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W•尤因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争论

——《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争论》(《国外理论动态》2004.12

 

吴季


  此文摘译“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两主席之一”大卫•W•尤因反驳马丁•哈特—兰兹伯格与保罗•伯克特《中国与社会主义》一书的文章。后两位批评1978年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已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尤因反对的根据是:中国因为改革而变得富裕得多了;中共只“允许对部分工人阶级进行私人性剥削”;并“已经努力通过发放许可证和控制私人财产来控制投资,以及将收入重新分配给最贫困的农民和工人的方式来减少市场社会主义的负面影响。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中国“安定繁荣”,的确令全世界的许多左翼和右翼或是振奋,或是迷惑。对某些左翼来说,这个“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似乎是对旧日理想的一个极大安慰;对另一些左翼来说,这个走着资本主义不归路的旧工人国家如何竟能逃脱苏东式的沉沦衰退,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模样,着实令人迷惑。至于右翼,或者为庞大的市场和投资机遇而振奋,或者为中国国力的增强而心怀不安。但是尤因却似乎是个特例,从立场上看,他是一个完全丧失意识形态嗅觉的“社会主义者”。
  尤因视为最有力的论据的,是中国的富裕。撇开外债,这个“富裕”仍然颇成问题:1,旧体制实行的是牺牲工农生活水平的方式——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所谓剪刀差)和工人消费水平(工人工资几乎没有增长)——进行工业资本的积累。积累的最大部分投放在第一部类。所以,改革之初,扭转这种倾向而增加消费品的生产,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提高。这当然是进步,是必要的改良和纠正。但是“富裕”的“家底”——基本的工业体系——则是旧体制时期打下的,虽然在中国,当苏联老大哥兄弟般的援助成为泡影之后,条块分割式自力更生的工农业体系造成了大量的重复投资与浪费,最终走入了绝境。2,作为整体“国力”的富裕并不等于十几亿人的富裕,首先以人均计算,中国经济及社会的绝大部分指标都是落后的;而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证实的是,这些新旧财富大部分都转移到了少数人手中,而尤因所谓的“将收入重新分配给最贫困的农民和工人”不过是为不断贫困化的工农设立最低保障的问题而已。3财富再分配”或最低保障的设立还有一个前提:农民和农民工本来就没有任何保障;国企工人原有的福利保障几乎被剥夺殆尽,在这种情况下的“再分配”不过是抢了你的钱再赏给你几个零头让你不至于一下子就饿死而已,也就是说,仅仅是出于维护统治的“安定团结”的需要。4,这种保障,以及,就算工资水平可能提高,也不能抵偿医疗、教育、保险产业化所造成的大大拔高了的生活费用。5大部分中国家庭在银行户头上有了可观的个人储蓄,而美国工人却在负债”。但是,在中国,个人储蓄近半数归2%的人口所有,20%的人占有80%储蓄额。像贷款买房买车以及信用卡消费还是近些年来的事,并且是大部分家庭都无从问津的;而透支未来消费式的信用制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历时数十年,“美国工人负债”是个过于含糊的说法。另外,以“美国工人得到的不完全失业援助很少有超过1年的跟中国的下岗保障作比较,我不知道有什幺意义,假如拿它加拿大、跟欧洲发达国家或别的国家相比,那又如何?能说明什幺?
  二、控制私人财产”一说几近于无稽之谈,倒是“保护私产”入宪炒得火热。中国包括官方和民间的自由主义者多年来一再呼吁“保护私有财产”入宪。记得几年前跟朋友讨论这个问题时,朋友说,这样至少可以稳定资本使之放心投资而不外流。我说保护私产之类的呼吁中央一定会照做的,但是,不论保护私产与否,都不可能阻止那些贪官把大量资金转移出去的。
  三,中国只“允许对部分工人阶级进行私人性剥削”。然而这个“部分”不仅在二十多年间不断扩大,而且更把越来越多的“部分”踢出企业,踢向社会边缘,欲求被剥削而不可得了。这个进程已经从生产性企业延伸到公共服务机构如银行和交通(铁路)系统。当市场经济及产业化的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外企私企乡镇企业,就连国企和集体企业(准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都不可能不是“私人性剥削”的了。
  尤因说:“农民没有被资本家剥削”,他们“在混合型生产体系中劳动”,以有保证的“高于其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其粮食”。但是取消农业税和全面提高粮食收购价只是新近才开始的事,而且收购价的提高有一大部分落在了“中间环节”,即用于创造商机。
  今天的中国,政治权力为一个被工人阶级政党所统治的工人阶级国家所掌控”,尤因如是说。只有十足的蠢人和瞎子才说得出这种话。我们应该反问:有哪一个国家无耻到能够令拖欠工人工资的现象发展到如此普遍和恶劣的程度!

