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官僚社會主義到
官僚資本主義的中國

向青、劉宇凡等著

 

怎樣評價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那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新發展,還是放棄了社會主義的幻想,而回到世界文明的主流?普羅大眾的得失如何?這本書提出了另類看法。

從官僚社會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的中國

向青、劉宇凡等著

新苗叢書(11

新苗出版社出版

香港沙田中央郵箱366

電話:(85226948525

傳真:(85226977976

藝精印刷公司承印

九龍馬頭圍道116號地下

一九九七年六月第一版

訂價:港幣七十元

ISBN962-7529-05-2


目錄

序言………………………………………………… 向青 ……   2

政治篇

鄧小平與中國的發展……………………………… 向青 ……   9

試論鄧小平功過與鄧後中國政局……………… 劉宇凡 ……  22

有中共專政就沒有社會主義……………………… 向青 ……  34

再談中共政權的階級性…………………………… 向青 ……  44

鄧陳路線鬥爭與中國前途………………………… 向青 ……  65

動亂在醞釀,人民怎麼辦﹖

━━「六四」五周年前夕的中國形勢…………… 向青 ……  78

使鄧後的中國成為人民的中國…………………… 向青 ……  91

中國特色的拘禁人民辦法

━━從魏京生再被捕談起………………………… 向青 …… 104

深化民主改革,反對冒牌「改革」…………… 劉宇凡 …… 115

何新的「牛克思主義」………………………… 劉宇凡 …… 121

對國家主義說不………………………………… 劉宇凡 …… 132


經濟篇

中共把中國私有化……………………………… 劉宇凡 …… 143

就業自由和社會主義

━━試論中國的用工制度……………………… 劉宇凡 …… 169

中國往何處去?………………………………… 劉宇凡 …… 188

企業承包制與大鍋飯問題………………………… 向青 …… 203

中國工業的危機與中國工人階級……………… 劉宇凡 …… 214

中國社會的大倒退

━━談談中國的失業問題……………………… 劉宇凡 …… 226

有官僚資本主義特色的中國股市……………… 劉宇凡 …… 240

從深圳騷亂看鄧小平路線……………………… 劉宇凡 …… 247

如果沒有撒旦,也要製造一個

━━談談平均主義和大鍋飯…………………… 劉宇凡 …… 254

掛羊頭賣狗肉的股份制改革…………………… 劉宇凡 …… 257

國有企業虧損的政治原因……………………… 劉宇凡 …… 285

中國大陸貧富不均超越美國……………………… 向青 …… 297


民運篇

可喜可賀的學生民主運動……………………… 新苗社 …… 302

論群眾示威、安定團結和四項原則……………… 向青 …… 308

反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 向青 …… 322

看今日學運想當年五四…………………………… 向青 …… 339

八九民運的性質和歷史地位……………………… 向青 …… 351

六四屠殺能否避免?

━━八九民運反思之一…………………………… 向青 …… 358

必須回憶,不可忘記

━━紀念六四兩週年……………………………… 向青 …… 365

中國民主運動能依靠『中產階級』嗎?……… 劉宇凡 …… 374

中國民主與中國革命…………………………… 劉宇凡 …… 383

民主奮鬥還是「下海救國」?………………… 劉宇凡 …… 390

後八九中國工運初探……………………………… 楚風 …… 401


思潮篇

河殤與中國出路的問題…………………………… 向青 …… 414

毛澤東是不是偉大的革命家……………………… 向青 …… 426

富田事變:毛澤東初次大殺同志………………… 向青 …… 445

為人民社會主義奮鬥…………………………… 新苗社 ……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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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向青

197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事件,不但對中國人民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而且對全世界的重大意義也日益明顯。這本文集的主題,就是我們對這段時期的中國的看法和態度。

誰都承認,近20年來中國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在毛澤東統治的晚年來過中國的人,如果到最近才再來,恐怕覺得簡直是另一個不同的社會了。對這重大的改變,人們有各種不同的評價。中國官方說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新發展,是根據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新的、進一步的認識來實行改革的成果。另外有人說這是中國官方和人民拋棄社會主義的幻想,回到世界文明主流的表現。也有人在口頭上承認中共所宣稱的社會主義立場,而心照不宣地支持它一切發展資本主義的行為。還有人斥責鄧小平背叛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路線,同時讚歎毛澤東批鄧反右的先見之明。至於我們的看法,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中國已經從官僚社會主義轉變為官僚資本主義。

我們的看法的具體內容是什麼,這種看法同其他看法有多大分別,讀者看過這些文章後自然知道,用不著我們預先解釋。值得在這裡解釋一下的,是「官僚社會主義」這個名詞的含義。

為了說明「官僚社會主義」的含義,我們不得不從「社會主義」的含義說起。中國從50年代中段開始,仿照蘇聯的先例,自稱為社會主義國家。他們說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在他們那裡實現了,因為那裡已經廢除了資本家佔有生產資料、藉此剝削生產勞動者的制度,而用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來代替。可是,人們不難看出,在這些國家裡,勞動者並沒有真正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無論經濟權力還是政治權力,都操縱在完全不受人民監督的官僚集團手上;人民的自由權連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水平都達不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低;社會不平等的程度很大,而總的趨勢並非縮小。這種情況同傳統上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根本不相符。因此,一些堅持正統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人,以托洛茨基為主要代表,堅決不承認存在這些國家裡的制度真正是社會主義制度。他們認為這些國家不但還沒有真正實現社會主義,甚至也不是真正朝向社會主義前進。這種社會是充滿尖銳矛盾,極不穩定的。它必須再經過反官僚統治的政治革命才可能走向社會主義,否則不久就會倒退回資本主義。托派一直把這類國家稱為官僚主義變態(或墮落)的工人國家,也就是官僚專制的工人國家。這名詞一方面表明這裡的政權是反資本主義的,它保衛全面的國有財產和計劃經濟的制度,在這意義上是為工人階級服務的,另方面又指出政權並非由工人階級自己掌握,而是掌握在專制的官僚手上。這本文集的主要作者一向接受這種看法和這種用語。

「變態工人國家」是用來稱呼原先蘇聯和中國等共產黨統治的那類國家的政權或國家機構的名詞。我們還需要一個名詞來稱呼這類國家的整套社會結構。「官僚社會主義」就是為了滿足這種需要而造出來的。它比共產黨官方使用的名稱多了一個修飾詞:「官僚」。這既能顯出不同的評價,又讓人很容易知道所指的就是官方稱為「社會主義」的那些事物。我們覺得這名詞明顯地勝過「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現實存在的」並不能指出那種制度的特性。到了現在,許多國家原先的官僚社會主義制度已經不存在了,在討論這種制度的興亡等等問題的時候,尤其不適宜把它稱為「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我們已經使用「官僚社會主義」這名詞好幾年,用來指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那樣的社會或者它的任何一個層次的結構(經濟的、政治的……)。我們覺得,有時這名詞比「變態工人國家」還好。因為「戀態工人國家」容易讓人誤會國家權力真正在工人階級手上,而「官僚社會主義國家」不會招致這種誤會。

我認為,中國革命在中共領導下達到勝利、然後轉向墮落、最後被中共徹底叛賣的過程,可以簡略地描述如下。

1949年取得勝利的革命,主要的動力是小資產階級的農民。一直到1952年為止,革命的綱領和實際行動都沒有超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限度。所以當時的革命和它所創立的新政權,都應當判定為小資產階級性。但是小資產階級根本不可能創立一種獨特的社會制度,小資產階革命政權也不可能長久穩定。它若非很快變質,就一定很快被另一個穩固的階級的政權取代。在當時的世界環境中(一方面資本主義早已發展成熟,支配了全世界的大部份,也支配了中國,另方面已經有了蘇聯這個相當強大的工人國家存在,還在東歐出現了好幾個新興的工人國家),中共這個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政權必然很快就要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這兩大根本對立的階級立場之間明確地選擇一個。結果中共政權毫無困難地選擇了後者,也就是選擇了以蘇聯為師的道路。於是,中共政權在1953-56年間轉變成為官僚社會主義的政權。在這轉變過程中,它一方面迅速確定了反資本主義的立場和制度,另方面也急速地遠離群眾,大大強化官僚特權和專制作風。1957年的「反右」運動,標誌著中共政權徹底墮落為反動的官僚專政。後來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大欺騙、大迷醉、假革命、真反動。鄧小平當權後的「改革開放」,初期本來有一些真實的改良,但很快就日益明顯地走向資本主義復辟。到1988年正式修改憲法時,已經可以斷定,中共政權再不是官僚社會主義的政權,而變成官僚資本主義的政權了。這就意味著中國革命的失敗。但在社會經濟結構方面,還有些舊制度的殘餘,中共一時未能徹底清除。

有人覺得我們的看法是太早承認革命失敗的悲觀論。他們並且認為,如果接受了我們關于中共政權已經變質的看法,在邏輯上就要承認:中國工人階級已經遭受歷史性的大失敗,所以一定要等到許多年以後才可以明顯地恢復力量,進行重大的鬥爭。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中共政權的變質,對于工人階級當然算是一個打擊,但並不等於工人階級自己在政權鬥爭中失敗。中國工人階級從來沒有掌握政權,所以也談不到喪失。過去中共採取官僚社會主義立場的時候,雖然對工人階級比較有利,但那只是給工人較好的待遇,並沒有明顯助長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根據同樣的道理,現在中共放棄官僚社會主義而採取資本主義的立場,也只令工人所受的待遇變差了,而並不構成對工人政治力量的直接破壞,也沒有招致工人階級的意志消沉。事實上,幾十年來,中國工人的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一直都相當低沉,從來沒有較長期而大規模的活躍,所以也談不到巨大的挫敗。現在,由於中國經濟總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一般的提高,工人階級的潛力事實上是在增長而非削弱中。加以整體經濟和政治上的矛盾都在尖銳化,我們相信工人運動在不久將來顯著發展的機會是相當大的。我們決不是悲觀論者。

我們對中國政治經濟的研究很不充份。我們一直生活在中國大陸之外,對大陸的實際生活相當隔膜,理論水平又不高,經濟學的知識尤其不夠。這點我們自己很明白。這個集子裡的文章主要是反映我們對問題的關心和一種立場、一種信念。所有文章大概都曾在先驅(以前叫新苗)雙月刊上發表過。現在重新編印出版,是希望便於保存,取得更多的機會跟其他同樣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的人士交流討論。除了極少數地方稍有文字上的修訂外,一律照原樣發表。即使有個別看法現在改變了,也沒有把原文修改,而寧可加上必要的按語。另外還有些較早期的文章,已經編在前幾年出版的《論中國官僚社會主義》中。

一九九七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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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篇

鄧小平與中國的發展

向青

倒數香港回歸中國的日子的時鐘還沒有走完,鄧小平的生命時鐘先走完了。「一國兩制」是鄧小平一件得意之作,即將首先施用於香港。鄧自己渴望活到今年,踏足於回歸了中國的香港。他這個願望到底不能實現。如果他真正忠於中國人民,沒有在19896月做出那另一件自鳴得意之作,相信今天對他深表哀悼的人會多許多,其中更會包括許多忠於人民而又有頭腦的人。

鄧小平很早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在五十年代中期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但是他的事業的頂點卻是在他73歲以後。在最後差不多20年裡,他成為中國的最高統治者,使中國轉入一條新的軌道,給這個階段的中國歷史打上了他的鮮明的印記。1976年之前,他的聲望和實際影響不但不能同毛澤東相比,而且明顯地比不上周恩來。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段,中國人民對他的評價變為高於毛澤東了。今天有可能還是這樣。擁護鄧小平改革路線的人有理由懷疑,倘若鄧小平的結局像劉少奇那樣,而周恩來能夠繼續生存而且工作多十幾二十年,他所幹的能不能比鄧小平好。熟悉情況的人有的覺得,鄧比周在黨內路線鬥爭中更堅強果斷、敢作敢為。周恩來臨死,也就是鄧小平復出主政的末期時候,在手術床上對鄧說,他比自己更強。這不是一句簡單表示鼓勵或謙虛的話。

鄧小平從18歲起,一直自命為社會主義者、馬克思和列寧的信徒。他最後階段、也是最重要的事業,稱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此,我們大有理由拿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標準,根據勞動人民的利害關係去衡量鄧小平的成就和功過。這樣衡量的結果,就跟剛才的評價不一樣了。

經濟發展與兩極分化

1978年開始按照鄧小平路線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令全世界注目。到1996年為止,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四倍多,居民消費水平提高了接近三倍,進出口總額增長了十幾倍。但是貧富不均的程度也同時迅速增長。有人(主要是高級官僚的子女、親戚和合作者)幾年間就弄到家財百萬、千萬、甚至億元以上。另方面數以千萬計的貧民流浪到數百里、數千里外,露宿街頭,尋求月入數百元的工作機會。許多兒童因為交不起每學期50元的學費所以進不了小學。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三位研究者的報告,1994年中國家庭收入高低的差距已經超過了美國。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最高的20%佔全體收入的44.46%,最彽的20%只佔6.04%。高低差距為7.36倍。農村家庭最高的20%48.79%,最低的20%4.59%。差距為10.62倍。如將城鎮與農村合併計算,最高的20%50.13%,最低的20%4.27%,差距達到11.74倍(1990年美國家庭收入的差距為9.65倍)。兩極分化在1989年以後尤其迅速。這樣的發展顯然是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而這正是鄧小平的「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政策的實行結果。

社會的腐化

來中國旅遊的人,如果事先已經懂得社會主義代表什麼樣的理想社會,他一定在中國開放地區的現實生活中嗅不到一點社會主義的氣味。旅客最容易感受到的,大概是治安的惡劣和公德心的缺乏。人們很容易碰到搶劫、偷竊或訛騙。中國官方的應付方法只有不斷實行「嚴打」,連單純搶劫、偷竊甚至賣淫都可以判處死刑。中國正式執行死刑的數目世界第一,有好幾年佔全世界正式執行死刑總數的一大半。可是治安還是越來越壞。那些被公審示眾的死囚,越來越多的表現出視死如歸而且對法庭根本藐視的神態。中國妓女不但受到嚴酷的法定刑罰威脅,而且常被公安人員任意非法欺凌,可是妓女騷擾旅客的程度還是令人覺得好比蒼蠅或者蝗蟲。今天中國社會腐化到史無前例的程度,主要的原因正是中共統治本身(在毛澤東多年假冒社會主義革命的名義實行罪惡的統治之後,鄧小平轉過來提倡發財第一)。他們自然拿不出比「嚴打」好的治理辦法。他們說什麼建設社會主義道德規範,只能惹人譏笑。

偉大的創新?

鄧小平之死顯然比毛澤東更值得人民悼念。毛澤東臨死時已經成為真正的孤家寡人。無論在人民還是官僚層裡面,都簡直沒有人還真正對他敬愛,尤其簡直沒有人覺得他晚年的所為造福自己所屬的階層。連四人幫死黨也不過同毛澤東互相利用而已。鄧小平不同,他的「改革開放」路線確實造成中國經濟上的進步,讓不少人明顯得益。但這不等於承認鄧小平確實是造福人民的偉大歷史人物,創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或路線。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一步步走向市場經濟:開放私人的經營自由,從個體經營到資本主義企業的經營都允許自由發展,最後連國有企業都讓市場(而不是國家的經濟計劃)來引導,國家只用經濟手段來調節市場,同時努力把國內市場同國際市場打成一片,對外資也大開門戶。鄧小平把這樣的經濟制度叫做社會主義,可算是一種創新的說法。但是這種制度和這條路線決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世界上早已有了充份發展的市場經濟,那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是英、美、法、德、日等先進國家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你認為模仿他們才是中國人民真正的出路,這個步人後塵的路向也不算是創新,只能算是改邪歸正或者撥亂反正而已。

鄧小平所設計的發展計劃打算分三步實現。第一步,到199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增長到雙倍)。第二步,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變成1980年的四倍)。第三步,在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換句話說,就是希望大約50年後中國的經濟發展才達到今天的台灣或韓國的水平。大家知道,在本世紀50年代初(以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時為準),台灣和韓國的經濟發展程度都和中國大陸差不多,同樣屬於落後國。按照鄧小平的戰略計劃,中國大陸要再過50年才趕上人家今天的水平。即使你有理由認為實現這個計劃也可算是偉大的成就,恐怕也很難說這個設計本身是偉大的創新吧?如果鄧小平不愧為偉大的設計師,那麼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朴正熙、全斗煥、盧泰愚豈不可以算是更早的偉大設計師?

中共自然不甘心承認正在步韓國和台灣的後塵。它一直說中國所走的是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而韓國和台灣是資本主義。可是,不要問姓資姓社,不是鄧小平又一偉大創新嗎?事實上,鄧小平的路線同台灣、韓國一樣,是姓資不姓社的。這個判斷的理由,前面已經說了一些,以下還要進一步說明。如果注意到政府的專制、官商的勾結、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利用、以及對外來投資的依賴等方面,你會看出鄧小平路線同台灣、韓國的道路是多麼相似。

發展與外資

最近18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很高。1979-83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8%以上。84年起,大多數每年都超過10%,只有89-90連續兩年只有4%左右,86年是8.8%91年是9.2%969.7%。大家知道,以前在1952-57期間,也曾平均每年增長達到9%。近年跟以前的情況有一點很大的分別,就是現在有大量的外資投入。從19791996,實際利用外資總數達到2,875億美元。外資流入的速度越來越快。1988年起每年超過100億美元,而93-96年增加到每年3百多、4百多、5百多億。這些數目的意義到底重大到什麼程度呢?可以拿它們同當年中國政府財政總收入來比較一下。84年以前,每年外資流入的數量大約相當於財政總收入的3-4%85年達到7%以上,86年起超過10%92年跳到25%93年又跳到超過40%94年超過70%9596年都超過60%

我不打算在這裡詳細分析大量外資流入的意義,只想指出幾點。第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在這麼龐大的外資支持下取得的,所以不太值得自傲。第二,國際資本的勢力正在中國迅速增長,有操縱中國經濟命脈的危險,尤其因為它們最近幾年越來越重視投資於基本建設上面,甚至取得以平方公里計的大片土地的開發權。第三,中國經濟能夠得到國際資本這麼垂青,會是社會主義經濟嗎?

市場與社會主義

中共在鄧小平領導之下,終於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所謂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他們宣佈一種新理論:社會主義也是一種市場經濟。這種理論的證明,說來說去無非是簡單的一兩句話,例如: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至於市場與計劃在社會主義制度裡和資本主義制度裡怎樣不同呢?他們只有說:社會主義制度是公有(國有和集體所有)經濟成份佔主導地位的。在他們看來,只要公有經濟成份佔夠大的比例,就算是社會主義了。這種理論不但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且不符合資本主義的歷史事實。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的理論,無非就是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過程所得出的結論。

在採取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之前,中國經濟中也有市場,但是市場的範圍有限。有時候市場的範圍很小,連個人生活消費品的市場都受到很厲害的壓制,結果不但消費品供應不足,人民生活困苦,連整個經濟的發展都大受妨礙。實行改革後,消費品的生產很快完全市場化,這是十多年經濟繁榮的主要原因。至於生產資料的生產,過去實際上是不受市場影響的。這方面的生產機構差不多完全國營,由國家的計劃支配。生產的品種和數量,產品分配給哪些企業使用,都按計劃決定。雖然也要算價錢,其實並非真正的買賣,只是同一主人(國家)的不同部門之間的計算而已。一個企業能夠獲得多少生產資料(尤其是固定資產)的供應,並不決定於它本身的財力,而是由國家的統一經濟計劃決定。可以說,那時基本上沒有生產資料的市場(除了很小的一個讓農民和其他個體戶購買所需的以外)。改革開始後,生產資料的生產也逐漸市場化了。終於在確定採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時候,定下了連生產資料的生產也要全盤市場化的目標。這個目標如果達到了(實際情況怎樣,我還不清楚,現在只能從理論上來探討),國家就不再企圖制定全盤的國民經濟計劃,不再具體規定各個生產部門和各企業單位的生產指標,而改為讓它們到市場上去碰頭,在市場引導下運作和發展。那時國家的經濟計劃只剩下一些重點新投資的安排。另外由政府監測社會經濟的運行,發現有危機徵兆時才採取所謂宏觀調控的措施,主要是採取金融和稅收的手段。這樣,實際上,哪個企業和哪個生產部門興盛或衰落,就看它是賺錢還是賠本,賺賠是多是少,換句話說,就是為利潤而生產,讓利潤率來支配一切。這就是確確實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好景的時候,大家拼命擴張,然後不可避免地造成生產過剩的危機。周而復始。儘管大部份的大企業仍是國家所有,也不能改變整個經濟的運行規律。因為那些國有企業同樣受市場支配,同樣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經營,而不是在全盤的計劃指導下直接為滿足居民消費的需要而生產了。雖然十八年來中國還沒有出現過全面的生產過剩的危機,但是個別生產部門已經發生過這種危機。種種現象都表明,中國經濟的資本主義化正在迅速進行。舊制度的殘餘越來越難維持下去,而官方要清除它們的意向早已確定。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過是騙人的招牌而已,主要是用來替中共一黨專政辯護。我認為,現在中國的經濟可以稱為復辟中的資本主義。

看看中國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也可以看出資本主義化的趨勢。雖然國有企業直接私有化的不多,但是在全社會的固定資產總投資之中,來自國家預算內的資金現在只佔很小的比例。從1993-9596年的資料還沒有),每年只佔3個多百分點。除此之外,其餘的投資都屬於資本主義性(受利潤率支配)的,而它們佔了絕大部份。這也可以顯出資本主義勢力的迅速增強。

鄧小平領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重建資本主義,並且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幹得比所有其他國家原先佔統治地位的共產黨都更成功。這就是他最突出的成就,也是他得到全世界資本主義的擁護者衷心欽佩的根本原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說鄧小平是走資派,那是誣蔑之詞。但是後來鄧小平以實際行動證明了他真正變成了頭號走資派,而且當得起「偉大的」這個形容詞,如果在今日的世界擁護資本主義,讓它繼續生存五十年、一百年,還可以算是偉大的歷史性事業的話。

一國兩制的評價

既然鄧小平已經親手基本上實現了在中國大陸重建資本主義制度,那麼,所謂一國兩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一國之內長期共存共榮)的偉大設想,就不過是美麗的神話而已。至於香港和澳門回歸中國之後仍舊保存某些與大陸不同的體制,那並不等於本來意義的一國兩制。美國各州在法制上都有相當的差別,在馬克思的時代德國萊茵河區域的法制也跟其他地區不同。

一國兩制本來可以成為中國政府收回港澳的一個偉大政策,那就是真正尊重港澳居民的民主自治權,回歸後無論在政治、法律還是經濟上,都讓港澳居民真正以人人平等的民主方式決定採取什麼制度,北京政府不把自己的意願強加於港澳。我們先驅社早在十幾年前就提出這樣的合理要求,呼籲大眾去爭取。但是中共堅決地反其道而行。他們連彭定康迫於形勢最後在香港實行的一些微小的民主改革都不能容忍,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死硬地要把殖民地較早時期那種惡法惡制恢復起來,迫使香港居民永久接受一種比港英末期更赤裸裸的官僚與大資本家的聯合專政。這方面也充份顯示了鄧小平的真面目。

鄧後展望

到今天為止,鄧小平關於接班人的安排明顯地比毛澤東有效。但是人們很普遍地都覺得,江澤民的所謂核心地位是否真正穩固,至少要等到下半年開過中共第15屆代表大會才有分曉。現在江澤民的處境當然比毛澤東死後的華國鋒好。現在中國的經濟形勢勝過當年,江不像華那樣受到四人幫和元老們兩方面的重大威脅。但是江澤民的威信不足,這點跟華國鋒一樣。人們不知道江澤民有什麼特別的功勞或能力而當得起核心。他上台之前的突出作為,只有894月間濫權封閉屬於積極的改革派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6月間不顧許多國家首腦的求情,悍然殺死三名燒車的抗議者。也許這就是他獲得鄧小平賞識的原因。如果他的地位穩固了,會不會在這方面表現他的特長呢?

在鄧小平統治的最後十八年裡,他一直強調穩定至上,但事實上中國的社會關係和居民的思想都一直在急劇改變著。中共真正要求的穩定,只是它自己的專政特權保持不變。起初,人民普遍歡迎那停止「階級鬥爭」,專心經濟建設的號召。後來卻有越來越多的人覺得自己的生活保障在改革中變得不穩了。現在二十多歲的人,對於文革以及其他打著革命與社會主義旗號的運動已經沒有親身的經驗,反倒有一部份經歷過89年的風波。他們的見識和二十年前的青年很不一樣了。他們未必能相信穩定和經濟建設就是一切。現實裡有太多的問題和太多的矛盾迫使他們去思考。鄧小平那套一面叫人不要問姓資姓社、一面又強調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做法,最終只能引起人們懷疑和獨立思考。鄧小平時代的中共已經不能好像毛澤東時代一樣有效地控制人民的思想。鄧後的時代,不論真正當權的是誰,相信更做不到完全控制人民的思想。如果統治集團裡面發生巨大鬥爭,群眾的獨立行動會更快出現。前途到底是光明還是黑暗,不是決定於中共黨內的派系鬥爭,而是決定於群眾的行動;主要不是決定於群眾運動的遲早,而是決定於群眾是否已看透資本主義和一切假冒的社會主義的醜惡性,找到真正能夠創立自由、平等、沒有剝削的社會的道路。相信到了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時候,這個問題大概已經有分曉了。

(附註)文內的統計數字,根據:(1)中國統計年鑑,1995;(2)中國統計摘要,1996;(3)第8屆全國人大第5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預算報告,及國民經濟報告。

一九九七年三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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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鄧小平功過與鄧後中國政局

劉宇凡

鄧小平死後,輿論一般都是對之稱頌有嘉,即使略有批評,總的來說也不超出鄧對自己的三七開的評論,不超出他功大於過的評論。

所有那些從經濟改革中發了財的大大小小官僚可以這樣說;所有充滿奴才心態或者順民心態的人可以這樣說,但是,站在普羅大眾立場上而奮鬥的人卻不能這樣說。

官僚資本的締造者

說鄧小平搞經改有功,不搞政改、以及六四屠殺有過,雖然比一味歌頌鄧好些,可是這種分析把鄧的這兩個方面截然分開,好像鄧當年反臉消滅北京之春、關押魏京生、八六年及八九年鎮壓群眾運動,統統都與經濟利益無涉。他們總是不自覺地把鄧在政治與經濟上的貌似相反的表現當作是某種政治人格上的分裂━━「他是開明的,只是開明得不夠」━━而完全忽略,上述兩種貌似相反的表現實質是相成的,是互為表裡的。連鄧自己也是這樣看的。所謂「雙手都要硬」論就是明顯例子。之所以要在維持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實行資本主義改革,恰恰就是為了在進一步擺脫人民監督的條件下去發展首先有利於官僚集團的物質利益的「改革」。只有在消滅了人民一切批評的聲音之後,在掩盡人民的耳目之後,鄧才會放心搞經改,因為他的經改的實質,就是讓各級官僚通過經商而化公為私,或是通過經商搜刮民脂。可以說,鄧小平對官僚集團的最大貢獻,就是為官僚資本之復活締造了條件。大家知道,官僚資本自晚清發軔以來,到了民國時代曾經發展到大大阻礙正常經濟活動的地步。中共的建政消滅了官僚資本,可是,當初誰也想不到,幾十年之後它竟然在鄧小平手中復興了。在改革初期,中共官員的貪污大抵只是以索取消費品為限,然後,就發展為索要金錢。到了八十年代中之後,官員早已不滿足於被動的受賄,而是自行投資創收了。於是官員經商,遍於大地。從中央大員到九品芝麻官,從公安到解放軍,莫不興辦公司謀利;形式可謂五花八門,各顯神通。主要形式自然是以部門名義興辦實業,實行「國有私營」,虧了是國家的,盈利是自己的;也有官員私下經商,或者掇使親戚朋友經商的,總之都是實行權錢交易;也有政府部門向「掛靠」的私營企業提供保護而獲得企業贈送無償「官股」一份以致幾份的;還有利用批文、雙軌制等倒賣倒買的官倒。總之,今天中共官員是無官不商,無官不貪。鄧小平的子女、女婿就有好幾個是頭號官商。

這個日益龐大,日益不知厭足的官僚資本集團,以更高速度吞噬著國有財產和人民的血汗錢。官方刊物也承認,從19821992年,多達五千億元國有財產流到私人口袋。至於通過壟斷市場、不公平競爭、攤派等等方式刮去的民脂民膏,誰也不知道多少。

在任何的公開文件中,在任何冠冕堂皇的領導人講話中,都隻字不提的官僚資本不僅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欺行霸市,而且實際上左右了經濟改革的一切實際措施。任何重大改革舉措,都打著人民利益為幌子,同時又都以滿足官僚資本的特權為其核心。價格雙軌制之所以遲遲不取消;優待外資而歧視本國國有企業的稅收政策之所以拖到最近才開始改變;明晰產權的改革,一變而為搞股份制、再變而為以搞股市投機為主;發展第三產業結果變成以發展娛樂、商業、飲食為主、而完全忽略被中共也視為第三產業的教育、科研事業、醫療衛生;整頓市場變成為政府官員大搞翻牌公司等等,這無一不說明,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究竟是為誰而改,為誰而革了。這一切也說明,為什麼鄧小平非要屠殺任何敢於批評與揭露的人民不可了。畢竟,政治專制,是為官僚資本集團的經濟改革而服務的。

兩極分化下的經濟增長

鄧小平的政治資產,在於他統治下的中國,近廿年來都有平均達9%的經濟增長率;有人因此說鄧締造了經濟奇跡,說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這畢竟是功勞啊。

大量事實證明情況絕不那麼簡單。

在八十年代上半期,大概可以說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但是自從八十年代中期之後情況就開始逆轉了。社會財富無異是急劇增加,可是,真正得益的是官僚資本與私人資本,而廣大工人、農民和普通知識份子的生活不是沒有改善,就是改善得很少。貧富懸殊日益嚴重。這很容易從堅尼系數中得到印證。它從1979年的0.31急升至1994年的0.434。不過,這個官方數字是不可靠的。有國內學者估計現在已超過0.5了,比許多資本主國家都高得多。1994年佔總人口10%的貧困人口只佔銀行存款總額的3%,而10%最高收入者卻佔了40%。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實際收入近十年來都增長很少。至於工人階級,仍然在崗的工人,工資增長一般比農民的收入高一點,但同時,那為數達千萬的、而且數量還在不斷增加的「下崗」工人或失業者,就已經陷入赤貧了。至於地區差距,也日益拉開。以廣東與貴州為例,二者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2.1倍擴大為3.62倍;珠海與最窮的一個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竟相差17倍。已經有人指出,中國的地區差距之大已經同前南斯拉夫差不多了。

兩極分化之特別引起人民的深刻反感,是因為那些發了大財的往往並不是純粹靠自己的本領,而是依靠關係;而那些赤貧化的工人和農民,也並不是因為他們懶惰而致貧。

只有能兼顧縮小貧富差距的這樣一種經濟增長模式,才真正值得人民擁護。如果鄧小平能做到這點,兌現他在1985年的諾言(「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人民就真正值得紀念他了。相反,兩極分化既然發展到如此嚴重,既然事實證明共同富裕是假,讓一小部份人富起來才是真,憑什麼再叫人民懷念鄧?

