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国家政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并以他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所抱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和自由就无法实现。只有通过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才能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通过经常吸引而且一定要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参加国家管理,已经立即开始了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1]

 

 

 

 

门后是墙:漫谈「鞍钢宪法」

 

 

陈泰

 

 

21世纪初的中国阶级斗争仍处零散状态。与国际工运的长久隔膜,本土反剥削传统——以省港大罢工为顶峰——的人为断绝,使无产者奇缺自我组织的精神武库。泛左翼阵营内,某些原文革「造反」分子承认建国后的官僚专制事实,却坚称「〈鞍钢宪法〉式的‘三结合’,到文革中‘三结合’的革命政权形式,这是走向‘公社’的必经之路」[2];一批毛左理论家赞颂「毛泽东重视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首创性,珍视人群中的异端思想」[3](萧喜东),把毛的若干思想实践(从「鞍钢宪法」到「四大」[4])描绘为工农当家的「继续革命」。

 

那边厢,中华资本的谋士团对中共精神遗产的「古为今用」渐入轨道。个别有产文人把毛时代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诠释为西方式「团队管理」,鼓吹「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5](崔之元),有助大小老板提高利润。与垄断资本血肉相连的军政官僚群,时而也替「鞍钢宪法」招魂,重提「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等,是完全正确的,对我们现在探索中国式企业管理,仍有重要指导意义」[6](原冶金部长王鹤寿)。多数主流学界对「红道漂白」暂不领情,捂着鼻子叫骂上述努力「实际是对正常市场秩序中的所有者权利的忽视和排斥」[7](秦晖)云云。

 

从无产者的角度衡量,「鞍钢宪法」扮演过什么角色?它的「群众参加管理」与工人民主能否划上等号?资本主义复辟后,假如这部「宪法」重返工厂,对哪个阶级有利?首先,让我们弄清它的内容。

 

 

什么是「鞍钢宪法」?

 

 

19603月,鞍山市委的汇报欢呼鞍钢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经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8]。针对有关内容,毛泽东提出「鞍钢宪法」的概念,指示各地工业干部以它为蓝本「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9]。对「宪法」的基本脉路,七十年代初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归纳说:「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10]。以上原则,被誉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伟大纲领,是正确处理企业内部劳动人民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11];直至文革末期,当局仍激励广大职工「坚持‘鞍钢宪法’,发扬共产主义精神」[12]

 

需要提醒读者,「鞍宪」各要点绝非从天而降——它们要么资格甚老(「大搞群众运动」),要么渐成既定方针(干部参加劳动),要么反复试点(「两参一改三结合」)。对工人来说,「两参一改三结合」意味着什么?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与干部参加劳动的配套政策催生了哪些后果?暂且搁下三言两语难以辩清的历史风云,先瞧瞧被官家起劲「大搞」的工人兄弟生计如何。

 

 

工资等级制:毛时代社会分化的镜子

 

 

为了替瓜分国有资产凑足理由,八十年代主流舆论向「平均主义」频频开炮——「受长期革命战争传统的影响,(中共)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人民公社的供给制试验虽然失败,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当作基本信条」[13](胡乔木)。实情如何呢?执政后,中共确曾昭示天下「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个人饭,五个人吃’」[14](周恩来)。敬爱的总理漏了一句:工人的裤带勒紧点,咱们首长才有机会吃得香甜。

 

中共进城后,工资制度几经更迭,但繁复等级从未稍改。19522月启动供给制(食品、衣服和津贴[15])改革,新版津贴的两极差距从原有的8.58倍涨至27.5倍。195112月,中央人事部公布29级制《暂行工资标准》:最低与最高级别分别是21.20元和403.09元(相差18倍)。19557月,中央推行30级工资制;在北京地区,最低与最高定额分别是20.88元和649.60元(相差30.1倍)。

 

别看衙门喉舌拿腔拿调地抱怨「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应当说,还是一个比较低的工资标准」[16],工人们深知谁是挣扎求生的底层。解放五年后,工会统计表明「不论重工业、轻工业或建筑业,职工的工资收入不足50元者都占很大比重」[17];另一份报告指出少数职工(约5%)赤贫无依,急需定期补助;每遇大事(生育、疾病、婚丧、小孩上学、亲友探望),多数(65%左右)职工立陷入不敷出的窘境[18]1953-1954年间,大量加班[19]与连续减薪激起全国工潮;稍作让步后,官方转身即大呼小叫普工、杂工和学徒的「工资标准规定高了一些,这是很大的缺点,应该改正」[20](周恩来)。19582月,国务院发文延长学徒的满师期限(从半年延至两年半)并削减待遇,同步下调普工杂工的薪水。19586月,中央又发话「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比农民高一点是必要的,但不要高那么多。平均主义要不得,高低悬殊也要不得」(刘少奇在劳动部、局领导干部会上的讲话)。

 

「少奇同志」没把话讲透,笔者替他挑明:收入层次「高低悬殊也要不得」的钟鼎决断仅针对基层劳动者,与干部无涉。「反对平均主义」的叫嚷,更抹杀了天大的事实——毛时代的上层圈子(含文艺界与专家群体)从未有过与平头百姓薪金均等或相近的时刻!

