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新中国的前世与今生

               ──从中国「和平崛起」论谈起

 

刘宇凡

(转载自红鼹鼠第三期)

     

近一年来,有关中国如何高速发展,怎样强大的报导铺天盖地;御用文人也高唱起中国「和平崛起」的颂歌。

     

中国的确是大国。中国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系,第四大出口国,当然也是进口大国。2003年中国生产了全球一半照相机,三成空调和电视,同时又是全球的铜、锑、锌、白金、钢、铁等的第一大消费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在资本进出方面,2003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的引资国;在资本输出方面,虽然基数很低,但近年高速增加。咱们中国的大企业,例如海尔,TCL,华惠等等也正在向全球扩张。当然还有载人卫星升空。大陆〈学习时报〉一篇文章断言:

     

「到这个世纪中叶,中国一定要达到,也一定能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1]

 

越强大越堕落

      

问题是,中国也是贫富悬殊非常严重的大国,意味着过去廿年的新创财富中,绝大多数给官僚集团和新生资产阶级所侵夺。中国越崛起,工农阶级就越被踩到地下,环境破坏就越严重。到了这一步,一切真正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的仁人志士都要反思:这个国家还有几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它彻彻底底属于官僚集团和资产阶级的,且与劳动人民为敌。任何有关劳动人民或者中国前途的讨论,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十多年前,当我们主张中国国家性质已经发生质变,不仅中国人反对,连国际上和我们比较接近的激进左派也反对。到了现在,一切已经改观了。在外国,一向死硬支持中共的菲律宾共产党,近年也改弦易辙,承认中国复辟完成。另外,去年七、八月合刊的美国左翼刊物〈每月评论〉,全册专文论证这个问题,引起广泛注意;在国内,祟毛反对派继续惨受镇压,连悼念毛主席都可能入罪,这个事实也终于使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个结论。今天左翼的下一个政治任务,就是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探讨资本主义新中国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它的扩张所引起的世界和亚洲政治形势的改变,以及左翼的方向和任务。本文只是拋砖引玉之作。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只是刚开始。在南韩,有些左翼把中国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理由是中国越来越强大并对亚洲各国形成威胁,对内则对新疆、西藏实行民族压迫。另一方面,在中国左翼圈内,又有人认为中国正在沦为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半殖民地或者依附性国家;由于这些观点都很粗糙和欠完整,不值得以此为本文的讨论依据。这里谈到它们,勿宁说只是借以为引子而已。我们认为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都不正确。中国远未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但是也并非弱小到纯粹是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简单归类都犯了忽视资本主义新中国的独特性的毛病。[2]

 

并非真正的世界工厂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任何一个总量数字都会非常巨大。可是一除以人口平均,就立即显出一副落后国的穷酸相。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02年排行世界第六,但是平均国民收入排行第111位。中国是出口大国,但是一半的出口额来自外资企业;它们的盈利将来多半汇回母公司。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是前上海市长徐匡迪比较老实,他说中国只是加工中心而非制造中心,意味着为外国品牌生产的中国企业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

     

大陆一份研究说,为美国品牌和市场而生产的中国企业,再加上中国贸易公司,二者的总和只能得到10.5%的附加值;香港贸易公司则分到26.3%,而美国的品牌公司和美国零售商却分别获得42%21%的附加值。[3]许多贴上「中国制造」卷标的先进产品,其核心技术仍然来自外国。

     

近年传媒常报导中国大企业大规模向外扩张,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无改中国仍然是资本输出(这里是指对外直接投资)小国这基本情况。资本输出可以反映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价值有多少支配能力。常态的帝国主义国家通常都有大量的资本输出。可是,中国在这方面却不高,资本输出在2002年位居世界第22位,总额只有28.5亿美元,比香港的176.9亿美元还要少五倍。累计的资本输出也非常少。另一方面,中国是资本输入大国,2003年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资本输入的项目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劳工的产业资本,又或是收购合并国企,较少是投资于高科技项目。尽管外资投资过去廿年呈现产业升级的趋势,但未根本打破上述格局。这种资本输入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难免具有依附帝国主义的特性。所以,从经济上看,中国的资本主义远非帝国主义,而且不脱依附性发展的特性;也就是说,中国的资本积累有相当部份须要服从帝国主义的积累需要,并且因此多少妨碍了本地的较为健全的经济发展方向。[4]

