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在今天的中国

#弃耕、减产、粮价跌

  「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在中国,已越来越显出其严重性、以至危机性。虽然中国财政部长在今年3月向人大会议报告:2000年的国家税收高速增长,几乎相当于经济增长的3倍,增收部份比99年将近翻了一倍;但这毫不意味「三农」的收入也同比例地增长,相反的,国库的增收是与「三农」的减收成反比的,部份是加大向农村、农民征收税费的力度所得的。虽然总理朱镕基同时作的「十五」计划纲要报告,宣称农村居民在2000年的人均纯收入达到2,253元,比上年实际增长了2.1%,5年间平均每年实际增长4.7%;但这与粮食种植面积、产量及价格都大减的实况很不相符,也与学者专家的调研结果及其它报道的实况大为不同。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的数字,2000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了9%。减产的直接原因看来是粮食种植面积缩减,农业部门汇总计算,2000年的种植面积约为16.07亿亩,比99年减少了9千万亩,减幅为5.3%,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播种面积最少的一年,低于1.1亿公顷(即16.5亿亩)的警戒线(据统计局调查结果推算,2001年又将比今年进一步缩减1.7%,约4千万亩,即减至1.07亿公顷)。

  种粮面积如此大幅度减少,是由于农民负担税费太重,所得不敷所失,因而很多人不愿种田,把农田抛荒。这种情况,在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去年给国务院领导人的信(编者按:该信见本刊今期摘录)中已有较详细揭露,这些揭露,已经上级的覆查证明属实,并承认所说有「一定的代表性」(湖北省委书记和省长在调研后的结论)。

  香港《文汇报》今年2月19日,以全版刊出的《弃耕:中国农业转型期阵痛》,对上述问题也作了报道:洞庭湖一带向为主要的产粮区,素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称誉。但近几年来,良田沃土大量被抛弃,其中的南县,《土地延包经营证书》的发放率至去年9月只有50%,主要原因就是许多农民「不想要田」。有的村,弃耕的土地超过了全村耕地面积的70%。是「洞庭湖区大规模弃耕的一个缩影。」「湖区许多农民毫不讳言:弃耕不种,直接原因就是不愿或难以承受过重的农民负担。」

  这些是中国「三农」危机的部份反映。

#学者的调研结果

  「三农」的困难问题越来越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专家的关注、调研,发表了很多富有价值和见解的文章,论著。以下所引用的学者陆学艺《走出「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的困境》一文,便是其中一个显例。

  该文指出:几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的购买力在逐年下降,农村市场在逐年萎缩。虽然1996年以来,农业连年丰收,但农民收入下降,自96年冬季以后,粮、棉等农产品就出现卖难,价格下降,99年夏季以后,几乎所有的主要农产品都出现了销售困难,市场萎缩,农民的收入成了问题,年人均纯收入中的粮食收入部份在99年要比96年下降300多元,96年农民人均从棉花得到的收入为68.07元,99年只有36.68元,而粮棉收入占了农牧业收入中的绝对多数,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更是主要的收入。97至99这3年间,粮棉价格下降了3成至4成,使农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了很多。

  从96至99这几年间,乡镇企业也不景气,约40%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又使得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大量减少。与此同时,城市又大量辞退民工和限制外地民工就业。据有关部门测算,民工最多的1995年,达8千多万人,近几年逐年减少,99年估算只有约6千万人。以平均每个农民工一年在城里净赚2千元计,农村就要减少6百多亿元的现金收入。

