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生在八九民运中的角色

(英)李福臣

 

 

  发端于要求已故被黜党总书记胡耀邦的民主运动,学生是以如下的民主要求,将运动推向高峰的:

  (一)清除共产党腐败贪污。

  (二)撤换李鹏总理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元帅。

  运动持续不足两月,但在513日左右的期间,却迅猛发展起来。当时,北京及上海分别有百万人及五十万人上街,支持学生的要求。然而,在六·三晚上,运动在血泊中遭到镇压。这次失败,使千多人牺牲了。而当以邓小平为首的官僚和军事集团,以恐怖手段去挽回其统治权时,导致运动出现悲观情绪。再者,运动所付的总帐,还必须包括以下的代价:学生、工人活动家仓忙外逃;刚萌芽的、不受官僚操纵的群众组织受到摧残。三年过去了,为争取实现被官僚剥夺、而宪法又赋予官僚有权镇压的罢工、示威、言论、集会等权利,使这场斗争离胜利之门如旧遥远。

  奏凯的官僚丝毫未有放松摧残手下败将,而冷酷箝制内蒙、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工人争取改善生活的呼声,官方却答之以“牺牲多些,以求增产”的官腔。今年(编按:即92年),北京首钢职工被饬令放弃每周一日休假,否则,工作住房不保。此情此景,复加官方封锁消息,遂令中国人民对北京屠城、刑囚迫害的反响,慢慢钻入脑海和梦乡之中。曾几何时,频繁的活动与日常的急就章群众动员,一度主宰了人们的思维,现时,都得让位予怀疑了。今天,在远离群众活动舞台的流亡者的思想渴望和政治呆滞,充分表现了政治和思想全部的重压。某些人会说,中国人“懒惰”,“只顾私利”和“斤斤计较”。他们无非想暗示“自利”,“懒惰”,“贪婪”,“斤斤计较”,令群众无法集体行动,来赢取自身权利。这并非新的意见,早在运动被遏制之前就已隐现了。其实在近代史中,上述观念盛行于流亡团体之间,于剧烈活动失败后,怀疑接踵而来。

  在上一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已如此反对上述意见:“惯性主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平民百姓与其它社会阶级之间都是如此,日常生活同样是呆板枯燥的……这些景象并不是那么吸引人的,每每充满呆滞、龌龊、愚昧、琐碎……然而,且慢就你之希望能否实现妄下定论。你若想减轻民众的苦楚,纾解自己的疑惑,又或你为人们的惰性和愚昧操心的话,即使最平凡、最脆弱、最怯懦的人,无论其生命如何可悲和灰色,总有一刻会截然变得生气蓬勃、果敢决断的,而历史上每个国家亦复如此。”

  在1989年,这一刻从日常生活的流水帐中脱颖而来。1976年天安门事件,1979年民主墙运动和1986年学运,都可视之为先兆。在审视1989年事变之前,必须先就“怀疑”和“质疑者”说几句。怀疑可以有建设性,但也能扮演“破坏”的角色。

  人们经过耗尽精力的群众活动、精神低沉之际,“质疑者”往往足以令人们付出的每分努力,甚或往昔一切都付诸东流。可是,无论如何,要是怀疑能够引起三思、推动我们重新认识社会现象的话,会是建设性的。严谨考察要求人们兼顾现实的利害,以确切的逻辑解答以下的问题:如何获取称心的改变?那么,过去的失败就可视为宝贵经验,以考察我们赖之以变革的理想、信念是否有效。

  活动家必须严肃探讨八九民运。人们为此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并付出了沉重代价。事变中,不乏个人主动、果敢决断,足以联结、转化以及动员百万群众的例证。然而,这并非研讨的唯一理由。事变亦展示了,运动的错误和缺失,导致自身脱离其极欲领导的群众,以至归于灭亡。“不过,如果暴露运动的弱点,是否对烈士不敬呢?”我们可能听到人们说道。不!反之,明晰运动的败因,绝不亵渎其参与者。

  然而,民主运动是否自始就命定失败呢?简言之,不!失败是基于:

  (一)斯大林主义者和毛派在四十年来遏制工人和学生在工人国家应有权利的结果;

  (二)从事运动者的错误;

  (三)学生工人寄幻想于官僚自我改革之上;

  (四)为时实在太短。

 