哪一門子的經濟發展

其實,就算所謂經濟高速發展本身,也並不像中共所吹捧的那麼偉大。十多年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量舉債(外債一千億美元、內債二千多億人民幣,再加上連年赤字),依靠對工農的超級剝削,依靠犧牲其他部門(農業、基礎產業、教育科研等等)、其他地區(西部及中部)、依靠賤售經濟主權及犧牲民族工業來吸引外資,依靠粗放經營(以大量投入來換取產出),而不是依靠提高管理及技術效率,不是依靠大力發展教育科研,不是依靠均衡發展(這意味要優先發展那些滯後部門,例如農業),不是依靠提高人民的文化及生活水平。這樣一種發展模式,根本算不上是什麼創舉,更談不上偉大,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例如巴西、墨西哥等都實行過了,而且都在嘗過一段時期的繁榮之後紛紛爆發危機。中國的經濟危機已經在過去爆發過,在今後也會爆發,其嚴重性也只會更大。

自然我們不是全盤否定「改革開放」。毛式的命令經濟及閉關自守當然是死路一條。而鄧的改革路線在一定限度下也有正確的一面,例如容許個體戶的發展,恢復農民的生產經營自主權,擴大企業經營權,發展對外貿易等等。這一切都是必要的。可是,大概從八十年代下半期開始,鄧實際上就不僅是走資本主義路線,而且是走一種惡質的官僚資本主義路線,結果使權力及金錢勢力在市場化改革中坐大為佔支配地位的力量。可笑的是,中共的悼詞還宣稱鄧是「共產主義戰士」。人民早就心中有數了:「社會主義只說不做,資本主義只做不說」;「赤裸裸的封建主義,羞答答的資本主義」。其實,越到後來,鄧小平就越無法自圓其說。「市場不等於資本主義,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這本身沒有錯。但請問,哪究竟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還有什麼本質分別呢?如果一個社會在基本經濟規律上都同資本主義看齊,哪為什麼不乾脆叫做資本主義呢?「一國兩制」━━可是,如果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優越,何不乾脆讓大陸走資呢?反之,如果後者比前者優勝,為什麼不叫香港也走社呢?

許多人認為,鄧小平這種貓論恰恰是一種值得擁護的務實主義━━不要問姓資姓社,只要是有利於發展經濟便行。

所謂「實事求是」

我們倒要質問,這樣一種所謂「務實主義」,究竟有利於誰的經濟發展?是有利於官僚資本的經濟發展,還是全體人民都得到生活及文化水平的提高的經濟發展?

事實證明是前者。既然國家正式規定的路線是「大膽闖,大膽試」,而有關改革究竟是什麼社會屬性的問題,不僅要自覺地拒絕考慮,而且不准人民討論,既然這樣,就等於替各級官員解除了一切道德及政治約束力,等於放任他們實行各種經濟冒險政策,放任他們藉改革之名橫徵暴斂。這就毫不奇怪,越是「大膽闖,大膽試」,改革越是「深化」,原本被禁而且也應該被禁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合法化了,或至少是正當化了:先是剝削合法化,接著,回扣啦,官員經商啦,「創收」啦,各部門的「小金庫」啦,股市投機啦,國土賤售啦,賭馬啦等等紛紛獲得平反。大概下一回就會輪到「攤派」、「三亂」的平反了。官僚這樣一種「大膽試」,「大膽闖」,自然最反對人家過問「姓資姓社」了。

「左王」之要問「姓資姓社」,當然是居心叵測。然而,那並不表示鄧小平那種說一套,做一套,那種拒絕考慮改革的社會屬性、甚至是禁止人民討論這個問題的主張,真正值得人民擁護。這根本就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如果是真正實事求是,那只會使有關改革性質的討論更為必要,而非相反,因為任何「實」,都同一定的「名」分不開的,除非人人都變成了直指人心,不立文字的禪宗信徒。問題只在於那加諸於「實」的名,是真名而不是假名,而不在於幻想使「實」擺脫「名」。好比有人賣「羊肉」,然而當人家懷疑地問「真是羊肉嗎?不會是狗肉吧」的時候,那漢子不去正面答覆,反而胡說什麼「不要問什麼姓羊姓狗了,反正吃得飽就是好肉」,難道能叫這種做法為「實事求是」嗎?難道能不懷疑他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奸商嗎?同樣,鄧一面指天誓日要堅持社會主義,另一面當改革日益變成官僚資本全面復辟的時候,卻宣佈「不要問姓社姓資」,人民能相信這是「實事求是」嗎?能不懷疑鄧在欺騙人民嗎?

站在人民立場上,理應考慮目前改革的社會屬性━━它有利於哪個集團?它要建立的是什麼樣的一種社會?━━而不是相反;只有充份考慮到這點之後,人民才能理解到改革對自己的全部利害關係。「左王」的錯誤不在於要求考慮改革的屬性,而是在於他們所了解的社會主義本身也是一種充滿專制與封建意味的假社會主義(其實,「姓」資「姓」社的提法,本身就充滿封建味。所以叫他們為極左派,不如叫他們右派更恰當),也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也只會把這種假社會主義強加於人民,絕不會讓人民真正有獨立思考和討論的自由。要對付這種假社會主義、真專制主義,不能靠禁止討論,相反,只能通過真正自由的辯論,才能揭穿「左王」。鄧小平採取相反的做法,只能說明,他自己的立論與居心同樣是見不得光的。這樣一種專賣假貨,而且對於任何關於真假的討論都要棒殺的官僚奸商作法,居然還有人吹捧為「實事求是」的典範!

鄧後的政局

蓋棺論定。1979年鄧小平以人民救星的角色重登舞台;1997年則以屠夫、騙子、官僚資本締造者的惡名踏下舞台,雖然現在人們還沒有充份認識這點。至於鄧後政局,人們紛紛猜測,究竟那個終於擺脫兒皇帝的身份的「江核心」,能不能坐穩江山呢?他會不會堅持鄧路線呢?整個政局是否穩定呢?

江澤民自然在不少地方比當年華國鋒有利得多,不過,誰若以為,單靠鄧小平的扶持,以及其他元老們的凋零,就能令江穩坐江山,那也未免太天真了。不僅黨內人事派系的矛盾仍然起作用,而且整個統治集團、整個社會的各方面的矛盾也在起作用。在統治集團內部,各個官僚資本集團、各個政府部門的官僚,為競逐市場、利潤、地盆而發生的衝突日多;同時,盡管整個官僚集團都以走資為樂,可是,在具體的改革措施上,誰都以自己的利益為依據,誰都不服誰,實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總之,統治集團的內部離心力空前膨脹。在社會上,由於官僚腐敗、兩極分化所引起的階級矛盾及對中共的反感也在繼長增高,同時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冒進政策也為危機之爆發預埋了炸藥。各種各樣矛盾所交織而成的力量遠超過江澤民戀棧的力量。一句話,江澤民的祿位還是要由鬥爭來決定的。

不過,不論人事上的變數多麼大,大體上不論中共哪一派當權,都不會根本改變走資本主義的路線,頂多是略加修改而已。據說,鄧死不久就有「左王」的第三份萬言書流傳了。其實,只要對前兩份萬言書稍加分析,便不難知道,他們怎麼「左」,也不會「左」到回到毛時代的路線。他們很起勁地攻擊私營資本家,但對於官僚資本卻刻意隱瞞,曲線迴護,請問這難道是那不斷警惕「黨內資產階級」篡黨奪權的毛澤東主義陰魂的證據麼?不論是從前的陳雲與鄧小平,還是現在的鄧力群與江澤民,大家都很起勁的捍衛一黨專政,包括捍衛中共黨政官員在市場化改革中大撈一把的特權。所分別的只是在對待私營資本及外資方面,一個比較嚴苛,一個比較寬鬆而已。

自然不能排除當權派會在日後稍為放鬆政治控制,但大體而言,要平反六四,如果沒有來自強大的群眾運動的壓力,單靠統治集團內的為數極少的開明官員的努力,也是不大可能的。真正的民主化改革就更不用說了。

經過八九民運的失敗,群眾性的政治民主運動恐怕不一定能很快興起。但是,農民與工人的局部性經濟抗爭,不僅過去幾年一直持續,而且今後一定會繼續發展,有可能發展為局部性的民主鬥爭。不過,能夠形成一個強大的群眾性民主力量並足以取代中共統治,這樣一種局面,現在還遠遠談不到。主要的障礙不是群眾本質上缺乏政治熱情━━八九年已經證明群眾是能夠廣泛而不怕犧牲的參與民主鬥爭的━━而是群眾思想上還很混亂,沒能提出一條真正指向解放的道路。而那本來比較有條件從事這種探索的知識份子,卻普遍接受了「補課論」(補資本主義的課),也普遍地疏遠工農群眾,同時加緊靠攏新生資產階級,盡管後者從沒表現出任何民主抗爭精神。雖然近年開始有人對此作出反省,可是畢竟呼聲微弱。在這個情況下,堅持一條真正把權力交給人民,並且讓人民能普遍提高生活及文化水平的仁人志士,還要作長期艱苦的奮鬥。

一九九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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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共專政就沒有社會主義

向青

中共血腥鎮壓八九民運,而且在民主浪潮橫掃東歐之後仍舊死硬抗拒任何民主改革,自稱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衛社會主義,為了保衛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最無恥的謊話,好比當年希特拉的納粹黨自稱為「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一樣。事實上,中共早已徹底背叛了社會主義,背叛了工人階級,變成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的死敵。六四大屠殺正是它們的背叛的一個鮮明標誌。

官僚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

凡對已有四百多年歷史的社會主義思想稍有認識的人,都可以看出中共所實行的那種制度大大違背了傳統的社會主義理想。傳統的社會主義理想,是一種最自由、最平等、最民主的社會。馬克思主義認為將來通過工人階級革命和工人階級專政所建立起來的那種新社會正是這樣。這樣的社會一定要實行財產公有制,而從大規模企業國有化開始。但僅僅實行全面國有化並不等於實現了社會主義。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實行了全面的產業國有化,把資本主義企業和資產階級都消滅了,在這方面具有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特徵。但是中國社會上仍有很大的不平等(整個共產黨是個騎在人民身上的貴族等級,黨內也等級森嚴),而人民完全沒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那情形至少同封建時代或者法西斯統治下一樣壞,倘若不是更壞的話。如果要承認毛澤東和斯大林之流所建立和維持的那種制度也算是一種社會主義的話,我覺得,最好稱它為官僚社會主義(就是官僚專制的社會主義)。大家知道,社會主義思想有數不清的許多派別。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根據各派思想的社會基礎把它們分為幾大類: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封建的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馬克思自己那一派自然是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那一派,因為代表國有財產制度上面的官僚統治者,所以適宜稱為官僚的社會主義。

在官僚社會主義制度下,官僚統治者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利害關係是相當複雜的,既有對抗性,又有一致性。官僚們經常壓迫著工人,吮食民脂民膏,把社會經濟和一切國家大事搞壞,尤其是阻礙著真正朝向社會主義前進,所以官僚和工人雙方的利害是衝突的,永遠是在或明或暗的鬥爭中,那情形彷彿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資關係一樣。但是,在維持國有財產制度,防止資產階級復辟(連防止帝國主義入侵也包括在內)這方面,工人和官僚的利害是一致的。正因為是這樣,所以堅持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立場的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們,雖然極力反對官僚的統治,卻始終承認這種以國有財產為基礎的官僚統治還算是工人政權,把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稱為墮落的、變態的工人國家。後來的托派看待東歐各國和毛澤東的中國也是一樣。

中共政權已經蛻化變質

自從毛澤東死掉,鄧小平上台,實行他那套「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的情況大大改變了。「改革開放」自然有進步的一面,例如,對人民的思想、言論和出版事業的控制都稍微放鬆了,閉關自守政策也放棄了,農民和城市的個體戶都得到相當的經營自由。但是另方面,資本主義企業也得到越來越大的生存空間。一九八八年初,中共修改憲法,正式保障資本主義企業和資產階級的存在權利了。據今年二月廿七日大公報摘錄內地刊物《探索與爭鳴》一篇文章的報導,「私營企業主利益集團已經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具備了形成階級的數量條件。全國現有私營企業四十多萬家,按工商局統計平均每家僱工十六人計算,當有僱工六百萬以上。」所謂「私營企業主」,不過是資本家的別名而已。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在大陸重新出現,而且獲得憲法的保障了。以前,由於中共政權維持國有財產制度,根本不容許有資產階級存在,所以,不管中共怎樣壓迫工人,工人群眾怎樣沒有政治權利,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關係上,你總不得不承認中共政權是站在工人階級方面,而不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現在,既然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重新出現了資產階級,中共究竟代表哪個階級,就成為值得重新研究的問題了。

由於中國根本沒有民主,中共依仗武力,專橫跋扈到極點,而無論資產階級還是工人階級目前的力量都還很弱,所以任何階級都不能控制中共,反而被它任意欺壓和控制。但是,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根本對立的階級之間,中共到底同哪個階級比較親近、友好,而同哪個更疏遠、敵對呢?毫無疑問,是親近資產階級而疏遠無產階級。內地的工人群眾早已根據生活體驗找到這個答案,他們傳播著兩句歌謠:「辛辛苦苦幾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香港的工人憑著階級的本能,也不難從中共欽定的基本法上面看出這點。如果一定要見到驚天動地的大事變才能夠承認國家政權的蛻化變質,那麼,六四大屠殺也應該足以使人們驚覺了。中共一面屠殺人民,特別殘暴對待工廠工人,一面再三宣佈對資本主義開放的政策決不改變,這還不夠表明它的階級立場嗎?中共還不是資產階級的良好和可靠的代表,當然更不是馴服的工具,資產階級在中國的復辟還沒有完成,更沒有鞏固,但是,在八八年修改憲法之後,尤其是六四屠殺之後,任何社會主義者如果還把中共政權當作任何意義的工人階級政權,那無論在理論上還是政治上都是極端嚴重的大錯。資產階級作出這樣的錯誤判斷是不要緊的,因為這種理論上的錯誤可以給他們帶來政治上的利益,在客觀上可以成為迫使中共更進一步向他們靠攏和討好的手段。工人階級如果犯了這種判斷錯誤,就難免迷失方向和踏入陷阱了。

工人階級需要認清一個政權代表哪個階級,為的是確定自己對它的態度。當中共政權還算是代表工人階級的時候,儘管它有許多壞處,但是每逢它同資產階級鬥爭的時候,尤其是遇到有資產階級復辟威脅的時候,工人階級都應該保衛它,支持它,免使資產階級勝利。因為資產階級一旦勝利,失敗者不僅是中共,還有中國工人階級。在毛澤東時代如果中共同台灣政權之間重新爆發戰爭,情形就是這樣。但是,今天鄧小平政權已經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代表工人階級的了,它已經開始變成一個極端反動、極端專制的資產階級政權,所以,當它陷入危機的時候,工人就再不應該保衛它。工人不但要避免受它欺騙,要拒絕支持它對抗內地的自由民主運動,甚至如果它同台灣政權打起仗來,也沒有義務支持它。因為現在是兩個資產階級政權之間打仗,而不是一個工人政權同一個資產階級政權打。

有人懷疑中共政權已經蛻化變質的看法。他們覺得,現在私人資本雖然重新出現了,但是在中國國民經濟中只佔很小的部份,國營企業仍佔主導地位,而且最近中共對經濟實行「治理整頓」,已經重新強調堅持社會主義的計劃性了,所以,他們認為,中共政權的本質並沒有改變,所改變的只是某些經濟政策而已。既然過去承認它是官僚主義變態的工人政權,現在仍舊應該承認。

這種觀點把政權的階級性質問題轉化為經濟制度問題。這兩個問題雖然有密切的關連,但並不是同一個問題。為了解答一個政權究竟代表哪個階級的問題,固然要注意這個政權的經濟基礎(因為各階級在社會上的地位是由經濟制度決定的,例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處於支配地位,工人階級處於被支配地位),但是更重要的是看那政權機關同各階級的政治關係:執政黨派由哪個階級推舉出來?在最重大的利害問題上代表哪個階級?如果一個國家根本不允許有私人資本,它的政權當然不可能代表資產階級。那政權所維持的國有財產制度正是工人階級政權所需要的。所以,根據這種經濟制度,就可以推斷那政權是代表工人階級的,儘管工人群眾也許實際上並不能控制那政權機關,像過去長期間中國和蘇聯等國的情形那樣。現在中國已經重新出現資產階級(雖然國營企業仍佔支配地位),就沒有理由說那個掌握住龐大的國營企業的中共政權不可能代表資產階級,一定是代表工人階級了。現在必須考察政權機關同兩大階級的實際關係,並且考察國營企業是怎樣經營管理的,然後才能夠解決政權究竟代表哪個階級的問題。

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下,中國的工人階級仍和過去一樣地沒有政治權利,在企業單位裡也沒有管理權。由於社會上有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工人階級相對的經濟地位反而更降低了。自從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興起以來,工人階級越來越成為中共政權主要的壓制和防犯的對象。另方面,中共政權越來越討好華洋資本家,中共官僚的生活方式越來越趨向與資本家同化。所謂改革派的理論家,在思想上越來越以資產階級為師。國營企業管理方法上的改革,主要是擴大經理人員的權力,使他們的地位和利益都接近於資本主義的企業家,而更加不是向勞動人民負責的管理人。久已擬議的國營企業的股份化和私營化(包括私人承包和賣給私人的辦法)雖然暫停實行了,但是中共十三大把社會主義經濟界定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點仍舊維持不變。這就確定了國營企業的指導方針是追求利潤,是供應市場需求,而不是滿足人民的消費需要,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的統制經濟。總而言之,無論政權機關還是國營經濟,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下,都更加遠離工人階級的立場而資產階級化了。最引人注目和反感的「官倒」現象,最明顯不過地表明中共統治者和他們的家族已經直接具有資產者的身份了,而且是寄生性最大、最敵視人民的那種資產者呢。如果敢於正視現實,就必須承認現在的中共政權代表最反動、最醜惡的重新誕生的中國官僚資產階級,也就是官倒資產階級。人們早已普遍看出,所謂堅持四項原則,實際上只有堅持中共一黨專政這條是真的。現在應該進一步指出,堅持中共專政,已經變成了堅持官僚資產階級專政,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所反的只是自由化,並不反資產階級。

有人覺得,六四以後,中共為了避免剌激工人階級起來造反,至少暫時不敢在國營企業裡大批裁減職工和折扣發薪了,這總可以算是遷就工人階級利益的做法吧?我們的回答是這樣:遷就一點自然比一點也不遷就好,但是,這並不能證明中共還沒有脫離工人階級的立場。在形勢險惡的時候,資產階級政權也會採取某些避免剌激工人起來造反的辦法。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道路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道路主要是這樣一條路:最高權力屬於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包括非剝削者的知識份子在內),實行最高度的民主,除了剝削別人和損害社會利益的自由以外不限制任何自由,把一切人力和自然資源作最優良的利用,不讓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力受少數人(資本家或官僚等)控制和濫用,真正按勞取酬,尊重專家和各種有特高才能的人,讓他們有最好的機會發揮才能貢獻於社會,但避免給他們太突出的高於一般人的物質待遇,避免使他們成為貴族等級,這樣盡可能迅速而和諧地發展物質建設和精神文明,創造條件在將來(可能在若干代人之後)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制度。

即使在中共政權的黃金時代,在它最親近人民、起著進步作用的時候,它也沒有真正實行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路線,而只實行著帶有許多官僚主義污點的反資本主義路線,也就是官僚社會主義路線。到了今天,中共政權已經徹底墮落變質,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承認它代表無產階級或者社會主義了。相反,它已成為社會主義道路上最大的障礙物,中國無產階級最大的敵人。

在紀念八九民運一周年的時刻,人們正在進行各方面的反思。這種反思的重要內容之一,應該是對中共政權的重新認識。只有在這方面得到正確的認識,才可以定出繼續奮鬥的正確路線。

一九九○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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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中共政權的階級性

向青

我在《有中共專政就沒有社會主義》一文中提出中共政權已經蛻化變質的見解,很快就得到兩位讀者分別來信評論。一位是八九民運中「工自聯」的核心人物之一,現在被迫流亡在法國的岳武先生,他對我的見解熱烈支持,並且表示希望這見解能夠在內地廣泛流傳。另一位是身份不明的「一讀者」先生,他不但不同意我的見解,而且認為我的見解根本模糊不清,不知道我真正的意思是甚麼。他的來信中有不少具體的質疑和意見,討論起來可以把中共政權性質這個問題進一步解說清楚。我現在這篇文章就是以同他討論的形式來進一步說明我的見解。

復辟基本實現,但未徹底完成

我上一篇文章裡面有如下這些話:「中共早已徹底背叛了社會主義,背叛了工人階級」;「中共政權已經蛻化變質」;「任何社會主義者如果還把中共政權當作任何意義的工人階級政權,那無論在理論上還是政治上都是極端嚴重的大錯」;「今天鄧小平政權已經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代表工人階級的了,它已經開始變成一個極端反動、極端專制的資產階級政權」;「現在的中共政權代表最反動、最醜惡的重新誕生的中國官僚資產階級,也就是官倒資產階級」;「堅持中共專政,已經變成了堅持官僚資產階級專政」。我相信,一般讀者,不論是否贊同我的見解,都不會覺得這算是「模糊不清」,「不知向青先生的真正意思是甚麼」。

令那位「一讀者」覺得「模糊不清」,「好像存在著矛盾」的,是文章裡還有這樣的話:「中共還不是資產階級的良好和可靠的代表,當然更不是馴服的工具,資產階級在中國的復辟還沒有完成,更沒有鞏固」。「一讀者」覺得這些話的「意思好像是說中共還不是個資產階級政權,資本主義還未在中國最終確立」。「一讀者」一定是以為,凡是資產階級政權的執政黨都是資產階級的良好而可靠的代表,甚至都是馴服的工具,否則就不算是代表資產階級執政了。他這種見解的確是黑白分明,一點模糊和矛盾都沒有,可惜太不符合實際,同實際之間的矛盾太大了。請問「一讀者」:許許多多落後國家裡的腐化無能的專制政府,例如以前中國大陸上的國民黨政府,算不算是資產階級政府呢?另方面,它們算不算是資產階級的良好而可靠的代表,甚至是馴服的工具呢?難道你不知道有「惡僕」這個名詞?不知道曾有政論家把某些政府比喻為統治階級的欺凌主人的惡僕?我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政權是官僚專制的工人階級政權,現在(至少從一九八八年起)的中共政權已經蛻化變質,成為官僚專制的資產階級政權了。你不同意變質的見解,你提出了不少反對的論據,但是你始終沒有表明你自己對中共政權階級性質的看法。不但沒有表明你認為現在的中共政權代表甚麼階級,而且沒有表明你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政權代表甚麼階級。你破而不立,這就令我同你討論時要浪費許多筆墨去推測你的立場,而且難有圓滿的結果。因此我要再問你:你是否同意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政權是官僚專制的(變態的)工人階級政權呢?如果不同意,你認為它的性質是甚麼呢?如果同意,你認為那時的中共算不算是工人階級的良好而可靠的代表呢?一面說中共政權是工人階級政權,一面又說中共不是工人階級的良好而可靠的代表,更不是馴服的工具(反過來,中共要工人當它的馴服工具),這算不算自相矛盾,或者模糊不清呢?

我上一篇文章斷定中共已經蛻化變質,徹底背叛無產階級,成為代表資產階級統治的黨,這就是說中國資產階級復辟已經基本上實現了。但是,中國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已經走到底沒有?怎樣才算是走到底呢?關於這方面,上一篇文章談得太簡單,只有一句話,就是前段開頭摘引出來的那句,它光指出復辟還沒有徹底完成,再沒有進一步論述了。這是需要補充的。但是,在討論這方面之前,我應該進一步說明中共黨和它所掌握的國家機關的蛻化變質,因為「一讀者」反對這個論斷,而且根本反對我分析這個問題所使用的方法,反對我判斷一個政權的階級性質所根據的標準或原則。

斷定中共變質的根據

「一讀者」說我斷定「中共變『資』的理由有三:一個是八八年的修憲,另一個是六四屠殺,再一個是近年的官倒現象。」然後他逐點批評。第一,不能只看憲法,不看實際。例如憲法上講中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不等於現實上就是。

只看憲法不看實際的,不是我,而是「一讀者」。我上篇文章裡明明白白地指出,自從鄧小平上台,實行「改革開放」以來,資本主義企業在中國得到了越來越大的生存空間,還根據內地刊物的報道,指出全國已有私營企業四十多萬家,僱工總數有六百萬以上。這個新的社會經濟現象才是我談論復辟問題的起點,也是斷定中共「走資」的第一點理由。八八年修改憲法,不過是把中共已經實行了十年的實際政策正式制度化而已,也是中共恢復資本主義決心的鮮明表現。但是在「一讀者」對我提出批評的時候,根本當作我談到社會經濟現象的那些話並不存在,當作我把修改憲法作為一點獨立的理由。他那種說法甚至讓人家以為我是拿沒有實際意義的憲法條文來做根據。「一讀者」為甚麼這樣做,只好請他自己解釋了。

至於六四屠殺,我並沒有把這件事情本身當作斷定中共政權變質的一個理由,我只是說六四屠殺之後,人們更需要嚴肅地考慮中共政權性質這個問題了。我的文章這樣寫著:「如果一定要見到驚天動地的大事變才能夠承認國家政權的蛻化變質,那麼,六四大屠殺也應該足以使人們驚覺了。中共一面屠殺人民,特別殘暴對待工廠工人,一面再三宣佈對資本主義開放的政策決不改變,這還不夠表明它的階級立場嗎?」這裡很明顯,我並不是說屠殺人民就構成中共「走資」的證據,而是說中共一面特別殘暴對待工人(以工人為敵),一面堅持討好資產階級的政策(以資產階級為友),這種做法構成中共「走資」的證據。「一讀者」在這點上又一次歪曲了我的論據。他把一九五六年鎮壓匈牙利革命事件拉到一起來談,根本是廢話,因為我並沒有說凡是鎮壓人民都是變質、「走資」。更莫名其妙的是,他忽然把一九二一年喀朗施塔事件也拿來相提並論了。當年蘇俄政府鎮壓喀朗斯塔叛變和去年中共鎮壓北京民運是不是本質上相同呢?請「一讀者」說說吧。他還表示「知」道「在托洛茨基主義裡」怎樣看待喀朗施塔事件呢!很好,就請他統統說出來吧。

我說:「為了解答一個政權究竟代表哪個階級的問題,固然要注意這個政權的經濟基礎……但是更重要的是看那政權機關同各階級的政治關係:執政黨派由哪個階級推舉出來?在最重大的利害問題上代表哪個階級?」「一讀者」不同意根據政治立場(態度)判斷政黨和政權的階級性質,他「認為介定階級的標準更重要的反而是經濟位置而不是政治態度。說香港大部份工人政治態度上認同資本主義,不等於他們已變成資產階級。……中共的階級性歸根結底是由經濟位置所決定的。」

個人屬於甚麼階級,自然是看他的經濟地位;看他是僱用工人的老闆,還是領取工資替老闆做工的。但我們現在談的是政權(政府、國家)和政黨,不是談個人。怎樣判斷一個政權或政黨的「經濟位置」呢?這真要「一讀者」來指教了。按照他把政權和個人一樣看待的方法,只好認為具有國營企業的政權是資產階級政權(因為它是老闆嘛),實行全面國營的更是絕對壟斷的資產階級政權了,而沒有一個政權是工人階級的政權(因為任何政權或政府人員都不是在人家的企業裡做工的)。多麼驚人的新發現或者新發明!也許「一讀者」的意思不是這樣,而是:國家財政有盈餘的是資產階級政權,有龐大國債的(例如美國)是無產階級政權。不論怎樣解釋,按照「一讀者」的標準,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政權都應該算是資產階級政權。

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所謂政權(國家)的階級性,所指的不過就是一個政權代表哪個階級去壓迫其他階級。我說要根據政權機關同各階級的政治關係去判斷它的階級性質,這是從國家政權的本質所得出來的必然結論。這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否定這種方法,等於否認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當然,觀察一個政權的經濟基礎,這就是說,看它維護哪一種經濟制度,也可以判斷它是為哪個階級服務的。因為維護一種經濟制度,就等於維護在那種制度下佔支配地位的那個階級的權力。但這是間接的方法。至於「一讀者」說的,要看政權的「經濟位置」,恕我孤陋寡聞,沒有聽見過這種說法,不懂它的含意,更不知道他這種見解根據甚麼理論。我所根據的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指出:國家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所謂「同社會脫離」,主要就是指脫離經濟結構,脫離任何一個階級的範圍。國家的本質並不是經濟機關,不是為了參與經濟活動,所以根本談不到國家(或政權,或政黨)在經濟結構裡佔甚麼位置。我不知道「一讀者」是否同意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我希望他說明他的國家理論。

必須強調指出,如果根據經濟基礎來判斷政權的階級性質,只能根據一個政權維護甚麼經濟制度,而不能根據那個政權存在的隨便一段時間裡社會經濟結構中佔主要地位的制度。蘇維埃政權剛剛在俄國建立起來的時候,俄國的經濟結構並沒有馬上改變,這就是說,照舊是資本主義制度佔主要地位。但蘇維埃政權從頭起就不是資產階級政權,而是工人階級政權了。這一方面由於蘇維埃政權是工人階級推舉出來的,同時也由於這個政權並不維護原有的經濟制度,反而要去根本改造它。再拿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來看,當時公社的領導力量連改造原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意向都沒有,但這並不妨礙公社是工人政權,而非資產階級政權(因為公社是一種全新的政權機關,完全由工人代表組成)。可見,不能簡單地根據當時的經濟制度判斷一個政權的性質。對於新成立的政權,或者新近開始了重大轉變的政權尤其不能靠這種方法來認識它。

