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农民处境素描
岚山


就算是极力鼓吹中国加入世贸的人也得承认入世后对农业会造成很大冲击。然而在入世前,过去近十年,各类税费高昂,农民在子女教育、医疗开支又大大增加,再加上粮价下降,水利失修和环境破坏导致的水灾、旱灾等已使农民不胜负担。大量年青人流到城镇工作,才能勉强支撑沉重的农民负担。
最近笔者到过湖北省一个贫穷县──孝昌县的一个小村落,从村民与回乡探亲的人了解到农民更具体的苦况。湖北本是大陆主要粮产区,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但由于税费过重,早前就有报章报导一年内“湖北重税逼死七农民”。(明报2002年1月26日)
土地与农民负担
该村落是一个行政村(2600人)里的一个自然村,当地人叫湾(应为土旁,下同)。那里于1981年末第一次分田,无论是刚出生的婴孩还是老人,每人都分到约1.2亩的责任田(邻近另一个乡由于人口多,每人分到约半亩田)。田地主要用作种植稻米、小麦和油菜。责任田分得多不一定是好事,因为田地是否用来耕种,农民也要按比例交各项高昂税费。
至于在1995至1998年,该户书面上的负担分别是1239元,2190元,1357及1573元。但农民指出那通通是假的,95至97年每年要交二千多,98至2000年每年约2500元(由于天旱没有多少收成,2001年只交了几百元公粮)。这比起1982年,初分田时交的170元大大增加了(这是凭农民的记忆,没有书面记录)。据说税费大增的主要原因是乡村干部比起20年前多了近10倍。
虽然监督卡上已记录当年农民需缴税费,上面亦写明“卡外负担农民有权拒付。”但实际上每年村委派人来收税费时,会按每亩再加几十元,又从没发过收据,只是在他们的帐簿内记录。98年就试过有村民拒交额外税费而被村委召来的公安毒打及将粮食搬走,女户主跳河自杀但被救。所以农民对于地方官僚形同抢劫的做法只有逆来顺受。
水利与自然灾害
据村民说,从前每年曾种三造稻米,但亩产量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天气越来越热(大概与全球气温上升有关),水资源减少,现在一般只能轮流种小麦和稻米。
农民对集体(公社)时期有很多负面批评,但在改善水利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例如在50年代土地改革后不久,便在当地修建了蓄水池,以供应农业用水(当地没有大河流经过),第一个在57年建成。分田到户后,地方政府便没有从事水利工作,致使一些水道淤塞。另外,有养鸭户在一个蓄水池养鸭,污染了水池也没人管。
2001年7月,当地持续干旱,笔者到访的湾由于地势较高,旱情是全县最严重的,蓄水池和水井全干了,农作物全部枯死,连人喝的水都没有。村民逼不得已,联同对面湾每户各派一名代表,共二、三十人坐车到县政府请愿。政府答应免费提供食水,直至旱情解决。结果政府用车巡回送水到各湾,每隔3天才送一次,只送了3次。之后下了一点雨,水井有水了,旱情才舒缓,但农作物已反魂无术。
那是村民第一次以集体行动提出要求。那两天共有两三百名来自不同湾的人到县政府请愿。
  据说大旱后中央政府拨了800万元改善该县水利,但实际上用在各项工程上的只有几十万,其余的就进了层层官员的口袋里。
除了旱灾外,农民生计也受畜禽瘟疫影响。虽然在税费中就有一项是畜禽防疫费,但有关部门却没做任何防疫工作。去年年底,该湾便有很多鸡死于瘟疫。
电力、能源与电话
据该村村委书记说,家庭用电每度7毛(工业用每度8毛),但实际上农民要支付每度1元的电费。一户家中只有光管、黑白电视机、水井食水抽水泵,每月便要交十几元电费。更奇怪的是,电费不是由供电厂派人来收,而是由该村一家专利的磨榖厂的老板来收,也是没有收据的。那究竟是谁多收了农民的电费?
