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事件”之我见

吴季

 

 

  郎咸平以他对证券行业和财务报表精通与独到的分析手段,挖掘出在中国当代国有股上市、合并重组和改制背后“国有企业(老总)和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的肮脏的真相,详尽地描出国企改革的实际轮廓,不能不令人叹服。对极力在体制和舆论审查的框限之内寻求斗争和突破契机的种种力量来说,这不仅是个很好的切入点,而且有着强大的“社会情绪”的支持,包括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愈演愈烈的私有化风潮中深受其害的国企工人的支持。

  有人质疑“为什么惟独郎咸平风头这么健,中国其他有志之士多年来一直已经就国企改革在大声疾呼了”,我想一方面可以归于他的这个“楔入点”,另一方面,则是偶然的时机和必然的社会矛盾的结合所造成,国企产权改革所激化的社会矛盾是必然要爆发的,它可以通过郎咸平也可以通过其他人发起,左大培就曾这样声明:“本人一直打算在经济学上进行这一清算,但近年为一些学院式的教学和课题所累……不想郎咸平先生先我而发起了辉煌的讨伐。本人在此向郎咸平先生表示由衷的致敬和致谢,表示全力的声援。”这种“社会情绪”以及问题的严重与迫切程度,可以从左大培的哽咽和朗咸平的声明中透露出来:“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所有反对郎咸平的人,除了捕风捉影、顾左右而言它的暗示和打击之外——作秀啊,特务啊,不懂中国国情啊,民粹主义啊,超出学术范畴了啊诸如此类的陈腐而阴毒的招式——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反驳意见。更有甚者,那些自由主义的榆木脑袋们不顾1949年到1980年代中国工业化的成就(虽然不乏压制和血腥),一笔抹杀国企工人三四十年来为国家经济所作的贡献,包括国家通过压低工人生活水准和农产品收购价格积累起来的财富,硬是声称国有化造成了中国经济的积弱;甚至嘲笑1950年代国有化为“非法”,所以,今天无论这些强盗们怎么违法、无论怎么见不得人的私有化都是合法的。在这些既得利益者眼中,政府是一个障碍,是他们的利益的竞争者和垄断者。当然,假如政府支持任何形式的私有化——能没有政府的支持吗?——那就是好事,即使整个过程是一个幕后交易也无妨(自由竞争原则这时候哪去了?)。他们就是这样一面冷冷地看待政府,一面在潜意识中理所当然依赖着政府。在他们——官方和民间自由主义者——眼里,历史仿佛只是从1789年开始的,私有制才是天经地义的自然法。

  事实上,支持郎咸平理论的案例,在当代中国大地上数不胜数。只不过如左大培所言,你永远得不到有关真相,永远不会了解其中的内幕交易。

  这些自由主义者,对人民抱持着怎样轻蔑的态度啊!这仅仅因为他们不是“人民”,仅仅因为他们把自己排除在人民之外,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而且当然是站在高处。可是,在所有的媒体和“学术文章”里,他们无休无止地盗用“民间”一词,民营企业啦,民营经济啦,民间资本啦,借人民的名义掩饰“民间”的对立和贫富差异。诚如左大培所痛斥的:“现在大吹大擂的‘民营企业’其实是雇佣许多人的典型的私营企业,而主要不是指下层老百姓所自营的那些个体企业。”(1)当然更不是指那些工人、农民、民工,他们哪有什么“民间资本”,只不过是“社会问题”或“生产要素”而已。

 

  郎咸平否认国企存在所谓“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不过是那些急欲侵吞国有资产的人炮制出来的借口而已。国企的所有者就是国家,这在欧美也是如此。这里触及到两个细微而尖锐的问题:1、中国的国企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企究竟有无区别,区别在哪里?是否如以往的教科书所宣称的,只是在经济体系中所占比例的问题?假如是这样,那么,当国企被蚕食继而鲸吞之后,被MBO之后,中国的社会制度应如何定性?2、国有制和公有制有无不同?有何不同?