  另一方面,基层组织、乡村两级干部在10多年间迅速膨胀,人数越来越多。现在一个乡(镇)政府人员,超过正式编制几倍乃至十多倍,比50年代一个县政府的机构还要大。(例如,本文作者看到2000年10月12日《南方周末》报道:一个5万多农业人口的江西省乐平市接渡镇,在99年「机构精简」之前,像其它所有的乡镇一样,在机构设置上「五脏俱全」:党委、政府、人大、纪检、政协、武装部「六大班子」,以及财政、税务、公安等「七所」,和农技、水利等「八站」,他们吃饭都要吃镇里的。)他们还要拿补贴,要比农民生活好,而国家却没有提供这些人的财政开支;反而在财税改革实行分税制以后,较稳定和较好的税收都由地(市)级以上收去了,上缴国库了。于是乡(镇)一级便陷于财政困难,而只能从农民那里用各种名目收取。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就是这样逼出来的。<1>

  另一学者温铁军在《以综合改革解决「三农」问题》的答记者问时指出:

  「基层组织膨胀的问题比较普遍:80年代改革之初,一个乡的供养人口不过是「八大员」,到了80年代中期搞「撤社建乡」,财政开支的编制大约是30人左右;到现在乡级一般300人,发达地区镇级单位甚至达到800-1000人。不仅财政开支增加,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环境恶化,乡镇企业倒闭破产增加,乡村两级高负债也大量发生。1997年农业部对10个省份的调查就显示:乡级平均负债约400万,村级平均负债约20万。如今最严重的个别乡负债4000万,再加上90年代中期以来60%的县财政亏损,这方方面面的负债和亏损不仅最后都会有相当部份转嫁到农民头上,而且还会引发高利贷横行。」

  由此看来,造成「三乱」、「四乱」和农民负担特别沉重的原因,除了地方干部的乘机胡作非为、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之外,中央的政策措施、整个官僚制度对政经特权的维护,都是根本的因素,正是由于中央指令要加强农村的党政控制力量,以巩固它在农村的统治,才在各乡镇设置那么多的「六大班子」、「七所八站」。

  也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央长期以来重重复复宣称要减轻农民负担,并在多年前下令取消许多苛捐杂税,但是,各地方当局干部又要重新巧立名目,继续向农民榨取,以致官方越喊减负,农民负担越重,从而造成李昌平所概括的农民苦、农村穷、农业危险的结果。

#「逼到绝境后的抉择」?税费改革

  农民的重担和困苦,直接激发出许多积极的抗争行动,和消极的弃耕或出走城镇等等,但后者因城镇工业不景,原有工人失业者日增等影响,被迫要倒流回农村;他们所一度弃耕的田地有许多又给基层干部交由农业大户承包了去,干部以此对付农民的弃耕,如果成功,将使部份土地重新集中化,少数农民也将变成无地耕种的无产者,或者成为「大户」的雇工。不过,他们至今仍保有原来的土地承包权,许多人都拒绝由村大户承包,这些发展仍要视中共有关新的法例来决定。

  农民的抗争行动,最多的是集体上访,向上级党政部门控诉负担的沉重,即使增产也不增收,甚至赔本倒贴,难以维持生计。例如安徽省怀远县淝河乡便是个典型。农民除了交农业税、「三提留」、「五统筹」等款外,还有无数五花八门的税费和集资摊派。因而几年内全乡29个行政村中,有23个村村民在上访。而村民更有几次集体开拖拉机到合肥市堵塞交通。大多数乡镇无法收上当年农业税的大部份,正常运转出现危机。怀远县领导在1998年底提出要进行费改税的改革试点,「其实是怀远县被逼到绝境后的抉择」。安徽省领导(以至中央)表示同意,是「因为当时怀远县的名声太臭了」。<2>

  安徽省的税费改革试点结果,据说在2000年全省农民负担比改革前减少13.93亿元,农民负担减轻约25%,98%的农民表示满意。但是,问题仍没有解决,减少的近14亿元财政缺口将由谁来补?如果解决不了,政府的正常运转就有问题。以农业为主的各县、乡财政,缺少二、三产业的财力支助,即使有中央或省的很少部份补助,地方领导层也势必又要向农民伸手,使得农民在必须缴纳的税款(其中包括部份的原有「费」)之后,又要交新的费,重新挑起旧的重担了。

