是他们不承认那是民族压迫,而是专制主义对公民的压迫。他们说,不论汉人还是藏人,都同是专制主义的受害者。连王力雄那样比较客观和同情藏人的作家,在〈天葬〉一书都这样看[7]。一位西藏人有很好的回答。:「汉人的苦难跟藏人无关,但藏人的苦难跟汉人有关」。汉人总是一厢情愿地以为,汉族和藏族(或任何其它少数民族) 都是中华民族,都是一家人。问题是,藏族在这个家里受够了歧视和欺负,现在更不觉得同你们是一家人。你硬要对方承认跟你是一家人,就是无视少数民族的权利。这些民主派用「汉藏同为专制主义下的臣民」的概念来抹杀中国存在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迫,抹杀由此而必然产生的、少数民族要自由的感情,是因为他们也戴上了大汉族主义的有色眼镜。毫不奇怪,一谈到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他们几乎纯粹从解决专制主义入手,不肯涉及少数民族的权利﹔不要说不谈民族自决权,连比较充份的自治权也不多涉及,仿佛议会民主实行了,西藏的民族问题就顺带解决了。这是看不到议会民主照样可以对少数民族继续实行多数汉人暴政的普遍情况。

又有些所谓左翼,他们同文革前后的中共一样,把民族问题纯粹看成是阶级问题的一部分,客观上只是取消民族问题。这是伪马克思主义和货真价实的大汉族主义作祟。关于这点,下面再谈。

中共有无压迫藏传佛教

1980年代初,中共曾经对西藏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但是由于发觉这些政策无法消除藏人对于达赖的信仰,再加上1987-89年的西藏骚乱,初期比较温和路线很快被抛弃,改为越趋强硬。这导致中共拼命控制1995年十世班禅圆寂后转世灵童的认定与坐床,把达赖所选的灵童秘密禁闭并另定人选。这事件也标志着中共从此与达赖闹翻。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共更严厉地封杀达赖,禁止僧人和寺院展示达赖照片,强迫僧人签署否定达赖、支持中央的声明。僧人则用各种办法抵制。

共产党自称无神论者,却去插手转世灵童,谈什么政教分离、宗教自由?佛祖的归佛祖,西泽的归西泽。你西泽要管佛祖,那就是越俎代庖了。当然,清朝皇帝和民国政府都一样介入转世灵童的认定与坐床。但是,这不等于以后的中国政府也非要继承这个传统不可。事实上从前的许多许多传统都已经打翻在地了。就中国政府干预转世灵童的认定与坐床这个传统而论,更已经到了非中断不可的地步。因为它根本同政教分离原则违背。至于禁止僧人礼拜达赖,强迫他们否定达赖,同样有违宗教自由。所以,所谓中共容许藏传佛教的宗教自由,准确点说,只是容许没有十四世达赖的藏传佛教的宗教自由而已。但没有十四世达赖的藏传佛教,就不是藏传佛教,就像没有教宗的罗马天主教,就不是天主教一样。总之,中共这种「宗教自由」政策依然是宗教压迫。但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具有深远历史的宗教,统治者想通过暴力和强迫思想改造来压制它,是注定失败的。总之,中共继续打压达赖,客观上是为他宣传。本来,藏传佛教分为四大派,其它三派同达赖一向是有矛盾的。但是,由于中共倾力打击达赖,反而使他成为西藏人团结御辱的象征,不要说普通藏人,连其它三派的僧人,也变得比过去崇敬达赖。[8]这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总之,任何比较理智的中国人应该承认,中共的西藏政策是错误的,失败的。必须改弦易辙!

接受一国两制,但要政教分离

无论中共还是达赖,双方都实际上坚持政教不分,都在一个本来就错误的原则上对抗。其实,只要双方都放弃政教不分,彼此之间也并非没有谈判的空间。中共是强大的一方,也是压迫的一方,所以它更有责任率先提出和解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一方面尊重达赖的宗教领袖地位,奉行真正的宗教自由,另一方面奉行政教分离,不再干涉灵童转世﹔在政治上则接受西藏实行一国两制,让西藏人民高度自治,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但是规定西藏自治政府也实行政教分离。佛祖的归佛祖,西泽的归西泽。这本身是正当要求,达赖难以拒绝。只要实行政教分离和藏人民主自治,那么,即使达赖保持其宗教领袖的权威,他的原有的政治权威也会逐渐减弱。因为世俗化的民主选举的逻辑必然造成多元利益和多元政治,而不会让达赖支持者一党独大。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西藏社会的历史性改变,对此应该更有信心。60年前,西藏农奴虽是被压迫者,但精神上完全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所以西藏虽有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分化,但是没有任何政治意义上的阶级分化。中共是直接用军事力量输出革命来消灭农奴制,而后遗症也不少。但是,农奴制的消灭,毕竟为日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醒觉奠定部份基础。差不多60年后的今天,西藏已经变成近现代多种阶级并存的、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除了数量最多的个体农、牧民之外,还有富裕农、牧民,工商小资本家,官吏集团,企业工人等等。而彼此之间的利益不仅不同,有时甚至相反。如果有真正的政治自由,贫富与阶级利益的不同和冲突必然表现为政治上的多元性。大部份个体农、牧民虽然还有一条腿留在古老小生产方式中,还缺少现代知识,但是比较以前已经多了对切身利益的醒觉。他们可以礼拜达赖,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会赞成恢复农奴制。[9]在文化上,文盲也比较50年前也减少了一半。再配合其它条件,如果有真正的政治自由和民主选举,必然分化出至少好几个政党,也必然会产生亲中共的西藏政党,而不会让达赖的支持者一党独大。何况,达赖的宗派也不是藏传佛教的唯一宗派[10],藏人也不是人人都那么虔诚[11]。其次,现有的藏官集团虽然不少人暗地里供奉达赖像,但是,一旦回到政权问题,藏官集团一定不会甘心情愿地、不经斗争就向流亡政府拱手相让权力。说不定在这个自由环境中,一个立足劳动人民的世俗化左翼党也能够慢慢发展,逐渐帮助工农摆脱达赖的精神支配。如果在1940年代的西藏,都可以有像平措汪杰那样的共产主义者,成功地把几百个西藏同志组织起来,那么,没有理由说今天完全不可能做到这点。

