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彦永上书·六四·群衆运动

 

区芳

 

今年2月下旬,北京医生蒋彦永致信全国人大、政协和国务院,要求爲1989年六四事件「正名」。三月初,信的内容被海外主流媒体发表,自由派也纷纷在国内外中文网络上声援蒋大夫,迅速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蒋彦永上书」风潮。从海外替蒋造势的组织程度和同步性来看,不排除此事有更多的内幕,而远不止是「蒋先生那阳光般闪烁的良知」[1]大放异彩那麽简单。新一波「爲六四正名」运动或许是北京上层复杂权力斗争的一枚棋子,也可能与自由派干预国内政治生活的种种努力有关(「爲64死难者昭雪将引发中共的分裂」)[2]。不过,对今天的无産大衆来说,澄清内幕的全部细节既不现实也无必要;真正需要我们做的,是从本阶级利益出发,对八九运动的政治内涵进行分析和总结,提高工农反剥削抗争的思想和组织水平。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重拾六四话题,主要出于现实阶级斗争的需要,而绝非一味谈史,这是必须提醒读者注意的。

 

八九运动是一场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自发性群衆运动

 

 

六四镇压后不久,曾追随中共几十年的美国左派活动家韩丁( William Hinton)与前者正式决裂;在同年7月的一次讲演中,韩丁对中共走资路线进行了有系统的揭露。韩丁指出80年代末中共已开啓了私有化的闸门:「政府官员从工业中拿去许多大块,拼合成爲私人的财富,然后同外国资本家作买办式的交易」;他嘲笑了所谓党内存在(反市场改革的)「保守派」的说法:「统治集团中是有分歧的,但是分歧只在于私有化的速度和规模,在于计划和自由市场怎样混合之类」;他解释了爲什麽群衆对「官倒」深恶痛绝:「有势力的人,高官位的人,可以利用权势以低价向国家买入商品,然后在自由市场以高价倒卖出去。他们靠这种办法已经发了大财」[3]1989年初,经济自由化(价格闯关)和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産(「官倒」)已引起相当多数群衆的不满和警觉,「反官倒」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最终引爆了以学生爲先导、以首都工人和市民爲后期主力的89春夏大抗争。

从总体上讲,八九运动是被对「官倒」的普遍不满和愤怒动员起来的,而「官倒」则是中共官僚第一波大规模化公爲私的代名词。在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运动是以抵制复辟爲原动力的自发性群衆运动。19899月,在对八九风暴做出的初步总结中,香港共産主义团体先驱社认爲它是「革命性的运动。说得准确一点,是初期阶段(没有充份发展)的,而且没有充份自觉,尤其是还没有抛弃和平幻想的革命运动」[4]。不过,这些自发的抗议和反复辟要求远没有上升到政治纲领的高度,而是停留在自发而非自觉的阶段,最后也难免失败。

 

不容忽视的是,与15年前就已醒悟的韩丁相比,许多大陆「老左」崇毛派今天仍喋喋不休地叫喊什麽「我国现在的社会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5]云云,试图爲当政的官僚垄断大资本蒙上一件社会主义皇帝新衣(其实最多是写了几条马列语录的遮羞烂布)。这部分「老左」已彻底沦爲资本家的「左派」吹鼓手,他们的思想根基决非社会主义,甚至也不是改良主义,而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主义。

当然,也有部分崇毛派以「激进老左」的面目出现,他们并不否认八九运动的反复辟呼声「是根本合理的」;他们承认如果把反复辟群衆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相提并论,「就是丧失最起码的阶级分析,丧失最起码的阶级立场」[6] 。但对六四镇压的政治原因,激进老左只会长嘘短叹联系群衆的作风被破坏的时间已久,积累下来的前所未有的群衆不满一旦爆发,就很难马上找到正确的处理办法」,「很多曾经参加过和领导过轰轰烈烈的群衆性革命运动的人,在最需要联系群衆时刻,却低估了群衆的因素」[7],似乎一切(或主要)在于中共失去了「毛泽东那样有远见、有魄力、敢走群衆路线的领袖」,才会闹出六四那样天大的祸事来。

 