從一九七八年起,中共政權正好是處於重大轉變中。過去,儘管它不是直接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的政權,它甚至不受工人階級監督,甚至對工人群眾壓迫得很厲害,但由於它維護著全面國有的經濟制度,根本不容許資本主義企業存在,而國有制度是工人階級建造社會主義制度的必要條件,這就表示,當時的中共官僚政權實際上起著代表工人階級實行統治的作用(儘管很不健全)。現在,中共已經不再維護全面的國有制,它允許資本主義私營企業存在和發展了,它全部經濟政策和政治政策的總的方向,是背向社會主義而面向資本主義,是壓迫工人階級而相對地扶助或抬高資產階級,尤其是便利現存的官僚統治層轉化為資產階級,所以,儘管到今天為止,絕大部份的國營企業還沒有轉歸私有,新生的資本主義私營企業在全國經濟中只佔很小的一部份,但是中共政權已經不是維護國有制的力量,而變成打破國有制的力量了(在六四之後,中共打破國有制的進度暫時放慢了,但是方向並沒有改變)。這就表明:中共政權已經不是代表工人階級實行統治的力量,反而是代表資產階級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力量了。這是一個絕頂重要的政治事實。我說中共政權已經蛻化變質,就是把這個事實指出來。所謂復辟已基本實現,就是指中共政權的社會功能或者服務的對象已經根本改變。至於經濟範圍內,資本主義的復辟已經實現了多少,今後的發展速度大概會是怎樣,比起上述政治的根本大轉變,就屬於次要的了(當然不是說,這方面毫不重要)。「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這個道理不能忘記。

國有制和工人政權

有人覺得,既然現在私營企業只佔很小的比例,所有銀行和絕大部份的工業和運輸、交通事業都照舊是國營,換句話說,中國的經濟結構基本上仍和毛澤東時代一樣,是非資本主義或稱為後資本主義的,就應該承認,依存在這個基礎上的政權也和以前一樣,不是資產階級的而是工人階級的。有人還進一步指出:工人階級的政權並非不可以容許國民經濟裡面有一個資本主義私營企業的部份。「一讀者」來信立論的邏輯傾向看來也是這樣。不過,前已指出,不知為甚麼,他始終沒有作出半點結論,始終沒有表明他認為中共政權代表甚麼階級。

這種見解看來很有道理,尤其是顯得符合托洛茨基派的正統理論(大家知道,托派最重視那些受共產黨統治的國家的階級性質問題,而且有一貫的嚴謹的立場)。但我認為,持有這種見解的人其實沒有把握到托派傳統見解的主要論據,所以不能了解歷史新情況的真正意義。

原則上工人國家當然可以容許一個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存在。在工人政權成立的初期,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已經把全體大企業都收歸國營之後,有時還不得不暫時後退一步,重新允許私營企業存在。例如一九二一年蘇聯所採取的新經濟政策就包含這個內容。現在很時興談論「混合經濟」,讓我們就把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並存的情況稱為混合經濟吧。我認為,必須區別兩種不同的混合經濟。一種是朝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混合經濟。另一種是維持或者朝向資本主義發展的混合經濟。第一種(朝向社會主義的,或者簡稱為社會主義的)混合經濟有一個絕對不可缺少的前提,就是要有一個工人階級的政權,這個政權採取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必要的辦法來保證社會主義的方向。只有具備了這個前提,那種混合經濟才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經濟。沒有一個勝任的工人政權的時候,那混合經濟就不是確定地朝向社會主義發展。如果政權掌握在資產階級或者親資產階級的專制統治集團的手裡,那混合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變種,或者是正在復辟中的資本主義。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政權的性質,而不是經濟結構裡面各種成份的比例。

在斯大林政權或者一九五六年以後的毛澤東政權統治下,一方面不讓工人享有政治權利和經濟管理權,保持並且增加社會的不平等,總而言之阻塞了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另方面維持全面的國有制,不許資本主義企業存在。這時的政權是官僚專制的(墮落的、變態的)工人政權,而經濟結構是介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的制度,它既可能經過工人階級的政治革命(重建勝任的工人政權)而走向社會主義,也可能經過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而走向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實現,不一定是首先在社會上產生一大批資本家,形成強大的資產階級,由它推翻原有的工人官僚政權,或者由外國資產階級來實行征服。也有可能是整個工人官僚政權蛻化變質,變成親資產階級的政權,採取恢復資本主義的道路。這種蛻化變質的明顯徵象,就是一方面繼續甚至變本加厲地壓迫工人,另方面在經濟上容許資本主義企業存在和發展,從全面國有和集體化的經濟變成混合經濟。儘管這樣生成的混合經濟在初期仍舊是國營成份佔主要地位,私人資本的成份還小,私人資本還不能充份自由地發展,但是由於政權的階級性質已經改變,所以整個社會經濟結構朝向資本主義轉變的方向已經確定不移了:私人資本一定繼續發展,國營企業本身也要採取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這種混合經濟只能歸入資本主義的混合經濟一類,不應該反過來,根據國營經濟仍舊佔主要地位而認為政權仍舊是官僚化的工人政權。

就國營經濟和私營資本主義經濟的比例而論,資本主義復辟開始時候的混合經濟可能同社會主義革命初期的混合經濟一樣,可是兩者的發展方向正正相反。社會主義革命初期的政權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所以那時的混合經濟朝向社會主義發展。在官僚統治集團的身旁沒有一個民族資產階級的時候,像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那樣,整個經濟結構的發展方向是不確定的,可以前進到社會主義,也可以倒退回資本主義。官僚統治集團一旦容許一個民族資產階級長久生存在身旁,它就一定迅速地同這個民族資產階級建立起千絲萬縷的密切關係。所以,把混合經濟的成份比例當作決定性的因素,把官僚層跟哪個階級親近當作小事情,是根本錯誤的。

國營經濟並不是一種獨特的生產方式,它既不等於社會主義經濟,也不是與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等並列的一種基本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社會、奴隸社會以及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裡都可以有國營經濟成份。在不同的社會裡,國營經濟的經營方法和發展方向也不相同。所以,根據國營經濟佔主要地位就斷定一種社會經濟結構是後資本主義的制度,斷定那個基礎上的國家是工人國家,那是錯誤的。奈溫統治下的緬甸和納賽爾統治下的埃及都曾經把大部份工業實行國營,但它們顯然和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不同,它們不是工人國家,而是資產階級國家。為甚麼不同呢?主要因為,蘇聯經過工人階級的革命,把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打碎了,另建一套工人階級的國家機構,跟著把土地和資產階級手中的生產資料全部收歸國有。雖然後來發生政治反動,工人階級再不能直接掌握政權,政權落到反動官僚層的手中,但是革命的社會成果,就是全面的國有制,不容剝削階級存在的原則,仍舊保持下來(一直到最近戈爾巴喬夫開始資本主義復辟為止),所以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仍是後資本主義(超越了資本主義,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而政權是墮落、變態的工人政權。納賽爾的埃及和奈溫的緬甸就不同了。它們雖然實行了廣泛的國有化,當時國營經濟所佔的比例不會低過一個穩定的工人國家所必需,但是這並不是工人階級革命的結果,在社會經濟制度上也沒有走到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確立禁止剝削的原則。納賽爾和奈溫的統治集團都是原有的資產階級國家機構的一部份,他們對舊機構只作了局部的修改,並沒有整個推翻重建,所以國家機構仍舊是資產階級性的。國有化只是資產階級國家的新政策,並不是同資產階級徹底決裂的表現,因此後來轉回頭也比中蘇等國的復辟容易。現在中國雖然仍舊保持著大部份的國營企業,但由於政權已經變質,所以國營經濟的性質也變成和以前的埃及或緬甸一樣了。在勝任的工人政權統治之下,允許一個資本主義經濟成份暫時存在,不會妨礙整個社會朝向社會主義發展。但工人官僚政權一旦容許資產階級重新產生和無限期的發展,大概就是復辟的開始了。

問題的實際意義

為甚麼我們要研究中國(以及一切號稱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國家)真正的階級性質問題呢?這不是純粹理論性的問題,更不是簡單的名號問題,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實際政治問題。如果一個政權是工人階級政權,儘管它已經發生嚴重的官僚主義變態,工人階級和一切忠實的社會主義者都應當無條件地保衛它(所謂無條件,就是說不以當時的執政者的好壞為條件),不讓剝削階級推翻它。保衛工人階級政權(另一種說法是保衛工人國家),不等於保衛執政的反動官僚集團。社會主義者任何時候都不停止對官僚專制的鬥爭。但是,當工人還沒有力量馬上推翻工人官僚的專制政權,代之以革命民主的工人政權,而資產階級復辟的力量已經實際威脅到現政權的生存的時候,社會主義者應當號召工人群眾與官僚政權並肩作戰,對抗資產階級的復辟力量,不管復辟派許諾甚麼民主政制。反過來,如果一個原先的工人政權已經蛻變成為資產階級政權了,儘管它仍舊打著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的旗號來騙人,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者就沒有責任去保衛它了。工人階級不但不應該與它合作去對抗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反而應該以某種適當的方式聯合一切民主派去打倒現存那個資產階級的專制政權了(所謂適當的方式,主要是說,在聯合奮鬥中,工人階級要保持自己的政治獨立性,不承認資產階級有權領導,不受資產階級限制,直接爭取建立工人階級的民主政權)。

現存的中共政權是個極端專制的反動政權,爭取民主是一切稍有政治意識的人民共同的首要目標。但是,到今天為止,中國民主的呼聲絕大部份都沒有超越資產階級式民主的範圍,其中不少還明顯地打出資本主義的旗號。因此,社會主義者怎樣對待現有的民主派,就成為一個很大的現實問題了。如上所說,判斷中共政權是工人政權還是資產階級政權,結果就會採取兩種相反的政治態度。誰今天還把中共政權當作工人階級政權,他就難以避免實際上幫助中共去對抗民主運動,結果不由自主地變成反動勢力的工具。他自以為這是維持過去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國有制),但事實上他所保衛的那個政權正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罪魁和主力。即使他們避免了在實際行動中幫助中共對抗民主運動,他到了今天還說中共政權代表工人,客觀上也等於幫助中共欺騙群眾。這不但會阻礙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更嚴重的是進一步敗壞社會主義的名譽。中共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犯了無數罪惡,已經使群眾誤會社會主義就等於極權統治,已經使忠實的社會主義者苦於恢復社會主義名譽的艱難。到了今天中共反動面目已經暴露得這麼清楚的時候,如果有些多年來反對中共極權統治的社會主義者還要向人「解釋」中共政權是工人階級的代表,豈不叫人要代替托洛茨基歎息一句「我撒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嗎!「一讀者」把這個絕頂嚴重的理論問題和政治問題當作「道德批判」的問題,我不知道他那「嚴格的科學分析」是從哪裡學來的!

基礎和上層建築

關於墮落或變態的工人國家的理論分析和無條件保衛工人國家的政治原則,是托洛茨基對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的重大貢獻。前面已經指出,這種理論的邏輯,決不是國有制決定了政權的工人階級性質,而是恰恰相反,國有制的性質和發展方向要由政權的性質決定。誰若不信,請他去仔細讀讀托著的《被背叛的革命》吧。我自然無權要求「一讀者」一定要承認托洛茨基的權威,接受他的見解。他大有可能認為托洛茨基對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和政治的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的理論一竅不通。不過,我敢說,如果「一讀者」是這樣了解馬克思主義,那不過是把一種庸俗的誤解當作了真實貨色而已。國家機機究竟在整個社會系統裡佔甚麼位置,換言之,政治和經濟的關係,這是個很不簡單的問題,近年在馬克思主義學術界中有不少人對這方面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一些較新的看法。我不打算在這篇文字中涉及這方面。不過,我想簡單說兩句。我覺得,傳統的比喻,把國家當作上層建築的一部份,不如改說國家是整個社會混凝土結構中的鋼骨,從基礎到頂層都貫穿著。不論怎樣比喻都好,如果對它作死板的了解,或者用比喻的引申代替了對現象本身的分析,那就收到反效果了。套一句成語:盡信比喻不如無比喻。

保衛工人國家的原則

關於無條件保衛工人國家這個原則,我認為,今天需要注意世界新形勢對於這方面政策運用的影響。托洛茨基強調這個原則的時候,世界上只有一個工人國家,就是蘇聯。那時,帝國主義陣營比蘇聯強大得太多,而且非常積極地企圖用強力把蘇聯消滅(恢復資本主義制度)。工人階級政權可以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度首先建立起來,連許多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者都不相信。不但在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前不信,成立之後也還有許多人不相信(預言它很快倒台,或者不承認它真正是工人階級的政權)。但事實上蘇維埃政權維持了下來,而且,儘管不久發生斯大林主義的反動,但至少在工人階級眼中,蘇聯的國有經濟比資本主義經濟優越是相當明顯的(資本主義世界裡普遍發生經濟恐慌,大批失業,法西斯主義盛行,統治者用種種辦法壓制生產的發展,而蘇聯的生產力卻突飛猛晉)。在這樣的世界形勢下,保衛蘇聯(第一個工人國家)自然有極大的重要性。當時的蘇聯,是人類新出路的象徵,是社會主義道路的第一個實例。保衛蘇聯就是保衛社會主義。如果蘇聯被推翻了,就要大大打擊全世界勞動人民爭取自我解放的信心,而且復辟後的俄國經濟一定大大惡化,使歷史倒退一大步。因此托派把保衛蘇聯(後來擴大為保衛一切工人國家)當作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運動最重要的原則之一。到了今天,這個原則仍然是正確而且重要的。不過,第一,必須留意觀察那些早已嚴重官僚化的工人政權的墮落進程,避免把已經變質,親手在推動資本主義復辟的官僚政權仍舊當作工人階級的官僚政權,客觀上幫助了它去對抗那思想上還很混亂的工人民主運動。其次,我認為我們應當了解,在今天的世界形勢下,即使某些共產黨政權還沒有變質,仍舊是工人政權,保衛它們的重要性尤其是具體方法也應當同以前有所不同了。近年,帝國主義使用強力去推翻工人國家(尤其是像中蘇這樣的大國)的可能性比以前明顯減少了,他們多份寧可採取「冷」的、軟的手段,即所謂促成「和平演變」。這時,社會主義者保衛工人國家的辦法也需要作相應的改變,要更靈活巧妙些。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在政治上同官僚統治者劃分得清清楚楚,要小心翼翼仔細權衡,認真地避免這種保衛政策對群眾的反官僚運動造成一點點障礙。例如,當群眾湧入民主運動而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並沒有足夠警惕的時候,我們有所警惕自然是應該而且十分重要的,但決不可以因此就站在群眾運動之外,更不要說站在對面了。參加在群眾運動裡面的時候,也要避免專門提出警告和不祥的預言。我甚至想大膽說一句:目前在工人官僚統治的國家裡,最重要的促使群眾民主運動興起,初期思想混亂是不重要的。我們可以在運動裡面進行耐心的解釋和說服工作。甚至第一步避免不了讓某種資產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上台,這也很可能是下一步新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短促的前奏。今天,事實上那些極權主義的工人官僚的統治,對於社會生產力發展所起的障礙作用,甚至比資產階級多少有點民主的政制還要大。所以,復辟雖然是倒退,但程度上會和大戰前不同。這是目前形勢和過去時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最大的不同。害怕政治反抗行動招致資本主義復辟,本來是妨礙變態工人國家的群眾起來作政治行動的最大的主觀因素。今天,到了群眾本身已經開始擺脫這種顧慮的時候,富有理論修養的社會主義者千萬不要反而助長了這種顧慮。

一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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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陳路線鬥爭與中國前途

向青

今年以來,中國大陸最惹人注意的情況,是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所受到的挑戰和鄧的反擊。一、二月間,鄧小平南下活動,鼓吹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中心是經濟建設,兩個基本點是四項原則和改革開放),並且號召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點,不用害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這等於公開承認中共上層有路線鬥爭。一般人認為這鬥爭的一方是鄧小平代表的改革派,另一方是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有人甚至認為兩條路線的差別是:鄧主張對資本主義開放,而陳派則堅持社會主義。香港和海外的評論一般都支持鄧路線,認為對資本主義大膽開放是中國的出路。其實,鄧陳的路線分歧並不那麼大,也不能說其中一派的路線整個地比另一派符合人民的利益,代表進步。

主要分歧在哪裡

根據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對照著關於陳派見解的報道,我們可以看出兩派明顯的分歧如下。第一,鄧堅持經濟建設是唯一的工作中心;陳派則認為進行思想「教育」和思想鬥爭來防止「和平演變」也是當前工作中心之一。第二,陳派認為決定改革開放政策的時候要考慮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並且要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鄧主張盡量利用資本主義的東西,認為既然中共手中有政權,還有國營大中型企業,就不怕被資本主義佔上風。第三、陳雲幾十年來一貫地強調經濟建設要堅持按比例的原則,要符合國力,穩定發展,不要急於求成,不要冒進;鄧現在強調要快一點,「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第四,陳認為八九年的政治風波主要原因是以前幾年的經濟過熱、出軌,造成難以忍受的通貨膨脹,加上官場的腐化貪污;經過三年治理整頓後,現在的經濟形勢比較好了,但是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出軌的危險仍舊存在,所以不能宣佈治理整頓結束,只能暫告一個段落。鄧則強調八四至八八年跳躍發展的功勞,不談經濟過熱能否事先預防,反而說「總是要在某一階段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等發現問題再加以治理,並且說,如果沒有那幾年發展的成果,「六四」那個關就闖不過,第五,鄧小平對經濟特區非常讚賞,實際上把特區當作全國發展的火車頭;陳雲則認為特區的經驗始終還沒有做好總結,並且強調不能過份依靠外資,他雖然終於在五一前夕公開表態,支持上海浦東的開發和開放計劃,但同時說不能照搬深圳那一套。

上述這些分歧表明,鄧陳之間的分歧並不是對改革開放贊成與反對的分歧。雙方都支持改革開放。事實上,在倡導改革開放上,陳雲的貢獻僅次於鄧小平。改革的根本目標,雙方同樣宣佈是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維持中共的領導權,維持大規模企業的國營。雙方的分歧只在於某些具體辦法上,主要是一些程度上和速度上的不同。

許多人把六四以後的經濟緊縮(治理整頓)政策當作是陳雲和李鵬反對鄧小平和趙紫陽的改革開放路線的表現。其實這個治理整頓的政策在一九八八年九月的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已經決定了。當時代表政治局作報告並且提出這政策的,正是趙紫陽。現在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也說:「治理整頓,我是贊成的,而且確實需要」,「有成績」。更值得注意的是:正由於前幾年的經濟過熱,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失調,才使隨後的緊縮政策成為不可避免。投資過多,大大超過了原料、材料、能源和運輸能力的負荷。「老廠吃不飽,新廠又投建」。名為建設,實際是大大浪費:例如一九八八年調查二百多個近九年內建成的生產經營,竟有一半以上不能正常利用。八九年全國彩色電視機的生產能力閒置一半以上,電冰箱的生產能力閒置近三分之二。所以,把近三年來的治理整頓當作只是陳雲和李鵬一派的政策,或者把這政策當作一件壞東西,都是錯誤見解。當然,六四對治理整頓政策有影響;如果在趙紫陽領導下實行整頓,同李鵬領導下會有些不同,派系鬥爭的因素也摻雜在裡面。但這一切都是次一級的因素,不能否定在治理整頓上兩派基本的一致性。

可否說陳鄧比較起來,一個是左派,一個是右派呢?我認為也不恰當。陳重視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對於私人資本主張控制較嚴,又要把反和平演變的思想鬥爭當作工作中心之一,在這些方面都似乎比鄧左。但在經濟建設的方針上,陳卻比鄧穩健,可說是比較右。

和平演變的問題

蘇聯和東歐各國的急劇轉變,共產黨紛紛倒台,顯然是促使中共內部分歧激烈化的一個重大原因。在堅持一黨專政,死硬拒絕民主,嚴厲壓制政治自由這些方面,中共內部是完全一致的,至少還沒有顯露黨內有任何民主反對派的跡象。但是,為了有效地防止和平演變,應該採取什麼具體的辦法,在陳雲、李先念、王震、鄧力群、胡喬木等人一派同鄧小平一派之間,卻有明顯的不同竟見。陳派主張搞一個旗幟鮮明的反和平演變運動,鄧派反對。鄧派認為,只要加緊搞好經濟建設,人民生活改善了,和平演變的危機就會從根本上消失;如果特地搞一個反和平演變的運動,反而對經濟建設工作起妨礙作用。陳派指責鄧的路線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使和平演變有機可乘。在九一年十一月的中共八中全會上,陳派未能把反和平演變寫入決議案。

中共統治集團對和平演變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所怕的主要是喪失政權,也就是怕讓人家用和平手段輕易地把政權奪走。其實,另一種意義的(也就是更有深刻意義的)和平演變,在中國已經實現了。那就是:今天的中國已經和毛澤東時代根本不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政府(從一九五六年起),是禁絕資本主義的;現在的中共政府卻允許而且鼓勵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越來越依靠資本主義來發展中國經濟。到一九九零年底,中國大陸已有私人資本經營的企業四十多萬家,僱用工人五百多萬。私營企業的活力顯著地高於國營企業,私營企業所佔產品的比例高過所佔資金的比例許多。現在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比改革開放前降低了許多,而「財大氣粗」的新興資產者到處可見。在明顯的社會兩極分化中,無論中共官方的政策還是大多數官僚個人的行為,都是偏向於資產階級而不是偏向工人階級。中國國營企業從來都沒有真正掌握在工人階級的手裡,現在更開始實行承包、租賃以及股份制度,實際上正在轉向私有化了,經營的方式也在轉向資本主義式。

對於這種已經實現的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鄧派固然只有促進而沒有反對,陳派也不是根本反對。陳派並不打算推翻已成事實的演變,他們至多不過企圖阻止更進一步、更完全的演變而已。他們企圖在私營企業的競爭下維護那完全受官僚操縱的國營企業,甚至想重走四十年前用官僚手段限制私人資本的道路,根本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他們所主張加緊思想控制的辦法,不但阻止不了經濟上的進一步資本主義化,反而會激起更快的政治反抗。比較起來,鄧小平路線倒有多一些的機會使中共在社會經濟和平演變中保持政權。鄧路線一面堅持政治高壓政策,一面儘量開放私人發財的機會,至少可以暫時轉移人們奮鬥的目標,延緩政治反抗的爆發。

眼前的趨勢

中共這次黨內路線鬥爭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公開化:有好幾個月的時間,北京的黨報同上海的黨報論調相反,前者是陳派的聲音,後者是鄧派的聲音。二月底,鄧的南巡講話正式作為中央二號文件傳達了,三月初又由政治局決議通過鄧的路線。此後黨內沒有人公開唱反調了,到處一片擁護的聲音,但是仍舊可以看出有掩飾著的反對意見,例如以全面地了解鄧路線為名,實際上沖淡防左為主的論斷。五一前夕陳雲公開表示支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同時表示支持浦東的開發和開放,可說是鄧路線在現階段勝利的完成。估計宣傳部門裡鄧力群那一派大概會受到相當的整肅,但國民經濟計劃方面顯然採取了陳雲那種穩健的辦法,這已經反映在三月間的政府工作報告上面。更清楚的政策傾向,要看年底舉行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作出什麼樣的人事安排才知道。

最近「破三鐵」(打破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的呼聲盛極一時,但很快也引起相反的警告和解釋。在沒有為受影響的工人安排好生活出路和轉業門路之前,就猛然打破工人原有的飯碗,必定會造成極大的社會不安,這是很容易了解的。還有經濟工作者指出,光是在企業內打破三鐵,而不破掉政府套在企業頸上的鐵鎖鏈,也不能提高國營企業的活力。看來這方面的改革勢必繼續推行,但是中共當局大概不敢過於魯莽。價格改革的問題,情況也相似。像八八年八月那樣的物價飛漲和搶購狂潮,中共一定不想再次出現。

看來,真正大膽試驗,加速進行的,大概主要是各地方的自尋出路,尤其是擴大對外經濟關係方面。這正是中央政府有意把權力下放,實在也難於控制的方面。這方面推行鄧小平路線的結果,大概首先會出現一片繁榮的好景,但隨後就很容易造成經濟過熱,以及其他弊病,例如,由於自相競爭而讓外人坐收大利,甚至引致各地區之間互相封鎖對抗,這些都是八五年至八九年初的顯著現象。

中國大陸上周期性地出現的經濟過熱,同正常的資本主義經濟循環裡面的經濟過熱(就是每次衰退或經濟恐慌的前夕的經濟繁榮頂點)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根本的區別。中國大部份的企業,尤其是較大型的企業,都是國有的財產,但是管理權操在完全不受人民監督的中共官僚手上。每個企業單位的首長只對上級機關負責,他必須完成上級交給他的任務,常常是只須完成任務,至於實際的經濟效果,就不必理會了。因此可以有一家工廠幾十年不斷生產一種賣不掉、沒人要的產品的情形。為了容易完成任務以及超額完成任務(超額完成有功),各企業都盡力設法爭取較多的原料、材料、貸款、人力等等,而不必顧慮因此引致成本提高,喪失效益。所以中國的經濟一旦過熱起來,就比一般資本主義經濟更熱得厲害。加以農業長期處於落後狀態,礦業、運輸業也發展不足(這同有意地壓低它們的產品價格有關),所以在經濟過熱的時候,原料、材料、能源、運輸都很容易陷於非常嚴重的不足狀態,因而使許多企業半癱瘓下去,這是一般資本主義經濟所沒有的。總而言之,中國經濟過熱的後果比一般資本主義的過熱嚴重許多(唯一比較好的是,等到過熱變成「疲軟」的時候,工人手中仍舊有個鐵飯碗)。現在,中國工業的所有權和經營體制仍未根本改變,而權力卻比較分散了,又有了相當數量的私人資本和個體戶,所以始終是容易發生過熱,甚至更容易發生了,過熱的程度也要比過去不開放時候更高。對於這個問題,中共裡面陳雲一派比較更重視,所以強調計劃控制,而鄧派則短期內傾向於「安天命」,長期來說,則是更有決心全面而迅速地資本主義化。陳派也不見得反對鄧派的改革的最終目標。因此,我覺得,可以說鄧是走資急進派,陳是穩健派,同樣是走資。至於真正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派,至少目前在中共裡面看不見(個別份子相信有,但不成氣候)。根本反對開放,堅持過去毛澤東、斯大林那種官僚社會主義的,也是絕無僅有。弄清楚鄧陳兩派真正的異同是什麼,就不難明白,為什麼溫煇之流的政論家一面指責六四屠殺,高唱自由民主,一面又在談到鄧陳分歧時把鄧小平捧到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把反鄧這件事本身就當作是錯誤,是罪惡。

政治方面,官方發動的民主改革絕對不會有,最多是在基層選舉的程序上繼續做點樣子給人家看看。人權方面,挑幾個政治犯放出監牢,放幾個人出國,這類手段自然會繼續耍弄。政治自由也不會放寬。但思想控制方面,除了直接涉及政治(尤其是政權)問題的以外,大概不會搞什麼運動,甚至可能稍微放鬆一點。這方面,即使中共想加緊控制,在今天這種社會條件下,也沒有可能再收到毛澤東時代那樣的效果了。

穩定嗎?