香港也提供一个很好的参考。中共从未统治过香港,大多数香港人从来内心对中共有戒心,但是亲北京的民建联还是能够成为直选中的第二大党。以为西藏一旦实行一国两制和民主选举,西藏就一定完全落在达赖手中,那是对于自己太没有信心。若成真,那是因为中共自己太顽固,把对方阵营的中间派都往激进派那边赶。

以一国两制来解决西藏问题,是很值得考虑的方向,中共应该积极响应达赖。1979年邓小平不是跟达赖的代表说过,除了藏独,什么都可以谈吗?既然达赖已经表示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放弃藏独立场,那中共为什么不愿意跟达赖认真谈判呢?4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于达赖的中道政策,一句否定:主权问题不容讨论。然后像过去一样指责达赖希望中共从西藏撤军,以及主张西藏将来享有外交权,都是否定中国的主权,所以达赖所谓中间道路就是藏独。

首先,姑且假定达赖的确坚持藏独。那么中共可以拒绝他,但是,它也应该提出自己的正面而积极的方案,就是至少要去恢复藏人最起码的自治权。但是什么也没有。这能够令人信服吗?

其次,指责达赖的主张是藏独,根本就很牵强。驻军根本不是体现主权的必要条件。中共为了向台湾招手,不是提出一个中共不驻军、让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的一国两制方案吗?而达赖在20年前的「斯特拉斯堡建议」,只是希望把西藏变为非军事化的和平圣地,即将来中央既不驻军,西藏自治区也不会有军队。他还说: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中国有权保持以防御为目的的、有限量的军事设施的存在」[12]。这怎么看也不能说是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罢?至于说到外交,达赖根本没有主张要拥有外交权。他的说法是:中国政府负责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发展在宗教及文化上面的国际关系。达赖这个自治方案,比较中共对台方案,其自治程度还要低。所以中共长期骂达赖的方案就是「变相独立」,根本是无限上纲,强词夺理。[13]如果中共的指骂成立,那么,中共对台方案也是「变相独立」,也是否定中国的主权了。如果不是,如果连「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立场中共也可以接受,那么,达赖的西藏立场就同样不是否定中国的主权。所以,中共一口拒绝达赖,根本同捍卫主权无关。它的强硬,原因只有一个:台湾还没到手,硬来只会徒然为台独助选﹔而西藏已经吃进肚子,中共可以为所欲为。

民族自决权与藏独

现在的中共把藏独运动等同背叛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中共这样做,不多不少,也背叛了自己的原有纲领。八十多年前,中共成立不久,就追随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立场: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直至分离权(独立) 1931年底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共提案的〈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回、藏、苗、黎、高居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地域内的,他们有完全的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14]这个立场,到了抗日战争后期,才慢慢淡化,然后抗战胜利后,当中共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时候,才悄悄收起这个立场,改为主张民族自治。同时,国家形式也从以前主张的联邦制改为单一制。从此,谁讲讲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都几乎上纲上线为离经叛道甚至叛国。而在民族自治上,中共更挑选了一种最低度的「行政自治」,连政治自治也不允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不过是恢复一种极度中央集权的官僚大一统国家制度而已。这种制度只有利于它的统治集团。

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不同民族联合为国家,必须以自愿为前提,而不是出于任何强迫,才能够达到民族平等和民族和谐。而自愿的联合首先要以各民族享有自决权直至分离权为条件。社会主义也应该继承这个原则,因为社会主义原本不过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而已。

承认民族自决权与分离权,是否必然导致分离及独立?徐明旭在他的〈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一书中正儿八经地说:「世界上共有三千个民族,却只有170多个国家,如果每一个民族都要求自决、独立建国,那么绝大多数国家都将陷入种族战争」[15]。真是幼稚无知!这种见解就像当年的天主教或大男人主义者反对离婚自由一样,以为只要承认离婚自由,就会使多数夫妇离婚,家庭制度就会完全崩溃。恰恰相反,承认离婚自由才能够有自由而比较幸福的婚姻。同样,承认民族自决权,并不是鼓励分离,恰恰相反,而是确保各民族真正自由和平等地联合,这样的联合才是持久而又互利的。中共不是自称马列主义者吗?我们就看看列宁怎么说。列宁说:「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越接近充份的分离自由,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越少越弱。」[16]他在另一篇文章又说:「指责拥护自决自由即分离自由的人,正像指责拥护离婚自由的人是在鼓励破坏家庭关系一样愚蠢,一样虚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拥护资产阶级婚姻所赖以维持的特权的买卖性的人,才会反对离婚自由,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否认民族自决即民族分离自由,只能意味着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和警察的治国方式,而损害民主的治国方式。」[17]

