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一把瞭解過去和開啟未來的鑰匙

 

張芳遠

 

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公開上演,可以說是中港台三地的文化盛事。這部電影可以討論的東西很多,有人把焦點放在演員梁朝偉和湯唯的身上 ,甚至是諸如湯唯和導演李安的私人關係上面﹐等等。另一些作者則從電影看到更廣泛的東西,專欄作家馬家輝就在《明報》一連多天談到漢奸、國民黨政要、中日戰爭等問題。能引起這方面的討論,也是這部電影的一個貢獻。

 

理解過去

 

電影是關於六個大學生玩命的故事。說他們玩命並不為過。這樣好端端的幾個大好青年,沒有為自己個人前途打算,卻異想天開想靠劇社訓練出來的演戲技巧來佈局殺害漢奸要人。第一次行動失敗之後,三年之後又計劃進行第二次更為兇險的行動。其他五個人的情況還可以理解,王佳芝作為最大的犧牲者,她願意再次參加,這不是玩命 是甚麼﹖

 

他們當然不是存心玩命﹐那時有人這樣做也很容易理解。王佳芝一案僅僅是抗戰期間較傳奇性的中國對日間諜滲透事件而已。當時中日兩國的間諜互相滲透,間諜活動的成敗又影響主戰場上的成敗。儘管公開的史料有限﹐我們也能斷定﹐中共對國民黨的廣義間諜滲透工作就遠比國民黨對中共的工作做得要成功得多﹐中共因而能日漸壯大﹐並最終在1949年取得在全國的勝利。

 

王佳芝為何會願意從事間諜活動﹖更一般地﹐為何有人會願意從事間諜活動﹖一般來說﹐物質利益是個誘因﹐只要策劃間諜活動一方願意付出足夠的金錢美色﹐就有人願意為其效勞。但是﹐在雙方實力懸殊的間諜戰中﹐弱小一方要取得勝利﹐物質利益不可能是主要誘因﹐更重要的是對某些偉大抱負的共同信念(畢竟敵方更富有﹐更能付出可觀的物質利益)。中國是弱國﹐日本是強國﹐王佳芝為中國而戰﹐出於對中華民族岌岌可危的命運的關心。在抗戰結束不久﹐中共是弱小一方﹐國民黨是強大一方﹐部份國民黨人士倒向中共並提供機密情報﹐出於對國民黨腐敗的不滿和對一個和平富強的中國的追求。在更早時期﹐中共更加弱小﹐國民黨裡面的原有地下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潛伏而不改其志﹐則出于來自蘇俄十月革命的感召和他們對一個平等社會的嚮往。

 

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事件﹐1949年的中國革命有著許多特點。中共成功的特務和渗透工作就非常獨特﹐這是領導1917年俄國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黨所沒有採用的策略。但是我們不能由此判斷﹐這簡單是中共領導人在這方面有特殊才能的結果﹐而忽略中共在民眾中所代表的道義力量和這種道義力量在其特務和渗透工作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我們更不能忽略﹐中共的道義力量﹐它在最困難的時候還保留一定的力量﹐並且在有利的情況下得以迅速發展﹐這都是同俄國革命所產生的蘇維埃政府的繼續存在有密切關關係。

 

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開始了一個在全世界範圍之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但是﹐世界革命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即令各國革命政黨執行了最正確的政策(事實上並不如此)﹐由于國情不同﹐各國的具體革命過程一定有相當的區別﹐各具特色﹔可以把世界革命比作長江﹐同樣是長江水﹐它經過三峽則湍急凶險﹐流到洞庭湖旁就波平如鏡。王佳芝一案所代表的在廣泛意義上的對敵滲透活動﹐正是中國革命的一大特色。但這特色又必須與俄國革命及其後的發展連繫起來﹐才可以完全理解。

 

俄國革命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發展﹐蘇聯領導層的迅速官僚化和蘇聯在國際上的孤立﹐使得保衛蘇聯成為國際革命運動的頭等大事﹐各國共產黨續漸變成蘇聯的棋子﹔斯大林作為俄國革命的篡位者﹐天然地敵視各國貫徹實行民主原則的共產黨領袖﹐這不僅令中國共產黨續漸失去民主﹐更命定了它若要有非凡成就的話﹐其領袖必定一方面雄才大略、堅忍不拔﹐令一方面又像斯大林那樣詭計多端、殘酷無情。這種領袖天然地善於進行王佳芝一案所代表的在廣泛意義上的對敵滲透活動。

 

今天由于對官僚資本主義的不滿﹐人們重新嚮往毛時代以至毛本人﹐甚至有人謳歌毛的陰謀詭計和殘酷無情﹐以為擁有這樣特質的領袖可以重新帶領中國走向社會主義﹐這種想法其實是一廂情願的﹐是錯誤了解中國革命的結果。毫無疑問﹐毛澤東領導1949年的中國革命成功是偉大的成就﹐但很難想像如果他是在當年的俄國的話﹐可以扮演列寧和托洛茨基的位置﹐領導布黨完成十月革命。正是十月革命和以後在蘇聯出現的種種變化﹐為毛澤東提供了寬闊的舞台﹐讓他的秉賦才能得以全面發揮。

 

開啟未來

 