国家机器,无远弗届

 

但是指出中国有依附特征并不足够,还要比较明确地说明究竟依附到甚么程度,是否达到整个中国都已经是美﹑日﹑欧的半殖民地﹖

     

上文提到中国经济总量很大,但是人均生产总值很小。话说回来,世界市场的竞争毕竟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进行的,所以经济总量的大小还是不能忽略的。经济总量很大,这就使中国与别(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同。世界上类似的国家大概只有印度。可是,印度无论在人均生产总值还是经济总量都相当不及中国。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印两国在1980年人均总值相差很少﹔而中国现在超前印度一倍,只是最近二十年发展的结果。为甚么中国近年有这么高的经济增长﹖究竟中国有多大发展潜能﹖

 

纯粹从目前的经济数据看,中国仍然是个低度发展的国家,可是问题就是对于中国,我们不能局限于经济数据,更要考虑到政治军事的条件,特别是从1949年革命的政治遗产看这个问题。一旦从全盘来考虑,就会发现复辟的中国是一个在世界上具有独特位置的资本主义大国,具有资本主义大发展的优越条件。

 

 

首先,中国具有强大而集中的国家机器﹐这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所没有的。不论现在所谓新自由主义怎样流行,实际上几乎所有后进资本主义都须要强大的国家干预而非纯粹依靠自由市场来发展工业。从前的日﹑德和所谓四小龙之二的南韩与台湾都是这样。1949年中共在推翻了国民党统治之后,重建了一个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强大和集中的国家机器。在1949-1978年之间,掌握着这架机器的官僚,在专横拔扈方面超过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它不同于国民党的国家机器的地方,就是它压迫资产阶级更甚于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连存在的资格也被取消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勉强说这个国家机器多少为工人阶级服务。不过,既然它不受(自己所声称为其服务的)工农阶级的任何民主监督,那么它今天可以「兴无灭资」,明天也可以「兴资灭无」。不过这是后话。回到我们所讨论的5070年代,官僚就是通过这架机器把广大农民的少量剩余集中起来并用以资助「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初步建设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到了七十年代末,尽管中国在人均产值上同印度相差不多,但是论到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基础,中国已经大为超前印度。

        

1979年邓小平上台后,「计划经济」逐步让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读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前途被彻底拋弃了,但是这个巨大而集权的国家机器并没有拋弃,反而成为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推动者,并且在现有工业基础上很快发展新产业。另一个反面(对官僚来说是反面)例子是前苏联。前苏联由于种种原因,官僚采取了另一种复辟路线,就是有意识地瓦解了原有的国家机器,而当各共和国的官僚各自再重建它们的时候,新的国家机器已经大不如前了。中国并不是这样。中共在苏联崩溃之后,多次强调它镇压了八九民运是正确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保持稳定。从保持复辟的稳定来说,这是对的。在复辟新时代,中央集权的程度无疑大为降低了,但这并不等于国家的作用大为减少,只是从过去集权中央变为下放权力,逐渐向地方政府倾斜。这是国家机器的内部权力的重新分配,而非拋弃国家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上的作用。私营经济诚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是发展高新产业的主要投资者和受益者。

 

     

只要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有决心发展哪一个产业部门,就可以做到。所有同军工部门有关的产业,例如航天,固然一直就这样。就是手机、计算机、软件等等新部门,也一样由国家和国企推动,所以才能在短时间内从零开始,发展到现在开始同外资争夺市场。现在中国诚然还没有达到同外资在尖端科技上平分春色的一步,可是在先进产品上发展之快,也的确令人目不暇给。在这方面不能看扁中国的潜能。

 

可以说,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门类齐全的工业,特别是生产设备。这笔遗产在复辟后继续发展,使中国具有比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为多的优势。虽然在复辟初期中国仍然要大量进口外国设备,但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使它能够较快地消化外国技术并较快实行国产化。这样,当别人仍主要依赖昂贵的外国进口设备的时候,中国却逐渐自主,使中国产品成本较低,价格很具竞争性。