列宁这里说的是资本主义国家,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又如何呢?任何稍微涉猎过俄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19172月冒头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拒绝承认和落实民族自决权直至分离权,反而是10月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才认真贯彻。十月革命一胜利,革命政府就通过〈俄罗斯人民权利宣言〉,其中关于民族问题的立场是:

一.俄罗斯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主权﹔

二.俄罗斯各民族有自决、以至于分离和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

三.取消所有民族和信仰方面的任何特权和限制﹔

四.各少数民族和种族在俄国境内有自由发展的权利。

苏维埃政府这个宣言不是空言,而是身体力行。那么,是不是所有原本被归并到沙俄的各个少数民族,现在都趁这个机会永远分离呢?不是的。有些的确从此永远分离独立,最明显的例子是芬兰。但是乌克兰则是实行民族自决权而没有根本分离独立的典范。19171120日,,乌克兰的资产阶级成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苏维埃政府很快就正式承认它,并没有因为它独立了而拒绝承认,也没有因为它是在资产阶级政府领导下而拒绝承认。但是,它很快激起自己的工农群众的反抗,因为它实行反共,勾结德国和波兰的入侵军队[18]。直到1920年夏天,乌克兰革命群众才在苏维埃红军帮助下建立起乌克兰的苏维埃政府。到了1922年底,俄罗斯、乌克兰连同白俄罗斯、亚塞拜疆、阿美尼亚及格鲁吉亚共六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联) 。这是建基于承认自决权之上的民族平等联合的典范。

另一个近年的例子是加拿大魁北克两次投票(19801995)决定是否分离,但两次独立派都输掉,结果魁北克继续留在加拿大。

大男人主义同民族沙文主义一样,都只懂得强迫的、在暴力威胁下的联合。他们整天预言,如果不这样做就必然导致对方分离。其实,他们越是这样做,恰恰越是在证实自己的预言︰当被强迫的一方受够了他们的歧视和压迫之后,就会不顾一切去反抗压迫者。反过来,承认分离自由,即使双方真的暂时分离,也不代表将来不可以复合。又再退一步说,即使从此分离,也能够保持睦邻关系,而非兵戎相见。最经典的例子是1905年挪威从瑞典分离,瑞典并没有大动干戈,反而表示尊重挪威全民公决支持独立。挪威独立之后,两国始终保持友好关系。

根据一般原则和历史经验,不论是民主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对于西藏都应该采取这样的立场:

一.开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政治自由,让人民自由辩论民族问题和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制度,重新检视单一制和联邦制的优劣﹔任何人有权提出任何一种意见或方案,不能以言入罪﹔

二.承认西藏人民及一切少数民族享有自决权直至分离权﹔越早承认西藏人民的自决权,越能够争取他们继续留在中国。反之则否。

三.支持西藏人民享有自决权直至分离权,不等于支持藏独。相反,我们主张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的各民族继续联合为一个国家,而联合形式可以考虑联邦制。联合派完全可以一方面支持藏人举行全民投票决定去留,另一方面,在实际投票时进行鼓动反对藏独,支持西藏与中国继续联合为一个国家。

四.万一西藏人民多数选择独立,中国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并且继续用政治的方法去争取他们的友谊。关于这点下面再详谈。

当代西藏民族主义

1959年之前的藏独运动只是农奴主和上层经师的运动,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基础。如果当时有农奴追随上层僧侣与贵族武装对抗中共,那是出于中世纪式的人身依附和忠诚,还有宗教上对僧侣的顺服(毕竟后者掌管着一切人的「来世」) ,而不是出于什么政治立场(藏人民族主义) 。但是今天的西藏民族主义,恰恰由于中共自己六十年来所奉行的民族压迫,以及由于它为西藏所包办的现代化,而使得西藏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比过去扩大了许多。这是中共想不到的。

中共对藏政策的错误的起点,是出于大汉族主义的偏见,要对藏实行汉人的直接统治,不肯信任为数虽少但比较正直的藏族干部,反而百般排斥,甚至在1959年之后把他们悉数抓进牢房。这方面以平措汪杰的故事最有代表性。[19]从此只有最听话的藏干能够比较得到中央的信任,而且也仅限于中层以下和没有实权的高层职位。对藏族干部这种汰好存坏的结果,是培植了一个恶质藏官集团,因而为藏人所普遍仇恨。

其次,中共的阶级政策,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最终使它得罪了西藏所有阶级和阶层,只有藏官集团例外。

1951年中央与达赖签订的〈十七条协议〉生效前后,中共的对藏政策是拉拢其上层统治阶级,承诺不进行土地革命。这个时候,连有人想宣传一下农奴应该翻身的思想,也被禁止和谴责。但对西藏统治者进行统战,根本是两面不讨好,既不能真正拉拢达赖和葛厦政权(后者不可能真心相信共产党会无限期容忍西藏的神权政权) ,同时又进一步阻碍下层群众的阶级启蒙。然后,到了藏东出现领主僧侣的武装反抗并蔓延到西藏的时候,到了要同达赖摊牌的时候,中共忽然之间被迫发动群众进行土改。但是这个时候,西藏群众并不像中共期待的那样热心,因为

「西藏群众与现状紧紧地拴在一起,一点也不知道或一点也没有经历过其它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汉人提出来的新的生活方式迷惑不解,对汉人也很害怕,因为汉人一方面促使农奴从封建主那里『解放』出来,但同时又与他们的主人建立了联盟,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有和『解放者』站在一起。」[20]

