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宪政运动再克一城——评中超革命

 

 

区芳

 

粘糊糊、臭哄哄却不甘寂寞的中国足球又出新闻了,这次是「革命」。2004102日,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简称中超)第14轮的一场比赛(北京现代对沈阳金德)以罢赛告终——因对点球判决不满,现代队员「集体走向场边以示抗议」[1],此举成为连串戏剧性变乱的形式开端。

104日,现代队所属的国安俱乐部(中信集团背景)向记者表示,假如中国足协对罢赛处理不公,国安就退出中超;1014日,足协宣布给予现代队罚款、扣分等处罚[2];当晚国安高层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足协绕开中超委员会,处罚非法[3];国安的反击得到实德等多家中超俱乐部的支持,实德老板徐明走上前台,协助国安起草「改革倡议书」,事情闹大了。1017日,实德发表了一整套足球改革方案(共计13份文件);10227家足球俱乐部召开联席会议,通过并发表了8份纲领性文件,「中超革命」就此启动。

 

按徐明的解释,老板们的核心要求归结为「四个权利:一、联赛所有权;二、联赛管理权;三、联赛经营权;四、联赛监督权。特别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另一位足球投资巨商张海(健力宝集团董事长)索性以追债的架势叫阵「联赛本来是属于我们的东西,它被别人抱走了——现在请还给我们吧!」[4]。一句话,足球市场的投资人铁了心要「 搞清楚一个所属关系,究竟谁是主人?谁更有市场发言权?」(徐明)[5];上述「革命文书」的斗争矛头,几乎统统指向足协——中国足球运动五十年一贯制的行政大家长。

形象地说,徐明们的举止颇似初掌财权的少东家,急切地想把店铺帐本摊开来算算清楚,找回多年「产业托管」落下的亏欠,再顺手教训一顿疏懒贪嘴的恶奴以及渐显老态的管家;其实,这也是多数私人大资本目前的普遍心态。1018日中超联席会议前夕,私人资本放话「我们不会只让这个会成为击鼓喊冤的会议」[6](张海),这自信来自一个基本事实——背靠沉重坚实的钱袋,工商界正踏进国家权力殿堂的正门。主流舆论阵地和自由派学界密切关注着这场足坛官商对抗赛,因为「中国产业界还从来没有遭逢过这样的时刻:面对一个市场,利用成熟的商业规则和模型,与强大的政府管制正面抗争和利益博弈」[7]。毫无疑问,中超投资群的「革命宣言」已成2004中国宪政进程重要的一部分,前者的成败将对后者下一步的部署起到相当的参考作用(或说是宪政阶段性进展的一面镜子)。

 

众所周知,宪政运动的内涵不仅包括保护私有产权、限制行政权和司法独立,更等同资本的「正名运动」。以中超事件为例,老板们表达重大意愿时虽保留部分官式语言(「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8]),但对自身地位和利益所在的强调已不加掩饰;他们毫不讳言地正告社会——「这是一场资本革命」[9],即(在足球领域内)对经济利益、管理权力和文化舆论影响力进行(有利于资方)的全面再分配。主流舆论也看透了这一点,纷纷指出徐明们的斗争「其本质就是资本颠覆权力,资本要追逐并拥有权力」[10],或说「利益不均的情况下引发的权力再分配」[11](天津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导吴玉华),而足协的官员们则悻悻地摊开双手——说到底,这都是争‘权’争‘钱’的斗争![12]

 

投资商们所要改变的现行利益分配格局,是如何具体形成的呢?徐明代表的大资本(不仅是私人资本)与这一格局有着怎样的联系?让我们先来看看富豪革命的起源。

 

 

「资本革命」的起源

 

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一大特色,在于社会生活商品化的程度和广度不断提高、扩展;国家机器掘地三千尺地为大老板创造新的商机,从接生到葬礼、从饮水到空气无不受到「眷顾」。就体育产业而言,它在世界范围内已拥有完整的成熟经验,总体获利丰厚;足球业的一个领军者曼联集团(已上市)2004年预期总收入达到1.69亿英镑(利润2975万英镑),号称俱乐部商业经营的全球典范。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社会,双腿尚未从官僚专断的泥潭里拔出,便一头扎进包括商业体育在内的市场之海。摩根大通近年的研究报告认为,现在中国体育及相关产业市场总值约150亿元,到2010年它将增为2400亿元[13];钱途既然如此诱人,李经纬、张海和尹明善等商界巨子介入体育(首先是足球)领域的行为动机似乎不言自明。不过,这些年企业界对足球的投资(仅中超各俱乐部历年的总投入已超过100亿)好象很不顺利。

