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問題上的社會主義立場

        向青

 

編按

        這篇文章寫於近50年前,是從革命社會主義立場來討論西藏問題的重要文章。當然,現在中國和西藏局勢已經出現很大變化,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共政權已由當初的官僚社會主義政權蛻變為官僚資本主義政權,所以我們現在當然要從這個現實出發來討論社會主義者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但是本文所揭櫫的基本原則仍是值得我們參考的,所以特別加以轉載刊登。

        

        在社會主義新中國慶祝建國十周年的前夕,發生西藏地方政府打著藏族獨立的旗幟實行武裝叛變的事件,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蔣幫殘餘和帝國主義者高聲叫囂什麼「共產主義的侵略暴行」、「匈牙利革命的重演」、「中共在亞洲的威望破產了」。對於這些臨時裝扮起來的被壓迫民族的盟友,用不著我們再來多費筆墨加以叱責,他們的德行早已為工人和一切被壓迫人民所熟知了。

        但是,有些真誠厭惡民族壓迫的工人,對於這個事件也會感到困惑,甚至會受到那些滿口馬克思辭句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民族)主義者的影響,而錯誤地把同情心寄給那些喇嘛貴族所領導的反動運動。另一方面,中共一貫的蔑視民族自決權的政策以及抹煞中國境內的民族壓迫事實的宣傳,不僅不能好好解決西藏問題,而且客觀上恰恰幫助了一切反動勢力對工人和被壓迫人民的欺騙。因此,我們要在這裡討論一下,在這問題上,工人階級亦即社會主義的立場究竟是怎麼樣的。

        把西藏喇嘛貴族所領導的獨立運動與匈牙利革命等量齊觀,是最荒謬不過的。儘管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中有各式各樣的傾向和不純的份子(這是不可避免的),但革命的主力是布達佩斯的工人階級,其基本傾向是反對官僚統治,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西藏喇嘛貴族的獨立運動不僅是反對社會主義,而且是反對民主主義的,純粹是為了維持那極端反動的西藏的教權封建制度。反動派為了迷糊工農群眾的意識、所以故意把這兩個性質相反的運動相提並論。

        一、工人階級與民族自決權

        工人階級反對一切的特權和壓迫,當然也反對民族的壓迫,主張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但覺悟的工人不是民族主義者,不從民族主義的觀點而從階級的觀點去看民族問題。因為,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每一個文明民族裡面都分成剝削的和被剝削的兩個利益不可調和的階級;因壓迫和掠奪異族而得利的只是壓迫民族中的剝削階級,其被剝削階級即使得到某些眼前微小的利益,其實也是以自己的遠大利益為代價的;在被壓迫民族方面,剝削階級固然也常常和壓迫自己的異族衝突,但只要本族的被剝削階級起來反抗剝削,它就毫不躊躇地與壓迫民族的剝削階級聯合起來對本族人民施行血腥的鎮壓,甚至因此不惜甘心情願地放棄民族獨立。民族主義只是剝削階級用來欺騙被剝削階級的理論,借此誘騙被剝削階級服從他的統治和指揮,它自己在實際行動中並不遵守民族主義的原則。藏族的封建統治階級的行為也是符合這個規律的。在現代歷史中,喇嘛貴族時而投靠中國以對抗帝國主義,時而投靠帝國主義以對抗中國,從來沒有真正獨立過,而始終是為了維護它那最落後最反動的剝削制度,阻礙西藏人民變成一個適宜在現代世界環境中生存的最進步的民族。

        工人階級主張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是因為這樣有利於全世界工人階級和一切被剝削者團結一致進行解放鬥爭,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這就是說: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的原則是從屬於階級鬥爭原則的。因此,在每一個具體的歷史時機應該具體運用民族自決權以實現民族平等,要看在當時狀況下怎樣做最有利於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事業而定。無論何時都要把階級利益擺在第一位來考慮,而不是把抽象的民族自決權或民族利益當作最高原則。

