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大帝」:中華資本主義的尋根之旅

 

 

许志安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以上述铭文般的旁白,年初央视首播的历史剧集「汉武大帝」上演了一场「汉魂的视觉祭祖」[1]。「汉武」让千万观众得以回味「穷流沙、绝大漠,吟‘离骚’、歌‘大风’,重文尚武,洪量博望,敢为世界先」的激昂时代;怀念「追亡逐北,践踏虏庭,封狼居胥,禅姑衍山」的铁血年华;欣赏广袖高髻、峨冠博带的飘飘汉服;重温「冬至大傩」「上巳大祓」等远古礼仪的先民记忆。

 

连续剧已曲终幕落,舆论界、文化界和网络写手们对它的种种解读和引申却刚刚开始。毫不夸张地说,「汉武」对中华资产阶级构筑精神统治的象征意义,远超出了这部商业作品的自身份量;北大教授张颐武一针见血地指出它的主要特色在于「正面地表现一种胜利者的强者精神」,因为「中国历史新的展开已经需要新的历史想像,是这部电视剧凸现的关键问题」[2]。在京沪寡头梦想变身东亚新强权的背景下,在中外资本剧烈角逐的现状与前景中,在国际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黑暗午夜里,这出华美的「汉颂」为中华资本的统治和(即将到来的)国际征服寻找着历史之根。从上述意义上讲,「汉武」堪称巩固和改造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尝试——它用「活画」和借古论今的形式,对中华资本的政权建设、争夺与保护(海内外)市场份额的军政战略,提出了带有浓厚自强派色彩的答案;它以遥远的王朝史诗,为新生有产文化(从礼仪、服饰、教育、家庭忠诚、职业公信到本土归属感和跨阶级团结)发掘了可资利用的传统。

 

可以初步确认,「汉武」的堂皇出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后「汉意识觉醒」的民族主义(及其各色文化复兴运动)谨慎地走向意识形态前台——「汉朝不仅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更是汉民族起源的年代」[3](「汉武大帝」导演胡玫)——并为后者的逻辑延续提供着强大助力。与此同时,私人资本向官僚集团(及其商界代理)要权争利的宪政运动,敏感地捕捉到剧中「国家利益优先」的政治基调,急吼吼地起身驳斥;国际资本的舆论枪手则酸着脸议论「官方外交开始由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转向江泽民的大国外交,民族主义思潮也由防御性的怨妇诉苦转向进攻性的喊打嗜杀」(刘晓波)[4] 。自强派学界却暗自窃喜,剧中以历史服务现实的效果让他们颇感满意——若干影射时局的政论性台词在网络上到处流传[5],激动着爱国者的心。

 

 

 

 

资本家的文化定单:让历史服务现实

 

 

九十年代末,大陆新生有产群体被迫正视自身阶级文化的建设问题。无论苏、中、蒙古或阿尔巴尼亚,复辟均导致旧工人国家精神价值的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普遍性拜金思潮和上层的黑灯舞会式物欲狂欢。时至今日,哪怕最狂热的宪政号手也不敢否认「信仰、道德、伦理的崩溃在知识分子那里最为彻底」[6](九鼎公共事物研究所研究员秋风),而绝对的废墟无法长久支撑任何秩序,包括剥削秩序。「首席执行官」们继续做大做强之余,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族谱、神话、信仰和英雄系统;重建阶级社会各阶段的历史传承成了统治者的当务之急。与此相应,主流学界的水面上已掀起多个旧瓶装新酒式「回归传统」以「重建精神家园」的浪头。

 

几年前,资产阶级思想家何新宣称「历史是一种意识形态。历史意识构成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关系于现代政治国家的某些根本价值。历史认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由此出发,他提醒统治者「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必须限制和规范主流历史解释的这种自由和随意」[7]。同期,有产者的各路学界代理(从国家主义到自由派)不约而同地向汉文化传统寻求自身主张的精神源头(或说招牌);官方也提出「加强对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8],并有所动作(比如公祭孔子、成立「孔子学院」)。必须一提的是,泛左翼崇毛派内部「去马列化」理论家(从韩德强到「老田」)亦风头甚健——他们吹捧「关注非物质利益的实现,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基础」[9],并断言「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决不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明灯旁边的另一盏灯,也不是另一种社会主义品类」[10];而为华夏文明所制约的「东方道路」云云。

 

 