 

1992年红山口会议开启了中国足球产业化、市场化时代;从那时起,中国足球便与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建立了不可分离的联系,从那时起中国足球走过十多年的商业化道路,结果如何呢?结果是「中国足球目前已经到了几近崩盘的境地」(青岛颐中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孙能文)[14]!近一个月来,投资商们边向足协挥舞拳头,边在传媒上惨呼「中超联赛以来,假球、黑哨、赌球、场内暴力等现象屡禁不止,联赛公信力荡然无存,联赛品牌日益贬值」[15],并痛叫「我们的中超联赛本来是一个产品,但是现在假到哪种程度,连普通老百姓都看得出来」[16](国安俱乐部副董事长罗宁);足坛大金主兼「十月革命领袖」们纷纷苦着脸抱怨其烂无比的球市,点算着已经和将要亏蚀的数千万乃至「上亿资金」(张海)摇头不止[17]

 

从「我就不信,搞足球赚不了钱!」[18](徐明)式的意气风发,到「我们的要求是——给每家中超俱乐部先分1000万人民币再说,否则就不玩儿了」(上海国际俱乐部董事长徐泽宪)的气急败坏[19],纵横商海的超级老K 们莫非真的翻了船?抑或另有隐情?

 

首先,同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大环境一样,「中国足球界的‘国情’就是‘官商结合’」[20](中国政法大学政管学院副院长王一民);计划经济的崩解,向资本主义市场的过渡,大型外资的进入,瓜分国资的狂潮,行政权力的无限滥用,国家机器内部的中央与地方矛盾等等复辟时期涌现的政经元素,使得中国的后复辟资本主义市场呈现出「资本运作规则合拍于关系运作的规则,产权控制权服从于潜规则」(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的特点[21]。旧式官僚考核制度所要求的「政绩工程」和吸引投资的新目标(「软环境」的建设),使得地方行政当局一度热衷追逐「城市名片」(比如本地足球俱乐部),以打造地区形象。与此同时,大型国企也在各级官员的鼓励下对俱乐部连年注入(有去无回的)巨额资金,事实上成为官商合流侵蚀转移国有资产的又一渠道。

 

回顾十年来的足球职业化进程,我们不难看到这无非是各个「有力集团」(私人与权贵资本、官僚集团、俱乐部管理层和个别明星球员)合伙分赃的过程——通过操控俱乐部,工商界既得到了企业的广告效应,又「通过与地方、部门权力的结合,获取足球之外的超额利益,这一利益的直接来源是土地、税收、信贷、上市额度等等国有资源,而足协则获取由于这些国有资源的流入而泡沫化的国内足球市场的直接收益,如广告、联赛冠名费等」[22]。一段时间里,足坛的分赃经济炮制了变态虚假的商业繁荣;尽管「现在的足球环境已经到了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各个赛区比赛的观众日益减少」[23],部分明星球员年薪却达数十甚至数百万元之多,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新贵群体的特色一族。

狂欢总有席散时,而残局最难收拾。进入21世纪的国内各足球俱乐部普遍持续巨亏,对母公司事业发展(比如上市)非但无助,反成累赘(待剥离的不良资产);一大批实力派中外赞助商先后退出,使中国职业足球产业严重贬值。2002年世界杯前后,国际赌博集团开始大手笔介入国内足球赛事,把足坛的商业和管理危机彻底推向极点。目前「一年耗在大盘里面的资金达到了十几亿」[24](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北京现代队教练组组长杨祖武),一场大庄家操纵得力的比赛至少上千万利润[25],而足协许诺给各俱乐部的中超分红也不过几千万元。参与赌球的有球员和教练,也有裁判和俱乐部管理者,人数日众影响日甚(「从球员到教练,再到俱乐部,就像要崩盘一样,大家都在抢钱」[26]),极大地冲击着赛事的进行。

 

