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州文字狱,略谈左翼人权保护运动

 

 

许志安

 

200499日(毛泽东逝世纪念日),郑州左翼分子张正耀在本市紫荆山广场散发政论性的悼念文章「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以下简称「永远的领袖」),当场被捕。同年1224日,当地法院以「诽谤」罪判处张正耀和(文章作者)张汝泉有期徒刑三年;文章复印者王占清和张正耀的妻子葛黎英也受株连,命运未卜[1]

 

「永远的领袖」一文犯了何等天条?张汝泉等人究竟在什么地方让当局大发神经,以至如狼似虎的国安密探盯着他们已达数年之久[2]?对中国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来说,这起事件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二张」文字狱的现实意义

 

 

首先,「永」案本身平平无奇,只是国内镇压异端言论的一桩流水公事,并第N次证明无产者的政权斗争与民权斗争(争取政治自由)密不可分。十数年里,新生资产阶级国家继承和强化了原有专制机器,从未稍停对(包括有产阶层在内)各色反抗活动的压迫和戕害。随着有产者实力渐长和宪政改良的发端,「违规」私人大资本及其学界枪手多少能得到「柔性处理」[3],广大底层异议者的遭遇则坏得多——酷刑、陷害、刑期不等的监禁和「约谈喝茶」式的威逼恐吓,多年如一日地纠缠着大批民间维权和政治活动家(从自由派到崇毛派),更不必说成千上万欠缺「驯良」的无名工农。

 

至今为止,文字狱始终是大陆政治迫害的重要部分。资本主义复辟后,社会-经济生活的畸形发展,日趋深刻的贫富分化和普遍性劳资摩擦,使得上层对思想领域内任何阶级分析的苗头都很敏感,千方百计欲把工农的精神觉醒扼杀在摇篮中。从这点(从阶级立场看问题)来看,「永远的领袖」恰好撞在枪口上。当局死攥腰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遮羞布而不放手,「永」文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在视金钱为神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的社会地位是由拥有金钱的多少来决定的,有钱的人也就是有权的人。社会极度地两极分化,已经把他们赶向了贫穷的一极」[4];执政高层留声机般重复「国企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永」文却一针见血地揭露「由于整个国家都为资产阶级所统治、所拥有,所以这个‘国有’其实就是资产阶级所共有,劳动者已经不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整个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5],寥寥数语,便扯掉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假面!由此看来,统治当局对作者张汝泉的缉拿和收监,实属意料中事。

 

如果把眼光放开阔些,九十年代绵延至今此起彼落的工农经济斗争,早就把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没有合法(或至少)半合法的工会等群众团体和舆论阵地,阶级斗争很难广泛开展;积极地争取自由权利,可让普通无产者初步获得政治经验。一句话,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工人阶级的一所大学校,而人权保护则属上述斗争的一部分。那么,如何开展人权活动,才能把无产大众日常利益保护(包括保护革命者)和实现战略目标(建立工人民主共和国)结合起来呢?

 

 

人权保护工作:革命工运的一个辅助工具

 

一百五十年来,无产阶级积累了丰富的斗争实践,自然也包括左翼人权活动的正反教训。简要而言,革命工人组织(主导和介入)的人权保护运动一直具有多重功能:

1.营救受到(资本家政权或厂主雇佣打手)迫害监禁的革命者和无产群众,减轻工农运动的受摧残程度,保护阶级斗争骨干和积极分子不致损耗过快;

2.在有群众基础的前提下,一场反响广泛的营救宣传能提高群众的阶级自信和基层组织程度,扩大革命纲领的影响和巩固先锋党的威信;

3.即使营救和保护工作停留在较狭窄的圈子内(同情工农的文化名流和个别上层人士;国际左翼力量的舆论声援),类似活动通常能缓解当局施暴的力度,使后者有所忌惮。客观上说,遭受打击中的工运(而共运无非是工运最先进的部分)特别需要组织良好的人权保卫工作,以维持和鼓舞阶级战士们的士气、增强后者的内部向心力[6]

4.在普遍缺少政治自由的专制环境中(比如当代中国),左翼人权机构可充当革命核心分子的掩体、避难所和代言人,是开展政治工作不可缺少的外围环节;

5.营救活动以保护具体受难者为第一目标,因此需要高度的灵活性和变通精神[7],同时,它不能以牺牲工人先锋组织的政治原则为代价(比如以党的名义向资产阶级国家求援)。

