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撒旦,也要製造一個

──談談平均主義和大鍋飯

 

劉宇凡

 

    追求一個平等社會,一直是無數仁人志士的夢想。然而,幾十年來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似乎証明平等社會祇是烏托邦。追求平等,就要犧牲效率──從經濟學家到政客,都差不多這樣看。人們認為,中共堅持了幾十年平等主義,到頭來還是不得不將之拋棄,改為「一部份人富起來」,似乎就是有力証據。

    中共口頭上雖然還沒有正式向平等主義宣戰,但是,它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卻一直向「平均主義」宣戰,指責平均主義要為中國企業效益低劣負責。

    「建國三十多年來,……在工資分配中發生了嚴重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問題。這在城市經濟中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企業不分經營好壞,吃國家的『大鍋飯』;二是職工不論幹與不幹、幹多幹少、幹好幹壞,吃企業的『大鍋飯』。其結果必然是企業和集體組織缺少搞好經營管理的主動性、創造性,職工個人缺乏生產積極性。」(註一)

    所以,自從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共的改革方向都是要打破平均主義。一九八五年開始實行結構工資制,工人所領工資,要同勞動效益掛鉤,「上不封頂,下不保底」。有些地方規定完不成勞動定額的要扣一半工資。這種制度據說可以拉開工資檔次,達到獎勤罰懶的目的,而且最符合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但是,越到後來,尤其自鄧小平九二南巡之後,那羞羞答答的社會主義面具終於撕開了;一種赤裸的資產階級式改革被捧到半天。「破三鐵」──鐵交椅、鐵工資、鐵飯碗──密鑼緊鼓地進行。但人人都知道,破幹部的鐵交椅是假,破工人的鐵工資與鐵飯碗卻是貨真價實的。有些官員公開宣稱,為了推行破三鐵,一定要實行「新三鐵」──鐵面孔、鐵手腕、鐵心腸──使工人「上崗有危機感,下崗有饑餓感」。(註二)很明顯,打破「平均主義」,最後歸結為針對工人階級。

從來就沒有實行過「平均主義」

    但事實是:中共治下的中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甚麼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所以完全談不上要拿平均主義當作是企業效益差的原因。

    甚麼是平均主義?大陸一本政治經濟學辭典告訴我們:「是在小生產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絕對平均的思想,……表現為對待個人消費品的分配,不管勞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要享受同樣待遇;在社會主義企業之間,不管經營管理好壞,經濟活動成果大小,要求給予同等的物質利益」。(註三)

    關於企業之間的問題,我們暫時不談,而主要談工資問題。

    中共建國以來,不僅從來沒有實行過「消費品分配,不管勞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都採取「絕對平均」的制度,而且相反,它那套工資制度的收入差距,與資本主義實際不遑多讓。

    在改革開放之前,工人工資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大概相差三倍左右。這個差距不算高,但也絕不是「絕對平均」,而是按照技術高低而給予不同報酬。何況,我們不應把目光祇集中在工人的八級工資制上面。中國的工資概念從來都涵蓋行政幹部、技術幹部以致事業單位的職員等等的工資。如果考慮到這一點,那麼,收入差距是驚人的。「把經濟不發達的我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朝鮮最低與最高工資是1:2.4,南斯拉夫是1:4,羅馬尼亞是1:5.5),我國現在最低與最高工資是1:13.5,顯然差距偏大。」(註四)這裡所指的大陸工資差距,大概是包括黨委行政幹部、技術幹部與工人。事實上,一談到工資,就一定要包括官員工資;不僅因為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應當適用於所有人(至少根據官方哲學,應當作如是觀),而且更因為在大陸,企業內也有為數眾多的官僚──黨、政、工、青、婦等辦公室一應俱全,官僚眾多。至於企業內的技術幹部──例如工程師──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從黨委到政工幹部,雖然他們對生產的作用消極多於積極(而且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在談到工資的時候,一定要包括他們。