 

国家主义与资本积累

 

国家机器一面用双手提拔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另一方面就用铁靴踩住工农群众。被剥夺了起码的自卫手段(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的群众,几乎只能默默忍受最残酷的剥削,毫无自卫能力。而当中民工更是三等公民。中国剥夺工农的组织自由之彻底,白色恐怖之厉害﹐造成工农群众完全是散沙一盘,这种局面,今天全世界大概无出其右。大约只有在法西斯主义德国,或者是战后的南韩与台湾可比拟﹐甚或有以过之﹐因为南韩和台湾的党外运动从未止息过,也一直存在左翼工运骨干。中国现在连这两个条件都没有,致使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水平简直倒退到二十世纪初一样。这对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简直是最理想条件,也当然是外国资本理想的投资天堂。大陆一个德国商会主席解释为什么外资涌入中国时指出:其它国家工资高,又有工会。中国则相反。[5]中国实际工资水平低到只够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使工人文化发展日益困难,而且就连这个费用也越来越被拖欠;去年欠薪竟然高达三千亿元。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像中国那样彻底踩住工人﹖

 

 

去年74日的纽约时报有一篇长文叫作〈中国世纪〉,其中一段这样说:

     「芝加哥大学一位中国历史教授Praseajit Duara指出了这样的矛盾:『从前共产党驯服了劳工,又把有组织的劳工变成一个易受管教的整体,以便共产党能不断地把工人动员起来。马克思主义者不妨把毛统治下的中国看作是为资本主义发展而准备了条件。』一支服从的劳工队伍使管理费用降低。尽管中国工厂有大量工人,可是管着他们的管理人员,按西方标准却显著地少。虽然还要看工作性质,但是你可以看到15个经理管理5000工人,显示工人是多么难以令人置信地自律。」[6]

 

        

经过半世纪的工业化,中国有六成人口仍是农民身份。这个事实反映中国工业化的原始性质:由于工业积累的资金主要来自农民,这在成就了城市发展之余,害苦了农民。农民几乎是被隔离于城市和现代化之外,过着原始生活。但是这种落后性今天却恰恰成为后来资本主义大发展的优势。农民成为资本主义的巨大的产业后备军。一亿民工,都是农民中的精华,年青而又较有文化,先后被吸引到出口加工区成为廉价劳工。诚然,比中国民工还便宜的劳工,世界上大不乏人。印度工资可能比中国民工稍高,但孟加拉就比中国低,可是孟加拉没有双位数字的经济增长。所以中国优势不仅在于工资低廉,而且在于有国家机器对劳工的良好管理(对资本家而言是良好)。任何人比较过中国的出口加工区和东南亚的出口加工区都知道,地方政府不仅搞基础建设搞得好,可以把整条整乡村铲平然后变成工厂区,从通讯、供电到俨如监狱的大型工人宿舍,一应俱全,而且有一大套制度把工人管得死死的。这是典型的「军营资本主义」(考茨基语)特别是中国户籍制度﹐这种把古代人身控制与现代斯大林式的官僚集中制度结合起来的可怕的管制﹐其严格程度几乎为世上各国所无。这是确保农民工乖乖受超级剥削的有效工具。这个制度对复辟的好处怎么说也不算过份﹐并且再一次说明中共怎样成功地把中国的落后性转化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一面是旧工人阶级──过去社会主义国企的工人──被局部瓦解,被裁掉几千万,余下的则从「领导阶级」变成雇佣奴隶;另一方面是从分散的农民中捶炼出一亿新工人阶级---没有「领导阶级」的经验,没有任何集体记忆,相对文化低下,准备接受任何工作。此消彼长意味着两个部份的工人阶级的待遇一块下降。而缺乏起码的结社自由使这两个彼此隔阂的工人阶级要克服竞争极为困难。事后看来,国家实际上是利用分散落后的农民来摧毁待遇较高﹑具有集体记忆的旧工人阶级,以便为资本积累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几亿文化落后的农民,彻底欠缺工会自由,工资低廉,包括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也相对工资低廉,强大的专制主义国家,较健全的工业基础──这些都是中国比印度优胜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大量吸引外资,而印度不能;2002年,前者获得493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印度只有30亿。