为了克服农奴的消极,中共往往不得不借助流氓无赖来斗争领主,而这些人也往往成为藏干。不管怎样,在「民主改革」初期,农、牧民分得土地,又确实得到了益处。不过,翻身农奴的好日子很快又过去了。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日日讲」的六十年代,中共的民族政策也变得极左,主张「民族问题其实就是阶级问题」,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极为荒唐的地步。就这样,农、牧民的土地很快被疯狂的人民公社化充公。结果是在1960-1980的二十年,农、牧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同时中共也近乎消灭藏传佛教,进一步从精神上伤害藏民。

以上谈的是下层阶级。在早已归顺中共的那部份上层阶级,这个时候也都受到迫害。就这样,中共得罪了西藏所有阶级。几十年间,归顺的被斗,不归顺的也被斗﹔上层的受中共的苦,下层的也受中共的苦﹔那么,在藏人眼中,藏人的一切苦难都是中共这个汉人政权带来的,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又既然毛主席被证明不是神灵而是肉身,而且还会犯大错,那么,在藏人眼中,崇拜中共的假神还不如崇拜自己的真神,难道不是同样顺理成章吗?这种共同经验,自然使许多藏人得出共同结论:赶走汉人,藏独万岁!其实,所谓「共同经验」,须要打个折扣。藏人不是一个均一体,相反,它里面还是划分为贫与富,而两者的经验不仅有所不同,而且往往对立。比方,在土地革命的时候,旧领主失去土地,农奴得到土地,就是一种彼此相反的经验。问题是,西藏的社会变革并没有停止在那个阶段,而是继续发展,一直到翻身农奴又变回中共的臣民,再发展到文革的荒诞剧。所以,藏人觉得,他们都是中共汉人政权的受害者,这个共性要远大于藏人之间的矛盾。何况,民族主义本身就是「想象的共同体」,想象成份可以很大。既然中共始终不肯尊重藏人的民族权利,那么,上层的藏人就很容易把西藏所有问题都解释成汉人的压迫的问题。

但是,1980年「拨乱反正」之后,一切又再回到起点。这时中共又重新拉拢西藏的旧贵族和上层经师。但是第二次统战成效却有限,因为后两者完全知道中共也不过是把他们当花瓶而已。[21]另一方面,中共对昔日的基层干部、积极份子,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重用。结果这批人因为在改革开放之中蒙受地位和生活水平下降之苦而滋生怨言。1989年骚乱之后,人民日报上有篇报导反映这些人的愤怒:「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22]

就这样,中共丧失了它在西藏的最后一点群众基础,只剩下自己培养的那个藏官集团,包括新一代的基层干部,来支撑着对西藏的统治。

拔苗助长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1979年,中共在碰破脑袋之后不得不丢弃所谓「阶级斗争」,又重新拾起了发展生产力为纲的政策。它以为,西藏的现代化能够培养藏民的归顺。可是,它又一次错了。

由于西藏太贫穷,因此现代化的资金几乎都由中央资助。[23]同样的原因也注定了,西藏的现代化不是由藏人自己度身订做,而是中共从外以蛮干的方式来包办。

1987年,邓小平说道﹕「西藏人口少,两百万藏族不足以完成这么大一个地区的发展任务。派汉族援藏没有害处。如果你仅根据西藏有多少汉族来评价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你不能得到正确结论。关键问题在于什么对藏族最好和西藏怎样能得到快速发展,提前迈向中国的四个现代化。」[24]邓小平不去想想,这样把「现代化」强加于藏人,为此不惜继续增派汉人干部,这究竟是促进民族团结还是相反。他也不去重温一下当年负责民族政策的利瓦伊汉的告诫:即使要帮助别人,也要看对方是否愿意啊。(难怪利瓦伊汉要被斗垮斗臭)

而且中共总是高估自己的包办能力。西藏现代化的项目,像全国一样,往往效益极差。「过去30年,西藏工农业产值增长4倍,而国家补助增长65倍。每一元人民币的产出,须要121元的投资。也就是说,投资的乘数效益是负数。西藏的全要素生产率,在1986-1990期间只有03%,比全国水平低14%﹔到了1991-1995期间,更下跌到01%,比全国水平低42%[25]这种低效的现代化,实在很难叫藏人尊敬。

不管怎样,60年来中共对西藏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建设,多少促进了西藏发展。1950年代的西藏几乎没有现代工业,而今天西藏已经有四大现代产业:电力、纺织兼手工艺、矿产品及旅游。这个新的经济结构也创造了新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特别是1980年之后的资本主义化,更使到阶级结构同1959-1979年间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藏官集团跟全国一样,慢慢演变成官僚资本集团,藏人及汉、回资本家只要勾结它就能够发大财。[26]藏官集团就是西藏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过程的主要得益者。王力雄说:「就是这样一个由外部势力培养的、彻底异化和完全寄生的怪胎,在西藏盘踞和生长的时间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在这些年月中,靠着时时刻刻吸吮北京输送的大剂量营养,它已经在西藏根深叶茂,并且长成了庞然大物,成为西藏社会一个固有的存在成份。」[27]

其次,是小资本家的大量冒头。19802000年,西藏的私人小企业从489户增加到43000户,增长差不多100倍。[28]有人看到拉萨满街都是汉、回小资本家,就以为藏人很少经营小企业。这似乎不正确。在全西藏,藏人经商与其它民族的经商的比例是73,即藏人居多数。只是拉萨才恰好倒过来,是37[29]

