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化与国家机器

──评介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

许 由

这本书是大陆学者曹锦清在1996年在河北省农村进行半年实地考察的记录。它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农村、农业的各个方面景象,不少是官方媒介所欠奉的。限于篇幅,我们这次着重介绍作者有关国家机器与农民的各个方面的矛盾。

官逼民反

农民生活好转,主要是八十年代的事情。近十多年农民生活日益困难,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究其原因,是因为农民深受三害之苦:一是自然灾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场价格波动之害。而在三害之中,

「农民最感无奈,也最痛恨的是政府之害。每到春秋二熟,广播里就整日响起征粮催款的声音,农民一听广播响起,便头皮发麻,脚底发软。地方政府各部门耍着各种花招搜刮农民。去年,他弟弟一家五口,累计上缴近千元,人均近200元。..........他夫妇两人,辛苦一年,劳动所得,三分之一以上给地方政府征缴去了。按国务院文件规定,农负率不得超过全年纯收入的5%。其实,农负率高达百分之三四十,是个极普遍的现象。如今,你随便到农村去走走,到处都能感受到农民与地方官吏的严重对立情绪。前几天我回乡,与一村民谈起贪官污吏、苛捐杂税等事,这位年约40岁的农民愤恨地说:『总有一天要官逼民反的。到时我就第一个冲击县、乡政府,将这批贪官污吏杀光。』」(253页)

农民负担重的原因之一,是乡镇政府的财政不按量入为出而按量出为入的标准征税。这实际大大鼓励了中共官僚体制的痼疾,即官员无限膨胀。作者说:

「一乡党政人员从公社末期的二三十人,急剧攀升到百余人甚至二百余人。县级党政人员,从原来的一二百人扩张到七八百人,甚至千余人。」

文字方块: 「上级各主管部门的官员安排他们的子女、亲友就业。
『如不给安排,就是不给上级领导面子,你不给他面子,
他不给你办事,谁顶得住啊?』
作者经广泛访谈后作出如下报导:

「上级各主管部门的官员安排他们的子女、亲友就业。『如不给安排,就是不给上级领导面子,你不给他面子,他不给你办事,谁顶得住啊?』(92页)

  农村供电是一个好例子。作者访问一位在供电所工作的员工。作者问:

「『各村的墙上都写着物价局、电力局核定的农村电价每度0.45元,并规定农民对超收部分有权拒交。但农民实际所付电价每度要0.8元,甚至更高,原因到底在哪里?』他的答复是:『县电局机构日益扩大,人员增多,按每度0.45元核定价格收费,根本无法维持日常开支。』」(404页)

新官场现形记

甚么「为人民服务」,早成了空话。各级官员首先是为了以权谋私。一个村支部书记说:「现在人人都认为无官不贪,你就是不喝不拿,洁身清廉,别人也不会相信你。你如明明不贪而别人都认为你贪,这不是摆着吃两份亏吗?既然这样,倒不如贪一点。」有一天,作者在息县与新蔡县交界处看到三辆豪华轿车,两辆面包车停在路旁,旁边站着十几个衣冠楚楚的官员,像在恭候甚么贵宾。一问之下,原来是息县领导人在恭候上级的检查团。甚么检查团,往往是吃喝团。而下级官员为了令上级满意,自然得大拍马屁和厚情款待。一位基层干部告诉作者:

「评比既缺乏客观统一的标准,那就得在态度、人情、关系与礼数上大做文章。你到县城外迎接,我就到县界外等候,你派党政领导出迎,我就四大班子全体出动。一县想出一个新招,他县纷纷仿效。手握上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到达某县,邻近各县即设立情报组进行火力侦察,看别县的接待规格档次,住甚么级别的宾馆,甚至吃甚么菜,喝甚么酒,抽甚么烟,都属侦察范围。还得看别人送甚么礼品,否则,送轻了不行,送重复了也不行。如送礼金的,那么要打听清楚送给检查团主要领导是多少,一般成员是多少。这些情报,都得通过内部私人关系才能搞清楚。总之,...........前呼后拥,实在搞得人仰马翻,神经紧张。干部们劳命,百姓伤财。」(591页)

这一幕「官场现形记」现代版令作者听得「目瞪口呆」。贪污腐败之炽烈,令不少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那时候享有丰厚的物质特权的主要是高级干部。农村公社干部虽有油水(作者报导即使在大跃进的大饥荒中,干部少有饿死),但是由于毛泽东爱用「群众运动」来约束一下基层干部(最有名的是六十年代初的四清运动),所以基层干部的贪污不会像今天离谱。无怪乎一个省检察官说:

