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西藏革命领袖的命运——平措汪杰传略(上篇)

 

顾明诚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

by Goldstein, Sherap, and Siebenschuh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本文转载自全球化监察网)

平措汪杰(Phüntso Wangye,简称平汪),一个中国人不太熟悉的名字,在中国现代史上却有着独特的位置。如果我们把西藏从民国时期的封闭自治到纳入共产党政权之下的转变,视为西藏从政教合一的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转型,那么称平汪在这个转型中功不可没,是毫不过分的。这位在四川康区土生土长的藏人,却在国民党军阀的暴政之下立志争取藏人的自治,竟又在国民党学校的“培养” 之下成为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平汪历时十载创建并壮大了西藏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而西藏被纳入共产主义政权却最终由中共“毕其功于一役”;平汪在中共建立对西藏主权的过程中屡建奇功,却时刻不忘为藏族人民争取民族的自由;平汪期待中共政权为西藏百姓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平等社会,却无力避免藏民为反对仓促改革而掀起暴动的悲剧……一直以来,我们对西藏的认知来源,总难以逃脱非中共即达赖的两极困局,然而平汪的经历却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一个处于这两极之间的中间人所见证的西藏命运。

 

1.         志当存高远(1922-1939

 

平汪出生的时间和地点,都带有很不寻常的历史含义。经过了1888年和1904年英军两次对西藏动武,垂危的满清政府开始对西藏进行有史以来最强势的主权实施。其中,铁血将军赵尔丰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1906年)兼驻藏大臣(1908年),在藏族的康区(即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及云南西北角)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试图把康区纳入中国的州县政制之中。至民国初年,由于先后有四川督军尹昌衡、川军统领彭日升和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军事存在,虽然西藏因十三世达赖喇嘛得到英方援助享有了较高程度的自治,而处于汉藏缓冲地带的康区则很大程度上仍在民国政府的控制之下。于是,19221月在康区巴塘县出生的平汪,从小就生活在民国汉军对康巴人强权统治的环境中。

 

少年时代的平汪,亲眼目睹了1932年由格桑次仁率领,以及1935年由洛桑顿珠(平汪的舅舅)率领的藏人起义,这让年少的他第一次体会到独立、自治、与反抗的概念。平汪于是立志,学成之后献身于藏族人民争取自由和摆脱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此后不久,他便跟随舅舅到了南京,在国民党中央专设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蒙藏学校上学。这一去,也拉开了平汪长达13年独立却无甚成果的革命斗争的帷幕。

 

平汪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人才,至少就其从入学到因发动藏族学生运动被逐出校之间的四年来说是如此。然而,血气方刚的他却在一位老师的引导之下迷上了马列的共产主义理论。康巴人骁勇好斗的血统,加上康区长期处于汉军铁蹄之下的历史,使平汪初读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和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便深受感染。平汪强烈地认同列宁的主张:各民族的身份和自由应该得到尊重,强势的民族不应欺压弱势的民族,等等。他在蒙藏学校所领导的争取藏族学生平等地位的示威运动,就是他对自己信仰的民族平等思想的第一次实践。

 

当然,争取民族的自由和平等地位,并不是平汪革命思想的唯一动力。当时无论是民国还是藏区,在国难当头之余,社会的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亦是随处可见。面对这样的内忧,马列思想里所展现的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与人之间彻底平等的蓝图,对平汪这种一身正气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当时的平汪认为,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与为他所属的藏族人民争取与汉人平等相处,在逻辑上是同一回事。当然,多年之后的历史将会告诉他,这只是一个有待验证的命题。

 

2.         十载革命途(1939-1949

 

1939年,平汪和他的同志正式成立了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1940年被开除出校之后,平汪更是全职投入了革命运动。平汪先是和他的战友昂旺格桑一起走访了位于重庆的苏联大使馆,并得到了时任第一书记的汉学家费德林多次接见。他们请求赴莫斯科学习,并计划将来回到康区开展武装斗争,希望能够得到苏共的支持。赴莫斯科的愿望本有机会实现,最后却因1941年初德国入侵苏联而未能成行。平汪转而向中共寻求帮助,并在同样位于重庆的八路军驻地见到了叶剑英。平汪提出希望去中共的根据地延安学习,虽然得到了叶剑英的支持,却也因战乱的关系被迫半途折返。无奈之下平汪等人回到康区的康定和德格,希望在那里站稳脚跟之后自行开展革命。不料,当地的国民党政权不久之后便以进行共产主义活动为由准备抓拿他们。最终,平汪在1943年不得不越过汉藏边界金沙江,逃到了当时在拉萨治下的藏区。