1950年代的西藏几乎谈不上产业工人阶级,要等到中共展开现代化项目的时候才有。到2005年农、牧民在比例上下降到占劳动人口的六成。其余四成已经变成现代工人阶级或者小商贩,他们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而当中以工人数目较多。[30]1981年西藏有17万职工,主要是国企或集体企业的工人[31]。当中国全面走资之后,西藏的工人阶级也发生结构性改变。一方面,职工几乎没有增长,反而稍微减少﹕1995年是和2005年都是16万。另一方面,私人小企业的工人,从数目很少发展到200063198人。[32]

总之,同全国一样,西藏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出现两极分化。西藏的资产阶级现在主要分为两个部份,一个是官僚资本,一个是私人资本。工人阶级也分为两个部份,一个是国企职工,一个是私人企业的工人。在两个阶级之间的,是大量小资本家和城乡个体户。

 

西藏各个阶层,似乎没有因为经济生活的改善而归顺中共,反而出于相同或不同理由而继续怀恨在心。首先,普通藏人小商贩很容易感受到藏官集团及其权贵资本的的压迫。中国的杂志〈经济师〉有一篇文章指出:「一些执法机构对个体户、小企业滥施罚扣的现象时常发生。」[33]这导致商贩很大的反感。在汉人地区,对官府的反感不会往仇视汉人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西藏就容易得多。

 

有人认为,大量藏人变成小资本家,说明他们也从商业化中得益,所以藏人不应该说商业化只有利于汉人和回人,不应该仇恨汉、回人。事实是,即使藏人小资本家得益,仍然有人不满意:为什么西藏政府容许汉、回的流动人口跟本地户口一样自由注册工商登记,而不去保护本地原已非常落后的经济?这在藏人商贩眼中,这是不公平竞争。再从虔诚的藏人看来,自己的圣城不仅被商业占领,而且是让外族人的商业占领,色情事业兴旺,这是亵渎。而且,问题很快也回到一个根本原则:为什么全体藏人对圣城的商业发展没有决定权?难怪即使藏人能从经商中获利,他们对中共还是仇恨,甚至相当多人连汉人也一概仇恨。

 

资本主义的兴起必然产生大量的劳资纠纷。上述同一篇文章指出:「许多私营企业无视甚至损害工人的最基本的合法权利,导致劳资关系矛盾日益加大,劳资冲突案件也呈日益上升的趋势,这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稳定。」[34]这里当然包括同属藏族的劳资纠纷,但是,就像全中国的工人一样,藏族工人事实上没有从一般的劳资经济纠纷发展出任何自主政治意识。但是分离意识就有一些。有报导说,在历次西藏骚乱中,除了僧人,最主要的参加者就是城市普通藏人职工和青年人,他们也往往高喊藏独。这部份工人有多大普遍性,现在不知道。而农村的农、牧民的看法未必与城市的工人相同。究竟在藏族劳动人民之中,民族主义情绪有多普遍,这个还须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但是,无疑,中共继续压迫藏民,恰恰在阻碍着藏族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发展,恰恰在促进他们的民族意识。

 

最叫中共始料不及的,是连自己努力培养的藏族高级知识分子,不少人也染上分离主义情绪。这其实不难解释。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对人权、尊严、本族文化等等比较普通人敏感。他们文化水平越高,越是瞧不起中共那种野蛮落后,当然也对它那种大汉沙文主义深恶痛绝。

 

如果以为只有一般藏人才仇恨中共,而藏官们就不仇恨,就没有一点西藏民族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西藏宗教和民族感情的复兴,对至少部份藏官也发生影响,越来越多人暗地里信教和把孩子送到印度接受达赖的流亡政府的教育。当然高官和中下级官员的分别会很大。高层藏官集团始终要狐假虎威,继续担任中央的土著打手才能混下去。平措汪杰说他们「吃的是反分裂的饭,升的是反分裂的官,发的是反分裂的财」。但即使是高级藏官,不论表现多么忠诚,他们也知道很难拿到实权。所以他们永远同高级汉官有矛盾。说不定始终有个别高级藏官过着双重生活:白天敬奉中央,晚上礼拜达赖。至于中下层藏官这种双重性格,更是广为人知了。有一个流行于藏族干部的黑色笑话能够说明这些人的民族感情[35]

1950-60年,我们失去了土地。(中共军队入藏)

1960-70年,我们失去了政治权力。(传统的西藏政府垮台、流亡)

1970-80年,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文革毁灭了寺庙)

1980-90年,我们失去了自己的经济。(改革开放让非藏人控制拉萨等城市经济)

中央对此当然是清楚的。它越是清楚,就越难委藏官以实权。反过来,高级藏官集团也心中有数,所以,他们固然害怕达赖回来,但是他们也不见得个个全心全意侍奉中央。难怪中共的决策,在西藏特别难保密,许多时候很快就传到达赖那里。此所以中央对于西藏的政策,越来越难找到有效的着力点。