六四剛過的時候,不少人以為這個比國民黨和北洋軍閥還要殘暴的政權很快就會倒台,甚至可能不出半年。現在「六四」三周年快到,而認為中共統治穩定的論調也流行差不多兩年了。三年前,正是民運熱潮最高漲的時候,雖然我們也同大家一樣地歡欣鼓舞,一樣地熱情投入運動,一樣地希望這次運動勝利,取得重大成果,但我們仍舊保持著頭腦冷靜,我們估計這次運動恐怕多數做不到使中國發生重大的實際改變。我們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判斷,是由於我們分析了當時中國的各種社會力量,分析了各階層人民的思想和心理情況。今天,當穩定說流行的時候,我們還是根據同樣的分析方法去作出判斷。

穩定的說法是否正確,要看穩定的含義是什麼。如果同獨聯或者瓦解前夕的蘇聯比,中國當然算是穩定。同八九年五六月間的中國比,也是一樣。再說,現在中國大陸並沒有動亂,也沒有動亂即將爆發的跡象。統治層內部的分歧並沒有發展成為激烈的鬥爭。鄧陳兩派都自覺地以保持穩定為首要任務,避免由於內部鬥爭讓群眾運動乘機而起。在新的重大危機爆發之前,他們大概能夠做到這點。中國經濟的發展,拿當今世界的標準來衡量,算是成績不錯。世界資產階級對它看好。這就可以當得起普通所說的穩定了。但不少人說中國穩定,還帶有更多的含義。他們雖然未必明確地說出來,但實際上包含如下的意思。八九年的風波是個偶然事件,是中共處理不當才釀成的嚴重事件(至於怎樣處理不當,則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甚至是互相衝突的看法)。現在人民和中共雙方都學乖了,經濟形勢又好,嚴重的政治危機和動亂不會再出現了,至少多年內,或者鄧小平死掉以前,不會出現的。持有這種見解的,恐怕連所謂民主派裡面都很不少。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八九年的巨大群眾運動並不是偶然發生的,它有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當時它發生得這麼早,發展得這麼快,另方面又帶有那麼致命的弱點,註定要失敗,要演悲劇,尤其在六四悲壯的一幕之後,許多著名人物接下去演一些並無崇高意義的悲喜劇,這些才可以算是偶然性,將來大概不會(至少決不是一定需要)重演的。但同樣重大(或者更大)的危機和群眾運動必將發生,這是歷史的必然、必要,而且未必要等很久。根本的原因是,引起人民心中深刻的不滿,在八九年起來,要求改變現狀的種種原因,現在統統仍舊存在,中共統治集團不但未能解決那些問題,而且根本不是朝著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方向走。中共繼續專制,繼續死死抓住政治和物質上的特權,繼續貪污腐化,甚至變本加厲。對於過去那套官僚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已經喪失信心了,現在轉向資本主義學習。他們學習怎樣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學習資本家鞭策工人的手段,學習種種不事生產的發財方法,但是對資本主義先進國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制度卻堅決不學,而且嚴禁別人去學,誰鼓吹一下都有罪,舊的矛盾沒有消解,新的矛盾又急速滋生了。我無法相信這樣的現狀能夠真正穩定下來。現在中共以亞洲四小龍為榜樣,最大的希望是一、二十年內趕上四小龍。但是四小龍總的趨勢是社會矛盾和政治動盪增強而不是減弱。

中國大陸的前途,不是穩定的發展,而是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的重大改變,經濟和政治的危機一再出現,統治者和人民都一再面臨困難的選擇。中共的基本路線,是向資本主義轉化:以它本身為核心,把國有財產化公為私,重建一個中國資產階級。這也就是改變它本身所享有特權的形式,而把這個轉變過程中的一切巨大的艱難困苦都推給勞動人民。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先例已經表明這點。我們相信,人民一定會起來反抗,也有權反抗。勞動人民所需要的改革,是由人民自己選擇,並且自己去實行的改革。只有政權(包括國民經濟的決策權)真正對人民開放的時候,才可能實現真正造福人民的改革。

一九九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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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亂在醞釀,人民怎麼辦﹖

━━「六四」五周年前夕的中國形勢

向青

在「六四」屠殺五周年前夕的今天,凡是留意中國大陸情況的人,大概沒有誰會以為經濟上彷彿很繁榮的中國是真正在平穩發展中。相反,大家都看到,各方面都有明顯的危機徵兆,巨大的動亂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因此大家都談著,一旦危機爆發,會有什麼後果.究竟是禍是福,以及有什麼趨避之道。

社會不穩

最明顯的動亂之源,是改革開放所造成的貧富反差、社會分化。那些先富起來的「大款」,一桌酒席花費幾萬元很平常;貧苦的農民辛苦一年還掙不到幾百元,因為交不起幾十元學費而令兒女失學。現在中國已經有了幾百萬個百萬富翁,另方面有一億多農民仍舊生活在貧困中,失業職工也有幾百萬(其中許多是國營企業裁減出來的),有些國營廠礦的工人每月只領到幾十元生活費或者飯票。國營企業有三分之二虧蝕,但不少廠礦卻留有「廠長基金」和「廠長私有基金」,任由廠長利用自肥。外資經營或參與的「三資」企業,一面向中共官僚行賄奉獻,一面奴役虐待工人。工人動不動被扣薪罰款,甚至被毆打、罰跪。有的廠房變成監獄,門窗封鎖,不許外出一步,工人在內嚴禁談話。強迫加班加點,毫無限制。有的工人竟被迫連續工作三十六小時,暈倒在工作台上。有些外方人員任意作威作福,在他們本國不敢用來對待工人的暴虐手段,竟在「有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中國恣意施為。中共官僚常常為資方說話,以站在資方立場為榮;有時明知弊病嚴重,也因考慮「政治影響」,不認真處理。政府和企業的幹部紛紛藉口考察,公費出國旅遊購物,另方面農民卻仍受戶口制度束縛,無權到城市工作和居住。「剪刀差」(農產品和工業產品價格的差距日益擴大)維持而且擴大著城鄉對立。人數以千萬計的「盲流」,構成新的賤民層。他們千辛萬苦掙到一點錢匯回家鄉,竟常常變成難以兌現的「綠條」。鄉鎮幹部利用改革開放後的新環境,變成新的地主、商人兼稅吏。在這一切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的基礎上,儘管中共的統治機構仍舊屹立著,而且採取日益兇暴的鎮壓手段,動亂的現象畢竟已經十分明顯。不但社會上一片混亂,治安惡劣,連工農群眾的集體反抗行動也明顯增加了。四川國營企業幹部配帶了手槍,用來應付「鬧事」工人的威脅。關係多麼緊張,由此可見一斑。得不到政府承認的獨立工會已經在不少地方成立,知識分子也參加工會組織。有人總結八九年的經驗,認為學生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是沒有同工人結合。農民裡面盼望陳勝、吳廣的聲音甚至經由中共最高層轉播出來。中共對這些不穩情況已經高度警覺,一面加強鎮壓手段,如增加公安人員,加緊控制新聞事業,動不動就實行預防性拘留,另方面採取一些疏導不滿、緩和矛盾的措施,如提高「職工思想教育」工作,控制通貨膨脹,為保穩定而延緩某些經濟改革政策的實施。但是中共的基本立場絲毫不變,它始終堅持一黨專政,而且決心走那條化公為私的官僚資本主義道路,所以無法避免繼續加深大多數人民的不滿,招致更多、更大的動亂。

政治危機

如果說,社會危機引起的大動亂什麼時候爆發難以預測,中共上層政治危機的日益迫近就更加明顯了。在那種極端專制的政治制度下,最高的統治權向來而且一定是掌握在一個獨裁者手裡。現在的獨裁者鄧小平已經九十歲,自然難望再繼續掌權多年,而他今年年頭在電視上露面,已經讓人看出衰老得厲害。鄧小平一旦死去,再沒一個人具有同等的權威了。江澤民雖然被正式指定為領導核心,誰都知道他的實際權威很少,未必抓得住最高權力。下一任獨裁者究竟是誰,統治路線會不會有重大改變,現在完全是未知之數,只能由未來的鬥爭決定。在這新舊交替、高層內部鬥爭的期間,大有可能出現政治動亂,或者讓社會大動亂乘機爆發。這是人們更普遍看得到而且更重視的一種危機。關於不久將來中國大陸可能發生的巨大事變,可以作如下的估計。如果由人民發難而造成巨大震動,隨時都有可能。現在的社會矛盾比八九年頭更尖銳,人民對中共統治者更不抱幻想,更懂得要麼不幹,一幹起來就要幹到底。雖然中共當局,只要鄧小平還在,鎮壓人民的決心比八九年更大,一定企圖在萌芽時期就把公然的反抗粉碎,但是拿整套統治機構來看,不能說它比八九年更堅強、更團結了,倒寧可說是更脆弱、內部更不一致了。所以,一部份人民發難而造成全國性的大震動,即使鄧小平還在,中共上層危機還沒有爆發,也並非絕不可能的。如果這樣的事變不那麼快發生,那麼,等到鄧小平死了,由於繼承權的爭奪,一個時期的政治局面不穩,一定避免不了。結果若不是產生政治上的開放改革,就大有可能引起人民革命,或者造成巨大的政治動亂加上長久深重的社會動亂。

儘管許多民主派人士都希望中國能夠「和平演變」,但是人們普遍都明白:中共極少可能和平地放棄專政特權,所以,在多黨自由競爭的民主制度建立起來之前,恐怕難免經過一番震盪,經過一番帶有血腥的激烈鬥爭。如果這段動亂的時期不長,而結果成立起來的民主制度相當穩定,能夠保証中國經濟的發展,民主派以及大多數人民大概就覺得這是個可以接受,甚至是值得慶幸的前途了。人們最擔心的是,動亂發生了,延長很久,損害重大,而民主制度不知何時才成立起來。現在要討論的,就是這種長久而沒有結果的動亂。

動亂的幾種類型

中國可能發生的動亂大概有以下幾種類型:

1)中共政權削弱了,鎮壓人民的力量不足,各種各樣的人民反抗行動層出不窮:罷工、群眾示威、衝擊政府、零散的暴動、游擊戰等等。所有這些反抗行動都不夠力量推翻現存政府,但是政府也不夠力量防止這些反抗不斷地爆發。

2)國家分裂,分為兩個以上敵對的政府,按地域或者民族劃分,互相戰爭。

3)出現一個革命政府和一枝革命軍,同中共政府打內戰。

4)社會解體的大混亂。這就是,中共政府不倒,更不改良,也沒有出現革命的力量,整個社會極度腐化,一切秩序都不能維持,道德淪亡,普遍極端的自私自利,人人以人人為敵。在那些極端害怕震盪的人看來,這四種類型的動亂都太可怕了,必須用盡一切辦法阻止任何一種出現。可惜他們想得出來的辦法太有限了,主要的只有宣傳和平的福音,勸告政府和人民,以及一切集團和個人都要互相忍讓。這種宣傳照例是無效的。如果居然發生一點效果的話,那大概就是阻止了人民起來作正當的反抗,也就是幫助了專制兇暴的現政府維持不倒。如果我們在歷史轉變的關頭不是一味張惶失措,只會求神打救,而是多少領會了歷史的教訓,我們就能夠辨別這四種動亂類型各有不同的意義,人民應當採取不同的對待辦法。

人民革命不可怕

上述第一和第三類型是革命的過程。第一類型是革命力量生長得很慢,很艱難,還沒有形成一個革命政府時候的情況。歷史告訴我們,專制政府通常都要由革命來推翻,和平演變是例外的情形,而且是以前的革命的後繼成果。如果從行動策略的觀點看,人民要有革命的決心,才有取得和平演變的較大的機會。如果自限於爭取和平演變,結果多份只得到專制的延續。因此應該懂得,如果革命行動在中國出現了,不論是發展較快(第三類型)還是較慢(第一類型),那都是可喜可賀的現象。燕子已經飛來,春天還要等很久嗎﹖

有人認為革命就是以暴易暴,革命只能建立新的專制,不可能建立民主政制;只有類似英國「光榮革命」那樣的非暴力革命(就是沒有真正採用革命手段的變革),才能夠建立民主政制。這種見解根本是曲解或者誤解歷史,等於說只有最後一口飯才有令人吃飽的作用,以前所吃的飯都是浪費。這種思想的實際效果,是剝奪人民使用武力反抗專制壓迫的正當權利,客觀上起一種反民主幫兇的作用。

那種反對「暴民政治」的論調,也是同類的反民主、反進步的荒謬理論。只須要求他們具體指出「暴民政治」的例子,說明「暴民政治」的內涵,就可以暴露這見解的反民主真面目。一百多年來,中國的毛病不是革命太多,太過火,而是革命太不徹底。中國從來沒有過暴民政治(人民從來沒有自由行使過政治權利,更不用說掌握統治大權了),只有軍閥官僚或無冕皇帝假借人民的名義施行暴政。

還有人覺得,中國人民的素質這麼低,怎配起來幹一場真正有結果的革命呢﹖這些人如果肯虛心反省一下,作為民主派,他們自己的素質值得多少分,倒可以對民主事業真正有點貢獻。真正講求民主,尊重人民的人,應該懂得:人民在平常的時候,就是仍屈服在反動統治之下的時候,同起來革命、反抗的時候所表現的「素質」是大大不同的。八九年的中國民運如果其他方面沒有實際成就,至少在這方面應該可以給人們一課很實際的教訓。

革命當然不是一道安排妥當的「程序」,革命過程中一定充滿許多曲折、障礙、矛盾、錯誤。常有的錯誤之一,是盲動、冒險。盲動屬於過左,而反左是今天的風氣。所以今天一提起革命就令人聯想到盲動,而這種聯想每每並不合理。不過,對盲動的警惕還是需要的。一方面由於現政權太令人憤恨,另方面由於許多強調理性的人和思想其實是軟弱或者保守得很不合理,所以有些富於反抗性的人難免趨向於盲動。盲動太多就會妨礙真正的革命發展,結果形成無出路的動亂。因此,反對盲動在原則上是對的。不過,只有用革命的理性去反對盲動,才可以有好的效果,才可以避免無出路的動亂,而得到民主制度以及其他革命的成果。到了盲動已是既成事實,鬥爭已經進行著的時候,革命民主派就不應一味加以批評,而還要理解、同情和給予適當的支持。

怎樣避免內亂

上面列舉的第二和第三種動亂情況表面上差不多,都是在中國內部發生戰爭,但實質是不同的。第三類型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戰爭,可以簡稱為革命內戰。交戰的雙方各自代表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政治思想,甚至是不同的社會制度。第二類型則是原有的政府分裂為兩個或更多的部份,分別佔據不同的地域,或者代表不同的民族,而在政治和所代表的社會階層上仍舊和原先未分裂的政府一樣,或者相差很少。後者類似中華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的情況。前者類似1926-27年國共合作「北伐」,或者後來的國共內戰。

前面已經說明,革命內戰雖然是很大的震盪,而且當然流血,但這是為了整個社會的進步,在某些歷史關頭不可避免的陣痛,所以並不可怕,而且怕也逃避不了的。真正的民主派應當歡迎它,為它作準備,到時勇敢地投身其中,爭取早日取得最好的成果,包括民主制度在內。

軍閥混戰之類的內戰就是另一回事了。為了便利表述,讓我們使用「內戰」限於指革命內戰,而把那些沒有進步意義,只是不同派系的軍閥、官僚爭權奪利的戰爭稱為「內亂」。至於國內不同民族之間的戰爭,留待後面再談。

內亂自然是人民最怕的動亂的典型。在內亂中,不同派系的統治者為了爭奪權利而拿人民作犧牲。「寧為太平狗,不做亂世人」,這話反映出人民在內亂中的悲慘情況。

光表示反對內亂,或者向統治者宣傳和平忍讓的福音,自然阻止不了內亂的發生。只有用民主政權代替專制政權,才能夠防止內亂發生。在內亂已發生了之後,只有革命才是最有效的制止手段。

有人害怕發生內亂,所以反對人民推翻現存專制政府。他們認為,現在中國還沒有一派政治力量足以代替中共統治全國,所以一旦中共倒台,就會發生內亂,或者全國陷於無政府狀態,一切秩序都不能維持。這種見解包含幾重的錯誤。第一,新的政治力量只有在不斷反對舊政府的奮鬥中才能夠生長起來,不可能從天降下一個強大的新力量來從事革命。第二,如果新力量不夠強大,就推翻不了舊政府;反過來,如果推翻了舊政府,就不會絕無力量執政。至於新政府未必穩定,未必就能夠解決革命本來的任務,那是另一個問題。新政府可能要依民主程序改變,或者需要新的革命。這情況並不等於舊政府倒台就陷於無政府。第三,歷史上很多不徹底的革命,革命後的新政府同舊政府差不多,常常是保存了許多舊制度、舊機構和舊人員,但沒有真正權力真空的情況。第四,如果國家分裂,形成內亂,那不是舊統治力量被推翻的結果,而是舊力量沒有被推翻,只發生分裂的結果。那不是革命的責任,只能是革命力量不足的結果。也許發生革命運動是促成舊統治力量分裂的原因之一,但不會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一定是舊力量內部原有的矛盾。所以,為避免造成這種內亂情況,勸告革命力量自我克制是沒用的,反而應當盡力加強革命,爭取革命真正的成功。

在革命尚未成功或者尚未開始的時候,除了直接為革命而努力之外,還有一些工作是有助於防止內亂的。其中有,反對狹隘的地域觀念,反對軍人盲從長官,宣傳軍隊為全體人民服務的思想,以及一般的民主思想。

關於民族問題

中國的民族問題不像前蘇聯或前南斯拉夫那麼大,不大可能發生像他們那麼嚴重的民族戰爭。但問題顯然是存在的。大規模的衝突和戰爭在過去發生過,將來也有可能再發生。這方面的根源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中共根本否認少數民族有自決權,所謂民族自治也有很大的虛假成份,實際是以漢族為主的中共官僚統治著。為了防止民族間的戰爭和大規模衝突,需要徹底反對一切民族壓迫和歧視,特別要堅持民族自決權,包括少數民族應有權另立獨立的國家,或成立平等的聯邦。

社會解體的危機

剩下要談的是社會解體的危機。上面提到過,有人擔心一旦中共政府倒台,就會陷入無政府狀態,一切社會秩序都無法維持,那種狀態就是社會解體的大混亂狀態。這種悲慘的狀態是有可能出現,但並不是中共倒台的後果,而是那個日益加速腐化的中共政府遲遲不倒台的後果。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日益迫近這種狀態,今天中國社會腐化的程度已經至少超過最近一百五十年的任何時期,而主要的原因正是那個空前腐化的中共政府繼續存在。這個政府的作用越來越不是維持合理的、符合一般人民需要的秩序,而是維持少數人任意作威作福、假公濟私、化公為私、侵害人權、剝削工農、貪污無極、愚民擾民的那種有「特色」的制度和「秩序」。在如此有權威的「身教」影響之下,整個社會豈能不急步、大步地走向道德淪亡﹗唯一的希望就是人民趕快起來剷除那禍首病根,把整個演變的趨向扭轉。最後要指出一點:真正符合中國大多數人民需要的民主,決不是以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為基礎的那種民主制度,而是一種連社會經濟的主權也歸全體人民掌握的民主制度。只有那種不但爭取政治民主,同時也爭取社會經濟民主的運動,才會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才比較容易取得勝利。

一九九四年五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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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鄧後的中國成為人民的中國

向青

鄧小平統治中國的時期快要結束了。很有可能,到了這篇文章刊印出來的時候,鄧小平已經死掉。如果他的壽命還能夠拖延下去,大概也絕少可能拖延到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最近人們普遍談論著「鄧後」時代的中國會怎樣、怎樣。這自然是個很值得思考和談論的問題。人們普遍在推測鄧後的中國會有哪些改變或不變。其實,更重要的是確定我們人民大眾要努力使鄧後的中國成為什麼樣子,以及現在就要準備應付鄧後怎樣的一個局面。

人們談論得最多的一點,是誰會成為鄧小平的真正的繼位人。儘管中共做了不少的努力,想保證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層順利接掌政權,但歷史經驗證明,這一類安排是十分靠不住的。從以往的紀錄看起來,江澤民並不像是個毫無疑問的繼位者。究竟誰會成為下一個最高統治者,只有未來的鬥爭才能夠確定。如果鄧死後一兩年就有分曉,那些認為穩定高於一切的人們就應該很慶幸了。

最值得我們人民關心的,不是哪個人繼承最高統治者的地位,而是以後的政府到底為什麼人服務,以後的政治制度以及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等等有沒有重大改變、或變成怎樣。如果整個制度基本上沒有改變,這就是說,如果中國始終受中共黨內的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小集團統治,那麼,最高統治者是江澤民,還是李鵬,還是喬石,或者朱鎔基,甚至是鄧力群或趙紫陽,或者隨便一個張三、李四,對於大多數人民來說,都沒有多大分別。因此,比較有思想的人就主要考慮鄧後中國的制度會有什麼改變的問題。

談以後變或不變的問題,首先要弄清楚鄧小平體制的本質是什麼。

純粹在政治層面上,鄧小平政權和毛澤東政權是同屬一類的。兩者都是一黨專政,是國家官僚凌駕一切的極端專制的政權。但是,即使是極端專制的官僚政權,也不能真正超越於一切社會階級的利害之外,不可能一律平等地對待一切階級。它難免在互相敵對的主要的社會階級之中支持某一階級而壓迫其他階級。毛澤東政權是反資本主義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算是為無產階級服務。因為無產階級只有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後才能夠得到解放。鄧政權雖然同樣掛著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招牌,但是它對資本主義經濟大開門戶早已做到世人皆見。它不但容許中國資產階級復活,又歡迎外資大量投入,而且正在使用種種辦法化公為私。一方面讓官僚們大量侵吞國有財產,實現官僚以及他們的家族的「原始資本積累」,另方面逐步使國有企業採取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所以,事實上鄧政權的階級立場已經變成同毛政權相反了。它是過去社會主義革命成果的取消者,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實現者。因此,談到鄧後中國會不會發生根本的變化,應該包括兩方面的問題。一個是會不會轉向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另一個是會不會停止走資本主義的道路,恢復反資本主義的路線。

中共走資路線不會變

在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不少人擔心一旦沒有了鄧小平,中國就可能回到以前毛澤東那種反資本主義路線。現在很少人還有這種想法了。這表示一般人都相信,中共內部現在已經沒有任何一派或任何可能繼位的有力人物根本反對資本主義路線。這種看法顯然是合乎事實的。

早年那種解放勞動人民、剷除剝削制度的革命熱情,在中共領導層裡面早已消失了。從1957年起,已經表現得很清楚,他們已經不是革命者,而是自覺的騎在人民身上的統治者;他們所真正關心的,只是怎樣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怎樣保衛和擴大自己的種種特權。原先他們還相信那種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同樣實行絕對中央集權的官僚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這種信心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裡一步步削弱,終於由鄧小平摸索出他那條以資本主義為師的改革開放路線。這路線把中共一黨專政的特權保持不變,同時大大增加官僚們的私人財產,並且使他們的私人財產得到日益充份的合法保障。凡是掌握政治、經濟或軍事實權的上層官僚,人人都大有機會發財。他們已經普遍與中外資本家密切結合,嘗到了勝過改革開放前的甜美生活滋味。至於中下層官僚,不但思想和作風已經根本改變,從主要搞政治運動變成一切向錢看,甚至連人物都換過一批新的了。基層幹部尤其是如此。所以絕大部份的中共官僚都會繼續擁護資本主義路線。

中共官僚裡面沒有明顯地從走資路線中得利的,只有那些專門負責宣傳工作的人員。但他們既不是真正的掌權者,又一向只會奉命去宣傳上層所規定的路線,欠缺思想獨立性。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不見得比其他官僚真誠,在民眾中更沒有基礎。況且,全面倣效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務員制度(正式薪金大大提高,職業地位的法定保障等),宣傳幹部也是同樣受益的。所以不可能由他們來扭轉現行的走資路線。

總而言之,鄧後的中共政權繼續實行走資路線,這點是可以確信無疑的,資本主義化的速度甚至會顯著增加。官療社會主義這種畸形的制度,不但再也得不到勞動人民的擁護,連官僚本身也拋棄它了,沒有任何力量能使它復活。將來中國再走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只有重新經過一次天翻地覆的社會主義革命才有可能。新的社會革命的動力,只能來自中共以外,來自無產階級和其他勞苦大眾,來自新的革命黨。

政治開放的機會

談到鄧後的中國在政治制度方面會變成怎樣,這個問題和上一個問題不同,簡單明確的答案是沒有的。

中共內部的自由民主傾向是非常微弱的,目前沒有一個派系顯出這種傾向。因此,可以相信,鄧後不會輕易出現顯著的民主化改革。但是,把一種思想傳統當作堅強無比、萬世不易的力量,顯然是不科學的。同時,應當懂得,一個官僚在上司眼皮底下的表現,不能代表他取得自主權以後的作風。環境的壓力可以打破傳統。利害的計算可以替轉變開路。

鄧小平、陳雲、彭真、薄一波、楊尚昆等中共元老是第一代打江山的人物,他們很自然地對於一黨專政這個原則特別看得緊,況且他們還沒有遭遇到強大的壓力,所以他們絕不考慮開放政權,連形式上的開放也不考慮。蘇聯和東歐各國共產黨倒台的先例,更助長了他們的頑固思想。在他們的垂簾聽政之下,江澤民等接班人根本不能自作主張。即使內心裡有不同的想法,也不敢提出來。到了鄧後時代,新統治集團對於政治開放的態度就會不同。那時他們的態度直接取決於他們自己的看法,而形勢可能促使某些人願意效法蔣經國和戈爾巴喬夫。

民主化的壓力

雖然現在中國大陸上還沒有出現一個強大的民主運動,但是要求民主的社會壓力到處都潛伏著,而且趨向於強化。

首要的民主壓力來自工農大眾。大眾的生活並沒有在中共所推行的改革中得到根本的改善,在某些方面甚至更為惡化了。農民種田始終是最沒出息的行業,而且他們仍然受著戶口制度束縛,不能自由移居到城市。數以千萬計的「盲流」人口,構成新的賤民階層。「三資」企業的資方可以肆無忌憚地對工人實行剝削以及種種超經濟的壓搾,以至連官方都覺得需要在那裡建立工會組織了。國有企業的工人的鐵碗裡面的飯量越來越少,而且在「改革」的咒語中漸漸變成了泥飯碗。普遍不滿的群眾所直接關心的雖然主要還是日常生活的問題,而且群眾鬥爭還是零散的經濟鬥爭,但是鬥爭的對象顯然以官方為主,而且很自然地會聯系到人權和法制的問題,尤其是集會、結社、罷工、示威、言論、出版等自由,以及人民是否國家主人的問題。在改革開放政策下迅速發展起來的個體戶(城市小資產階級)曾在八九民運中起不小的作用,這決不是偶然的。他們經常受那些腐化的官僚欺壓敲搾,積聚了許多怨恨,而生活方式令他們容易衝動。自由和民主歷來是這個階級的口號。

資本家們雖然不會親自擔任政治反對派的先鋒,卻會支持用法治去限制官僚的權力和腐化程度,尤其是到了群眾運動已經出現之後。到了那時,甚至中下層的官僚也有一部份會支持這種現代化的努力。因為這方面的改革也可以改善他們的地位,令他們的職位、正式的收入和升官的途徑都更可靠。

帝國主義也樂於見到中國實行有限度的政治改革。這有助於中國社會的穩定,更方便外來的投資。

統治集團內部發生繼位鬥爭的時候,大有可能造成群眾運動趁機而起的缺口。那些爭權者之中甚至會有人敢於利用群眾運動,提出民主改革的口號。

鄧小平死後(或者確定地喪失了過問政治的能力之後),任何一個剩下來的元老,或者全體元老加起來,都不具備鄧小平那樣的權威,所以權力要真正落到下一代的手上了。在這個權力轉移的過程中,上述種種趨向於民主化的壓力大有機會發生作用,使政治改革實現。問題是哪一個階層的力量佔上風。只有強大的工農群眾運動才可以真正打破一黨專政,造成民主政制。反過來,如果鄧後的政治震盪主要限於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結果政制上的改變就會很小,甚至完全沒有。如果改革主要是由於其他社會壓力造成的,將是西方民主形式的某種程度的模仿。可能出現的變種很多。整個改變的過程也可能拖延得很長,很曲折,未必在短期內就有分曉。

專制統治必將倒台

專制政權的形成和維持,是由於社會一切階級都軟弱無力,或者對立各階級勢均力敵,互相抗衡,而讓國家權力取得了最高仲裁人的地位。在這種社會條件沒有改變之前,政府權威顯得強大無比,足以壓碎任何反對力量。其實,它那粗壯沉重的身軀是靠一雙泥腿支持的。到了社會危機爆發的時候,由於積極活動的任何階級都不支持它,它所依靠的武裝力量和官僚機構就顯出脆弱不堪,迅速崩潰了。歷史上絕大多數的專制政權都是這樣突然倒塌,只有極少數的例外能夠實行自我改良,適應新的歷史時代。

中共政權是當時世界環境所造成的一個怪誕、畸形的專制政權。中共自命從事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卻在1949之前的二十多年裡脫離城市而在鄉村中從事武裝鬥爭。它長期間以農民為基礎,卻又懂得農民本身是個落後的階級,不能解決社會的出路問題。它「以俄為師」,把當時蘇聯的制度當作社會主義的典範,其實蘇聯早已墮落,雖然過去革命所創建的國有財產制度還保存著,蘇聯工人階級卻早已被專制官僚壓倒。結果中共也把中國的地主和資產階級消滅,卻連最起碼的政治權利都不讓工農群眾享有。它所建立的政制從頭起就具備蘇聯官僚統治的一切污點,同時又繼承了中國專制主義的傳統,成為凌駕於一切階級之上的專制政權的最極端的例子。

這樣的政制能夠建立起來,是由於一方面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和國民黨政權都太反動又太腐敗,經不起中共所率領的農民軍攻打,另方面農民和工人欠缺足夠的政治覺悟,只能在中共限定的框子裡參加鬥爭。這個專制政權妨礙國有財產和計劃經濟制度發揮優越性,終於引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開放政策讓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發展起來。同時工農群眾在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處境的日益惡劣也要迫使他們起來鬥爭。各階級的力量增長和政治上積極起來,就表示專制統治的末日迫近了。官方的宣傳既然不斷吹捧資本主義式的現代化,就無法阻止人民向往於西方的民主政制。總而言之,中共專制統治要被比較民主的新政制代替,是不可避免的。這大有可能在鄧小平統治終結的時候就實現。至於這個轉變究竟是一次明顯的政治革命,還是和平的改良呢?新政制究竟民主化到什麼程度呢?那就要看各個社會階級以及中共統治集團到時的表現了。

倒退的可能性

歷史不是直線向前發展的,鄧小平統治的終結可能促使中國政治開放早日實現,但不一定是這樣。變到壞的方面去的可能性也是不容忽視的。例如許多人所擔心的四分五裂,地方割據,甚至地方勢力之間發生戰亂。

中央政府讓權給地方,各省市爭相發展自己對外國的經濟聯系,甚至明顯地損害了本國的利益,便宜了外人,這種情況早已發生了。可以估計,到了鄧後中央發生繼位鬥爭的時候,這種情況多半會變本加厲。而且在中共官僚化公為私的總路線之下,這種官僚之間「有飯大家吃」的政策大概會成為固定的制度。但這種情況同真正的地方割據(像民國時代那樣)之間還有很大的差距。現在各省市的負責人形式上由省市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實際上是中共中央調派的。至今還沒有聽說過有哪個省市負責人做到抗拒調職,戀棧不去的。這樣就談不到割據。民國時代那樣的各省各有自己的軍隊,以及軍隊分別屬於軍閥私有的情況,現在更沒有。中共對於軍閥割據有一套嚴密防範的辦法。在這種制度之下,很難發生軍閥混戰。所以這方面不用太擔心。與其擔心這方面,倒不如擔心軍隊始終是中共操縱自如的工具,可以用來鎮壓人民。

如果鄧後中國實行民主化,省市等地方政府真正由人民自由選舉出來,那時會不會出現以省為單位的聯邦制呢?我認為這種可能性是極小的。因為,真正的民主化只能靠全國人民合力爭取;這樣爭取過來的主權,自然應該由全國人民共同掌握,而不是把它分為許多小塊,各歸一省。至於實際管理上的適當的分權,那是另一回事。以主權分歸各省為原則的聯邦制,既不符合現代化經濟發展的需要,又不符合中國的傳統。這樣的聯邦制,只是地方官僚和軍閥實行割據的合法化,也讓帝國主義從中取利,像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的主張一樣。至於以民族為基礎的聯邦制,又是另一回事。那在原則上是正當的。

鄧後政治上絲毫沒有開放,甚至更專制一點,這種可能性倒並不很小。可以說,只要沒有群眾的壓力,中共任何一個新統治者自動實行民主改革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所以人民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統治者自動改良上面。改良通常都是人民逼出來的。我相信,中國群眾運動的興起不會等很長久。所以,即使鄧後政治上毫無革新,甚至更倒退,那也不會長久的。也許反而因此逼出更大的群眾鬥爭,實現更徹底的改革。

由於現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已經和毛澤東時代不一樣,國家權力不再像從前那樣能夠支配每個人的生活的一切方面,所以即使鄧後的統治在政治上比現在更反動,他們也無法使毛澤東時代那種「萬馬齊喑」的局面再出現。

前途決定於人民

政治民主化是各階層人民共同的需要。但是每個階層要求民主的程度和堅決性大不相同。大資產階級既害怕民主讓工人階級有機會掌握權力會威脅到他們的利益,又有辦法使用賄賂的手段解決官僚政治所造成的許多困難,所以他們的民主要求最不徹底,甚至寧可不提。反過來,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即使爭取到形式上很徹底的民主政制,例如徹底平等的普選權,再加上罷免權和全民表決權等,同時又有充份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權,那雖然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尤其是可以大大便利工人運動和各種進步社會運動的發展,但單靠這些,而沒有社會經濟制度上的改變,他們的實際處境還是沒有很大的改變。甚至連合法享有的政治權利他們實際上也不能、不會或不想運用(由於生活的壓力太大),結果民主政治變成金權政治。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是這樣。所以,工人階級的民主奮鬥一旦高漲起來,就很容易同時提出改造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夠解決工人階級和一切普羅大眾的問題。鄧後的中國會不會很快走上這條路呢,這問題只有將來人民自己的行動才能夠解答。真誠的社會主義者和徹底的民主派都有責任促使這個前途實現,讓鄧後的中國成為人民的中國。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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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的拘禁人民辦法