        二、在西藏戰爭中的態度

        西藏雖然號稱為「和平解放」了將近八年,實際上整個舊制度還原封不動地留在那裡:喇嘛和世俗貴族的統治、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農民和牧民對領主的人身隸屬和種種徭役義務、森嚴的等級制度……統統保存著。中國境內其他少數民族地區都已經過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革了,只有西藏是例外。然而,最近處在西藏行政區域以外的某些藏族地區也實行廢除封建剝削制度了。儘管中國中央政府當局一再宣佈過在一九六二年以前不在西藏實行改革,但喇嘛貴族們看見外圍地區的情況,總覺得大禍臨頭了。而這時在中國本部由於推動公社制度時的某些錯誤引起很大的震動,那些喇嘛貴族以為社會主義在中國失敗了,連漢族農民也行將起來反抗現政權,中國政府自顧不暇了,正是宣佈獨立以保存舊制度的好機會,於是實行叛變。由此可見,決不可抽象地把目前在西藏與中國(漢族)之間的衝突看作是民族自決權之爭,而要重視它的社會內容。中國資產階級和地主最頑強的代表蔣介石,正是如此處理西藏問題的:他在統治中國大陸的時候,無情地壓迫和掠奪少數民族,不僅不給他們自決權,甚至不承認他們是一些與漢族不同的民族,硬說中國只有單一個「中華民族」,他們只是整個「中華民族」裡面的各個「宗族」;今天,為了共同反共的利益,他忽然大發慈悲答應給藏族民族自決權了,在那些喇嘛貴族已經明白宣佈脫離中國而獨立之後,他仍然不惜給予精神與物質的援助。

        要想發展西藏的經濟和文化,提高藏族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知識水平,非推翻喇嘛貴族的政權和奪取他們的財產不可。另方面,中國現政權真正而直接地伸張到西藏裡面去(在「和平解放」的八年裡,實際只實行了宗主權而已),儘管有民族壓迫和其他官僚主義的弊害,但由於中國政權是工人階級的政權,卻必然地要促進西藏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進步(中國當局已再三表示,這次事變將促使西藏的社會改革提早實現),而這些進步是對西藏勞動人民有利,可以促進他們最後得到徹底解放(包括解除漢族的壓迫),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去的。由此可見:在目前中國(漢族)與西藏的喇嘛之間的戰爭中,西藏人民與喇嘛貴族叛黨之間毫無共同的利益,但與中國軍隊卻有許多利益一致之處。換句話說:在西藏叛黨所領導的獨立運動裡面,沒有絲毫值得西藏人民保衛的東西,只有它的失敗才能促進西藏人民的利益;但中國軍隊的勝利,卻可以造成一些有利於西藏人民的條件(例如便利實行土地改革和廢除一切封建壓迫),這些條件是值得西藏人民保衛的。

        凡是對西藏被剝削人民有利的,也就是中國工人階級所要保衛和擁護的;反之,則是中國工人階級所反對的。

        在目前的戰爭中,西藏和中國人民都應該反對西藏的叛黨,用一切方法促使他們失敗,而保衛代表進步的中國方面。

        在叛黨控制地區的失敗主義政策就是:決不支持叛黨的軍事行動,聯合中國軍隊來打擊叛黨,利用叛黨在戰爭中的一切困難來推翻他們的統治,建立西藏人民的民主政權。

        在中國軍隊佔領區的保衛主義政策是:積極參加中國政府號召成立的一切群眾組織和新政權代表機關,積極支持要求實行一切反對喇嘛教權(這只是反對喇嘛和喇嘛教的一切特權,而不是限制人民信仰喇嘛教的自由)的改革,支持肅清叛黨的一切行動,抵抗舊政權復辟的企圖,同時要求實行徹底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反對中共用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決,反對中國軍隊對藏族人民任何壓迫和歧視,反對中國政府和它所支持的西藏新政府的任何官僚主義的罪惡。

        誰要是根據抽象的民族自決的原則而主張支持叛黨對中國軍隊的戰爭,在叛黨控制地區中採取保衛主義,他就是社會主義的叛徒,就是西藏封建勢力和世界帝國主義的幫兇。

        誰要是因為在中國軍隊佔領區採取保衛主義就連帶地放棄民族自決權,停止反對漢族對藏族的壓迫以及一般地停止反對中國政府的官僚主義罪惡,他就是中國官僚的工具,因而也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者。保衛主義決不意味著遷就現存政權(亦即戰爭的現存領導者)那些錯誤與反動的政策。

        三、怎樣實行藏族民族自決

        只要西藏的戰爭一天還在進行,我們就應該繼續採取上述的支持中國方面的政策。但這並不等於說我們認為用中國軍隊把社會主義制度推行到西藏去是目前形勢下最好的方法或不可避免的方法。相反,我們認為這是中共長期以來錯誤的民族政策的繼續發展。

