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自由主义者与右翼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交流

——杜建国与ZY先生的通信

 

一位自由主义者朋友ZY先生看到我与李士博的《告法国工人阶级和学生书》后,来信谈了一下他自己的看法,加上我的回复,前后共两组通信。我们谈到了许多问题,或可供大家参考一二。思想自由、政治自由等等,也是我一向所坚持的,单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也未尝不可。在自由主义诸流派当中,以我之见,哈耶克是资本或财产至上自由主义者,我则是革命民主共产自由主义者。在给这两组通信加标题时,为方便交流故,我权且称自己为左翼自由主义者,称ZY先生为右翼自由主义者,或有不妥,但无论如何,我是要比ZY先生偏左一些的。

                                                         杜建国

03/05/2006

 

 

第一组

ZY先生的来信

杜建国兄:

来信收到,我记不清乱码部分当时写的是些什幺了,重新补了一些。这只是一时的感想,供你参考的。
   
第一,我真诚的希望中国出现左翼力量,但我心中的左翼,是在承认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前提下的左翼,如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党。这样的左翼与右翼是一对相反相成的约束力量,这是民主政治下的两翼,而不是马列主义型的阶级革命党。
   
第二,你对法国的情况不熟悉,马列主义式的工人运动在法国和欧洲根本没有市场。工人暴动,以劳工委员会来控制全国生产资源的提法,法国人听到会大吃一惊的,甚至会感到可笑。法国工人反对资本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喜欢传统的马列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工人代表、委员们会成为新的特权阶级,真正的工人得不到什幺好处。而且,根本不现实。体力工人的数量,在法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多,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绝大多数人也是私有财产的持有人,他们接受不了别人来抢他们的财产的。工人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是正当的,但走的是和平的方式,在民主法治的制度框架下,他们以武力形式剥夺其它人的财产权是不可思议的。
   
第三,凡事皆有利弊,欧洲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过度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过度的问题。高额的税收支撑下的转移支付福利政策,政府对自由竞争的过多干预,使欧洲经济停滞不前,使投资流出欧洲,再这样下次,欧洲就在平均主义的压力下完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和德国的右翼得以上台,这是民众投票的选择,不是强制出来的。这与中国完全不同,中国是在许多领域有过多的野蛮的封建资本主义因素,没有达到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层次,社会主义福利就更谈不上了。
   
第四,欧洲左右翼的差别,是税收和福利的差别,没有你们想象的那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化。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争取选票的和平斗争,不是武装斗争。
第五,中国有官民矛盾和阶级矛盾,但前者更为本质。劳资矛盾有,但在目前仍是次要矛盾。唯有在民主政治下,劳资矛盾才会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经济层面的不平等,根子在政治权力的不平等上。
   
第六,欧洲处于夹击之中,美国式自由竞争的活力使美国占了科技的高端,而中国式野蛮封建资本主义造成的低价竞争,使中国抢了低端,欧洲高不成低不就,非被美国和中国压偏不可。欧洲完了,再这幺乱下去,更是完蛋的路。
   
第七、中华民族百年来多灾多难,唯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能将中国带入富强。我并不否认马列主义追求公正社会的动机,我也不否认马列主义对中国国家独立的贡献,但我否认它管理常态社会的方法。少数代表或委员控制了社会资源,造成了以权力为基础的巨大的不平等,这一点是左翼的朋友们常常忽视的。阶级斗争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是马克思着力论证的。发展生产力,是合法性的根本来源,这是马克思的核心前提。他批判资本主义,是认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大生产的协作是矛盾的,资本主义解决不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设想,是为了更好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协作。但实践下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病,正好在于毁灭了个人在竞争中的自由选择和自由创造性,而这才是生产力的根本。资本主义最后战胜马列式社会主义,正在于生产力的优势。

                                                       ZY

4/2006

 

杜建国的回复

 

ZY兄:

拖至今日,才作回复,乞兄见谅了。窃以为愚见虽非超凡脱俗,然亦怪诞偏执,与主流颇有不同;且弟平素又慵懒异常,拙于动笔,是故愚见常不为人所察而屡遭误解。今蒙兄赐教,则不敢怠慢;更兼兄所赐教者,涉及甚广,若草草回复,恐难令兄满意,故详陈陋见,一一作答。还望兄不厌其烦,耐心指教。

 

一、弟并非“只反资不反官”

 

观兄书,窃以为兄对弟亦有所误解。兄以为弟拥戴“传统的马列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以权力为基础的巨大的不平等,这一点是左翼的朋友们常常忽视的”,而弟与他们一样忽视“官民矛盾” 和“以权力为基础的巨大的不平等”。如此一来,在兄眼中弟与那些“只反资不反官”的新老左派们就没有区别了。其实不然,弟是坚决反对这一切的,对这一切可谓是深恶痛绝,在反官这一点上弟与兄并无区别。另外,兄所谓的“传统的马列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即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以弟之见,并非马列所主张(原因另谈),并非无产阶级之专政,更应该被称作斯大林主义专政,或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统治、官僚专政,以下弟皆以斯大林主义或官僚统治代替之。

反官,反对权力支配社会,不管这官或权力是国王贵族还是皇帝青天大老爷还是党国官僚——今日信中若不另外说明即指斯大林主义官僚,这是弟与兄所共同坚持的底线,在这一方面,弟与兄并无二致,都力倡自由民主,都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

问题在于,以什么来代替官?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真正地保障自由民主?

 

二、非官即资、非资即官的两难选择

 

非官即资,非资即官,非此即彼,撒切尔氏曰“没有别的选择!”长期以来,反资拥官者曰“我们不是好东西,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反官拥资者曰“我们是婊子,你们也不配立牌坊”。左右之争,大抵如此。近几十年来,民众对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以党治国的官僚专政深恶痛绝,反观另一阵营,倒是敢有屎就屙、有屁就放,强似在斯大林那厮们手下受气,岂不快活?如黄继苏所言“人民看明白了社会主义不仅要在实践中制造新阶级,而且还不打算在观念上承认新阶级;自己被剥夺不算,还要被愚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觉得一丝不挂的资本主义要比三点式的社会主义痛快实在。”因此,近三十年来,或者说近五十年(苏共二十大)来,反官拥资成为主流。弟以为兄也是持此论者。

非官即资,非资即官。然中国之国情又别有一番不同,今日可谓是亦官亦资,官资联姻,共度蜜月,这可以算是对撒切尔氏的补充,也可以说是一变种而已。

 

三、新的选择——反资灭官、官资皆反

 

然弟以为,官固然可恨,但是舍官趋资,以资代官,无异于投水避火,实非良策。弟想跳出“非官即资、非资即官”的两难选择。新选择何者?其实很简单,即反官又反资、反资又反官是也,反资灭官、扫资除官是也,官资皆反是也。具体内容:

1、自然先要剥夺资本家之财产,但要实行真正的公有制而非斯大林体制;这就进一步要求:

2、实行真正的民主。不仅要保留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民主,还要将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还要将民主由单纯的间接民主补充以直接民主,也就是说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扩展民主,实现彻底的、全面的民主(陈燕谷先生尝有“全面民主”一说)。在中央领域,经济计划由劳动者民主地讨论决定,即资源配置的顺序由劳动者——消费者自己民主地做出决定,而不是由资本家或官僚背着我们决定,这就需要劳动者能够在不同的党派当中进行选择,多党制是必然的——不要忘了,十月革命初期苏俄实行的就是多党制而非一党制(见拙文——《论俄国革命——从兴起、蜕化到垮台》);在基层,工人管理工厂,同时充当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而不再是资本家或官僚任意驱使的奴隶。

3、既然资源配置的顺序由劳动者——消费者资即民主的决定,那么人类的基本需求——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自然将首先得到满足,这将迅速地导致这些基本需求实现免费分配(今日西方早已具备了施行的物质基础,只是缺乏制度基础),各取所需从而成为可能——与通常人们想象的不同,基本需求将趋于饱和而不是无限度膨胀,货币或市场将从这些领域退出,不平等也将不在这些领域存在,几千年以来人类需求所遭受的金钱专制或市场专制从此结束。

4、这一制度必须扩展到全球范围。

真正的公有制、彻底的直接的全面的民主、计划、平等——这一切其实都是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的,都不可单独地存在,这大致就是我所主张的反官又反资、反资又反官的新选择的主要内容(具体设想参阅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第五章“自治、丰裕和官僚的消失”;《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五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四、为反资灭官、官资皆反的新选择辩

 

弟以为,弟之设想与斯大林那一套应该有本质区别。但是,今天人们都普遍相信,资本主义私有制——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存在是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前提,只要资本主义不复存在了,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必然会随之消失,必然导致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必然是“通往奴役之路”。

通常人们认为,计划经济自然意味着集中,集中就是反自由反民主,必然导致官僚化——所谓大思想家哈耶克也从来没有提供比这几句话更丰富更深刻的论据。其实不然,关键看这个集中是如何形成或如何产生的。若是像斯大林主义那样,单纯地自上而下的集中,那么集中自然就是集权,自然就是官僚化;但是,集中若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地产生和形成,那么此时的集中就非但不是官僚专制,而是民意的体现,是自由的体现。集中的对立面是分散,专制的对立面是民主。民主的计划经济非但不会压制自由民主,反而是扩大了享受自由民主的领域。其实,民主的对立面不是集中,集中的对立面并不是民主,集中的对立面是分散,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民主和专制的最终结果都是集中,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集中,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民主和集中的一大误解。

计划非但不排斥自由民主,反而必须与自由民主以及平等结合起来,才能将计划制定者与承受者——消费者合而为一,才能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才能获得信息,才能获得动力,才能健康运行、充满活力。非此不足以摆脱资本和官僚的奴役,不足以保障彻底的自由民主,弟以为。

新选择就算理论上说得过去,可大家可能还会继续有疑问,难道苏联的实践不正是证明了“计划经济自然意味着集中,集中就是反自由反民主,必然导致官僚化”的结论吗?其实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与实际历史经验相比更是无稽之谈。拙文《论俄国革命——从兴起、蜕化到垮台》第九节中讲道:

“这种概括毫无历史根据可言,根本就不能在因果之间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连接起来,这与官僚统治的形成过程根本就不相符合。如前所述,官僚统治取代苏维埃民主,首先是由于政治原因,即工人阶级力量的衰落,而这又是由于革命的孤立造成的,只要避免这些前提出现,那么官僚统治就不会取代苏维埃民主。在这里,对政治现象的研究首先应该从政治领域出发来进行,而不应该直接跳到经济方面来找寻原因——尽管这并非毫无关系。另外,官僚统治是在新经济政策(1921——1928)时期产生和确立起来的,那是苏联还没有开始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这是在1929年才开始的)”。“只要避免这些前提出现”,就能够避免官僚退化,弟坚信这一点。

 

除了保障自由民主作为制度合法性的标准外,兄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标准,“发展生产力,是合法性的根本来源,这是马克思的核心前提。他批判资本主义,是认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大生产的协作是矛盾的,资本主义解决不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设想,是为了更好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协作。但实践下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病,正好在于毁灭了个人在竞争中的自由选择和自由创造性,而这才是生产力的根本。资本主义最后战胜马列式社会主义,正在于生产力的优势。”

弟以为,斯大林经济制度的失败在于:

1、斯大林不顾生产力的国际性质,企图在一个孤立的落后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世界,这无异于乞丐跟龙王比宝,焉有不输之理。弟在《论俄国革命——从兴起、蜕化到垮台》第十三节中讲道“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其实就是官僚在期盼自己的统治能够在一个国家内永远存在下去,这纯粹是官僚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反动的乌托邦。

“首先,“一国”与“社会主义”,这两者本身就是水火不相容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意味着苏联经济能够完全独立于世界经济而健康发展,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就是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才能诞生并生存下来,单独局限在一个国家的范围,连资本主义也不会“建成”,更不用说“建成”比资本主义更为高级的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力的矛盾,除了人所熟知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对立这一方面外,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界限对生产力的国际性质的束缚同样是不容忽视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不仅仅是要用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代替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同时还要用世界社会主义联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分裂。

“如果这个革命后的“一国”不是像俄国那样较为落后的国家,而是像美国、英国、德国那样的发达国家,那么全世界自然将会起来效仿这个“一国”,革命将迅速地从这“一国”扩展到全世界,“一国”现象自然也就不再存在了。如果这个“一国”是俄国这样的国家,那么长期“一国”的结局将不是“建成社会主义”,而是这“一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下的垮台和毁灭,这已由历史做出了结论。无论从哪一种情况来看,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注定只能是一种暂时现象,企图“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尽管战后曾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这些新的国家都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的非核心地带,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西欧仍旧安然无恙,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得以保持,资本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优势地位未受动摇。此即当年托洛茨基力主推动世界革命的原因(并非世界革命无望,斯大林才采取了现实主义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战略,相反,是因为采取了所谓的现实主义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战略才导致了世界革命的失败)。

2、斯大林式官僚计划经济,一方面消灭了兄所谓的“个人在竞争中的自由选择和自由创造性”这一旧的动力,另一方面又不能促成全新的动力,而是以官僚专制和收入等级制——极大的不平等来束缚计划经济。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失败,并不能说明计划经济本身的失败,只能说明官僚专制与计划经济水火不容,如弟在前边所述,“真正的公有制、彻底的民主、计划、平等——这一切其实都是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的”;“计划非但不排斥自由民主,反而必须与自由民主以及平等结合起来才能将计划制定者与承受者合而为一,才能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才能获得信息,才能获得动力,才能健康运行、充满活力”。