王佳芝要色誘易先生﹐為了達到目的﹐她不得不全力以赴﹐以至最後戲假情真﹐不僅刺殺行動失敗﹐連自己和同志的性命都犧牲掉。王佳芝最後功敗垂成 ﹐是由于這個任務超越了她的能力範圍﹐是人所共有的、也是我們最珍之愛之的情感阻止了她完成任務。這故事告訴我們﹐任何高尚的目標都必須考慮到執行者的主觀或客觀上的局限﹐即只有當這些目標既符合執行者的利益並且在他們的能力範圍之內 ﹐才有可能成功。這對今後的社會主義運動﹐特別是復興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很有啟發。

 

《共產黨宣言》中有句名言﹕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馬克思又說過﹐在他所處的時代﹐並不具備條件對未來社會主義的經濟作出詳細的規劃。再加上其他原因﹐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革命之後的經濟建設問題﹐特別是如何保證在革命成功之後群眾的生活不會惡化這個問題﹐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在當時﹐這種忽略很容易理解﹐不該厚責。但時至今日還可以繼續忽略﹐那就大錯特錯了。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有過時的地方﹐ 那就是失去的只是鎖鏈這一句話。對於今天生活在中等以上發達地區的多數工人來說﹐這句話並不適用﹐不能說他們進行革命失去的僅僅是條鎖鏈。他們固然是窮人﹐但他們也擁有一定的存款和股票﹐一筆退休金﹐多少享受各種免費和廉價的社會福利﹐也許還擁有一套小小的公寓住宅。用革命行動推翻資本主義﹐本身就沒有成功的把握﹐即使真的成功﹐還是很可能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在這一點上﹐現代工人階級同馬克思時代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時代是很不一樣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了解今天工人階級的保守性。

 

為了吸引工人群眾參加革命運動﹐同時為了避免革命成功之後不必要的錯誤﹐今後各國的革命者必須對從資本主義經濟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過渡問題作出深入的研究﹐並提出在各該國可行的方案﹐而這些方案的最大特點就是與工人群眾的利益相一致﹐即根據這些方案﹐工人群眾不僅長遠來說會得到好處﹐短期生活也不會惡化﹐或者惡化程度減得最少。

 

現在距離馬克思逝世已經一百多年﹐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得很成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也積累了相當的經驗﹐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取得許多發展﹐電腦的普及使用也便利了經濟計劃。這種種條件使我們相信﹐現在已經具備條件﹐為革命後的經濟提出比較全面的有說服力的計劃。羅默(John Roemer) 在九十年代出版的《社會主義的一個未來》(A Future of Socialism)﹐對當時俄羅斯東歐等國提出了一個社會主義改革的模式﹐舒威克特(David Schweickart) 幾年前在其《資本主義之後》(After Capitalism)中提出為美國設計的﹐更具體的社會主義改革的模式。兩者都很有參考價值﹐都具備“官仍其職﹐民復其業” 的特點﹐能夠克服工人民眾對革命導致得不償失的憂慮。他們踏出了很有用的第一步﹐我們在中國的應該予以深化﹐並就中國的國情﹐制訂出類似的方案。

 

今天在各國的革命派大多是列寧主義和毛主義傳統的產物﹐他們仍然堅持社會主義﹐並願意為之而奮鬥終身﹐那是難能可貴的。他們今後的發展﹐很大程度要看他們能不能定出較少痛楚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造的方案﹐並使之廣為人知﹔他們需要一如既往的鼓舞人們的革命熱情﹐但同時應該比前人對有關革命的各種細節給予多得多的注意。這並不等於把暴力革命事先排除﹐事實上﹐當民眾對革命之後的改造有了信心﹐就能增加他們不惜革命的決心。同樣道理﹐也不能把這種意見理解為﹐在找到完美無缺的經濟改造方案之前﹐工人階級不可革命的借口。

 

我們前面提到﹐任何高尚的目標只有當它符合執行者的利益和在他們的能力範圍之內 ﹐才有可能成功。這點既適用於群眾一方面﹐也適用於革命者一方。今天在大陸有志於復興社會主義的年青人﹐他們應該知道自己個人性格的局限﹐從而找到自己的位置。性格軟弱而智力高超的人可以去當學者﹐喜歡作實事的人可以去當個維權律師﹐或NGO社運人員。社會上各個職業、各個階層都需要有真誠的社會主義者駐守。那些立志從事政治鬥爭的工作的﹐則一方面固然要養其浩然正氣﹐要知道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 的道理﹐另一方面也應該估計到在壓力下屈服的可能性﹐有所準備﹐減少萬一投降後所產生的不良效果。

 

結語

 

《色﹐戒》是我讀過的所有張愛玲短篇小說中印象最深刻的一部﹐這部小說跟她的其他作品相當不同﹐有人就指出過﹐她的小說大都是關於庸人俗事的。然而共產主義的本意就是讓凡夫俗子可以自由地過他們喜愛的凡夫俗子的生活﹐做他們喜愛的庸人俗事。《色﹐戒》裡沒有庸人俗事﹐卻為我們了解通往庸人俗事的世界指點迷津。在這個意義上﹐愛玲這個被共產黨左翼文人批評的作家比她的批評者更懂得共產主義的真蒂﹐更有資格當共產黨員。

 

對於愛玲不願遵守服從民主集中制﹐我建議讓她寫更多的優秀作品給李安拍成電影﹐以作補償。

 

2007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