这班「激进老左」至今有意无意地回避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主导和支持六四镇压的党政军高层「老革命」,以及他们今天的政治继承人,在十五年里全都成了大资产阶级的一员[8]。不是什麽「低估群衆」「作风被破坏」,而是官僚集团的本位利益,趋使他们从跟着毛泽东「运动群衆」,到推进市场改革,到瓜分国有资産,再到悍然镇压起来反对的工人学生,所有这一切都贯穿着一条利益红线。「激进老左」与官僚集团(和现在的官僚资本)扯不断的思想、历史与组织渊源,使他们充其量仅是官僚资本的一个左翼批评者,而非阶级敌人。

 

 

八九运动的不足及其原因

 

八九运动的规模、声势和群衆热情令人惊叹,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简要说来,自始至终没有出现(更别说被群衆广泛接受)任何具体的、以工农利益爲主导的行动纲领,运动的政治代言角色更被自由派知识界全面把持;北京当地没来得及出现任何群衆性工人组织,首都之外的工人尚未普遍动员起来;多数市民群衆对当局抱有幻想,学生中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迷信也很普遍,还没有决心以群衆的力量把斗争进行到底。于是,偌大的风潮真地匆匆「随风而来、随风而去」了。

八九运动的局限性,首先体现爲工人阶级的局限性。正如「先驱社」的同志们所看到的那样,在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工人「无法锻造出自己的先进骨干以至政治独立性,就是连起码的组织自由也被中共剥夺。相反,他们滋养了对自己的单位以至‘国家’的深刻的依赖性和政治消极。1989年工人响应学生的民主运动,说明工人阶级中最有思想的部份已经开始作独立思考,以至蒙眬地感到要起来阻止中共化公爲私」[9],但这个初步尝试立即就被当局打垮了。

中国工人的政治消极既非无産者天性使然,也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临时现象;它是中苏等官僚专断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普遍历史面貌。由于资产阶级的财産和政治权力受到剥夺,典型意义的阶级斗争在这些国家不复存在,从而使工人的传统阶级意识和群体抗争精神日渐模糊化;由于官僚集团的压制,工人又丧失了通过参与管理社会生産生活(工人民主)来学习统治的外在条件。此外,官僚集团剥夺了所有阶层(甚至包括官僚在内)的政治自由,即使是执政当局内部也并不存在「精英民主」或「贵族议会」的机制,一切都个人化、「暗箱化」和「圈子化」了。

 

五十年来的大量事实证明,这类卡在历史发展死胡同里不上不下的「僵局社会」基本上难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那里的工人阶级要麽被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所驯服,甚至不具备从官僚手中夺回政治权力的愿望和勇气(如50年代后的苏联);要麽因爲抗争的机会太少时间太短而来不及大大提高自身的思想和组织水平,就被强悍的国家机器重新打翻在地死死捆住(如1956年的匈牙利、1980年的波兰和文革初期的中国),复归一潭死水的局面。结果我们只看到一堆似是而非的、充满剥削阶级文化偏见的口号和旗帜,比如1956年匈牙利工人委员会曾幻想「呼吁联合国保障匈牙利国际中立」,比如文革初期工人造反派争相用「最高指示」来保护自己,最后被新旧官僚集团各个击破。说到底,在阶级斗争传统被割断、新的政治经验和组织探索又极度匮乏的背景下,中苏工人阶级实在难以奇迹般地战胜本国的官僚集团。

 

最后不能不提的,是官僚集团对任何自下而上的群衆性反抗和工人民主的要求都极其仇视和恐惧,其程度远超过对国际资本主义渗透复辟的恐惧。爲什麽呢?因爲复辟后官僚集团还可能变身爲有産者或资产阶级政客,从而保持(和大大扩张)自身的权力和财富;翻身的工人阶级却会剥夺官僚们的全部政治和物质特权,这是官老爷们绝不愿看到的!以波兰团结工会爲例,它的起起伏伏,也是一部波共军政官僚和国际资本连手打击左翼工人的肮脏史。70年代末波兰工运高潮之际,当局悍然宣布军管;除捕杀一批斗争骨干外,政府还大肆采用巨额赎金制度、雇佣黑名单等经济手段对付工运广大基层积极分子。在团结工会内部,那些有梵帝冈教庭、北欧社民党和中情局支持的派系自然轻松交钱过关,并以工人「保护神」的面目出现;独木苦撑的左派干部却无计可施,纷纷下狱,从而在政治上被一步步窒息。80年代末,部分坚持战斗的波兰左派工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工人党,但大势已掌握在瓦文萨等亲资分子的手中。