    行政幹部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最厲害的時候(五十年代)相差31倍(註五),最小的時候(尤其文革以後),也達到14至19倍(註六)。這不僅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差距大,而且同資本主義國家也不遑多讓了──香港現在的公務員,最高與最低工資相差大概廿多倍(不要忘記,香港工資差距,要比歐美資本主義的為高)。工人階級雖然被宣佈為社會主人翁,是「領導」階級,然而,在一九六五年,最高級的官僚工資是404元,而一個最低級工人是30元,二者相差12.5倍(註七);在一九五六年的時候,一個廠長與最低級的練習生的工資,相差8.5倍(註八)。而一九八一年,香港超過500人的工廠(在香港已算大廠),廠長與練習生(最低一級)的工資差距祇是7.5倍(註九)。

    當然,這種數字比較總有欠準確的地方,因為兩種制度下的生活水平、職務性質太不相同。但總之,至少可以說,中國從來沒有實行過工資分配上的「絕對平均」,相反,它的工資差距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們再把福利差距一併考慮,那麼,中國的實際收入差距還更大些。幹部級別越高,所享的福利越多,多到連許多日常生活必需也由國家「特供」,根本不用把多少工資用於生活,而普通工人則連一套房子也不易獲得,全部工資僅足糊口。

    另一個「平均主義」的「罪証」,是獎金。雖然中共發放獎金的目的,總是為了表揚先進,獎勤罰懶,但結果總是平均發放,人人有份。這本身大慨是事實。然而,要知道,這個事實頂多祇說明獎金是平均發放,卻不說明整個工資制度是平均主義。事實上,在「改革開放」前,中共就沒發放過多少次獎金,而且數目祇佔工資一個很小份額。至於「改革開放」後,獎金發放的次數多了,但是,由於要反對「平均主義」,所以越到後來,就越不再是平均發放──尤其近一兩年。改革的早期雖有平均發放的現象,但不能將之誇大為整個工資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而且那個現象本身有深刻的根源,不能簡單歸咎於工資制或獎金制(下詳)。

供給制不是平均主義

    有人認為,雖然不能說中國在整個前改革時代(四九至七八)都實行平均主義,但至少應當說,在五八至六○年代以及文革時代,的確實行過平均主義,或至少朝這個方向發展。毛澤東,或毛派,在這個時期,都大肆批判原有工資制度差距太大,認為要大大縮小,甚至開始恢復推行供給制,而供給制就是平均主義。

    這是大錯特錯的結論。把供給制當作是平均主義,可算是中共一大發明。所謂供給制,就是中共在未奪得全國政權前,向軍政人員直接分配消費品的制度;它最多祇發放少量零用錢,基本上不實行貨幣工資。然而,至少從延安時代起,供給制就分為「小灶」和「大灶」,二者有相當差別,包括伙食、日用品、個人服務。高級官員有廚子、保姆,而下級完全沒有。這種差別,以今天看來尚不算很嚴重,但以當時經濟之極度匱乏而言,就不算太小了,而且以一個社會主義政黨而言,也不算合理。丁玲和王實味都曾經批評過這種不合理的不平等。王實味更指責那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然而,丁玲因此被批鬥,王實味更因此被槍斃(或殺頭?)。以後,到了一九四五年,這種差距又因增設「中灶」而進一步拉大。所以,供給制並非平均主義。

    但問題不僅在這裡。如果我們稍為仔細分析一下毛派的理論,就不難發現,它既非主張平均主義,更非站在工農立場上去維護平等原則和反對官僚特權。

「政治掛帥」、「精神刺激」是甚麼貨色?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代,張春橋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指責按勞分配既是資產階級法權原則,因此不可避免會出現不平等甚至兩極分化,長此以往就會造成資本主義復辟。在一片反按勞分配,反差別過大的口號下,計件工資制被廢除。但是,仔細讀讀下面幾句話吧:「工人不計個人得失,為了生產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利益,自願取消和改革計件工資制度,實行更合理的工資制度。這種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因公忘私的作為,正是共產主義風格的一種表現」。(註十)「必須強調政治掛帥,加強共產主義教育,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而不應強調物質刺激。」「強調物質利益等等的『鈔票掛帥』,是把人們培養成為『按酬付勞』的、孜孜為利的庸人」。(註十一)結論就是,要工農階級「要比各盡所能,不要比按勞取酬」。

    其實,毛派的真正用心已經昭然若揭了。對過高收入的攻擊,對特權的攻擊,統統不過是幌子。他們所反對的,主要的還是工農本身,工資本身,按勞取酬本身。他們要工農祇問拚命勞動,不問報酬;最好人人都學那些勞動模範那樣,有很高的政治覺悟,公而忘私,即使過勞而健康崩潰(例如,一九五一年,在192個勞模中,有76個因過勞而崩潰,90個有其他問題──註十二),也不會計較工資多少。

