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潭死水下的急流

——山西黑砖窑事件

小 孟

 

 

  中国社会腐烂到了什么程度?还有多少骇人听闻的事件被隔绝于人民的耳目之外?无论如何,山西黑砖窑拐骗、役使大量奴工——尤其是童工,最小仅八岁;还有性奴——的事件,尽管让许多人触目惊心,悲愤,怒吼,和诅咒,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仅有新闻告诉我们“黑砖窑在90年代就已经存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包身工”及“拐卖”事件早就不绝于媒体了。

  官方的处理草率已极,简直是对受害者和人民的愚弄。“非法用工”的遮遮掩掩的定性引来了无数痛斥。真正整治的黑砖窑、拘捕的窑主以及拯救出来的民工和童工数量也很少,从头到尾留下敷衍了事的痕迹。一心把“维权”大旗攥紧在手上的全国总工会拖着长长的官僚尾巴到山西听取汇报,“调查了解”,并且“慰问了一些被解救出来的农民工”,接着在618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睁眼说瞎话:“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个案件是在洪洞县公安局开展的民爆物品大排查专项行动中查出的,是一起涉及黑恶势力团伙犯罪的刑事案件。……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一共有32人,除1名已经死亡外,现在已经联系到的23人,正在联系的还有8人……”仍然拿听众当傻子!他想误导民众相信是官方(公安局)揭露这个案件。事实上,黑砖窑事件的曝光起于65日网络上大河论坛发布的文章《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而不是官方或媒体。有几个看过报导的网民会不知道?这些官僚对受害者没有帮助,掩盖和打压起来却能耐很多。此外,受害者的人数也被惊人地缩小了。

  620日,由于许多孩子未能找到或可能被转移,这400多位父亲再次联名发出呼吁信。有网友揭露山西地方官员从上到下如临大敌,相约严厉封口,以及推平砖窑、转移奴工……按已知的奴工人数:未成年工足有千名,将近占奴工的一半。官方公报已救出的不足五百之数。甚至没有山西官员因此而辞职。

 

左右派之争

 

  官方自由派的头面人物,没听到怎么吭声,只有某好事者模仿他们惯用的逻辑和语气,以“张维迎”之名发布了一篇《要理性看待山西“黑奴”事件》,招来铺天盖地的痛骂。

  至于网上的左右派之间,多数都是已往唇枪舌箭的重复——是资本主义惹的祸,还是“社会主义”惹的祸。“民间”右派依旧满脸“正义在握”、“为民请命”的表情,痛骂共产党把“人民”变成“奴隶”,甚至声称全中国人民都是一小撮专政之下的奴隶——事实是,被拐卖的奴工里并无富家和官僚子弟,全都是穷人和他们的子女,以农民为主——接着就是要求“新闻自由”、“分权(司法独立)”、“多党制”和“在野党的监督”,等等,同时不忘对资本多番维护。这些堂而皇之的经文不值得详加评述——“激进”或“克制”的自由派们开出的万应灵丹,无非在传达新兴资产阶级分享政治权力的愿望。

  “民间”自由派虽然把一切“邪恶”笼统地归结为“体制”、“计划经济”或“社会主义”的残余作孽,但是犬儒化了的当代自由派并不相信黑砖窑之类的丑恶事件能够根绝,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人性恶”和“逐利本性”的信奉者——当然,这些“独立”的知识份子有时例外,因为“人性”如此丑恶,亟需高薪聘请这些自由派来担任道德与文明的守护神。

