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者階級為什麼如此貧困?

 

廣東人民時代律師所 康新貴

2006年9月12日

摘要:中國社會目前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勞動者階層目前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 十左右,在四個階層中屬弱勢群體。勞動者階層在工資、教育、醫療、住房、下崗、就業、勞動保障等重大社會問題上,其利益被嚴重剝奪。

公正與正義具有時代的概念,應當有一個時代的衡量標準。橫向的比例比較最能 說明公正與正義的程度。本文通過橫向比例對比分析,認為造成勞動者階層貧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國民收入的分配不公正。勞動者階級在一次分配中工資所占比例過 低;在財政支出的二次分配中,國家對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比例過低,不僅低於發達國家,而且低於發展中國家甚至低於落後國家而逼近世界倒數第一。這與我國的 經濟總規模位居世界第四、外匯儲備總額高居世界第一形成鮮明的對比。非是財力不能,而是願不願意把資金投向與勞動者階級的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領域。極 低的工資收入、高昂的大學學費、高昂的醫療費、高昂的房價、極低的生活保障,勞動者階級就只能掙扎在貧困線上。解決勞動者階級的貧困狀況,唯一的出路是勞 動者階級有效的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進行非暴力的階級鬥爭,參與一、二次分配的決定過程。這是勞動者階級獲得經濟解放的唯一途徑。

關鍵字:一次分配 二 次分配 勞動者階級

一、勞動者的工資在一次分配中所占比例過低

中國社會目前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其 中勞動者又分為三個子階層:發展型、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階層目前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在四個階層中屬弱勢群體。勞動者階層淪落為弱勢群體,表 現在對政治權力、經濟資源的擁有和對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微乎其微。

中國的收入分配出現嚴重問題,貧富差距過大,基尼係數已達0.47,超過 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警戒線為0.40),在工資、教育、醫療、住房、下崗、就業、勞動保障等重大社會問題上,勞動者的利益被嚴重剝奪,社會出現嚴重 的不公正。

公正與正義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價值準則,是人類社會應當追求的最高目標,勞動 者階級當然有權利追求這一最高目標。公正與正義,包括機會公正與結果公正兩個方面的內容,本文討論結果公正。勞動者階級為什麼如此貧困?主要原因之一是分 配不公正,具體表現在對國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上。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公正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初次分配主要解決資本所有者和人力 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分配問題,衡量一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正的主要指標是分配比率,即勞動報酬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如果勞動者的報酬總額占GDP 的比重越高,則說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正。目前我國總工資占GDP的比例為15%左右,資本主義國家為50 60%之間,如美國,國民總產值的70%是勞動報酬。而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目前初次分配存在著資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財政收入大幅增長、勞動所得持續下 降的局面。職工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為15.3%1996年為13%2000年下降到12%2004年為12%2005年下降 到11%,同時,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持續擴大。

瑞典的勞動所得(工資加雇主為其支付的相當工資總額約40%的社會保險金)與資方所得(利潤加折舊費)相比,在二次大戰戰後初期為11,六十年代為21,七十年代為31,八十年代為21,有些年頭甚 至達到41。中國的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為0.651,遠遠低於瑞典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期的比例水平。勞動者的工資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如此之低,工資低就再所 難免了。

二、二次分配中國家對社會公共服務的投入比例過低

2003年,中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 根據國際經驗,一國的人均GDP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過渡時期,也是該國公共產品需求快速擴張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現代化是以公共服務為基礎。中國正步入公共產 品需求的大擴張時期,人們由對滿足溫飽需求已開始轉為對教育、醫療、衛生等社會性公共服務的需求,但目前這些公共產品的供給卻遠遠不能滿足。很明顯,資 本家、中產階級對社會公共產品的依賴程度很小,而勞動者階級對此依賴程度很高。如大學學費,年學費為2千元或者是1萬元,對資本家、中產階級無所謂,但對勞動者階級而言,2千元,有可能上得起,1萬元,上不起甚至是家破人亡,近幾年時有報導因出不起高昂的大學學費而自殺的事件。比較不同國家對社會公共產品 的投入,能夠讓我們清晰的看清這一問題。

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收入的12%。在發達國家中,社會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財政支出的30%左右。

19961997財政年 度,在英國中央財政支出總額中,社會保障支出約占32%,衛生及社區服務支出約占17%,教育支出約占12%;2004,我國 用於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支出總量占財政支出的比例為25%,美國為75%;近年來,我國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數第一,除了柬埔寨、辛巴威等國比我國低之外,絕大部分國家都是高於我們。馬來西亞,1999年養老退休8.2%,社會保障13.3%,社會服務34.5%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合計為56%

地方財政支出也是如此,如對浙江與部分西方國家地方財政支出結構進行比較, 在西方發達國家財政支出中,教育衛生保健支出大都占到1/3以上。浙江教育支出和衛生保健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分別為18.13%5.48%,合 計為23.61%,美國為53.3%;德國州級財政為30.7%;教育支出英國為29.2%。浙江社會保障和福利支出占財政支出的4%,其比重分別比美國、德國州級財政低13.513.7個百分 點,比英國地方財政低9.2個百分 點。