#国家推卸教育经费的后果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共的方针,政策、措施都是重城市、轻农村,重重工业、轻农业,重工人、轻农民的。它在财政上尽力向农民、农村压榨、牺牲农民的实际利益,很少动用资源去扶助「三农」的发展,而是极多地用于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各地农村党政干部更利用手中的特权,随意向农民进行「三乱」的榨取。这种政策和实际,具体表现于对国家公务员的不同待遇上:城市的公务员由国家财政支付薪酬待遇,农村乡镇的干部虽然同样是国家的公务员,「七所八站」是上级政府部门下设的机构,理应同样由政府财政负担其开支的,但却要由农民供养他们。又例如,农村教育经费也主要由地方承担(包括学校的兴建维修、教师的补贴和学校办公费,等等)。乡镇所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成了镇里最大的负担」。这些重担又主要是向农民们摊派的。

  学校经费不足,便要迫学生及其家长负担。当学生极度不满这种乱摊派致使学生及其家长不堪负荷时,就爆发出反抗的行动。例如,今年2月11日广东潮阳市仙桃镇,就有约800名小学生游行到镇政府,冲击政府大楼,砸破玻璃,火烧家具和档案文件,以抗议收教育附加费<3>。这是小学生反抗行动的其中一例,由于消息给香港记者获知,才得以传到海外。

  许多农村学校由于经费缺乏,被逼要强令学生做工,以赚取收入来补贴学校经费。江西省万载县芳林村小学今年3月6日的大爆炸,造成41名师生死亡,27人受伤,就揭露出农村学校存在着这种悲惨事实。据《文汇报》报道:「有消息称,此次爆炸的原因是学校为了勤工俭学,办了鞭炮工厂。前几天还进了一百斤硝。学校如设在炸药库上。」而该报记者同日发自南昌的电讯称:「可以肯定的是,引发爆炸的是做烟花的原料。」<4>据《星岛日报》的「特稿」报道:「一家烟花爆竹厂的负责(人)表示,由于有关部门管理不严,在农村的学校或家庭内违规生产烟花、爆竹的情况普遍。农民耕种每年收入才一千多元人民币,但生产烟花、爆竹,每天就有五、六元的收入……爆炸当天,(芳林村小学)三年级的两班学生就是在课室内造爆竹的火药引。学校是硬性规定学生要帮学校造火药引,违抗者每天罚款两元。」<5>另据说,这些小学生的年龄是8至12岁左右。

  尽管官方后来宣称是由嫌疑犯「癫人」李垂才引爆的(不过也承认该校在前年也曾要学生造火药引),但德国新闻社记者访问李垂才的以前同窗,却说他「绝对没有精神病」,也「不是坏人」,而是为该小学工作,负责运送烟花爆竹的原料的。他本人也在爆炸中身亡。<6>笔者在这里之所以较多地引述各报章的有关报道,就是想让部份未看到有关资料的读者,具体了解中国农村教育经费缺少而造成的其中一种悲惨结果,为历史作见证。

  近来还有一件令人十分可悲的事被披露,那就是陕北一所民营孤儿学校的连串不幸遭遇,反映出大陆农村的许多学校,既得不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种帮助,又反而蒙受当地部门和干部的任意打压、摧残。这所被称为「像孤儿一样无助的孤儿学校」,位于陕西省靖边县。一九九八年,当地农民马国成在八岁的女儿死于车祸后,从街上领回六名流浪孤儿抚养,随后更用外出打工积攒的九十万元人民币,加上贷款,创办「国成孤儿学校」。该校成立之初,曾轰动一时,国内各大传媒都作出报道。但是,据《工人日报》披露,由于得不到社会承认,孤儿学校入不敷支,经济陷困境。马国成为增加收入,贷款扩建招待所,却被城建部门指违法修建勒令清拆;他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和孩子们栽种了五万株树,又被乡政府将承包地卖给他人,其间损失都未作补偿。孤儿学校已欠债六十万元,四名老师半年未发工资,马家一万多公斤土豆吃光了后,师生们吃的粮食都是赊来的,而因赊债被拖垮的私营粮店就有三家。大年初三,求助无门的马国成只好带着孤儿学校近六十名师生沿街乞讨,填饱肚皮后,便随意找个地方给孩子们上课。这些事再次引起大陆传媒广泛报道。<7>