━━從魏京生再被捕談起

向青

著名民主鬥士魏京生去年四月一日被中共警察抓去,長期下落不明。家人多方查詢,外國政府也多次表示關注,都沒有答覆。十一月廿一日終於由新華社透露出來,他已被正式逮捕,罪名是陰謀顛覆政府。世界輿論普遍表示不相信中共對他的指控,同時指責中共把他拘禁了差不多二十個月才提出罪名和宣佈逮捕這種做法,認為這不但是極不合理,而且違反中國本身的法律。關於中共加給魏京生的罪名,凡是稍有良知的人都絕不會相信,所以我不想多說。這裡只打算談談中共公安機關常常把人長期拘禁而且不向親屬交代的法律問題。

多種多樣的拘禁方法

魏京生早已被中共公安機關抓去,扣留了五百多天,比香港現在還剩下的倒數日子還長一點,為什麼新華社的消息說他今年十一月廿一日才被逮捕呢?有人會這樣問。原來,在中共的法律用語中,並不是所有把人抓去扣留都叫做逮捕。逮捕只是司法機關把人抓去扣留(法律名詞是羈押)的辦法之一,而且是用得最少的辦法。要等到「主要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而且所犯的罪是可能判處徒刑(最少半年的監禁)以上的,才實行逮捕。逮捕必須經法院或檢察院批准。這就是說,逮捕了的人大概一定會被起訴,而且,一向的事實表明,差不多一定會被定罪。因此,現在人們都在猜測,魏京生這次要受到多麼重的刑罰。

根據「刑事訴訟法」和「逮捕拘留條例」,為了實行偵查,在逮捕之前,公安機關可以把嫌疑人犯先行拘留。拘留由公安機關自己決定實行,不用法院或檢察院批准。公安機關把人拘留後,應在三天之內決定是否提請檢察院批准逮捕,必要時可延遲到七天。檢察院接到提請後,要在三天之內決定是否批准。這樣,如果不實行逮捕的話,最多只能把人拘留十天。既然法律上對拘留規定了這樣的期限,而魏京生這次在正式逮捕前已被公安機關羈押了五百多天,所以不少人理直氣壯地指責中共公安機關非法羈押。

對於上述指責,至今未見官方答辯。我不知道官方會不會答辯,更不知道他們會怎樣答辯。不過,我相信,中共公安機關在199441日到951121日之間把魏京生拘禁,所使用的名義並不是「拘留」,而是「收容審查」。

收容審查

如果你平日留意大陸本身關於大陸刑事案件的報道,一定經常接觸到「收審」(即收容審查的簡稱)這個字眼。差不多每個犯人都是先被收審,然後才被逮捕和起訴的。「拘留」這字眼倒很少出現。不明就裡的人,很容易以為收審就是拘留的別名。這想法大錯特錯。收容審查決不等於拘留,而是另外一種大大方便公安機關把人拘禁的辦法。

拘留是正式法定的一種處理刑事案件的措施,在「刑事訴訟法」和「逮捕拘留條例」中有明文規定;收容審查則根本沒有法律上的根據。無論在刑事訴訟法、逮捕拘留條例,還是任何其他法律條文中,都沒有這個名詞。但是公安機關經常利用這個名義把許多人拘禁,每年人數可以達到幾十萬,一百萬。每人被拘禁的時間常常有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收容」,多麼好聽的字眼,在它的名義下所實行的,都是專橫和殘暴!大陸人民聽見「收審」這字眼,大概沒有多少人想到那個收字原來是收容的簡稱,一般人大概都以為這是沿用古語的收,就是收監、拘禁。後面那種了解才合乎實際。

各地公安機關採用收審的手段,他們自己並不覺得是非法的行為,甚至有時公然自稱「依法收審」。他們有什麼根據呢?有的收審通知書上寫明:「根據國務院關於收容審查的決定」。具體說,他們的根據是1980229日國務院的「關於將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措施統一於勞動教養的通知」(習慣稱之為國務院五十六號文件)。此外還有公安部19781117日「關於整頓和加強對流竄犯罪嫌疑分子收容審查工作的通知」;1985731日「關於嚴格使用收容審查手段的通知」,1986731日「關於立即認真整頓收容審查工作的通知」,1991年「關於進一步控制使用收容審查手段的通知」這幾個文件。

所有這些文件都只不過指示怎樣使用原先已經使用著的收容審查手段,人們無法從中看出這種手段最初是怎樣設立和規定的。人們卻可以從公安部那幾個通知中看出,這個手段早已使用得很廣泛,而且很亂、很濫,連公安部都覺得要加以整頓、控制。

儘管公安部一再通知要「整頓」、「控制」,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據公安部自己的刊物「人民公安」1989年第7期報導,「收審的對象不斷擴大。某地區公安處的收審人員中,有違反黨紀、政紀、貪污、挪用公款、投機倒把分子、經濟合同的當事人、計劃生育政策的違抗者、違反勞動紀律而不服教育的工人、不交公糧的農民、違反市場管理抗稅漏稅的個體商販,精神病患者及上訪人員無理取鬧的等等……據統計,符合規定的兩種收審對象,僅佔百之三十。」85年公安部的「通知」規定,收容審查的時間一般為一個月;經上級公安機關批准可延長審查期限一個月;仍不能查清的,須報請省級公安廳、局批准再延長一個月,累積審查期不得超過三個月。但據「人民公安」報道,許多人被關押超過三個月,有的甚至達到幾年。因「六四」風潮被押的,多數在一年至兩年之間。如果這次正式逮捕以前魏京生是被收容審查的,他受審查的時間也大大超過了公安部「通知」規定的期限。

無法無天,中國特色

其實,即使嚴格按照公安部門通知辦事,收容審查的手段也是不合法的。憲法第37條規定:「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有關羈押犯罪嫌疑者的法律,只有「刑事訴訟法」和「逮捕拘留條例」,其中規定的羈押辦法只有「逮捕」和「拘留」兩種,根本沒有什麼「收容審查」的辦法。所以,國務院或公安部通知屬下的公安機關使用收容審查的手段,根本是違法的行為。他們所做的屬於「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可能有人以為,有關收容審查的通知屬於「行政法規」或行政命令,所以本身是合法的。這是不懂法理的錯誤想法。

第一,行政法規只能以法律為根據,在法律的範圍以內規定執行法律的具體方法,而不能與法律本身的規定衝突。憲法第89條規定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和發布行政命令的職權,也是這樣說的:「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規,發佈決定和命令。」可見行政法規、命令等必須以法律為根據。

第二,行政法規必須正式公佈才可以生效,在這點上同法律是一樣的。但所有有關收容審查的規定都沒有公佈過,只在機關系統內部「通知」,所以從程序上看,也不夠資格算是有效的法規。

如果有人以為國務院和公安部所作出的規定也可以算是法律,那真是「法盲」得太厲害了。行政機關根本無權制定法律,只有立法機關才有權制定法律。中國憲法規定,法律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制定,再經過國家主席公佈才能生效。

總而言之,所有與使用「收容審查」手段把公民拘禁有關的通知、規定和執行,統統是違反中共自己所制定的憲法和法律的。這些行為,在本質上同匪幫的綁架行為完全一樣,只有比普通的匪幫綁架更為惡劣,因為範圍更大得多,後果更嚴重得多。美國紐約的律師人權委員會把這類行為稱為「中國特色的刑事訴訟」。那個號稱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這種猖狂氾濫的違法行為彷彿完全沒有看見。最高人民法院在1990年發出的「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面,無形中反倒承認了「收容審查」是一種合法的行政措施。中共各級黨委經常直接參與批准具體的收審行為,那許許多多的法學專家、學者,也沒有幾個對這種非法勾當提出批評、抗議。由此可見,他們究竟是什麼東西!

勞動教養

中共拘禁迫害人民的花樣多得很,收容審查不過是其中之一(可稱為後起之秀)而已。同收容審查關係密切的,還有「勞動教養」。你看又教又養,那恩情真是好比親生父母。又是一個「好話說盡,壞事做盡」的例子。

「勞動教養」起源於1957年。那年81日,「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於83日公佈施行。後來在19791129日又公佈了補充規定。這個行政法規本身所宣稱的目的,是「為了把游手好閒、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力的人,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具體說,「加以收容實行勞動教養」的對象分四大類:第一類是「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的」;第二類是「反革命分子」中「罪行輕微,不追究刑事責任」而被所屬單位開除,「無生活出路的」;第三類是所謂「有勞動力,但長期拒絕勞動或者破壞紀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第四類是所謂不服從分配和安置,或「不接受從事勞動生產的勸導,不斷地無理取鬧、妨害公務、屢教不改的」。

怎樣決定誰受「勞動教養」呢?民政、公安部門,所在的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和家長、監護人,都可以提出申請,由各級地方政府或它們所委托的機關批准。

原先的法規並沒有規定勞動教養的期限,只說「在勞動教養期間,表現良好而有就業條件的,經勞動教養機關批准,可以另行就業」;如果原送請教養的單位或家長等請求領回自行負責管教,「也可以酌情批准」。後來1979年補充規定了「勞動教養的期限為一年至三年。必要時得延長一年」。此外還規定:勞動教養人員解除勞動教養後,就業、上學都不受歧視;人民檢察院對勞教機關的活動實行監督。

根據法規的條文,不難看出,勞動教養制度有兩種作用。一種是真正改造那些不務正業而有輕微犯罪的人,另一種是拘禁那些政治上的反對者和一切不聽話的人。事實上,這個制度開創的時候,正是大規模政治迫害「反右整風」的時候,所以從頭起一直主要的是一種迫害人民的方便辦法。後來連統治者自己都覺得有點太過份,流弊太多,才用「補充規定」來稍加限制。

勞動教養制度的設立,在程序上比「收容審查」合法。它有明文規定,正式公佈了還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但在實質上,它同樣地違反法治精神。它用行政法規來定出違反法律(「逮捕拘留條例」和「刑事訴訟法」)的拘禁公民的辦法。「收容審查」這名詞中的「收容」字眼,就是來自勞動教養「決定」的。1980年「國務院56號文件」本來打算把「收容審查」歸併到「勞動教養」裡面去。但結果還是兩者並存,各顯神通。很自然嘛!專制統治者壓迫人民的手段不會嫌多的,正好像資本家的利潤不會嫌多一樣。

治安管理處罰條例

神通廣大的中國公安機關,手上還有另一個法寶:「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這是一部正式的法律。第一次於195710月頒佈,「改革開放」後在19802月重新公佈。19869月又頒佈了經過廣泛修訂的第二版條文。在基本內容上,前後差不多一樣。這條例的作用,是授權公安機關處罰那些輕微的破壞治安行為。處罰分三種:(1)警告;(2)罰款,一般為1元至200元;(3)拘留,1日至15日。

「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像「勞動教養」和「收容審查」的辦法一樣,顯出行政權侵犯司法權這種中國特色。維持治安當然是警察(公安機關)的責任,把破壞治安者抓起來也是警察的責任,大概全世界都是這樣,至少凡是有警察的地方都是這樣。但是,比方在現在的香港,一個人有破壞治安的嫌疑,把他抓起來的自然是警察,但是裁決他是否真正有罪,倘若有罪該受什麼處罰,卻不歸警察管。警方只能把那人告到裁判署去(這裡所談的是輕微罪行),自己當控方,讓裁判署的法官審訊裁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卻不是這樣。抓你的,判你的,關你、罰你的,都是公安。有時公安還可以從罰款中分成、得獎。問你在公安面前敢不敢不乖?

據說,中共革命勝利主要是因為有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而革命勝利的結果,是移去了壓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收容審查」、「勞動教養」和「治安條例」算不算三大法寶或者三座大山呢?今年二月間,一些著名的民運人士,包括王丹、陳子明、王若水、包遵信等在內,聯名向全國人大八屆三次會議提出三項建議,要求廢除收容審查和勞動教養,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公正。結果好像是連個答覆都得不到。建議和請願之類當然都是十分正當的手段,不過,為了真正有效,恐怕要有更好的法寶才行。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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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民主改革,反對冒牌「改革」

劉宇凡

「一收就死,一放就亂」,這句話不僅適用於實行命令經濟的時代,而且更適用於實行市場改革的時代,尤其適用於目前。

為什麼中共總是難以避免重蹈覆轍?就以今次過熱為例,其實人們早就知道,今天中國的基礎設施,要支持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增長八至九個百分點而又不發生問題,已經非常不容易了,但是,鄧小平還要一味加速,使國民生產總值今年上半年增長高達百分之十四,造成經濟混亂。人人都懂的道理,為什麼最後還是人人違反,非碰破腦袋不可呢?

中共的理論家總是把原因歸咎於非常次要的因素。歸因於官僚「急於求成」、「盲目攀比」等純粹心理因素,當然無法服人。現在中共也不得不承認,官僚腐敗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在談到腐敗如何產生的時候,他們又往往歸咎於經濟體制的不完善。流行的意見認為,官員的種種不正當行為,從投資饑餓到消費饑餓,從軟預算約束到倒買倒賣,都是因為目前處於新舊交替時期,一方面舊的指令經濟已經失效,另方面新的市場經濟又未建立,形成無數漏洞,才會讓官僚混水摸魚。為什麼出現官倒?因為有雙軌制;為什麼出現投資饑餓?因為產權邊界沒有界定清楚;為什麼出現官股、關係股?因為有關法規不全。

其實這完全是倒果為因。根本不是經濟體制的漏洞造成官僚腐敗,而是相反,是官僚腐敗造成經濟體制一定有漏洞。即使本來沒有,也要創造一個。大家知道,現在不論是哪一種經濟體制,都是由不受人民監督的中共一手建立的。但是,不管是搞「計劃經濟」還是搞「市場經濟」,官僚都是首先根據其特權利益來搞,所以才會造成種種畸變,種種漏洞。民眾有云:歪嘴和尚唸歪經。在「計劃經濟」時期,正如托洛茨基所說的,手握分配物資權力的官僚,是永遠不會忘記自己那一份的。現在到了「市場經濟」時期了,情況又如何呢?人們本來預期官僚會以仲裁人身份建立一個公開、公平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但是,實際上官僚並不安份守紀,而是假公濟私,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搞「改革」,總是在未立法前先大搞一番,爾後才慢慢制訂法律,實際上是故意設立一個無法無天的時期,方便官僚大貪特貪。好了,到了法律已經定了,那又怎樣?不是一樣有法不依嗎?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嗎?不是亮起綠燈快快走,亮起紅燈繞道走嗎?官僚實際上是一身而多任,既立法又執法,既建立資本主義,又首先充當資本家。「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開張」。這句順口溜其實對於人民並不那麼適用,對於官僚卻十分貼切。即使是從前國民黨也望塵莫及。有人打了一個比喻:好比一場球賽,一個人既定下賽則,又充當球證,而且還經常跑進場內踢球,結果只有他才是贏家,而他還以此是富有中國特色為榮呢。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根本不是正常的市場經濟,而是官辦、官營、官僚壟斷的「市場經濟」,那裡沒有法治和公平競爭,只有強買強賣、封鎖市場,欺市霸市,內幕交易,權錢交易,官商勾結,強索回扣,無法無天,為所欲為。

如果讀者覺得上述所談太抽象,我們可以作些具體介紹。今次經濟過熱,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信貸失控。為什麼失控?主要不是中央政府要在宏觀上實行擴張性的貨幣及信貸政策,而是兩個原因。一個是銀行本身直接或間接辦起各種公司,大肆進行種種金融及貨幣投機,拿國家的錢冒險,負盈不負虧(雖然這是明文禁止的)。第二個是所謂「倒逼機制」。地方政府官員和企業廠長,總是用種種方法逼使專業銀行增加貸款,而專業銀行又同樣逼使中央銀行增加貸款,最後不得不使信貸超出預算。這些方法包括:一、企業之間相互提價,造成對方資金出現缺口,迫使銀行貨款;二、企業用種種方法掏空企業資金,逼使政府增加補貼,結果政府迫得要向銀行透支;三、地方政府要增加投資,也用威迫利誘的方式去逼專業銀行貸款;四、專業銀行自己也手腳絕不乾淨。他們往往先把資金貸給次要的方面,留下生產和建設的硬缺口,尤其留下農副產品收購的硬缺口,結果到了農副產品上市時,專業銀行再無錢貸給商業部門收購產品,結果逼得大打白條,但白條太多引起不滿時,為了穩定農民,中央銀行不得不大印鈔票以滿足專業銀行的額外需求。有個官員說,國家資金,反正都是無償使用(!)不用白不用(!)。可見,真正吃大鍋飯的,正正是這些臭官僚。

從上述例子不難看出,經濟體制當然是一個因素(市場化給官僚的營私舞弊提供比從前的命令經濟大得多多的渠道),但是,最根本原因是官僚腐敗,因為問題首先不在經濟體制的設計;而是在於,即使有了制度,官僚可以有法不依,違法不究。就算是今天闖出了亂子,朱鎔基這位「改革派」,連起訴那些貪官污吏這樣起碼的振作一下綱紀的姿態也沒有呢!而官僚腐敗,又是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所一手造成的。要掃除腐敗,掃除貪官污吏,首先需要的就是廢除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政治,置官吏於人民的直接監督下。這樣才能對症下藥。那些改革家卻一味把精力放在設計更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方面,放在這樣一種「深化改革」方面,好聽點是天真和枉費心機,說得不好聽,那就是幫著中共轉移人民的視線,幫著它欺騙人民。

經濟學家吳敬璉最近談到金融改革也承認腐敗之嚴重:「在金融系統,現在是中央銀行不像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不像商業銀行……中央銀行是國家的貨幣當局,不能夠對發行的貨幣有任何特殊的營利動機(!),可現在的中央銀行還在搞投資經營,怎麼能搞好宏觀調控呢?另外專業銀行本來應該是企業,但有許多行政職能,最突出表現在金融市場融資的時候,資金的價格,即利息規定太低。其結果就是審批經濟,審批的主觀性很大……我們問了國營企業,能拿到這麼低息的貸款嗎?沒有一個人說拿過。現在這種情況,腐敗不蔓延才怪呢?」(當代月刊━━第廿八期)怎樣辦呢?不少經濟學家的答案都是:深化改革,要使專業銀行成為名副其實的商業銀行,自負盈虧,要使中央銀行獨立於政府之外,不受官員支配等等。

稍有頭腦的讀者一定會問:即使假定能按他們的理想去做,中央銀行獨立了,商業銀行像個企業了,在沒有民主監督的情況下,又有誰能保證他們不會照樣拿國家的錢大貪特貪?這樣的「深化改革」根本就是換湯不換藥!

我們完全支持深化改革,但是,現在中國人民所須要的,首先就是要深化民主改革,要廢除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政府。建立一種符合人民利益的經濟體制,當然重要。但是,要知道,一天仍然保持一黨專政,人民不僅不能公開討論改革的得失,就是連有關的資料,有關的學問及中外書刊,都無法自由獲得,而傳媒永遠只會按當權者的需要來搞「宣傳」,肆意壓制各種非主流意見,在這個情況下,一種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經濟體制就一天都不會探索得到,更遑論建立了。

一九九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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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的「牛克思主義」

劉宇凡

何新繼杜撰《與S教授的談話錄》而引起一個不大不小的風波之後;最近又因為指責本港報刊「誹謗」、要求「引導」「被告」回國受審,再次引來人們的譏笑。

不過,似乎人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偽造對話這點身上,對於《談話錄》本身言論的是非黑白,卻不大見人提及或評論,似乎其「德」如此,其「言」也不過如此。這當然失之於偏頗。古人說,「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言與德畢竟是兩回事。既然何新之德,早有公論,我們就不必湊熱鬧,而專門談談何新之言了。

何新既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在《談話錄》中儼然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居,口若懸河,大言炎炎,而那位矢吹普教授,自始至終則不是「啊」、「是」,就是「是嗎?」「似乎是」━━如果真箇偽造,也實在偽造得太過傲慢而可笑了。其實,《談話錄》不僅錯誤百出,而且足以反映何新本人一點不懂馬克思主義。他口氣雖大,其實是空槍上陣。

所謂工人「絕對貧困化」

舉一個例子。何新說:

「馬克思曾提出一個規律,即工人階級隨著資本主義科技的發展而日趨絕對貧困化。」

所謂「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的語調,幾十年來都流行於官僚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何新不過是拾其餘唾罷了。但似乎他連鸚鸝學舌也學得不好。人家所謂「絕對貧困化」,並不是由於「資本主義科技的發展」而來的,而是由資本積累的規律而來的,這是任何一個稍為認真的人都不會不知道的。自然,他並非不可以自創新說。但是,第一,他並沒有明確表示自己所說的怎麼不同於從前流行的論調;第二,他也沒有作任何論證。

但更重要的,是:馬克思真有這樣說過嗎?否。事實上,倘若何新肯下點功夫他就一定知道,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理論界中早已有多人拿出真憑實據來指出,「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論,既不符合馬克思原意,更不符合事實。

「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即工人的實際工資不斷下降━━完全不是馬克思的思想。這種思想,最早是主張人口論的馬爾薩斯所提的;後來又由拉薩爾加以發揮。其後,那些馬克思主義政敵為了醜化馬克思,居然把這個理論硬塞給馬克思;而更可笑的是,那些以悍衛馬克思主義自居的斯大林、毛澤東之流及其理論家們,居然拾人餘唾,接受了反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論,以便證明「資本主義一天一天爛下去,社會主義一天一天好起來」。任何人只要讀讀《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就會知道,馬克思根本沒有說過資本主義的歷史趨勢是工人實際工資下降。他當然談過貧困化的問題,但從他的理論不難發現,他指的首先是相對貧困化,即在國民收入中,實際工資所佔的份額傾向於下降(這種下降可以同時伴隨實際工資的上升。)這種相對貧困化,在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是普遍的。在廿世紀頭七十年,歐美的工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五倍,而實際工資只提高了二至三倍。在美國工資佔工業純產品的份額,從一八八○年的百分之四十八減為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卅五。香港也不例外。一九七○年工資佔國民的收入百分之五十七,到了一九八○年就下降到只有百分之四十九點五了。甚至絕對貧困化(實際工資下降),也並非完不存在,只是其波及範圍並不是整個「無產階級」,而主要是一部份工人(失業者、年老工人等)。但普通工人在遇上經濟衰退時,實際工資也會下降,雖然往往是暫時現象,而不是「歷史」趨勢)。那些「自由派」一筆抹煞相對貧困化,是因為他們要向工人證明,他們怎麼困苦也比不上那些「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那麼苦。反過來,何新現在還大談什麼絕對貧困化,也同樣要向中國工人證明,他們怎麼苦也比不上資本主義下工人那麼苦,所以,乖乖忍受吧!

如果何新還不服氣,我們就讓列寧出來教訓一下他吧。列寧在《俄共黨綱草案》中,講到工人階級狀況時,說是「相對的而有時是絕對的惡化。」(註一)注意,絕對惡化是「有時」而已。在經濟衰退時出現實際工資下降,任何一個工人都知道是正常的。列寧又說:「我同樣認為,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下『群眾的窮苦和貧困』是十分必要的。我不主張說絕對地日益窮苦和貧困。」(註二)大概何新不會認為,列寧不懂得什麼是列寧主義吧?(註三)

何新的表兄弟━━希特勒

何新的神聖任務,就是要捍衛他所了解的「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有什麼好處?何新教導我們:

  ━━「社會主義的優點是高度集中。毛澤東稱之為統一意志、統一步調、統一行動。」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好處,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很深刻。」

  ━━「社會主義就可以通過國家權威集中各種社會資源的力量,辦對全社會最迫切、最緊要的事情。」

  ━━「社會主義能夠把人力、物力凝聚成一個緊密的『集團』在政治上可以抗御外侮,維護國家利益。」

誰都知道,何新說什麼「統一意志、統一步調、統一行動」,說什麼「國家權威的集中」,其實是什麼貨色━━個人自由的完全剝奪,工人和農民變成工奴、農奴;民主之完全缺如。

但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嗎?

不。何新所說的社會主義,其實更跡近希特勒之流的「國家社會主義」━━至少更接近其國家學說。

崇拜國家權威、賤視個人自由━━這正是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其中一個特點。這個特點並非他們專有,但是他們將之發揮到最殘暴最極端的地步。試看:

  ━━「國家經濟應當由國家機關全面控制,並以民族利益為依歸。」

  ━━「一切為了國家;沒人可以反對國家;沒有任何東西能置於國家之外。」

  ━━「要歌頌服從、犧牲的美德;要歌頌為了祖國而甘願奉獻一切的美德。」

  ━━「任何人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沒有任何東西高於德國、德國人民和德國土地之上━━這樣的人就是社會主義者。」

  ━━「國家必須充當千秋事業的監護人,在這種事業面前,個人不能有自己的願望和自私心,而只有絕對服從。」

上述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的「社會主義」言論,在精神上同何新何其相似!

任何不懷偏見的人,只要讀讀馬克思原著,都會知道,馬克思是國家崇拜的死敵。他放在首位的,乃是人的解放,尤其是工人階級的解放,而不是什麼國家權威,不是什麼國家利益。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只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列寧說:「任何國家都是對被壓迫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工人階級進行革命,固然需要建立革命的國家政權,但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只有這樣,工人階級才不致受到新的壓迫。但是,有什麼辦法能夠建立一個一開始就逐漸消亡的國家呢?列寧引述了馬克思的同志恩格斯的言論。恩格斯在論述一八七○年的巴黎公社(巴黎工人所建立的革命政權)的經驗時提出:「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公社採取了兩個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註四)也就是說,實行一種比西方議會民主更為徹底的民主制度。事實上,反乎一般人的成見,俄國的十月革命建立的不僅不是極權制度,而且還是最民主的一種制度。直到列寧去世,斯大林上台,一切才逆轉過來。

自然也有人認為,馬克思那一套太理想了,是根本行不通的。我們在這裡並不打算展開這方面的辯論。我們只想指出的是:何新之流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然而事實上他的國家理論始終是極權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無共通之點。事實上,在何新的洋洋灑灑的大文中,一句也沒有談到民主,就是連門面說話也忘記胡縐幾句,可見他連做一個文棍也未免做得太露骨、太愚蠢、太沒有技巧了!

自然,何新所言也絕非句句屁話。不是的。他強調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一面,是符合馬克思的。真正的工人政府一方面是民主的,另一方面,為了克服資本主義生產的盲目性,也必須實行計劃經濟。問題只在於,何新只提計劃經濟而完全不提民主;也就是說,把計劃經濟扭曲為官僚集中的而不是民主自治的計劃經濟。但在馬克思來說,從來都認為,集中的計劃只能以民主制來配合才真正有利人民。他說:「生產資料的全國性的集中將成為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共同的合理計劃自覺地從事社會勞動。」(註五)

最後,所有假馬克思之名來販賣其「國家社會主義」的斯大林、毛澤東信徒們都應當讀讀馬克思下述名言,因為,這句說話正是預告了何新所擁護的殺人政權的下場呢!

━━工人階級「為了保住自己的個性,就和國家這種形式處於直接的對立中,他們應當推翻國家,使自己作為個性的個人確立下來。」(註六)

結語

無可否認,何新不過是吮瘡啜癰之流。不過,此君倒有一些言論是對的。例如他指出西方國家怎樣剝削第三世界;西方國家怎樣敵視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落後國家有保護自己的民族工業的需要等等。這一切都是自由派故意忽略不提的。

然而,何新以捍衛社會主義自居,他又如何回答矢吹普的質疑呢?矢吹普問:

「一方面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方面又與外國資本家握手,歡迎來投資,這是矛盾的。何先生對此如何解釋?」

何新答曰:「與資本家握手,這是鄧小平所領導的開放政策的繼續。對外開放政策之所以必要,是因為……發展產業和科技都需要巨額資金。」

其實,矢吹普問得不好(還是何新故意捏造得不好?)。與敵人握手,這沒有什麼可怪的,那不過是一種外交禮貌吧了。應當質問的倒是:

「你們說要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那請問:你們為什麼要在香港、澳門甚至台灣堅持資本主義?難道港澳台不是中國的領土嗎?你們的鄧小平還說要在內地造幾個香港呢!這究竟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你們在中國沿海實行所謂『開放』,讓中外資本家在血汗工廠中大賺其錢,而工人連上廁所也沒有權利,你們不也在堅持資產階級的剝削自由嗎?何新先生,還是老老實實承認,你們這一伙強盜根本就不是什麼社會主義,根本就不講什麼原則,根本就只是最不講信義的反動統治者。而你何新,不過是一個跳樑小丑吧了!」

一九九一年八月


註釋:

註一: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430頁。

註二:列寧全集第六卷第31頁。

註三:何新接著解釋,歐美工人工資一直較高,不是因為「絕對貧困化」的規律不再發生作用,而是因為「發達國家自七十年代後,將其勞力密集型的工業部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但這種工業轉移運動,卻同時把工人階級的貧困化現象也轉移到了不發達國家。」真是無知可笑!資本技術密集取代勞力密集,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而這樣只會使工資佔國民收入的份額趨於下降,亦即是只會使貧困化(相對的)趨於嚴重,而不是像何新所說的趨於減少或轉移。

註四:列寧《國家與革命》。

註五:《土地國有化》━━馬恩選集第二卷第454頁。

註六:《德意志意識形態》,馬恩選集第一卷第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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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家主義說不

劉宇凡

《中國可以說不》一書有四百多頁,可惜完全談不上什麼學術價值,只是拉雜堆砌而已。這樣一部寫得奇差的書,居然可以廣受青睞,官方的讚賞固然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但可能也有其他因素。過去大陸有不少人盲目崇美,以美為師,可是十多年過去了,最終發覺美中關係還多少有點當年「老師打學生」的影子,中國還是處處被美國欺負,因此引發了民族主義的勃興。

它維護什麼「民族權利」?