怎样看藏独

1949-1959年,中国是强烈反帝反资的国家,而西藏的达赖政权则是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并且不惜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而联合美国霸权主义去反对中国。那个时候的藏独运动即使成功,其实也不过是美帝围堵中国的马前卒而已。它不可能真正独立。所以,当时的藏独运动同中共相比,一个反动倒退,一个比较进步。不管中共在民族问题上犯了多大错误,当两者事实上发生武装冲突时,劳动人民应该暂时赞助前者反对后者。可是,在1960-1980年,中共的专制主义日益使到它的倒退性压倒进步性。从1980年代中开始,中共更是全面恢复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全面倒退。另一方面,西藏在经历过土地革命和接受中央的援助项目之后,旧的阶级和阶层灭亡了,或者其特权已经大大废除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却产生了。连达赖喇嘛也被中共革过命了,变得反动性减少了。新时代的西藏分离情绪,就是在这些新的社会条件和新的阶层生根的。它已经同1950年代的分离主义有很大不同。流亡政府现在即使复辟回朝,也不可能恢复农奴制,而是多份维持着由资本主义占主导、而农牧区以小生产为主的社会经济制度。所以,万一西藏脱离中国,它不再是一个农奴制加神权统治的西藏,去脱离一个反帝反资的中国﹔不,那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西藏脱离另一个强大一百倍、又欺压藏人的官僚腐败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已。所以,新时代的藏独运动不再必然是反动的,反而由专制统治者以暴力继续维持一统,才是必然反动的。

统治者当然会说,西藏属于中国,而中国领土是神圣的、不可分割的,所以暴力禁止西藏独立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推论错了。要使西藏留在中国,可以有别的好得多的政策,而维持暴力压迫只会适得其反,把藏人往分离主义的方向推。中共把自己打扮成国家利益的天然代表,其实它自己往往最自私自利。它的西藏政策根本不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只是为了自己那个官僚资本集团的狭隘利益而已。第二,西藏留在中国当然是我们所希望的,但不能说这是压倒一切的最高原则。只有一个原则才是压倒一切,那就是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废除一党专政,实现劳动解放﹔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西藏问题或任何重大问题才有真正的解决。所以劳动人民不应该支持统治者的西藏政策,只应该暴露它的错误,促使大众起来撤换它。

又有些号称激进的左派(一些自由派也是这样),往往根据「西藏独立了,也只是藏人的上层阶级得益」来证明藏独运动没有任何历史进步意义,进而根本否定藏人有权分离。这个推论既不合逻辑,也非常有害。没有历史进步意义不等于历史退步。藏族工农在中共统治下固然是受剥削阶级,万一西藏在现在的有产阶级或僧侣领导下独立,也只能继续受剥削﹔所以,西藏在这个情况下独立,固然不是历史进步,但同样不算是历史退步。左翼对于既不是历史进步也不是历史退步的东西,是可以容忍的---不承诺在任何环境下都容忍,但是一般情况下可以容忍。容忍是因为分离权本来就是民族权利﹔其次,从劳动人民的利害关系看,西藏万一分离,中国宁愿接受这个事实,都比较暴力维持一统好些,因为这会比较容易促进藏汉两个民族的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友谊。这些左派整天称许列宁,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向列宁学习。列宁谈到挪威脱离瑞典的经验的时候,就强调:对,这次脱离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历史进步,但同样也并非明显的历史退步,所以没有理由反对。同时,因为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支持挪威独立,所以两国分离之后,两国的工人阶级的友谊反而有所促进。这对于促进国际主义就是一个明显的积极因素。

还有些左派终日唠叨,达赖代表有产阶级,中共也代表有产阶级,两个都一样坏,所以左翼要两个都反对。这在社会主义最高纲领的映照下,当然是对的。可是,谁若再推论,所以左翼对于目前中共的民族压迫政策应该袖手旁观,那就大错特错。这种思想方法的错误根源,是以为祭出最高纲领就能代替对具体形势的分析,就可以不去区分不同的敌人---主与次,缓与急,轻与重。这其实是最糟糕的左派幼稚病。他们也恰恰完全忘记列宁的忠告:必须区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必须首先谴责前者,并有限度地赞助后者的反抗。只有左翼在现实的反抗压迫中站对立场(哪怕是临时性的立场),才能恢复社会主义的信誉,才能有资格代表各种不同的被压迫者的共同反抗。尤其在今天的中国,当官方宣传完全蒙蔽群众的时候,左翼更应该首先揭露官方宣传,而不是对达赖和中共各打五十大板。后一种精神,不仅是小宗派精神,而且可能感染了大汉族主义而不自知。事实上,这种立场恰好重复中共的一贯立场:〈自治法〉在序言部份说,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把占统治地位的汉族的民族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等量齐观,这不是体现民族平等,而是体现民族压迫。

社会主义者虽然赞助被压迫藏人反抗压迫,但要强调,这种赞助只像在马路上见到一群黑帮殴打一个人,而立即施予援手(报警或者挥拳相助) 一样。这不代表我们认为那个被打的人一定是好人。同样,我们赞助藏人反抗压迫,但这不代表我们在纲领上支持达赖或其盟友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者始终坚持的是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所以更要保持自己在纲领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民族主义者的通病是把所有「同胞」当作是内部一致的「命运共同体」。藏独主义者也好,大汉民族主义者也好,都是这样。其实,在这个「命运共同体」里面,仍旧划分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彼此的命运其实大不相同!西藏下层阶级一方面受着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也受着同族的资本家和富农的压迫。而同族的资本家和富农,他们在剥削劳动者上面,往往同汉族的资本家和富农有着更多共同利益。所以,即使今天西藏不同阶级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分离情绪,但是,彼此的社会内涵,一旦发展起来,可以南辕北辙。大家从台湾民进党上台后的全部可耻可鄙的表现,从南非独立后南非国民大会的政权如何贪污腐化和大搞私有化,就可以知道,上层阶级拥护独立首先是为了自己能够垄断权力,以便他们更有效剥削同胞。至于下层阶级,他们的独立梦想往往是同希望摆脱经济剥削联系起来的。万一西藏独立后,这个「命运共同体」很快就会分裂为两个内部民族﹕有产统治者和无产的被统治者。所以,我们必须善于区别统治者的分离情绪和被统治者的分离情绪[36]。前者的理论前提是错误的,其实际发展更可以变成很反动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于达赖的阶级本质,要时时根据其实际表现来加以揭露,特别要揭露:他依靠的那些帝国主义「盟友」,恰恰就是西藏劳动人民的死对头。社会主义者只会在西藏上层阶级实际反抗着大汉族沙文主义的压迫、这个狭窄的点上赞助它,一旦超越这个点,一旦它表现出哪怕是小小的反动倾向,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揭露它,谴责它。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对于藏族劳动人民的分离情绪,应该同情它,赞助它,同时把劳动人民的朴素民族感情引导到劳动解放的远大事业上。民族解放同劳动解放的事业是可以兼容而非必然相斥的。所以,理论上并不是只有一种藏独,即上层阶级的藏独﹔也可以有劳动人民的藏独,虽然目前看不到兆头。