村民家中一般有烧煤饼的炉,但由于烧滚一煲水便要一毛多,他们多是烧稻草煮食,一个人烧草,一个人炒菜,很花时间。厨房通风不好,烧草时烟很大,很多中年妇女眼睛被熏坏,呼吸系统也受影响。
该湾25户中,只有一户负担得起安装电话。安装费300元,后按通话时间计费。这户并没有种田,户主在县政府部门工作。
家庭、婚姻与计划生育
笔者作了湾内简单的人口统计。这统计是包括各户户主的已婚女儿而没有包括其媳妇,因为这较易统计及反映实际人口状况。
该湾有25户,共133人,平均每户5.32人。每户包括户主(通常是男人),其太太、父母、子女。平均每户有3个孩子,最多的有7个。
年青人结婚对象都不会在同一个湾内,大部份是靠亲友穿红线(做媒),到了通婚年龄父母便会很着急为他们寻找对象。由于巨大的家庭与社会压力,很多年青人对对方认识不多便要结婚,制造了很多不幸的婚姻。
绝大多数年青人婚后会与男方父母同住(除非夫妇同时外出打工),因为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另建房子。新婚媳妇不一定能适应新的环境及婆媳关系。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很明显。春节时女的在厨房做饭,男的招呼人客,或去拜年打牌(当然也会全家一起去拜年)。
平日,由于男性一般较壮健,是种田的主要劳动力,女的在农忙时也要落田,但一般负起做饭、照顾长幼的传统角色。
由于年老农民完全没有退休福利,唯有靠儿子供养。出嫁的女儿一般要供养老爷奶奶,难以支持父母。所以农民务必要生儿子,这给予农村社会重男轻女一个解释。
该村到94年才严厉推行一胎政策,但若第一胎是女孩,5年后可生第二胎,无论是男是女,都不可生第三胎。现在似乎没有杀女婴的情况,因为百分之九十以上怀第二胎的妇女会做B超(超声波扫描),若发现是女的,就算快要分娩,也会把胎儿打掉。有点奇怪的是,该湾75名孩子中,41人是女,34人是男,仍是女多男少。
有些农民认为计划生育比提留更厉害。据说该湾最穷的一户连椅子都没有,就是由于超生了两个孩子,交不起罚款,甚么值钱的都被搬走,连椅子都被砍烂。计划生育原本的意义是要减轻人口负担,改善人们的生活,但实际上却令穷者越穷。
在湖北省黄梅县有这样的个案:98年时一个生了两名女儿的妇人还想追个儿子,怀孕后便偷偷到武汉工作待产,怎知被村委发现,派了3个人到武汉把她押回村里,在怀孕8个多月时强逼流产。更令妇人一家伤痛的是,那个是男胎,假如他们有两万多元,便可保着这个男婴。
2001年,同是黄梅县的另一妇人,已有一名女儿,正在外面打工,被村里的计生办催她回去做孕检,她由于请不到假,来不及回去,家人便被罚了300元,电视机也被抢走。后来她回去作了孕检、上了避孕环,才取回电视机,但罚款没有退回。
教育
1980年,小学学费每年18元,孩子上学一般没困难。但自90年代开始,子女教育绝对是农民沉重的负担。政府推行9年义务教育,是指农民有义务送子女入学,而非政府有义务提供免费教育。政府规定小学学费每年360元,中学720元,但该村小学学费每年440-460元,另考试费24-30元,学习数据共4本,每本5元,寒暑假作业每本5元。初中学费每年920-940元,另考试费130元,喝水费60元,初三(中三)补课费200元,计算机费100元。高中学费更是每年1800多元。初中和高中是不同的学校,都离村很远。学生要寄宿,一名初中生说学校生活很艰苦,他要带米回校,有人煮饭,但菜要自备,每次回家便带回一些凉菜,在校吃几天。
由于农民种田一般仅能糊口,子女的学费多是靠年长子女(首先通常是女孩)外出打工来负担。一个家庭假如有一子一女要读书,但只能负担其中一个,那通常就是女儿辍学,外出打工或照顾年幼弟妹。