「『论官位,我这个省检察长不算小,论职权,可以惩治一省范围内的贪官污吏。但说实在的,我连一个县官、乡官都检察不了。不要说没有案发的,就是把案子送到我这里来,也很难。如今官场上下左右往往形成一个一个的关系网络。一人贪赃,往往牵动一串。上下说情,晓以利害,很难秉公执法。党政腐败,越演越烈。中央一直在抓反腐败问题,但单靠纪委、检查部门,收效甚微。如此下去,这个党的前途,实堪忧虑。』我问吕先生:『靠纪委、检查部门无法有效遏制党腐败,那还有其它更有效的办法吗?』他说:『只有靠群众运动!毛主席的群众运动、政治斗争,年年搞、月月搞,当然是不行的,但取消群众运动更不行。如今只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讲群众运动,取消四大自由,不是给地方官员吃定心丸吗?地方党政以权谋私,肆无忌惮,实与取消四大自由、群众运动有密切关系。』我问吕先生:『在当前干群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中央发动一场反腐败的群众运动,将会有何种后果呢?』这位老先生沉吟良久,说:『看来也不行。满腹怨气的群众一旦起来,从村委到乡、县,一定有许多干部被活活打死。天下岂不大乱。』」(609-610页)

但维持现状,又能避免「天下大乱」吗?作者报导一位县党校校长的说话:

「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亡在内部腐败上,弄得官迫民反。我们能否逃脱这一历史宿命?我可以告诉你,许多人都持悲观态度。」(181页)

官僚集团离心离德

不仅官员与农民的矛盾日渐尖锐,就连官僚集团内的矛盾也是这样。上级指责下级,下级也指责上级。面对农民抗税的大小骚乱日多,高级以至中央官员往往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指责他们「作风粗暴」。一个省委书记这样说下级干部:「不给你们压任务,下指针,你们就不动;给你们压任务,下指针,你们又乱动。」例如为了收税,一些基层干部竟至毁人家园、夺人牛羊谷米,甚至打人杀人。但是,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基层干部不忿于被指责。一位乡党委书记说:

「『农民负担确实太重。问题在于,沉重的农民负担,不是想不想减的问题,是能不能减下来。..........更要命的还有上面各部门的利益。宣传部门每年要我们订几十种报刊杂志,这十几万元还不是最终摊到农民头上吗?去年,电力部门要在我乡建一所变电站,也要乡政府出钱,乡政府又不是摇钱树,这笔钱不也落到农民头上吗?每度电按规定只有四五毫,实收八九毫,这差价给他们用到甚地方去了?.........农民负担越重,催征的难度越大,地方政府与百姓的矛盾越尖锐。农民上访上告,上级信访部门倒是客客气气地接待他们,反而指责我们基层干部作风简单粗暴,甚至以为基层干部中饱私囊,欺压百姓,其实我们执行的任务,哪一项不是来自上面的?』最后这位书记叹气道:「照此下去,不出三五年,天下大乱。」(459页)

官僚集团内部离心离德,官员与农民矛盾亦势成水火,这统统是社会危机要爆发的先兆。但是直到现在中共的对策,是缓和危机的少,火上加油的多;特别是它至今仍是对于一切负面报导,一概以捂住为法。上至朱镕基,下至基层干部无不如此。事实上,作者本人的实地考察往往也要避重就轻,拜托人情才能进行,而且常常被村官警告「不要破坏安定团结!」

分田单干的局限

文字方块: 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单干本身也往往走向另一极端,
就是把一些分无可分的农业机械及农田水利也分掉,
结果只是造成生产力的破坏。
同人民公社时期相比,现在河南农民生活无异是改善了。八十年代以前河南许多农民以杂粮为主(例如红薯与高粱),很少吃得上小麦米饭。在解放前,能经常吃上这些精粮的,只有地主。而现在许多农民经年都能吃小麦造的白馍(馒头)了。所以老一辈农民对目前生活是比较满意的。(202页)

生活改善是因为单位产量在过去50年提高了几倍。部份原因是由于分田单干,农民有了经营自由,所以积极性提高了。所以一般农民是再也不愿走过去强迫集体化的老路。但当作者问到一些农民是否愿意走私有化道路,即把土地产权转移、集中到种田大户手上,他们却答:「如将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农民吃甚么?」(496页)

有些人主张私有化道路,根据之一是分田单干已显出局部私有的优势。但曹书告诉我们,土地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不能全归功于分田单干本身,还要考虑过去集体化时代所留下来的农田水利建设及种子改良、化肥及农药的推广等等。(76页)正因如此,农民对毛泽东的评价并不像一些言必希腊的知识分子那样全盘否定:「我又问:『你们认为毛主席好呢,还是邓小平好?』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都好哇。』

『解放前,这一带产量很低,且处低洼地,常受涝灾。小麦亩产最好的土地在最好的年景只有140~150斤,高粱每亩120~130斤。一般土地,每亩百来斤左右,一受涝灾,往往颗粒无收,只得逃荒要饭。』