弟所论并非后见之明,其实早在三十年代,当苏联的工业化正风风火火令全世界瞠目结舌之时,托洛茨基就已经指出了长此以往必将死路一条:

“苏联官僚能起进步作用,只在这个时期内:即当人们将资本主义技术最重要之原素输入于苏联之时。 借用、模仿、移植和嫁接等,是在革命所奠下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此时期是谈不到在技术、科学和艺术方面有什么新发明的。由官僚下个命令,可以依照西方模型建立大规模的工厂——虽然要比人家多付三倍的费用。但是你走得愈远,则经济愈加碰到质量的问题,而此问题是同影子一般,不是官僚们所能操纵的。苏联的生产品,好像烙上了粗制滥造的标记。在国有化的经济之下,要提高品质,就要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制度,要有批评和创意之自由──而这些条件却与充满畏惧、扯谎和谄谀的极权政制不能相容的。      

质量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复杂更巨大的问题;这问题可以包括在技术和文化上的独立创造这个概念之内。古代哲学家说,斗争是万物之父。若是思想不能自由冲突,便创造不出新价值来……在那简单的和不可动摇的历史法则中,已经包含有苏联现行政制之死刑判决书了。苏维埃民主制并非抽象的政策要求,更不是抽象的道德。这已成为苏联的生死攸关的需要”(《被背叛了的革命》第十一章)。

关于理想目标,拙见大致如此,弟目前相信,这绝不会成为通向奴役之路,而是通向自由之路。

 

五、资本主义妨害自由与民主

 

兄认为唯有资本主义才能保障自由民主,窃以为兄对资本主义还是期望过高了。

生命、自由、财产,无财产则无自由,这一切弟认为并非毫无道理。财产分为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两种,能否自由关键看是否拥有生产资料。然资本主义社会,恰恰是少数人拥有生产资料财产——资本家,多数人除了劳动力没有任何生产资料财产,这些没有生产资料的人只能受雇于资本家,沦为雇佣劳动者阶级——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既然无财产则无自由,那么无产阶级又会有什么自由呢?自由,意味着拥有财产,意味着经济独立,但是雇佣劳动者却缺乏这种独立,没有这种经济独立,遑论自由。在洛克时代,资产阶级倒是直言不讳,在其眼中雇佣劳动者阶级——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根本就不是自由人,而是被公开称作“仆人”,“仆人”就是奴隶,又有什么自由可言呢?直到十九世纪后期,英国的劳工法还被称作《主仆法》。后来,无产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资产阶级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公开地宣扬阶级鸿沟和等级鸿沟,转而企图让无产阶级相信他们与资产阶级一样同为自由人以减少无产阶级的敌意,于是“仆人”的称呼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劳动者”了。

这时候,自由的古典含义被改变了,现在自由的标准不再是经济独立,而变成了人身自由和契约自由。资产阶级宣称,工人阶级是自由的,这个老板若不令其满意,完全可以换另外一个,这样自由就有了保障。这纯粹是一种狡辩,能够自由迁徙和自由选择雇主固然比终身依附于一个主人的奴隶和农奴要强,但是自由来自由去最终不还是得寄某个老板篱下吗?另外这种自由与其说是赋予工人选择老板的自由,更不如说是赋予老板随意解雇工人的自由,工人可以随便炒老板鱿鱼,老板也应当享有此项权力才可谓平等。此次法国抗议活动,即是资本家企图全面彻底地恢复任意奴役工人的权力所致。弟在告法国工人书中讲道“此次资本家的挑衅,充分地将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本质特征表露出来,那就是资本家总是企图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地奴役我们雇佣劳动者。在资本家的眼中,我们作为人所应有的尊严,作为人所应有的自由,都不应该存在,我们只是其发财的工具,只是任其驱使的奴隶。需要的时候就让我们给他们卖命,不需要的时候就随时把我们一脚踢开。”奴役本质暴露无遗,因此弟才全力反对这一社会。自由,必须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权占有、支配、使用社会财产,而非少数人。在弟看来彻底的自由主义,应该要求在经济领域也必须贯彻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

资本主义不仅不能保障人类的经济独立——经济自由,就是思想自由、政治自由也难以与之永远和谐相处。工人阶级在摆脱仆人身份获得自由劳动者的身份的时候,也逐渐争得了政治自由——选举权、政党权、工会权等。只要工人阶级不能利用民主制度对资本家的财产构成威胁,那么资本家就颇具费厄泼赖精神,可是一旦有可能威胁到他的财产,即“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则脸色立变。于是乎无条件的自由主义变成了又有条件的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变成了财产至上主义。生命、自由、财产,财产本是生命和自由的保障,现在则需要摧毁他们才能自保。弟改诗一首,可作此等自由主义者的写照:

生命诚可贵

自由价更高

若为金钱(财产、或资本、利润等)故

二者皆可抛

哈耶克、米瑟斯、弗里德曼诸公,即是这类自由主义者的典型(暂可参阅《哈耶克批判: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互转换》)。

弟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各国(西、葡、希除外)与议会民主制长期和谐相处,是战后社会稳定的突出表现之一,这其实也是工人阶级历史性失败的后果。财产权或私有制与民主制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反对君主专制的时候,资产阶级只是要求用少数有产者的权力来代替君主一人的权力,并不要求人民主权。只是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资产阶级才于十九世纪后期逐步给予工人阶级选举权。在做出这一决定后,资产阶级对民主制的实验一直是忧心忡忡。这一担忧决非空穴来风,工人政党利用合法性和普选权很快就壮大起来,向资产阶级发起了挑战,这在前面(第十二节)已经加以介绍了。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资本主义根本就不能再继续与民主制共处下去,于是资产阶级便用法西斯主义代替了议会民主制,同时摧毁了整个古典工人运动,工人运动利用民主制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的威胁被解除了。经此打击后,工人运动的激进性质在二战以后逐渐淡化,其利用民主制挑战资本主义的能力没能恢复起来。因此直到此时,在对资本主义的威胁消失以后,民主制才在各国长期盛行起来。可以说,没有法西斯的肆虐,就没有民主制的盛行。”(《论俄国革命——从兴起、蜕化到垮台》第十五节)

兄来信中称“工人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是正当的,但走的是和平的方式,在民主法治的制度框架下,他们以武力形式剥夺其它人的财产权是不可思议的。”不过资本家倒是不恪守这套游戏规则,武力剥夺工人的选举权对其来讲是家常便饭;墨索里尼、萨拉查、希特勒、多尔富斯、佛朗哥、苏哈托、皮诺切特,与他们相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共产党也经常与之同流合污)、艾地、阿连德,简直是傻瓜一群。

若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面临自由与资本相冲突时,该做何选择?

与哈耶克、米瑟斯、弗里德曼诸公相比,弟以为自己更有资格被称作彻底的自由主义者。

 

六、何谓工人阶级?