民族主义者把民族看作百分之百的「命运共同体」,当然是欺骗。另一方面,有些所谓左翼,借口「民族问题只是阶级问题的一部份」,又把民族问题一笔勾销。这是伪马克思主义,也可能是大汉族主义而不自知。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简单化成为「民族问题只是阶级问题的一部份」那样一句话。关于这点,以后再详谈。

西藏问题国际化

 

现代西藏民族主义的壮大,固然有欧美霸权主义国家在推波助澜。一位藏人说:「谁没有自尊心,现在的西藏人有很多年轻人有文化了,再给西方的民主和独立一挑动,他们当然不愿做二等公民,就起来反抗。」[37]但藏人分离情绪的主要原因应该在中国国内寻找,在中共的专制主义、大汉沙文主义和中共复辟资本主义之中去寻找[38]。如果「西方的民主思想」对藏人有吸引力,那不是因为欧美国家的代议民主真的完全符合劳动人民利益,而是因为中共太专制,太野蛮,相比之下,才令到西方的代议制具有名过其实的吸引力。香港的经验可以提供不少参考。中共是怎样丧失掉它在广大香港劳动人民和年轻一代的声誉的呢?后者又为什么倾向西方代议制呢?那主要就是中共太专制太愚蠢:在1989年之后的后过渡期,当英国人开始搞局部代议制的时候,中共叫香港工人「宁要饭票,不要选票!」换言之,中共不是和西方比赛谁来真民主,不是承诺一个包含真正民主的基本法,而是用它的专制铁甲来抵御对方的「民主」攻势,对香港实行普选定下一个又一个关卡。此所以它失掉民心。同样,如果欧美国家可以在西藏问题上稍为牵制中共,或者将来它们把「颜色革命」搞成功,那主要是中共自己太专横,太僵硬所致而已。

 

强国派整天大喊「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了!」,「中国要步苏联、南斯拉夫后尘了!」,只是无限夸大之词。他们无视国际基本形势:帝国主义怎么强大,都无复60年前的旧观﹔同时,中国今天却比以前强大许多。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敢真的把分裂中国列入议程。不要把潜在的可能与现实混为一谈。中国现在比诸苏联与南斯拉夫都更有条件维持一统。首先,中国走资本主义走得比后两个国家都成功得多,可以用她的巨大市场拉住欧美日国家,与后者达成全球性的资本合作关系。在厚利面前,帝国主义根本不会为了西藏而牺牲同中共的经济结盟。其次,中国的民族特点是民族构成上高度均一(因为汉族占压倒多数) ,完全由外力施加而导致分裂的可能性不高。如果中国真的分裂,那同样主要不是来自帝国主义的力量,而是由于中共的统治太腐败。

总之,万一西藏人民选择分离,劳动人民的立场应该是尊重它们的决定,没有理由因为害怕「西方介入」而去支持中共对藏实行武装镇压。只有在一个情形下才能采取另一种态度﹕倘若藏独运动联合美国霸权主义武装直接干涉西藏,那么,这个时候的藏独运动就已经改变了性质,变成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份了。在这个情况下,藏人的民族自决权就要从属于中国劳动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须要之下了。社会主义者要强调,民族自决权毕竟只是他们的最低纲领而已。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是国际主义,是各族劳动人民建立自由而平等的社会主义联邦。不证自明,最低纲领要服从最高纲领。在更多时候,两者并不冲突。但是,万一在某个特定环境,某个民族的权利同社会主义事业冲突,那就难免要选择后者而暂时牺牲前者。[39] 不过,必须看到,美国霸权主义武装直接干涉西藏这种可能性,在可见将来都很小。而对于欧美国家目前的「民主」宣传攻势,中国政府如果是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政府,其对策绝对不是用专制来反攻,而是和他们比赛真正民主。

当然中共不是这样的政府。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中共本身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它自己就是问题所在。谁还像强国派那样幻想依靠中共来解决中国的核心问题,其实是抱薪救火。恰恰相反,要解决西藏问题,或者中国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须要从发展劳动人民的民主奋斗入手,从废除中共一党专政和建设劳动民主着手。

结语

但是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非常欠缺觉悟,身上也有太多大汉沙文主义而不自知。零星的左翼的任务,就是逆流而上,向群众耐心解释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一个民族去压迫另一个民族,他们自己也不会自由的。

 

2008520

2008528日最后修订


 


[1] 本文原题是〈谈谈西藏〉,最初发表时分为上篇及下篇,现在合为一篇,删除了小部份重复的文字和做了微小的修改。

[2]〈流亡中的民主---印度流亡藏人的政治与社会(1959-2004) ,苏嘉宏着,水牛出版社,2005年﹐台北,附录三。

[3] 我们提醒读者这一点,只是为了揭露西方霸权主义的伪善,并不等于我们支持法国政府这个政策。

[4] 藏族学生只在小学时候使用母语接受教育。

[5] 〈达赖喇嘛与中国---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梅尔文.戈尔斯顿(Melvyn C. Goldstein),明镜出版社,2005年,162页。他是有名的美国西藏专家,懂藏文,为学比较客观严谨。

[6]徐明旭在他的〈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一书中说这是因为藏文无法表达现代科学的概念。这个判断够大胆,问题是徐本人承认他根本不懂藏文,如何有说服力?