『中农之家(王老汉解放前有30亩地、7口人),在正常年景,又无苛捐杂税,一年勉强能接得上吃。但在那个年头,苛捐杂税特别沉重,若遇兵匪,全村被搜刮一空。村民百姓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消除了兵匪,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杂税,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农田水利建设,旱涝之灾减少了。』」

问题是包产户能否继续提高生产力?现在看来,包产到户当初所发挥过的促进生产力的作用已到尽头了。农村各地人均耕地只有一亩上下,农民最多只能吃饱,完全谈不上现代化生活。这对上一辈农民来说还是可以忍受的,但对于中青年农民来说,要他们这些文化水平较高、见闻较广、去过城市甚至部份打过工的农民来说,顿顿吃馒头仍是不能忍受的贫穷。何况,守着这几亩地亦意味毫无保障,因为只要一点天灾人祸,或有家人生病,则连吃饱也办不到。

土地生产力相当程度很靠水利。在中国8000万贫困人口中,有6000万是直接因为缺水。但是分田单干之后的小农恰恰最没有力量发展水利建设。一位村支书说:

1981年实行土地承包制,分田单干,农户各顾其家,村干部省却集体化时每日派工、评分的头痛事,所以干部群众都认为该政策好。然也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全村土地的机耕率比1981年前还低。全村有10余台拖拉机,基本用于运输。大部分农户用牛耕地。二是全村水利建设投入大大减少。如今二三千亩耕地,仅有9口百米以上深井,其中7口是集体化时期打的。从1981年到1996年的十五六年间,村里只打了2眼深机井。分田到户后,再集资打井,困难颇多。如谁受益谁出钱,如今打一口井费用很大,他们未必出得起这笔钱。」(294页)

毛时代那种由国家机器强迫农民集体化,而且是盲目追求「越大越好」的集体化自然很坏。但是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单干本身也往往走向另一极端,就是把一些分无可分的农业机械及农田水利也分掉,结果只是造成生产力的破坏。作者在一条农村看到水渠被破坏挖掉,就问当地人:「水渠怎能分,分了又有甚么用?」;当地人答:「分掉了也可以取土填房基。」作者叹道:「统一的水渠也能分,中国农民分的劲头和分的彻底性实令我惊叹!」(114页)

但全归咎农民并不妥当,也同作者自己所观察的有矛盾。当年那种一刀切分光集体财产的劲力首先来自国家强制。一位县政法委主任说:

「河南省直到1983年才全面推行分田单干,行政指令,一级一级压下来,非分不可,而且分得越彻底越好。多年来的集体积累,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还美其名曰『分光吃光,不留后遗症』。其实,最大的后遗症就在于,村集体一旦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村委就形不成一个健全的组织,有许多公共事务就办不成。............

他们说,如果当时不采取强硬的行政命令,不搞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各公社、各大队、各小队的实际情况与村、组农民的多数意愿,那就好了。如果干部与群众愿意继续走集体化道路,就让他们继续搞下去;如果干部与群众愿意分田单干,那么就分田单干。......就河南农业来说,在集体化时代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公社与大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麦亩产已近千斤,耕地基本上实行机械化,集体积累也比较多。像这样的大队,多数农民对分田单干的要求并不迫切,甚至没有这个要求。」(447页)( 1)

新合作化运动与国家民主化

文字方块: 但令作者苦恼的是,要农民自发地联合起来,同农民特性相矛盾。作者认为,「农民历来善分,分到家庭而后止,从来不善于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与规模经营。依靠目前的机械与技术水平,一个五口之家能耕作50-100亩(81页)。以这个标准看,目前土地最多仅够一亿农村劳动力使用,其余近3.7亿得靠工业、服务业或农村其它经济部门吸收。这是一条漫长道路,而目前的起步点只能在包产到户的基础上去逐步提高经营效益。为了克服单干的局限,一种办法是由国家推动重新集体化,另一种是私有化。私有化为大多数农民反对,所以不能选择;重新由国家推动集体化,则毛时代的失败经验已证明行不通。(764页)尤其因为「各级地方政权存在着日益脱离社会、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趋势。……官吏以权谋私……。」(767页)

作者认为出路在于鼓励农民自发地实行合作化。这种合作化同过去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不能依仗由国家官员去发动。「新合作运动的宗旨是: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走自己的路。」(766页)

但令作者苦恼的是,要农民自发地联合起来,同农民特性相矛盾。作者认为,「农民历来善分,分到家庭而后止,从来不善于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165页)「分散经营的农户在客观上存在共同利益,但在主观上无法形成共同利益的意识,这就决定了农民只能依赖别人来认识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这个『别人』,在一般情况下是地方政府的官吏。」(174页)「合伙、股份制企业差不多有一个共同的结局:闹翻、散伙」(191页)

