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危機

劉宇凡

 

   大陸知識界有關「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論,反映中國社會矛盾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以致自由主義因為既無法解釋亦無法化解矛盾而開始失去優勢,甚至出現內部分崩離析。自由主義正在危機中,就像大陸社會正在危機中一樣。

 

是和尚的錯,還是經有錯?

大陸的官僚社會主義發展到七十年代末已經敗象紛呈。中共所選擇的自救辦法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繼續壟斷政權及鎮壓一切來自基層的抗爭之後,這種資本主義的真象也日益顯露出來了。它不是那種自由主義者所渴望的「具有人性面貌的資本主義」,不是具有代議民主與法治的資本主義,而是官僚資本主義。

多數大陸知識份子早就拋棄社會主義(不論任何一種)信念,並很迅速地擁抱自由主義;亦因此他們直接或間接地鼓勵中共把市場逐步擴大為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特別是經過八九民運的挫敗後,他們拋棄僅餘的一點點實際的民主抗爭精神,認為在高壓統治及群眾不可靠(出於對「暴民」的恐懼)的情況下,唯一出路是繼續助長中共的資本主義市場化改革。他們深信市場的擴大會逐步弱化國家專制,同時強化民間社會與中產階級。他們不再多談民主,而是大談「小政府大市場」。這條「曲線自由主義」似乎比較安全,也比較實際。自由主義思潮空前地獲得了巨大信譽。

他們以為是播下龍種,可是,收穫的只是跳蚤。市場化的程度今天已經打破中共在八十年代所設下的種種界限;土地、勞動力、投資等等,都先後獲准進入市場;國有財產也可以買賣。中國已然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知識份子自己也確因此而得益不少。但是,國家專制並沒有隨之而弱化,中產階級也未曾冒升;相反,冒升的是官僚資本以及猖狂日甚的化公為私。私人資本當然也大大冒升,但不僅在官僚資本面前顯得太寒酸,而且往往同官僚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看似是官僚資本的小夥伴多於看似一個敢於伸張法治精神的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自信心開始低落了。究竟這根本是自由主義綱領的錯,還是在理解及貫徹自由主義綱領上的錯?究竟是自由主義本身是歪經,還是歪咀和尚唸歪了經?最右一翼的自由主義者答:經沒歪,和尚的咀也沒歪,因為唸出來的經根本沒歪。是你們聽歪了而已。這就是樊綱之流的腐敗有利論,化公為私好得很論。自由主義中派則說,不對,唸出來的經的確歪了;至於原因,竊以為只是和尚歪了咀。自由主義經還是好的。市場經濟是公正,但卻讓腐敗官員糟撻了。必須拿社會公正與法治精神來救治腐敗,再用小政府代替大政府,就能讓市場的平等之光普照天下。這是何清漣、秦暉等人的觀點。這時候自由主義左翼也上前糾謬了。不對不對,和尚固然歪咀,但那經也是拿錯了的經。自由主義的經有好的,但也有壞的。右派自由主義那種盲目歌頌市場萬能的經就是歪經。只有左派自由主義那種主張國家調節市場的經才是好經。這是甘陽的看法。新左派就附和自由左翼:對呀,對呀;但市場經濟何止有時失靈。它在資本主義下面簡直就變成了富豪對人民的宰制呢。自由主義的經啊本來就很有疑問。這是汪暉的觀點。毛派更乾脆:自由主義的經呀是全歪的。只有復興毛澤東思想才行。

公正平等     當務之急

 

    究竟誰對誰錯?我們認為,判斷的標準首先不在於如何解讀學術宗師的著作。我們把尋章摘句的工夫留給學術家。我們認為,對錯首先得看誰的學理能真正解釋現實,尤其看誰的學理能真正促進勞勤人民的自由與福祉。

 