不過,我們決不能因為同是中國人,便不假思索地贊助《中國可以說不》(以下簡稱《說不》)那種國家主義。它處處好像是維護全中國人的民族權利,但只要具體分析一下,就不難發覺真相了。它維護什麼「中國民族權利」呢?原來是中國的強迫的一胎政策,是中共人權政策,是中共對台實行文攻武嚇的政策,是中共壓迫西藏民族的政策。上述政策一直為西方國家所抨擊。不管西方國家什麼態度,凡是具有起碼民主精神的人,都不能支持中共上述政策,因為它們都是違反民主原則的,而且都是在大有其他較好選擇的情況下,偏偏要擇惡而固執之的。《說不》維護上述政策,就足以說明它根本不是維護什麼民族權利,而是維護中共的一黨專政及其種種反人民反民主的政策。怪不得它得到官方的稱許了。

《說不》處處指責帝國主義別有用心才會反對中共的上述政策。這種說法才真正別有用心呢。帝國主義很壞很壞,這是事實,可是這不等於它的每一句話都一定是狗屁。它說的話對不對,並不決定於它的用心,而是決定於邏輯、事實與人民自己應有的立場。美帝批評中國是世界和平的威脅,那是錯的;美帝批評中國壓制人權,不管它有何用心,這倒是符合事實。指出它符合事實,並不等於親美反中。我們中國人不是有「不以人廢言」的老話麼?作者不管青紅皂白,這等於說,凡是帝國主義主張的東西,都是壞的,都要反對。如果這種邏輯能夠成立,那麼,當美國決定把人權問題同貿易問題脫鉤時,也一定是壞事,也一定要反對。然而,為什麼中共不去反對,反而要大表歡迎呢?這不正好證明中共也不相信那種「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們就要反對」的邏輯嗎?它自己不信,為什麼又要強迫人民去信?

借「反美」來壓制民主

《說不》不去正視中共專制統治對大陸各族人民所造成的災難,反而處處把責任歸咎於帝國主義陰謀,不過是一種極其陳舊的技倆:轉移人民視線,把國內矛盾化為國際矛盾,借「共禦外侮」的幌子來消滅國內的反對聲音。正因為這樣,所以《說不》總是處處把民族與國家混為一談,處處把國家神聖化。例如他是這樣談台灣問題的:

「假如在台灣搞『全民公決』,贊成獨立的人會有多少?……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這樣一種民意基礎,確實是台灣社會現實的反映。台灣人民有著較獨特的感情歷程,因此一部份人民出現一種異乎中國傳統的騷動,或者叫迷航。這種迷航其實是非常需要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意志來導撥一下子的,或者文雅一點說,確乎需要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集體民意來否決一下子的。國家是幹什麼吃的?就是幹這個吃的。國家的神聖感是不能單純靠皇天后土的慈悲來推行。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國家給你捎了個話:這事就這麼定了。」(第36頁)怪不得此書多次提到準備同台灣打仗了。

《說不》不僅把中國民族等同於國家,而且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大家知道,中國人之作為一個民族,不論你根據什麼口徑來算,也比諸中華人民共和國長久得多。組成民族的中國人民,才是構成國家的主權者,才是神聖的共同體;國家同人民相比,不能不是第二性的、派生的東西。而根據民主原則,人民之聯合成為統一國家,必須以自願為原則,任何部份的人民都有權加入,也有權退出。這種立場不只是民主主義的立場,也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政權應該使各地方公社「自願統一為一個民族」,應該使用「自覺的、民主的」方法,而不是「由官吏和軍閥強迫實行和維持」,否則,就難免使國家政權成為「以民族統一的體現者自居同時卻脫離民族、駕於民族之上的……寄生贅瘤。」

今天在中共一黨專政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是一個「脫離民族、駕於民族之上的寄生贅瘤」,同時又是「以民族統一的體現者自居」,把各地人民的權利都踩在腳下,還要誣為帝國主義幫兇,對於這種假冒民族之名的民族主義,人民應當把它打回原形:這是一種為專制服務的民族主義,是最壞的一種民族主義,是法西斯式的國家主義。

世界市場與民族主義

《說不》在談到經濟改革方面時,我們要承認,不像上述方面那麼荒謬,那麼為專制粉飾。它批評美資企業怎樣不肯轉讓高科技給中國,怎樣壓制中國工人;它警告現在國內市場開放得太大,民族工業有被外國貨品擠垮之虞;中國出口商品怎樣為了點外匯便不計成本地互相競爭;美國、日本怎麼處處阻遏中國(例如不讓中國加入關貿協定),他們怎樣不可靠等等。雖然這些意見都不是《說不》所獨創,不過所言大體符合事實,我們中國人有必要加以警惕。認為中國市場越開放給外資就越促進中國發展,不過是一種買辦言論而已。

有些人以為《說不》這些立場代表他們拒絕接受「現代化」,拒絕接受「西方文明」,反對融入世界市場,簡直好像要回到文革時代的閉關自守的「中國本位」中去。距離這一步還遠著哪。《說不》雖然處處揚中抑外,可是它根本沒有想過拒絕「現代化」,拒絕世界市場。恰恰相反,它處處強調:

「在今天中國人生存的世界裡,有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東盟自由市場,而我們無緣享受這些地區性的貿易自由,因此重返關貿總協定,爭取與世界大多數國家展開自由貿易,已經成為中國人拓展國際生存空間的必要手段。」(188頁)

可見《說不》的思路同鄧小平的走資本主義及融入世界市場的路線是一脈相承的,如果有不同,也不過是程度上的不同,即《說不》比較強調,在融入世界市場時多注意保護民族工業,對外資的讓步不要太過份等等。

不過,《說不》這種對策是否有效,實在頗成疑問。不管《說不》怎樣吹噓中國將會變得怎麼強大,到目前為止,中國在世界市場的地位畢竟只是一個落後的大國,在資本與技術上都遠不如發達國家。在這個情況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完全融入世界市場,中國能有多大的討價還價能力去拒抗市場的更大的開放以及保衛民族工業,實在是可疑的。

其次,《說不》依靠中共政權去保護民族工業,問題就更大了。它處處贊賞李鵬怎樣以一大堆訂單去獎賞識時務的法國,拿不給訂單去懲罰處處與中共作對的美國━━它忘記了,那些「一大堆訂單」背後的都是中國人民的血汗,而即使李鵬在具體此次交易中正確使用了人民的血汗錢,在其餘的99次交易中是否都正確使用了,卻很值得懷疑。中共政權除了專制之外,就是貪污腐爛到核心,各級官員為了一己錢包而不惜賤價出賣國權━━國營企業;國家土地;種種經營特許等等━━比比皆是。指望這些官員保護民族工業與民族市場,豈非向豺狼宣傳素食?

再次,保護民族工業━━好得很。但問題不能止於此。我們還要研究,受到了保護的民族工業,由誰經營?由誰分取利潤?這才是更重要的問題。自從鄧小平的走資改革以來,大家看得很清楚,所有國營企業都沒有實行過職工民主經營,連法律上規定職工享有的監督權利也實際沒有執行過;至於利潤嘛,就更加是廠長經理以及上級管理部門的禁臠,工人哪有機會過問。所以,在階級分化、貧富懸殊加劇的情況下去保護民族工業,實際只有利於中國的官僚與資本家,而中國工人呢,不論是在外資企業還是本國企業,還不是一樣無權無勢。《說不》只知大談外資企業如何刻薄中國工人,但它為什麼對於國企及私人企業,尤其是後者,怎樣刻薄中國工人竟然不吭一聲?難道它的民族主義的意思,就是只反對外國資本家剝削中國工人,卻全不反對中國官僚及資本家同樣剝削中國工人嗎?這種民族主義究竟有利於中國官僚與資本家,還是有利於人民?

民主主義比民族主義重要得多

其實,到了今天,像《說不》那樣壞的民族主義,我們中國人固然應當反對,但就算是一般的民族主義,也該承認,對我們中國來說也已經完全過時了,再沒有多少歷史進步性了。當我們中國像世界上許多地方一樣,在十九世紀逐漸淪為外國的半殖民地,民族獨立、民族統一的確是一切仁人志士的追求夢想。經過了一個世紀的奮鬥,這些任務大體在1949年的時候完成了。從那時開始,再沒有外國敢像從前那樣侵略中國;中國的國際地位也空前地提高了。中國民族受壓迫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了。自然,中國的發展水平同西方仍差一大截,也正因為這樣,難免仍會受到列強的或明或暗的欺負,但是,要使中國有大的發展,決不是民族主義所能解決的,決不是叫所有國民都為全民族多作犧牲就能達到的。中國過去幾十年,人民都不是為中國強大而作出無限犧牲嗎?結果又如何?大躍進、文革等等壞事、蠢事,不過是白白糟蹋了人民的生命財產而已。之所以發生這等壞事、蠢事,正正因為中國沒有民主,人民無法糾正統治者的瞎指揮。今天,同樣的災難在蘊釀。急速走資的結果使無數新蓋別墅空置、無數土地荒置,無數國企停工或半停工,無數設備閒置,無數貪官污吏貪贓枉法,而這一切是同缺乏民主監督是息息相關的。現在中國的問題不是外族統治還是本族統治,而是在同一民族中,由誰統治?是一小撮專制官僚,還是由人民當家作主?一天仍然沒有民主,中國的資源與人民血汗都只會被官僚浪費掉,就一天不會有穩定均衡的、健康的發展。所以,中國人民今天要強調的,不是民族主義,而是民主主義,而且是一種真正能令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主義,一種完全尊重民族自決權的民主主義。反之,在今天來高喊民族主義,往往就會同中共官僚一樣,不僅變成國家主義、專制主義,而且變成壓迫國內少數民族的大漢族主義。

另一方面,若要解決外國資本擠垮中國民族工業的問題,也並不是靠民族主義,不是靠片面強調民族國家的保護作用,更不用說是強調中共所控制的國家的作用,就可以解決的。只要這個國家仍是「官吏的、軍閥的」國家而不是人民的國家,那就誰也難以擔保它能以最小代價來達到最好效果;其次,以中國之落後,想單憑一己力量去阻遏帝國主義及國際資本的經濟侵略是注定敗北的。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各國勞動人民聯合起來,共同反對國際資本,不容許他們把第三世界變成廉價勞工及廉價原料的供應者,變成它的廢料場。換言之,需要更多的國際主義精神。反之,抬出民族主義,最有可能的結果,就是加劇第三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競爭,結果就只是兩敗俱傷,而國際資本可以乘機把工資及原料價格壓得更低。

一九九六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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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篇

中共把中國私有化

劉宇凡

當鄧小平逝世時,官方言論以致世界資本主義的報刊紛紛向這位總設計師致敬,因為他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尤其如果拿蘇聯、東歐的經驗相對照,就好像更顯得中國經改的成功。

不過,問題在於,那些急劇增長的財富,究竟主要落在誰的手裡呢?

中共一直認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蘇聯、東歐那樣的私有化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它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1992年中共在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上說,「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佔優勢,國有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說明,「公有制」已經失去優勢,而資本主義經濟已取而代之。經濟增長的好處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資本與中外私人資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經濟改革可視為一場大規模而又隱蔽的私有化運動。

資本主義經濟有多大實力?

從表一看來,似乎大陸公有制還真的佔主導地位,因為集體與國有經濟相加佔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經濟」中,雖然包括資本主義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個體戶,所以私營經濟的數量似乎還很少。1994年,官方宣佈私營企業共43.2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約佔10%(個體經濟則佔8.4%)。

表一 各種經濟成份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國有經濟

集體經濟

非公有制經濟

1978

56%

43%

1%

1993

42.9%

44.8%

12.3%

1995年(預計)

41.5%

43.9%

14.6%

(註:非公有制經濟包括了個體、私營經濟及外資。來源:《我國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趨勢與私營經濟的發展方向》,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1996年第8期)

資本主義經濟(大陸忌諱這個詞語,所以改稱「私營經濟」)是指直接或間接地以僱佣工人來增值資本的經濟成份。按照這個標準,那麼,資本主義經濟一定遠超官方的統計。首先,在所謂個體戶中,很多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企業,因為中共把個體戶的定義一開始就定得太寬泛,竟把僱工八人以下的企業主都列為個體戶。這當然是不合理的。個體戶,顧名思義,就是沒有僱工的小資產階級。如果有常年的僱工而且人數達到六、七人,那其實已經是小資本家了。何況,在名列為個體戶的企業之中,多年前已經有調查顯示至少有10%其實僱工八人以上(註一)。所以,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一定遠遠超過43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也一定不只佔10%

除了假個體戶之外,還有假集體。集體經濟包括了城市和鄉鎮兩方面。鄉鎮工業在1994年的產值已經佔全國22.6%,僱佣了1.2億工人。這個舉足輕重的「集體經濟」,恰恰也是最多假集體。大陸有一份調查報告表明,鄉鎮企業有83%實際上是私營企業。(註二)許多其他報導都大致反映這個情況。由於鄉鎮工業比城市工業多,在集體工業中佔到64%,所以,上述數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過半的集體經濟其實是資本主義企業。有位學者也指出,若按這個數字推算私營經濟,那麼,「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各項比例將會引起各層人仕的震驚」,因為單是工業,1993年非國有工業的產值(1.7萬億元)與國有工業的產值(1.8萬億)已經幾乎平分春色(註三)」。而所謂非國有工業,主要的還是中外私營企業,或至少是混合經濟(例如參加了官股的私營企業)。(參看表二及表三,註四

從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費品零售總額中,1994年國有商業也下降到只有31.9%。資本主義成份佔多少?國有、集體、個體之外的那個「其他」,如果不是私營經濟,又是什麼?如果考慮到在集體與個體中有不少實際上是私營經濟,那麼,資本主義經濟在商業中的比重一定不比工業中的少許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

表二 1995年按經濟成份劃分固定資產投資(%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國有

54.4

集體

16.4

個體

12.8

聯營經濟

0.6

股份制

4.3

外資

7.8

港澳台

3.4

其他

0.3

1996年中國統計年鑑)

因為中共刻意掩飾資本主義經濟的真實情況,所以我們沒法確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說明它今天的雄厚勢力。(註五)有人認為,在民間的一萬六千億元金融資產中(1992年數),約有六千多億元集中在個體戶、私營老闆和有「外水」的官員手裡。這些人約為三千萬人,佔人口數的2.8%,但擁有的金融資產佔40%(註六)這三千萬人可被視為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他們擁有的金融資產等於當年國民收入的三成多。

隱蔽的私有化

中共對資本主義企業的態度,在過去十八年中經歷了如下變化,最初是禁止,然後是默認(1983年中共一號文件說對私營企業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於取締」),繼而是在1988年修改憲法正式承認私營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可以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最後是鄧小平南巡後中央為各地提出的「四不限制」(不限制發展比例、速度、規範與經營規模),「五不限制」等等大開綠燈。對於外資也是這樣。現在,可以說資本主義是無限制地發展了,只差那個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補充的妾士身份還沒有正式甩開而已。不過,這方面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了。

但是,資本主義經濟之急速發展,不僅僅是依靠中共的政策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質上的贊助。誰提供物質支持?就是集體經濟與國有經濟。在改革之前,全國的生產資料及勞動力差不多都在集體與國有經濟手中,所以,如果沒有他們向私營企業提供勞動力與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私營企業是不會發展起來的。據報,私營企業的多數創業資本都來自國家銀行或信用社,他們的四成原料與進貨來自國有企業,銷售對象中也以國企為主要對象之一。(註七)不能確定這裡有沒有誇張。不過,這沒有妨礙上述的一般原則是成立的。

集體與國有經濟在向私營企業提供資金、勞力、土地、貨源等等的時候,是否都依照等價交換的原則,這是很值得懷疑的。有不少時候資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較高代價,其中包括賄款。但有更多時候是以低於價值來換取勞力與生產資料及資金的。(有人估計每年因官員賤價賣地而令國家損失200300億人民幣)這其實是一種隱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運動可以追朔到農村改革的初期。當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時候,不少集體財產,例如農業機械,都被幹部們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種種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變成自己的準私有財產。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體財產是如此被化公為私的,因為官方絕不披露。但從各方面看,這個現象並非不普遍,尤其在較先進的公社。從這裡產生了第一批的農業資本家。

不過,最發財的恐怕不是農業資本,而是工業或商業資本。這是為什麼後兩者發展最快,規模最大。這同時也意味,他們很可能比前者從集體與國有經濟中轉移到最多財富。尤其是那些得到當地官員保護的「假集體」,不僅在申請土地、勞力、借貸各方得到額外的協助,甚至是賤價得到這些東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種額外減免稅收的方便(自然包括減少受到其他部門官員的漁肉)。額外減免稅收屬於一般假公濟私行為多於嚴格意義上的私有化。但是種種把集體與國家財富賤售或干脆吞併則肯定是私有化。有人報導一個例子:

「權力股就是政府以權力作為資本對企業投資,按股分紅。邵東縣鋁制品廠是一個合伙企業,共有8.5股,其中政府有一股。這一股的作用就是拉著地方政府為自己保駕護航、為企業在擴建廠房批地時給予便利,給企業爭取貸款提供後盾和為企業在社區內提供安全保障。該廠的廠長說:『廠在這個地方,如果不跟鄉里搞好關係,它就會動不動拉電。要擴展規模,它不批地,徵地就很有困難。鄉里成為企業的股東,每年企業給交10萬元,佔鄉財政府收入的十分一,我們也辦事方便,兩全其美,皆大歡喜」。)(註八)可見,只要讓政府部門入股,批地自然就沒有「困難」了!

集體與國有經濟還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種種間接的物質支持。中國很多上游產業(煤、石油、電力、交通運輸)都是國營而且多年來維持低價制度,這等於間接津貼了私營經濟。在稅率上,中共也一直優惠中外資本而刻薄國有企業。三資企業稅率為33%,私營企業率稅為35%,比國有企業的55%低很多。稅負的不公平是使國有企業無法與資本主義企業競爭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後,中共在政治上加緊對工農階級的專政,尤其是堅持那種把農民當作二等公民的戶籍制度,使工農群眾(尤其是那些農村集體經濟崩潰後的失業農民與城鎮的失業工人)沒有力量保護自己的最起碼的合法權益,成為資本所殘酷剝削的賤價勞工。這是資本主義經濟能夠迅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比蘇聯、東歐好得多的經濟表現,箇中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一個急進,一個緩進那麼簡單。還要考慮到中國一個獨特地方,就是比蘇聯、東歐落後很多。但這種落後性在特定環境中有時會變成優勢(對資本主義而言的優勢)。中國國有經濟從來都很薄弱。從19491978年,卅年的高速而代價不必要地高昂的工業化,並沒有真正促進農業的現代化。農業主要的還是依靠人力與畜力。集體與國有工業始終無法滿足農村人口對工業生產資料及消費品的需求。國有經濟之無力改造農村,尤其可以在農村人口佔全國比例中看到。卅年工業化並沒有促使農業人口向工業轉移,到1978年農村人口仍佔87.5%,只比1949年下降了兩個百分點。農村還是一片披著集體經濟的外衣的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不過,一天命令經濟仍束縛著農村,國有經濟還是不會感受到什麼壓力的。可是,命令經濟崩潰的一天終於來了。分田到戶使小農經濟解除了官僚支配的集體經濟的束縛。外衣丟棄了。小農經濟從兩個方面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動力。一方面,由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由於農產品市場之局部開放,由於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在在增加了農村人口的購買力。另一方面,個體經濟之全面恢復,大大提高了農民中的強勢戶的致富衝動。私人資本的原始累積開始了,而且在擴大了的市場中開始壯大起來了。就這樣,鄉鎮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起來,並且日益在競爭中壓倒國有企業。事實上,資本主義經濟首先是在農村壯大起來,然後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盡管國營企業只有三分之一是營利的,中國經濟還是能較高速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國有經濟本來就很薄弱,在這個情況下,只要有其他經濟成份(個體經濟及資本主義經濟)大力填補空白,那麼即使它大多虧本,也不會即時拖垮整個經濟發展,甚至還能有增長。

官僚資本如何侵吞國有財產

上面談的主要是私人資本怎樣在中共的支持下發展起來,而且主要是談國內的私人資本。不過,私人資本之受益於集體與國有經濟的程度還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資本。官僚資本乃是有中國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謂官僚資本,包括了官員個人的以增值為目的的資產,也包括了名義上屬於國家,但實際上由官員自由支配並且以盈利為目的的資金。

如果把私有化僅僅了解為把國有企業售出或無償分配給全體公民,那麼,的確,在中國這僅僅是開始不久。大概幾年前中共才宣佈要大規模拍賣、租賃一萬家中小型國有企業。

在今年剛結束的八屆人大,李鵬又宣佈要把廿四萬家國有小企業實施「改組、聯合、兼併、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勁頭十足,例如山東諸城,竟然在兩年間就把九成半的國有及集體企業賣掉了。這個做法還得到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的讚賞呢。但是作價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懷疑,因為賤售國企非常普遍。(註九)

不過,那種隱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締造出官僚資本的私有化,早就在瘋狂進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制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國企或集體企業股份化,中外合資企業,官商合營等等。其次,即使在保留集體與國有經濟的企業,官員也通過種種方式化公為私。

官員熱衷於搞股份制改革,是因為他們借此可以明目張瞻地化公為私。最明顯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劃出一大筆變成「企業股」、「法人股」。即使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大公為小公。不少人更進一步,先化大公為小公,然後就再把小公化私,公然地把企業股再私分。

就這樣大筆國有財富以變戲法的方式轉到幹部手中。雖然有時職工也得到一點股份,畢竟同幹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飯殘羹而已。至於採取種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鑽空子的方式化公為私,就更不勝枚舉了。這包括了低估資產值,對種種無形資產(商標、專利、商號、銷售渠道等等)不作評估或低估,國家股與個人股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價等等。(註十)

中外合資的情況也基本如此。現時全國已有一萬六千多家合資企業。據國有資產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資企業中,中方資產應評而未評的約佔應評總數的九成。在一萬家合資企業中,有六千多家國企未經資產評估而以862.6億元的出資額與外商合資,估計因此損失六百多億元。至於無形資產,竟然只有60家是有計算無形資產的。

這種化公為私行為,外資自然得益不少。但有關官員也得益匪淺。各地官員不惜賤價以求合資,最直接的利益當然是這樣可以提供外匯、出國機會、以及其他貪污腐化的勾當;可是還有其他。要知道,在那一萬六千家合資企業中,有部份根本就是假合資,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資(例如隨便找個老外掛名合作,或是請那些拿了本外國護照的同胞掛名合作),純粹辦來騙國家,其中包括化公為私。

另一種私有化方式是官員個人或其親戚朋友經商,或者是政府部門同私營企業合股辦實業。

「一些握有經濟實權的人,多樂意與私商交鐵哥們,或者讓五親六戚去經商,自己在台上給予關照。權力與關係密切的私商形成一個『土圍子』━━利益共同體。……權力給『土圍子』以政策、物資、貸款、減免稅、外銷配額等方面的照顧。」(註十一)

「為了避免因電力供應非常緊張造成拉閘停產現象的發生,一些廠不得不拉電力部門入股。

邵東某生產出口鐵錘的刀具廠,電力部門就投資30萬元,年利4分,這是明利息,實際回報要大於這個數。當然,不是任何企業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門的青睞的。拉一些政府部門投資的前提條件,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好,否則很難如願。」(註十二)

究竟官僚集團在過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國有資產?這幾年有一個許多人使用的數字:19821992年間,國有資產「流失」累計5000億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億元。(註十三)不過,去年十月號的《中國工人》披露了一個新的數字:八十年代以來,國有資產的「流失」每年高達500億元,到目前總共「流失」八千億元。但「據有關專家研究,目前國有資產流失的程度還要高於這個數字。」

官員化公為私當然不始於改革開放。不過,毛澤東時代的化公為私同鄧小平時代的不同,在於前者的化公為私,主要不過是佔有消費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後一個時代,官員之化私,佔有消費品是次要的,佔有可以分潤的資本(不管是以有價證券的形式還是資本的實物形態),這才是主要的。改革開放的「偉大」功業不僅在於締造私人資本,更在於締造了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有多大能耐?表四可以多少反映一點情況:

表四

 

1978

1994

1995

國家預算內投資

62.2

3.2

3.1

國內貸款

1.7

22.4

21

利用外資

4.2

10.7

11.5

自籌投資

--

48.3

53.2

其他投資

31.9

15.4

13.8

所謂自籌投資,首先包括各級政府部門通過各種亂收費,尤其通過各種化公為私以及辦公司經商的方式,自行「創收」所得來的資金。這是各部門自己的「小金庫」,不受中央約束。它除了用來滿足官僚自己種種請客送禮,遊山玩水的消費之外,主要的就是用來投資於高利潤的行業。表四告訴我們,目前固定資產投資,中央預算內的是少得那麼可憐,而自籌投資從零發展為過半。歷次經濟過熱,歷次盲目投資、重覆投資,造成嚴重的生產過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產)(註十四),都同各部門這些自籌投資有直接關係。這些由各部門官員支配,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資金,(而利潤又首先落在官員手中),就是官僚資本的另一個重要來源。官僚資本加上中外私人資本,總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恐怕已經具有主導地位了。

官僚資本具有投機性、買辦性、壟斷性幾個特點。投機性不僅表現在盲目投資加工工業,而且現已轉向炒賣種種有價證券及房地產,其中包括國外(例如香港。經濟學家吳敬璉透露,大陸每年有100億美元流向香港。)的證券與房地產。買辦性表現在同外資合資、合作中經常以賤售本國資產或資源為代價;壟斷性表現在官員利用權力霸佔市場、拱抬物價、強買強賣。所謂諸候經濟就是一個明顯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資」

近年中國的三資企業達到十七萬家;如果把港澳台包括在內,外資現在已經在工業總產值中佔了12.8%,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中佔了10.4%。不過,外資在中國的實際影響遠超過這些數字所能顯示的情況。

近年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同中國國企合資,通過這個方式吞併了中國國企,連他們的名牌和市場份額包括在內。這同樣也是一種私有化,而且是一種把民族工業拱手讓與外資的私有化。

現在國內的洗滌用品行業,已為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所支配。15家合資企業產量佔全國總產量一半,但賣的都是P&G、英國利華、日本花王、德國漢高的牌子,而中國的名牌如熊貓、雙貓等俱已銷聲匿跡。(註十五)

啤酒行業更厲害。中國年產五萬噸啤酒廠,已有70%成了合資企業。而外資搞合資企業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棄自己的品牌,改採他們的品牌。結果中國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鵝等等逐漸為丹麥的嘉士伯、美國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諷剌的是,中國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給。有學者認為中國根本不必在這方面搞合資企業,更沒有必要讓外資控股(註十六)

在彩電行業,原來的國產名牌如長虹、熊貓、飛躍等等,一旦合資之後便失去蹤影,被外國名牌取而代之。

在醫藥業,三資企業已達到1000多家,其中三家合資企業是醫藥業中的十大企業之一,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現在,在最暢銷的50種藥品中,有40種是合資企業的洋藥。(註十七)

自行車業,三資企業達200家,已經吃掉了國產的飛鴿、永久、鳳凰等九個名牌。

造紙、輪胎、集成電路、家電業等等也紛紛陷入同樣境況。

這可是中共官員自覺選擇的結果。為貪小利而出賣國產名牌固然如此。(註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勵各級官員繼續出賣經濟主權的。許多國家都規定外資股份不能超過合資企業的五成,然而,號稱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國卻相反,在《中外合資企業法》規定外資股份不得低於25%,卻沒有規定上限,直接幫助了各級官員把國企連同品牌賣給外資。

有人指出中國國內儲蓄率達到45%(金融資產達一萬六千億元),依靠國內資金就足以支持7%8%的經濟增長,根本不必繼續那種嚴重依賴外資、優惠外資而令自己吃虧的政策。實情怎麼樣我們現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繼續引進外資,也沒有理由是這樣一種引進法。

護短經濟學

中共堅持公有制佔主導,可是,眼見私有制日益有取而代之的趨勢,中共的辯護士又怎樣自圓其說呢?那些官方經濟學家忙著解釋:其實「優勢」並不一定要體現在百分比上的;只要「公有制」始終扼控國民經濟命脈便可。對於把盈利國企賣掉或出售國有股權,他們也辯說:我們賣掉了國企,但換回了資金,這只是使國有財產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國家拿了錢還是可以再投資建廠,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云云━━這完全是詭辯。且不去說,在實際上這些交易,在一黨專政下決不會是真正等價交換的。退一步說,即使那是等價交換,那頂多只能說,國家作為賣者沒有交換價值上的損失,卻不能說國家沒有其他損失,更不能說那不是私有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明明轉到私人手上,怎麼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廠子,為什麼還要賣?是否就絕對沒有別的方法籌措資金?賣了這些盈利的廠,能保證新的投資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嗎?如果相同,又何必要為買而賣?豈非除褲放屁多此一舉?如果盈利更微些,豈非一大損失?雖說盈利高些不是沒可能,可是風險總是存在而且不小。幹麼要如此犯賤,好端端有安樂錢不享,去作這樣的敗家子?