民主,谁的民主

 

  卷入这场运动的活跃份子,有一种共同的重大弱点,至今尚未克服。民主远非虚无飘渺的问题,必须注之以阶级内涵。必须强调,跨阶级民主与阶级共有的民主并不存在。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统治之外,并无第三者。学生在198919861979年提出的民主,若能清除整个官僚统治,将可迈向工人民主之途。但是,同样的要求,亦能走向资产阶级民主:使资本主义复辟于工人国家的颓垣之上,为反革命开路。人们要求改良官僚制度——由开明改革派替换天怒人怨的“法西斯军阀”——绝不能改变斯大林、毛泽东主义的本质。我们必须严肃面对这些幻想,不能轻轻带过,从而保卫自1949年取得的成果。中共十四大的情况,令这些问题变得更迫切。

  必须再强调一遍,在官僚的“改革派”和“强硬派”之间抉择,无疑自设陷阱。所谓“开明派”最热衷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公然合作、热切拥护“开放”政策、竞相向私人企业发展,从中可见一斑。据估计,每日约有五万商人从香港赴华参与改革。国民党获邀回国,讨索自1949年遭充公的物业和土地。自由派对民主要求和学生不满表示同情只是官样文章。其实,这是它和帝国主义合作的一种反应。那些“强硬派”元老却恐惧经济改革会削弱官僚私利的基础。两者之间,并无不同的基本经济国策。在中共十四大会前讨论期间,“强硬派”头头李先念曾公开支持邓的改革纳领。在邓小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官僚两派之间并无鸿沟。赵紫阳被公认为邓之羽翼。今年初,邓巡视由赵开创的广东省经济改革情况,包括类似香港的经济特区及证券交易所。邓于南巡时对此赞许有嘉:“致富光荣”。唯恐尚有官僚未知邓的赞许,邓的讲话还在中共内部的参考资料里刊登。而且,邓之南巡还与李鹏总理出访瑞士相若,李在瑞士向帝国主义者说明,中国官僚将确保资本主义复辟的日程。在春夏之际,邓暗里策划以年青一代的改革派进驻党的领导机关,取代原有的强硬派。自北京屠城以来“赵紫阳”以作者身份,再次在官方刊物出现,引起人们揣测邓要为其爱将平反。然而,同样是这个邓小平,曾聚集包括周恩来遗孀等元老和军头镇压八九民运。当时邓曾断言必须杀几千个头以教训学生和工人。而且,镇压民主墙运动和八六学运的,也同样是这个邓小平。在八九屠杀刚过,曾一度被毛羞辱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邓,又再次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强制学生学习毛著和雷锋精神(雷锋是毛派树立的一个神话人物)。

  对活动份子而言,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在于:学生、工人和贫农民工,并不应从官僚两派中作选择,而是彻底清除官僚统治,以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保卫革命成果。要执行这任务,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优秀者必须团结,建立一个以保卫工人利益为宗旨的党。这个问题,并非冗长、沉闷的转移,而是关键所在。因为官僚得以挫败民运的最重要因素,在于没有一个领导工人阶级的政党。

 

学生、学生和平主义、天安门广场拜物教和知识分子

 

  首先,我得郑重指出,那些率先对抗李鹏和腐败官僚的青年,并不自视于八九民运的民众先锋之外。当然,据许多学生的演讲和文件所示,学生生活与毕业后将自流为低级党官的共同命运,使人们站在同一阵线。

  献身、抛头、洒血的殉道精神洋溢于学生中间,是由于他们视一己生命如此渺小,使之感到光凭殉道精神亦会有所成就。当八九民运陷于低潮,极少数的果敢份子重新刺激了运动,他们骑自行车游行于天安门抗争官僚集团。这种英雄主义已由王维林只身力阻坦克队的事迹,永铸史册。他尝试说服士兵支持民运。在中国历史里,学生的活力和献身屡次成为积极因素。但是,学生的和平主义展望也是一种必须克服的弱点。