 

1956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倡导「克服平均主义」。新规定把工业工人的工资列为8级,扩大了两极差距——以石油钻井工为例,各地工人的薪差大致为3.2倍;石油业内部,钻井工与中层管理者(厂长、总工)的工资差距达5倍。在北京机关,正副总理享受一级待遇(月薪644.0-517.5元不等),勤杂工位于链条末端(33.0-23.0元)。与复辟前后大陆文化圈的血泪控诉相反,毛时代的专家层长期支取高薪——研究员、教授的月俸定为345元,并设有「特等」工资范畴;与此同时,井下矿工最高月入不过128[21]

 

 

从住房条件,进一步看毛时代的社会分化

 

 

老民国的无产阶级受尽盘剥,挤在贫民窟煎熬度日。解放两年后,全国总工会哀叹劳工住宅暂无起色:「有的工人没房子住而露宿街头,睡在火车站票房,住在机器房,澡堂,矿车厢里,有的工人虽有房住,但地潮屋漏,阴暗狭小」[22]。五十年代,国家陆续建成部分宿舍[23],却杯水车薪且甚简陋——「一般城市里,职工住宅非常缺乏;有的地方修建了住宅,但一些街坊内没有商店、食堂、诊疗所和中小学校的建筑」[24](城市建设部长万里)。解放十年后,有关部门的报告招认工人住宅的总体状态仍趋恶化:众多工业重镇的职工平均居住面积缩减;上海、华北等地存在大片棚户区;各地充斥老旧危房[25]。直陈工人惨状后,报告话锋一转胡诌什么「国家建设初期,居住房屋一时紧张,是不可避免的现象」[26];轻描淡写的语气泄了底牌:视大规模贫困为当然代价的中共经济路线。

 

自五十年代起,北京多次授意下属「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27](毛泽东),喉舌们掂起脚尖帮腔吆喝:「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集中主要力量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因而决不应离开发展生产的基础而过急、过快、过高地要求改善职工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28]。同时,英明领袖大谈「工作者是否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决定于政治觉悟的高低」[29],为动员工人无穷奉献(从「大搞运动」到「限制法权」)提供了理论前提。

 

有的读者会问:「鉴于国力孱弱强敌环绕,号召或迫使大众克勤克俭,能否说是悲壮却正确的抉择?」。我们答:从投身社会革命到巩固工人国家,无产者都将付出相当代价,因为这关乎我们自己的历史解放;但「工人乐园」的内涵绝非工厂大桥原子弹等狭隘定义所能包容。没有大众的文化飞跃与全面介入社会管理(学习成为统治者),就谈不上有机的社会主义进步;提高文明程度也好,积累统治经验也好,均以工人生活的初级丰足为前提;视抵死压榨百姓为自强法宝的长期战略,至少反证了一点:基层职工毫无国家决策权,给数十年后的倒退变天埋下浓重伏笔。

 

退一步说,假定工农的贫瘠生存实属「筑起血肉长城」的悲怆必然,是否大家都有份牺牲?听听中共首脑及部门汇总的权威供词。解放后大批工人露宿街头之际,当权者「讲究排场、随便挥霍老百姓金钱的严重现象,仍时有发现」[30](朱德)。众苦力被号令扎根工地流汗流血,首长们却过足官瘾:

 

「原西南军政委员会仿照北京‘天坛’、‘天安门’古典的建筑形式,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修成了一座可容纳四千五百人的豪华的大礼堂以及若干附属建筑。整个建筑经历了两年六个月的时间,中途不断返工,七次追加预算,但建成后的用处却不大,其附设的招待所平均每日住不到五个客人」[31]

 

解放十年后,官府公文记录道:「很多中小型企业,一般是先建工厂,后建住房,甚至未建住房,新增职工无处居住」[32],还小心透露「同一时期,其它非生产性的建设,如办公大楼、展览馆、大礼堂、文化宫、高级招待所等建的多了些」[33]。直至文革前夕,当局仍压低嗓子呵斥「中央三令五申之后,有些地方、有些部门还进行楼馆堂所的建设」[34],可见此风的绵长有力。

 

官民之间的住宅标准同样泾渭分明。在上层,高干攀比「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35](周恩来)已成风气;在中层,形势大同小异:

 

「我参观了一些工厂,厂长、总工或者党委书记住的房子是一栋栋公馆,是新盖的,处长又是一栋房子,科长又是一栋房子,其它干部又是一栋房子,工人宿舍是另一栋房子。等级分得很清楚,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36](刘少奇)。

 

建国初,解放者居高临下地训示「人民群众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37];首长代劳工农听喝的后果,便是「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38](陈云)。六十年代中期,当局带着倦意第N次声讨「党的干部中,确有一些人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已经起了根本性变化,完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39],给陈云那番感慨留下风暴前夜的历史注脚。

 

 

「按劳分配」与官僚寄生

 

 

对毛时代的工资等级制及社会分化,大陆泛左翼阵营或曰「按劳分配」,或曰这是文革本欲打倒的「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权利和文革工人造反的议题,笔者另起专文探讨;且看「按劳分配」的说辞能否替首长们把事摆平。

 

上台初期,中共表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谁劳动愈好,工作得愈好,谁获得的报酬就愈多」[40],更高调宣讲「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国家付给他们的报酬还应该有一定的差别」[41](周恩来)。

 

就此,一位海外革命者驳斥说:

 

社会主义社会里,分配是完全地、纯粹地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进行的,那时已经没有地主和资本家,没有人能够凭他占有生产数据而在社会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总额中分得一部份。那时人人都是劳动者,而在劳动者之间分配消费品的标准是‘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消费品’。这就是说,工资是一律平等,不分等级的,不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也不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不分技术高低),当然更不论劳动者的性别、种族等等,每个劳动者所领取的工资都按同一标准由他所付出的劳动量决定,任何职位一个劳动日的工资都相同(但特别劳苦的工作,一个劳动日的实际工作钟点比较少)。这样平等的分配制度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标准。还没有完全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范围(仍然应用着等价交换的资产阶级法权原则),但已经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分配制度大不相同……

 

中国现在还没有单纯按照劳动量来决定工资,工资还不平等(而且差别还很大),所以现行工资制度还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式的制度[42]

 