    右派認為目前階段不能多講公正平等,只能講經濟發展與效率。問題是,有什麼道理說經濟發展與社會主義一定是對立的?一定是互相承接的兩個歷史階段而不能同時兼顧?吳稼祥借用文革的鬼影來唬嚇人。但是「公正平等」只是一個含混概念。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公正平等」。怎麼能拿文革時期的極端做法(其實當時能否叫做「對經濟平等的過份強調」都成疑問)來完全否定公正平等的原則?市場經濟就不用講公正平等(哪怕只是資產階級的)嗎?在現階段完全否定公正平等原則,將意味著什麼呢?那將意味經濟資源的分配完全由強權決定一切。但是,任何一種強權都不是絕對的,所以強權政治一定引起無數覬覦者與挑戰者,從而引起永無休止的社會暴力鬥爭,結果就是破壞了經濟發展而非促進它。今天的印尼可當鑑戒。右派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今天為哪個階級服務不是明如白晝嗎?這種官僚資本的「鬥爭哲學」決不比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好到哪裡去。

    右派認為當今腐敗橫行,只是因為那「有形的腳」(即政府)踩住了市場的「無形的手」,因為政府要管的事太多,因為國有企業太多等等。這個論調實際上是說:官員收賄有罪,企業家授賄則無罪。但這能服人嗎?在八十年代初的改革開放,許多個體戶、小市民、下鄉知青等等,為了獲得買賣上的方便,或為了種種個人問題而不得不付賄以求解決問題,這的確不能苛責。其次,政府部門什麼也愛插手,不少正當的工商業經營者因此迫不得已付賄。這也不能苛責。可是,現在大陸那種私營資本家與官員合謀,動輒把成萬成億的國有財產化公為私的狀況,能夠同前兩種情況相比嗎?能夠說那些付賄為求私分國有財產,為求逃稅或走私,為求不繳社會保險金,為求不按勞動法、工會法及職業安全法律經營等等的企業家,全無絲毫責任嗎?難道這不是官商勾結,而不是什麼政府的腳踩住資本或市場的手嗎?

 

其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府直接或間接經營的事業簡直一枝獨秀,比今天中國厲害得多,但那時何曾有今天那種動輒把數以億計國有財產化公為私的勾當?

 

誰的「市場」?

即使根據自由主義原則,政府再小,也不能沒有。而只要有政府,就有腐敗的可能,同政府經營多少經濟事務反而沒有直接關係。直接同政府官員的腐敗有關的,是他們不受民主監督,是因為一黨專政,是因為沒有政治自由。不去積極反對人治與一黨專政,不去爭取民主與法治,卻把攻擊集中在「公權太大」上面,實際上是在助紂為虐,幫助官員進一步化公為私。

    毛時代的中國也是奉行人治與專制,哪為什麼當時又不致於現在那樣糜爛?因為政治專制固然是當今大規模化公為私的必要條件,但還要加上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注意,不是任何一種市場經濟,而只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充分條件,才能形成這種規模的腐敗。毛時代雖有市場調節,但它很小甚至過小,官員很難像現在那樣變成官僚資本家;貨幣固然無法轉化為資本(因為勞動力及生產資料都不是商品),甚至它的流通手段的作用也大大受到限制——你光有錢不行,還得搭上糧票、布票、自行車票才可以買米糧布匹及自行車。官員要貪污,也只能佔有使用價值(住房,奢侈品),而光是使用價值並不能增值,不能變為可以滾錢的錢。即使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市場化已經大大擴充了,可是由於還沒有真正的資本市場及勞動力市場,官員也只能在流通領域中貪污,不可能像後來那樣自設公司、侵吞國有財產後自行經營發財。要等到八十年代末,當市場化已經發生質變,已經變成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時候,亦即除了消費品之外,連生產資料及勞動力都變成商品之後,專制官僚集團才能名正言順地變成官僚資本家。

     徐友漁光拿國有投資佔多少來證明中國還不是資本主義。他忘記了,國有經濟比重佔多少根本不是判斷社會或國家性質的主要標準。資本主義也可以有很高的國有經濟比例。徐友漁又說中國憲法沒有確認「私有財產不可侵犯」。這不是事實。1982年憲法中下面那一條至今仍然存在:

    「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

 

    鑑於其後憲法又正式確認了「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份」,所以,憲法已經明確保障了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權。如果這還不足夠,究竟徐友漁認為還要怎樣寫才算保護私有財產權,才算是資本主義社會?