  学生对这场革命及由此而为群众争得的成果,是十分忠诚的。这费解地延向官僚统治时,又更巩固了和平主义的展望。学生对官僚主义自我改革能力寄以幻想,亦作如是观。假如官僚一如和平主义者所信,能够改革自身的话,那就毋须以武力对抗官僚及其武装卫队了。八九民运中学生对峙大量军警的情景,往往充满可虑的僵持。或者,学生以为光靠从官僚学来的几课洗脑经验,就可以瓦解部队的意志,说服他们认同运动的目标。可是,邓小平官僚集团却同学生们玩“猫捕鼠”。任何受学生感召的军警,都迅即为内地调来者替代,而官僚对后者封锁消息和洗脑。这就是自由派邓小平的另一面,他在1979年创建现代化军警部队。正如学生后来所发现,军队有其自身必须保卫的利益。在199210月的“十四大”里,人民解放军及其武装部队都获得更多代表名额。学生领袖李录在忆述广场情况时写道:“一名学生在巴士中以扬声器呐喊:‘人民爱人民警察,人民警察爱人民!我们到来是为了和平及维持秩序。’一个警察把他从巴士中揪出,并叫嚷:‘去你妈的,我们不爱你’。随后将他踢倒,并用警棍打他。类似事情陆续发生于广场周围。愈来愈多伤者被送到指挥站。”(2)以上的事件是于六月三日下午二时,在广场以西的新华门发生的。但是,它之所以发生,是否由于和平主义的学生全无戒备?事前是否有人曾对此警告过?李录的回忆吸引我们之处,不在于他指出学生曾再三接到警告,而是他们又屡屡置若罔闻。李回忆道:“柴玲不断用扬声器喊道:‘我们必须用最和平的手段迎接屠刀。’而柴玲却是少数能参与广场指挥的学生之一。”李录说到有一些复员军人来到广场,为运动安危而着急。他们说官僚在1976年如何以暴力清除示威者,并指出广场地下的秘密隧道所在。当其时,待命的突击队已满布其中。他们又警告学生,便装士兵已经渗透广场以备突袭。李录续道:“我们请他们向广场的人讲话,告诉人们如何应付各种进攻。不久,不知怎的,学生来到指挥站诉说他们(复员军人)把每种事情都说得恐怖之极,而且也太战时化了。经讨论后,我们决定停止这些讲话,我们不是来打仗呀!”

  李录是如此回忆屠杀前夕的:“有人告诉我们位于纪念碑的人备有汽油、瓶樽、棒子,甚至枪枝。封(作者按:应是学生领袖封从德)请他们缴械。他说‘我们不想用暴力,我们仍然坚持用和平手段。暴力只会带来更多牺牲。’我趋前逐一收拾他们的武器。当我走到一名工人和一个手持机枪的十五岁小伙子前,我不由惊讶起来。小伙子嚷着要报仇,不肯缴械。人家告诉我,他的兄弟给军队射杀了。终由三名学生劝服他弃械,刘晓波将枪枝带离广场,并将之砸毁。”

  据目击者说,部队曾多次进入广场,然后却在未遇学生对抗之前,留下枪枝撤走了。另一情况是广场发现了来历不明的屠刀。学生在这两次事件都判断正确。他们怀疑邓小平一伙在幕后策划一切,想找藉口镇压学生。学生看出破绽,主动交还武器给官方。然而,学生却未能判断到,屠杀迟早会在其根据地中进行,他们也未曾估计到已成为活靶。因此,必须:(一)撤离广场,并疏散到各工厂的工人群众中;(二)呼吁工人实行占领工厂,组织武装纠察队,组织总罢工,以捍卫争取权利的斗争。

  学生并未怀疑自己得到充分支持。在513日,全国84个城市有一千万人示威反对官僚。这同样是一个信号,意示人民运动,或起码学生运动应该撤出广场。513日后,学生本该将斗争结合于工人权益,使运动基础遍及全国。这样,邓一伙官僚,将困难重重,并肯定使军队大分裂。总之,双重权力时期将会逐渐来临。若总罢工瘫痪全国,运动将由此得到宝贵时间,更好地与官僚短兵相接,实行反击。至于官僚,根本谈不上争取缓冲时间来孤立天安门广场,得以像521日后实施军事戒严那样夭折北京学运。反之,官僚将被逼在仅得部份部队支持下,面对学生,工人阶级及其支持者。果如是,则官僚集团早已为工人学生打垮和清除,无缘剥夺人们的权利。