诚然,一个匮乏落伍的过渡社会难以立即落实按劳分配的原则。但衡量「过渡社会」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正在于收入分化的克制与分化程度的逐步缩窄。1924年,苏俄的官僚专断已处处显现,党员收入最高限额仍是175 卢布/月(冶金工人的平均工资),而一般工人薪水约50卢布/月(相差约3倍);背靠强大苏东阵营的中共政权,官民收入差距却达数十倍,并长期保持。官方的付酬口号——「工作得愈好,获得的报酬就愈多」,从未真正兑现。以上海为例:1952年上海职工实际平均年工资为782元,1962年反降至707元,1983年为785元,与解放初勉强持平[43]。以当地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说,1952年的职工实际平均年工资为794元,1962年降为739元,1970年略升至735元,1980年为841元,比解放初增长不足10%。尽管收入停滞倒退,产业工人的生产率节节升高。再以上海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例:1952年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5942元,1962年达到9479元,1970年跃升至19909元,1980年为27830元。与八十年代盛行的主流污蔑「大锅养懒汉」相反,收入微薄的中国工人,交出了一份无愧于心的劳动答卷。

 

向老大哥致敬之余,我们想问:群众创造的巨量财富跑哪儿去了?就算「四化明天」铁定要求老少爷们死扛,但多少工人的历史牺牲让专权者私吞挥霍乃至白白浪费了?接茬细瞧首长们的自揭画皮。

 

「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44](周恩来)的官场习气,让企业内「许多干部引用私人、对家属亲朋安置较好位置的恶劣现象」[45]泛滥无忌,吞食挤占无门路者的收入份额。领导们煞费苦心寻觅种种点子(临时工不享受劳保条例、无退休费[46])压缩工人工资总量,对内另行一套游戏规则。解放十年后,中共发觉「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47](邓小平),已迟滞国家机器的运转。计将安出?高官将帅托着下巴感叹「倒还不全是待遇问题,解决待遇问题可以保留原薪原级,问题是职位要能下」[48]。免官降职,优待不变——即为执政集团内部微调的底线。六十年代的上海工人在棚户区苦中作乐,毛泽东却以劳力士馈赠妻子[49];话说回来,区区名表无外是「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50](周恩来)之类特权生活方式的小点缀。

 

资本主义复辟后,大陆毛左理论界如何看待上述丑行?他们挥着拳头批判「执政党内的当权派集团,打着革命旗号作幌子实行官僚主义、等级制度」(萧喜东)[51],却辩称毛氏晚期理论是治愈蜕变的良药。以「鞍钢宪法」的重要一页——「大搞群众运动」来说,毛左分子断言它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宏大创举,意义深远云云。这番说辞站得脚吗?让它与事实见个面!对先进工人而言,了解执政者「运动群众」的内因外果,是理解建国后「群众运动」本质的第一前提。

 

 

大搞群众运动」:目标选择手段

 

 

漫长割据与残酷内战,给中共的战略战术、组织原则、干部补充与行事风格打下永远的烙印。三四十年代,瑞金及延安政权厕身共运框架之内,逐步演变为踞于工农之上的利益集团;它既未立即抛弃社会革命的远景,却以权变伎俩从事日常斗争。它拿盲从精神熏陶干部群,通过后者驾驭工农;借助群众压力,它竭力驯服间或「出轨」的各级头脑,维持对庞大脱产队伍的控制。试举一例:西北决战前夕,针对野战指挥官的擅权苗头,党委发起诉苦与三查运动[52],收效甚好:「许多干部过去爱打人骂人,以致违犯群众纪律,工作不积极,被(士兵)群众审查尖锐批评后,改变了态度」[53](彭德怀)。天长日久,中共视「搞运动」的操纵手腕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颇有得色。

 

击败有产政权后,「隐忍一时」的尊卑制度及专断文化以恶性膨胀的势头覆盖了红色江山的上层建筑:「党内常常出现的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的情况,同党内那种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的家长作风、军阀作风有直接的关系」(张闻天)[54]。派系倾轧与工农决定权的缺席,搅得衙门鸡飞狗走:「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55](周恩来)。从京畿城墙往下瞅,高层心知肚明「光靠少数领导干部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错误,那是很不够的」[56](陈云),必须求助基层「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57](毛泽东)。决心既下,「用大鸣大放、出大字报、展开大辩论的方法进行整风运动」[58](刘少奇)便成了社会生活的保留节目。

 

困扰中枢的另一桩烦心事,是众部下的懒劲齐发:「不了解下情,不去基层组织作调查研究,或只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59]。拍桌训话之余,中央推搡着官员群「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60]。是为后来声名大噪的「干部参加劳动」。

 

随着高速工业化的逐步铺开,官员们先后感到「机器加管理制度并不能代替活生生的人,要搞好生产,必须依靠从事创造物质财富的广大职工」[61](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从解放初的「马恒昌小组」[62]到大跃进年头的科技革新运动,北京的治国方略始终包含上述元素,最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模式。

 

毋庸置疑,工人献计与工人权力是两码事,也不等于自动减轻民众疾苦。「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63](毛泽东)的禁欲官腔,替铺天盖地的守纪文宣定下调子:「党叫干什么,就去干什么;需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64],还一口咬定这是正宗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使骄横的实权分子有所收敛[65];让大众替小圈子决策纠偏补遗;赶官员蹲点劳作现场「找回感觉」;令工农永葆老黄牛状态——以上各条,即为中南海「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特搞群众运动」[66]的基本动机,也造就了「鞍钢宪法」的无上荣耀。马列先贤有云:一定目标必定选择相配的手段;落实目标的过程,无法脱离固有逻辑而天马行空。走向全国的「鞍宪」后事如何,很快便有分晓。

 

 

党权力与群众监督:虚实之辨(续谈大搞群众运动」)

 

 

建国后,中共语言增添了一个新字眼:「群众闹事」。最高领袖一锤定音:「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不赞成的。但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67](毛泽东)。几句话,交代了官僚集团的整体统治思路。

 