 

兄认为我所谓的工人阶级不足以作实现新选择的依靠。“体力工人的数量,在法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多,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绝大多数人也是私有财产的持有人,他们接受不了别人来抢他们的财产的。”兄的观点,我试归结为以下两点:

1通常被认为有革命性的工人阶级即体力工人,或产业工人,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所占比例不大。2、现代社会的主体其实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

兄关于工人阶级的概念也是大家普遍认同的,不过弟以为这其实是过去的斯大林主义教科书给大家造成的影响,斯大林主义不仅歪曲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同时也将工人运动的真实历史漫画化了。弟并不这样看待。弟所谓的工人阶级,就是指与雇主阶级相对立的雇佣劳动者阶级,就是指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无产阶级,不管是产业工人还是非产业工人,不管是白领工人还是蓝领工人,这其实才是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定义。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雇佣劳动者,而非雇主。

中产阶级是个极不严格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美国用得比较广泛,在欧洲用得要少得多。中产阶级的确切属性,若是用弟之标准来衡量,其实其中的大多数应该被划入工人阶级之列。记得大概是2002年《参考消息》中的一期报道,调查显示,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英国成年公民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即使在美国,通常人们都愿把自己当作中产阶级,但是一次调查显示,仍旧有百分之四十的被调查者自称是工人阶级。还记得前几年,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大罢工时,让诸多社会学者大跌眼镜,这些码头工人按其收入来讲,绝对应该被划入中产阶级,但是中产阶级怎么毫无应有的风度而是搞起了罢工呢?

由此又可以看到另外两个广泛流行的有关工人阶级的错误看法。

第一,通常人们都认为白领工人的收入要高于蓝领工人,其实未必,据说身为蓝领的西海岸码头工人的收入要高于多数白领。

第二,收入低的工人革命性、战斗性强,收入高的工人则是工人贵族,没有斗争性,没有革命要求——这也是过去斯大林主义的教科书给大家造成的印象。不过,若是对工人运动史真正有所了解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现这纯粹是无稽之谈。革命性或斗争性,并非单纯由收入决定,而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组织性、思想觉悟、文化水平等等。高收入者,常常意味着组织性强,思想觉悟高,文化水平高,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更大,即战斗性和战斗力强;另外,战斗性和战斗力越强,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就越强,收入也就越高。与通常的看法相反,收入高与战斗性强倒常常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德国从倍倍尔时代,收入最高的五金工人同时就是战斗性最强的工人,魏玛共和国时期和二战以后至今仍是如此。长期以来,法国最有战斗性的工人是雷诺汽车工厂的工人,他们的收入也属最高之列。而近年来的闻名遐迩的法航工人和职员,其收入与其斗争性更是成正比关系。1927年以前,商务印书馆是上海工人运动的堡垒,其职工收入与文化水平在全中国也是最高的。倘若收入越低革命性越强的话,那么乞丐、游民、流氓无产者就成应该为革命的急先锋了。

马克思断言工人阶级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就是基于以下事实:工人阶级——雇佣劳动者阶级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处于多数地位;工人阶级——雇佣劳动者阶级具有维持或瘫痪现代社会的运转的能力。今天,这些事实比《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更为明显了。剩下的就是要让这个多数联合起来,当然,这个联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七、工人阶级如何完成反资灭官、官资皆反的革命,建立全面民主的自由世界

 

兄既然误把弟之目标等同于反资拥官的斯大林主义,所以自然首先就容易用“你死我活”、“武装斗争”来概括我的实现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手段了。既然弟之目标决非反资拥官的斯大林主义,理所当然,兄将看到弟之道路、方式和手段,弟眼中之革命——自然难免暴力,与那些简单化、漫画化的“你死我活”、“武装斗争”迥然不同。

目标与手段是不可分的。如前所述,弟之目标即为官资皆反的劳动者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全面控制政治经济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实现彻底的全面的民主。实现这一目标、完成这一任务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雇佣劳动者阶级。首先,必须要先明晓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状况,明晓工人阶级的现状与其要实现的目标之间的具体差距。

民主分布于三个领域。1、一般政治领域——议会。2、经济领域。3、街头广场。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首先,议会政治——代议民主、宪政民主、有限民主——离工人阶级太远(这正是宪政主义者们所欣赏的);其次,经济领域则是资本家的私人领域,工人阶级在此领域更是与民主无缘。

恕弟妄加猜测,兄可能对法国工人的街头行为不满。在此弟则要为街头政治正名。街头政治与议会政治其实同为民主政治形式之一,议会民主靠选票多数,街头民主靠人头多数。选举投票权是人民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走上街头也是同样的天赋权利。现在极度仇恨暴民的哈耶克在中国信徒甚众,不过在欧美,哈耶克只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极,实践中资产阶级可不遵守什么教条,资产阶级同样是组织街头政治的高手。该压制民众的时候则压制,该煽动的时候则煽动。撒切尔在英国镇压暴民——英国工人,在波兰则支持暴民——团结工会,即是如此。从阿连德时期组织卡车司机罢工(另一面是皮诺切特政变),一直到今天的颜色革命,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搞街头政治已是得心应手。既然资产阶级如此,那么无产阶级也就不必作茧自缚,此次法国抗议事件也就不过分了。

工人阶级如何实现目标,弟设想了如下两种情况

1、工人阶级首先掌握了议会多数开始执政,此时必将面临资产阶级的叛乱,单凭议会手段是无力对付的——资源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必须发动工人群众,而彻底发动群众的结果就意味着工人走上街头,占领工厂,直接接管资本家的财产,走上街头占领工厂的工人将成立——如我在告法国书中所称——民主的工人代表委员会(或其它名称)。这在破——制服资本家——的同时实现了立——将民主贯彻到了经济领域,同时缩短了政治民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差距。全面民主的目的达到了。至于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代表委员会如何与议会相互补充、结合,就不多加具体设想了。

2、就像1968年那样,工人先走上街头,再罢工占领工厂。遗憾的是,由于控制着总工会——工人当时则听从于总工会——的共产党的阻挠,当时运动到此为止了,未能再深入下去。假设现在的领导已经不是当年的共产党,或者说群众能够冲破领导的阻挠,那么就会出现弟在告法国书中所讲的那一幕:“不仅要被动地停止工作,还要主动占领你们的工作场所——工厂,车间,银行,学校,医院,车站,报社,电视台,等等。不仅要占领,还要有效地控制这一切,立即成立劳动者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占领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等等,让这些组织来取代老板和经理。

不仅每一个单独的工作场所要这样,所有的各行各业的工人都要联合起来,组成全巴黎、全马赛、全南特的劳动者委员会,组成全法国的劳动者委员会。通过我们自己的委员会来代替老板、经理和政客,来管理我们自己的工作场所和学习场所,来管理全巴黎、全马赛、全南特,来管理全法国。”