  学生不惜任何代价死守天安门的拜物教态度,源于其争取民主权利的路向。对他们来说,这场斗争尽管规模宏大,却仍然是意识形态争辩讨论的斗争。他们对这场革命及天安门广场在中国历史的象征意义的热衷,令之再三回到广场去。但一场争取被强权压制的权利之斗争,单靠思想和准备殉道不会胜利,而必须实际地表现出来。若和平主义战略和作为中共领袖的忠实反对派可以奏效,那么,人们早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或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已赢取这些权利了。

  学生一定要明白,武装部队保护中共领袖同时也在保障自己的既有利益——军方从国际市场售卖军火中直接分得利润,公安则在贪污里分一杯羹。比方,有报导说广东省公安人员经营妓寨帮补收入。武装部队只能为武力击败。这意味学生和工人要推翻中共,必须同时依赖非法及合法手段做好准备。

  学生坚持全体死守广场及其和平主义,使之排斥忠告,不只松懈了自己,更将支持拒诸门外,也让邓小平一伙在危急存亡之际稳住阵脚。上述的缺失,使官僚镇压运动时事半功倍。

  李录坦言学生陶醉于理想主义,迷恋广场,以至普遍寄望于知识份子,确实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在绝食期间,我们真正处于中心,成为实际的全国领导。现在绝食告终,我们只是沧海一栗而已。现在,没有任何组织可以控制广场,根本就无领导可言。……我从未试过要倾尽全力去做大大小小的事情。此刻我做了,但仍感于事无补。我们这帮小伙子仿如乘着孤舟,漂流于历史汹涛上,却仍挽力驶向和平之岸。……一位知识界朋友演讲道:‘我热爱广场,置身于广场之中我不畏惧。但我害怕留在家中。’人们笑起来。他接着说:‘不过,我依然要来,我觉得这真正是一个人民广场,而这国家真正是我们的国家,我们都是国家的主人。’

  ‘当我在家,我害怕。如果这场运动失败,任何不幸的事都会发生。我上有高堂,下有妻儿,我背负很大的责任……’

  ‘直到今天,我才发觉大家如何不满这体制。我们憎恨社会。当绝食开始时我感到兴奋。人民多么勇敢啊。中国人像在一夜之间都变了。现在我知道我们并未改变。我们只不过都意识到我们不满社会。这社会从不容许我们有不满的机会。’”李录说道:“我决定要走出来。我觉得在危急关头,像他那样的知识份子应该前来领导。他和我都同意北京大多数人都站在我们这边;我们不应后退,但应游说士兵直至说服他们。但他并未提及以什么实际步骤去达到这目标。”稍后,在五月下旬政府已宣布戒严令后,李录对同他一起讨论的知识份子有如下观感:“知识份子优于分析形势和提出建议,但拙于在事到临头果断行事。”

  普列汉诺夫在评论车尔尼雪夫斯的论文(见前引文)时,从俄国运动的经验里,汲取了一个重大教训。他在提及知识份子时写道:“人的行为并不经常由其知识所决定,也非仅仅取决于知识,而是由其所处的地位所支配的。这些,又仅仅靠人们所拥有的知识才能弄得清楚明白。于此,必须一方面牢记唯物主义的一般前提,另方面,又掌握历史唯物史观的特殊法则: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来自‘知识份子’阶层的人,在意识方面的发展,是高于群众的。可是,来自‘普罗大众’的人,由于其社会‘存在’所使然,却往往比‘知识份子’更具断然行动的秉赋。”

  学生的和平主义及以天安门广场为行动中心的拜物主义,并未挽救生命,也没有挣来扫除障碍所需的时间。反而使官僚轻易乘机去钻空子,将主动的学生与“被动的群众”分隔。而这些站在事变舞台之外的群众,却是运动自诩要领导的啊!

 

学生与工人阶级

 