 

 

总之,鉴于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存在,剥夺了我们最大的人权——摆脱剥削获得自由的权利,人权活动充其量是工农大众的辅助斗争工具,它不构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目标,而要为后者(建立工人国家)服务。那么,目前中国的左翼人权活动现状如何呢?四个字:百废待兴。

 

 

束手无策的崇毛左派

 

 

近年来,出于有限改良的目的,资产阶级国家允许和推动了民间维权的部分合法化。除去官方的志愿者团体(支教、扶贫),各种海内外NGO(非国家组织)的类似活动亦方兴未艾,吸引着大批热心青年的参与。宗教力量、自由派学界和西方资本的文化社工网络在大陆悄悄坐大;他们资源雄厚后台硬、人才多、舆论管道多、号召力强,在大陆民间维权运动(特别是营救、关照政治犯)中取得了相当的主动权。凭借掌握的财政、媒体优势、良好的组织与专家队伍(比如律师),自由派试图与自发的工运结合起来,把后者纳入改良主义轨道,并初有小得[8]

 

与此相比,大陆泛左翼阵营的情况要复杂得多。限于篇幅,本文无意讨论泛左翼政治族谱,但说张正耀所隶属的崇毛派[9]。尽管崇毛左派在海外多年设点(比如北美的《中国与世界》杂志),对岸有盟军(台湾劳动党),国内有所谓「一大批老领导、老同志和党内走社派」保驾(?),却仍处于「思想混杂,缺乏明确纲领和策略路线,没有公开合法的统一组织,缺少领队人物」[10]的混沌状态,至今未摆脱面目模糊、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在他们较有基础的郑州,工人与私有化当局的激烈冲突导致「秘密逮捕、不加审判者不计其数。他们(当局——许注)在监狱中凌虐犯人、将灯光对准犯人长时间照射、殴打犯人、雇用不知情的民工打伤护厂工人、牵引狼狗驱赶群众」[11];历年郑州市民因悼念毛泽东被抓被打者远超三位数;在北京,不少毛左分子(从作家魏巍到年轻学生)不同程度地受过镇压机器的「关爱」,却迟迟未见圈内同志利用手中的海内外资源,开展有声有色的反政治迫害(遑论工农民权保障)活动。

 

同掌握的资源相比,毛左(以自我保护为目标的)政治犯营救工作显得很不到位,原因何在?固然有个别人口壮胆怯的因素,但把一切都归咎于此显然太片面。一般地说,毛左主流派具有下列思想特征——深刻的国家和领袖崇拜[12]、长期脱离阶级斗争造成的清谈风[13]、无比珍视与执政当局的传统与现实联络、浓厚的「前朝遗老话天宝」气息(包括部分年轻毛左)等等。上述特点使得毛左们常常喜谈「革命」冷对罢工;高喊反帝但却「狂顶」中华资本;愿意做(也做了许多)社会调查,却满身「国务院调研室助理」做派。从自我定位来看,大陆主流毛左自觉地扮演着中华资本强国路线的跑腿望风角色,他们的旗帜上首先写着「秩序」而非斗争、「国家」而非工农,「鼎盛」而非解放。如此一来,许多毛左人士或眼睛向上畏惧工农(特别是当工农起来反抗而非静听他们的「革命」废话之时),或一门心思「向党中央泣血哭诉」等等表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即使斗争立场较坚决的张正耀等人,入狱后仍习惯性地摆出「党是我的生命」之类孤臣姿态,反复强调「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以温家宝为总理的中央政府……使党和国家的面貌全面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新的变化大得党心、民心」「(胡温新中央)不是回避矛盾、掩盖矛盾,而是正视矛盾,积极地化解矛盾。……这当然是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心愿和根本利益的」[14]一类自欺欺人的梦话。而在毛左阵营里,则至今不乏「谁能想到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悼念自己的伟大领袖,悼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反而大祸临头犯了大罪呢?[15]等等可怜虫似的哀鸣!

