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上的见证

一个工人市民对北京八九之春的回忆

刘卫平

 

【编者按:在八九民运四周年的时候,我们特地刊出下面两文:其一是刘卫平先生为工自联出版的《中国工人》而写的《广场上的见证》,忆述自己在六四屠杀前在广场上的亲身见闻和感想;另一篇是英国李福臣(Ian Harrison)写的《论学生在八九民运中的角色》,此文脱稿于9210月,反思八九民运中的缺点,检讨它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冀作为将来运动再起的借鉴,近由《中国工人》译成中文,连同前一文一齐寄给本刊。现予以发表,俾供读者参考研究。】

 

 

  我虽然已经不是学生了,但却自始至终地、深深地卷入北京“八九”之春的运动洪流之中……五月,随着形势的发展,已由原来单一的学生运动演变为由全民参与的“八九民运”。在此“六四”四周年之际,作为与学生身份不同的参与者,不由我再次回首四年前在广场上亲身经历的日日夜夜,确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

  自513日之后,广场内、外依然保持着一道十分明显的分界线,把学生与工人、市民隔开。学生们不想“外人”介入,担心破坏学生运动的纯洁性。因而当日起,广场实际上早已被学生纠察队戒严,非学生及有关人员莫入。当时学生们公开提出的理由是:工人、市民文化水平、素质太低,说话做事没有分寸,易给李鹏政府送去“动乱”的把柄……等等。最初,人们对这一切还都能够“理解”,我本人甚至也有同感,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逐渐对此感到担忧和反感。517日百万人大游行之后,广场上的人数开始明显减少。时至520日上午10时,北京市正式宣布了戒严令,形势已格外紧张。当学生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惜已为时太晚了……

  然而,在严峻的形势下,学生们虽然意识到单靠自己的力量太过单薄,但却在主导思想上仍未放弃自戒的一道“防线”,使广场上的学生与工人、市民之间曾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一天,一位老大妈来到了广场,指着满地乱扔的面包和馒头,心疼地对一位同学说:这是北京市民用血汗挣来的,是大伙对大学生运动的一片心意,扔了这么多,多浪费啊!……这位同学红着脸低下了头,这时另一位同学挤过来说:大妈,同学们为了我们的国家,命都不顾了,您就别挑剔了……。这位老人顿时哑口无言,默默地离开了现场。类似“区区小事”,虽与运动的主流差异太大,但却给北京市民留下了什么?所谓“水平”何在?

  另一感人的场面令我至今难忘:

  520日戒严令当天上午,为了防止军队向广场上施放催泪瓦斯,学生们紧急动员起来,向行人募捐毛巾、手绢等物。当时在广场的西南角,一名外地来的妇女带着一个七岁左右的小女孩,小女孩将一块小手绢高高地举过头顶,跪倒在一位学生的面前哭喊着:大哥哥、大姐姐,请你们收下吧……!顿时全场鸦雀无声,所有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并纷纷捐款、捐物……然而这位通常被人们视之为“毫无水平”的“乡下土包子”、不知名的外地妇女,却无言地带着女儿悄然离去,从此不再会有人知道她们究竟是谁……

  在北京城被几十万大军重重包围下,工人、市民充份显示了大无畏的精神并以独特的幽默口号来反映人民对当局的强烈不满。每晚,有数千辆自行车组成声势浩荡的游行队伍绕场一周,他们统一高呼口号: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李鹏不打倒,我们“三班倒”!李鹏不自杀,我们不回家!李鹏不上吊,我们不睡觉!……接下来便是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捍卫真理!保卫大学生……。然而,学生们却未能去接受和理解他们,仍然在坚持捍卫学生运动的纯洁性。因此,他们不愿意让工人、市民的组织直接介入到广场中来,更不想与学生之外的任何组织合作,不允许工人、市民“乱讲话”,甚至从工人手中抢夺话筒。

  520日下午,一位下班的工人途经人民大会堂北侧,当时他十分激动地向过往下班的行人高呼:有良心有骨气的中国人站出来!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捍卫真理,保卫广场上的大学生……他的话刚讲到这里,一名学生立即冲上前夺走他手中的话筒并向行人高呼:他的话不代表我们这场学生运动!我们要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呼吁市民们提高警惕,任何非理性的言行都会为李鹏政府制造镇压学生运动的借口!

  521日零时左右,在广场外西北角中山公园门口(北京工自联所在地)。当我正在和一名“工自联”骨干成员谈论组织工作的时候,突然有人告急:在中山公园铁门内有军警在活动。(当时人们推测,公园内一定有地下通道,大批军警随时可从这里冲出来直入广场)当时在这里留守的人员很少,的确是一个很容易的突破口。由于我身穿一套白色海员制服,所到之处有一定的号召力,在学生的外围“防线”我也能够进出自如。我和一位朋友立即冲入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前。聚集在那里的工人和市民看到我们急冲而来,便立刻围上来问我们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了避免骚乱,我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了情况,一瞬间便组织起200人左右,仅十分钟左右便跑步来到“工自联”,聚集在中山公园门口,当时,一些青年十分冲动,他们手持砖头、木棍,高呼誓死保卫广场的口号,发誓:如果军队从这里冲出来,我们将和他们血战到底……等等。此刻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些“没有水平”的人十分可爱。当人们席地而坐之后,我劝大家把那些不是武器的“武器”扔掉,经过近20分钟的游说和激辩,人们终于放下“武器”……当然,我自己也不清楚将会在广场上发生什么,更不可能想像出人民军队会向人民开枪。