  在四月廿二日,新闻报告讲及在远离北京的西安发生示威,吸引了为数不少的待业青年和“盲流”参加。当局以暴力镇压了示威。被捕青年迅即受审,以罗织的“抢劫”、“暴乱”罪判死刑。事件本身与官僚的反应,说明了问题严重:(一)学生的要求获得失业汉和年青工人即时声援。因而,运动极之可能泛滥,及建基于争取被剥夺权利的群众斗争。(二)官僚警觉危险。故此,以死刑警告工人、青年切勿参与民运。这些本该在五、六月间发挥的运动潜能,由此可见一斑。学生本应激励工人、农村民工反对叛刑,更该调整其口号以适应后者的愿望。他们不胜此任而走向失败,因为当学生对此视若无睹,忙于保持人民运动的纯洁性时,官僚却晓得兹事体大了。在八九民运期间,大部份学生视工人阶级为“威胁”甚于“盟友”。依据其眩目的和平主义逻辑,工人和民工是“落后”、“松散”、“暴力”及“不堪信任”的。学生们想,既不能寄望工人接受和平主义愿望,而后者又随时会与公安搏斗或罢工,那政府将有藉口镇压学运。学生并未懂得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就是:在工人国家里的官僚统治,若无法虚构阴谋的“威胁”,是无法混下去的。邓、李政权根本毋须为阴谋张罗,索性自给自足。“4.26”社论清楚地说明这些。文章竟然造谣说,一小撮参加非法组织的学生计划推翻政府。

  在北京与工人自治联合会(下称工自联)一起工作的刘卫平的证言中,如实反映了学生如何疏远前来支持的工人。刘是一名海员,活跃于北京民运,于512日参与工自联工作,他的见证又显露了一种关键性的洞察力,说明学生敌视工人,使李鹏得以分离两者,并随后击溃之。

  刘卫平一开始就概述了五四运动与八九民运的几项重要分别。他说:“首先必须记住,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发轫自学生,由之唤醒工人阶级起来斗争的历史大事。当我们将之与198956月间事变相比,学生无疑是比前退步了。在1919年,学生竭尽所能唤醒工人。在1989年,他们却手牵手筑成围墙禁工人加入。中共领袖于历史经验中,懂得工人是重要角色。此所以,李鹏在五月十八日(戒严前两天)亲往北京首钢(雇员25万,全国最大企业)视察。李鹏告诉工人,学生中一小撮坏份子想推翻政府和令国家倒退。李鹏说:‘睁开你们的眼睛,支持政府。’在1989年,民运流传一句顺口溜:‘全国看北京,北京看首钢。’”

  八九民运的失败,学生应负上重要责任。曾有上百万名工人不约而同走到广场声援学生,却要忍受学生的侮辱,甚至“工自联”也要在广场之外成立。工人运动是大跃进了,但学生却往后退。到他们认识错误时,为时已晚了。(3)

  李鹏为首的政府之所以能够获得分量如此重的工人支持,其主因是工人一如学生那样寄幻想于改革进程。种种改革在工人学生之间形成裂隙。当工人在八十年代增强其生产力、以求改善生活水平之际,他们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无疑是分散了。就学生的观点看,这更加强了他们认为“工人只顾发财,不理国是”的观念。这种因改革而愈益扩大的工、学分歧,是必须予以弥补的。学生必须晓得,工人为提高生活水平操心是完全合理的。工人为衣食住行的日常斗争是进步的。最后,这会导致人们问道:“究竟谁在控制生产资源,又基于谁的利益运用它?”当工人领悟其重要性,就有可能不单为自身,而且也为学生的利益,向前迈开大步。

  当刘卫平说学生比五四时期的先驱退步时,他是正确的。不过,学生却灵活地反驳道,工人只是一群“咕喱”(一个帝国主义者采用、带蔑视性的名词,似乎源于中文“苦力”的谐音)。八九民运期间,多数学生的行动显示出对工人的轻蔑。这种姿态同官僚的观念颇为相近,只会令工人疏离学生合理的要求。

  证诸1989年,自诩为关心工人利益者必须明白,工人疏离官僚与工人不满学生之间,有不同的特质和轻重之分。后者只是一种暂时脱节。若学生现时积极起来,是可以改变的。

  据在六·三晚上最接近广场的目击者说,一群群工人挤到街上高呼口号支持学生和谴责邓、李为“法西斯军阀”。在枪林弹雨的长安街头,工人为要求停止屠杀曾经侮辱他们的学生而呐喊。这些都是工人阶级为未来斗争提供的保证,实堪学生和活动家信赖。因而,学生若在此之后仍然保持运动纯洁性的观念,阻止工人发挥首创精神,那简直愚不可及。知识份子当时不能切实领导学生,但他们欠缺的果敢和毅力,在工人阶级中俯拾皆是。今天,中国工人阶级数以亿计,且由农村盲流中持续得到补充。