村民中男的学历普遍比女的高,在25户中,有22户的户主比太太的学历高,2户夫妻均没有接受教育,另一户仍未结婚。41名非在学年青人中,有16男,25女;男的只有1人没有念初中,其余15人均念至初中,大部份念完初三或以上;女的有18人只念完小学,其余7人初中或以上。
农村重男轻女明显。女孩教育水平较低,外出打工也难以找到高薪的工作,经济地位低促使女性难以走出男女不平等的恶性循环。
假如学校教育是免费(起码像是香港那样实行9年强迫免费教育),男女的教育水平不会有那么大差异。
约有一成初中生升读高中,除了因为学费贵,一般农民负担不起外,村里的小学和初中每班都是六、七十人,教师难以照顾个别差异,坐在后排的学生甚至难以听到老师讲话,也使很多孩子没有多大兴趣读书。农忙时,孩子们要帮忙干活,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业。(见附文:农忙的一天)
医疗
除了子女教育外,医疗也为一些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该湾内一名40余岁的妇人患了心脏病,由于没钱治疗,拖了一两年便死了。自91年开始,医疗费用不断上升。医疗变成了以利润取向。
村里没有医院,若有急症重病,就要坐车近一小时,送到县里的医院。从前的赤脚医生已改为乡村医生,全村有2个,另有一家私人诊所。一般病情轻者,诊金连药费2至3元,较重者10多20元。这比起大城市如深圳的医疗费动辄要七、八十元就便宜得多。但对于贫穷的农民来说,20元已是不小的数目,所以非逼不得已也不会找医生。有位中年人患上肝癌,就要几万元医疗费,相当于一个农户十多年的收入。
产子的费用也是不小的负担。已有一名女儿的妇人打趣说,那有钱生第二胎。由于在家产子的危险性高,这两年已减少,但没有钱的,也只得花200元找接生员到家里接生。若到医院产子,要500-1000元。
外出打工与回流
由于种田难以维持生活和孩子教育,自80年代中,年青人便纷纷外出打工。
该湾41名非在学的年青人(户主的子女)中,只有4个不曾外出打工,而其中两人只有十五、六岁,可能是年纪还小,家人不让他们出去。
无论男女都会外出打工,但工种不同。女的多是进厂或当卖菜、清洁等临时工;男的主要是做泥水、水电工作,也有一个当老板。
外出最长的已有15年。在23名有打工经验的女性中,6人已没再打工,其中5人已结婚,住在夫家的村里或县城,另一人快将结婚。他们有些还是打算再外出工作。这23人中,另有7人已婚但仍在外面工作。而外出打工的14名男性中,虽然有3人已婚,但仍全在外面工作。
外出打工者大多能慢慢改善家里的经济。盖了新房子的家庭,大都是有人外出打工。但很多打工者都反映找工作越来越难,前景并不很乐观。另外还有一些外出工作遇骗几千元的个案。
在某些家庭,没有子女外出打工的,或汇回来的钱不足以维持开支的,中年妇女在农闲时也会跑到武汉(湖北省会)去擦鞋或捡破烂,这被视为很低贱的工作,但她们难以在城里找到其它工作。幸运的每天可赚十元八块。他们最怕被警察捉到,因为没有暂住证。
另外,去年也有农妇在自己的田插了秧(最辛苦、最花时间及有时间限制的工序),坐一天车到河南省帮别的农户插秧,每天25元。插了十几天,扣除70元车费,赚到二百多元,刚够儿子一个学期的学费。
农民的出路
中国入世前,农民已察觉到粮食作物的价格慢慢下调。保护价已不存在。有农民说加拿大的小麦每百斤二十多元,大陆的是四十多元,入世后怎敌得过外国的呢!有人提出这样的解决方法:让村里几个种田大户承包全村田地,然后雇用其它农民当佃工,20-30元一天,这便使土地集中,便于实行机械化。但若真的实行,便会出现大批无地农民。剩余劳动力多了,工资会被压低,很多农民无以为计,甚至流离失所。这并非解决农民贫穷问题的方法。