当局选择1226日(毛诞辰纪念日)前夕宣判郑州案,带有顶风臭八里的警告和划线撇清味道(「国家是国家,毛左是毛左」)。二张事件过后,大陆的毛左如继续装腔作势「向党交心痛述走资之不可为」,则证明自己不过是一群毫无指望的老少衰人。话说回来,没有他们,无产阶级前进的更快。

 

左翼人权活动向何处去?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产者的各个派系都急于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话语权。民族主义自强集团大声指责竞争对手们「利用自己雄厚的资金和社会影响力,以专横的方式封杀公众舆论对自己的任何批评甚至议论」[16](左大培),同时积极贩卖自家的军国强硬路线。在「上奏」的「折子」里,左大培们认为大力振兴军工集团的必由之路在于「对多余职工逐步剥离、下岗分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允许私人的资金进入国防科研和生产领域,甚至准许非国有企业参与国防工业生产」[17]。毫无疑问,这些「中国式三井财阀」的招魂者更乐于把革命者关进监狱,而绝不会为工农运动的蒙难者真心奔走。

 

至于自由派,在最近的郑州事件里他们倒很热心,一个劲地「敦促中国公检法机关停止使用‘诽谤’等罪名而剥夺公民批评国家领导人的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18],但近二十年私人资本的发展路线一千次地告诉我们,民间老板宁可忍受官僚的欺压,也不敢放纵(更别提支持!)工农自我组织起来反抗当局。除了几句不痛不痒的好话,无产大众的先进分子从自由派那里基本指望不到什么。

 

今天中国的左翼人权活动还处于发动阶段,但这事非做不可。认识到所谓「党内走社派」和各色资本家学界代表的不可恃与不可信,从最起码的「信息搜集与发布」和物质救济着手,在具体救助上和最广泛的社会活动人士互通有无(从教会到左大培们),与海外左翼协调行动,不怕株连而又坚决反对「革命空话」,便是新时代「济难会」该做的几件事。

 

路是人走出来的。

 

12/01/05

 

 

        

 

 

 

 

             

 

 

 

     

 

 

 

 

 

 

     

 

 


 

[1] 据介绍,葛黎英暂被监视居住,而王占清则在押,但关于他所受刑罚的具体情况报导不多

[2] 张正耀夫妇早在2002年就被当地镇压机关监视居住,不久前刚撤消。

[3] 比如轰动一时的孙大午事件和前不久(与郑州案同步发生)的数名自由派头面人物被传讯的风波。

[4] www.epochtimes.com/gb/5/1/6/n771886.htm「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署名宋梅)

[5] 同上

[6] 当然,这不是维系工人士气的主要手段,革命工运的健康发展首先需要一个正确纲领。

[7] 比如在先锋组织同意和不损害工人事业的前提下,政治犯也可考虑有组织地签名「自新」、「脱党」,以求尽快获得自由重新投入工作。

[8] 自由派律师先后为辽阳(铁合金厂)和东莞(兴昂鞋厂)工潮参与者进行辩护,仅是两个较突出的例子。

[9]阶级斗争不发达、马列文化长久失传、自由派和官僚资本主流舆论的恶意歪曲等原因,使得中国政治语系发生了严重的紊乱和错位,可说左右不分。房宁、王小东等资产阶级强国派以「新左」面目摇摆过市;崇毛派内部存在强烈的「去马列化」倾向等等,都是这种左右不分的反应。

[10]http://mzd.com.cn/mzd/bloger.asp?blogID=424&ID=1734  毛继东「必须克服‘左倾传统’的不良影响——也谈2004年教训」http://mzd.com.cn/mzd/bloger.asp?blogID=424&ID=1734

[11]见署名「美国华人声援郑州张纤夫、张正耀、葛黎英、王占清等四君子联合会」的「为河南郑州市四君子被捕和审判事件给中国人大的一封公开信」

[12] 同注释4。在张汝泉的文章里,类似的领袖崇拜随处可见:「有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人,就享有神圣的民主权利,就过着舒心、向上而毫无后顾之忧的幸福生活」「而当人民失去了毛泽东,中国的工农劳动大众也就一下子被资产阶级打翻在地,跌落到了社会的底层」。

[13] 这种清谈的一个表现,是漫画式的仿革命激情,动辄叫喊什么群众斗争进入高潮之类的梦呓词句。

[14] 20041220日张纤夫「关于我撰文纪念毛泽东无罪的几点说明」

[15] http://www.wyzxwyzx.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8550 200514 草根观察家「评‘郑州四君子’事件」

[16] http://www.wyzxwyzx.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8527左大培20041226「为保卫言论自由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

[17] 左大培「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http://www.wyzxwyzx.com/xuezhe/zuodapei/ShowArticle.asp?ArticleID=39

[18] 20041226日「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作家张倩夫被判刑的呼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