  “工自联”当时对学生的态度如何呢?刘卫平说:“我们对学生反对工人在广场周围参加活动,不敢苟同。”“工自联”支持“拥护党和宪法”的口号。刘卫平在其证言中,又提供了一条线索,解决工人、学生在一个权力遭官僚借工人阶级之名篡夺的国家里的难题:“许多工人起初因学生的恶劣态度而疏远运动。52122日是北京在戒严令后的转捩点。组织‘工自联’的浪潮席卷上海、重庆、西安、广州、长沙、杭州等重要城市。尽管目的不甚明确,但对支持民运却是坚定的。”

  谈及北京“工自联“及其它兴起以保卫工人利益及民运的组织的弱点时,刘卫平说道:“……它们的目的不太清楚”……“根本没有足够时间分别进行培训工人领袖。”……“对怎样组织工人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观念,至于什么是工人权利亦然。北京工自联领导中,并无分工和监察可言。我们从严重的错误中汲取了重大教训。我们强调了保障在改革中受损的工人福利。但我们没有强调必须强调的工人政治、经济权利。”……“中国工人阶级并无像英国工人的组织经验。由于缺乏经验及受到政权压迫,我们吃了很多苦头。至于北京工自联可取之处,则是它告诉远道而来的工人自寻出路:‘这里并不需要你,回你们的城市和工厂,在中共操纵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之外自行组织工人。’北京工自联明白,工人阶级在这场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中举足轻重。”……在全国,凡有工人的地方,工人都必须巩固这个运动的基础。北京工自联的作用在于它在官僚操纵之外自主地组织工人。这无论对工人或学生来说,无疑是向前的大踏步。因为在学生清除官僚的斗争中,工人是唯一能保障前者权利的阶级。

  在1976197919861989的事件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共官僚绝不容忍及允许任何忠实反对派。邓一伙在1949年依靠农民军队上台后,一直按部就班以武力排除工人阶级于工人国家应有的领导地位之外,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名誉扫地。中共害怕以工人阶级为中坚的反对派运动。以上一切告诉我们,官僚在群众中已威信尽失。我们在此重申一些已述及的主要论点:

  学生工人需要醒悟到,一定要以“非法”及“合法”两手组织起来。只有一个建基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带领斗争向前,领导学生、工人的自发运动。八九民运清楚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镇压之前,不单失去学生、工人、农村贫民的支持,甚至少数民族亦然。它几百万党员有几星期处于瘫痪状态。走投无路的邓小平唯有离京,向退休元老和小撮军头求援,才能成事。分析到底,中共领先的是独裁和武力。若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推翻官僚,中共远不是那么强大和稳固的。这一刻须经过几个年代准备,绝不容许蹉跎。现时,一个以政治革命纲领武装起来的工人党,将能够组织以亿计工人,并有力地激发农村贫民和少数民族;学生和活跃的工人的优秀份子,必须与知识份子一起着手组织工人政党。

 

学生如何在191925年走向工人及其结果

 

  1919年左右,以前使学生转而关注工人、贫农的尝试有了结果。

  学生队伍走出各个校园,走向工人中间,鼓动工人支持争取转变和发展的运动,许多工农是文盲的现实,并没有使学生气馁,他们用街头剧和夜校教育工人。这些努力在上海、北京两地卓有成效。当五四运动因帝国主义侵占国土而兴起时,学生在工人中的工作至为重要。廿四名上海造船工人血署的宣言,如此解释学生与工人的关系:“今天,我国同胞已不能再忍受暴政压迫,洋人侵我领土,政府出卖人民。”……“学生罢课,付出宝贵青春,然政府毫不动容。难道我们坐以待毙?无论如何,公义将压倒强权,我们千千万万上海工人将不惜牺牲生命,誓为学生商人后盾,共抗横蛮暴政。我们认为工人应该有所行动。各行工人应组成各种小组,随之成立工人团体,第一步上街游行示威。第二步实行大罢工,第三步是以我们千万工人的鲜血,贡献于反抗专横暴政的斗争。”

  1919年上海及其它城市的罢工,是逼使当局释放被捕学生和惩处官吏下野的重要原因。学生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唤醒工人参与政治。这一切,使政府不得不释放其仇视的学生,也令出卖国土予帝国主义者的官员下台。