「闹事是坏事,是我们不赞成的」。群众干嘛一根筋使坏?主席副手答:「往往经过了好几个月,经过了半年,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者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才来请愿、罢工、罢课」[68](刘少奇)。换句话说,「闹事」无非是愤懑百姓的绝望之举,且未逾越有产民主国家(不必说工人政权!)的公民自由范围。皇城内递出狠话:「我们不赞成」,抬腿踩碎工人的当然权利。硝烟尚未散尽,新国家已指定「工会经常的中心任务,就是根据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和说服工人,组织工人们积极劳动」[69](李富春),一刀阉掉工会的传统职能:无产者的初级自卫。毫不奇怪,「平时工会工作薄弱,等群众闹起来以后,不能站在群众里面说服群众」[70]

 

「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不消说,「我们」统统是权力豪宅的顶级住户。何为主席口中的「官僚主义」?国家决策、官定规章或人事任免?都不沾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71]——中央如是说。这一定义把大小权贵的欺压恶行挪到「作风」领域,颇有避重就轻的嫌疑。六十年代,原总书记张闻天指出「国家往往可能为了国家的利益,不重视工人的利益」,即政府对群众权益的有意侵犯。如何遏止类似的国家横暴?「鞍钢宪法」及一号广播员毛泽东均闭口不言。

 

且退一步,只谈「接受教训、克服坏作风」。以鞍钢为例,弓长岭铁矿领导班子「平常对预防事故无所作为,甚至事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时候,还对某些漠视工人生命安全的官僚主义分子采取姑息态度」[72]。一旦职工抗议,难免刀斧伺候:「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73]。罢工罢课请愿游行「是坏事」,工农学生拿什么促使「某些」老爷痛改前非?首长摊开讲话稿:「克服官僚主义需要加强由上而下的领导,同时需要动员群众力量,实行由下而上的监督」[74],怎样监督?「上面动员,下面揭发,相互批评教育」[75](上海市委)。战果几许?主席胸脯一挺:「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76]。莫非真有奇效?继续让事实发言。

 

外敌覆灭前,「群众批评」已显示了自身的脆弱。西北野战军三查运动期间,「(战士)批评某些干部时(这些干部)就变脸说:‘三查运动时民主权力是你们(指士兵)的,这是暂时的,三查以后权力是我们(指干部)的’」[77]。不难推测,「某些干部」一手遮天后的嘴脸。九十年代末,我们终于听到了破落「老左」的迟到证言:

 

「原来整党的三条: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经过反右派斗争,有些部门,有些地方,三风不正不是减少了,相反更增加了。省、市、区领导中,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反右派当成一个武器,来反对和他不同意见的人」[78](邓力群)。

 

毛左人士追捧的无敌神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真实功能也挺暧昧:「有些单位滥用了这种方式,不让各种不同意见有同等发言权,甚至压制正确意见」[79](周恩来)。哪位神仙如此大能,「不让」群众自由鸣放?看来只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土地公。几轮运动折腾完毕,了解内情的高干们摇头不已:「所谓‘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80]。别看「首席执政」以超脱姿态教导僚属「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81](毛泽东),主席的井冈山战友却捅破了窗户纸:「表面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决不可能实事求是」[82](原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曾志)。建国初的工业部「三反」时期,曾志亲眼目睹主持者「采取延安整风‘抢救运动’那种方式,开群众大会,点名批判、搞逼供信、吊打关押、威逼利诱、车轮战术等,无所不用其极」[83]。五七整风的日子里,面对群众的提防态度(「怕说错话被戴右派帽子,怕‘找小脚’,怕提出问题领导不解决」[84]),黑龙江省委连挠后脑勺。真可谓锣鼓喧天旌旗猎猎,难掩内里的凄风惨相。

 

我们不能不问:鸣放辩论老半天,究竟谁说了算?谁是运动的主体?一份高级文献交了底:「每个具体的部门和单位,运动进行得好坏,关键在于领导」[85]。在人心不稳的工厂,中央指令「实行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86]。谁来降伏惹不起的党委?上级党委派去的「城市工作队」。空降大员滥权怎么办?由上司收紧权限:「城市工作队有关隔离、拘留、搜查、开除公职等权限,过去未明确。这次决定一律报市委批准」[87]。假如市委、省委胡作非为呢?从北京下发越来越厚的禁令,派出核查工作组[88]。设若禁令废纸一张,工作组与恶势力沆瀣一气?毛时代的执政实践竖起最后一块路标:重申「工人群众批评和实行监督的权利,必须切实地得到保障……」[89]。似曾相识?没错,它指向「群众监督」大牌坊的正门!

 

或许浸淫权力过久有点麻木,总书记一不留神冒出几句大实话,堪称「谁说了算?」的精彩答案:

 

「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这是一个小集体。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同伙夫、勤杂人员等同志们编在一个党小组里,那是起不了多少监督作用的」[90](邓小平)。

 

 

做个简约总结:中共深信「群众监督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会提出很多好意见」[91],仅此而已;走出献策苦谏大会,工农仍是领导们呼来喝去的小卒[92]。「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老爷们」[93](毛泽东)——大家长背手踱步,深知棋局正待落子,一切远未终结。如何成批制造驯顺又肯开动脑筋的「智能棋子」?如何提高众国手的自身棋力?随着中南海的声声呼唤,「两参一改三结合」掀帘登场。

 

 

干部参加劳动·「党的领导」·工人参与管理(初谈「教育干部和群众」)

 

 

正如上文所说,「首席执政」一直把「教育干部和群众」视为国之大事。多年推动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前沿要素「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94],最终写进中国宪法。利用这一手段,权力核心希望达到多个「教育」目标:加强官员自律;改善干群关系;提高领导者的管理素质。

 

部长司令们挽着袖口扛起铁锹雨淋日晒之余,确曾纷纷起誓「我们决不能把职权当作特权,要做普通劳动者」[95]。这誓言远非纯粹的违心套话:不少「石光荣」、「姜大牙」式的工农干部尚未彻底淡忘「造反」的朴素正义感;五六十年代,「许多同志也以自己能以普通劳动者面貌在群众中出现引以为荣」[96](薄一波)。在工厂矿山,管理层发现了「以情动人」的超高红利:「干部越是经常参加劳动,以身作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工人的自觉性就越高」[97];以大庆油田为例:哪怕干部与工人一同打饭睡几天宿舍,也能激发部分淳朴职工的加班热情[98]