 

平汪一行于是计划通过说服拉萨政府来获得对他们在康区革命的支持。平汪和昂旺格桑先后拜访了昌都总督宇妥·扎西顿珠和拉萨噶厦政府的噶伦大臣索康,并面陈了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和改革拉萨政府、在康区进行武装斗争的决心。虽然他们的主张得到了这些少壮派的认同,但是由于拉萨政府的保守力量过于强大,平汪等人的努力最终也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康区不能回,留在拉萨又没有结果,他们于是想到了印度。1944年,平汪和昂旺格桑秘密到了印度,会见了印共噶伦堡市负责人觉低士和加尔各答市负责人乔底巴苏。但是,他们的请求——通过印度赴莫斯科,及印共提供武器援助——却都无法得到满足。1945年回到西藏的平汪,四处求援无门之下,最终决定单干。他们联合了当时掌握了云南藏区德钦军权的恭布次任(汉名海正涛),准备在巴塘开展游击战。谁知就在他们从德钦出发的前夜,恭布次任的政敌知道该计划后突袭了他们的驻地,没收了所有的枪支,并杀害了恭布次任。平汪等人虽然死里逃生、幸免于难,但是国民党的通缉却逼使他们再次逃往拉萨,并被拉萨当局以从事共产主义运动为由,在19497月将他们驱逐出拉萨,并责令其经印度绕道返回康区。

 

1939年在蒙藏学校开展学生运动直到如今,整整10年过去了。期间对外求援既不可得、自行革命又事遭败露,当初要为西藏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理想仍无眉目。然而,二战胜利、蒋军遁逃、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大半个中国,自己一直崇尚的马列主义有望在华夏大地得到施行。历史关了他的这扇门,却似乎为整个西藏民族开了一扇窗。这个时候,平汪做出了他人生中转折性的一个决定­——再次联系中共。

 

3.         不可或缺的中间人(1949-1956

 

19499月,平汪一行经过印度的噶伦堡和加尔各答,绕道缅甸,最后回到云南。然后途经昆明和大理,最后到达剑川,与中国滇西北地下党的负责人欧根取得了联系。双方最终建立了合作,平汪和他所创建的西藏共产党所有党员一起加入中共,欧根提供武器支持平汪解放康区南部,而位于剑川的欧根则继续在云南的西北战斗,以互相呼应。平汪刚回到巴塘不久,正准备发动武装斗争建立西藏人民政府,却收到了中共的电报,称当时的西康省主席、军阀刘文辉宣布起义并接受中共领导,八路军也已朝巴塘推进。此时的胜利竞如此地不费吹灰之力!平汪在巴塘的工作于是就只剩下向当地藏民宣传未来的共产主义政权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平汪就展开了他为时9年的汉藏关系中间人的角色。这似乎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形势比人强。”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除了台湾未能收复、港澳仍在租期,在领土方面最重要的目标自然就是重新对西藏实施完整的主权(此时的西藏仍在达赖喇嘛及其拉萨噶厦政府的管辖之下)。19503月,平汪在重庆向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等中共领导人汇报其多年以来的工作。其后,平汪便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委员及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解放西藏的工作。此时的平汪是意气风发、斗志昂然的。他认同中共的政治主张,虽然如今无法靠他独力进行革命,但是他仍很乐意参与到中共解放西藏的工作中,毕竟他的理想是西藏人民得到自由。至于成此大业的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西藏共产党,倒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

 

从解放军入藏时始,平汪就在中共对藏工作中多次起到关键作用。195010月,昌都战役中解放军大败藏军,并俘虏了守军领袖阿沛·阿旺晋美,当时的前线第一司令吴忠甚至视阿沛等人为战俘。在平汪到达昌都后,正是他对阿沛的礼让、献“哈达”、长谈,为中共方面争取到了阿沛的合作,通过其与拉萨的达赖政府沟通,并最终得以展开和谈。次年4月,以阿沛为首的藏方代表团抵达北京,与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展开谈判。平汪受命列席始终,并做了大量的翻译和帮助双方沟通的工作。

 