书院里「重述正统道德」的高妙「会讲」或许颇具古风,服务的终极目标却再现实不过——巩固既有剥削秩序,实现有产者利润收益的最大化。那班「把毛思想与中华资本主义实践相结合」的崇毛学者,一直扮演着中华资本自强战略的招魂师角色[11];国家主义与自由派的读经论道,更带有十足时政色彩。围绕「汉武」的部分论战,明古暗今借古讽今地赋予大量古学旧义现代社会经济内涵,让各家「国学」倡导者所属资本集团的利益分歧深刻地暴露出来。

 

 

 

有为无为:国家干预与新自由主义

 

 

 

同秦始皇相仿,刘彻是中央集权和国家干预的坚决拥护者——摒弃一度身居正统的黄老学说(「清静无为」),推出诸多「大有为」政经国策(削弱诸侯、官营盐铁、垄断货币的铸造与发行、以特务政治打击豪强),南征北战杀伐不已。在当代资产阶级自强派的笔下,刘彻堪称中华的千年干城——「塑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规划制度,招揽人才,改革内政,建立币制与财政,决战匈奴,拓展外交」(何新)[12],雄视天下功莫大焉。汉武发端的儒术尊崇,让海权战略家们嫁接为中华资本抢占资源的论据——「以仁假力者霸,霸必有大国」(孟子)意味着「大国崛起就应具备国力和制度这两个要素。其中,国力是资源转换形式,因此,大国首先应是资源占有和控制较多的国家」[1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木),自强派如是说。

 

毫不奇怪,同样拥抱传统的自由派另有一套诠释古文化的黑白定义,并与私人资本的现实地位与利益追求紧密地结合起来。

 

鉴于官府「管得太多、太滥,就连民营企业自身本应有的一些权力也要被拿走」,私人资本的学界代理日益热心地抬举黄老学说——「这种扩张的行政权力很需要一些道家的‘无为’思想去约束」[14](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因为「老子(在上)无为(在下)自为的执政治国观,就是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的秩序观」[15](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

针对国家资本对某些关键部门的把持,宪政舆论以汉武盐铁专营为例,宣布「统治者对待工商业,最简单同时也是最笨的方式是,把有大利可图的行业拿过来自己垄断……企业马上就会出现低效、腐败等现象」[16](作家吴思),为私人老板闯入垄断行业鸣锣开道。

针对民间商界脆弱的财产权与官僚集团的增税企图(比如新公布的房地产税),前者的文化枪手搬出刘彻落实的「算缗法」(强制工商业者公布财产和纳税以充实国库)当靶子,痛责国家「收刮民财、打击商业」[17](作家刘晓波)之非,从侧面呼应劫贫济富的低税制号召。

针对「汉武」表达的削藩集权、开创海外势力范围等谋略,自由派把它贬为一无可取的「帝王情结」——「这样的情结越深,改革开放的阻力越大」[18]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19]

 

自由派对国家利益普遍抵触、反感乃至公开对立的情绪,直接来自新生民间有产阶层的存在状态。复辟后的混沌岁月里,私人资本与所处社会同样前途未卜;至于上层官僚,他们对自家统治常比民间商界更没信心。财力薄弱;衙门的欺压勒索;僵尸样官派意识形态;西方及其发达统治文化的惊人吸力等诸般因素让无数「身在中土心系西域」的民间老板每每梦回加州,却对中华资本主义的整体前途报以讥嘲的笑意。与此相应,部分自由派教授替单个资本家的俯仰沉浮呼天抢地,可对辅佐资本主义中国无甚热情,有的人索性炮轰「民族主义是最为妨害人们关注自身权利和尊严的思潮之一」[20]云云。

 

然而,现实远较宪政图纸更复杂。中华大资本保卫民族市场的竞争,需要爱国意识形态(民族与本土认同和国家归属感)的辅助;海外利益的召唤,亦让政经精英们初步认识到张扬尚武精神的必要,因为「无论是对内加强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还是对外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软实力都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21](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战略研究所陈向阳博士)。

 

 

补爱国课与中华资本的「内圣外王」

 

 

不久前,一位传媒名人坦言「我们的‘中国意识’复苏得很晚,是因为在我们智力日趋成熟时,我们所受的主要影响与地域无关」(许知远)[22],可谓一语中的。复辟时代的人文真空,不可避免地被外界既有阶级文化所填补;港台生活方式与欧风美雨的熏陶,让大陆有产群体(从官僚集团到民间资本)对老牌帝国主义产生了强烈的「朝圣」欲望与「不如归去」的移民情结。

 