 

最后——也最重要——的目标,是让车间实践点拨干部「及时发现并认识生产的客观规律,总结及传播先进经验,尽可能地按照客观规律组织领导生产」[99](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亦即制度化地培养贤官能吏。作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源地,黑龙江的最高长官说得直白透亮:鉴于「干部的主要任务是从事管理及其它工作,工人的主要任务则是生产」[100],所以群众管理的本质在于「加强工人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培养他们的管理能力,运用他们在生产实践中的经验,丰富我们的管理知识[101](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

 

「工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有这条定位原则垫底,不难猜到书记们指引的「群众管理之路」拐向何方。在「两参一改」的首创地——庆华工具厂,「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清算住宅等级制,而「首先是指向工艺规程、操作规程和劳动组织、生产组织等方面」[102],让省市领导兴奋得乌纱乱颤(「(庆华厂)一九五九年的生产能力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提高了一倍半」[103])。在其它企业,各生产管理小组的工人分头包揽考勤、记录、计划、工具、材料与质量检验,改善了作业流程:「由于工人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中断工时大量减少,有些小组已消灭了这种现象,生产效率大大提高」[104]

 

毛时代头号工业巨人——大庆油田也未置身事外:「搞社会主义企业,要依靠广大职工的革命行动。大庆石油会战本身就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05]。当地管理层不甘人后,火速呈上几坛政绩酸菜。除了已熟知的「发动群众讨论生产上的作业计划,讨论规章制度,讨论生产技术的重大问题」[106],油田领导鼓捣出一个「政治民主」的新款玩意儿:「各种会议或生活会上,工人都可以插话,对干部进行面对面的批评,正确的意见,干部就立即接受」[107]。谁判断意见正确与否?干部。谁决定接纳——哪怕十万分正确的——进言与否?干部。谁应整治不听劝的干部?看来只有更大的干部。大干部也有犯混的时候:「生产建设的瞎指挥,许多来自上面」[108](薄一波),谁去对他们「面对面的批评」?谁来整治一意孤行的大干部?「政治民主」的新思维如此这般地坠入官僚专权的旧轮回。

 

解放后,「许多厂矿企业整顿劳动纪律只整工人,对职员和领导干部的劳动纪律则不加过问」[109],工人大眼瞪小眼;六十年代初,中央喝令下属「不要把技术上的不同意见,随便当成思想问题,更不要当做是政治问题」[110]随意整人;嚷嚷「炮打司令部」的伟大领袖,真心指望的仍是灰色官僚:「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111];天庭尊神的纷纷倒地,没让凡间小民起身入堂:「要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使中央实行毛主席的路线就是大民主」[112](周恩来)。声浪盖过天的「工人参加管理」呢?其实,当政者早已透彻揭示「鞍宪」的本质功能——「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13]。花样百出的背后,「党」继续端坐指挥决策的禁地明堂,堂下工农继续跑腿卖命,延续着贯穿整个毛时代的尊卑秩序与利益格局。

 

翻身期盼与新型压迫的巨大反差,特权阶层及时行乐与无产阶级「人肉换石油」苦斗气魄的辛酸对比,不可避免地催生、深化着工人队伍的失落与隔膜感。「首席执政」连发警报:「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114],因为现实本就处处敲打工人勿忘自己的无权地位;但幻想耍几套「以情动人」的把戏蒙混过关,未免低估劳苦大众的阶级直觉。内部会餐的酒席上,庙堂长老闲谈间痛感部分青年工人「还不能很好服从国家利益;对待公共财产和劳动纪律还缺乏自觉性和主人翁态度」[115],甚是可恶。首长们几分焦躁、几分失态,也越发抱定加大马力「教育干部和群众」的决心。

 

 

「政治挂帅」与工人热情(再谈「教育干部和群众」)

 

 

中苏决裂后,北京连声呼吼「防止修正主义」,并把「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116](毛泽东)列为第一防修法宝。众所周知,「精神革命」与克制私欲(即「鞍宪」强调的政治挂帅)是毛式思想改造的主要旗帜,且随着时间流逝越挂越高。

 

「首席执政」曾抨击工资体系「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117],却没了下文。两相对比,他更热衷咒骂「官气」:「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118]。这股「气」(或曰「个人主义」),而非政治局的高薪、京沪特供店、北戴河别墅与主席夫人的品牌金表,成了当局「教育干部」时穷追猛打的恶鬼。上层——尽管较隐秘——日渐汹涌的拜金物欲,是特权系统的必然产物,中央有何对策?它时而沉下脸「反复告诫全党干部,必须以普通劳动者和人民勤务员的态度出现,与群众同甘共苦」[119],时而哀告吁请「我也在内的407个人,应该作出一点表率」[120](周恩来)。声嘶力竭七荤八素之后,仅换来「我们这些人身上,个人主义或多或少地都存在」[121](原公安部长谢富治)一类的虚浮表白。至于工农的自我组织权、硬性任免与决策权等等「洋八股」,更要三缄其口外贴封条。久居权力之颠,诸领袖益发深信万物操之于我:「我看可靠、永久的(防止腐化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122](陈云),连党内监督也不入法眼了。

 

毛思想照耀下,官员「清洗灵魂」即可交差,工人被「洗」的却是灵魂外加上衣口袋。以鞍钢工人为例:1956年的企业工人工资总额包含了大约25%的奖金、津贴;高层闻讯大怒——「这显然是不合理的」[123](周恩来),半强迫半鼓动地废除了津贴制。钢铁工人拼命「献工」、「献点」(即延长工时)之际,收入猛跌无异后脑挨了一棒[124]。冒进快车摔落泥坑后,低效浪费与饥荒恐怖的恶果由工农一肩担起;温饱无忧的官员们,却送来更多「政治挂帅」的精神窝头:「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切实解决应当而又可能解决的实际困难,而以提高思想为主」[125](薄一波)。强劲宣传与组织筛选,驯化了一批埋头拉车的样板顺民:「保证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积极努力,贯彻实现这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126](大连劳模、铆工赵成满);工人阶级越低头,它的自治机构与自卫手段越退化。工会不必说,职工代表大会这个所谓的基层权力机关,也「往往变成领导布置任务、群众提出保证的会议」[127](工业交通工作部长李雪峰),混似不开张的聋哑店。