    當時一位海外托派這樣評論道:「現在我國許多工廠取消計件工資制,並不是嫌這種制度驅使工人工作過度緊張,或者幹得太多而工資太少,而是嫌它讓工人在緊張地勞動了(這算是它的好處)之後,還得到比較多的工資(這點才被認為是害處)。這個改革是要使工人如改革前一樣緊張或者更加緊張地工作了之後,不再像以前那樣多得一些工資。正因為這個改革的用意是如此,所以與它同時,又實行打破八小時工作制,許多工廠改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並且加班不要報酬。」這就是所謂「要比各盡所能,不要比按勞取酬」。

    「毛澤東集團……在農村實行公社化,主要為的是在農業增產的時候盡量限制農民收入的隨之增加,特別是限制農民購買力的增加。同樣,在工業中取消計件工資制,並且準備實行供給制,目的就是在增加產量和增加投資的時候盡量限制工資基金的隨之增加,減輕消費品市場上的壓力。換句話說,這一切新政策,都無非是為了擺脫那種通過市場而表現出來的群眾壓力,讓統治集團在分配社會生產品的時候享有絕對的自由權,在制訂經濟計劃時,可以完全不顧群眾的要求而獨斷獨行。」(註十三)

    表面上,毛劉之爭,好像一個要政治掛帥,一個要物質刺激掛帥;因此一個要實行平均主義,反對特權,一個要照搬蘇式那極不平等的工資制(甚而過之);其實,這種描述是膚淺而又片面的。劉少奇那一套雖然明顯代表官僚(特別是技術官僚)特權;但毛澤東那一套也同樣代表官僚特權(尤其是政治官僚),所不同者祇是前者比較實際一點,在騎在工農群眾的頭上之餘,比較願意承認工農群眾的某種消費選擇權,承認市場關係不能完全取消,而毛派則要把國家主義發揮到極致,取消市場關係,實行供給制,把工農群眾像養牛養羊一樣養起來,不許他們有一點經濟自由(這銀幣的另一面就是官僚的絕對自由,以及享盡特權)。這樣一種把人民降到奴隸地位,要他們天天「挑燈夜戰」而又給甚麼吃甚麼的極權主義制度,無論如何不能稱之為平均主義,更不能稱之為「烏托邦」吧?──除非你把空想而又醜惡至極的這樣一種社會也稱之為烏托邦吧。

    文革時期雖然也大肆攻擊八級工資制和收入不平等,但是一直沒有宣佈任何正式的工資改革,更沒有真正取消官僚特權,連文革中被扣發的一部份官僚薪水,文革後也補發了。不過,對官僚而言,反特權雖是空話,但是,對於工人而言,那種舖天蓋地的「政治掛帥」,卻別有妙用:那是上佳的鉗制方法。政工幹部往往根據政治表現(開會時有沒有發言,有沒有向黨交心……)而非工作表現來評定工資(註十四)。在這個情況下,誰還敢不緊跟毛主席?

借「腦體倒掛」做檔箭牌

    附帶一提的還有「腦體倒掛」的問題。中共的御用文人總是把「腦體倒掛」(腦力勞動的報酬少於體力勞動)現象當作是平均主義的罪証之一。這當然不值一駁。既然是「倒掛」,既然是腦力勞動報酬高於體力勞動,哪裡還是「絕對平均」呢??

    其實,這些人的潛台詞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想要說的其實是:過去講人人平等講得太多了,搞過了頭,以致讓工人騎到知識份子頭上去了。現在當務之急,就是撥亂反正,使知識份子工資超過工人。

    這個見解的最後結論不一定錯,然而,問題根本不在腦體關係。我們姑且不說,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兩個概念,完全等同於知識份子與工人,本身是多麼錯誤(難道現代企業中,沒有從事腦力的工人嗎?)這裡祇限於指出:專門突出腦體倒掛這個不合理現象,而避而不談另一個不合理十倍的現象,即官僚特權問題,客觀上不過是有意挑撥知識份子與工人的關係,以便轉移二者對官僚特權的視線吧了。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共一時以重酬收買知識份子,一時又以工人名義去打擊知識份子及其高收入。到了工人起來爭取增加工資的時候,又拿「經濟主義」的大帽子扣到工人頭上。總之耍盡挑撥離間,分而治之的手段,而目的不過是保住官僚自己的權勢。