 

2003年中的一期经济学人这样报导一位印度制造商对印度民主的看法。他说﹕

 

中国产品比印度产品更有竞争力,所以「我们要么入口中国产品,要么输入中国模式。许多印度人都相信,印度在经济上不如中国,相当程度是因为政治制度。中国是一党专政国家,政府和它所支持的产业都可以为所欲为而不须容忍任何反对,可以任意改变法律、搞基本建设、发出牌照、伪造帐目。在印度,不仅每一步都要跟一个无能、贪污和多管闲事的官僚打交道,而且民主制度本身带来了额外的成本和拖延。」[7]

 

革命的遗产与复辟

 

但是中国也有其比较「先进」的社会条件,而且都同1949年中国革命的遗产或者特点有关。

 

首先是土地革命的成果还基本保留着。

 

当年革命的最高纲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半途而废,而且可悲地被背叛了;国有财产已经被化公为私。资产阶级被消灭,现在又重生了。但是革命的初级纲领,即民族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及民族国家建设的意义上,却仍然保留着。首先是土地革命的成果还保存着,消灭了的地主阶级没有像资产阶级那样重生。小农仍然保有小块土地,尽管正在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侵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的发展障碍已经完全被消除﹔反观今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地主阶级还在,意味着农村经济剩余大多只能流进地主阶级口袋,或者被他们消费掉,或者重投入土地兼并中,总之很难用于生产性投资。而资本主义新中国比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主义还更为「纯粹」,所以在8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剩余能够流进工业部门,资助乡镇企业迅速发展,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重要支柱。此外,广大小农还有一小块土地,使民工有了一点社会保障(扣除苛捐杂税之后自然所余无几),这样就降低了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增加了资本的积累率。

    

     

其次,当年中国革命没有充份完成,遗下了台湾、香港和澳门这三块资本主义地区在「社会主义」祖国门外。当年的憾事,今天变成对中共复辟的好事。印度是一个富亲戚也无。前苏联阵营也一样。中国虽穷,却有几个有钱亲戚;特别是香港,它在促进中国大陆迅速资本主义化,在帮助大陆培训了第一代资本主义管理人才和管理方法,在提供工业及金融资本方面,在思想上襄助邓小平消灭最后一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心,总之在复辟的一切方面,香港的作用不可或缺。1984年中英签署了英国交回香港的协议之后,香港的资本家已经这样说﹕中共在政治上收回香港,但是我们则要在经济上收回大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香港资本家大志已酬。台湾、香港和澳门对大陆经济同化已经彻底成功了。两岸三地的经济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一体化了,于是才有什么「大中华」论述。

 

所以,尽管复辟发生了,但是并没有完全回到1949年革命的起点,没有回到一个还存在地主阶级,还存在一个受欺凌的弱势民族国家的旧中国;它只是回到资本主义,而且由于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建设了强大民族国家,保障了中国资本主义有着比其前世更大的发展,也具有比许多同一发展水平的第三世界国家更大的优势。再加上幅员广阔和人口众多,更使中国成为非比寻常的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它一面具有局部依附性,另一面却是政治军事上的强国,而这一点使中国资本主义具有不少经济潜能,在亚洲与世界举足轻重。

  

 

亚洲各国的资本家早就不用我们提醒而痛感到这一点了。上文提到每月评论的专文,第四章分析中国「崛起」怎样造成亚洲各国之间的恶性竞争。中国已经从低增值工业产品出口逐步升级为较高增值的产品,具体例子是从过去纺织品、鞋类、玩具升级为电子产品;这不仅抢去处于较低工业发展的国家例如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市场份额,而且逐步也威胁到新加坡和南韩这样的较先进国家。从前中韩两国在贸易上的互补关系已开始部份地转为竞争关系,包括重工业产品例如钢铁和化工。在同所有其它亚洲国家争夺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国也日益胜过它们,包括南韩。中国的强大竞争使亚洲各国的经济部门面临重大重整,个别部门还要收缩,并且造成劳动待遇的竞相下调。