 

出于以上所说的几大原因,八九运动固然成爲中国人民政治觉醒的里程碑,但那场风暴及各方评价更像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看到二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想演变的脉络,而不是一个应该全面学习、仿效的群衆斗争范例。但这不是中国工人的过错,相反,在六四镇压中,是首都工人和市民(而不是自由派知识界)承担了大部分苦难和牺牲。十五年过后,资本主义已在中国全面复辟,工农反抗也有了不小的发展,可惜总的说来斗争仍处于低潮,这又是怎麽回事?

 

爲什麽工农反抗至今仍处于低潮?

 

应该承认,目前工人的组织程度仍极薄弱,斗争的广度和烈度也与过亿工业无産者的动员潜力不成比例。在笔者看来,工运不振的主要原因有下面几个:首先大陆长期全面禁止政治自由,政治迫害倒频繁发生,使得集体斗争的外在条件太恶劣。其次中共玩弄群衆政治热情和奉献精神的种种卑劣手法,已伤透人心,在此过程中某些政治概念也被彻底扭曲和颠倒,「群衆运动」一词就是最好的例子。最后就是言论与新闻出版权的缺席,也让大批青年工人和学生对国外阶级矛盾的真实状况和阶级斗争的具体进展不甚了了,更容易被自由派往往并不高明的说辞打动,这最后一点在八九运动中表现的特别明显。正是由于学生和市民看不透「官倒」是当局资本主义市场改革的必然産物,由于阶级分析的名誉被官僚集团极大地败坏而受到青年的普遍厌弃,由于呼啸而起的学生和工人毫无政治斗争经验,他们才会把「一切取决于改革还是腐败的速度更快些」、「海洋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优劣」之类的自由派说教当一回事。

时至今日,阶级压迫的现实让许多人的头脑清醒了不少。在无産者中间「资本家剥削我」「老板该死」「公司不是你的家」等朴素的阶级意识已到处可见。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目前急需澄清阶级斗争的某些基本概念,以便先进工人和进步青年在寻找政治出路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在这些被中共歪曲得不成样子的概念里,让我们单独谈谈「群衆运动」。

 

 

                     

什麽是群衆运动?

 

严格说来,本文所谈的群衆运动,特指资本主义社会被统治阶级(阶层)进行的持续性、成规模的反压迫斗争。这些斗争也许是经济性质的,也许带有政治、文化要求;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采取武力手段;可能局限在某地区或某国,也可能是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在具体实践中,群衆运动常是上述特征的混合物。处于初级阶段的群衆运动,尽管表现形式很可能千奇百怪(比如以宗教或民俗爲号召),但所提出的要求无外乎改善生活(或阻止生活进一步恶化)、维护群体尊严、保卫家园、争取基本的政治自由、整顿吏治等几大类。从根本上说,群运的兴起来源于社会生産生活内部矛盾的发展,是劳苦大衆自下而上改变自身生存状态的外在表现。

 

群衆性反压迫斗争能否获得重大发展,关键在于工人、尤其是産业工人对斗争的集体参与和政治领导,因爲在被统治者中间,只有工人阶级有能力控制社会生産的中枢部门,造成统治阶级的全面管理危机。所以,工人阶级(包括农业工人)的大规模介入是运动升级最明显与最可靠的标志。在小农占人口多数的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农民对群运的广泛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爲它使运动能够以迂回的方式对原本消极观望的多数民衆産生影响;此外,在农村的带动下,以士兵运动的形式分化农民爲主的政府军,可以进一步加快旧国家机器的瓦解。

 