面对上层(从思想到行动)普遍的「吃里扒外」现象,国家主义派焦急地呼吁「现在必须创造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人!」[23] (何新),并尝试以古王朝的文治武功为黏土,为资本主义时代民族观念烧制精神图腾——「汉朝的伟大之处是在四百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概念」[24](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生明);民族认同的重要元素,在于固定地域的认同——汉代版图「已经扩大到包括了现代中国边界内的大部分地区。这正是大汉王朝的光荣所在」[25],主流舆论应和道。上述意识形态教化与读经、汉服、恢复古礼(如男子冠礼、女子笄礼)与古节日(如寒食节)的号召和实践互相呼应,构成「重新寻回中国的文化自我,重新确立中国的文化认同」[26](「阳明精舍」山长蒋庆)总趋势的一部,预示着21世纪中华有产阶级精神文明的初现萌芽[27]

 

至于官方,它很明白「文化产品作为精神产品,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有社会引导功能」[28](中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也掌握了有产阶级宣传品的制作程序(「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绝大部分都要进入市场,遵循市场规则,通过商品交换,转化为群众的消费,实现其宣传教育功能」[29])。不过,极重的衙门气使北京寡头政权控制、引导社会思想的努力失误连连手忙脚乱,至今效率不高[30]。话说回来,部分主流舆论已意识到发嗲成瘾的当代影视「或沉溺于宫廷权谋、或痴迷于花前月下,对我民族传统的伟大尚武精神无动于衷」 [31],无助于亚洲新强权的诞生;继「汉武」之后,「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的军神崇拜与「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的征服气概,几乎肯定会在大陆娱乐市场上渐入主流。

 

 

无产大众与资产阶级文化

 

 

21世纪初中华各资本集团互斗的大背景,是他们同属有产生活行列、共享国家资源并拥抱同一阶级文化这个基本事实。正因如此,资本家的各派舆论代理均对文化保守主义不持异议——自强派为20世纪工人革命给有产精神的冲击唏嘘不已:「阶级斗争导致了国民内部严重的政治分裂及意识形态分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意识分裂导致了民族历史人格的自我迷失」[32](何新);自由派则剖心表白「建设民主宪政制度的努力,并不妨碍我们同情、尊重和复兴传统」[33](秋风),主动要求政府的强制介入(比如立法加强古节日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让民众「在古老的习俗中涵育传统伦理与文化认同感」[34]

 

工商巨子群容忍、接纳乃至精心守护某些前资本主义精神与物质碎片(从王室制度到教会),原因无它——后者的助力能让富豪们的剥削事业更上层楼。尽管生产关系各异,各阶级社会(毋论皇权专制的农耕社会,抑或代议民主下的大工业文明)具有诸多共同特征——社会财富为少数人占有;森严的等级秩序和伴生的荣耀感;奴役人的劳动制度;精英与盲众的社会分工。表面差异的背后,它们的精神气质并无绝对隔膜:贵族敬畏与宗教布道至今仍是资本主义精神生活的重要元素;「市民社会」的自由主义教条与「灰姑娘之梦」并行不违;「武士道」为财阀们争夺资源的战争提供激励的源头。

 

21世纪初的中华文化寻根潮也不例外,一切经典与噱头都得服务利润圣殿——研究商鞅变法领悟企业营销,读《资治通鉴》把握同僚相处,看《论语》学管理[35];董事长们乐于诵读《诗经》修缮茂陵,追念唐风汉武,也乐于倡导红色「铁人精神」,因为后者有利于高管们向职工灌输「‘为市场提供最好的服务,为企业创造最佳的效益’的企业核心经营理念」[36](中共大庆石油管理局委员会)。

 

「汉武」现象警示我们,今日中国已迎来民族资产阶级文化振兴的初级阶段;更多更猛的爱国浪头打来后,左翼青年中间坚持工人阶级独立意识的努力会变得异常困难。受被统治地位的束缚,无产大众没法单独创造出成熟的阶级文化;所有的「工人文化」与「革命文艺」要么是群众斗争高潮的产物,要么属于社会思想深处迸发的火花,灿烂可喜却绝难长久。晚期资本主义在社会生产领域的腐朽性越深,就越挖空心思地操纵人心;就整体来说,只要尚未推翻资本统治,工农群众注定要被动地接受老板们无奇不有的精神辅导,包括「‘工农专政’是‘中庸’」[37],而「社会矛盾的缓和需要的是建立在‘中庸’基础上的‘以德治国’,需要精英阶层对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作出让步,真诚地为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着想」(老田)[38]等阶级合作鬼话。