  上述成就与1979年至1989年的事变比,无疑是特出多了。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却是学生的斗争方式。他们诉诸于全国动员以争取成功,将校园转为一个成就鼓动家的基地。源源不绝的队伍带着传单和宣传刊物,直插工厂和乡村,学生甚至还在校园里进行日常的军事训练。(5)

  19191925年之间,工人、学生的关系更形密切。学生为工人准备传单,用作争取建立工会、加薪、改善工作条件和经济问题。其中不少工作是直接受成立不久的共产党影响的。其党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尤其重要。同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影响学生。

  1925年的五卅事件及其引发的运动,令事情发展更加深远。当时,中共规模仍然甚小,国民党则在军阀割据下无能为力。五月廿七日上海一群学生召开群众大会,支持外资纱厂工人罢工,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学生为了民族尊严,决心唤起中国人民反对外国租界当局射杀华工。多名知情者报导说,在资产阶级欺压下的工人是如此不值一文,以至工人被害亦无人关注。直到“可敬”的学生抱打不平才引起广泛关注。

  继五卅大示威被镇压后,工、商、学界同盟呼吁大罢工。工人阶级又一次落后于前者。但当商界后退时,工人却起而领导。由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介入运动,支持工人阶级,而且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领导。因而令中共迅速膨胀,影响遍及全国,并为第二次中国革命铺路。五卅运动催化了工会和工人组织勃兴。五卅事件前,工会会员只有54万,但19264月已剧增至124万。仅就上海而言,就由2万增至22万。自此,中国工人便致力于从政治去寻求解决经济(诸如谁控制生产资源,为谁的利益生产)的问题。

  学生再次感受到工人合作的好处:426日,全国学生总会于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全力参加反帝斗争,大会亦决定工人和农民可派代表加入学生会。同时,上海学生又根据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着手依照“民主集中制”来改组学生总会。五卅运动发生后,上海学生总会便与总工会合作,开办了若干“平民”学校,即使在总工会瘫痪之后,学生仍独立办下去。在1925年末,上海至少有十间这样的学校,收容约1570名学生,其中三分一为妇女。工、学团结不仅在组织层面上发展,而且更互相激励精神。广东及其它地区的学生亦放弃歧见,最后,甚至连长期内部不和的北京学生最终亦暂时统一起来,成立了新的“北京学生联合会”。(6)

 

学生、知识份子和工人必须重新认识历史

 

  中共为了保持其专政,一直都在篡改历史,其中包括其党史,工运、农运、学运以至知识份子活动的历史。在六十年代大饥荒后的某段时期,中共的官方政策竟是不写任何党史、国史!(7)我们在1989年已经看到,工人不晓得自身在工人国家的角色及应有的政治权利,是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

  官僚篡改历史、实行独裁统治,对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的影响是:中国与邻邦越南、苏联冲突;离弃在非洲和其影响所及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不独牺牲当地人民的生命,亦会严重损害与许多国家工人的关系。

  中国工人阶级不单受中共官僚集团专权所压迫,更受害于其官僚的“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的反动政策。这对邻国和少数民族已做成了严重伤害,烙下了深深的伤疤。国际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已因中共和帝国主义勾结而蒙污。

  中国工人和学生,如陈尔晋、王希哲、任畹町、王丹等的文献,显示了人们逐渐明白到,除中国外,前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亦有同样的领导危机。中国活跃份子的当前要务,就是重新认识中共的真实历史,以及其建党人之一陈独秀的历史角色。为何毛泽东、斯大林要开除陈独秀党籍,又因何要诋毁陈的支持者呢?在1949年后,被囚于中共监狱的革命者命运如何?重新认识真实历史,将使活跃份子能够解答自七十年代就困扰心里的问题:“中国将何去何从?”

 

 

注释:

(1) 列宁全集(英文版)第38册,第537页。

(2) 李录:《愚公移山》Moving the Mountain 1990 MaMillan

(3) 刘卫平的访问。见《工人通讯》第38期(英文)。

(4) 伊罗生(Harold R.Issac)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本。1961年版第55页。

(5) 华萨史当(Jeffery N.Wasserstorm):《中国廿世纪学生抗议史》(Student Protest in 20th Century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里察·力比(Richard W.Rigby)著:《五卅运动》,第168页。

(7) 西蒙·莱士(Simon Leys)著:《中国的暗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