  新老左派们攻击起“党内走资派精英”和“民间小右派”很是痛切,不无可取也不无可笑之处——“文化大革命”被当作官僚政治的消毒剂再次包装出售。而在仰望包青天时,那种疾言进谏和奴颜婢膝的气味,比从前更浓重了。普遍的声音是痛恨“西式民主”——事实上他们痛恨任何民主。这种痛恨因为自由派拥有强大得多的舆论阵地并涌现出某些“烈士型人物”而更加深陷于急迫感之中。咒骂“民主”的声浪里加倍洋溢着对新政的谄媚:“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祖国”……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不绝于耳。从新左派和毛派初步兴起直到今天,这十多年里,他们没有一时一刻不在“黑奴吁天”:担心啊,不能再这样走下去啦 ,再往前走上一步,就走到资本主义去了!——好像现在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似的。由于自以为政府在逐步接纳他们的谏议,这些新老左派就表现得更为卑屈,而又洋洋得意。如果说自由派从不忘记嘲骂店老板门前挂着的那只羊头,并极力为他们共同贩卖的狗肉正名,那么“左派”们则矢志不渝地提醒店老板“挂在门前招徕生意的是羊头啊”,寄望于从官僚群里蹦出个红太阳,在走资进程中力挽狂澜,悬崖勒马,改邪归正。

  然而,不论是对当前社会性质的刻意模糊,还是把工农抗争的潜能尽量引导到对新旧“红太阳”的怀念和期待,都是对工人阶级犯罪!

  当然,对这些“左派”不可能期望什么。他们的最终角色只能是和自由派一样,致力于维持“可持续剥削的社会”。“左派”当中的共产主义者固然很少,革命者则几乎没有。而我们只能回到这个起点: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业。

 

“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为什么“补资本主义的课”补着补着一路补到了“奴隶制”?对自由派来说,“奴隶制”和资本搭不上边,这些黑窑主以及地方官犯的是“反文明”或“反人类罪”。资本主义则属于现代普世文明。只不过当前的中国不是“正常的资本主义”,而是变态的官僚资本主义,所以罪责不在市场经济,而在于“权力”,在于政府职能和角色。

  对这种自封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为进步、民主、文明……的高论,有必要加以揭破。

  黑窑主们把劳动者——而不是劳动——当作商品,以三五百元的价格从拐骗者的手中买来,便占有了这些劳动力的全部劳动。这的确不是“正常的或典型的资本主义”。但是,这种“奴隶制”也不同于奴隶社会。窑主们并不是为了直接占有奴工们的剩余产品而奴役他们的,而是为了占有“超额的剩余价值”——奴工们所创造的几乎全部价值。这些砖窑和矿井不是自给自足的欧洲中世纪庄园,它们生产砖、煤是为了拿到市场上销售而不是把剩余产品留给窑主自己享用,因此它们更接近于拉美和美国南部各州曾经有过的种植园,只不过经营的是工业而非农业。因此,它“反文明”但并不违反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和法则:追逐利润;为市场而生产。

  假如所有的劳动者都以奴隶的方式受控于老板,那么,这个世界上不断制造和堆积起来的商品将无法售出,市场经济将自行破产。因此,它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担当主角,但它可以作为一个补充,一国两制和平共存,而非水火不容的死对头。假如在单独某些国家里,商品生产以奴隶制的方式进行,那么,国内市场固然会极其窄小,但它仍有可能靠国际市场来生存。

  换句话说,这种“奴隶制”并不像欧洲封建制度和贵族势力那样曾经是本土资产阶级需要以革命来推翻的敌人。正如在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兴起并到处殖民的年代,殖民地落后的生产方式并不是他们亟欲消灭的东西。只要把市场创造出来,使宗祖国的产品有了倾销地,那么,殖民地旧的生产方式就可以被积极利用来生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最最野蛮残暴的势力也可以作为殖民统治的支柱。

 

资产阶级、自由派是进步的吗?

 

  因此,资产阶级并不必然是“进步”的,更不用说革命的了。相反,今天的资产阶级已愈趋下贱,自由派枪手们的表现也是如此。他们对革命耿耿于怀,不仅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即便是他们老祖宗的法国革命,在当代自由派那里也只剩下恐怖的颤栗。革命乃是一个可怕的梦魇,是把现在之“良民”变为未来之“暴民”的“戾气”大发作。这一切无非出于剥削阶级恐惧群众运动和群众意识觉醒的本能——从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起,资产阶级就已经明显表现出这种恐惧,因而宁愿跟旧势力妥协、合作,叛卖革命,以求在革命刚刚兴起之际就将之平息下去。

  中国的自由派固然喜欢高举反封建大旗,但是,即便在百多年前的中国,“大中地主(按中国规模)与城市资本(外国资本也在内)是有最密切关系的。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农村中的一般的最广泛的而且极惨酷的剥削者就是富农和高利贷者,即城市银行资本的经纪人;所以中国的土地革命具有反封建的同时亦是反资产阶级的性质。[1]今天,仍然有多少的自由派在为旧中国的地主喊冤?!