    徐友漁的錯誤還不止此。他認為資本主義就是對「個人自由、私人財產、市場經濟、法治與憲政」的肯定,而社會主義相反。中國由於還沒有對「個人自由………」的肯定,所以就不是資本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我們暫且不談它,先談資本主義。我們要問:難道外國資本主義就沒有政治專制,就沒有人治及侵犯個人自由?難道他們對最近德國前總理科爾勾結企業家的醜聞一無所知?即使我們相信西方資本主義已經充分肯定了「個人自由……」等,難道我們也能相信廣大第三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同樣已經肯定了「個人自由」與「法治憲政」了嗎?有人辯說,第三世界決不是每個國家都能算是資本主義!好吧我們不妨把範圍縮小,只算那些參加了世界貿易組織的127個國家吧。要知道,凡是申請加入世貿的國家,必須是奉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所以,所有這127個國家都是資本主義,殆無疑問。但當中就包括了許多沒有多少法治和政治自由、尤其實際缺乏工會權與罷工權及新聞自由等等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國也因為符合了世貿的「市場經濟」標準,加入在即,這不正好証明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嗎?自然,中國資本主義在「個人自由………」方面同西方仍有很大距離,但這只能說明中國資本主義落後性,而不能否定其為資本主義。難道不及明星那般漂亮的女人,就不是女人嗎?

    右派的錯誤在於把「市場」,不,是把是資本主義市場,過份美化,看不見它同腐敗的關係。他們學著海耶克之流的濫調:國家是強制之源,而市場則是自由之根。什麼貪污腐敗、化公為私,通通都與市場沾不上邊。可是,稍微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是夢囈。首先,他們含糊地談「市場」,本身就是一種有意模糊事實的做法。你們說的是原本意義,即實物意義上的「市場」嗎?亦即小農時代那種小農間或小商品生產者之間彼此交換剩餘產品的地方市集嗎?這種平等而自由的市場一早就被上升的資本主義大半擠垮了。對,你們所說的市場,只能是才有三百年歷史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不能是別的。但是這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沒有強制,沒有剝奪,沒有化公為私與貪污腐敗嗎?任何不具偏見的人,只要睜開眼睛看看今天西方的真實情況,就知道答案是否定的。官商勾結以便化公為私,從來都有。資本主義的市場就是由少數富豪直接或間接操縱政府及國計民生的市場。資本主義市場與過去時代的市場或前「社會主義陣營」下的市場不同的地方正是,在其中什麼也可以賣,什麼也可以買。

如果一切資源,一切勞動力都可以買,官員為什麼不可以收買?現在各種各樣的政治獻金使大財團與官員的勾結日益牢固。如果西方資本主義看來較中國為清廉,那是因為金權政治在那兒已經牢牢確立,因為權錢交易已經合法化。美國大企業用政治獻金來影響選舉從而影響政府決策,是高等法院正式承認為符合憲法的,理由是獻金也是一種言論自由!可見在西方資本主義樂園,金錢本身已經等同人的權利了。在金權政治下,許多由國家用公帑開發的昂貴技術,從核能到電子技術,從電腦到互聯網,都是廉價或無償地交給了大企業。政府的種種合約,也輕易落到同官員關係密切的資本家手中。英國一個研究機構 Corner House今年六月才發表一份有關貪污的報告,指出西方跨國公司在政府的暗中支持下在全球平均每年行賄800億美元。去年美國商務部則估計過去5年美國共有294宗合約(涉及金額1450億美元)是經行賄獲得。近年貪污問題如此嚴重,以致經合組織在1997年簽訂反貪污公約。但人們普遍不相信有用。世界銀行則建議用縮小政府作用,特別是進行私有化來解決貪污問題。但結果弄巧反拙。至於第三世界,跨國公司大筆付賄款以贏得政府合約,更是一種常規。的確,大多好像沒有中國那樣醜惡。但是,難道非要掉光所有牙齒才可稱為老人嗎?