工人阶级这时已将全社会的实际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剩下的就是经过议会批准这一关了。从前面两种情况来看,殊途同归,要想完成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最终必然需要走上苏维埃的道路。

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一方面在于其掌握着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在于工人阶级的分裂和顺从,后者可能更为重要。一旦工人阶级摆脱了分裂和顺从,开始积极主动地干预历史进程,使自己拥有明确的目标、坚定的意志以及广泛的团结,那么资产阶级根本无力与之抗衡。1968年五月风暴高潮时,戴高乐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一度匆忙间拖儿带女不辞而别落荒而逃,飞到德国巴登巴登法国驻德兵团去避难。可惜他的对手共产党社会党这些白痴只是想利用工人阶级,未能趁热打铁,结果最后又让他杀了回马枪。

如此看来,弟心目中的“革命”与通常人们心目中的革命可谓大相径庭,如兄所言是“你死我活”、“武装斗争”等等,另外还可以再加上“只讲集中的先锋党”“起义暴动”等等。其实这一切都是斯大林主义伪造的神话,斯大林主要是通过歪曲革命来为官僚统治制造合法性。再加上囿于中国革命的经验,大家就更难明白革命的真实面目了。中共与国民党一样,实际上是以党军打下天下来再坐天下,打打杀杀,自然毫无现代城市无产阶级革命之风韵情调可言。

如弟所言,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越是坚决,那么他们的力量就越是强大,此长彼消,资产阶级的力量就越是减弱。获得政权的最后环节水到渠成,如探囊取物一般。俄国十月革命正是如此(《论俄国革命——从兴起、蜕化到垮台》第三节),后来革命之腥风血雨,都是因为帝国主义干涉所至。法国大革命大概也是差不多,如果没有反法同盟,革命必是另一番情景。

 

八、中国工人阶级和法国工人阶级——谁为谁的楷模?

 

兄指出:“欧洲处于夹击之中,美国式自由竞争的活力使美国占了科技的高端,而中国式野蛮封建资本主义造成的低价竞争,使中国抢了低端,欧洲高不成低不就,非被美国和中国压偏不可。欧洲完了,再这幺乱下去,更是完蛋的路。”

兄言之有理,此次新雇佣法,即是为解决这一问题,然这种做法只是对资本家有利。资本家为加强竞争力——多赚利润,首先要降低劳动力成本——强化工人阶级之间的竞争。工人阶级为保住饭碗互相竞争,竞相压低自己的劳动力价格,劳劳竞争,从台湾人那里又听到一个新的名堂——劳劳比贱。劳劳比贱,劳劳相争,老板得利。新自由主义肆虐近三十年,欧美工人阶级收入增加甚微,据说在美国甚至是不升反降。另一方面,老板们的利润则是大幅上扬。既然要降低成本以增强竞争力,老板们干嘛不先做表率拿自己开刀,反而非得拿工人开刀不可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令人欣慰的是,法国工人阶级没有那么愚蠢下贱,而是团结起来跟老板竞争,变劳劳竞争为劳资竞争。也许有那么一天,即便老板们真的拿自己开刀也不抵事了,工人们也不应该做他们的牺牲品。工人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他们仍旧像以前那样工作,那么他们干吗要降低自己的收入呢?不过,工人阶级若只想保持住原来的收入和工作条件,那也相当困难,因为资本家实在是无力承担这些成本了。那么出路何在?防守反击,由防御转入进攻,终结这套游戏规则,终结这套靠周期性地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才有出路的游戏规则,终结资本主义。

老板们还会诉苦水,不是我们心太狠,是中国资本家逼得我们非这样做不可,你们再不答应,我们作老板的只好去上吊了。那么如此一来,该受指责的其实应该是中国资本家以及他们的官僚保护神,正是他们的野蛮残忍,不仅已经把中国工人阶级,而且将要把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赶入野蛮状态。如此一来,倒不应该怪法国工人收入太高、工作太懒(天哪!他们竟然真正实行三十五小时工作制!),不应该让法国工人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学习,而是应该让中国工人阶级向法国工人阶级学习,中国工人阶级应该向法国工人阶级那样团结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和尊严,从中国资本家嘴里夺回本应属于自己的收入和闲暇时间。

资本主义真是野蛮透顶、荒诞无比,一想到法国工人会沦落到中国工人这样的境地,我就不寒而栗。伟大的法兰西,愿上帝保佑你躲过这样的灾难!兄弟姐妹同胞啊,愿你们早日从官僚和资本家的羞辱与折磨中解脱出来!

 

九、中国出路何在?

 

兄认为:“中国有官民矛盾和阶级矛盾,但前者更为本质。劳资矛盾有,但在目前仍是次要矛盾。唯有在民主政治下,劳资矛盾才会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经济层面的不平等,根子在政治权力的不平等上。”

今日中国,官僚或权力、资本、工人阶级三方鼎立。资本虽与工人皆非官,似同列民籍,然并不可同日而语。官僚、资本占尽所有资源,集团意识或阶级意识明确,处于统治地位。工人阶级虽然在数量上已是举世无匹,然缺乏资源和独立意识。

官站在前台,首当其冲,成为矛头所指。问题是,谁来主导反官运动,谁掌握反官僚、争民主的运动的领导权。

“唯有在民主政治下,劳资矛盾才会上升为主要矛盾。”兄言之有理,反官自不待言。然工人阶级决不应当等到民主政治建立后,才开始拥有独立的阶级运动和独立的阶级意志,工人既已身受资本盘剥,就当立即反抗而不管政体为官僚还是民主。若依兄之战略,工人阶级只反官,不反资,则工人阶级不过徒为资本所驱使,为人火中取栗罢了。兄不见团结工会之鉴乎?反官同时,必须反资。

且今日中国,官资合作正酣,盘根错节,难分彼此,工人若反其一,必然殃及另者。官资纵有罅隙,一旦独立工人运动兴起,唇亡齿寒,二者保准尽弃前嫌,共同反工。窃以为,兄对资本反官之决心估计过高,资本内部之区别,大概如黄继苏所言,不过是“现货派”与“期货派”罢了。记得康晓光好像也有资本“爱钱而不爱民主”之说。

工人阶级与资本建立反官统一战线,说来容易作来难。在中国,工人阶级曾进行过一次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那就是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共同反帝——帝国主义相当于今日兄所说的官。工人农民把这一合作协议当了真,奋起反帝,忠诚履约。然资本一看工农势起,立即撕毁协定,不反帝先反工农去了。资本对待合作者之态度即是如此。谁敢肯定,今日工人若再与资本合作而不会重蹈覆辙呢?当年工农若有独立意志,则反官、反帝、反资、反地主之重任,皆可毕其功于一役。此役失败,祸害深远,直至今日(见拙文《论中国革命——从近代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与资本相反,工人阶级才具有彻底的反官僚、争民主的要求。窃以为,今日中国,欲解决官僚痼疾,势必要对资本连根铲除,否则,解决官僚痼疾遥遥无期。