  在郎咸平最为清晰尖锐的时候,他甚至超越了“国企的所有者就是国家”这一点,而诉诸“公权”。他理所当然地,并且正确地宣称:“我们误认为国有资产是国资委的,或者国有企业的,你错了,国有企业是属于老百姓的。”“国企的资产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大到厂房设备,小到一颗螺丝钉,都是工人阶级创造的。”他具体指出,中国国企管理的“腐败、混乱、不公、和专横”源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委任,企业内部同样是任命式的等级制,导致官员们用人唯亲,排斥人才,他们无需为企业的生产和盈亏承担任何责任,企业垮了,“还可以被上级安排到别的企业继续任用。职工对此则是无能为力,还要吞食这些恶劣行为的苦果。”(2)而这些人,就是中国的精英,就是国企MBO的受益对象。这正像今天换汤不换药的“保鲜运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一样,受约束和挨训的永远是下层的党员群众,至于上层官僚,天经地义就是先进的,不论他们多么腐败多么无能多么无耻。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对下层党员和群众发号施令,做报告(还是秘书或手下人代写的),想种种的花样折腾群众,给群众洗脑,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想想吧,除了在捞一把、“搞好和上级领导的关系”以及编结庞大的关系网上面不免要费许多心思之外,当官是多么容易,做一个“精英”多么容易!我们还要相信这些年来红火起来的古装戏所暗示的皇帝或官员多么“为民作主”、如何“寝食难安”吗?

  工人阶级应当大声疾呼和质问:为什么我们对领导没有监督权,选举权,罢免权?!为什么我们不能享有自主选举工会的权利?!当国家或领导不能代表我们利益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根本就无能为力?!究竟我们是单位、企业、国家、社会的主人还是奴隶?!我们的“主人翁”地位体现在哪里?!是什么造成了我们工作上的“消极态度”,难道只是因为“大锅饭”使我们失去“责任感”和“危机感”,而不是更深刻地源于工人的无权吗?!没有权利,又如何承担义务?!

  针对这颗“国企中最大的一个毒瘤”,郎咸平的解决之道是诉诸新的程序法,这套法律,必须废弃自上而下的政府委任,改为选举加考核制,根据各人能力“经全员无计名投票选举”不同层级的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只有这样,“主人公”才能名副其实,对企业拥有实质的责任感和权利。

  这些提议,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旧有的思维模式。自下而上的选举若要形诸法律,就国企内部而言,将使之从国有制进入公有制。左派和工人们应当了解:不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几十年间如何把工人定义为“主人翁”,把体制定义为“社会主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国有制不是公有制,不是社会所有制,工人并不享有国家财产的所有权,甚至连控制权也是掌握在干部即官员手中的。但是,工人阶级曾经是干部们要与之“联系”、必须依靠的对象,是较之农民和其他社会阶级、阶层地位为高的二等公民,这就是造成工人阶级意识混乱的根源。认清这一点,对工人阶级相当重要,它揭示了为何以往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排斥了无产阶级,解释了为什么表面上被尊奉为主人翁的工人阶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几乎起不到任何主动的作用,甚至轻而易举地被踢出企业。而私有化,正是这些官僚阶层的私利所引致的逻辑与现实结果。那么,想要恢复工人对国有资产的实质的所有权、控制权、监督权,并形之程序法,必然要受到“社会转型”过程中最大的整个既得利益阶层的反抗。以左大培的经验:“我要领头发起一个呼吁,给人大上书,停止这种把国有企业卖给原企业领导人(的做法),我八年以前就提出这个主张,……这几年国有资产流失很严重,我曾经专找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的于处长,我说赶紧立法吧,国有企业要卖你要有说法,别让地方没有法律依据的干。他说明我提多少次,人大说它很忙,立法立不过来,什么法都有时间立,国有资产法到现在没有立出来,我也不知道人大是不是真的忙得顾不过来。”(3

 

  郎咸平对美国以至整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及当代趋势的征引,有其自相矛盾之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所秉承的正是哈耶克和弗里得曼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学说,而里根、撒切尔夫人恰恰是他们的信徒和执行者;当代欧洲从根本上认同于“华盛顿共识”,自八十年代至今不断启动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开支、限制工人和工会势力以及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这对欧洲工人至为不利,因为美国的福利主要是在企业层面实施的,而欧洲的社会保障大体上形诸法律并通过政府和社会层面实施的。

  至于美国和英国的“大众控股”,郎咸平也没有更深入的见地,因为在这一点上,他是站在自己所熟悉的“中小股民”的立场上了。这些大企业的名义上的“所有者”,虽然有权得到公司部分的运营资料,但是对企业的方针决策仍然无权置喙,剩下的只是“用脚投票”的消极权力而已。在这种情形下,那些实质上的大家族们甚至只需掌握更少的股权就可以获取操纵企业从生产、销售以至利润分配的大部分权力。这跟郎咸平对待中国国企时更为彻底的态度大有分别。诚然,美国政府是扮演着“看门狗”角色,但并非“中小股民”的看门狗,而是资本,尤其是大资本,金融资本以至跨国资本的看门狗。