 

然而,解放初的工人大众有失望、有痛楚,却仍充满期待、鼓舞与火山样的热情。与党同历革命血途的工人干部,视自主腾飞为人民新生的开始:「这里是新记录,那里是新发明,‘首次通航’、‘首次开工’……这一切标志着劳动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128](吴运铎);老工人里面最坚韧的一群,当年笑对老板爪牙的枪口,把红色政权的强固看得比命还重(孟泰[129]);饱尝洋资本歧视的部分青工,在民族工业的热潮中找到了自身价值(「铁人」王进喜)。某个时刻,官方与群众似乎无限和谐——上层公告「支持广大青年进行大胆思考和顽强试验的创造精神」[130](共青团书记胡耀邦),下层的技术创意山呼海啸而来[131]。在北京,「参观了(合理化成果)展览会以后,许多工人兴奋地说:‘咱们的力量真是无穷无尽’」[132];在华南,「工人群众对加快建设速度、摆脱繁重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的要求更加迫切」[133](上海市委),自发的技术钻研浪头无数[134]。在「风暴眼」鞍钢,众多文化夜校与技术训练班改善了工人素质;上级诱导与生产突进,使陶醉情绪弥漫于高炉车间:

 

「海城五金合作工厂的职工,大干十天实现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后,工人们兴奋地说:‘这回可和老君爷留下的大锤、风箱离婚了’,并纷纷照像留念」[135]

 

梦总要醒的。

 

收起动员大会上的笑脸,党委会议拨着冷冷的算盘:「(工业拓荒)很需要(王进喜)这样的模范人物,来带动人们、引导人们不怕苦、不怕困难、不爱钱」[136]。牺牲与匮乏年复一年,希望熬成了眼泪;除了双手的老茧,工人仍旧几乎一无所有。官府的秘密报告留下几行文字:「工人的业余时间大量地被侵占,所以工人得不到休息,许多厂矿的会议是无限制的,业余活动或者业余学习是强制的」[137]。不断被「大搞」而抗拒无门,令群众的无力感日增;愤怒的暗流,只在文革初期稍得宣泄。自我组织经验与抗争常识的断代与缺席,使中国工人在复辟后的资本攻势前溃不成军,至多且退且战。

 

 

「鞍钢宪法」与新民国

 

 

看尽「新民国」的腐恶吏治,国家机器偶尔也感慨社教运动「能找出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当时确实教育和挽救了不少干部」[138](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一听「运动」二字,老板的家臣立马腮帮乱颤:「无论如何,决定权应该还是在所有者个人手中,而不能让局外的非所有者也插手支配」[139](秦晖)。聚敛资本的同时,政商精英面临升级换代的大使命:「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力只能给‘福特主义’带来暂时的优越,而‘后福特主义’的质量型竞争才是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关键」[140](崔之元)。虽说对红色精神遗产颇怀忌惮,从速培养无产大众的奴役文化,渐成新统治者的时髦思路。

 

在南方,宝钢落实「无库存生产」,诱导工人替老板把关产品质量;资方还引入「大工种」概念,驱使职工掌握相关技能,提升了劳动力素质。在北方,商界大佬认准「改造人的思想是最难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的源泉」[141](青岛港集团董事局主席常德传),实为强化剥削的秘方。铁人精神也好,「三知五必到」[142]也好,旧官僚控制工人的若干诀窍让新主子颇感兴趣帮助无产者辨清自身利益、屏弃忠仆观念,是先进工人与进步青年的一个基本任务。矛盾丛生的新民国沿着自身逻辑向前奔去,空前壮大的工人阶级迎面而来;马列先贤的实践精华,将有益于奴隶们最终赢得「攻打天空」的战争:

 

「无产阶级建立了一种新型组织。它有广泛代表性,可容纳不分职业和觉悟水平的工人大众;它极灵活,不断拓展影响并广泛吸收新阶层,向靠拢无产阶级的各城乡劳动阶层敞开大门。工人阶级赖以自治、搏杀及夺取国家政权的这种组织,既独一无二,又已经受各国实践的检验。它是当代无产者的最伟大成就,它是百试不爽的阶级利器」[143]

 

30/12/06

26/2/07稍微修改。

 


 

[1]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

[2] http://host404.ipowerweb.com/~zgysjcom/2005/200512b1.htm 《中国与世界》二零零五年 第八期 十二月号 老石「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

[3]萧喜东「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中国与世界》200012期、20011

[4] 四大即大鸣大放、大批判、大辩论、大字报。

[5]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第三期)

[6]王鹤寿「毛泽东同志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指导」摘自《缅怀毛泽东》

[7]秦晖「当代中国的‘主义’与‘问题’」

[8] 1960311日「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

[9]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 「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二日)

[10] 1976年人民出版社《政治经济学讲话 (社会主义部分)第四讲 「社会主义生产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

[11] 同上

[12]广西梧州市锅炉厂工人评论组「批判邓小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谬论」1976.08.25《人民日报》

[13]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19893月至4月在美国的讲演)《胡乔木文集》第2卷

[14]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周恩来同志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15] 食分大、中、小灶,小灶标准是大灶的18倍。服装分两种。津贴分「普、特」两种,前者个个有,按职务分4级。特别津贴限于部长以上。衣食津贴三部分加在一起的高低差别,19522月从原来的26倍,扩大到54倍。

[16] 1955915日《人民日报》社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生活待遇制度的重大改革」