目前中国之出路,大概有四种可能:

1、现状长期维持。

2、工人阶级始终未能形成独立意识,为资本所利用驱使,反官成功而一无所得,资本一家独大。

3、工人阶级形成一定独立意识,遭官资联合镇压,官资联合愈加紧密。

4、工人阶级完成反资灭官、官资皆反的革命,建立全面民主的自由世界。

第四种情况并非不可能,试举一例。

上世纪俄国革命与今日中国有所相似,若将今日中国之官与当年俄国之沙皇政权互换即可。当时孟什维克主张,革命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应该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应该只反沙皇不反资本。列宁托洛茨基则认为,工人阶级应当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由自己主导反沙皇运动,如此,推翻沙皇之后,就可以顺便消灭资产阶级了。革命进程最终如列宁托洛茨基所愿。

 

拙见大致如此,望兄不吝赐教。兄与弟皆为真诚的自由主义者,皆愿中国和整个人类都够摆脱各种各样的奴役而进入大同自由世界。然现实中,大家却常常囿于本宗派之偏见或本集团之利益,罕有心平气和、推心置腹之真诚交流。今得兄书,甚是感动,弟再谢之。

 

                致礼

                                     杜建国

4/15/2006

 

 

第二组

ZY先生的来信

建国兄:

已收到并已读,这两天忙死(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是把每个人的一切力量都吸出来,残酷但有效率,因此而强大,也因此有剩余财富来拉高最低保障线),等过几天有时间后,再细回。总的感觉是,应当研究一下工人委员会如何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管理生产,刺激创新。同时研究一下有什么样的机制来约束这些支配资源分配的工人代表们。一个只关心再分配的权力而不会进行财富创造的委员会将如何使国家富强起来。我现在最怕的是,我自己的饭票被别人捏在手上,我只有跪下来求他们,就像过去毛时代计划经济一样。

                                                        ZY先生

 19/4/2006

建国兄,

你的回信很长,我读了两遍,谈点小感想。我感到,承认议会民主这种权利搏弈形式、承认各种观点自由表达的权利,在这两个重大选择上,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也可以说,我们都有自由民主的价值取向。这方面如何去实现,是今天中国面临的最难的问题。你的长文中,除了谈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外,更多谈到在这样的原则和制度前提下,工人阶级对社会的掌控如何有必要性。我认为,只要走议会民主制和言论自由,那么国家的公共决策本身就应当由表决来决定。到那时,你完全可以站在工人阶级立场,选举自己的工人议员,动员舆论和工人议员,争取实现表决战中的胜利。我认的是竞争的规则而不是竞争的结果,如果到那时,你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多数的支持,中国人愿意走你所言的道路,那是中国人的自由选择,怪不得谁。自由民主制度到来前,大家都应为自由民主制度而努力。自由民主制度到来后,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权利代表们如何在自由民主竞争规则下取胜,那是今后的事了。你的回复里面,许多提法适合放到自由民主制度到来以后再说,所谓骑着马再找马。现在,我们应当先为议会竞争政治和思想自由而共同努力。

        就你的社会理想(前提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形式实现后)来说,我想提几点置疑。

第一是“工人阶级”这个提法。从我的经验看,这个提法包含有过多的内容,以至于难以凝聚共识。劳动者分化太厉害,中国不再是简单三大阶级划分(权力、资本和劳动),尤其是劳动分化很大。你所说的工人,是那部分工人?是外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还是国有企业内工作的工人?是沿海的职工还是内地的职工?是白领技术工人还是蓝领体力工人?他们的利益和政治诉求点会有不同,这种不同在选举时就会表现出来。巴西左翼党上台后,被左翼原教旨主义者骂为向资产阶级投降。我到过巴西,我知道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因为他们的选民更多是城市市民阶层,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劳动者。工人阶级的分化,内部的冲突,是你的社会理想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第二,由消费者和劳动者来决定国家经济政策,这并不奇怪,美国不也这样吗?选民们不就是劳动者与消费者吗?在民主选举之下,议会第一大党具有组政权,也因此有决定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权力。至于今后的议会第一大党会不会按你的理想办,可以另说。甚至可以说,我对此并不太关注。严格说起来,我是不反官不反资不反劳的,我认为官资劳将是长期的存在,这是职业分类,我只是渴望一个官资劳平等互动的平台,我只是渴望一个由平等参与和表决来决定国家命运的制度。无论官资劳,无论谁,只要他支持自由民主法治,我就支持他。我更多不是阶级立场分析派,我是制度立场分析派。当然你可以说制度立场后面有阶级立场,但我还是认为我更多是制度立场。民主投票表决制度下,谁都有机会和空间争取自己的权益,所以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民主制度是超阶级的。比赛规则应是超阶级的,但你参加那个球队参赛,那是有阶级立场的。重要的是比赛规则。

第三,你设计的公有制,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有人格特殊纯粹的委员们,他们没有自己的私利,心理动机是一心为公,而且有专业素质来为为公。也就是说,得有一批又红又专的圣人,有特殊的心理机制和动力,他们代表劳动者和消费者来开会(因为劳动者和消费者不可能自己来天天开会)决定资源分配。我自己不认为自己是圣人,我私心也很重(并不否认也有公心),道德上也不完美,所以将心比心,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圣人和智者。说到底人性之中的竞争心理难以消除。读史书,我总感叹人性千年不变,对财富、权力和美女的竞争,千年不变。所以我对“圣人”来决定我的命运,总是难以接受。我从许多人强烈理想主义和公益精神的言词背后,总会看出变形的权力]、财富和名声的深沉动机。毛泽东的动机,是多少是为人民服务,有多少是为了个人权力膨胀,恐怕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因为这个比值不断随环境在变化。

第四、……从西方来看,政治上分成了两大派互动,这是自然秩序的表现。中国也一样,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中国,一定会分成左右翼,而且即便是左或右中,又会分成自己的左右翼的。社会永远会有中上层和中下层,中下层左一些,中上层右一些,只要不搞暴力专政,而走议会政治的路,那么国家政策会在两者前摆动,谁也不可能永远优势下去。在社会问题上,没有什么绝对真理,任何称为真理的意见,都只有一半左右的支持者。也许,我们都是自由民主主义者,而你现在属于自由民主主义的左翼极端派,在民主政治下,你这种倾向也是有空间的,空间有多大,占多大比例,我不知道。

你所用的工人阶级,觉得应当有一个准确的界定范围。“劳动者”这样的概念,更需要界定。还有,在法国这次游行队伍的身份结构,我记往绝大多数是学生而不是所谓的“工人阶级”。学生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后,他们马上就会被分化成不同利益群体。另外,我并不反对游行,这是基本权利,只要不打砸抢,在法律秩序下,就是应当支持的。匆匆回复,杂乱无章,我想强调的是,我现在关注的是竞争规则的改变,还没有完全想好参加那个球队呢?大体来说,我会参加中产阶级队伍(靠专业的劳动和创造而发展的人),或者说,在自由民主制度前提下,我认为谁更能推进中国的繁荣富强,谁更能领导成为世界强国,我就支持谁。