    有些人說,平均主義不應祇限於工資級差有無的現象,而應當將之聯系到勞動本身。中國工人多年來都是幹與不幹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這至少是另一層意義上的平均主義。

    這種看法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平均主義往往與另一個名詞──大鍋飯──通用。甚麼是大鍋飯?一位經濟學家告訴我們:「吃大鍋飯就是不講經濟核算,不講經濟責任,幹與不幹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而拯救的辦法,就是:破除平均主義!「要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以充份體現獎勤罰懶,獎優罰劣,充份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註十五)

根子在官僚管理

    我們自然要承認一個事實,即今天工廠工人的勞動紀律很差,也承認有需要實行某種獎懲工資的制度。然而,我們卻可以斷言,至少在國營企業裡面,中共對工人實行再嚴厲制度,也不會使國營企業起死回生。因為,勞動紀律差的根本原因,本來就不是懲罰制度之缺如,不在甚麼子虛烏有的平均主義,不在工資制本身。我們認為,企業管理,尤其是勞動管理本身,是更重要的東西。為甚麼工人「幹多幹少一個樣」?這首先因為管理混亂,官僚無能。一九八五年的時候,官方報紙告訴我們:「有七成企業的標準化、計量、定額等基礎工作不健全,有一成半至二成是沒有這些基礎工作的(!)(註十六)工人其實並非不想工作,而是因為企業官僚管理顢頇無能:

    「在一個長時期中,企業一直沒能真正建立健全合理的勞動定額制度,以及與之相應的統計、監督、檢查、驗收、考核等基礎工作,因而造成了職工升級無考核、獎勵無標準,祇好按『年頭』升級,按『人頭發獎』。」(註十七)

    真是不打自招!既然如此,又怎能把罪責歸咎於「養懶工人」呢?

    不過,企業管理混亂,本身也不過是中共對全國經濟的宏觀管理混亂無能的反映罷了。在傳統的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之下,企業的投入產出完全由中央統收統支,幾十萬個企業祇是中央各部手中的算盤算珠,撥一撥,動一動。企業全部的人、財、物,產、供、銷都受中央計劃支配。然而,由於中央無法真正做到把各個企業的投入的各種比例計算無誤(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造成無數混亂現象,不是短了電力,就是缺了鋼材。再加上中共長期好大喜功,追求高速度高積累,所以實際上總是無法供應足夠生產要素給企業,「三八制」於是應運而生。所謂「三八制」,就是物資局按企業申請數祇供八成,訂貨會議中又再按供應數祇供八成。到領貨時又再打八折。在這情況下,企業真正是「巧婦難為無米炊」,總是停工待料,停工侍電。這才是勞動紀律鬆懈的重要因素。陳子明告訴我們:

    人們「偶然到工廠裡去走一走,看到工人不幹活、打撲克、織毛衣、聊大天,就認為工人缺乏勞動幹勁,其實他們並不知道,在大多數場合,並不是工人不願意幹活,而是無活可幹。……我國工業生產的大起大落,首先決定於宏觀經濟計劃,其次決定於企業生產管理,至於工人勞動幹勁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可視為生產涵數中的一個常數。當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調,或者企業中最起碼的管理制度(例如質量檢查、勞動定額等)遭到人為的破壞時,工人的勞動表現更多地是事情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把工業生產搞不上去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工人是不公平的。」(註十八)