[17]「全总党组关于职工物质生活及现存问题的请示报告」1956529日《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

[18] 1955629日「全总党组关于工会工作和工矿企业中存在的有关群众的问题和我们的意见」《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

[19] 全国总工会的内部报告指出:1954年重工业部全年加班加点1312万小时(见《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

[20] 同注释14

[21] 19876月第1版严忠勤主编《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按照1956年的新规定,工业工人的工资分为8级,建筑工人分为7级。冶金工人工资的两极差距从过去平均281倍升到32倍。对11个产业的国企的统计表明,工人工资的两极差距平均扩大02倍。以石油钻井工为例,不同地区的各级工人工资分别为:440元至1452元(甘肃玉门);580元至1856元(青海);320元至1024元(四川),两极差距大致为32倍。在煤矿行业,各地井下作业工各级工资也有差别:各地最低一级分别为285元至400元不等,最高一级为912-1280元不等。建筑(土建)工人的各地最低工资为306-408元不等,最高工资为857-1142元不等。企业职员(含干部)一般划13级。以东北石油企业为例:干部职员分13级,每级分4类。最高一级(正副厂长、总工、局长)171-108元,229-144元。最低一级(设计、工艺助理技术员)为57元至43元。北京地区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标准:30级,1-3级(正副总理)6440-5175元。4-8级(正副部长、秘书长)460-2875元。11-16级(司局属处长、副处长、科长、副科长)1955-1105元。26-30级(勤杂)330元至230元。中央先后三次降低全国工资水平后,1-2级的工资水平不变,4-8级改为3726-2646元。11-15级改为1935-1228元。在北京地区,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分5类:最高级(310-287元)与最低一级(275元)的差距为113-105倍。科研教学人员实行13级工资制:最高一级(研究员、教授)为345元,最低一级(助教)为56元。高级技术专家、艺术家另定特等工资标准。

[22] 1952820日「全总党组关于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报告」《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

[23] 官方统计,一五计划期间建成职工住宅9454万平米。

[24] 出自1956102日《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

[25]「辽宁省十个城市的每人平均居住面积,一九四九年为五点七七平方米,一九五二年下降为四点三四平方米,一九五八年底又下降为二点八六平方米。哈尔滨、天津、南京、济南、昆明等城市,都有和辽宁相类似的情况。黑龙江六个市的缺房户达十万家,有三十九万多人;沈阳市缺房户达六万家,有近三十万人;北京缺房二百七十万平方米;广州缺房四百四十六万平方米;江苏省十个市缺房六百一十六万平方米。无房不能结婚,婚后不能同居,几户同屋的现象各地都有。有些职工虽有房住,但条件很差,影响健康。东北有些城市有相当数量的职工住在窠铺和窑坑里,上海住棚户和阁楼的有一百六十万人,华北一些大城市也有同样情况。此外,还有许多房屋年久失修,倾斜倒塌、压人伤人现象,也时有发生」(一九六零年十月十五日「建筑工程部党组关于解决城市住宅问题的报告」)

[26]同上

[27]毛泽东「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28]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加强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

[29]《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谈话》八「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30]《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著 195702月第1

[31]《人民日报》(1955.05.15)蒋学模「为了实现五年计划必须厉行节约」

[32] 同注释25

[33] 同注释25

[34]《国务院关于严格禁止楼馆堂所建设的规定》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

[35]《周恩来选集》(下)1963529日《反对官僚主义》

[36]1985年版人民出版社《刘少奇选集(下)》1957427日「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37]「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38]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陈云文选》(1949-19561954210日「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

[39]「中共中央转发德州地委关于常玉等腐化堕落、违法乱纪案件的检查处理报告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日

[40]1955915日《人民日报》社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生活待遇制度的重大改革」

[41]1957626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42] 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五日向青「批邓反右」的分析

[43] 本段与下面所谈的上海职工实际工资,均以1952年价格为基数,货币平均工资除以当年职工生活费价格总指数,为实际平均工资(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http://www.shtong.gov.cn/ 专业志 >> 上海劳动志 >> 第四编职工工资 >> 第七章工资水平、构成和家庭生活水平 >> 第一节 职工工资水平)

[44] 同注释35

[45]「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劳动部党组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一九六0年九月十一日)

[46]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 19888月第1 1958328日「在四川省劳动工资座谈会上的报告」。需要提醒读者,数年后这一立场以中共正式文件通行全国(「第二十一条:企业的定员,包括长期职工、临时职工和学徒。凡是临时性的工作,都应当用临时职工,由企业和他们订立有期限的书面合同,合同期满即解除工作,或者根据需要另订合同。对于季节性生产企业的多数职工,也应当采取合同制度,实行有生产任务就来厂生产、没有生产任务就离厂回家的办法」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

[47]「执政党的干部问题」邓小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48] 同上

[49]见原井冈山红军战士、陶铸夫人、原中南工业部部长曾志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下)》第十章「宝塔山下」:「有一年,主席要我替江青买块表,他说:‘江青跟我这么多年没有一块好表,她向我要块表,你在外面给她买一个’。后来,我托人到香港买了块金壳劳力士坤表,给了江青」。

[50] 同注释35

[51] 萧喜东「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理论准备」

[52] 三查是指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上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是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中是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53] 彭德怀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一九四七年冬季整军摘要」《彭德怀军事文选》

[54] 1973128 张闻天「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人民日报》1979827

[55]同注释35

[56]《陈云文选》第三卷「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

[57]「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一九五六年四月)

[58]工人出版社编辑 1957年版《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文件》

[59] 《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

[60]1957427日「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

[6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著 195702月第1

[62] 1951117日,东北第五机器厂马恒昌先进小组向全国工人提出开展劳动竞赛的倡议。这个小组在1950年中,改进了15种工具,创造了25项新纪录,提前完成了任务,质量达到标准的99%。他们提出的竞赛条件主要是:团结技术人员,搞好师徒关系,遵守劳动纪律,注意生产安全,加强技术和时事学习,提高政治觉悟,改进操作方法,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一五计划期间,马恒昌小组完成了十四年的工作量。