谈判的全过程并非始终顺利,双方在好几个关键问题上都曾经争论不休,其中有一个细节可以很好地凸现平汪的关键作用。和谈的其中一个关键议题,是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军政委员会,以监督“十七条协议”的实施。由于事前双方没有经过沟通,李维汉在会议中提出此条款时引起了藏方的强烈反对。藏方认为此举削弱了西藏传统政府的权威,并与中共给予西藏自治的诺言不相符。双方争论升级,会场气氛趋紧,一名藏方代表愤怒地说:“你们这些人是怎么了?中央政府每天都有新的要求,现在当我们以为事情都基本完结的时候, 你又提出这个新东西来!”李维汉也被惹怒了,回应道:“如果这是你们的感觉的话,那就请你们卷铺盖回家吧。”此时平汪心里很清楚,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中共军队将武力解放西藏。于是平汪想到了一个聪明的办法缓和双方情绪,他对藏方代表团翻译道:“今天大家都动火气了。李维汉说让大家先回到住地北京饭店,改日再冷静地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回到藏方住处,平汪又努力斡旋西藏代表,向他们解释中央政府方面曾经试图事先就这一问题与藏方沟通,并且军政委员会是新中国所有大地区都设立的临时机关,负责解放初期的地方行政事务。在平汪一番解释之下,双方的误会得以消除,和谈也于其后恢复。最终,双方签订了著名的“十七条协议”。

 

和谈结束后,解放军在1951年开入西藏。当时西藏工委(由当时的西南军和西北军整合而成)11位委员中,平汪是唯一的一个藏人。作为一个既懂汉藏双语、谙熟西藏文化,又深知中共中央稳定为先的西藏政策的领导者,平汪在解放军入藏头两年里可谓劳苦功高。驻藏部队所需要的办公场所的购置、部队供给问题上与西藏政府的协调、兴办西藏小学、组织拉萨进步青年协会以及出版藏文报纸《新闻简介》等事务中,平汪在达赖政府和西藏工委之间的协调使合作得以顺利地推进。

 

19549月,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受中央邀请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其数月间,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会见两位喇嘛的场合,几乎都有平汪参与并翻译。19563月,陈毅率领中央代表团赴拉萨,指导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平汪担任筹委会的副秘书长,并作为陈毅的特别顾问全程陪同,为陈毅的多次公开活动担任藏语翻译。

直至此时,平汪这个中间人的角色无论对于中央政府还是拉萨政府,都是十分重要。然而,不久之后,同样是形势的力量,使平汪的角色变得尴尬起来。

 

4.         拉萨暴乱之根源(1957-1959

 

“十七条协议”的蜜月期过后,西藏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西藏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实质就是合作化运动)。虽然达赖喇嘛在北京参加一届人大期间没有和毛泽东正式讨论过这个问题,然而他在回程逗留成都期间,却和参加完雅加达会议经成都回京的周恩来见面并谈及此议题。周恩来表态建议达赖回西藏后不宜马上开始改革,并向平汪解释道:“关于西藏的改革,你必须慎重考虑。中央政府的政策是稳定压倒一切。现在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相比之下西藏的确是落后了。但是,西藏实施改革的条件仍然不充分。如果领导者的想法和群众的意见有很大分歧的话,贸然改革将不会成功。”虽然周恩来用的词是“群众的意见”,但是平汪心里很清楚那是指西藏传统贵族,而普罗大众是会很乐意看到废除西藏苛刻的赋税和繁重的“乌拉”役的。1956年初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赴印度参加佛祖涅盘2,500年庆典,周恩来又两次经过新德里与达赖见面,并代表毛泽东承诺西藏未来起码六年之内不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同年9月,中央电示西藏工委,称西藏的民主改革应该是第二个甚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议程,指示停止做改革的准备。

 

既然中央政府如此诚意地施行“一国两制”,为何几年之后拉萨却会有暴动呢?问题恰恰出在“西藏”二字上。上面提到的西藏,均指行政区划上的西藏。若按藏人聚居的传统藏区计,则还包括现在的青海省、甘肃省南部、四川省西部和云南省西北部。自1955年毛泽东的政策左转之后,上面提到的这些处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区和中国大陆其它地区一样,开始了民主改革。而作为汉藏中间人的平汪,正好从一个中立的角度,见证了这个从“一族两制”演变到藏区大规模暴动的过程。

 

在毛泽东的号召之下,1955年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发动的四川民主改革开始波及省内的藏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高峰任省委书记的青海。在这些藏区的民主改革引起了藏民的强烈反对。19566月,陈毅离开拉萨返回北京之后,平汪绕道四川境内的康定,回京参加当年9月的人大会议。在康定,平汪听取了各方的意见,证实了这些藏区仓促改革带来了很大破坏,并马上把情况报告了中央。但是,除了西藏自治区之外,中央并没有让其它藏区停止(哪怕放缓)改革的意思。在此之后的两年多里,用平汪的话说,“中华大地上有一个民族——藏族——却被施以两个不同的民族政策……正是这导致了1958-1959年间的藏民起义。”