从逐利的角度出发,主流投资商们对赌球确实深恶痛绝。赌球比暂时性亏损更可怕,后者只是资本投入产出流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前者却可能毁掉或打残这一流程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体育产业的性质,决定了球员、球队和赛事都是价格不一的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它们的生产和出售需要遵循某些通用规则,以确保一定质量。而现在呢?大资本惊恐地发现「现在的足球场,简直就是一个大赌场。而且事态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27]现在的一些球假到老百姓赛前都知道比分,假到都没人来看球了!」[28](杨祖武)。眼看手中资产在缩水,别人却在阴影中发大财,俱乐部老板们暴怒了;老板们对「球员拿那么高的工资,还要继续借本队的比赛捞一笔」[29]极为不满,对「球员和俱乐部老板一样,都是赌球集团的打工仔」(张海)简直无法接受。与此同时,足坛正跑步进入一个如假包换的多事之秋,「职业联赛,特别是中超联赛很多矛盾积累在一起,它实际上是一个总爆发」(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30]。 

 

截止今年(所谓的中超元年)十月,在已有的中超赛事里我们观赏到诸多超值表演」,比如罢赛、裁判明显误判、俱乐部官员进场打裁判、球迷打裁判等等,足球联赛似乎成了散打联赛。老总们半真半假地跺着脚——「如果说过去打默契球、黑哨、假球只是一个人身上的三大毒瘤,那现在加上赌球就可能要出人命」[31](罗宁)「大家都看到了,今年的中超是一个什么样子。假、赌、黑,问题实在太多」[32](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林乐丰)。

 

当然,大投资商不会容忍下述局面的永远存在——球市低迷不见谷底;赌球势力的渗透,队员人心日散(「我们对球队的控制力,低得难以想象」[33]);衙门里投资商从来说了不算(「中超委员会在足协那里只是一个摆设」[34]),导致大量收入(广告、转播权)流失;地方扶持的消退加剧了俱乐部的财政危机,等等。中超事变已箭在弦上。从某个时刻起,一批俱乐部老板几度秘密碰头商讨对策,后来发表的诸多文件大纲「就是这些会议反复商讨后才有较为成熟的想法」[35](徐明);剩下的,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对手打一场旨在重新划定游戏规则和权力范围的商业-宪政战争。

 

 

大资本与官僚发生正面冲突

 

 

   按照富豪们定下的调子,他们「坚持改革,并不是为了个人、局部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中国足球」[36](辽足执行董事张曙光);但对普通大众来说,唯有牢记徐财神及其战友「资本大鳄」的阶级身份,才可看清中超事变的利益动机。否则,我们很容易陷入足坛派系内斗的烦琐细节之争而不见根本。

 

徐明何许人也?他是身家26亿的私营实德集团总裁,拥有两家上市公司并涉足金融、教育、体育、保险、石油销售等领域,即典型的工商精英。1999年徐氏集团大举进入足坛,收购多支球队。目前「实德系」已渗透到中超、中甲、乙级甚至女足,还积极引进外援出口球员、大量培训储备体育产业管理人才,很有猛虎出山的架势。由于暗地里多次操纵足球联赛成绩及升降,徐明在圈内树敌不少(比如尹明善)[37],亦被众多球迷所不耻。

中超事变中,徐老总及其战友选定足协为主攻目标,连连逼宫。在「革命大纲」里,他们以判决的口气宣布「在现有体制下,中国足协集产权运用,经营管理和统一监督于一身,……总是以一种行政管理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以市场化的手段和方法,去组织、管理和运营中超联赛」[38],结果「使职业联赛陷入管理混乱、水平日趋低劣、公信度极差、经营业绩每况愈下、上座率持续低迷的困境」[39],简直罪无可恕。最后,富豪革命家们宣布唯一出路在于「把中超联赛的产权、经营权从中国足协分离出来,由中超俱乐部投资人组成中超联赛的经营管理机构,组织经营中超比赛」[40],说白了就是老板当家足协滚蛋。

 