  当我的讲话结束之后,一位“工自联”的骨干成员走过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问我:你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所以我认为,必须紧急动员“高自联”和“工自联”联合起来;继续“各自为战”,后果不堪设想……对方十分为难地说:广场至“高自联”指挥部布了三道人墙,没有“高自联”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是很难靠近纪念碑的,怎样和他们联系?……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广场和自己身上的制服,说了声:让我试试看吧。我和一名同事转身走进了广场,经过第一道“防线”的盘查之后,由一名纠察队的学生带着我们来到了第二道防线(纪念碑底座外)。说明原因之后,又由第二道“防线”的纠察队员将我们带上了纪念碑的第三道“防线”。这是自戒严令后我第一次登上纪念碑,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便是败局已定。这里和广场外的气氛截然不同,地上撒满了消毒药水,气味令人窒息。一些学生席地而睡,另一些“高联”的同学在争吵不休……十几分钟后,那位纠察队的同学从里边走出来,交给我们一张“临时特别通行证”,此时我们才通过了第三道“防线”来到“高联”指挥部。两位“高联”的同学走过来,虽然争论不休的表情仍然挂在脸上,但却十分客气地问:您有事找我们呀?……我说明了来意之后,站在纪念碑的高处指着广场外对他们说:你们应该走出广场,看看外边的气氛,不要把自己孤独地围在这里争论不休,“高自联”应该派名代表走出去,直接和“工自联”取得联系,学生组织和工人组织必须联合起来……等等。“高自联”经过协商,决定派常委XX同学随我一同前往“工自联”。途中,这位同学对我说:你的目标太大,肯定被“便衣”跟踪了很久,一会儿你和我一起回到纪念碑好吗?在那里您会安全得多……我虽然笑着谢绝了他,但我的心情确十分沉重,个别人的安全真是这么重要吗……?

  当我和这位同学来到“工自联”时,堵在中山公园门口的人数明显增多。一位女同学手持话筒站在众人对面,看气氛好像正在争论什么。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喊:海员回来了!又有人喊:让海员说两句!……我站到这位女同学身边问:可以借你的话筒用一下吗?她用十分警觉的目光看着我并干脆地回答:对不起!我们的话筒不能随便借给外人,请问你想和他们说什么……?此时此刻,我还能够说什么呢?……

  523日,三名湖南青年余志坚(教师)、喻冬岳(洛阳日报社美术编辑)和鲁德成(汽车司机),他们带着事先准备好的、装有染料的鸡蛋壳来到天安门城楼下,并将其投向悬挂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上,同时将写好的标语传单抛向空中。传单大意是: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到此为止!几十年的个人崇拜到此为止!……十分不幸的是,他们当场被学生抓获并押送到公安机关。

  事发之后,在我们的帐篷里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这是一个临时组成的红十字救护队帐篷,我是这里的队员之一。)我的一位同事十分气愤地指着一位前来看病的学生指责道:我们为什么到广场上来?!你们这是在帮谁的忙?!你们起到了“便衣”所无法起到的作用!你们知道吗?!……学生也不示弱:他们这样做本身的用意是什么?!是在破坏学生运动!有意在为李鹏制造“动乱”的把柄!他们说不定就是公安局的“便衣”特务!我们这样做就是要封住李鹏的嘴巴!……另一位医生插嘴:你以为这样做就能讨好李鹏吗?!政府就会同情你们而说我们不是动乱了吗?!如果他们真是“便衣”,你抓他们到公安局还不是“放虎归山”?!如果他们不是“便衣”,你知道这对他们将意味着什么吗?!如果他们遭到不幸,杀人的凶手是李鹏,谁又是李鹏的帮凶呢?!你能逃脱这一历史的罪责吗?!……

  注:不幸的是,果然被这两名救护队员言中,三名湖南青年于1989811日分别被重判无期徒刑、二十年和十六年有期徒刑。

  63日凌晨,在木樨地发生了一次军车“意外事故”,三外市民惨死在车轮之下,此刻群情激愤。当日下午,“高自联”的广播传来一位女同学清脆而又激动的声音:……为了抗议政府的暴行,呼吁北京市民今天下午参加抬棺大游行……市民们,难道你们还能够再忍受吗?轧死的全是你们的同胞啊!……话音刚落便有人高呼:你们是谁的同胞?!在我们帐篷里的几位武汉同学也十分感慨:怎么能这样说呢?!真没水平!……我当即拿出笔,写了一份短文予以批评,并希望广播站进行更正,由武汉的同学跑步送到了广播站。但此文未见任何回音……

  四年过去了,每当人们回顾“八九民运”时,要么为其大唱赞歌,要么便是慷慨激昂。然而却很少有人愿意正视其中令人感到遗憾的一面,但这的确是我们在“八九民运”中不可抹弃的一段历史现实。直至今日,甚至还有许多人不愿意承认“八九民运”的失败,而我认为:“八九民运”不仅仅是失败,而且是惨败。其惨败的重要原因在哪里呢?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中国有几个工人、农民真正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当时的民众,其文化水平素质比现在更高吗?然而,共产党取胜了。除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之外,这其中难道就没有更多值得我们今天去探讨的问题吗?!

 

 

《十月评论》1993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