[7]「中共的迫害是针对人的,而不是民族。...中国少数民族所受的压迫,不应该定性为民族压迫,而应将其看作是专制政权对全体人民共同的政治压迫。」见该书241-2页,明镜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2006年第二版。他现在有无改变意见则不得而知。

[8] 「拉萨事件一爆发,马上在整个西藏引起回响,达赖超过其它的根本上师,变成最高的精神领袖,到达兰莎拉来见达赖变成最高的荣誉,甚至萨迦派的僧人,也是先见达赖喇嘛再见萨迦法王。」见〈最后的达赖喇嘛〉,林照真,2000年,时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台北,147页。

[9]「一个名叫次仁卓玛的女人给我讲完她在旧西藏受的苦,然后回答我问她的是否希望西藏独立﹕『旧社会的西藏不就是独立的吗?如果西藏再独立,我们不是就要第二次痛苦吗?』」〈天葬〉,338页。

[10] 「流亡人士的内部团结近几年来并不稳定,那就是因为达赖喇嘛宁愿放弃完全独立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他禁止大家去敬拜那个成为雄登的黄教护法神的结果。威胁达赖喇嘛生命的事情也发生过。」〈达赖喇嘛与中国---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梅尔文.戈尔斯坦,明镜出版社,2005191页。

[11]「旧社会有那么多的寺庙,我们藏民对寺庙那么恭敬,难道我们过上了好生活吗?」,〈天葬〉,338页。

[12] 〈最后的达赖喇嘛〉,林照真,2000年,时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台北,附录。

[13] 2007年《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有关段落如下:「19886月,达赖提出了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斯特拉斯堡建议,这个建议以所谓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为前提,将一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变成所谓的宗主国与附庸国、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变相搞西藏独立。这原是帝国主义为了瓜分中国玩弄过的阴谋,当然受到中央政府的拒绝。中央明确表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

[14] 中国民族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66页。

[15] 373页。

[16]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1995年版,564页。

[17]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1995年版,396页。

[18]前后共有14个帝国主义国家入侵过苏俄,支持内战中的白军去攻打红军

[19]请参考书介〈一代西藏革命领袖的命运——平措汪杰传略〉,顾明诚。

[20] 〈现代西藏的诞生〉,谭.戈伦夫,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220页。转引自〈天葬〉,170页。

[21] 移居德国多年的关愚谦非常支持中共,但是他在信报的专栏说:「记得一位有文化的很受我尊敬的藏人阿扎多吉多年前在瑞士见到笔者说:『西藏的地方领导干部,表面上给一些藏人贵族安排政府职位,如副省长、副委员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过去的农奴并不满意,他们也不满意。因为他们只起到象征性的作用,一切政策和大事还是掌握在汉人干部手里,语言也是用汉语,你不懂是你自己的事。有时,还对你存有戒心,怕你里通外国,这些都很刺激藏人。说破坏人权,并不是没道理。文化大革命的余音,在中国很多地方、很多领域,还在缭绕,宁左勿右。』」信报,2008328日。

[22] 〈天葬〉,503页。

[23]平措汪杰就讽刺:西藏不叫要钱也给钱,新疆要钱才给钱,内蒙要钱也不给钱。

[24] 西藏日报,19931122日,转引自〈达赖喇嘛与中国---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梅尔文.戈尔斯顿,明镜出版社,2005年,158页。

[25]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ibet Und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June Teufel Dreyer. Contemporary Tibet ---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Edited by Barry Sautman and June Teufel Dreyer, M.E. Sharpe, New York, 2006.

[26] 可参看〈天葬〉第1213章。

[27]〈天葬〉,235页。

[28] Market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 Private Business in Lhasa, by Hu Xiaojiang and Miguel A. Salazar. Contemporary Tibet ---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Edited by Barry Sautman and June Teufel Dreyer, M.E. Sharpe, New York, 2006.

[29]同上。

[30]但是2005年制造业只雇用9%的劳动力,而第三产业高达三成,反映了西藏的现代化,除了中央拨款的项目之外,主要靠商业及旅游业,而不是制造业。

[31]当时中国统计的「职工」,包括56万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

[32] 同上。

[33]〈西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尼玛拉姆,潘明清,〈经济师〉2006年第9期。

[34]同上。

[35] 〈达赖喇嘛与中国---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梅尔文.戈尔斯顿,明镜出版社,2005年,160页。

[36]也要善于区分几个概念:民族感情、民族主义、民族解放、分离运动﹔它们不是一个东西。混为一谈是危险的。

[37]关愚谦,信报,2008328日。

[38] 就像台独运动的发展,应该首先从中共专制和它复辟资本主义中去寻找一样。

[39]民主主义者也是这样看。林肯总统同样没有尊重南部蓄奴州的分离权,而是用武力制止。但没有人能够谴责林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