看来,商人们对足协官僚(事实上是对整个官僚系统)的怨恨乃至仇恨确实非同小可。一朝撕破脸皮,前者便把心中积压许久的怒火、失望和鄙夷情绪发泄个痛快——「中国足球没法再玩下去了,我们根本没得到足协的尊重」[41](罗宁)「请足协官老爷们务点实」(实德集团企划总监元万中)[42],甚至指着鼻子叫骂「中国足协你要有能力,你来帮我管理」「你来干干,你不是说能够经营吗?」[43](罗宁)。经历了长久蛰伏后,中国资本终于忍不住当众尽兴嘲骂迟钝的官儿们不知今朝是何年——「他们害怕我们这些投资人抢班夺权。好笑啊,想想我们其中一位投资人说过,我们做的是上百亿的买卖」[44](元万中)「他们(足协)算什么,我们投资人拿钱搞足球,他们不懂经营却要指手画脚」[45](罗宁)。

 

资本的运行带有盲目而非理性的特征,任何妨碍它不断扩张和榨取更多利润的事物,都是它的敌人。尽管中国资产阶级(从私营到权贵)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极其亲密,一但事涉利益分配,双方(或多方)的「博弈」便在所难免(特别是现在)。

在投资商眼里,中国足协拿得太多给得太少。后者拥有足球的转播权、冠名权和场地广告(产业蛋糕的主要部分),相关收入极不透明;三年前官商联合成立的中超委员会有名无实,非但赋予足协一票否决的最高仲裁地位,连章程规定的权利也没落实(审批预算和决算报告、通过资源管理运作方案和收益分配方案、组建裁判组、注册中超公司)。

在投资商眼里,中国足协权力太多能力太少。由于后者的颟顸、消极和妄自尊大,由于后者实在缺乏现代体育商业的经营能力,百事、飞利浦、IMG TOM.COM等大赞助商相继退出中国足球市场;时至今日,官员们只好吭吭哧哧地承认自己的非专业和不作为给「中超商务的开拓及市场的发展都带来极大的困难和制约。商务推广至今未能完成,俱乐部及赛区利益分配迟迟不能确定」(200499日《中超联赛及中超委员会工作汇报》[46])。

中超事变后,体育衙门里的领导们曾责怪「他们几个投资人这次闹得太过了,想罢赛就罢赛,无法无天」[47],老板们立马跳起来回骂「退出(比赛)又怎么了?我们有不玩的权利!」[48](国安俱乐部董事长李建一)。对官僚多年陪尽笑脸后,中国资本的脾气显然随着钱包厚度的增高而大为见长,并让国家机器的某些部分感到张皇、恼怒和不安。

 

面对资本发起的武装游行,一线官员反应不一;既可听见「你们要记住,中国足协永远是中国足球的领导!」[49](阎世铎)的咆哮,也有「职业联赛是市场行为,一切应以俱乐部的意愿为主」[50](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康林)的半公开支持。显然,官僚系统早非铁板一块,而分属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从根本上说,倾听资本呼声、维护后者利益、调整行政机器以更好地为工商活动服务,这些都符合上层推动的宪政改良大势,决非个别官员所能阻挡;至于投资商,他们并无砍掉阎世铎狗头以泄愤的打算,商人的真实目标「说白了,就是足球的钱该谁赚?赚了钱又该怎么分?」[51]。如此一来,双方既斗争又团结的博弈基调颇为自然——足协放下架子表示「要理解俱乐部的难处,考虑俱乐部的利益和长远发展[52],富豪们则急急澄清「从来没有人想动摇中国足协对中国足球的领导地位[53],而且「协助足协把事情弄好,这是唯一的办法[54]徐明)。

 

投资商处处留有余地的斗争策略,固然因为形势的发展「离我们想要的东西越来越近了,所以必须低调」[55](徐明 ),但更与资本阵营内部的复杂局势有关。对足协动手的不止有自由派钟爱的私人有产者,还包括实力雄厚的中央企业集团,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意志;民间工商界内部在利益分配上,也绝非处处和谐。

 

 

私人资本·国家资本·国家机器的「内部微调」

 

中超事变中,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机器处境十分微妙。一方面,它越来越严格地要求国家资本(中超范围内首先是中信、中远)实现投资的保值与增值(为此,国资代表支持了徐明的彻底公司化倡议);同时,它也不能放弃足协背后的庞大国有资产。此外,借助资本及其学界代言人的力量修正本系统内的过时程序,剪除已败坏至不可救药地步的贪官庸吏,已渐入中央「自我刷新」国策的轨道。多重任务的复杂性,使得中超事变呈现了「诸位玩家各显神通,中央旁观保持仲裁权」的现象,并可能成为国家处理类似冲突(看来会日益增多)的模式。