 

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化公為私的歷史

 

    何清漣同其他右派不同的是,她認為要一開始便追求公正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要一個公正的私有化。可是西方及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根本不存在過什麼「起點的公正」。它的全部歷史,就是把許多原先屬於公有或個人所固有的、不可買賣的東西強行變成可以買賣的及私人佔有的商品。換言之,資本主義市場的歷史就是資本家化公為私的歷史。英國的羊毛工業的發展,就是以摧毀農民共有地並使之變成私人牧場為基礎的。美國資本主義則是以消滅印第安人的公有地為前提的。從那以後,從土地到勞動力,從嬰兒餔乳到個人私隱(無數企業正千百計去買你的個人資料——例如病歷——以便向你推銷產品),從食水到郵政,從退休金到監獄,從無線電頻譜到生物以至人類基因,都慢慢從公有、公營或個人固有而變為可以買賣的商品,變成資本家的一盤盤大生意。資本主義另一種類型的化公為私,就是把自然生態當作私人的垃圾崗,就是把工業污染的成本轉嫁到社會及自然生態,通過破壞人類及生物億萬年來所共享的清新空氣、清水、生態平衡等來達到節省自己的企業的成本或謀取最大利潤的目的。但更可悲的是,它越是造成污染及生態失衡,反過來會為資本帶來更多商機——越來越多人要喝蒸餾水、買空氣清新機,以至可能有一天人人得買罐裝新鮮空氣。如果這些商機還不夠,不要緊,可以收買官員再把更多政府合約,更多公營事業送給你們。

     但是,資本主義市場這個不斷化公為私、不斷化個人固有權利為商機的過程,在每一個階段上都曾遭到勞動人民的反抗,因而統治者要動用暴力來敉平「叛亂」。這個暴力過程的主線,從早期鎮壓農民及印第安或非洲原住民,到強迫游民到「國家工廠」勞改(對,是勞改。勞改的辦法是早期英國資產階級政府的發明),到八九十年代各國政府鎮壓反對私有化的工人,到大陸上面為建設無數出口加工區及開發區而鎮壓不願交出土地的農民,到去年底美國政府在西雅圖鎮壓反對全球化及世貿組織的幾萬群眾,自始至終貫串其間。國家暴力與資本主義市場之廣度及深度上的發展,本來就是相輔相承的。說什麼資本主義市場是自由之根,那不過是資產階級發財與剝削的自由而已。

有些自由右派悲嘆今天中國的「市場經濟」是「越淮為枳」。他們不知道,他們所想要引進的東西,本來就不是橘子,本來就是枳。如果你們所想接種到中國的,不只是「市場」而且是「資本主義市場」,是那種要剝奪農民的土地,要把幾十萬國有企業私有化,要把一切資源變成商品,要剝奪一億工人的就業保障,要在此基礎上重新締造一個有產階級(不管你叫官僚資產階級還是中產階級),那麼,不論你喜歡不喜歡,你都不能不需要國家暴力去鎮懾勞動人民。所以,雖然自由主義者未始不想要代議民主,未始不抱怨國家專制,但是,只要他們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必由之路,他們就事實上不能不把民主奮鬥無限押後,不能不在事實上贊同中共任何有助擴大資本主義市場的措施,事實上與勞動人民對立起來。因此,儘管他們也不滿於專制,在政治上及道義上他們實際上並沒有同這種專制作鬥爭,甚而是甘心或不甘心地默認了這種專制。在這點上,亦即在事實上,他們同鄧小平的「兩隻手都要硬」的路線沒有原則分別,因為大家都同樣害怕勞動人民起來反抗這種私有化。

 

誰的「國家」?

    一些左派以至毛派也強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腐敗的關係,但是,他們的缺陷是新左派沒有充分分析到中國的國家機器在官僚資本主義化過程中的推動作用,毛派更完全看不到毛澤東時代的國家機器與鄧時代的國家機器的延續性,看不到毛澤東對後來的官僚資本主義化的應有責任。一句話,毛派雖然號稱堅持社會主義,卻閉目不見社會主義的信譽上的重大危機。

     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是:為什麼鄧小平那麼輕易就推翻經過幾十年革命及幾十年建設起來的「社會主義」的體制?真是如毛派所斷言的,只是因為鄧小平這個「接班人」的個人政治與道德問題?為什麼在共產黨內沒有任何重要部份出來捍衛國有制?這是新左派與毛派都沒有或無法回答的問題。

