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事件与资产阶级宪政运动

 

区芳

(转载自<红鼹鼠>)

孙大午,河北省徐水县人,私营企业「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中共党员。「大午集团」的固定资産和年産值均过亿元,拥有17个工厂和种植园,职工总数一千多人,1995年曾被国家工商局列入中国大陆私企500强。20035月孙董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衆存款」和「偷税」他和数名公司负责人受到正式逮捕,孙的儿子出任公司代董事长。3个月后,徐水县法院以「非法吸收存款罪」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

              

大午集团:私人资本的袖珍版

 

孙案与宪政的结合点在哪里呢?最浅显的解释,就是孙大午身爲亿万富豪,与有産者通过文化界发动、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归根结底,落实宪政就是爲了更好地捍卫孙董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正如政治评论家张天蔚所说,「经济精英们在越来越多地掌握经济资源和经济权力之后,必然産生政治意识的觉醒和政治权力的诉求」[1],宪政就是资产阶级政治诉求的直接産物。这场上层革新有两大重点,一是确立对财産权的保护,二要限制过大的行政权;按照发动者的预计,两项革新都要在法律的程序基础上完成。要说明的是,在野的私人资本对宪政比官僚资本要热心得多,但革新成功的果实却属于整个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国家。

 

谈到大午集团,它的历史和现状颇像一部袖珍版当代私人资本发展史。从贸易业到制造业,经过二十年苦心经营,民间老板已坐拥半壁江山(樊钢教授的《中国财富报告》认爲57%的中国资本现在属于私人)。不过,私营经济的资源还没兑现成政治权力,对「国策」的制定和实施发言权不多(决定权更少),旧官僚集团及其经济代表独占政权的局面基本未动,以权砸钱的例子仍层出不穷。让老板们肝儿颤的,不仅有金融、税收领域的陷马坑和鬼门关(「每个陷坑里面都会弄一个罪」[2]),更有国家暴力机器的时刻威胁。主流学者愤懑地指出「司法机构和非司法机构界定不清楚」已成工商界的噩梦,执政当局的「家法」(双规、双指)远高于国法,「以前只是针对党的官员,但是现在连民主党派、外商也被双规」[3]!人身自由没保障不说,生意更随时可能叫停:官员们「找个借口把董事长关起来、把企业接管过来翻个底朝天」是家常便饭,「在企业家中造成极大的恐慌,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不必担什麽责任[4]

 

官僚的胡作非爲其实有着明确的利益动机。孙案辩护人许志永从不同集团利益冲突的角度解释本案的起因,他指出中国的市场改革是「建立在权力垄断的基础上的,……在以‘经济建设爲中心’的口号下,权力全方位地介入经济领域」[5],不但打造了财雄势大的官僚资本,也让「很多民营企业不得不投靠权力以换取法外生存发展空间」。孙大午则用「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来概括官商合流后专制当局的表现,他的産业自然也难逃权力垄断的罗网。

由于各种原因,大午集团「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非常僵,曾和地方上的税务局、土地局等多个部门有过官司和纠纷」,结果呢?「发展急需资金,但从银行很难贷到款」[6]18年里它仅从徐水县人民银行得到430万元贷款,实在是杯水车薪,只好绕过官方渠道筹款。孙董「进去」后,县人行又出来指责前者「扰乱金融秩序」,多年从事非法集资影响当地信用社正常工作云云。高层出事后,公司的流动资金和账户被扣封,部分工厂停、减産,几个在建专案停建或不能按期投産,损失金钱以百万计,还不算客户流失造成的间接损害。

 

这段让孙大老板心酸愤怒的经历,其实是民间资本看惯的传奇话本;然而,宪政运动的急流使案子浮了起来,大午集团预定的黑色结局也因此完全改变。

 

私人资本爲孙董「讨公道」

 

在对孙案的评论中,著名宪政旗手王怡怒斥金融垄断造就了这样一个局面:「除非你被既得权势集团‘招安’,否则你休想继续做大」。他警告官方别把「损害金融垄断者的利润和危害金融管理秩序混爲一谈」,并呼吁「要特别防止金融垄断集团及其支持者因爲政治博弈能力的悬殊,影响地方政府滥用刑事手段,去打压民营企业」[7]。王先生的呼吁迅速得到私人资本及其舆论阵地的响应,「挺孙」戏大张旗鼓地上演起来。