 

秉承90年代自由派学界的思路,徐明声称产权不明是中超困境的关键,但学界立即有人起来驳斥,指出「足协也有巨大比重的组织投资,而且最初的足球联赛也是中国足协一手创办的,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投资」[56](吴玉华),而足协(有形与无形)的资产,主要来自计划经济时代的长期积累。徐明的提案对此只字不提,「完全不顾中国足协的利益」[57],大有企图掠夺后者资产于无形的嫌疑。

 

徐明指责足协胡子眉毛一把抓,但自己却试图在要求经营权的同时「夺取联赛管理权,而不顾国际通行的联赛管理和经营运作相分离的惯例,其实就是想取代现有的中国足协,把中国职业联赛或者说中足联旗下的联赛资源彻底统一起来」[58]。不难想象,高度集中的联赛资源落入徐大财主的手里,会给后者带来多少利润,这让其他私人资本想想都心痛。另一位中超重量级投资人——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兼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尹明善与徐明是球市里的老对手,对此番事变他一面表示「我们(对徐明)的态度是有保留的支持」[59],同时坚决捍卫足协的圈内大玩家身份(「不是我唱高调,坚持党的领导这是第一位的」[60]),防止实德系无限坐大。

 

 

有产者的游戏与普通大众

 

进入十一月,中国足坛仍余震不断。资本与官僚之间、资本之间、官僚系统的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利益博弈,看来仍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各方找到新的平衡。

十月中超事变的意义,在于它把众所周知的事实有声有影地放给大家看——私人资本已争得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一席之地,并敦促老住户腾出更多位置(「他们如果不按时间表执行,我们将采取进一步行动」[61]);足协对徐明和尹明善谈判传闻的神经过敏,让我们更加看清行政特权的衰落程度。这场远未收尾的事变,也暴露了利润冲撞下官僚机器内部的深深裂痕。市场条件下,中央企业只听得懂商业语言,央视选择转播NBA输出赛和上海F1,而非自家人主办的中超,因为「中超转播权按商业运作,是一桩买卖,央视可以买,但要看值不值,要看‘中超’的广告吸附能力强不强」[62](央视体育中心主任马国力);实德和中信干脆从商业联盟发展到「政治联盟」,红利纽带远比执政党内部的「同志关系」来得实在。

 

无论徐明的反旗还能打多久,资产阶级宪政运动已成稳稳的赢家;后者借几个投资商之口让全中国听到了一个有力的声音:「我就不信,政府高层部门敢忽略我们办企业出身的人的诉求!」[63]。限制行政权之后是插手立法——私产入宪、通过《行政许可法》和《物权法》,现在轮到修改《体育法》,「因为当时是把体育当做一个事业来看待,通篇没有提到任何体育产业」[64](张曙光)。总之,资本的盛宴刚刚开始。

 

至于大众球迷,他们处于所有这些事变的过程之外,只能默默等待精英决斗后挂出的比赛结果;无论身处何地(球场、农田、车间抑或办公室),亿万普通人的社会角色就是如此单调卑微。看来,我们需要自己的「十月事变」,积极地介入社会生活的管理进程,发出自己的声音、作出自己的决定。

 

04/11/15

 

    

 

 

  

 

 

 

           

      

            

 

 

            

 

 

 

           

             

 

           


 

[1] http://sports.sina.com.cn 2004102 新浪体育「罢赛现场直击:红牌点球是转折点 1228秒见证」

[2] 2004101420:31 新浪体育「足协对国安处罚决定:罚款30 扣除联赛积分3分」

[3] 20041015日《足球》报「国安揭竿众俱乐部声援 徐明带头青岛赞成比赛延期」

[4] 20041018日《足球》报「革命这样在上海爆发 全程直击徐明‘13份文件’诞生」

[5] 20041018日《足球》报「李承鹏对话徐明:对足协最后通牒 革命提前2年开始」

[6] 同注释4

[7] 2004112  《全球财经观察》「徐明革命」

 