  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共识是要走“英美宪政”之路。事实上人大政协里已经充斥了老板经理和他们的代表,担当着政治分赃和“反对派”的角色。他们是“三个代表”、“扩大执政基础”的受益者,且在“理性”地、“克制”地为自己争取更多“民主”。但是,以为他们即便能够争得的“宪政民主”将会改变工农的境遇,因而必须为他们当啦啦队,那不只是天真的幻想,而且同样是对工农犯罪。

  拿“新闻自由”的药方为例。对工人阶级来说,新闻自由是工人自主刊物成长、发声的必要条件,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自主斗争。自由派的要求只是把媒体工具从官僚手中转交给资本,工人阶级则应当力求将之从资本手中解放出来。争得新闻自由固然是个进步,但它的主要得益者只是资产阶级。这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工人自我组织的诞生、成长、壮大,伴之以工人阶级刊物的扩展,才能与资产阶级舆论相对抗。舆论工具应当民主化,而不是商业化。“记者追求刺激性新闻”的动力,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起到一点“纠偏”作用。日常的剥削和压迫事件是不具备“新闻价值”的,更谈不上加以改变了。今天的政府并不十分限制农民工权益受损之类事件的曝光,但是正如记者们常说的那样:不是我不想帮你,这类事情太多了,没有新闻价值。

  不管自由派怎样挥舞他们“文明、道德、人性”的棍棒,事实上,这种“奴隶制”实践了老板们最最夸张隐秘的梦想:给劳动者的报酬越少越好,最好是一分钱不给;从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剩余劳动越多越好——劳动者只是老板们赚取利润的工具而已。从本质上说,一切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不论在血汗工厂里,还是在开着空调、窗明几净的写字楼内,受雇者无非是同样的工具。只不过黑砖窑把这种关系表现得过份露骨而已。

  对工农来说,需要消灭的正是这种把人当工具来役使的制度,而不是力求把剥削控制在某个臆想的、“可接受的平衡点”。减轻剥削程度,亦即改良的努力,仅仅属于工农日常斗争的范畴,是为必然到来的阶级决战所做的准备和训练,以获得组织、宣传、斗争经验和信心。只要这个剥削制度继续存在,一切改良成果都随时可能丧失。想保持斗争得来的改良成果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斗争向前推进——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彻底的改良意味着革命。

 

死水下的急流

 

  工人阶级的普遍消沉和被动挨打,阶级意识的残缺和低落,正是这个社会虽然深陷于腐烂和撕裂的死水之中,却仍能蹒跚前行,甚至大展“崛起”鸿图的最深刻的根源——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旧体制的失败呢?但是,社会危机不可避免。当腐败丑闻、矿难、豆腐渣工程、食品危机、环境污染恶性事件、童工及黑砖窑之类的戏目接二连三上演,把“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等口号变成笑柄的时候,这累积的失败不能不对“执政能力”和“政权合法性”造成冲击。如何避免玉石俱焚?究竟一个更集中、强大的政府有利于控制社会矛盾,并推进改良,还是“宪政民主”更能够为剥削制度提供“合法性”,从而延缓危机?工人阶级的意识还能被麻痹多久?当底层劳动者的力量觉醒时,该如何应对?——左右派的谋士们正纷纷提供各种替代选择,并为此争吵不休。