 

  尤因摘引马格多夫的书:“官僚精英和其它特权集团维持了一种使得他们的特权合理化的意识形态,而这些特权是与人民大众的需求相冲突的。精英阶层的成员通常关注于将他们的既得利益移交给他们的子女,这具有阶级社会的典型特征。阶级利益间的冲突继续代代相传。以这种方式,阶级斗争持续下去,尽管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事实上,就像毛泽东曾指出的,甚至一些共产党高层也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尤因反驳说:“马格多夫将工人阶级政党所享受的少量特权(!!!)与敌对的阶级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这是与马克思相违背的。……阶级意识形态植根于生产关系之中,而不是少数特权或腐败的灵魂之中。”
  事实上,正确的恰恰是马格多夫。他并不诉诸“少数”“腐败的灵魂”,而是指出精英阶层(“官僚精英和其它特权集团”)向统治阶级转变的特征。如果说马格多夫有错,那也只是错在他引用毛的论调: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成“一些共产党高层”的个人倾向,而不是特权阶层的客观倾向。
  诚然,“阶级意识形态植根于生产关系之中”,但在尤因那里“生产关系”不过是一句空话,建立在他自己认为还仅仅是“部分工人受着私人性剥削”的基础上。
  毋庸置疑,这“少量特权”与“少数腐败的灵魂”当然与“人民大众的需求相冲突”。虽然人民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阶级意识的模糊、集体行动的匮乏而不得不更多地寄望于作为虚幻的共同体的“国家”、凌驾于阶级与社会的“政府”。但是已趋向反动而严酷的“生产关系”必然再度培育出尖锐的阶级意识来。

 

  尤因所摘引并加以批评的其它几处同样如此:
  重要的是生产是由社会一致决定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由阶级剥削的金钱核算的要求所驱动。”
  就社会主义是一种以基层工人社团的需要和能力为中心的体系的意义上而言,中国转型中的每一步都使得其体系与任何朝向社会主义的有意义的进步相背离。”
  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其它国家造成了一种向底线的竞跑,而这种竞跑与任何整体上考虑的生产力的进步性发展都没有关系。这不能成为建立社会主义或推进持续、公正、团结和民主待社会主义价值的基础。”
  (向底线竞跑,race to the bottom。某些人将之译为“比贱”,即在各方面——工资、环保标准、税收及政策优惠等——压低本国标准以适应吸引投资的竞争)

 

  重要的是生产是由社会一致决定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由阶级剥削的金钱核算的要求所驱动。”马格多夫错了幺?以产品的使用价值直接满足人的需求,而不再通过市场和“价值”核算来进行——这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错在哪里了?尤因抓住“社团”一词,将马格多夫的论述斥为“关于工人社团中心经济”的、“类似于合作社的草根生产体系”的“唯意志主义者”的论调,说这样的看法“几乎对于任何绿色和平主义的激进分子、反全球化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的进步学生而言都是可接受的”(当然,在中国,还太少这样的进步学生及各种“主义者”和“分子”了)。尤因这幺说,让人颇以为他要以一种更为革命的态度来超越各种激进分子与进步学生,而其实,这是他想都没想过的事。尤因甚至可笑地想要借用或模仿马克思的愤怒,“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观念斥责为空想的和反动的”。他说,社会主义只能是以更先进的经济体系——至少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取代资本主义,而不是由“清晰而一致的价值、前景和战略”来支撑。换言之,存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只能是经济竞争(当然是以国家为基础)。所以,他对“基层工人社团”的理解也只是“通过建立‘一种以基层工人社团的需要和能力为中心的体系’而打败资本主义”。然而,这是对社会主义历史使命的巨大阉割。社会主义经济将以什幺为中心来组织生产和消费,跟“打败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打败资本主义”只能通过工人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或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组织新的经济形式——不论是社团,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与之对抗、竞争。社会主义乃是在全球范围内反对剥削阶级的运动。它本身是一场斗争,夺取早已社会化了的生产手段,限制并最终取消市场、竞争,消灭国家机器,从而使生产、消费、分配以至整个生活都掌握在劳动者手上的斗争。尤因的错误存在于两方面:一方面他迂回地以否定“基层工人社团”来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另一方面则远离可以“打败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而用发展以单独的国家为单位的“社会主义经济”来代替它。
  更进一步说,要求或者希望“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经济或生产效率的竞争。这种要求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失去了任何批判性,更不要说认识到它的腐朽和破坏性了——这个“生产过剩”,“劳动力过剩”,什幺都过剩的星球根本就不可能再承受长期的“竞争”了!