 

ZY匆匆

21/04/2006

 

杜建国的回复

 

ZY兄:

弟将兄的疑问简单地归纳为三大项,以便于回答。

 

一、如何避免重蹈权力支配社会的覆辙

 

兄对我的主张表示了担忧:“我现在最怕的是,我自己的饭票被别人捏在手上,我只有跪下来求他们,就像过去毛时代计划经济一样。”兄继续说,在取消资本主义私有制后,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那就需要掌握权力者是一群大公无私、不会滥用权力的圣人,而事实上,这样的圣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

兄之担忧毫不过分,斯大林主义的实践令人刻骨铭心,兄其实仍旧是在担心官——权力的问题,仍旧担心会重蹈权力支配社会的覆辙。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第九章开头,曾引用过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十一章第二节抨击斯大林官僚专政的话:“在一个政府或国家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中,这种做法(开除反对派的工作和职务——引者住)就是等于要让他们慢慢饿死。旧原则说:不劳动者不得食,如今代以新原则:不服从者不得食。”

但是,如我再上一封信中所言,终结资本主义后,并不必然意味着必将重蹈斯大林主义的覆辙。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在于用一个雇主代替了多个雇主,问题还是在于雇主的继续存在,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自己的主人;解决这一问题在于,不要这唯一的雇主,打倒这唯一的雇主,工人阶级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当然也不需要回到多个雇主并存的旧世界去。既不受多个雇主的奴役,也不受唯一的雇主的奴役,消灭一切雇主,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创建一个自我管理的没有雇主的自由世界。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已经指出了这样的选择,只是哈耶克视而不见或者不能理解,企图让托洛茨基成为他的支持者。

弟在上一次通信中所谈到的种种设想,弟对全面的民主制的强调,正是为了约束权力,正是为了打消兄的疑虑。弟要求实行民主制——这必然同时是多党制的,当新的斯大林官僚或集团或政党企图垄断权力时,我们自然可以罢免他们,我们自然可以通过选举替换他们。这跟今日欧美世界没有什么不同,除了这一民主更深入更广泛以外。通过民主制实行对代表的约束和控制,这是民主理论的ABC,弟在此就没有重复的必要了。我的理想社会,称作没有资本主义的民主未尝不可。有谁敢断言,离开了资本主义,民主就不能运转下去了呢?难道不正是因为摆脱了金钱、资本的掣肘,民主才真正名副其实吗?为什么要如此悲观,不相信人类有治服官僚的能力呢?

由此可见,避免官僚垄断权力并不需要什么大公无私的圣人。弟所谓的代表只是代表——民主制、多党制,不是完全包办替代——一党制。代表者,我控制它也;替代者,它控制我也。弟与兄一样,“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圣人和智者……所以我对‘圣人’来决定我的命运,总是难以接受”。圣人制不管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其实就是一党官僚专政制度。弟与兄一样,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什么大公无私的圣人,也不需要有什么圣人。正因为不相信有什么圣人,所以才采用民主制(必要性);正因为不需要什么圣人,所以才相信民主制的本来目的——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能够变为现实(可能性)。《国际歌》曰: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换成马克思的话,那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来完成,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自我管理即可,何劳圣人多事?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的梦魇以后,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依靠圣人拯救人类的药方了。不过韩德强先生仍旧在力倡圣人制,企图赖此引导人类进入社会主义大同世界;可圣人来圣人去,韩先生近来竟公开以“资本家的走狗”自居,大同世界也降而为“可持续剥削”。圣人者,不过资本家一走狗耳。既然不过如此,何必再称神道圣?何圣之有?说破圣人羞杀人也(王晓明先生有一篇评论张艺谋的电影的文章,叫做《说破英雄羞杀人》,在此套用之)。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能够反对并终结资本主义,并不是因为工人阶级多么大公无私,其实只是“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见《反杜林论》)罢了。创建社会主义同样如此,也是基于维护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从基于物质利益进行反抗资本的阶级斗争,到基于物质利益实现自我管理、全面民主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上这两句话。在此强调一下,追逐私利并不是资本家的特权。工人阶级反对官僚滥用权力,不许掌握权力者滥用权力,并不是大公无私,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不容许少数人以其小私妨害多数人的大私。

多说几句,哈耶克们令我所不齿的一个原因就是,一方面认定人性自私,另一方面当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时又抱怨工人太自私了。原则者何?到底是做婊子还是立牌坊?到底是婊子至上主义者还是牌坊至上主义者?如此自相矛盾,按照李敖的逻辑,只能说此辈不要脸了。

 

二、制约实现自我管理、全面民主的客观因素;动力问题

 

兄谈到了客观因素制约着工人阶级难以实现自我管理——“因为劳动者和消费者不可能自己来天天开会”。确实如此。这就要求,在结束资本的统治后,必须要大幅度的缩减劳动时间,这样工人阶级才有时间去参与管理和决策。另外,还要打破单纯的管理与被管理的界限,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将二者合而为一。在资本主义社会,管理即控制,泰罗制和福特制有多少科学性可言呢?管理成本,正是资本主义的一大负担,一个无法摆脱的负担。

现在,新的疑问产生了:工人是不是会像苏联的实践所反映的那样不愿主动地参与管理呢?斯大林假社会主义中,工人阶级对待生产之所以缺乏主人公态度,那首先是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主人公,既非主人公,何来主人公态度?既要“干部决定一切”,又要身为奴隶的工人具有主人公般的态度,这纯粹是痴心妄想。毛式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之所以行不通,就在于官僚和群众在政治上本来就是不平等的。主人翁态度只有在工人阶级真正作为主人存在的时候才会产生和形成。

兄指出,问题在于“工人委员会如何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管理生产,刺激创新。”弟认为这方面的动力并不缺乏,原因者何?无它,如前所述,追逐私利并不是资本家的特权!因为“配置资源、管理生产,刺激创新”,与反对官僚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关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的,既然他们现在已是主人——不是官僚的奴隶,那么他们干吗要漠然置之呢?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他们难道会不关心吗?先修建高尔夫球场还是先建医院他们难道会不关心吗?价值一百亿元的资源首先是用来给电视台修建大楼还是先修地铁,他们难道会不关心吗?能够参与自己所在车间的生产的管理不是比由“干部决定一切”要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吗?尽管不能再像资本家那样通过创新来增加利润了,但是人类缩短劳动时间、从作为不得不赖以谋生的手段的劳动中解脱出来的天性不是依旧会促使他们不断创新吗?难道摆脱了资本家,人类就会忘记维护自己的利益了吗?