     鄧小平之所以能背叛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正是因為他繼承了毛澤東那部強大的、黨國一體的、不受任何民主監督的專制國家機器。正是憑藉它,鄧小平為代表的統治集團才能壓制一切反抗,並逐步把他們的官僚資本主義建設成功。其次,鄧小平的官僚資本主義化之所以成功,正因為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的名譽敗壞得太慘痛。我們不能像右派那樣全盤否定1949年的革命和隨後幾十年的建設。但是,反過來,我們也不能全盤接受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如果這可算是社會主義,就只能是一種官僚社會主義。在這種「社會主義」下面,人民作為公民,卻沒有基本政治自由與民主權利;作為生產者,沒有獲得社會主義下本該擁有的經濟管理權、特別是國民收入的基本分配權;作為消費者,他們卻連通過手上貨幣去決定消費品品種的權力、也因為官僚橫蠻壓縮市場關係而受到剝削。另一方面,騎在人民頭上的共產黨憑藉所壟斷的政權及經濟管理權卻享有種種物質特權。但是這種全能專制同時也扼殺創新精神及對權力的應有制衡,而結果就是不僅經濟建設受到極大干擾,而且官員迅速腐敗,而最高領袖們成天在權力鬥爭中打滾。知識份子更受到空前的迫害,使他們從此不再相信社會主義。正是這些反面經驗,才大大方便了後來鄧小平的資本主義改革。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名譽遭逢空前的危機。

    部份「新左派」以至毛派的重大缺陷是看不到工農民主的重要性。他們抽象強調須要「國家」來調節那常常失靈的「市場」,強調「國家」要有適當的經濟集中管理權——但是我們不能不追問:是誰的國家?是官僚的國家還是勞動人民的、一開始就要大大減低強制性的國家?如果你們談的是真正勞動人民的國家,那就必須承認人民享有一切政治與經濟的民主權利(只有這樣才能減低和最後取消國家的強制性),必須廢除那種由領袖或黨包辦一切的制度,而這一切亦即意味必須拋棄毛澤東的政治專制主義,廢除那種既壓抑民主又太過份壓抑了市場機制的國家主義。

    毛派只知罵現在的官僚集團,不罵或少罵毛時代的官僚集團,更絕不罵毛本人。但是史、毛所代表的工人國家的官僚集團決不是為專制而專制的。斯大林消滅工人民主,是有確定的物質利益在其中起作用的,那就是要自由侵吞國有財產。而走到這一步的官僚,早晚不會滿足於在分配領域多佔使用價值。托洛茨基就說過,「特權若不能傳給子孫,就只有一半價值」。而官僚要變成有產階級,得直接佔有資本,才能做到這點。在這個意義上,官僚的歷史趨勢根本就是復辟資本主義。官僚專政早晚會變成官僚資本主義的專政。要阻止官僚這種蛻變,首要辦法是實行真正的民主。不作此圖而想靠禁慾主義,靠最高領袖隨心所欲地命令大搞「群眾運動」(有人還相信這是什麼「大民主」!),靠領袖崇拜等等去反對官僚主義,就像奢望吃香爐灰可以治病一樣荒唐。真正的左派若不同毛澤東的反面經驗劃清界限,若只知抽象地談「國家權力要適當集中」而不知多談民主,就在實際上繼續幫助右派抹黑真正的社會主義。

 

市場化化出一個自由民主?

    自由右派的另一個重大錯誤是那種機械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論。在他們眼中,全部落後國家都早晚要逐步走完西方資本主義所走過的(他們所以為存在的)全部階段,不能亂套。大陸正在重演幾百年前西方資本主義的原始累積的大規模掠奪?不要緊,原始累積階段早晚會過渡到正常的自由資本主義階段,那時候就可以再談公正了。血汗工廠以及福特主義的非人性化的流水作業太可惡?啊,這是很遺憾的,但得首先經過這個階段,才能再談人性化工廠及後福特主義。保障小農利益免受市場經濟的剝削?等到市場經濟已經充份地完善地建立起來之後才談吧。要爭取直接民主?我們連代議民主也沒有,又豈可一步登天!爭取代議民主?等市場經濟發展起來了,代議民主就水到渠成了,何須揠苗助長?要限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弱肉強食的機制?我們還沒達到純粹而自由資本主義階段,還處於「國家專制」階段,談什麼限制資本主義?