 

理论上说,一国两制或一族两制要得以维持,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两制下的人口无法自由流动。而藏族的一族两制恰恰是违背了这个前提。1956年之后,藏区的紧张局势开始升温。1957年到1958年间就有大量的康区藏人不满当地的改革而越过金沙江逃往毛泽东承诺六年内不改革的西藏。试想这些逃亡者来到西藏,向他们的亲戚、朋友、或同胞诉说改革的失败和他们所受之苦,西藏本地的人民自然会对自身的命运产生忧虑了。当越来越多的康巴人涌入拉萨,谣言四起,此时即便西藏工委多么坚定地暂不改革西藏,达赖政府又多么坚信这一点,互相的猜疑都必然会越演越烈。

 

有两件小事可以很好地展现当时的形势。某日,拉萨解放军的司令陈明义向西藏工委汇报,西藏政府正在拉萨周边地区集结武装,已发现有五六百的骑兵到达了甘丹寺下的拉莫区。平汪由于对拉莫十分熟悉,知道那里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遂向西藏工委主席张经武当面指出这一情报可能不准确,并称这种误导性的信息会恶化解放军和西藏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加剧目前的紧张局势。张经武于是在平汪的建议之下派了几个官员实地查看虚实。回报的情况表明,在拉莫根本没有发现骑兵,当地居民饲养的大群牲口倒是有。

 

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件更离奇的事情。有一个准备从拉萨调返内地的汉族解放军士兵想临走之前去布达拉宫看看,两个藏族守卫在门口拦住了他,说没有西藏政府方面的许可不得进入。那个士兵说他马上要离开拉萨了没有时间申领这样的许可。双方争持升级,士兵后来被对方逮捕了,而在这个士兵身上竟发现了两颗手榴弹!藏方认为该士兵是企图杀害达赖喇嘛,于是便监禁并施以鞭刑。西藏工委方面得知这一事件之后非常惊讶,后经平汪向达赖喇嘛斡旋并表明解放军完全没有伤害达赖喇嘛的意图,此事才最终平熄。藏方也承诺15天之内释放那名士兵返回中国大陆。

 

紧张的局势日渐升级,最终导向了1959年的拉萨暴动。暴动发生的时候平汪已经身处北京。他从报上读到的信息称这次暴动是西藏政府事先策划的有目的的行动。平汪无从判断这个定性的真实性。直到5月的一天, 平汪的一位好友错果率领西藏的一个代表团进京。错果和平汪见面时对他说:“平汪,我可以对神灵发誓,这次的起义事件绝对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我在拉萨有一些亲戚和朋友身处其中,所以我对实情非常了解。举例说,沙瑟(拉萨一个很有权势的传统贵族和噶厦政府大臣)是我的近亲。他家由于走难过于匆忙,连一个装着他妻子的名贵金符头饰以及他们所有现金的大箱子都留在家里没有带走。如果是一个事先计划好的暴乱,那么像沙瑟这样显贵的大臣,不会连自家最贵重的财产都来不及带走。政府大臣帕拉在逃离的时候也留下了很多金手表,就连达赖喇嘛出逃也都落下了他的所有金手表和自己的日记本。”错果最后对平汪很肯定地说,他们逃跑的决定一定是临时做出的。

 

在此之后的历史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了。中央政府最后做出决定,指示驻拉萨的解放军平暴。直至1962年,暴乱才基本被平定下来。藏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的达兰萨拉,并开始了至今仍未结束的政治流亡生涯。其实我们今天回想这段历史,关键的问题并非暴乱是否有组织有计划,而是其背后的原因——一次没有隔绝机制的一族两制试验。这里姑且不论当时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区实行的民主改革是否有过,如果当初金沙江两岸的制度性差异之下没有形成难民的大量西逃和恐慌蔓延,西藏工委和拉萨政府之间断不会产生这样的猜疑,而未进行民主改革的拉萨也断不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反抗。

 

原本举足轻重的平汪,在这场暴乱前后的两三年里却无力再对时局有明显的影响。这不仅因为中共及其在中共大陆主导的民主改革势强力猛,而拉萨政府相比之下又长期积弱;更重要的是,其实早在拉萨出事之前,平汪已经先于他的民族出事了。经过了与中共的蜜月期后,平汪比西藏更早地成为了大汉沙文主义的受害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