农民的贫穷,一方面在于生产时主要靠人力,生产效益低,没有多少积蓄,无能力买机械扩大生产。责任田细小而分散,也难以使用机械。另一方面是税费过高,农民连温饱也成问题。中央虽有规定村提留乡统筹不能超过上年村里人均纯收入的5%,但实际往往超过一半。在解放前,农民交给地主的地租,也只是种田的一半左右。难怪人们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有人说机械化虽可提高生产效益,但会造成更多剩余劳动力。这话不错,但解决的方法不应是要农民继续只靠人力畜力艰苦地工作,排拒机械化。农村的水利及基础建设、教育、环境保育等,在在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改善,不必担忧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那资金何来?如前文所说,中央政府拨了8百万改善该县水利,真的投放在工程上的只有几十万。假若没有层层的贪污剥削及苛捐杂税,假若各项税费不是占种田收入的六成,即使现时的生产方式仍然继续,农民绝不会那样穷,社会也不会像现在的不平等。难怪农民对官僚就有这样嘲弄的话:贪得多的是贪官,贪得少的是清官。
农民也总结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跳水不拉人,喝药不抢瓶,上吊不解绳。人民的死活政府不管。农民在不堪剥削的时候,有些便起来反抗。98年湖北黄梅县某镇就有农民“造反”了。二十多个农民到镇政府请愿,指村委书记及村长贪污,要求他们交出贪款及下台。几个月后,村委书记终于下台,但他说十几万公款吃光了,而村长则拿着贪款跑掉了。新的村委书记虽然贪,但没有直接搜刮农民(贪的是给村内一庙宇的捐款)。农民说假如村委对他们贪污剥削,他们会再起来“造反”。
虽然大多数农民在默默地忍受着各种剥削压逼,但起来“造反”的个案也不少。现在农民是不是已经到了不造反就没有出路的地步呢?

2002年2月

附文
农忙的一天
小兰(小六学生)

农历六月初九是星期五,是农民最忙的一天,也是我们家最忙的一天。
一大早起来,爸爸妈妈都在外面去干农活了,只有我和弟弟在家。刚起床是5点钟,便开始忙碌起来,首先刷牙洗脸,再把牛牵到田耕上去放青草,每家都要有人放牛的,每头牛都在不同的田耕上吃着绿油油的草。放了一个小时就回家了,差不多6点半左右,就开始做饭,先炒了一碗黄瓜,再一碗是萝卜。菜炒好了就开始煮饭,我们家是烧稻草和麦草的,所以很慢,只有极少数人家才能烧煤气(罐装石油气)。做好饭就7点过10分了,我就叫弟弟把爸妈喊回来吃饭,之间我扫一扫地,他们回来之后,我就把菜端到桌子上开始吃饭,爸妈他们很快吃完了,就拿着农具回到田里干活了,锄地、施肥、溉水到田里、插秧。弟弟吃完饭就去上学了,而我还要洗碗,之后才能去上学,快8点钟了,到学校8点过5分,有很多同学都已在认真地读书,我也回到座位上,刚读了一会儿书,老师就来上课了,时间是8点40时。上午4节课,上完就12点整。回到家12点过10分,有些同学离校远就在学校蒸饭吃。
我回家还得做饭给爸妈吃,炒了两碗菜又叫弟弟去喊爸妈吃饭,大约下午1点30分左右,爸妈稍坐了一会又出去干活了。我们下午有两节课,依然做完家务才去上课,到学校2点过15分,回到家是4点过10分左右,就赶忙去田里帮爸妈插秧,直到晚上8点钟才回家。妈妈要做饭给我们吃,我们洗澡。大约9点多他们都去睡觉了,而我还要写作业,到10点多钟才能睡觉。这天真的是最农忙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