 

要全部駁倒這些高論,得寫許多部大書。我們只能很簡單地指出以下幾點:

    他們言必希臘,拿西方資本主義既當作典範,又當作坐標——只要中國還沒達到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就不能要求有西方式的代議民主、法治、對勞動人民的相對保障等等。他們不懂得,希圖中國有一天從目前的糜爛的官僚資本主義慢慢自動變為「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那才真真是烏托邦。說它是烏托邦,一是因為就算是西方資本主義,它的議會民主與法治根本不是「市場經濟」的自動發展的結果,而是工人階級鬥爭的結果。右派這種「市場經濟自動開出民主」論實際上是最庸俗的經濟決定論。二,是因為:恰恰由於有了西方那種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才阻斷了第三世界(包括中國)能夠再發展出像西方那種高度的資本主義。或反過來說也一樣:西方那充分發展了的資本主義本身,必須以第三世界的資本主義之畸型發展為前提。這是因為西方跨國公司如果要繼續居於壟斷地位,它們根本不會讓第三世界的工商業資本充分發展並成為其嚴重競爭者。無疑,第三世界之融入世界市場,必然為其帶來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從頭起這種發展只是一種依附於西方跨國公司的資本積累,以其廉價勞工及自然資源服務於後者。這意味著第三世界的工業資本只能在世界分工中充當跨國公司的分判商與合資小夥伴,為前者進行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意味著第三世界的工農業往往首先是面向世界市場(其中又由跨國公司佔主導),而不是當地市場;意味著當地資產階級政府一定要大大壓制工農的政治與經濟權利以便壓低工資,才能吸引跨國公司投資;意味著當地資本積累要首先滿足跨國公司的利潤上的需要,才能揀取剩下來的麵包屑。但麵包屑是養不起全國人民的,尤其當本地資本家已經佔去了附加值的最大份的時候。這就是為什麼,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第三世界國家往往有高達兩成三成人口(主要是小農)差不多同國內市場沾不上邊;他們拿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可賣,也沒錢去買多少東西。工人的情況好些,但也好不了多少。赤貧反過來又使國內市場更形狹窄,驅使當地資本更加面向世界市場並充當跨國公司附庸而非國內市場。亞洲危機更進一步顯示,那些曾被視為有朝一日會和平演進為自由民主的發達的資本主義的「新興工業國」,現在沒有一個不受到重創。這一切同時亦表示,第三世界的代議民主一定是脆弱而不穩定的。第三世界的主要「比較優勢」就是低工資;而只有強大專制的國家機器才能壓制罷工及工會組織,從而壓低工資。而這一切是得到西方贊許及熱心支持的。西方國家雖然向全世界大談民主,可是,真正獲得美國帝國主義歡心的,決不是像智利的阿侖第、古巴的卡斯特羅之類的第三世界領袖,而是菲律賓的馬可斯、印尼的蘇哈托、南韓的全斗煥之流。總之,今天第三世界的政經形勢就是這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與落後國的資產階級結成戰略同盟,共同剝削第三世界的工農和自然生態,共同阻斷第三世界發展出足以挑戰西方霸權的資本主義及其民主。這種戰略同盟,隨著越來越多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加入世貿而變得更為明顯。為了增加出口到西方及日本市場,以及為了吸引其資本,第三世界的資產階級不惜犧牲本國的政治與經濟自主權,甘願讓世貿的「自由貿易」協定凌駕於本國一切法律之上,甘願大開本國市場給外資來擠垮當地小農及一般小企業。當然,說第三世界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建成反人民反民主的共謀聯盟,不等於說彼此不再有矛盾。不是的。但基本上矛盾是次要的,共同利益才是主要的。

    所以,第三世界絕大部份國家之所以至今無法成為像西方那種「成熟」的資本主義,根本不是偶然的。中國作為第三世界中的二、三流國家(以人均國民收入計算可能還不到)發展資本主義的命運決不會比別人好很多。

 

誰的自由?

 

    右派敵視民主,害怕大多數人會侵犯少數人的自由。其實,真正左派何嘗沒有這個擔憂?但這個擔憂應當使我們謹慎設計民主制度,確保少數權利不受侵犯,而不是將之變成為根本反對民主的理由。在這方面,不論自由主義思想還是有幾百年歷史的西方代議民主及法治精神,都應大有借鑑之處。真正的社會主義決不否定這些東西。反過來,沒有民主就等於讓少數人、甚至一兩個人操縱億萬人民的生命財產與自由。究竟在中國及世界歷史上,多數人通過民主鎮壓少數人的自由的情況多,還是少數統治精英通過專制迫害多數人的情況多?