从这个角度回头看八九运动,当它得到部分首都工人的积极支持以后,运动就扩散到了学生圈子之外,开始直接对社会各阶层産生影响。自从1949年以来,这是工人阶级首次直接向当局的大政方针(经济自由化)挑战,事实上已超过了文革初期合同工运动的政治水平,因而也让上层统治集团极度恐慌(「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10])。北京工人的失败,在于它基本没有组织和政治经验,只凭着一股阶级本能和团结精神与当局搏斗,失败是难免的。但正如「先驱社」所总结的那样,「工人阶级因爲本来没有自己的组织及骨干、而没能阻止复辟,但是,另一方面,同样原因也使工人阶级未曾在1989年的镇压中受到重大打击。之前是一盘散沙,镇压之后仍是一盘散沙,工人阶级损失的只是散兵游勇而不是自己的组织及骨干」。

 

「先驱社」的总结指出六四镇压并未伤及工人阶级的筋骨,从反面触及到了群运的力量来源和生存形式问题,不能绕过不谈。正因爲群衆运动扎根于工农和一切被统治阶层的日常反压迫斗争,后者的状态(组织及骨干)也是群运兴衰的晴雨表。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法西斯力量上台后,对当地革命工人运动进行了全面镇压。从绝对数字上,牺牲的革命工人似乎并不太多(约两万人),实际上这些人是德国左翼工运的精华,是最好的斗士;一个革命工人骨干的周围总聚拢着一帮积极分子,而他们的后面则是上百同情社会主义的一般工人,这些星星点点的左派工人组合就是群衆运动活生生的面孔、智慧和肌肉。被纳粹打断了脊骨的德国工运,至今也没能恢复到70年前的状态;相反,对至今尚未全身心地投入阶级斗争的中国无产阶级来说,六四镇压绝非历史性失败,而是它重返中国政治舞台的开端。

 

 

争取政治自由,但不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

 

血汗工厂里的中国无产阶级,爲了求生存,就不能不进行斗争,想斗争就不能不触及到政治自由问题。罢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等,既是工人运动发展的外在条件,也是刺激工人(至少是先进工人)起来斗争的动力。那麽,正在忙于推进宪政的自由派是我们的敌人,还是盟友?必须指出,八九运动期间,自由派学界能够大胆地要求言论和新闻自由,首先是因爲他们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官方舆论阵地,自由派只是希望把他们的事实权力法律化而已;即使在15年前,工人组织和工人媒体的存在并不属于自由派「精英民主」的蓝图设计范围之内。今天呢?空前壮大的私人资本正在稳健地化身爲主流,它的学界枪手更是公开敌视自下而上的群衆性抗争,不停地扣着「义和团」「多数暴政」等大帽子。

 

这次的蒋彦永上书事件,从一个侧面暴露了自由派(以及背后的私人资本)与当权官僚资本之间的利益和精神联系:「社会越来越不公正,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如今社会矛盾将越积越深,火山大爆发式的对立局面将越来越有可能,这既非当政者所愿见,也非中华民族之福。爲了避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爲‘64’正名已经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11]。从这段话里,可以听到刚刚取得私産入宪保证的民间资本是如何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的!

 

坚决争取开放政治自由,认清自由派与官僚资本同流合污的阶级本质,以群衆斗争爲主要手段,以阶级组织爲根基,维护独立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这就是中国工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20/03/04

 

 

 

 

 

 

              

                

                         

     

 

 

 

 

 


 

[1]  200439日刘晓波文章「直面六四──让你的良知被人看到──有感于蒋彦永先生爲六四正名」

[2]  见赵达功文章「蒋彦永引领纪念‘64’十五周年浪潮」(大纪元2004310)

 

[3]1989713日威廉·韩丁在纽约大学的讲演「‘六四’的真相和前因后果——一位在场者的报告」《先驱》第33, 19956

 

[4] 1989911日向青八九民运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5] 200011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海涛文章「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

 

[6] 1998年《中国与世界》连载习东「有关一九八九年事件的一些思考」

[7] 同上

[8] 这份名单上首先应列入邓小平、陈云、王震、宋任穷、薄一波、李鹏、乔石等镇压的主要策划和领导者。

[9]200141日刘宇凡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初步报告」

[10]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11]  200439  《大纪元》  「全球纪念‘64’十五周年筹委会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