还有,兄认为:“由消费者和劳动者来决定国家经济政策,这并不奇怪,美国不也这样吗?选民们不就是劳动者与消费者吗?”

兄言之有理,其实弟只不过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民主决策对资源进行配置的范围太小了——假设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的都是由老板们决定,通过满足“有效需求”赚取利润的方式来决定;弟则企图使资源的配置全都由消费者和劳动者直接决定,也就是实行弟所谓的全面民主。

 

三、关于工人阶级的疑问

兄指出,“工人阶级的分化,内部的冲突,是你的社会理想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确实如此,不过我与兄一样,保持着清醒,并没有把工人阶级理想化,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是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本身可谓是千差万别,正常状态下,他们因为在业与失业、有技术无技术、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工会、不同党派、党内外、工会内外、男女、地域等诸多因素而处于分裂状态,分裂就是竞争,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也是如此:“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前提其实就是承认无产者还处在分裂之中。

如果工人阶级内部不存在这些分裂的话,那么他们的政治团结就是相当容易的事情了。团结再加上人数的优势,其对立面资产阶级的统治早就不可能了。几千年来,少数人统治、压迫、剥削多数人的社会之所以能一直维持不变,正是因为多数人除了在不掌握社会资源的同时,还陷于分裂当中。

但是,在这些千差万别背后,他们又都作为雇佣劳动者、打工者、被剥削者、无产者、不掌握社会资源者而拥有共同的社会身份,也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一概而论之。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他们有着共同的诉求。工人阶级并非铁板一块,但也不会永远是一盘散沙。关键就在于要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共同利益才是根本性的,只有彻底改变被雇佣的角色才能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

要做到这一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算起,也有一百多年之久了。通过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通过争取选举权,通过支持政党选举,通过共同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就是在不断的分裂和团结中发展的。

除了这些“正常”方式,议会外直接行动,更容易使工人阶级实现彻底、完全的团结。工人群众在“正常”状态下是消极的和分裂的,只有在议会外的直接行动中到来时,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才会摆脱分裂和消极,抛弃对旧统治秩序的顺从,爆发出对旧秩序进行反抗和冲击的意愿和力量,直接干预或创造历史进程。“卢森堡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方式决定了他们在议会外进行斗争的首要武器必然是群众罢工。与议会斗争的天然缺陷不同,群众罢工能够促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共同采取行动。无产阶级分为不同的工种、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地区,同时身份相同的无产阶级其政治态度也各不相同,除了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大量的工人对政治是漠不关心的,有的则受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这些差别使无产阶级难以在正常状态下团结起来。而一场真正的群众罢工,则会将不同阶层、不同倾向、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甚至全国范围的无产阶级都卷入进来,从而使他们终于能够在事实上作为一个阶级来统一行动。与考茨基们对非党群众的藐视不同,卢森堡指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现象:当群众罢工的暴风雨来临时,那些未曾组织起来的所谓的落后的阶层会以最积极最激烈的态度投入斗争,至少不比那些有组织的工人逊色”(拙文《卢森堡思想述略》)。

当这种直接行动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就会发展为革命,就会出现标志着工人阶级团结的最高组织形式工人代表苏维埃或工人代表委员会(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详见拙文《论俄国革命——从兴起、蜕化到垮台》第三节)。历史一再验证了卢森堡的判断。比如,这一次的法国事件,就是几百万人同时走上了街头。还有1968年,一千万工人罢工,任何一个政党也不可能单凭自己的努力做到这一点。再比如,1927年中国工人的团结;1917年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等等。

即使如此,即使从理论上来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大家还会有疑问:既然你说工人阶级能够团结起来终结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俄国)这一幕一直未能出现呢?为什么一度抛弃资本主义的那些国家现在又纷纷拥抱资本主义呢?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始终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相反今天的工人运动已经纷纷抛弃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这难道不是恰恰证明工人阶级并不具备你所期望的那些意愿和能力吗?

弟认为这是由于具体的历史因素造成的,并非先天注定如此。弟在拙文《论俄国革命——从兴起、蜕化到垮台》结尾写道:

“写到这里,不知不觉中,本文对于俄国革命史的回顾,已经扩展为对整个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史的回顾,扩展为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回顾。论从史出,做了这一番回顾之后,结论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二十世纪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对抗当中,工人阶级率先在俄国取得突破;革命初期,通过苏维埃民主制,俄国工人阶级曾经一度直接掌握政权,这与后来的官僚统治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阻挠和失职,革命在西欧未能成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形成对峙。俄国革命因此陷入孤立,工人阶级的力量被内战和孤立所耗尽;布尔什维克被迫取消了民主,企图代替工人阶级行使权力;但是取消民主却催生了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最终吞噬了党。官僚集团又加剧了国际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的危机,在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共同领导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大决战以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失败而告终。这一失败,一方面使资本主义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总危机中逃脱出来并转入战后的黄金年代,进而在黄金年代结束以后向工人阶级发起新自由主义攻势;另一方面则不能将苏联工人阶级从官僚的统治下解救出来,使官僚统治的蜕化加深直至最终垮台。

这就是本文对俄国革命史和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概括。

既然如此,那么俄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功绩是不能被抹煞的,他们的历史创举挽救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荣誉,挽救了俄国革命的荣誉。

既然如此,那么苏联的崩溃只是意味着官僚统治的破产,而非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破产。

既然如此,那么革命之后并不必然意味着革命的蜕化,只要能做到避免孤立和工人阶级力量的衰落,蜕化就不会发生。

既然如此,那么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没能完成与俄国工人阶级相同的创举,并非因为他们是万劫不复的奴才,而是因为那些领导者们的责任;只有错误的领导,没有错误的群众。

既然如此,既然俄国工人阶级曾经表现出自我组织和自我解放的意愿和能力,既然我们这个世界仍是个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雇主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相对立的世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今后某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会重新具备同样的意愿和能力呢?为什么不能相信将来这种意愿和能力会扩展到全世界工人阶级身上呢?

既然如此,尽管在二十世纪工人阶级的失败是深重的,但是我们仍旧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只有错误的领导,没有错误的群众。尽管在二十世纪工人阶级的失败是深重的,但是我们仍旧没有理由悲观失望。——这就是我的结论。弟所以敢于下此结论,并非一相情愿,只图自己的痛快,这完全是数年来认真钻研国际工人运动史和革命史的结果。当然仅靠这几句话和这一篇文章是不足以说服人的,弟以后还要就欧洲工人运动史专门撰文。

由于长期以来受到一系列的失败的重创,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深受资本的重压而不知出路何在,陷入分裂、苦闷、彷徨之中,弟今天与兄之讨论,就是想探讨一个新的选择,并在此新旗帜下重振旗鼓。

 

以上这些就算是弟的解释。请兄多指教。

                            致礼

                                                  杜建国

                                                            03/05/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