 

    但為什麼右派把民主說得非要侵犯少數人自由不可?為什麼把民主說得那麼可怕?這是因為,他們心目中的「個人自由」同勞動人民應有的「個人自由」的意義是大不相同的。

在徐友漁的「自由」清單上,私有財產位列於個人自由之後。的確,對自由主義者來說,自由首先是財產自由。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誰不想個人自由與私人財產受到保障?但是,正在經歷著史無前例的化公為私的當代中國人,正在經歷著一場赤裸的原始累積的勞動人民,難道也不該問問:難道那些「合法」或「半合法」地(更不用說非法)化公為私的財產也該變成神聖不可侵犯?右派自由主義者不敢吭聲;中派或左派自由主義者,為了拯救自由主義的聲譽,不得不站出來說:當然不該保護這種不正當手段得來的財產。很好。但何謂不正當?何謂正當?

   

     何清漣在一篇文章中語帶欽羨地引述自由主義宗師洛克的「正當的」財產觀:

    「個人為什麼能夠取得財產呢?洛克從終極意義上給予了回答。他說:『每個人自己本身有一種財產:這種財產,除了他自己之外,沒有人對它有任何權利。他的身體的勞動,以及他的手的工作,我們可以說,當然是他的。那末,無論什麼,凡是他改變了它們的自然狀態的東西,他就已經把他的勞動和它混合起來,加入了他自己的東西,從而使它成為他的財產……沒有別人,只有他能對那加入了這種勞動的東西有一種權利。』

     僅僅是這一點,就決定了洛克在人類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

     西方社會歷來非常注重個人財產所有權的絕對化。……正是在「勞動」這一複雜 觀念裡,洛克體現了所有組成這個觀念的自然、理性、至善、平等、自由、幸福、豐裕、有用和罪孽等許多觀念。洛克的偉大貢獻在於他揭示了「勞動」在確定社會經濟秩序上的意義後………,西方社會再也沒人懷疑過這一真理﹔即所有權由勞動確定。」

 

   凡是自己的勞動成果的,都是私有財產,都是神聖不可侵犯。多麼天經地義,無可反駁啊!但是,洛克真的是主張勞者自獲嗎?還是相反,是在主張勞者不獲與獲者不勞?看看洛克另一段說話吧:

 

   「我的馬所吃的草、我的僕人所割的草皮以及我在同他人共同享有開採權的地方挖掘的礦石,都成為我的財產,毋需任何人的讓與或同意。我的勞動使它們脫離原來所處的共同狀態,確定了我對於它們的財產權。」(《政府論》)

 

    洛克公然把僕人與他的馬等量齊觀,又公然把僕人的勞動視為自己的勞動,而他自己完全不覺得值得奇怪——自然囉,他自己以至當時的讀者全是資產階級化的士紳;他的財產觀就是有產者有權剝削工人勞動的觀念。當洛克談「人的權利」,「人的私有財產」的時候,根本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每一個人,更不是女人與僕人,而純粹是男性士紳。而男性士紳本身就足以代表所有女人,所有僕人,不,所有人了。所以,士紳階級佔有僕人的勞動成果是那麼天經地義,不言而喻。但驚人的是我們那可憐的何清漣竟然作了恰恰相反的解讀!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大陸的《政府論》譯本有吳恩裕的序言,他特別指出了上述引文。而何清漣居然視之不見。這種疏忽,是不是同自由主義者至今仍然對工農階級現在的悲慘狀況異常疏忽,多少有點聯繫呢?

    其實洛克的剝削階級立場是非常清楚的。其邏輯亦非常一貫。他是怎樣為殖民主義辯護的呢?他認為,奪取美洲印第安人的土地是完全正當的,只要我們(男性士紳的)白人能夠(通過剝削農業工人或奴隸)提高土地生產力,就有理由把土地據為己有。

    不加批判地全盤接受洛克的自由與財產觀,在今天尤其危險。當代資本主義已經發展為壟斷資本,而它所剝削或剝奪的,早已不只是僕人與農民,而是變成了商品的全球勞動人民及自然生態。以西方與日本為主的跨國公司,已經控制了世界一半以上的投資與貿易。在所有前「社會主義陣營」,壟斷資本(官僚資本也是壟斷資本)同樣瘋狂地侵吞過去幾十年勞動人民共同創造的財富,同樣全力地把全國勞動人民變成一無所有的、非出賣勞動力不能生存的僱佣勞動者。為壟斷資本服務的世貿組織,正在為它們打開更多的自由,以便它們自由剝削工農及生態,自由擠垮中小企業。在這個形勢下,不加區別地談什麼私有財產神聖論,不加批判地歌頌洛克的剝削階級立場,究竟是有利於誰,不是洞若觀火嗎?