    

中国虽然还远非日本对手,但是这不表示中国没有为日本劳动人民带来损害。第四章末指出,日本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和邻国使日本制造业劳动人口从1992年一千五百七十万减为一千三百万,净减近三百万。

 

最后作者说:

    

「中国的资本主义增长战略产生了区域、全球以及本国的矛盾。只要中国把整个东亚区域更紧地绑在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上,中国的转轨就会加剧生产过剩与不稳定的危险。」[8]

 

中国的官商越来越有自信了。这就是为甚么中国政府积极追求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以便加强对亚洲的影响力。对中国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来说,代表他们开始有能力从事经济扩张。海尔的「首席执行官」(好一个极具官僚资本主义特色的译名)扬言,西方跨国公司像一头狼一样,那我们也要变成狼,好和他们嘶咬。然而,这样子的「中国崛起」,无论对于中国劳动人民还是亚洲以至全世界劳动人民而言,只是双输局面。表面上是中国人,包括中国工人,都得了益处,因为中国资本家抢到生意,工人抢到别人的饭碗。其实这句话只有前半句是对的。因为大陆工人所得到的,已经不是外国工人原来的比较高薪的「饭碗」,而是一个新的﹑但小得可怜的「饭碗」。何况,在民工得到这个小饭碗的同时,几千万国企工人却因为同一个原因(本土资产阶级要同外国资产阶级竞争)丢了饭碗。

 

危机不可免  

 

中国现在虽然具有依附特征,但是应该说这种依附性暂时只是局部现象,所以不能说整个国家都是经济半殖民地或是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勿宁说,中国是一个具有局部依附性发展特征的﹑落后而又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从中长期来说,它有潜能发展为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由于人口众多,即使只有人均产值五千美元(现在是一千),也足以成为一个令欧﹑美﹑日颤抖的资本主义强国,也能使自己依附性逐步减少,自主性逐步增加──如果中国共产党政权能够在未来五十年维持稳定的话。

     

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是否真能在未来五十年维持稳定。当中国企业占有更多世界市场份额的时候,它同各国的矛盾就会加剧,而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也不会坐视中国的「和平崛起」。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发展到廿世纪初就已经到了这样一步:即使个别落后国还能上升为发达国,其成功最后也多份以更多的生产过剩和制度性危机为代价,最后甚至通过战争重新瓜分世界。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真正是「和平崛起」的。看看上一世纪前半叶的德国、日本就知道。二战之后,德国和日本又重新抬头成为出口大国,同美国竞争市场,直接导致七十年代初的世界性生产过剩,使资本主义经济只能长期缓慢增长。这是一切都市场饱和的时代,非经震荡和危机,是容不下强大的资本主义中国的。触发世界大战大概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在亚洲发生局部性的战争,就并非完全不可能了。最后,全球生态平衡也不可能容纳追逐霸权的资本主义新中国。勉强为之只会对全球环境造成不可恢复的破坏。

 

再者,中国越是以低价竞争去争夺世界市场,就越要加强对国内劳动人民的剥削。但是这种剥削已经引起反抗,甚至连民工这样分散落后的工人阶级,也越来越愿意斗争了。任何对未来中国的预测都必须考虑这个重大变量。群众性抗争高涨难免使工资增长,那么中国的竞争优势就要减少,就像南韩的经验一样。

 

第三,中国的高速增长,一半依赖外资与外国市场,一半依赖高筑的内外债台,而这两个方面都不是稳定而长期的增长的可靠基础。所以,虽然我们不能抹煞中国在未来五十年持续发展为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可能性,但是相反的可能也有甚至更大。如果再考虑到中共官僚集团的彻底腐烂,考虑到从商品到数据无一不假的情况,那么中国发生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可能性就会不小了。强大而集中的国家机器确保了过去二十年的资本主义大发展,可是必然的代价就是各级「第一把手」更疯狂地侵吞公共财产,更无耻地借债和造假数。这一切都是为将来的危机铺平道路。