 

  但是尤因毕竟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其它国家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一场反革命可能已经在中国发生”?“难道就没有任何阶级斗争成为这一重大事件的信号”?而在前苏东,反革命进程中涌现了诸多“暴力事件,涉及许多强大势力,出现了军事冲突、政变和群众上街集会”。
  只是,尤因的概述使人无法了解这些“事件、势力、军事冲突和群众运动”的联系、不同事件和运动的对抗关系,以及他在这方面的态度。因为乍一看来这些事件似乎都被归到了“反革命”进程的名下。
  当年,托洛茨基在斯大林刚上台不久后被放逐国外时,曾反驳那些认为苏联已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作者,说,国有制基础并没有遭到侵蚀,假如发生了生产关系的根本反动,那幺怎幺可能没有工人阶级的巨大反抗呢?然而,今天,“巨大”的反抗确实不存在,或者轻易被压服了。而生产关系的倒退却已经发生。不论是苏东式的急剧发生,还是中国式的渐进发生。最有力的“群众上街集会”倒是发生在旧体制下及变革前期,后来又被排除出政治进程之外。当然,左翼工会及党派的力量以及民意的确在国内外媒体的操纵下有意忽略和扭曲,并误导于国外民众之前了。
  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就没有“暴力事件”、“群众上街集会”?不涉及“许多强大势力”?反官僚的四五运动是怎幺回事?每年六月,那些香港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纪念什幺?这样的论断多幺可笑!
  我们所面临的历史困境,旧体制矛盾而消极的影响,尤其是对工人的阶级意识的麻痹混淆,仍需在长期的斗争才能恢复和提升。“主人翁”的虚名,改革之初工农所获得的一点利益,社会发展进步的幻象,旧体制下专制高压的经验,都在消解工人反抗意志。在原有的官僚体制下,正如在资本主义企业里,当反抗当权者看起来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的时候,斗争往往折回到阶级内部,变成小圈子的分化和相互排挤。大家都缺乏积极性,这本应归诸工人的无权,但普遍的匮乏所导致的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愿望同“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现实使他们最终倾向于认为竞争是更优越的或更公平的,或者,至少他们变得无力抵抗将他们抛入市场与竞争的理论与实践。工人完全不具备作为社会及国家主人的意识,或者假如具备的话,也仅仅是与现实全然不符的虚假意识。今天,他们恰恰是被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扫地出门的。由于工人并不曾现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和权利,因此,被剥夺那些名义上的“权利”本身未必会引起巨大的反抗。十几年来的现实就是:千千万万工人纷纷被买断下岗,踢出国企,却只有零星的、缺乏联系的个别反抗。
  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于工人斗争的国际团结,然而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中国工人——不论原国企工人还是农民工——仍然是一个亟需帮助的阶级。1920年代的中国工人不过以百万计,今天则以亿计,所不同者,就在阶级意识和自我组织能力,能够给予他们支持的社会阶层尤其是知识阶层的力量,以及中间横亘着的“社会主义失败”的鸿沟。“中国的劳动者虽然没有力量,他所受的痛苦压迫,比别的国民也要加多几倍。我们如果是替资本阶级打算,当然觉得劳动者没有能力斗争,可以说不是吃紧的问题。但是要从国民着想,从人类的进步着想,那一般劳动者还没有能力斗争,岂不是最吃紧的问题幺。……我以为中国的革命是难免的,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说不成吃紧问题这句话,未免要后悔。”在今天的中国,这仍然是正确的、紧迫的,虽然这段话出于1920年代朱执信批驳一位记者的文章(《野心家与劳动阶级》)。至于尤因,则不仅觉得“不吃紧”,简直就是“形势一片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