    自由主義的盲點正正是:一方面把階級剝削當成天經地義,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又用抽象的「人的自由」來掩飾這種階級剝削。後代的自由主義者在工人運動的壓力下,大概不敢再公然地把馬與僕人相提並論了。但他們依然花費筆墨去論證工人在「市場經濟」中也是自由的。路德維格.米斯(在大陸有很多支持著呢)說過,工人在「市場經濟」中「不失為自由人,因為他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辛勞與努力出售給任何想購買的人」;「他們並無欠下僱主的恩典或徭役;他們只欠下僱主某種特定品質的某一定量勞動而已」。「定量勞動」?這些人究竟有沒有做過工?但是,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吧?勞動契約所規定的決不是定量勞動,而是勞動工時。而奧妙在於,同一工時內的勞動量可以有很大彈性,而這一彈性是由僱主單方面控制的。資本主義的科學管理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固定工時內盡量提高勞動強度以便搾取更多利潤。從泰羅制到福特主義以至今天的所謂「精瘦生產(lean production)莫不如此。在傳統的通用車廠生產線內,工人平均每分鐘要勞動45秒,但是實行了精瘦生產的豐田,要工人每分鐘勞動57秒。這種緊張勞動不僅令人非常疲倦,而且扼殺工人的創造力。這種異化勞動,對資本而言是自由,對工人來說卻是奴役。在今天大陸,對工人的剝削更是駭人聽聞。真正追求人類自由與解放的志士,怎麼能夠對受剝削工人無動於衷?怎麼能反過來去為資本的剝削自由張目(或者掩飾)?

     今天如果要講人權自由,首先就得保障勞動人民免於受資本的剝削的自由。而對於勞動人民的這方面努力,自由主義可以指教的實在不多。

 

社會主義就是爭取全面的人的自由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同自由主義一樣珍視「個人自由、私有財產、市場經濟、憲政體制」;但是要讓勞動人民也有自己的「個人自由、私有財產、市場經濟、憲政體制」,前提首先是限制資本的剝削自由。限制資本自由,不等於限制資本家的人身自由,更不等於「肉體上消滅資本家」,不等於什麼「割資本主義尾巴」。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要通過限制資本自由,尤其通過真正的民主制度及法治精神,來讓勞動人民以至全體公民都享有基本自由與物質生活保障。

    真正的社會主義決不簡單否定自由主義,雖然它是後者的經常批評者。自然,斯大林、毛澤東那種社會主義也不全盤否定它。但他們只肯在如下意義上肯定它:自由主義打擊了封建主義,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從而也促進了工人階級及其革命的發展。但是個人自由呢?人民主權呢?對國家權力的警惕呢?憲政與法治精神呢?對不起,這些都是壞東西。可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卻完全擁護這些思想遺產;他們的唯一批評只是這些人類應有的「普遍價值」,到目前為止只是惠及一小撮統治階級而沒有惠及廣大勞動人民。只有這種社會主義才能拯救社會主義的危機。

    反觀今天大陸的自由主義者,就沒有幾個真正關懷勞動人民的不自由。他們甚至完全不曾為被剝削基本人權的法輪功學員發言。最近有人在大陸網上,對知識分子的冷漠表示「十分失望」。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難道不應自省嗎?他們的自由主義稱號難道真正名實相副嗎?不僅如此。他們稱頌洛克的市場經濟觀與財產觀,卻恰恰忘記洛克的革命權利說,即對於專制統治者,人民有權革命的觀點;相反,他們把革命詆毀為暴民政治,把革命等同於殺戮,把革命同毛澤東的假革命混為一談。他們究竟是在閹割自由主義還是在繼承其偉大傳統?

200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