    全國經濟由中央級和地方級官僚瞎指揮,而各個企業內部則由企業黨委及廠長瞎指揮,這,才是工業搞不上去,勞動效率低的根本原因。把這一切歸咎於工人,實際上是推卻責任。

毛劉之爭的後果

    企業混亂的第三個原因是文革。毛派指責劉鄧派在企業內實行的「白專」路線是卡壓工人,批評一長制是搞獨裁。這些指責並非完全捏造。事實上從五十年代起中共的工業管理體制都是照抄蘇聯那種高度壓制工人的制度。然而,毛派自己雖然滿口革命,但實際上是在打倒原有規章制度的口號下,建立另一種無法無天,人人動輒得咎的企業專制。在文革時期,不少工人連學技術都不敢,唯恐被人指責為走白專道路。毛派這種路線真正是搞亂天下,亂中奪權,以便毛澤東在打倒劉鄧之後,由一人專全國人民之政。不過,毛澤東(以及人民)畢竟為此付出沉重代價,中國企業的內部從此元氣大傷,管理混亂,漫無標準,無數庸才、奴才、走狗、小人、爪牙夤緣而上,當上黨委、政工幹部,使企業在他們瞎指揮下半死不活。此外,似乎還可以說,由於長期實行黨委與廠長的雙頭領導(有時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有時又是「黨委監督下的廠長負責制」,總之名目不斷變而實質不變),不像蘇聯那樣長期實行一長制,所以中國國營企業長期出現兩個「領導」互相牽制,互相扯皮;再加上文革時期毛派對規章制度的掃蕩,凡事「政治掛帥」,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所以中國企業之管理混亂已經成為死症。可恥的是現在中共要工人而不是自已負上罪責。

專無產階級的政

    幹與不幹一個樣──這句話用來形容企業幹部,尤其是政工幹部,倒是最為貼切的。他們實事不幹,專以整人為樂,而薪水津貼外加特權,卻大拿特拿。至於廠長,由於中共長期強調「德才兼備」(實際是重「德」不重才),所以實際上往往要看聽話與否來委任廠長(至於任人唯親就更不用說了)。這種情況,工人早已看在眼裡,恨在心裡。尤其因為,幹部與工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終身身份,一旦榮升幹部則雞犬升天,所以工人對於這些寄生蟲懷有義憤。他們不能積極反抗,就祇有消極怠工。這就是勞動效率低的第四個原因。

    「一個調查表明,有一半以上職工說,倘若條件具備,他們可以使自己的勞動效率再提高一至三倍。職工不滿的原因之一,是企業中的不公平。個人在企業中成功的第一位因素是與廠長個人的關係好,第二位因素是是否有可靠的社會關係,而很少依賴個人的努力程度。」(註十九)

    「領導可以加一級兩級(工資),而有的工人加半級工資還得求人情。獎金分配,許多企業行政領導不論貢獻大小,月獎、季獎比工人多拿,年終還要拿承包獎勵上千萬;反之,企業虧損,職工工資打折扣,行政領導卻毫無損失。……工作失職,最多調個單位,易地做官。」而「工人違反紀律,行政領導可以給工人以各種處分。」(註二十)

    「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本身並不錯。社會主義的原則,不就是「不勞動者不得食」嗎?事實上,社會主義從來就不是平均主義。(「平均主義」不過是蘇聯的史大林,為了把官僚特權合理化而杜撰的撒旦,為的是醜化列寧時代的平等原則)。在俄國革命早期,雖然很重視而且實際貫徹平等精神(例如規定公職人員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史大林後來將規定廢除),但是卻同樣重視和貫徹「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例如,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俄共政府規定,工人如未能按定額完成工作,會減扣工資(最多減三分一)。大陸要實行類似獎懲制度,原則上也並不錯。然而,從頭起要記住,這種獎懲制度要合理和有效,不僅牽涉工資分配問題,而且首先牽涉工廠管理的問題,尤其是勞動定額是否合理的問題,工人是否有監督權的問題。最後一個問題尤其重要,因為如果沒有集體工人(不僅是企業集體而且是整個社會的集體工人)的監督,就難保號稱為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不會變成同資本主義企業一樣,廠長可以一人說了算,把勞動定額定到高不可攀的地步,迫使工人拚命工作才能糊口。祇有確保工人的監督權,確保勞動定額合理,才真正談得上多勞多得。俄國革命時期,就是這樣規定的。工人不僅有民主權利,而且可以監督工廠管理。通過工會和工廠委員會(這些組織的官僚化是廿年代之後才廣泛出現的),工人對一切切身問題,從勞動定額、勞動管理到工資福利、勞動紀律,僱傭與解僱等,都有權監督,而且參與決定,也有權罷工。祇有承認工人這些權利,才能一面獎勤罰懶,一面防止工人重新淪為資本家的僱傭奴隸。