  左派指责中央政府“权力下放”、“无为而治”,从而酿成“诸侯”和中外资本势力坐大。他们忘了,上上下下的官僚们在化公为私、滥用权力方面一直大有作为,而被管制(专政)得最死的,正是国企工人、农民和农民工。自由派则避而不谈这种管制恰恰是资本——不只是官僚资本,也是中外老板们——最大的利益所在!他们指责官僚把众多行业当成囊中物加以垄断,“管得太死”,未能给私人资本创造更多营利的机会,或者从老板那儿榨取了太多税收和贿赂,可是,正如媒体报道一再显示的——对企业侵害工人的状况,政府从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几乎完全“不作为”。

  难道这还不足以表明政权的阶级性质?还不足以表明:左派们对“社会主义”装模作样的大呼小叫,右派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掩耳盗铃的深揭狠批,都是多么地可鄙?!

  不无象征意味的是:黑砖窑窑主王兵兵的父亲,正是洪洞县两届人大代表!

  为什么基层政府彻底腐烂?首先,官僚层借助于庞大的国家机器,化公为私,成为最大的资本家,或最大的奴隶主。其次,中国不仅没有民主,连一点起码的人身自由也大受制约或侵犯。我们几乎不能期望,更不能相信它能够自我改良,即便它为了延长统治而有此意愿。官方的小改良只涉及经济方面,且问题多多,但更为根本的却在政治方面,也就是官僚必须归还人民的政治权利。可是,不论是老左还是自由派,仍然迷信着官僚会自我改良,而且根本理由相同,就是两者都害怕“暴民”更甚于害怕官僚腐敗,只是程度略有不同。新老左派视谈“民主”为大忌。自由派爱谈民主,不过,他们的民主既非人民当家作家,也不是多数人的监督,而是“程序正义,使公共权力受到制约”,这样,就可以避免“民粹主义”或“多数人的暴政”了……

 

  不断遭受侵害的无权的劳动人民,在缺乏抗争经验、没有组织因而毫无力量和自信心的情况下,固然会渴望包青天和仁政,也会渴望对政府的钳制和监督。但极有可能的是:在官僚体制全盘溃烂的情形下,前一种期待会被冻结,“民主”作为一块招牌则会升值。同样可能的前景是,旧的力量无法照常统治,社会新生力量也未出现和成长,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和法西斯力量的崛起。

  自由派不一定喜欢皮诺切特,但更讨厌阿连德[2],当私有制面临危机,这些道德、文明、民主和自由的守护神将不惜选择独裁,以“拯救人民”和“恢复秩序”(尽管从工人革命的立场来说,阿连德的改良妙计瘫痪了人民武装,麻痹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他的双手同样沾满了革命工农的鲜血)。不管自由派怎样天天念叨着“大市场小政府”的经文,但其实,不论是为了对外竞争,还是对内压制,新兴资产阶级都非常需要强大的国家机器乃至官僚体制,只不过这架机器必须受他们的“集体监督”,能够很好地服务于他们的利润之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骑在他们头上。这就是他们所要求的宪政民主的全部内涵。

  当然,资产阶级有许多派别,自由派内部也存在着不同观点,或不同的关注点,包括提倡独立工会、农会的改良派。至于哪一道救世良方将来被付诸实践,要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发展进程。百年前,革命的知识份子曾走在工人斗争的前列。今天,工人阶级将走在前头,新一代的革命者将更多地从斗争的工人当中涌现。在当前的左右两派之争里,不存在一星希望。但是,“在黑色的土壤中,在阴冷的黑色土壤中,时间播下愤怒的种子[3]。希望,深藏在被压迫工农的仇恨里,萌芽于抗争开始的地方。

 

2007627

 


 

[1]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1928年。

[2] 197011月,智利的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总统,宣称自己将采取改革措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将军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973911日发动军事政变。大量左翼人士和工农惨遭杀戮。阿连德本人也被打死。皮诺切特成为智利军事独裁首脑,实行“铁血”统治。1990年卸任。期间由芝加哥学派帮助实施新自由主义计划,对工农的生活造成残酷打击。

[3] 圭亚那黑人诗人马丁•卡特《一个奴隶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