  不论在苏联、东欧、中国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虽然国企对工人意味着较为稳定的工作、收入和福利保障,但是,工人对国企都不拥有所有权、经营权和控制权。这一点是郎咸平所无法加以比较的。不过,国企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当然很重要。它决定着计划经济或曰政府调控经济的限度,也决定着“市场”的范围和性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企,其角色是对整个私有制经济的补充。它们在私有化的进程中,一如在中国,同样奉行“靓女先嫁”的原则,把容易获利的优质资产先行私有化,而把无钱可赚乃至需要国家补贴的行业如邮政业务保留在政府手中。

 

  郎咸平为国企辩护的理由跟新左派们相似:美国、新加坡、台湾、韩国、日本等等国家的经济都是在政府全程参与和支持之下发展起来的,像高科技方面的投资就常常需要来自政府(新左派一直以来还非常强调国家调控和关税壁垒对保护和发展国内经济的重要性);在国际垄断的资本主义时代,就中国而言,国企在形成规模经济方面较民企有基础,有优势。

  至于私有化的灾难性后果,新左派提供了大量苏联和东欧“转型”的例证。自由主义者一再宣称国企没有动力,没有效率,所以以竞争中不断失败,减缩。左大培、韩德强等人则一再指出:国企正是因为改制给整死的。国企的衰落,源于各级政府的摊派,官员的贪污渎职,国家多年来给外资提供优惠的政策所带来的竞争上的不公平,等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者们根本不想面对也不愿多谈的事实了。

  另外,郎咸平坚持认为国企同样可能有很高的效率,但他所例举的已上市的国企,本身已经是私有化或在私有化进程之中并具有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它们的盈利,部分如张文魁所说,源于一定的垄断地位(这种地位在调低关税,吸引外资之后,必然一步步削弱甚或为外资所兼并),但还有很大部分则是通过大量的裁员减薪达到的(如中石化,中石油)。这是市场经济、“对股东负责”、以追逐利润为中心的道路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至于国家或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自由主义者们从对自身利益的敏感中本能地抱持“警惕”态度,对官方自由主义者来说,过份强调政府的中立角色将有害于他们瓜分国有资产;对“民间”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同样觊觎国有资产,以及官僚资本所垄断的市场份额。“民间”自由主义者因此特别强调政府尤其是官员是一个有自己私利的阶层。而对官僚部门专权和国企弊病深恶痛绝的新左派以及郎咸平先生,在开出药方的时候却不自觉地把国家中立化了。郎咸平主张“大政府主义,中央集权”,新左派知识分子中最具正义感的猛将左大培则声称“需要中国的普京”来打击“那些掠夺人民而致富的富豪”(这一点,部分出于左大培对普京在俄国所扮演的角色的误解,把军队特权和官僚、垄断资本之间的斗争当成了对权贵资本的清算)。

  一方面对国家各级官僚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义愤填膺,一方面又寄希望于一个中立而强有力的仲裁者(集权政府),不论对于郎咸平还是左大培等新左派,都充满着自相矛盾。从理论上说,要承认人民是国有资产的主人,就必须承认他们也是社会的主人,那么,当然人民就应当享有实质性的民主、自由以及充分的政治权利。而从实践上说,要使自己的符合人民利益的理论和主张进入社会改造的层面,就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诉诸人民的力量,同人民一道争取实现它。为此,就必须同中国的劳动阶级一道争取那些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早已取得的历史进步:民主化,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等等。左大培已经尝过“人大无意立法”的滋味,当代中国则提供了“有法不依”的普遍案例,这已经非常明白地说明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是由人,非中立的,有自身利益的人所组成的,说明这种体制如何把再好的政策也变得形同虚设,或是变形,甚至变成坏事。在当今世界,专制和集权的政府不妨是一个依附型傀儡政府,而民主化的政府仍然可以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2004-9-10

 

 

1)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

2)参看郎咸平《国企应该在严格的法制下运作》,这篇文章谈到“职业经理人”的选举考核,较之他在其他文章、演说中诉诸“文化”、“判例法”、“信托责任应该是道义上的,不是制度上的”之类论点,理论上要可行得多,也鲜明得多。)

3)国内经济学家回应郎咸平(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实录)时间:2004828日下午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