 

但底层的反抗不会因此终止——精神灌输的威力敌不过阶级矛盾的存在。上流社会煞费苦心地为自己培养绅士(「按照圣贤教诲立身处世、内外打通的新型君子」[39]),君子们的血汗工厂则为工人解放制造着一批批阶级战士。劳苦大众本就不需同主流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文化激辩」,以建立工人国家为目标的阶级斗争才是我们的主战场。

 

工人革命胜利后的无阶级社会,人们固然会尽情创造无尽辉煌的新文化,但也会——人类史上第一次——尽情采摘已有的文明果实。摆脱了阶级社会固有仇恨与偏见的自由公社里,汉服、腰鼓、日本刀、阿拉伯舞、苏格兰风笛或《荷马史诗》一样,不再充当资本扩张、和精神压迫的文化载体,而化作自由生活方式的单纯元素;正如先贤海明威所说,「这个世界如此美好,值得为它去奋斗」。

 

25/03/05

 

 

 


 

[1]「《汉武大帝》:视觉祭祖与国民集体心跳」2005313日《东西南北·大学生》

[2] 2005131日《新京报》总323期「《汉武大帝》:强者精神与盛世情怀」

[3] 2005119日《新京报》「一个王朝的背影之缘起:大汉风起」

[4] 2005217日《民主中国》杂志刘晓波:「杀人如麻的帝王戏与主旋律」

[5] 比如刘彻对卫青的一段台词:「你我是一代人,有些事是必须要在我们这一代做完。匈奴大患历经我汉家数代,无不受之牵制困扰,耽误了多少年。既然我们有可能在这一代解决,为什么要留待下一代呢?不能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比下一代人高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6] 20041015 中国《新闻周刊》:秋风「中国人已经踏上寻找重建精神家园之路」

[7] 见《何新读史札记》中的「历史学与‘国民’意识」 。有趣的是,何新本人对汉武一剧的制作似乎也有很大影响。

[8]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4-12/27/content_2385499.htm新华网  20041227 「传统文化输血中国新外交」

[9] ttp://tlw.3322.net/dzhwhdhx.htm 老田「对中华文化的核心主张‘仁义道德’进行重新解读---兼谈‘以德治国’和现代新儒家」

[10] http://tlw.3322.net/kmhml.htm 老田「孔墨和马列,谁才是毛泽东的老师」

[11] 就台湾问题,这班崇毛派理论家赤裸裸地宣告「台湾问题不是什么纯粹的土地问题,也不是什么政治统一和主权完整的问题,而是中华民族能否以合格竞争者的身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20031125日老田「台海战争的两种打法」)

[12] 何新《最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一书中「论汉武帝」一文

[13] 《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张文木「大国崛起的逻辑」

[14] 《中国经济时报》 2004115日「中华传统文化能否涵育现代商业精神? ——第二届‘中华儒商国际论坛’学术观点综述」

[15] 同上

[16] 200523 《南方周末》「端详汉武帝:艺术归艺术历史归历史」

[17] 同注释3

[18] 《南方都市报》200528 葛剑雄:「《汉武大帝》们为何长盛不衰」

[19] 2005310日「王蒙:‘帝王戏’‘丑角戏’不良影响过多」

[20] 新浪观察2005226日徐晋如:「忘掉岳飞,好好过自己的生活」

[21] 同注释7

[22] 2004316日《经济观察报》许知远「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

[23]《何新读史札记》「历史学与‘国民’意识」

[24] 同注释1

[25]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为什么敬仰汉朝」

[26] 2004/71 《中国青年报》卢跃刚「棒喝时代:谁是有文化意义的中国人?」

[27] 仅诵经运动就有数百万学童参加。

[28] 中新网1217日电「中国文化部长:文化产品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29] 同上

[30] 成立百家海外孔子学院的计划,是官派宣传低效率和荒诞性的一个好例子,因为国内尚无一家类似国学机构。事实上,成立海外学院的动机很大程度上与公职人员希望借此出国有关。

[31] 200522日《新民周刊》倪乐雄「《汉武大帝》:被冷落的进攻大师」

[32] 同注释23

[33] 200482日《中国新闻周刊》秋风「保守主义浮出水面」

[34] 同注释6

[35]「生活方式:用传统文化方式过现代生活,可能吗」200472 《城市画报》

[36] 200396 《求是》杂志「铁人精神:推进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37] 同注释9

[38] 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50 老田《体认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与对‘中国式道路’的艰难探索》

[39] 同注释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