    反觀中共,祇曉得大談如何加 強勞動紀律,如何懲罰工人(在這方面比俄共刻薄得多),卻完全不談如何保障工人作為主人翁(!)的起碼政治及經濟權利,甚至連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也缺如,廠長和黨委皆可隨意提高定額,剋扣工資和開除工人,在這個情況下,所謂「獎勤罰懶」,拉開差距,實際上同資本家剝削工人一樣沒有分別。事實上,中共對待工人的態度,從來就不見得比資本家好多少。不管是大捧計件工資制時期,還是大批計件工資時期;不管是工資差距大為拉開時期,還是相對縮小(但從來沒有縮小到像列寧時代那樣小,更不用說絕對平均)時期,中共對待工人的態度始終是相同的:就是迫使工人拚命勞動。所分別者,祇是毛派要工人拚命勞動之餘,最好少拿報酬,而鄧小平現在則完全同資本家看齊,拿小恩小惠再加鐵的紀律來迫使工人拚命勞動。鄧派這些東西決不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而是按資分配,工人多勞而少得。

    工人中老早就流傳一句話:「一不做,二不休」。意思是說,既不能罷工,但也不努力幹。這是對這種不公平現象的抗議,是對一種把工人視若草芥的制度的抗議。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共都視工人階級的勞動力為屬於國家所有。正是根據這種「勞動力公有說」,中共建立了一種統包統配的勞動制度,工人完全聽任官僚分配工作,絕無自由擇業,自由選擇企業的權利,更不能自由脫離單位。這就是「人才單位所有制」。這樣實際上是把工人變為工奴。古時候的奴隸為了抗議那不堪的人格折磨,所以勞動時總是拿工具出氣。現代中國的工奴,也正是出於同樣原因,而經常消極怠工和破壞工具,或至少不加珍惜。他們像古時的奴隸一樣,用這種辦法告訴現代奴隸主:他們不是會說話的工具,而是人。

    雖然從八十年代起,這種工奴制度開始隨計劃經濟之瓦解而稍有鬆動,可是,起而代之的,卻是工人變成資本主義的僱傭勞動,可以隨意被開除、被扣減人工。官僚的一切罪責都說成是工人的罪責。尤其惹恨的是,「砸三鐵」變成「砸民不砸官」,「祇動身子不動頭」(註廿一)。怪不得近兩年發生無數自發罷工,以及工人謀殺廠長的故事。工人這些行動,其實是要告訴官僚:他們不是資本的增殖機器,不是物,而是人。

一九九四年二月

註釋:

註一:《新中國工資史稿》,莊啟東等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註二:《九二──九三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P.168-P.169。

註三:《政治經濟學辭典》,許滌新主編,人民出版社,下卌,一九八一年,P.170。

註四:《工資改革與結構工資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P.15。

註五:同註一,P.58。

註六:The Chinese Economy,by Jan S.Prybyl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Columbia.P.120。14倍一說與註四所言大致吻合。但 The Chinese Economy 一書謂,一級行政幹部工資,一九七四年的時候,有謂是400元,有謂是540元。若是後者,則相差19倍。未知孰是。

註七:同註一,P.121。

註八:同註一,P.69-P.73。

註九:Salary Trends & Fringe Benefits,1981,Productivity Council,HK.P.35-6.這個數字同大陸一樣,不包括獎金、花紅。

註十:上海《解放日報》,一九五八年九月廿日。轉引自《新中國工資史稿》P.86-P.87。

註十一:《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十月廿三日;《解放》,一九五八年第九期。皆轉引自《建國以來政治經濟學重要問題爭論》,經濟研究及經濟學動態編輯部合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一年,P.314 -P.315。

註十二:Wage Pattern & Policy in China, 1919 - 72, by Christopher Howe,Cambridge,1973,P.133。

註十三:《論中國官僚社會主義》向青著,新苗出版社,香港,一九九○年,P.120及P.126。

註十四:同註十二,P.112。

註十五:一九八四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

註十六:《新華月報》,一九八五年十一月,P.98。

註十七:同註一,P.16。

註十八:《陳子明反思十年改革》,陳子明著,當代月刊,一九九二年。P.118-P.119。

註十九:《新華文摘》九二年二月,P.44。

註二十:《工人日報》,九三年九月六日。

註廿一:《破三鐵:問題、背景與政策》,王曉明著,紅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