小农单凭自己的力量的确很难联合起来;他们不能没有一个真正为自己利益服务的政府的引导与协助。但是曹锦清很清楚,现在的中共各级政府并不是这样一个政府;相反,它是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兼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公共权力。由政府来帮助农民合作化,「我敢断言绝大多数官员不把这种合作社搞成官办与低效,是不会罢休的。」(499页)

作者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来扶助农民「走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包括办教育,办刊物,精简官员等等。但是,如果各级官员已经成为脱离社会,凌驾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你又怎能确保这些官员愿意只限于「扶助」而不去粗暴干涉呢?老实说,单是请官员不来管农民自己的事已经近于不可能了。中国的国情就是官员无处不管,无事不管;尤其对于真有可能发展成功的事业(例如农民的广泛的自我联合),就更是难以忍手不管。所以,虽然作者有意避开民主政革国家这个重大命题,但是一旦深入分析便仍是无法回避。

没有民主责在农民?

作者不热衷于民主奋斗,因为他同许多人一样,认为中国民主前途遥不可及,理由正是中国是一个小农国家:「全盘引进西方的民主制行不行?这种……政治民主制虽然较能有效地防止公共权力的特权化倾向,但在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传统且依然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社会内能否有效地运行……这是大有问题的。」(768-9页)一个小农国家只能同政治专制相适应,难于建立民主。

这个解释简单明了,但并不正确,兼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显出对农民的歧视。中国没有民主,这笔帐不该简单算在农民头上,因为当代中国已经不是鸦片战争时代的中国,并非除开地主之外便只有农民一个阶级。在「改革开放」前,除农民之外还有近亿「老大哥」工人阶级;在「改革开放」后,廿年来更产生了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专业人仕。在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即使相对小农只占人口少数,却不妨碍他们成为民族的民主先锋,先后打倒过许多专制政权。在近代中国史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民主奋斗的成绩远逊于外国,但是也不是等于零。所以,若要考究中国现在何以没有民主,至少要问:为甚么工人阶级至今没有为民主斗争?是天生不能还是暂时不能?为甚么许多人曾寄予厚望的新生资产阶级,至今仍那么令人失望,不仅没有多少民主呼声,反而不少人热衷结交权贵以谋利?又为甚么那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党,那个靠农民军队才坐上江山的中共,今天竟然会变成同农民利益对立的党?全都是因为小农「素质」太低造成吗?这样岂不是把其它阶级,把国际因素例如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俄国革命及其堕落、中共本身的蜕变、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后来的冷战及对中国的围堵等许多其它因素一笔勾销吗?不首先回答这些问题,却轻率地拿农民的素质太低来解释政治专制,是否有点不公正?

作者能够注重调查,深入农民中间去作访谈,这种实干的治学精神是好的;能够为农民伸张正义更是值得赞赏。可惜作者同时也承袭了一些对农民的偏见,承袭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对民主斗争的悲观情绪,看不到目前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民主改造的迫切性及可能性,反而只着重进行点滴的改良工程,或着重向领导人出谋献策。问题是,难道几十年来的经验还不足以证明,最好的主义或政策,一经那高踞社会之上的官僚集团执行,总难免走样变质?

1:   「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驻马店地区利用公社体制调集成千上万名劳动力,奋战近10年,建成了以板桥水库为中心的自流灌溉系统,使受益的确山县、遂平县、泌阳县、西平县等五县的相当大区域内成为水稻种植区。水稻亩产高达800斤至1000斤。所以,凡受此水利系统之益的地区,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这一自流灌溉系统屡修屡毁。这个『毁』,可不是毁于天灾,而是人祸,毁于分田单干的小生产方式及农户的自私短见。由于灌溉渠道占地很多,沿渠农户不断地与渠道争土地。冬季筑起,春季又被扒掉。冬季是渠进地退,春季是地进渠毁。一条河渠,一处开决,即成废渠,何况沿渠农户把它挖得千孔百缺。所以,每年的冬季水利建设,徒具形式,且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好端端的一方高产水稻区,如今变成为小麦、玉米产区。两熟不及一熟。又如农业科技推广,分田单干后阻力甚大。各分散的农户成为独立的经济决策单元。且各农户的劳动力结构、经济状况与文化程度各不相同。这一户引用玉米良种,那一户为了省几个小钱,使用自留种。但玉米扬花,四处飘散,结果良种无效。今天这户打药除虫,虫飞到那一户的田里,明天那一户打药除虫,虫又飞回到一户田里。再说,农业机械设备的闲置与浪费,实是惊人。如今经济条件稍好且人均耕地较多的村,几乎家家购置小手扶、抽水泵。」(6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