 

最后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中共的党内斗争。无疑中共终于学会了和平交班,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入世后过渡期的结束,将有更多关键经济部门受到外资冲击,特别是金融部门。在这个情况下,中共内部日后可能会分化出官僚买办派和官僚强国派,并产生新的党内斗争。在复辟第一阶段,赵紫阳和邓小平就因为过份迁就外资,造成不少恶果,而在九十年代下半引起强烈不满。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与美军机碰撞事件﹑台湾独派上台等等因素的刺激下,强国派要整军经武的呼声近年越来越高。军队的需要刺激关键产业的发展﹐从芯片到造船技术,从国产运输机到国产发动机,无不如此。但是今后的发展方向是朝向较为独立自主的方向,还是朝向较为迎合帝国主义的路线,这还要看中共领导层怎样做,以及党内会不会发生路线斗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量。

              

 

不过,即使以目前规模,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弊害也已经够损害环境和世界劳动人民了。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这对孪生子,不仅通过对内残酷剥削中国工农﹑而打碎了许多国家的劳动人民的饭碗,而且随着中国企业日益须要对外夺取原料、能源而大量收购外国企业,中资也日益成为外国工农的直接压迫者,恬不知耻地在印尼油田欺压当地居民,污染当地环境,在秘鲁矿场开除工会领袖。这种对外掠夺资源和市场终于在最近的西班牙引起强烈反弹:大批中小型鞋商放火烧掉中国进口鞋。好笑的是,国内有人立即呼吁中国政府起来「保护民族工业!」明明是你们去挤垮人家的「民族」工业,你们倒贼喊捉贼!

 

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这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并不是劳动人民的中国;那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新中国。对于这个新中国,劳动人民只能与之斗争、直至其为劳动人民的中国所代替为止,而决没有拥护的义务,尤其没有拥护它成为亚洲资本主义强国的义务。

     

大陆有一股可称为「强国左派」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满口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词汇,对劳动人民深表同情,对领导人迎合西方跨国公司深表愤慨。但是如果你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觉他们只反对新自由主义,不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只赞成保护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国内外市场份额,却不赞成真正保护的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与就业权利。这些强国左派其实不是什么工人阶级左派,而是资产阶级左派,客观上不过是为官僚强国派出谋划策而已。一位颇有名气的强国左派这样批评当局参加世贸:

     

「为什么要赶忙参加世贸?只有当我们中国有了5060个跨国公司,当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八千美元,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应参加世贸。现在就参加,是在放弃自己的市场,把我们国家的前途割与外国人。中国不能只靠外国直接投资来增长。我们需要有宏图大志去发展国内的企业家精神和本土的公司资本。」[9]

 

这句话同海尔「首席执行官」的「狼就是要嘶咬」论真是异曲同功啊。

      

大陆的左翼朋友由于刚刚开始思考﹐所以至今仍然没能看穿这些「强国左派」的本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这一事实。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许多左派本来以继承毛泽东主义为理所当然,而毛泽东主义作为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变种,它的社会主义本质上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工人国家的官僚层的民族社会主义。当官僚的民族社会主义彻底破产之后,那么退回民族资本主义,不仅对官僚,而且对那些只知有斯毛,不知国际社会主义道统的左翼朋友来说,简直就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了。

      

大陆左派的民族狭隘性的另一个来源是因为陷于历史惯性之中不能自拔。对中国人来说,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的反殖民主义特性,所以从头起很容易肯定民族主义。事实上,在当时这是一种进步的民族主义,因为这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然而,民族主义(或是爱国主义,其实一样)到今天已经没有任何进步性了,因为中国的民族革命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即在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用了一种奇特的方式完成了这个任务,而且完成得非常好,以致今天中国不仅摆脱了被压迫的地位,而且已经强大到可以变成压迫别人的民族国家呢。

 