[63]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谈话》十「积累和消费,消费品的分配」

[64]《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讲话》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编 1959年版「第7 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65] 中共对借助群众会议打掉干部的自大妄为,积累了一整套经验:「领导干部的检查,一般采取内外结合,上下夹击,区别对待,小会为主等方法;只有对于性质严重、蜕化变质的,才在大会上开展重点斗争,显示群众的力量」「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城市四清运动的情况报告」(一九六五年三月三日)

[66]《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社论「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

[67]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68] 1985年版人民出版社《刘少奇选集(下)》1957427日「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69]19511220日李富春在全总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

[70]「全总党组关于半年来各地工人罢工、请愿情况的综合报告」195373

[71]「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72] 1955221日「全总党组关于几年来全国伤亡事故简况报告」

[73]「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74]同上

[75] 「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城市四清运动的情况报告」(一九六五年三月三日)

[7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1998年版 邓力群编辑整理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811910日)

[77] 彭德怀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一九四七年冬季整军摘要」《彭德怀军事文选》

[78] 1999621日「邓力群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第三次讲话」

[79] 周恩来「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

[80] 《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

[81]毛泽东《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

[82]《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下)》199912月第1 12章「工业书记」

[83]同上

[84] 1958111日「黑龙江省委关于全省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企业整风运动的报告」

[85]《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 

[86]「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87]「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城市四清运动的情况报告」(一九六五年三月三日)

[88] 中共中央拟定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如实反映情况,()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参加劳动,()以平等态度对人,()办事公道,()不特殊化,()工作要同群众商量,()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提高政治水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89]「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第七点、坚持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

[90]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91]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第一卷

[92] 值得一提的是,毛左理论界一直痛斥薄一波等人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是复辟纲领,反对党的领导。但这份文件恰好极力维护党官僚的最高地位:六 国营工业企业中的党委员会,对于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工会工作、共青团工作,以及企业中生产的、政治的、文化的群众运动,实行全面的统一领导。企业内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

[93] 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谈话》八 「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94] 1975年实施的《宪法》第十一条「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95]《人民日报》「领导干部要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中共哈尔滨锅炉厂委员会(1976.03.15)

[96]《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薄一波 199105月第1

[97]中共中央转发「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

[98]「我们坚持了干部到集体食堂吃饭,轮流住集体宿舍的制度,效果很好」(中共中央转发「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

[99] 1959522日「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在省工业六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89年版,黑龙江省档案馆

[100] 同上

[101] 同上

[102] 黑龙江省委「关于巩固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全面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向中央的报告」(一九六0年七月九日)

[103]同上

[104]「黑龙江省委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一九五八年四月九日)

[105] 中共中央转发「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

[106] 同上

[107] 同上

[108]《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薄一波 199105月第1

[109]1955629日「全总党组关于工会工作和工矿企业中存在的有关群众的问题和我们的意见」《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

[110] 「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 七、坚持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

[111]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三、「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112] 1966.12.15「周恩来对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团部分赴京人员的讲话」

[113]1960104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

[114]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谈话》八 「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15] 195846日《人民日报》社论「向青年工人代表说几句话」

[116]「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117]《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谈话》六「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118] 毛泽东《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

[119]「中共中央转发齐燕铭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的报告的指示」(一九六0年十一月九日)

[120] 1963529日)周恩来「过好五关」。407个人指总理副总理和73个中央直属机关的领导干部。

[121]「谢富治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言」1966.04.

[122] 1954210日「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陈云文选》(1949-1956

[123] 同注释14

[124]取消津贴制给工人造成的困难,请参考高华「历史真实与鞍钢宪法的‘政治正确性’」(http://gaohua.coldwarchina.com/ztlw/rwyj/000034_4.htm

[125] 199212月第1 《薄一波文选》(一九三七-一九九二年)「石油部学习解放军抓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19631219日)

[126]《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著 195702月第1

[127]同上

[128]《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21世纪出版社1991年版

[129] 孟泰:全国劳模,鞍钢炼铁厂副厂长、鞍钢工会副主席。

[130]工人出版社编辑 19585月第1版《全国青年工人代表会议主要文件》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人是我们伟大事业的决定因素」

[131]1953年到1957年,全国青年职工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有205万件,仅其中已经实现并可以计算价值的在三亿元以上。(《全国青年工人代表会议主要文件》全总书记处书记董昕「提高觉悟,学好本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

[132] 工会积极分子工作经验》北京市工会联合会编 1957年版北京市车辆段工会合理化建议工作委员会「组织群众提合理化建议」

[133]「上海市委关于工业战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情况报告」(一九六0年三月二十八日)

[134] 同上。「有的女工把从工厂退休的父亲请来作技术指导;有的工人找上中学的儿女帮助做模型;有的丈夫设计,妻子画图,家庭成了设计室;许多退休工人主动跑到厂里帮助搞革新」。

[135]「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一九六0年三月十一日〉

[136] 同注释

[137] 1955629日「全总党组关于工会工作和工矿企业中存在的有关群众的问题和我们的意见」《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

[138]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邬吉成回忆录》三十二章  「杨尚昆调离中南海」

[139] 秦晖「当代中国的‘主义’与‘问题’」

[140]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第三期)

[141] http://news.hz66.com/main/news/stock/2006101908594892.htm 2006-10-19「常德传:为青岛港成为工人长盛不衰的乐园拼搏」

[142]鞍钢运转车间整模工段甲班党小组组长侯海山的总结:知道本班每个工人的思想活动、历史情况和家庭状况;工人有事必到,有病必到,有困难必到,有思想问题必到,有婚丧事必到。(「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19746月第1 197449日《人民日报》「巨大的鼓舞 深刻的变化-文化大革命中鞍钢工人高举‘鞍钢宪法’的光辉旗帜阔步前进」)

[143]「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

本段译文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