 

20031031日,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兼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柳传志用传真的方式爲孙家打气,劝慰后者「不要因此乱了方寸」,要「相信中国的市场环境会越来越好,民营企业一定能得到公正、公平的待遇」[8]。柳老板这份示威似的传真在媒体上到处流传,带动了一连串的企业发信声援孙董。针对县人行对大午集团非法集资的指责,自由派老将茅于轼反问「(银行、信用社)自己干得不好,怨谁去?」「中国金融业很糟糕,无效率,还垄断」[9];孙大午「因言获罪」的说法传开后,一批舆论界人士发表了致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要求「保障言论自由,维护基本人权」[10]。以凤凰卫视爲首的多家电子传媒竭力把孙董事长打扮成富而好仁的「道德型资本家」:爲乡亲们修路,「爲当地解决了就业问题」,「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当了董事长还帮工人掏粪」,「办医院,职工和村民们享受合作医疗」[11],「免费办学」,「生活极爲简朴……他的父亲至今还在拣破烂」等等。「挺孙」初战告捷,孙富翁「好人一生平安」顺利出狱,并有望成爲资产阶级的一面道德旗帜;他的産业也正从县政府工作组「执行家法」的猛击下逐步恢复过来,民间资本似乎赢了一个回合。

 

从工人阶级的利益角度看来,孙大午首先是个成功(并渴望更多成功)的资本家,这是他身上最本质的东西。孙老板的言行充满了对自身阶级利益的具体认识和做大这些利益的决心。在公开言论中,他梦想能有一天「想在哪里建房办工厂都行,不要怕浪费土地,不要以保护耕地爲由限制农民发展,不要以金融稳定爲由限制农村的小钱庄发展」[12];把「农民」换成「我们农村老板」,这份宣言就完美了:资本自由流动、土地自由使用买卖租赁抵押和开放融资权等等,都是私人资本新跃进的必要前提。孙董直言不讳地要求官僚集团退出市场:「经济不是政府干的事,是企业家的事」[13];他大声抱怨民间老板被排斥在游戏规则的制定过程之外:「比如说立法征求我的意见,或者我有发言权的话我就从我这个角度说出来,既利于你好管理,也利于我的发展,……现在我看,立法好象不是这个样子,而是部门起草,人大通过的这种方式」;臃肿低效、无所不管的官僚机构也让他冒火,并提出「把一切多余的政府部门大刀阔斧地砍掉,使它成爲‘小政府’」[14]

孙先生扔了这麽多犯忌的炮仗,也难怪人们怀疑当局要治他的言论罪。实际上,他只是把成千上万个老板的心里话捅出来了。执政当局凶暴独大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早就让私人资本深恶痛绝,限制行政权的呼声正在后者中间高涨。

 

爲什麽资产阶级要求限制政府权力?

 

中国主流自由派学者谈起宪政时,常常可以听到「限制」和「分权」(其实分权也是爲了限制过滥的行政权)两个字眼,这不是偶然的。自由派认爲宪政就是「一种以法治爲形式、以分权爲手段、以个人自由爲目标的政治体制」(王怡);「即使不能说,宪政的唯一含义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但它一定是宪政的最主要含义」(徐友渔);「宪政的内容其实也不多,一个是严格地限制政府的权力,包括在政府之上的某些组织的权力,另一个就是严格地保障公民的权利」(贺卫方)。哪些权利呢?「财産安全、人身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都是最核心,绝无半点商量余地的权利种类,其它的大量人权、公民权都是上述权利的衍生权利。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保障这些权利」(萧瀚)。

 

就这样,自由派让「财産安全」大大方方地坐上了人权聚义厅的头把交椅。事实上只要对自由派的「战斗文集」稍加审视,就可发现财産权保护构成了这场宪政潮核心诉求的核心,而保障「财産安全」的手段(在自由派看来)主要是限政,「通过约束政府,而使私人财産免受政府之侵害和剥夺」(秋风)。这不难理解,现有的政权「远远没有成爲一个(资产阶级的)服务机关,而是形成了压迫机关」[15];民间老板常被官僚们呼来喝去「给以顔色」,闹得损失惨重。夸张一点说,面对官威难测的国家大棒,孙董及其同道们总处于一种「有头睡觉无头起床」的持续性紧张中。