相比于美帝﹐中国当然仍然较弱﹐但它毕竟是核子强国﹐又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并非直接或间接受帝国主义支配压迫。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剥削﹐那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真的在经济上支配了中国﹐而是中国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权自愿向帝国主义捐输﹐从剥削自己的工人「同胞」的共同事业中分一杯小羹。而且因为中国的政经力量较强﹐其资产阶级能够逐渐地分赃分得较多。中国还没有资格真正称霸亚洲﹐当然更没有资格称霸全球﹐但是现在固然无论哪个帝国主义都不敢攻打中国﹐而且中国自己确实已经开始扩张。要知道﹐并非只有帝国主义才会压迫别的民族国家。没有人会说印度是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它照样去压迫尼泊尔和锡金。中国今天事实上也在从事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国际扩张﹐也开始欺负别人了。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大量兴建水电站﹐完全不顾下游各国人民的死活﹐就是一个好例子。[10]总之﹐历史的舞台已经改变,在这个情况下还要搬演民族主义的戏,那么这种戏只有赤裸的反动性了,因为这不过是在本土资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分赃斗争中站到前者一面,认贼作父,为虎作伥而已。

 

1991年出现了一本小说「黄祸」,内容说中共在六四镇压之后引发国家崩溃,几千万难民外逃,危及全球云云。十几年之后的今天,实际景况似乎相反,中国一片繁荣昌盛。殊不知,繁荣昌盛的资本主义中国,对中国以至世界劳动人民也是一场灾祸啊。为害的当然不止是资本主义中国﹐还有美﹑日﹑欧的帝国主义。对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者当然要反对它。可是社会主义者只能用国际社会主义去反帝﹐不能用中华民族主义去反帝。其次﹐每个社会主义者的天职是首先去反对其本国的资产阶级政权﹐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也应该首先反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权。只有在帝国主义真正侵略中国大陆的时候﹐才须要因应时势而在策略上对两个任务(反帝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权)之间作出轻重缓急的区别。反过来﹐用民族主义去反帝﹐只是在劫上加劫,灾上加灾而已。劳动人民的真正出路是建立自己的国家﹐实现从下而上的全球化,建设全球性的大同社会,而不是各自支持「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权从事对外的经济和政治扩张。

      

归根究底,民族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并不属于工人阶级,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反对民族情感或者民族文化的自由发展,但是基本上要同民族主义划清界线,连进步的民族主义也要这样。这是因为民族主义的要害不是鼓吹民族情感,而在于它是把所谓「民族利益」表面上抬高为高于阶级利益以至其它一切利益之上。但是,根本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一致的民族利益」。每一个民族都划分为同阶级,而当中的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彼此感到相近得多,而同自己的工农阶级相远得多。即使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尽管它具有进步性,社会主义者也不会让自己混同于这种民族主义,而是在推动工农的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同时也展开自己的阶级运动,把反民族压迫的斗争同社会主义前途而非同民族主义前途──即资本主义前途──连系起来。这是社会主义的ABC

 

「觉悟的无产阶级就不能站到资产阶级的『民族』旗帜下面去……………民族运动实质上既然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11]

 

      

写这几行字的青年斯大林在当权后并没有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反而大俄罗斯主义就实行了很多,但是这些话本身还是对的。可是,今天还自命继承斯大林、毛泽东道统的一些强国左派,自己却恰恰忘掉斯大林这句话,跑去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鸣锣开道。

      

中国政府现在还不愿高调地搞「爱国主义」宣传,因为它还要讨好外资,而且悄悄增强实力比高调宣传更好。但是,这不表示民族主义,特别是右翼民族主义,不会抬头。中国越是深深地整合于世界资本主义,就有更多企业和工人受到全球性竞争的影响,就越为民族主义甚至是大汉沙文主义的反弹提供养份,那时候各种各样的「保护民族工业」的呼声就会增加。

              

社会主义者有责任保护小农的生计,也有责任反对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的支配,但是社会主义者必须同民族主义立场区别开来,也必须避免使用合混不堪的「保护民族工业」之类的口号。强国左派那种「民族保护主义」的错误在于他们往往只反对外国资本渗透中国,却不反对甚至支持中国资本和商品渗透外国,即支持中国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不屑区分什么「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我们要区别的只是劳动人民的具体利益和中外资产阶级的具体利益,任何时候都支持前者反对后者,任何时候都坚持工人阶级的政治与组织的独立性。