  今天在农村所推行的税费改革,并没有针对乡村的财政和公共服务等问题,即使中央提供一些补贴,但主要的财政负担都交由地方政府承担,而后者不愿或不能承担,便要减少教育经费,或者要各学校负责筹措,从而加剧对学生「勤工俭学」的要求,流行对无偿童工的剥削,降低儿童受教育的时间和质素。当局又在推行教育改革的漂亮「理由」下,调整乡村学校的布局,减少学校和老师的数量。例如,湖北省仙桃市有697个行政村,原有乡村小学644所,过去大体上是一村一校,现在被调整为249所,使得大多数学生必须到其它乡村上学,可能造成新一轮的儿童失学。<8>

#病根在于现存政治制度

  面对者「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危机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今年1月11日发表了《关于做好200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尽管在前头循官方惯例先肯定「农村形势总的是好的」,但紧接着即指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低落、乡镇企业效益下降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粮食生产区甚至出现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它还说:农业和农村经济不能稳定发展,国民经济的好形势就难以保持。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做好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并放在整个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

  它跟着提出了10项措施,以图做好「三农」的工作。这些措施几乎都是过去所提过的,并无特别崭新的创意。问题仍在于实行得如何。比如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这句话来说,中共已经提了几十年,几乎已成为党八股、官样文章,与其它的口号式说法一样,也是「假大空」性的、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般的。它提出「加快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似乎是近几年想出的新办法,但这就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吗?对于这个「改革」的实效如何,我们已在前面谈论过。几十年来的一句老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清楚地重复地说明了:即使中共中央颁布下看来是好的政策措施,下面的干部仍有办法阳奉阴违,不加以执行、走过场。这是屡验不爽的经验。病根子就在于现存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由于官员不受人民监督,中央独断的方针政策既多缺点错误,各级干部又拥有政治经济特权而自把自为。机构日益臃肿,是这个政治制度的必然特征之一。而任何的政经改革措施都会触犯有关方面既得利益者的权益,从而遭到后者们的反对、抵制、破坏。如果不先「从根本上」彻底改革这个政治制度,则一切都将会「原地踏步」,以至变本加厉地发展,不能有效地解决「三农」的困难问题。

  即使有些中共党员、干部(甚至位高如党总书记的赵紫阳),企图略加以改良、开明些,但也不可免地遭到顽固的官僚势力的围攻、打击,最后连自己的原有职位也不能保。就以最新的事例来说,那位「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的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即使初时据说他的意见已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和很好的反应、实行,但今年1月消息传来,李昌平因揭露了农村的黑暗,开罪了地方势力,再也待不下去,被迫在去年9月辞职,远走到深圳打工。尽管如此,他仍然在去年底被《南方周末》报以近3万张网上和来信选票,当选为年度人物,将他视作中国的希望、良知。<9>这件事反映出,他虽敌不过党官僚势力,却是受到人民支持、人民反官僚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2001年3月20日

注释:

<1>这里所引述的陆学艺先生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2000年5月号上。

<2>2000年10月12日《南方周末》的「上访大县」的「费改税」》报道。

<3>今年2月14日《苹果日报》报道。

<4>均引自今年3月8日《文汇报》中国新闻版。

<5>引自3月8日《星岛日报》。

<6>见3月10日《苹果日报》综合报道。

<7>见2月20日《苹果日报》。

<8>有关数字等引自3月21日《苹果日报》刊出的香港学者陆德泉的《农村税费改革玩弄数字》一文。 <9>详见1月28日《苹果日报》报道。

转载自十月评论2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