        一九五0年中共進軍西藏的時候,再三聲明進軍以後要保存一切舊制度,進軍只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就是說,中共的進軍並非為了把民主革命(當時在中國本部還沒有宣佈要從民主革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去呢)推廣到西藏去,而是為了繼承國民黨和滿清皇朝政權征服西藏的贓物而已。那政策顯然是錯誤的。後來算是「和平解放」了,但誰都知道這事實上是用暴力強迫西藏承認了中國對它的宗主權。正因為有過去的征服,才造成今天要對付叛變的局面。今天中國政權早已明顯地成為一個社會主義政權。情況當然與那時不同。但即使是社會主義政權,用武力向其他民族「輸出」社會主義也不是好的辦法。列寧時代的蘇聯給我們一個最好的榜樣:俄國蘇維埃政權一成立,就宣佈准許芬蘭、烏克蘭等過去受帝俄統治的民族自決,儘管芬蘭成為獨立的資產階級國家,蘇聯也支持它的自決。「根據列寧的解辭,准許被壓迫民族自決,……」是首先成立的工人國家爭取被壓迫民族的工農群眾團結在它周圍的最好方法。即使被壓迫民族暫時分裂出去,甚至成為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國家,這也會促進該民族的階級分化,使該族的工農群眾更容易達到社會主義覺悟,推翻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統治,之後重新自願地與先成立的工人國家聯合起來。烏克蘭就是走這條道路加入蘇聯的。而在這前途實現之前,尊重民族自決權的政策至少也可以使帝國主義無法利用被壓迫民族進行反對工人國家的活動,加強保衛工人國家的力量。

        上面已經說過,我們並不認為民族自決是最高的原則,相反,它應該服從階級利益的需要。如果在一定的國際情勢之下,工人國家為了保衛自己的生存而必須侵犯一個鄰近的小民族的獨立,我們決不因此而反對那工人國家的行動,相反,還要保衛它,支持它。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蘇軍侵入波蘭和芬蘭時,第四國際就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但今天中國與西藏作戰顯然不是出於這種必要。中國在西藏的軍事行動唯一正當的辯護理由就是為了在那裡推行社會主義制度。

        推翻舊有的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新制度,不能單純靠外來武力實現,外來武力只能盡推動和幫助被剝削人民起來革命的作用而已。無論漢族和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社會改革的經驗,或蘇聯新合併的領土和東歐各國的經驗,都一致證明這一點。因此,我們必須考慮這個問題:軍事佔領和民族自決兩種手段那一種有利於藏族被剝削人民起來實行社會革命,那一種造成較多的障礙呢?

        在群眾的革命覺悟沒有成熟之前用外來軍事力量去「催生」、是冒險的、有害的政策,正如胎兒未足月之前就用外科手術把他取出來一樣。

        今天西藏人民的革命覺悟並未成熟,這是不用置辯的。事實上不是西藏人民起來暴動反對原來的「葛廈」(地方政府)然後中國軍隊去協助西藏人民,而是一直穩定地統治著西藏的「葛廈」(連中國政府都一直不得不承認它是西藏合法政府和藏族人民的領袖)起來驅逐中國佔領軍而引起戰爭的。中國軍隊進駐西藏已經八年,還無法發動人民起來實行中國其餘各民族中都已實行了的改革,相反,還要一再宣佈改革之期尚遠,借以安定人心。自從一九五一年以來,西藏統治集團本已被迫一方面承認了中國的宗主權,另方面接受了要實行改革的原則,現在他們反而膽敢公然宣佈獨立和「永不改革」,這純粹是因為他們把情勢估計錯誤了嗎?不,他們對中國的力量和中國內部形勢誠然是估計錯誤了,但並未有藏族人民革命的危機威脅著他們,這點他們是清楚的。直至戰爭爆發而且叛黨首領被迫逃亡國外之後,我們仍然看不見有藏族人民反對舊制度的革命行動。中共所能夠拿來宣傳的,只有空洞的未必完全可信的關於藏族人民表示擁護平亂之類的消息而已,完全拿不出一點關於群眾的革命組織和革命行動的消息來。中共企圖拿班禪和阿沛‧阿旺晉美(原來「葛廈」中的「葛倫」之一)之流的態度來證明西藏人民擁護工農的中國。其實,第一、他們都是西藏統治層中的人物,而且是少數;第二、班禪一派在西藏的地位完全是靠中國賜予的;第三、他們當作個人來看,對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革的擁護是可疑的,而當作整個社會集團來看,那擁護是虛偽的。他們之不能代表藏族的態度,正如李濟琛、陳叔通之流不能代表漢族資產階級更不能代表漢族人民對革命的態度一樣。

        藏族人民覺悟的遲緩是不難理解的。那裡還保存著封建農奴制度,喇嘛教有力地助長了封建領主對人民意識上的支配,西藏與外面世界的聯繫極端薄弱。在過去八年裡,因為尚未實行社會改革,所以藏族人民極少看到工農的新中國的好處,反而較多看到中國軍隊和官員的大漢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罪惡。這樣,藏族人民自然很難嚮往於聯合中國工農以進行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改革。