 

掘墓人如影随形

 

如果勉强说资本主义新中国还有一点历史进步性,那就只有这样一条﹕资本主义复辟在为劳动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在为自己锻造出更多掘墓人。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人阶级只有八百万,占全国劳动人口只有几个百份点。现在呢,工人阶级已经高达两亿多,占全国劳动人口三成多。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把高达一亿的农民捶打成现代无产阶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有这么多的工人阶级。当代中国历史的三部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虽然够曲折,但是工人阶级的数量发展倒是一以贯之的。这个事实也再次说明﹕一个社会可以做到没有资产阶级,只有劳动阶级,可以真正「兴无灭资」,但是不可能做到「兴资灭无」,不可能做到只有资产阶级,没有工人阶级。实在呢,资产阶级是社会生产的多余阶级,而工人阶级才是必不可少的阶级,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生产阶级,只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只要有资本主义,就会有工人阶级,那么,社会主义的希望就不会熄灭。所以,如果当代中国工人阶级铁了心要结束资产阶级的剥削,这并不是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所欠缺的不是成熟的经济条件,而是工人阶级的主观意识太落后。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首先因为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得太惨。今天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重生,正正因为这种惨痛的教训像铅块一样重重地压在人们的头上,特别是压在知识分子的头上,使到很多人至今仍然宁愿向资本主义的现实低头也不愿意再思考其它社会出路。他们不知道,失败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官僚层的「民族社会主义」。只要他们了解到这一点,了解到过去的民族社会主义断断是空想,而现在的民族资本主义又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进而明白到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才是世界劳动人民的出路,那就不会重蹈覆辙。如果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把握了正确的奋斗方向,那么由他们再一次埋葬资本主义,而且是一劳永逸的埋葬,这并非不可能。试图在这个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打造一个万世不朽的大中华资本主义共荣圈才是不可能呢。

 

 

 

 

2005131

 

 

 

 

 


 

[1]<学习时报>243期。

 

[2]李民骐在一篇论文中认为,中国的阶级结构(特别是农民仍占四成强)和工资水准使中国归类为边陲国家,但是按经济结构则应归类为半边陲国家﹐因为中国工业部门齐全,从低增值一直到高增值都能生产。且丢开李民骐所根据的「依附论学派」本身有多正确不说,就以他的论文本身而论,含有太多臆断成份。不过,他的见解还是有点参考价值;他多少指出了中国的矛盾状况。不过我们宁可用另一种方式去谈中国的矛盾性。(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mise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Exploring historical possibil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

[3] Ma Jiangtang’s speech in the 2002 ‘strategic forum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China’. 转引自李民骐论文。

[4]这里使用「依附性发展」的词汇﹐并不表示笔者采取了弗兰克﹑华伦斯坦等人的依附学派学说。我们是在一个窄小得多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来形容落后国家的资本积累具有首先满足帝国主义需要的特点。这个特点使落后国家的发展被扭曲﹐但是不一定达到根本否定落后国有发展工业化的可能﹑以致要永远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这同依附学派的见解不同。他们基本上否定这个可能性。但是近几十年来的实际历史已经证明依附学派的说法太极端﹐无法解释为甚么战后不少落后国达到了工业化或半工业化的事实。

[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0th Oct 2001, Hong Kong.

[6] The Chinese Century, by Ted C. Fishman, New York Times, 4th July, 2004.

[7] The Economist, 21st June, 2003.

[8]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2004.

[9]对韩德强的报导。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th May 2003, Hong Kong.

[10]「中国云南省在澜沧江(湄公河上游)兴建八个梯级水电站的计划,会改变生态环境。该计划会改变河流的天然丰水与枯水周期,减少泥沙的输送。这些环境的改变会影响数以百万计居住在下游的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人的生计。即使面对这些潜在影响,在没有咨询下游邻国,及没有真正评价工程对河流与人的影响的前提下,澜沧江上的水电站建设依然继续进行。」中国河网﹕http://www.chinariver.org/

[11]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75页﹐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