不过让私人资本更加肉痛和不平的,是统治集团「家族党」在经济领域横扫一切的特权地位,有人这样概括「家族党」的所作所爲:「价格双轨制,他们是最大的倒爷--官倒;房地産热,他们握有土地审批权和优先的廉价购买权以及炒地权;炒股票,他们得到白送的原始股和大量别人不知道或晚知道的信息」「企业上市,他们都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起码也是董事会成员;甚至在国营企业的脱困中,他们也占据着最有利的位置」「他们严格控制市场,率先得到与境外新经济巨头合作的机会」[16],真是跋扈莫过于此!官僚资本霸占了如此多的财路,犹感不足,时不时伸手进私人资本的口袋「我收你做」,怎能不让庶民出身的工商人士吐血駡街?!

 

非但如此,在国内市场分割方面,那个「国内大权力和国外大资本之间(如江绵恒与王文洋)之间的结盟,权力与权力(如邓质方与周北方)之间爲了积累资本的结盟」至今对外资青眼相看,私人资本则常感到自己是后娘养的。入世以来,外资公司正在和即将进入国内银行、电信、铁路、外贸等领域,民间老板却只能在门缝里偷看几眼。所以官僚资本(准确说是它的某些行爲和某些部分)成爲宪政运动的一个主要讨伐对象,正是自然而又自然的!

 

産权保护与工人阶级

 

正如上面所说,保护财産权是宪政诉求的核心部分。自由派强调必须「特别地限制政府在面对私人财産权时之权力的范围与深度的功能」(秋风),以「确保一个不受公共权力侵犯的个人自由的疆域。并在这个私人领域内尊重各种非人格的不平等(财産、智力、契约权利等)」(王怡)。对工农大衆来说,财産不平等意味着什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兵告诉我们:「没有财産权就没有人权。人们只有确定地掌握着不可动摇的私産,只有控制着自己生活的基本依据,才可能对国家、对社会其它利益集团独立、自由地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没有财産的独立,就没有人的独立」[17]。对大午集团成百上千的无名工人来说,双手就是他们的生活基本依据;当孙董在监牢里倍受关注时,他的工人正因爲关厂和减産而默默离去。何先生说的很对:「没有财産的独立,就没有人的独立」,孙董向工人赠送了《论语》而不是工厂,因爲他很清楚商业社会里这两样东西孰重孰轻。手停口就停的雇佣关系,使亿万工人深刻地依赖于资本主义市场,进而依赖于孙大午们代表的利益集团——资产阶级,在后者结成的无所不在的剥削网里困顿终生。听了上面的话,自由派一定高叫「白手起家创业呀,懒虫!!」,一亿六千万中国工人自己当老板的可能性有多大?看看孙董的乡亲们就知道了。18年来「大午兄弟」是当了亿万富翁,可他手下千多号人至今平均月工资也就五百多块,勉强维持温饱而已!与此同时孙董不厌其烦地推销他的幸福理论:「有能力的人可以赚一万块钱,没能力的人可以赚一千块钱,但是在基本生活上应该没有什麽大的差别」[18]。好主意!如何实现呢?答曰「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利润问题,産业问题,工人对工厂的管理权问题,工人组织问题在孙先生眼里无足轻重:「希望不在工会、农会。爲什麽我谈到亚当斯和杰斐逊?工会农会是平民治国,精英治国也很重要」[19],精英如何治国呢?答曰宪政。

 

形式上说,政治自由、代议民主、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度等等宪政权利,对社会的任何角落、任何个人都是有效的。然而可以「让钱生钱」的私有财産使社会分裂成无法弥合的两部分,一部分「掌握着不可动摇的私産」(企业、证券、土地、巨额现金)对社会事务做出决定,其它人有赞成、反对(「以道德的名义!」)和一死了之的权利,但决定必须执行。孙大午斩钉截铁地认爲政治改革「必须由精英来制定,农民不会想到这个问题」[20],按这种逻辑,那些在他公司只拿五百元或更少糊口钱的工人乡亲,当大老板纵论天下时,也只有捧着《论语》「收声」的份。