        在藏族人民尚未覺悟的現實條件下,中國軍隊繼續佔領西藏是錯誤的政策。即使中國軍隊盡最大可能避免了壓迫、歧視藏族人民和一切傷害民族感情的行為(現實的在中共官僚領導下的軍隊是做不到這樣的),但因為這軍事行動本身就含有對藏族不信任和強迫(雖然是強迫進步)的意味,所以無法避免引起藏族人民的反感。尤其因為各種改革不是一下子就發動得起來和做得好的,更令藏族人民未見其利先見其害。結果必然在客觀上幫助了叛黨繼續假借民族自由的口號欺騙人民,阻礙了人民覺悟的進程。

        因此,我們主張中國立即宣佈准許西藏獨立自決,立即就地停戰,與叛軍談判中國軍隊全部撤退的具體辦法,西藏前途交由西藏人民自行決定。

        我們完全料想得到:這樣做多半會讓西藏原來的統治集團(亦即叛黨)恢復其統治,並脫離中國而獨立。但即使這樣,中國工農與西藏被剝削人民之間的聯繫並不會疏遠,反而比在強迫的國家聯合情況下更密切了。西藏人民一定更嚮往工農的中國、嚮往於中國人民所走的革命道路。這樣,我們就把原來操在西藏封建勢力手中的民族自由的武器奪到我們手裡,成為我們爭取西藏人民最強有力的武器。這樣,西藏封建統治者的復辟,以及西藏與中國的分離,不過是歷史進程中一段短促的插話而已。

        中國的工農政權不僅應該宣佈准許西藏自決,而且應該宣佈讓中國境內一切民族自決。應該讓蒙古族、回族、維吾爾族、僮族等民族自行決定是否要成立民族共和國,並與漢族的共和國建立何種關係。不應該像現在這樣強迫限制各少數民族至多只能達到民族區域自治的程度。藏族的問題不過是中國各少數民族問題最尖銳的一個。我們必須接受西藏問題的教訓,從此全面地採取真正社會主義的民族政策。這樣的政策不但可以加強現在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團結,而且促進亞洲以及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裡面的工農群眾對社會主義的嚮往。

        也許有人反對我們的前提,而堅持說西藏廣大人民已經覺悟了。好吧,我們姑且在這一點上退讓一步——但這樣我們提議的政策就更適當了。既然西藏人民已經覺悟了,就更不需要中國軍隊留在那裡來越俎代謀,讓西藏廣大人民自己去肅清那一小撮叛黨,建立西藏人民的民主政權,然後自行決定與中國作某一種形式的國家聯合好了。

        有人擔心:中國軍隊撤退之後,帝國主義軍隊侵入西藏怎麼辦?這問題不難解決。可以在談判撤兵辦法時要求西藏方面保證不許任何其他國家軍隊進入西藏。在中國宣佈願意退兵和准許西藏獨立之後,西藏方面是無法不接受這個條件的。如果將來西藏統治集團或者帝國主義強行侵入,威脅到中國的安全,那時中國可以名正言順地開兵進去予以毀滅性的打擊。在這方面我們是有鮮明的一貫立場的。

        也許有人覺得:一面支持尚在進行中的中國對西藏的戰爭、一面又要求停戰退兵,豈不是矛盾嗎?並不矛盾。這兩方面的策略都是為了達到同一的目標;促進西藏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我們認為軍事佔領不是達到這目標最好的策略。所以主張改用最好的亦即停戰退兵和准許西藏獨立的策略;但在最好的方法未被採用之前,用不是最有效的方法打擊西藏封建反對勢力,我們還是支持、還是盡力加強它的效果的。好比一支軍隊知道友軍的某一行動是錯誤的、危險的,當然應該勸說它改變方針,但在友軍的行動尚在繼續進行時,為了盡共同打擊敵人的盟友責任,當然應該盡力支援,盡可能使友軍取得勝利,或至少減低損失和危險。這兩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態度。英國工黨反對保守黨進軍蘇彝士運河和對賽浦路斯島的強硬政策,就一方面在國會裡要求改變政策,但同時對英軍的行動採取保衛主義。工黨實際上和保守黨一樣都是替英國資產階級的,站在它的階級立場上,這樣做是對的。我們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一面反對當權的中共的錯誤政策、一面支持它打擊敵對階級的行動,也是同樣道理。         

1959.4.17

        原文收於向青,《論中國官僚社會主義(第一輯)》,頁161-169。         香港,新苗出版社,一九九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