這樣顯淺的道理,我們博學的經濟學家不會不知道。說穿了,這不過是欺騙而已。在最初搞農村承包制的時候,中共賭咒說不是恢復個體經濟,更不是允許私營經濟,而只是把家庭經營結合到合作經濟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伙,富農階級已經出現的時候,它還這樣說;在搞國企改革的時候更離譜。在第一階段,官方理論家力證,只有把經營權從所有權那兒分離出來,也就是政企分開,才能搞活國企;到真正實施兩權分離之後(雖然並非沒有打折扣),他們又忽然改口了:國企要改革,得要明晰產權,使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當經營者同時也是所有主的時候才能搞活國企。這時候他們又主張兩權統一了,只是不是統一到政府手裡,而是統一到企業官僚手裡。於是明晰產權就變成為搞股份制。在搞股份制時,為了安撫那些擔心國家股份會被化公為私的意見,他們又說,不要緊,不讓國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嗎!到了官僚資本強大到已經開始要把國家股出售或把國企出賣的時候,他們又出來說:哎喲,賣了也不要緊嘛,反正國家財產只是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

當年在開始局部市場化的時候,官方理論家也是指天誓日的,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因為我們只是開放消費品市場,而決不會開放勞動力、土地和生產資料市場。到了資產階級崛起,勞動力、土地與生產資料都事實上可以成為商品之後,他們又改口說,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生產,所以雖然我們有了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只要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我們搞的仍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好了,到現在,連這點也開始動搖了,他們又改口啦:社會主義主體地位並不體現在百分比上!鄧小平大概感到理虧,所以索性禁止人家問「姓資姓社」。其實,你們不如干脆認為,「我們共產黨搞什麼都是社會主義!」這不就行了!上述那種辯解只會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過,中共同那個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於皇帝是受害者,而中共呢,不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個騙局的得益人。鄧小平說,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是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實證明,有了先富,就不會有後富,因為先富的一定會胃口日大,妨礙著普通人也跟著富起來,尤其當這先富起來的是操縱了國家機器的專制官僚。普通人民不僅完全被擠掉,而且成為這批先富的剝削對象。

在政治上,中共老早就把國家主權竊奪過去,變成自己的私產。國家財產呢,盡管它也視之為禁臠,畢竟還沒有將之完全變為自己的財產。況且,同時他也禁止資產階級財產的存在。只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勉強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權是一個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但是,至遲到1988年修改憲法,中共政權就已正式變質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權了。雖然,在社會經濟上,當時還談不到已經完成資本主義復辟。不過,到了今天,很有可能連這點也已經完成了,或至少正在處於完成階段。計劃經濟已經基本瓦解了。除了局部產業,國有企業基本上是為利潤生產的。要完成在社會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復辟,並不需要資本主義佔領社會一切領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不是這樣。它只需要使利潤率成為起主導作用的調節器就行了,因為這就足以讓它支配其他經濟成份。今天中國即使還未達到這點,至少也是快達到了。根據胡鞍鋼的推算(參看表五),中國的農產品、工業產品、商業及投資的市場化指數大都超過一半,甚至是達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過半,也接近一半了。(註十九)此外,由於市場的盲目性而造成的生產過剩已經出現多時了(參看註十四)。這是利潤率起主要調節作用的一個反映。資產階級,特別是官僚資本,已經是社會經濟中的主角了。十多年來一直推動中共去補資本主義的課的知識份子們,你們所極力爭取的資本主義,已經在你們眼前了。

「不!我們所要的資本主義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這不是我們所要的!」

不,這的的確確就是你們所追求的東西。

要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就只能是你們眼前的這種官僚資本主義。醫生,你已經成功使死人復活了。承認科學怪人就是你所要的東西吧。

「難道你們主張走回頭路嗎?」

我們也不主張走回頭路。我們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資本主義的崛起;中共怎樣把中國私有化等等。應當走什麼路並不屬於本文探討的範圍。但是,對於現在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筆者不掩飾他的反感與反對,而且深信勞動人民也同筆者態度一樣。各種局部反抗事實上已經開始。資本主義復辟雖已基本完成,卻不表示它能夠安安穩穩地永遠騎在人民頭上。

表五 中國市場化指數以及其他四項市場化指數變化 單位:%

年份

市場化指數

價格
市場化指數

生產
市場化指數

商業
市場化指數

投資
市場化指數

1979

24.91

23.1

11.6

21.53

46.01

1980

32.13

38.9

17.7

24.03

48.57

1981

33.66

39.6

20.9

25.24

50.15

1982

35.77

45

21.7

25.56

51.3

1983

42.57

64

23.9

26.64

53.01

1984

45.56

63

32

30.91

54.45

1985

54.23

63.9

63

35.14

59.58

1986

55.67

64.3

64.7

37.73

60.59

1987

57.61

64

70.6

40.27

61.36

1988

61.33

70.2

76

43.2

60.54

1989

62.62

14.4

64.7

43.94

60.9

1990

62.17

71.7

74.8

45.4

60.41

1991

62.55

69.7

77.8

47.06

59.81

1992

63.23

71.7

81.8

45.39

58.71

1979-1992變化量

38.32

48.6

70.2

23.86

12.7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2》、《中國統計摘要1993》第21頁,第93頁以及《財貿經濟》199211期的數據計算。

一九九七年四月


註釋:

註一:《大分化新組合》,朱光磊主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26頁。

註二:《中國私營經濟研究文集》,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編,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63頁。

註三:同上,64頁。

註四1987118日的信報發表下面的一個表也能說明問題。大家不難解讀「集體擁有」的真意吧:

中國工業總生產中企業擁有權分佈權%

年份

國家擁有

集體擁有

個人擁有

其他

1978

77.63

22.37

0

0

1979

78.47

21.53

0

0

1980

75.97

23.54

0.02

0.48

1981

74.76

24.62

0.04

0.58

1982

74.44

24.82

0.06

0.68

1983

73.35

25.74

0.12

0.78

1984

69.09

29.71

0.19

1.01

1985

64.86

32.08

1.85

1.21

1986

62.27

33.51

2.76

1.46

1987

59.73

34.62

3.64

2.02

1988

56.8

36.15

4.34

2.72

1989

56.06

35.69

4.8

3.44

1990

54.6

35.62

5.39

4.38

1991

52.94

35.7

5.7

5.66

1992

48.09

38.04

6.76

7.11

1993

43.13

38.36

8.35

10.16

1994

34.07

40.87

11.51

13.55

註五:有人從另一個角度去了解資本主義經濟的實況。他們估計,從事實業的私營經濟的總資金為708.6億元,私人佔有的股份約為417億元,外資直接投資項目為1114.4億美元,三者相加,約在一萬億元以上,相當於國有資產的1/4。見《私有制與私有化》,胡培兆,載於《復印報刊資料━━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1996年第2期,49頁。

註六:《狂飆下的中國》,四川大學出版社,31頁。

註七:《1979-1993年中國私營經濟與公有制經濟互補關係的實證分析》李洪斌,載於《復印報刊資料━━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1996年第11期,35頁及41頁。

註八:同註二,302頁。

註九:西安市在深圳創辦的一家國有企業━━西有公司━━資產價值六千萬元,竟以385萬元出售給一家私營企業。不少地方對出讓的工業用地只基本上收取政府徵用農村集體土地的成本價,甚至是象徵式或全免地價。有一家印染廠以一百萬元人民幣賣給港商,但一百萬只是固定資產價格,對於印染廠的全部無形資產未作價,至少值五百萬的土地也絲毫未作價。見《中國工人》,中華全國總工會出版,1996年第十期,頁56。及《國有資產是怎樣流失的》,王保喜,載於《復印報刊資料━━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1994年第八期,65頁。

註十:山西太原市有個批發市場在改組為股份制企業中,將一千多萬國有資產無償劃給個人。《中國工人》,1996年第十期,6頁。

註十一:同註六,115頁。

註十二:同註二,302頁。

註十三:《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1994年第10期,24頁。

註十四1992年,全國工業企業的機床利用率僅為55%左右;電視機、冰箱、洗衣機、塑料制品的生產能力一半閑置。這是各地盲目投資的結果。

註十五:《瞭望》新聞週刊,1997年第3期,7頁。

註十六:《國產啤酒名牌難見蹤影》,李敏儀,信報,1996624日。

註十七:《『賣牌合資』現象掃描》,黃欣曄,《中國工人》,1996年第十一期,27頁。

註十八:「前不久,我國著名的冰箱制冷設備生產企業━━楊子集團與德國博世━━西門子家用電器公司簽訂了合資組建「安徽博西楊制冷有限公司」的合同。按合同規定,楊子集團使用的「楊子」商標以9600萬元人民幣轉讓給合資企業,轉讓期為50年,50年後再無償轉回楊子集團公司,50年後「楊子」商標也許早就被人們遺忘了。」

「美加凈」的例子更好笑。上海家化以每年一千萬元的價格把名牌「美加凈」賣給美國莊臣,有效期卅年。後來發覺吃虧,只得以每年一千二百萬元買回牌子,有效期也是卅年,總計要付出3億多元。俱見《中國工人》,1996年十一期。

註十九:胡鞍鋼是這樣解釋他所謂的市場指數的:「我們於是從投資、價格、生產和商業四個方面選取統計資料來編制中國市場化指數,以求適當地反映經濟運行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以及變化特徵。有關數據列入表一━━一。其中投資市場化指數是指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利用外資、自籌投資和其他投資」三項投資的比重;價格市場化指數是指農產品價格中非國家定價的比重;生產市場化指數是指工業總產值中非國有經濟所佔比重;商業市場化指數是指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非國有經濟所佔比重;中國市場化指數是由上述四項市場化指數加權合成的。」見《挑戰中國》,胡鞍鋼,新新聞出版部,台灣,1995年,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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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自由和社會主義

━━試論中國的用工制度

劉宇凡

中國經濟改革在各個方面都正在大力衝擊著舊有的高度集權的體制。勞動力管理體制也不例外。

中國卅多年來在勞動力管理制度方面實行所謂統包統配制。所謂統包,是指國家對所有城鎮中學或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全部「包」起來,保障他們的就業權利。就業權是明文寫在憲法上的權利,而且不像政治權利那樣純屬空文,而是相當落實的。就業保障權是世界工人運動一直夢寐以求的目標。但是直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能夠真正提供就業保障。尤其是那些長期落後,存在永久的龐大失業軍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工人一定會羨慕中國工人。不過,如果我們具體分析一下中國的就業保障,我們就會發現它在中國官僚政治下變形變得多麼可怕,就像社會主義已經變形到與極權統治等同一樣。在官僚統治下,權利不是權利,而是首長的恩典。古人說,長者賜,不敢辭。恩典是不能辭的。同樣,中共賜給全國職工的就業權利,也是不可「辭」的。在統包統配之下,即使你不願接受國家分配,要自謀職業,比方說,要當小販,或做小手工業者,國家決不會允許,一定要把你「包」下來。即使經濟困難,國家無法安排就業,那就把你送到農村「落戶」;後來不送了,任由失業也不許自謀職業。這種政策直到一九七八年後才開始轉變。

其次是所謂統配。就業保障本身同就業自由並沒有什麼勢不兩立的地方。但是,在官僚政治下,就業保障就意味就業自由的消失。統配是國家有權把你分配到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個行業,任何一間工廠,以至任何一個崗位;你只有服從分配之權。主管分配的是政府各級勞動部門。如果你是這些部門官僚的親戚朋友,哪你自然會分得優差。否則,你也許會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邊遠省份,在那兒「支援邊疆」、「貢獻一生」。你也許會被分配到厭惡性行業如清潔、掏糞,等等。

━━某某中學女畢業生被分配到一間死畜處理廠當工人。第一天上工,才知道原來要「處理」的,常常是爬滿蛆蟲的死豬、死狗。「處理」,就是廢物利用,為死畜剝皮拆骨。她不禁為之痛哭。不過,經過黨委書記的「思想教育」,她終於搞通了,明白到「寧要一人髒,換來萬人康」的偉大意義,於是第二天便喜孜孜上班去了━━這樣的政治神話在今天大陸報刊仍可見到。可以肯定,這位女孩子一定不是高幹的女兒。

統包統配制實際上把職工當作國家(實即中共)的財產,可以任意調來撥去。中共一直宣稱,統一分配職業正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因為這樣可以保證有計劃地根據國民經濟的需要去安排勞動力。然而,卅多年的經驗表明,所謂有計劃,實質無計劃。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要發揮人們的才幹,必須充份尊重個人的興趣、志向和專長。上億職工的職業問題統統由一小撮官僚負責分配,根本就不可能顧及個人興趣和專長,也不可能顧及各地及各行各業以至每個企業單位的特殊需要。在企業來說,勞動部門的官僚常常盲目胡來,企業需要的人,勞動部門不給;企業不需要的人,卻硬塞進來。不過,最痛苦的還是個人。從個人方面來說,盲目分配的結果,是大批人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專業不對口,或者沒有興趣,以至許多專才被投閑置散,蹉跎到老。例如,農林科技人員,全國僅有廿九萬,但是這麼一點人員,竟有一半用非所學(註一)。學自動化的當售貨員,學理論物理的當採購員,大有人在。

問題之所以這樣嚴重,是因為國家的分配是「一紙定終身」。一個職工未分配前,屬國家財產;一旦分配到某企業,便轉而屬該單位所有。這就是有名的「單位所有制」。職工(包括技術人員)無法轉業轉廠,一切都由單位「領導」所支配。要知道,在大陸,企業單位不純粹是經濟或生產組織。單位的小官僚不僅管工資、調級,而且管戶口、管糧油、管計劃生育、管政治、管「教育」、管「學習」……。一句話,無所不管。每一個人必須屬於某個單位,他才能生存。正因如此,單位「領導」對個人享有生死大權。所以,在中共「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實際上並不比封建領主統治下的農奴自由些。倘若你用非所學,用非所長,要轉廠轉業,簡直比飛天還難。

統包統配制不知扼殺了多少人的幸福。其中最可悲的是造成無數夫婦異地而居。至少在七八年之前,夫婦分居兩地,要申請調到一起團聚,簡直難之又難。尤其可惡的是,有時候一些單位「領導」,放著人材不用,但當人們申請轉業轉廠,而上級勞動部門亦已批准,但這些「領導」居然可以「卡著不放」!統包統配制發展到這個地步,真可謂腐朽透頂了。

統包統配的「理論」根據:勞動力公有說

最近引起了熱烈討論的經濟學家馬丁,他所寫的《當代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註二)談到:卅年來政治經濟學只是「簡單地、直接地成為現行經濟政策的附庸、傳聲筒和論證工具」,「一味地為經濟政策唱頌歌」。對於統包統配制也正好是這樣。因為在實踐上不承認個人有就業自由,所以在理論上就炮製了「勞動力公有說」的理論。卅多年來不少經濟學家都以此來為中共官僚的統包統配制辯護。勞動力公有說可以蔣家俊為代表。盡管目前不少經濟學家已改採勞動力個人所有說(雨田、孫浩、張一德)或部份個人所有說(薛暮橋、伍昂),但是,如果仔細讀他們的文章,就會發現,無論雨田也好、薛暮橋也好,他們實際上和蔣家俊沒有根本分別。他們只是說目前時期應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或部份地屬個人所有而已。一旦社會進入更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勞動力還是公有的。所以,他們骨子裡始終死抱住公有說不放,始終準備在將來把工人的人身也「共產」起來。

「勞動力公有說」最清楚的反映了中共的「社會主義」的本來面目,反映了它借社會主義之名,而行官僚極權主義之實。大家知道,勞動力,就是潛藏人身上的勞動的能力,它同人身是不可分割的,就像生育能力同人身不分割一樣。說勞動力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失去人身自由,成為社會的的財產,社會得任意支配他,而他卻無權支配自己。

按照公有說的理論,工人階級在廢除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把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的財產後,須由工人聯合成集體才能進行生產。而正在這時,工人的地位發生了十分玄妙的變化,簡直比得上最出色的戲法。首先是工人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繼而是每個工人也都成為工人集體的主人。一個工人一旦參與集體,盡管名義上他有三個身份━━股東、生產工人、個人,但是實際上他什麼都不是,因為他已把自己的人身條件全部讓渡給集體,也就等於說,他同奴隸實際相差不遠。集體對個人有無限權利(因為個人已屬集體所有),反過來個人對集體要盡無限的義務。中共的辯護士會說,不對,他不是奴隸,因為這個集體是民主的,因此每一個人都有可能通過民主途徑去反映他個人的意願。我們這樣回答:你們的所謂民主,實際是你們中共「領導」下的「民主」,不是真正民主。退一萬步說,即使你們痛改前非,真正實行民主。但是,首先,個人就業問題根本不必而且不應屬於集體決定的問題(這個問題下文會詳細論述。現在只簡單指出,工人組成社會主義集體,決不會而且根本不必讓渡他的人身條件,他的人身自主權只會比他在資本主義時更擴大更真實)。其次,即使集體是民主的集體,但是,要知道,集體不能無所不管,它所能管的只是一般的立法,一般政策等等,每一個人的就業問題是不可能交由集體決定的(不要忘記我們所說的集體一直是在全國平面上組成的工人集體),結果一定是由一個執行機關去單方面分配勞動力。而最後依然是官僚專權。可見,這種公有說的本質,不過是官僚假借工人階級之名以便專工人階級之政而已。你們口口聲聲引馬克思的話去為自己辯護。可是,馬克思不是說過,工人革命後,失去的只是鎖鍊,換來的卻是全世界嗎?然而,在中共統治下,工人為了得到那純屬名義的「主人翁」的堂皇桂冠,所付代價竟是自由的失去!馬克思其實很早就警告過,他所說的社會主義集體,是真正的由人民當家作主的集體,只有是這樣的集體,各個個人才能獲得自由。相反,在「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對于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桔」。(註三)

資本主義的就業自由

為什麼工人一旦組織成為集體,聯合佔有生產資料,每個工人就必須向集體讓渡自己的人身權?蔣家俊並沒有立即就這個問題作出回答。他像許多「理論家」一樣,先把這個人類歷史中個別階段的個別問題,突然上升為全部歷史的根本規律的問題。他說,要進行生產,必須把生產資料和生產者結合起來。只有生產者而沒有生產資料(工具、土地、廠房、機器……),是不可能進行生產的。以上這些都十分確。但是,他繼續說,「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只有在共同的基礎上才能結合起來」,「勞動力所有關係一般是隨著生產資料所有關係的改變而改變的」。(註四)換句話,生產資料屬誰,勞動力便也屬誰。跟著他便以歷史「為證」。他說,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都分別屬於奴隸主、封建領主和資本家,因此奴隸、農奴、僱佣工人也都分別屬於奴隸主、領主和資本家所有。

蔣家俊不知道,當他這樣說的時候,實際上把三種先後的社會制度都說成是奴隸制度。因為只有在奴隸制下面,奴隸主才既佔有生產資料又佔有奴隸的人身(所以奴隸不被視為人,而是工具,只是這種工具碰巧會說話而已)。領主雖支配農奴人身,但已不能佔有農奴的人身。農奴不准自由遷徙,以及需付出無酬力役;但是,究竟他還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經濟活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僱佣工人更是在法律上正式取得人身自主權,他們誰也不屬,只是屬於自己所有。工人的這種人身自主權,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之一。馬克思早就說過,「在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註五)。資本家佔有生產資料,但並不佔有勞動力;工人佔有勞動力,但不佔有生產資料。資本家要進行生產,必須聘請工人;工人要吃飯,必須出賣勞動力,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也沒有自己的機器。於是勞動力的供應和需求產生了。但是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並不是一次過買去。如果是一次過買去,他就是購買奴隸而非僱佣工人,但資本家要的是僱工人而非奴隸,因此他只是逐月地買(更通俗地說,是租入),在工人方面來看,他只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使用權,勞動力的所有權始終握在他手上,因此他可以在契約期滿時收回自己的勞動力,向老闆辭職。從老闆方面看,他同樣也可以辭退工人。資本家是不歡迎奴隸的。奴隸是無所謂辭退的,但資本家所需要的勞動力,乃是需要時可以大量購入,不需要時可以大量辭退的勞動力,而不是終身跟隨主人的「忠僕」。換句話,他需要的是能夠隨時依據市場的起跌來自由吞吐人手的僱佣工人,只有這樣他才能為市場而生產。否則,沒有自由的工人,就形不成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就不可能進行資本主義生產。

這一切證明,所謂勞動力所有權,決定於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理論」,是根本違反歷史事實的。

蔣家俊企圖捧出馬克思為他辯護。他引馬克思的話說:「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僱佣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繫在自己所有者手裡。」(註六)馬克思的確說過這句話。但明顯地不能把這句話解釋為二者全無分別,因為一個是喪失人身自由,一個呢,則享有人身自由。他的意思只是,盡管資本主義比奴隸制已進步了許多,工已獲得人身自主權,但是他指出,這種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已。工人沒有土地,沒有廠房,只有自己的勞動力。但是,僅僅佔有勞動力,對於工人來說是毫無用處的。恰恰相反,這種「財產」如果一天仍未「售出」,一天就仍然是負債而非資產。如果他想永保自由,他就沒有麵包吃。如果他重視麵包,那他就要把勞動力逐月地讓渡給資本家,由資本家支配自己。而一旦他進入資本家的廠房,他就沒有自由可言。勞動過程、勞動紀律,以及勞動崗位等,統統他都無權過問;勞動成果他更無權問津。誠然,他有選擇僱主的自由。他如果嫌這兒勞動強度太高,他可以另謀高就,而不必像奴隸那樣永遠忍受下去。但是,他頂多只有在這個或那個老闆之間作選擇,而不能在做不做打工仔之間作選擇。所以,工人的自由,不過是非出賣勞動力不可的自由,是十分不足的自由。也正是在這個社會意義上,工人仍屬於資本家所有。我們說是社會意義,而不是經濟意義,是因為工人階級雖非屬於資本家階級不可,但絕不是可以說,資本家階級也非佔有工人不可。資本家只在經濟繁榮中才需要佔用工人,而在衰退期中,即使工人自願當他們的奴隸,他們也敬謝不敏呢!可見,說資產階級真正佔有工人的勞動力,是多麼荒謬的說法!不,工人是自由的,只是這種自由同時包含不自由。就業自由包含失業自由;選擇僱主的自由同時意味受僱主束縛的不自由。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馬克思才說工人階級始終是不自由的,始終受人家支配的。但馬克思沒有否認,在一定限度內他們是自由的。只是這種自由還遠遠不是真正的自由。要有真正的自由,就必須要有就業保障,而且必須由工人自己管理生產,由工人當家作主。一句話,就是要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把資本家所佔有的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擁有。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就業保障和管理生產權。

社會主義:自由的擴大

工人如果要佔有資本家的生產資料,就必須聯合成集體,聯合地佔有並運用生產資料。這是因為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是社會化的生產資料,是大工廠,大機器,必須要集體的聯合勞動才能推動。工人革命不像農民革命。農民革命可以各拿一塊土地給自己。但工人革命非組成集體不可。如反其道而行,瓜分大工廠,結果只能是社會的大倒退。

這個聯合體中,個人與集體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每一個人,一方面是這個集體的一份子,另一方面仍是獨立的個人。這兩種身份不僅不像中共所說的是對立的,恰恰相反,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如果他不是獨立的,而是集體的財產,哪裡談得上他是集體的股東之一,哪裡談得上是「主人翁」?固然,他既參與集體,他就必須讓渡一部份權利給集體(下文將再論及),但是他的人身自主權是始終保留在他手中,不需要而且絕不應該讓渡給集體。就業自由是人身自主權的一部份。資本主義還讓工人享有就業自由,在社會主義就更應享有。這不僅是人權的起碼要求,而且是社會主義經濟所必需。因為在各種生產因素中,人是最特殊、最活躍的因素,而要發揮人的創造力,就必須尊重人的專長、興趣、志向,沒有這個條件,要發展經濟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尚且如此,社會主義號稱工人當家作主,就尤其如此。要知道,人是有尊嚴的。無論你怎樣否定工人的人身自主權,他們都會以各種消極反抗來證明他們應該享有。事實上,即使在奴隸社會,奴隸完全沒有人身權利,可是奴隸為了證明他不是工具,他同它們完全不同,他有尊嚴,因此便在生產過程中不斷毀壞工具,任性地使用工具。奴隸主為了減少損失,被迫採用最笨重的工具,而結果是生產效益的降低。這個歷史事實證明,否定人的自主權,不僅是被壓迫者的痛苦,而且造成嚴重的社會和經濟損失。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也正是這種變種「奴隸制」,正是中共不承認職工的人身自由,才迫使職工像奴隸那樣消極怠工、任意浪費公物、毀壞公物等。可見人身自主權不僅是對個人有利的權利,而且是對社會十分重要的權利。沒有它,就等於否定人。

但是,社會主義的意義不僅是保留人身自主權。如果僅僅如此,那又何須革命?社會主義建立國有財產,使工人有可能獲得更高級的自由。這就是就業保障,和有權參與支配集體,參與管理生產。

每個工人作為集體一份子,自然不是絕對自由。作為個人,他可以任意支配自己,可以有選擇權利。但是,他作為集體一份子,就需要讓渡給集體某些權利。所讓渡的權利不是個人自主權━━這我們已解釋過。所讓渡的只是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個人意志。一個小手工業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興趣隨意安排生產的快慢。但是在一間大工廠裡,就必須有劃一的勞動過程、勞動紀律。這是大生產所必要的。而這些勞動過程、勞動紀律是每一個人都必須遵守的。在這方面,集體意志高於個人意志。驟眼看去,這同資本主義一樣沒有真正自由。可是,首先,資本主義沒有就業保障,而社會主義由於是為需要而非為利潤而生產,能夠提供真正就業保障。其次,盡管社會主義不能消除勞動紀律,但是資本主義勞動紀律是資本家強加於工人的,而在真正社會主義,這些勞動紀律是由工人集體制訂的。因此工人只是遵守自己所訂的紀律。當然,抽象而言,工人集體所決定的紀律,未必每個工人都適應。但是,我們要知道,組成這個集體的不是身份各不相同的人,而是人人都是工人,他們之間沒有根本利益衝突。如果某種勞動紀律是有害於一個工人的,在一般情況下也會有害於所有工人。反之,有利於集體的規條,也一般有利個人。每個工人固然要服從集體,但由於民主的制度和階級利益的基本一致,使「服從」的意義不同於在資本主義下的服從,不是服從別人,而是服從自己。最後,由於生產的公有,因此工人可以集體地支配自己的勞動成果。因此,只有當個人不僅能掌握自己的人身自由,而且能和所有其他工人聯合起來去支配生產,去把一直與工人作對的生產資料變成自己集體所有,工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這才是馬克思所說的,「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實的(而非虛假的━━筆者按)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註七)

計劃經濟與就業自由

蔣家俊又從另一個角度主張勞動力公有說。他說,為了保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必須把勞動力的分配也納入計劃之內。如果讓工人享有人身自主權,可以自由擇業,就無法保證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

我們同意勞動力的分配必須是有計劃的。但是,計劃就等於行政命令,就一定抹煞個人自主權━━這是極端官僚主義的誤解。事實上,到了今天,大概已沒有幾個經濟學家再持此說了。因為計劃可以用行政命令,但更可以用經濟辦法。國家可以通過各種經濟摃扞(如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工資差距、福利政策、職業訓練、晉升制度等)去影響人們的就業選擇。例如邊遠地區,可以用高工資和有期限的合同制,來吸引所需的技術人員和職工。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說明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利害關係上,都必須要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所有。否認這點,無可避免造成生產倒退、官僚極權、人權受踐踏等等惡果。本來,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把人從純粹的「生產因素」提升為主人。但是,這些理論家卻全面後退,再次把工人貶低為「生產因素」,一句話,貶低為工具。

進一步,退兩步?

近幾年來,由於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經濟學家主張就業自由。這當然值得歡迎。工人如能獲得就業自由,無疑是一個進步。

不過,這個進步本身,會為工人帶來更大的進步呢,還是相反,帶來倒退,這是問題的所在。

上文早已說明,在社會主義下,工人不僅應該有就業自由,而且應該有就業保障,應該有管理生產的權利。

但是,有不少人始終是以官僚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國家不應再統一分配勞動力。工人有擇業自由,相反,企業也有聘請和開除工人的自由。這些原則本身是正確的(自然實際運用起來,在官僚政治下,難保不出問題。例如,企業官僚無理開除工人的問題)。但是,被開除的工人會否繼續有就業權利?更一般地說,國家會否繼續堅持就業保障?這是問題的關鍵。對此有些人始終是不置可否。

中國固然有許多東西須向資本主義學習。但恰恰是有關怎樣精巧地剝削工人的那套辦法不值得學習,至少是不值得號稱工人當家作主的中國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非常值得中共學習,但是它不肯學;而它們的壞東西,現在卻起勁的學。有關勞動力就業自由的問題就正是這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所最近所做的調查報告就反映了這種趨勢。這份報告從資產階級那兒學來那套市場辦法,利用勞動力市場來加劇工人之間的競爭,甚至特別利用失業工人使競爭更尖銳,以便降低工人工資。這個報告這樣說:「……打破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壁壘,展開不同所有制之間以及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讓剩餘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是從根本(註八)上抑制消費基金膨脹,抑制工資總水平持續上升的機制性選擇。」

「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勞動力的流動,既可以通過供給增加引起的就業競爭直接抑制工資的上漲,還可以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註九)和收入預期,通過弱化攀比心理而間接抑制工資上漲。」(註十)

「讓剩餘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就是利用失業工人壓低工資。既然失業工人有此妙用,而且是「根本」解決消費基金膨脹之道,那何必要消除失業?「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就是用市場的力量,利用工人之間的競爭,來打擊工人的自信心、尊嚴,迫他們不敢抬起頭來,不敢要求合理的工資。要知道,提出這種混帳主張的不是個別經濟學家,而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對官方有很大影響力。中國要改革,但是犧牲工人、打擊工人的改革,難道值得我們支持嗎?很明顯,如果中共最後真的朝這個方向走(目前已有許多跡像),那對於工人來說,這是大倒退而非進步。

一九八六年八月


註釋

註一:《勞動力必須有一定的自由流動》,經濟問題探索,八○年第六期。

註二:六月十五日明報。

註三:《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82頁。

註四:《關于社會主義勞動力所有關係問題》,學術月刊,八○年六月。

註五:《哥達網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13頁。

註六:同註四。

註七:同註三。

註八:《開放勞動力市場與勞動力管理體制改革》,經濟研究,八六年一月。

註九:在國有化財產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固然有可能出現失業,但那是個別經濟政策的失誤所造成,而非像資本主義那樣的根源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

註十:《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經濟研究,八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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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往何處去?