 

把目光投向精英,我们会立即发现私人资本分权斗争的战场不是街头,而是已经具有足够力量「对官方利益集团的欲求进行反对和打击」的资本和産权市场;市场(而不是雅科宾民衆讲坛)在不断爲私人资本「提供着最有效的武器和最合法的保障」[21]。爲什麽精英不愿让大衆介入?因爲只有前者掌握着不可动摇的私産,只有他们有能力在资本市场上搅得风生水起;工农大衆在资本市场里没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在车间和田地,那里是他们维权自卫反击老板、以摆脱饥饿威胁的战场。利益不同,反压迫的方式也就不同。本是同根生的朝野资本家集团,能在资本市场里寻求妥协,在大政上也是绝不会真正决裂的。

 

上层合流的趋势

 

资产阶级内部不是(也从未是)铁板一块,有时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拳也会落在某些有産者集团身上,这是今天中国上层政治的现实,正是它催生了宪政运动。值得先进工人和进步青年万分注意的是,尽管私人资本对执政者满肚子气,但自己人终归是自己人。自由派学界一直在主动地把橄榄枝舞来舞去,希望能促成「执政精英及其权贵家族与民间的一批有理性的自由主义精英和极少数有良知的执政精英之间的合作」;说白了就是在革新政治的前提下建立广泛的有産者统一战线,以遏制社会危机可能的总爆发。至于「朝廷」,它也在求新求变,尝试着用各种手段(立法、部分允许私人资本进入传媒业、入世)限制官僚层。在「保护私有财産入宪重要的一点就是约束政府这个主体的行爲规范」[22]这一点上,朝野统治者达成充分谅解只是时间问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私人资本无疑会更大胆地要求限制行政权和争取立法权,新的「宪政江山」会让他们感到更安全,更有信心进行大规模投资,也更愿意考虑长远战略,包括自己的国内国际政治战略。

 

工农大衆在宪政运动中有自己的利益和参与方式,无论如何,作爲资产阶级战车的螺丝钉,它在客观上也无法置身事外。不过,工农阶级斗争与资产阶级宪政的关系,共産主义者在其中应该争取扮演什麽角色,都需要另外进行专门讨论,这里就不啰嗦了。

 

31/01/04

 


 

[1]  2003317日《搜狐视线》张天蔚:「从‘老板从政’到民主政治」

[2] 200383日《搜狐财经》:「专家进言:孙大午事件背后的金融与法律问题」

 

[3]法律思想网:「宪政路上的绊脚石与推动」

[4]杨支柱:「谈孙大午非法集资案」

 

[5]搜狐财经200385日许志永:我们爲什麽要爲孙大午辩护

 

[6] 2003711日《南方都市报》「亿万富翁孙大午非法融资被捕」

[7] 2003716 王怡:「从孙大午案看民间融资困境和金融垄断」

 

[8] 2003113日《北京青年报》孙大午资金链如何接续 柳传志亲笔传真表支持

 

[9]万维读者网 2003728日「茅于轼爲富豪孙大午鸣冤」

 

[10] 2003115日《联合早报》「孙大午等案激发中国各界精英纷起悍卫言论自由」

[11] 2003117日南方网「孙大午的梦和痛」 1127日凤凰宽频财经点对点第4546期「富翁孙大午被捕事件」

 

[12]  20021213日学而思网站:「孙大午与杜润生先生谈话纪要」

[13]中国农村研究网孙大午:「民主与自由、制度与法律」

[14] 2003323日「孙大午\郭飞熊对话」

[15] 200383日《搜狐财经 》: 「孙大午事件背后的金融与法律问题」

 

[16] 2001320日刘晓波:「权贵家族与政治改革」

 

[17] 20031229日《新浪特约时评》何兵:「保护私産,最重要的问题是程序」

 

[18]20031112日民营企业家孙大午作客新浪总裁在线

 

[19]同注释12

[20] 同注释14

[21]2002630日王怡:「从市场到宪政--经济沙皇时代的终结」

[22] 20031229日新浪观察:「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军扩所长:保护私有财産入宪首先制约着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