[8] 2004102501:52 新浪体育「联席会致体育总局信:实现政企分开 建立新机制」

[9] 同注释5

[10] 20041019日《华商报》「实德要革命还是利用革命 资本在绝望中最后呐喊」

[11] 20041027日《城市快报》「 徐明的改革方案存在弊端 产权不明造成权责不明」

[12]20041018日《体坛周报》「足协人士一语道破天机:所谓改革不过就是权钱之争」

[13]同注释7

[14]20041018日《青岛日报》「颐中俱乐部响应实德:体制需要理顺 足协职责要清」

[15]20041025日新浪体育「联席会致体育总局信:实现政企分开 建立新机制」

[16]20041027日《体坛周报》「俱乐部老板要求足协惩治赌球:这样下去迟早出人命」

[17]20041027日《体坛周报》「四点回复导致革命党内乱 老板们又要浪费1.2亿」

[18] 20041027日《半岛都市报》「徐徐而明的革命者」

[19] 同注释4

[20] 同注释7

[21] 20041019日《三联生活周刊》朱文轶「不玩了

[22] 2004101922:27 新浪体育「程建国:投资人的资本革命 还是权力的重新分赃?

[23]2004104日新浪体育「杨祖武:盘口每年耗掉十几亿 大家像在崩盘前抢钱」

[24] 同上

[25]2004118日《天府早报》「中超赌球瘟疫大起底 盘口风从四面八方猛烈吹来」

[26] 同注释23

[27] 2004112日《东方体育日报》「尹明善:当务之急是禁赌 改革问题不在体制在法制」

[28] 同注释23

[29] 同注释16

[30] 200411518:27 《东方时空》「阎世铎回应中国足球风暴」。

[31] 同注释16

[32] 20041030日《半岛晨报》「实德忍怒参加联赛 林乐丰:不是怕足协 是为了球迷」

[33] 同注释16

[34] 同注释

[35] 同注释4

[36] 20041027 《北京娱乐信报》「俱乐部不满足协决定:继续踢 万一死了人负不了责」

[37] 同注释18

[38] 2004102515:54 新浪体育「关于实施中国职业足球超级联赛体制改革的意见」

[39] 见《致中国足球协会的公开信》2004101718:15 新浪体育「徐明:应该对足协职能重新定位 取消中超委员会」

[40] 同上

[41] 20041027日《京华时报》「投资人被足协激怒 徐明:让他们自己玩儿吧」

[42] 20041028日《时代商报》「‘革命派’惨遭镇压 实德:请足协官老爷们务点实」

[43] 20041029日《足球》报「四大投资人最后决定不罢赛 国安实德态度强硬」

[44] 同注释40

[45] 20041029日《足球》报「罗宁失望:不罢赛决定我尊重 这就是镇压和欺骗」

[46] 2004101815:47 新浪体育「中超委员会杨祖武发言:要求足协向全国球迷道歉」

[47] 20041027日《足球》报「中国足球资本改革行动被‘急刹车’」

[48] 2004104日《体坛周报》「国安董事长:罢赛是董事会决定 我们有权利不玩

[49] 20041027日《足球》报「阎世铎吓退‘革命派’:这是公然挑衅足协的权威」

[50] 20041027 《商务周刊》「中国足球改革不过是句漂亮话」

[51] 2004101823:33 新浪体育「央视经济半小时深度分析:中超变局引发足球风暴」

[52] 2004102620:59 新浪体育 「足协通气会实录 阎世铎宣布暂停中超降级」

[53] http://sports.sina.com.cn 20041029日新浪体育「北京国安俱乐部官方发表声明 革命并未就此结束」

[54] 20041027日《体坛周报》「徐明大变脸革命已流产 针对阎四条毫无应对措施」

[55] 20041029日《足球》报「李承鹏:持久战已经开始 革命在不露声色中继续」

[56] 同注释11

[57] 同上

[58]  20041025日南方体育「南方体育:解读资本平等下的权力诉求」

[59] 20041019日《扬子晚报》「力帆不容徐明独霸江湖 坚持改革但要按法律办事」

[60] 同上

[61] 同注释5

[62] 同注释12

[63] 20041018日《体坛周报》「张海:中超乱得一塌糊涂 我们早就策划好了改革」

[64] 同注释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