橫向的比例比較最能說明問題,也最能說明這方面我國的公正與正義的程度,公 正與正義具有時代的概念,應當有一個時代的衡量標準。大學學費、醫療費用的高昂,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國家的財政支出中,教育、醫療的投入比例過低,不僅低 於發達國家,而且低於發展中國家甚至低於落後國家而逼近世界倒數第一。這與我國的經濟總規模位居世界第四、外匯儲備總額高居世界第一形成鮮明的對比。非是 財力不能,而是願不願意把資金投向與勞動者階級的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領域。勞動者階級在一次分配中工資過低;在財政支出的二次分配中,國家對基本民生 的公共投入過低,導致高昂的大學學費、高昂的醫療費、極低的生活保障,勞動者階級就只能掙扎在貧困線上。

與此相反的是,2004,我國用於行政公務支出的比例為37.6%,美國為12.5%;我國用於經濟建設支出的比例為11.6%,美國為5.0%。我國的行政支出占的比例為什麼如此之高?經濟建設都幹了些什麼?在地方,以浙江為例,浙江行政管理支出占整 個財政支出的比重達16.3%,分 別比美國、德國州級財政高13.110.2個百分點,比英國地方財政高10.8個百分點;經濟建設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為34.6%,比美國州級財政高出23.1個百分點,比德國州級財政高16.8個百分點,比英國地方財政高7.1個百分點。尤其現在,在一片國退民進的呼聲中,難道國家一方面要投資與企業,一方面低價出售國有企業?國家把本來應當用於社會福利的資金投向企業, 難道就是為了準備低價出售企業?

三、勞動者階級組織起來,是獲得經濟解放的唯一途徑

在國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中,利益受損的是勞動者階級;在二次分配中,利益受損 的仍然是勞動者階層。為什麼利益受損的總是勞動者階級?原因很簡單,勞動者階級只是名義上的國家主人,而實際上早已淪落為弱勢群體。勞動者階級除了擁有能 夠出賣的勞動力外,沒有其他任何稀缺資源,而勞動力本身作為商品在目前處於過剩狀態。勞動者唯一擁有的資源是人數眾多,占人口的80%左右。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80%的人的意志應當佔據意識形態的主流,國家的政策、方針、法律法規應當由大多數人說了算,體現大多數人的利益。但 勞動者階級一盤散沙的無組織狀況,使人口眾多這一資源不能轉化為有效的政治資源。

在一次分配中,即在工資數額的確定過程中,瑞典社民党在支援工人組織起來維 護自身合法權利的同時,還支持總工會與雇主協會進行談判,並于1938年達成了通過談判解決工資和勞動條件問題的協定。在社民黨的支持下,議會於1972年通過了《股份公司和經濟組織中職工代表權法案》,使雇有25人以上的企業理事會中都有職工代表。之後又通過《就業保護法》和《勞動環境法》,對企業主解雇職工的權力進行了 重要限制,並加強了工會在勞動環境和工作條件等問題上的發言權。1976年通過的《勞動生活中的共決權法案》又規定了企業一切重要決策事先都要聽取工會意見,從而進一步限制了資產階級 的權力。

美國著名雜誌《時代》週刊最近做了一個報導,有兩個清潔工。一個清潔工叫克 雷格·鐘斯在辛辛那提工作,職務是清除垃圾,這在清潔工中也是最髒最累的活兒。他每晚工作4個小時,一周工作5天,時薪6.5美元,一個月500多美元。他租最便宜的房子,每月租金215美元,再扣除電話費和水電費,剩下的錢夠吃飯就不錯了。另一個清潔工在匹茲堡,名叫羅比·格瑞。她負責一個會議中心的衛生,工作環境乾淨得多,每週工作40個小時,一小時12.52美元,年收入26000美元。同時,她享受健康保險、三周的年假和三天的個人假期。羅比和她收入類似的丈夫,不僅買了房子,還把兩個女 兒都送進了大學。兩個清潔工的命運為什麼如此不同呢?因為克雷格背後沒有工會,而羅比則是工會會員。在匹茲堡,強大的清潔工工會集體和雇主討價還價,要求"生存工資"

決定工資水平這樣的集體性專案,只能通過集體談判來解決。而中國目前基層工 會的現狀是有名無實甚至無名,不可能有效的代表工人的利益進行討價還價的談判。基層工會組織的缺失,使全國性的組織只能是一擺設,無涓涓溪流,大河只能是 一乾枯的河床而已,毫無實質性的意義。

解決勞動者階級的貧困狀況,唯一的出路是勞動者階級以行業工會、農會等方式 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參與一、二次分配的決定過程。國際歌裏說的好,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一切靠自己。當今中國,國 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四個階層並存共生已成事實,全體勞動者團結起來,進行非暴力的階級鬥爭,是獲得經濟解放的唯一途徑。

 

參考文獻:

1.李全興 《綜述如何認識我國的基尼係數》網路《學說連線》 2006719日發佈:

2.康新貴,《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勞動者階層分析》 網路 《學說連線》 20051218日;

3.陳伯君,《勞動力成為商品後政府的責任是什麼?》,網路,《學說連線》,200657日;

4鄧聿文,《收入分配改革的關鍵是初次分配》,網路,《人民網》,20060802日;

5.13.高鋒,《瑞典社民黨的理論、政策創新與瑞典歷史變遷 》 網路《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2005522日發佈;

6.《中國統計年鑒》,2005年;

7.齊志宏,《多級政府間事權劃分與財政支出職能結構的國際比較分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06324

8.11.中國經濟週刊,《專家建議:每年3000億建立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人民網》200687日;

9.《馬來西亞財政制度 財政支出結構與發展趨勢》,《中華稅網》,2005218日;

10.12.黃衛紅 金月華,《浙江公共財政支出結構的實證研究》,網路;

14.薛湧《南方都市報》,《光明觀察刊》,20066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