劉宇凡

中國人大最近正式通過了憲法修正,正式保護私營經濟和允許土地的轉讓。這個修正代表了中共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途程中一個新的里程碑。

到今天為止,官方理論家仍然矢口否認它在走資本主義。它始終認為它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且對於那種認為中國四九年革命跳過了資本主義階段,現在非要補資本主義的課不可的「補課論」,一再表示了憤慨。

所謂公有制的商品經濟

但是,至少從一九八四年中共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的決定》的文件以來,中共就開始走向資本主義了。這份文件改變了對社會主義的傳統公式,不再認為社會主義是「計劃為主,市場為副」了,而是認為社會主義本質上還是商品生產,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生產」。它認為「商品經濟的充份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中國未曾經歷過商品經濟的充份發展,所以現在要來補商品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共如是說)的課,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它認為充份發展商品生產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不是資本主義特有,而是許多社會所共有的一種生產方式。

這個觀點同傳統社會主義的觀點是完全相反的。我們並不認為凡是傳統觀點就一定適合中國。我們在此不談適合不適合的問題。我們談的是中共在理論上是否能自圓其說的問題。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最大弊病,是由於盲目競爭而造成的無政府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只會有利於資本家,而對於工人階級卻非常不利。社會主義就是要結束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代之以公有制,由工人直接有計劃地管理社會生產。在這種體制下,不僅資本和僱傭勞動已基本消失,而且調節生產的方式不再主要是依靠市場,而是主要依靠計劃,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周期性經濟危機,避免企業純粹為利潤而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弊病。而一旦實行計劃經濟,商品生產的範圍不能不大大縮小。(要指出,正統的社會主義觀點不像毛澤東那樣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後就能立即廢除商品生產。它認為要取消的只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而小商品生產━━小農、城市個體戶等━━則仍會在相當程度上保留,而且只能在社會化大生產不斷擴大的情況下,這部份商品生產才會逐步縮小。)到了整個社會已經達到了全部大生產的階段,生產力十分高,那時才談得上商品生產的消亡,而代之以實物計劃分配。所以,傳統的觀點都認為社會主義雖然不能立即取消商品,但至少是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日益縮小。

現在中共卻宣佈,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不僅要保留,而且要充份發展。這樣並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並非資本主義所特有。這種觀點其實不值一駁。商品生產當然不是資本主義特有。可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卻是資本主特有。更確切地說,「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就必然是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商品生產,都不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所以人們叫它做小商品生產。一種商品經濟如果稱得上是充份發展了的,至少要社會各個經濟部門(工業、商業、農業......等等)都已納入商品生產的範圍。小商品生產之所以是「小」,正因為它在整個社會中只佔極少部份,主要是在手工業和商業中,而廣大的農村卻是自然經濟佔統治。要到商品經濟完全征服了主要經濟部門,才有所謂充份發展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正是這樣的商品經濟。但資本主義是怎樣發展成這樣的呢?它就是依靠貨幣轉化為工業資本,勞動力轉化為商品這兩個條件。只有當這兩個條件都具備,小生產才有可能擴展成大生產,從手工業工場發展為僱傭成百上千工人的大工廠。沒有這兩個條件,是不可能完成這個改變的,不可能使商品經濟具有這樣強大的征服能力的。所以要商品經濟充份發展起來,就非要讓企業自由為市場生產不可,非要讓勞動力自由出賣不可。而這兩個條件恰恰就足以構成資本主義了,恰恰是資本主義的必要而且充份的條件了。

勞動力的商品化與商品生產

為了表明中共所主張的商品生產是如假包換的社會主義招牌,所以在《決定》中特別規定,勞動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真是奇談怪論!企業本身是商品生產者,但同時規定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場自由流通,那麼企業從那裡得到人手和土地呢?由國家分配嗎?如果這樣,企業本身怎能有充份自由去為市場而生產呢?怎能保證企業能夠順應市場的不斷波動而調整自己的生產呢?怎能真正讓企業自負盈虧呢?在勞動力和土地上又要它受國家的計劃支配,同時又要它自負盈虧,這豈不是自打嘴巴?中共這種又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又不許勞動力和土地變成商品的理論,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就是整個社會都是小商品生產者,每個生產單位的規模都極小,基本上是家庭手工業,根本不必使用僱傭勞動。只有在這個情況下,才能一方面既是商品生產,另一方面勞動力又不是商品,因而不成其為資本主義。不消說,這種社會即使存在,也不會持久,因為市場的規律很快就會造成兩極分化,結果最後還是發展為資本主義。如果在小生產的情況下尚且如此,那麼,在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了社會化大生產的情況下,實行「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只會畢直地走向資本主義。現在,國營企業的平均規模都很大,工人成千上萬,在這個情況下,要企業成為商品生產者,就非要讓它在市場中自由聘請工人和買入土地不可。在大生產的條件下,要麼實行計劃經濟,要麼實行商品經濟。如果實行前者,就不能不壓縮(而不是根本廢除)後者;相反,如果實行後者,便非同時要求實行勞動力自由流通不可,而這就等於基本上恢復了市場經濟,恢復了資本主義。所以,一個不容許勞動力和土地成為商品的「充份」發展的商品生產。這樣的模式根本上就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空想,如果不是徑直的欺騙的話。

《決定》通過後,四年過去了。在這四年中,究竟中共有沒有落實它的決定,不許勞力流通呢?沒有,因為這壓根兒是不能落實的。《決定》規定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可是在這四年中,勞動力和土地都日益成為商品。私人的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到現在已僱傭了差不多二百萬人(如果再加上香港資本家所僱傭的一百多萬,數目就更多)。在國營企業方面,越來越多呼聲要求成立勞動市場,打破統一分配制度。事實上中共也正在研究有關方案,基本趨勢是讓勞動力充份流通起來。合同工現在已代替了傳統的終身用工制。土地的轉讓,目前也已經從農村發展到城市。到了最近,中共也終於決定要修憲,正式承認私營經濟和土地轉讓,也等於承認勞動力可以成為商品了。事實證明,不過四年,中共就已經放棄它那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的充份發展的商品生產的空想了。對此,很多人尤其是香港的資產階級,非常歡迎。這表示甚麼呢?不過表示中共決不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不過表示中共正在走向資本主義而已。

商品生產能真正加以計劃嗎?

官方理論家會反駁說,不對!我們的商品生產始終不同於資本主義,因為我們的商品生產是有計劃的商品生產。《決定》是說得很清楚的。真是公然的欺騙!按照定義,商品生產就由彼此獨立的、互相競爭的商品生產者為市場而生產的制度。馬克思對此是講得很清楚的。在這裡決定生產和投資的最高決策者,是市場而不是其他。每一個生產者,生產甚麼完全是自己的私事,但是商品最後能否賣得出,卻決定於市場。任何事先的估計,計劃,在商品生產裡要服從市場這個最後的決定。所以商品生產是一種事後調節的經濟模式。相反,計劃經濟則是一種事前的調節,預先把生產因素分配給企業。在這裡即使仍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成份(這是不可避免的),畢竟最後決定權仍在計劃者手裡。這兩種方式當然不是絕對對立,在一切領域中都不能相容(這是毛澤東的偉大發明,與馬克思無關),但至少基本上是矛盾的,不能把兩種方式同時作為主要的生產方式。說甚麼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決然是幻想。你可以不同意馬克思主義,你可以認為中國應走資本主義,但你不能歪曲馬克思主義,不能掛羊頭賣狗肉,掛著社會主義招牌而行資本主義之實。

官方理論家這時候就會義憤填膺,抗議說:你一味雞蛋裡挑骨頭。你完全抹煞了我們維持社會主義的誠意。就算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提法不妥當,就算正式承認私營經濟就是向資本主義讓步,但是黨和國家始終要維持公有制為主導,始終認為私營經濟都不過是公有制的補充。國有經濟始終要佔多數。有這一條,就是中國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明證。

「公有制」本身的蛻變

我們不懷疑中共保持國營經濟為主導的誠意。畢竟,這是它統治的物質基礎。但這點本身不能保證中國不會滑向資本主義。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份條件,單靠它還不能就定性為社會主義。事實上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國有經濟、有些國家的國營經濟成份也很高。在中國,國有財產名義上屬於全民財產,但是實際上人民一點不能過問,因為它是中共的禁臠,完全受中共一黨支配。在這個情況下,中共要把國有經濟出賣給私人,障礙是不會很大的。當然,像中共以前那樣完全以國有制壓制市場和個體經濟,強迫各種經濟成份一律向國有經濟過渡,在這個情況下,這種國有經濟當然具有非資本主義成份。那時中共當然不是走資本主義。現在就不同了。現在它卻公開保證香港資本主義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不變,公開保障香港資產階級長達百年的的利益,最近又再對國內的新興的城市和農村資產階級作出保障(儘管條件不及香港的表兄弟),這一切一切都表示:一國兩制和最近的修憲,已經使中國的國家性質開始變質,從壓制資產階級一變而為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機器。這個傾向發展下去,整個國家就會完全質變成資產階級的國家,那時即使國營經濟仍佔多數,也無補於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本身也一定隨之而變質,變成資產階級的國有經濟。

現在這個傾向當然未完成。但是這個傾向越來越壓倒非資本主義傾向。國營經濟本身正在經歷改革。傳統的官僚計劃模式已經完全破產。八年來中共對國營經濟的改革越來越大膽,每走一步都更快走向私有化。租賃制本身就是一種準私有化,因為在租賃期內,租賃者對企業有極大的支配權,而且分享相當部份利潤;租賃者本人就是大半個資本家。承包制自然沒有那樣大程度的私有化,承包者的所得仍只佔利潤一個很少部份,而且通過承包合同政府仍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企業。但是這只是目前狀況;國有經濟的內在矛盾正在強烈要求改變這種不倫不類的管理方式,正強烈要求更大程度的私有化。

任何經濟要發展得好,其中一個重要條件是財產的所有者有充份權力密切監督實際經營者,因為只有所有者才是這份財產的最關懷備致的愛護者。私人經濟如是,國有濟經也如是。在資本主義,雖然所有權和經營權往往不是同一個人,但是並不等於大資本家喪失了權力,而那些受薪董事、總經理可以與資本家平起平坐了。兩權的分離不過是一種表面的分離而不是根本分離,最後決定權始終操在資本家手裡。只有這樣企業才會追求最優化。在中國國有經濟方面,法律上它屬全民所有,人民就是所有者。但是中國的根本矛盾正在於:人民對自己的財產完全不能過問。中共以全民的當然代表者的資格篡奪了財產的支配權,可以對之任意處置。但由於它還沒有正式連財產權也篡奪過來,所以它支配的始終是別人的財產而不是自己的財產,因此它以最大的冷漠和專橫來對待這些財產,任意浪費而可以不痛心,而且由於實行一黨專政可以不負絲毫政治責任。在這個情況下,國營企業不能不以極低效率運行。

癥結在於國營經濟的所有權歸誰

過去所實行的由政府直接控制國營企業的模式,固然效果甚差,因為那些政治官僚對待國有財產固然非常冷漠,而且完全不懂行。現在中共宣佈,要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國家(應當讀作「中共」)作為全民財產所有權的當然代表,不再干預企業,企業的廠長、經理可以享有經營權,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其實在中國所有權與經營權從來都是分離的。現在新舊體制的分別只在於:舊體制下由主管部門的政治官僚控制企業,現在則削弱政治官僚權力,大大增加企業官僚的權力。但作為國有財產的所有者的人民,始終無權過問。所以,說現在體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不如說是政治官僚與企業官僚分離。)在這個名義下,現在已經有七成國有企業實行了承包制。由於企業廠長有專業知識,而且改革後廠長同企業有一定的物質利益關係,所以效益無疑比以前好了些。但問題未根本解決。由於這些改革未曾觸動所有權的問題,那些廠長、經理始終在吃全民財產的大鍋飯,始終並不真心愛護國有財產。承包制最大問題之一,是那些承包者在承包期內拼命耗盡企業的生產能力,純粹追求短期效益,犧牲企業的長期效益。企業這種「短期行為」到現在為止仍根本無法解決。所以,現在又有人提出實行資產經營負責制、股份制(自然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式的股份制),以便讓經營者能多少取得一部份所有權,企圖使企業廠長能對企業有更長期的計劃和真正的愛護。但這些模式始終是不倫不類的,廠長經理從這種模式中所有的權力和利益始終不能大到足以使他們真正全面關心企業。其實,要解決這個矛盾,只有到財產所有權(真正的而不是虛假的,不是由一個黨去作所有權的天命的「代表」的那種)與管理權重新結合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在這裡有兩種選擇。一條是把全民財產真正歸由全民支配,讓人民通過民主選舉的代表直接或間接管理國有經濟。另一條是把全民財產用或明或暗的方式轉給私人,首先轉給所謂企業家。第一條路中共是決不會採取的。早在改革初期,任何有關模仿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模式都不受中共歡迎。所謂職工代表大會完全只是一個政治花瓶,在企業全無權力。要知道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本質上還不是真正的工人民主。但中共連如此有限的民主自治也不肯推行,更遑論真正的民主了。所以,第二條路是更現成、更有利於官僚的辦法。現在它仍未正式採取這種辦法,但是如此國有企業始終搞得公不公、私不私,結果始終還是無法提高效益。但生產再搞不上去是不行的了。

長期生產效益停滯所造成的矛盾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而實行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可能會比傳統的模式有更大的優越性。所以實行私有化的壓力將會日益強大。事實上,現在有關要改革所有制的呼聲越來越大了。許多人都指出,不讓企業經營者同所有權掛鉤,很難使他們真正關心企業。不過,如此一來,所謂「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理論,不又破產了嗎?當然,私有化的阻力還是有的,其中之一就是政治官僚。不過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解決。只要政治官僚可以繼續分得利益,他們就不會根本反對。私有化後的企業,仍不得不去拜這些政治菩薩,不得不與他們瓜分利潤。以前政治官僚是通過直接支配企業來得到利益,私有化後它可以通過間接途徑同樣取得利益,就像封建時代封建主從榨取力役租轉變為榨取貨幣租一樣,形式變了,壓榨可沒有變。最近有一篇報導,說有個廠長埋怨政府一方面放權,但另一方面各個部門經常下達攤派。有個官員答曰:放權有必要,攤派也有必要。這最能反映這些政治官僚的心態。有些人以為中國如果恢復資本主義,那就會跟西方那樣自由,那樣民主。那全然是幻想。最大可能是同許多落後國家一樣,官僚政府大大侵奪人民的利益,包括資產階級的利益。

自負盈虧和計劃支配的兩難

私有化的壓力可以從計劃與市場的矛盾中進一步暴露出來。現在中共自己在對待企業方面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不能再讓企業長期虧損和低效益運行下去,因此它要企業自負盈虧,不許它再受國家補貼。但另一方面,它又始終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企業的投入和產出,企業的產、供、銷和人、財、物各方面,始終要維持計劃體制。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要企業能有十足的盈利能力,就要讓企業享有完全的自決權,這樣才能讓企業充份適應和利用市場的波動。相反,如果在產、供、銷各方面始終或大或小地支配著企業,企業就不能真正做到自負盈虧。二者必擇其一。中共今後會選擇哪條路呢?集權計劃之路嗎?機會很少。(中共眼中的計劃,就一定是官僚集中的計劃,民主自治的計劃這種模式它想也不曾想過)。官僚集中的計劃,現在名聲都很臭了,不會搞得多久的。所以餘下的道路就只有更大規模的市場化了。到了那時,所有企業都是各自為利潤而生產、而彼此競爭,即使它們名義上仍是國有企業,但本質上就已經是資本主義的國營企業而不是社會主義了。中共說它仍實行指導性計劃,用稅收、利率、價格等經濟槓桿來引導企業,所以仍是社會主義性。這完全是掩耳盜鈴。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國何嘗不是如此呢?

結語

本文的目的不是論述資本主義的優劣問題,而是要揭露中共在理論上的自相矛盾。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有計劃商品經濟」這個公式,如果實行起來,結果一定走向資本主義。最近的修憲代表了在復辟資本主義的路途上新的一步。當然現在還未完成。日後的發展還決定於各種力量的對比和鬥爭結果。可是,至少可以這樣說:中共整個領導層走資本主義(不管以甚麼社會主義招牌來作掩飾)的傾向是壓倒其他傾向的,客觀的社會矛盾大大迫使它這樣做;主觀的利益也引誘它這樣做。許多人認為,中共的「保守派」的存在本身證明中共仍有相當多人堅持社會主義。這純然是幻想。到目前為止從沒聽說過所謂保守派中任何頭面人物是根本反對目前路線(「充份發展商品經濟」)的;就算他們是「保守」罷,但他們「保」的和「守」的是甚麼呢?果真是社會主義嗎?不!他們要保守的,不過是政治上的絕對專制主義,對於鄧小平的開明專制不以為然而已。他們的言論事實上也主要歸入這個範圍。對於真正重大的社會主義原則━━民主、多黨制、工人監督生產━━他們從來都是粗暴地踐踏。他們所一直堅持的,其實只有國有制和一黨專政。一黨專政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原則。只有國有制還可算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可是,現在國有經濟已經千瘡百孔了,連他們自己對它也已經大失信心了。他們不得不進行一場連他們也看不清楚的改革。他們的真正的底線,就只有一黨專政這一條了。以為他們對社會主義有「忠誠」信仰,以為因此他們會根本反對走向資本主義,那未免太天真了。在他們來說,一黨專政是體,主義是用,只要能夠使他們的統治更鞏固,改換主義是不很困難的。當然以後如何仍須拭目以待。但是,現在中共每走一步,都往往使理論與現實的矛盾更其尖銳,而不論採取甚麼方法解決這些矛盾,結果都只能更進一步暴露自己的背信棄義和前後矛盾。

一九八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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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承包制與大鍋飯問題

向青

今年中共已經全面推行企業承包制。據說,這種制度大大有助於解決中國國營經濟的兩個非常嚴重的根本毛病,就是政企不分和企業吃大鍋飯的問題。大家知道,在原先那種絕對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下,企業不過是政府機關的分支,而且是毫無決策權力的分支。除了日常生產運作中純粹技術性的問題以外,一切都要聽從政府主管部門的指揮,一切都要等待政府主管決定。而原料供應、產品銷售、設備更新、員工任免等等,也統統由國家包下來。賺錢就上繳(有時企業可以保留一個很小的部分,叫做留成),虧本也全歸國家承擔。在那種制度下,企業既不能有所作為,也不需要有所作為(反正有國家的大鍋飯吃);而政府主管官員(尤其是有關的黨委)則可以對企業瞎指揮,事實上也一直在瞎指揮。即使有個別官員盡忠職守,很想把國營企業管好,由于他不是企業的直接經營者,對任何一個企業的實際情況都隔膜重大,更不可能對屬下每個企業都了解清楚,照顧週到,所以也無法把事情辦好。更不用說那些以權謀私的了。總而言之,原先的集權制度造成了人所共見的後果:國營企業的經濟效益低得出奇,浪費驚人。

承包制就是針對上述病症所下的一劑藥。所謂承包制,就是政府主管部門同所屬企業的廠長簽訂承包合同,在一定期限內(一般是幾年)把企業的經濟權交給承包人,政府主管(發包人)在期內不再干預企業的經營,而承包人要完成合同內所規定的指標(包括上繳利潤指標,技術改造指標,固定資產增值指標等)。如果承包人經營得法,盈利超過指標,超出的部份可以讓企業留用幾分之幾,承包人還可以領得若干獎金。如果達不到指標,甚至虧本,所造成的損失也由企業本身和承包人承擔,甚至還要受罰,國家不再替他們負責。中共認為,實行承包制,企業就得到了經營自主權,不受行政當局牽制,增加活力,能夠到市場上去大顯身手,同時又自負盈虧,再不能(也不需要)吃國家的大鍋飯了。

在決定全面推行之前,承包制已經在中國局部試行好幾年了。而在這幾年的試行中表現得怎樣?能解決問題嗎?我們現在來初步討論一下。為了行文便利,我們就用對話的形式來表達。

***

甲:承包制經過幾年的局部試行之後,又在全國普遍推行了,這大概表示試行的成績很令人滿意吧?

乙:在內地出版物上,我們看到許多關乎「一包就靈」的報導。我相信,大體上,承包制提高了國營企業的活力和效率,這點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實行承包制只是管理體制的改革,現在內地許多人認為,國營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原因,不只是過去的管理體制不妥,還有企業國有制也是原因之一。所以現在內地發表許多文章談論改革所有制的問題。有人主張國營企業不再單純歸國家所有,要改為股份制,至少讓企業本身享有一部份所有權。這樣,他們認為,企業的經營者才能夠拿出主人翁的態度,充份投入市場,採取最有效的經營方針,徹底拋棄吃國家大鍋飯的態度。

甲:看來,代表廠長階層向國家爭取分權的傾向越來越大膽了。起初要求把企業經營權交給廠長,現在又進一步要求企業分享所有權的一部份了。

乙:正是這樣。不過,如果看看他們的理論根據,卻好像是從一種立場轉到了相反的立場。當初要求把經營權交給廠長的時候,人們極力鼓吹經營權和所有權的分離。他們說,經營權和所有權是可以分開的,分開以後,企業所有權仍舊是國家的,但經營權交給廠長,這樣會經營得更好。實行承包制,正是為了保證經營權充份獨立,不受所有權干預。現在,主張改革所有制的理由卻是說,經營者完全不掌握所有權是經營得不好的。

甲:企業經營者如果同時是企業的所有者,他對企業的關心會更週到,而企業國有制則助長吃大鍋飯的傾向,這種見解我覺得合理,而且相當明顯。

乙:我可以同意說企業的主人對企業最關心,但不同意說國有制一定助長大鍋飯傾向。除了國有制之外還要加上其他情況(一些不良的情況),才會助長大鍋飯的傾向。企業屬于國家所有,如果這個國家實行充份的民主制,全體勞動人民真正是國家的主人翁,那麼,每個企業的全體員工也都是本企業的主人了(當然還有許多別人也是主人),所以,企業的全體員工(包括廠長在內)也會(雖然不是一定)很關心自己的企業,也會很關心國家的利益,而不採取吃大鍋飯的態度。

甲:我覺得你忽視了私有的主人和國有的主人在處境上的不同。一個人單獨(或者少數幾個人共同)擁有一個企業,這個企業的盈利或虧損對他(或他們)個人利益的影響很大,所以他們一定十分關心這企業的業務,也容易親自去料理。但是全國經濟上的得失以及每一個國營企業的盈虧對于每個人民的影響就不那麼直接,而且分攤起來也不那麼大了,所以一般人民不會那麼關心。即使關心,他們也沒辦法去直接料理,只能委託代表(政府官員和廠長等等)去料理。但這些代表每人只是國家和企業的十億分之一的工人,所有權很小,對于得失分攤的承受也很小,經營管理權卻很大,他們自然容易拿大家的財產去冒險亂搞,或者屍位素餐,無所作為,總而言之,就是吃國家的大鍋飯。

乙:你那種見解就是現在一般人的見解,看起來好像很合情合理,不證自明,其實經不起嚴格的考察,站不住的。你們那種見解等於說,只有企業主人親自去經營,才辦得好;一委託給別人代理,就很容易搞壞了。你們忘記了,當代資本主義不是產生了一個強大的經理階層,他們專門受聘代表那些最大的公司的股東去主持經營嗎?他們所經營的企業不是最成功,最發財的嗎?為什麼資本家有辦法去考核所聘用的經理的工作,不讓經理拿公司的財產亂搞,人民(作為國家和國有企業的主人)就沒有辦法考核和監督國家官員和國營企業負責人的工作?社會主義國家不可以繼續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管理方法嗎?現在中國試行承包制以及其他新的管理體制和方法,目的不正是妥善劃清權責並且確立考核監督的辦法嗎?

甲:但是國家這麼大,一般人民每個都會覺得「我哪裡管得了這些,而且我不過佔很小的一份而已」。事實上人人都不關心,都管不了。

乙:現在和過去一般人都不大關心,這是事實,但並非因為國家的利害同個人利害之間的關連很難了解,而是因為事實上人民一直並沒有得到國家主人翁的地位和權利。名義上,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國家的財產稱為全民所有的財產,實際上人民對於國家大事全無權過問,執政者也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人民事實上並不是主人,所以他們對國家和國營企業也缺乏主人式的關心。人民根本沒有主人的權力,當然一切都管不了。但是一旦人民爭取到了真正的主權,就毫無理由說他們仍舊沒辦法去管了。國家雖大,但人民也多,人人有份,人人都會來管。建立一整套全民參與、分工合作、權責分明的制度,絕不是辦不到的事情。有資本主義的經驗可供參考,人民的智慧大可發揮。每個廠長和每個官員在一切工作和生活活動中都免不了要向一些人民接觸,因而隨時隨地都在主人的耳目之下,人民只要真正成了主人,要監督他們其實比資本家監督公司經理更容易,可以更週到許多。專制統治者通過一兩千萬官僚、警察、特務和街坊組長都可以把十億人民監視到動輒得咎,為什麼反過來十億人民沒辦法正正當當地監督住全國的公務員和企業主管,不讓他們為非作歹或者屍位素餐呢?總而言之,今天中國的毛病不是真正工農國家的國有制的毛病,而是一黨專政和官僚專制的毛病。

甲:講道理我承認你有一套,我駁不倒你,可是,你們的道理實行得了嗎?「人民,人民」!人民哪一年才拿得到權力呢?況且,人民本身那麼美好嗎?今天的中國,不光是官僚和廠長他們以權謀私,一般人民,連工人農民在內,只要有機會,誰不是「大家拿,拿大家」,誰不想少做多拿?人民有什麼理想,有什麼公德心?道德淪亡到連「人情薄過紙,笑貧不笑娼」的香港人見了都搖頭嘆息。這樣的人民能夠做國家的主人,創造新社會?也許等到一千年、一萬年以後吧!在此之前,恐怕先要經歷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補課」若干年,等人民衣食足了,然後知禮儀,然後才能夠治國平天下。

乙:我們越談越遠了,不過這也難怪。每一方面的問題本來就都關連到根本的問題。現在中國的社會風氣實在是很壞,可以說人民很腐化墮落。在腐化墮落的時代,腐化墮落的統治下,一般人民怎能夠不腐化墮落呢?我們姑且不談那些並不腐化墮落反而奮鬥爭取進步的少數人,也不談稍有進步的另一方面的現像━━這些畢竟只是很小的少數,畢竟遠遠沒有佔優勢。我只想指出,一般人民的腐化墮落和統治者的腐化墮落不一樣。統治者的腐化行為是加緊剝削人民,無限度地增加自己的享樂和特權,人民的腐化只是用不正當的手段暫時減輕自己生活的惡化。人民的腐化行為是尚未找到真正出路之前暫時的私人自衛手段。這是不能持久,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的。全體人民都少做多享,不久就會發現,消費品越來越難以拿到,簡直沒得可享了。人民再要拿,只能拿整個社會的分配大權,拿政權,拿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拿經濟管理權。客觀上,勞勤人民只有這條出路,所以遲早人民會看出這條路。事物的發展不是直線的,不但充滿曲折,而且有時逆轉。古語說,「物極必反」,「窮則變,變則通」。社會在大轉變、大突破的前夕,顯得非常腐敗,這並不是例外,反倒是常規。一旦普羅大被迫起來用集體奮鬥的手段打開出路,那時大眾的行為和思想就迅速猛烈地轉變了,整個社會的風氣也不大相同了。

至於中國會不會回頭去重新經歷一番資本主義,這個問題很複雜,現在我不能談。我只想簡單地說,這是有可能的,今天中共的改革路線實際上是朝著這個方向,但未必一定走到底。如果以為回到資本主義是最好或者唯一走得通的道路,那就大錯了。如果中國恢復資本主義,那景象決不是最自由、最民主、最先進的當代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而是類似菲律賓或南韓那樣的專制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有人說,按照馬克思主義,每個國家都一定要經過資本主義的充份發展,然後才能夠走社會主義道路。那是曲解,是謬論。像中國這樣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勞動人民的政權之下,暫時保留一部份資本主義經濟,是可以的,必要的。但若整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但對勞動人民不利,也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利。

甲:中國應否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問題以後再談,我們回頭來談企業承包制吧。你是不是認為企業承包制切合中國當前的需要,是個好制度呢?

乙:實行承包制表示劃分政府機關和企業,讓企業享有必要的經營自主權,是一種分權的辦法,在這方面,我認為承包制是好的,是一種進步改革。承包以後,企業有興趣於提高效益,尋求發展,不再滿足於完成上級交來的任務,就是因為企業得到了經營自主權。另方面,承包制是私人承包制,一般由廠長個人承包,有的由一個小組的人承包,或者由整個企業全體員工集體承包。不論有多少人,他們都是作為私人的組合來包的,而不是以國營企業的一個單位的身份來掌握經濟權。所以,我認為,現行的承包制的精神是把企業的經營權交給私人,這樣,也就是模仿資本主義的方式,走私人經營的道路。加以現在中共宣佈整個社會主義經濟都屬於商品經濟,要盡量發揮市場的作用,每個國營企業都應該努力投入市場,這就更令承包者帶有明顯的資本主義企業家的傾向了。這方面我認為是不好的。

甲:不好在哪裡呢?所謂資本主義企業家的傾向又指什麼呢?

乙:那些承包者會傾向于唯利是圖,只要有市場,好賺錢,就不考慮其他方面的利害關係。對本企業員工的政策也是全看怎樣能讓企業多賺錢,可能盡量壓低工資,不顧工業安全,或者收買員工來欺騙國家,諸如此類。這些統統是損害全體人民,也妨礙國民經濟發展的。

甲:那麼,你究竟贊成還是反對全面推行承包制呢?

乙:我不贊成全面推行。我認為應該全面推行工人自治,就是承認每一個國營企業單位都在全國的經濟計劃範圍內有經營自主權,企業的全體員工都有權參與管理,監督廠長。廠長(企業的主要負責人)在員工同意之下由國家任命,員工代表大會有權將他罷免。當然,同時要在全國真正實行政治的民主和自由,經濟計劃也要在全國人民的監督和參與之下制定和執行。總而言之,我主張實行真正工人階級的(也就是社會主義方向的)民主管理。我認為這樣才能夠充份發動每個人和每個企業單位的活力,定出最好的經濟計劃並保證它的執行(包括必要時的修改),把經濟管理體制逐漸修改到最妥善,達到國民經濟最好的發展。

一九八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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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業的危機與中國工人階級

劉宇凡

在各種各樣的經濟失控中,工資失控也是中國經濟的一個大問題,儘管同投資失控比仍差一大截。在工人的種種壓力下,加上廠長自己的個人考慮,企業所發的獎金往往超出預算。本來,按規定企業要把利潤留成(以前是完全沒有企業留利,一切要上繳國家的),主要用於生產發展基金、新產品試製等。少部份才用於發獎金。不過實際上很少廠長老實執行規定。有些甚至把大部份留利都發了獎金,或者以種種藉口大發實物,以逃避財政部的追究。

從表一可以看到,八四年的工資(包括獎金)增長率最高。以後雖然逐年下降,但仍比八三年高出許多。實際情況可能較為嚴重些,因為這裡往往沒有把發實物包括在內。


 

表一 全民所有制工人工資比上年增長速度

 

貨幣工資

實際工資

1983

3.70

1.40

1984

19.55

16.45

1985

17.30

4.80

1986

16.50

9.00

1987

12.40

5.10

有人指出,貨幣工資的增長速度已經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如果國民收入增長率為一,那麼八四年的貨幣工資增長率就是一點五八,八五年是一點七九,八六年更升為二點七。如果貨幣工資再增長,就會大大超過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

有些人據此就認為,即使不是完全停止工資增長,也要大力控制工資,不容工資有更大的增幅,否則增長率持續超過國民收入,一定會引起通貨膨脹。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陳文鴻月前在電視訪問上也持這種見解。

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根據

這種見解是錯誤的。首先,同樣從表一可以看到,由於物價上漲,已經大大抵消了貨幣工資的增長。從八五年開始,實際工資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直至去年只有百分之五點一了。但這個數字是不可靠的,因為官方有意低估了物價。不過,即使是根據官方公佈,已經有至少五份一工人生活水平下降了。

事實上中國工人階級吃了幾十年苦頭也吃夠了。在「勤儉建國」的口號下,中國工人工資幾乎凍結了幾十年。從一九五二年到七八年,廿六年間工資只增長了四點四成,平均每年只增長百分之一點七。只是從七九年起工資才有了點上升。中共也不得不承認,這些工資增長有很大部份的交「欠帳」的性質。可是,「欠帳」還沒有交完,實際工資的增長又大大減慢了。

一方面是因為一直生活困苦,另一方面又因為物價高漲,在在迫使工人非常強烈的要求增加工資。與其說工資增長超出預算,倒不如說原來的預算就太低,太不足夠生活所需。

但再增加工資,會不會引起更嚴重的通貨膨脹呢?很可能會。但這不是工人的責任。是先有通貨膨脹,然後才有提高工資的迫切要求。事實上,今天的通貨膨脹,主要不是工資增長引起的,而是由中共的市場化路線所造成的投資和消費膨脹所引起的。這個原因不消除,即使把工資再壓低也無法消除通脹。反過來,如果沒有上述原因,工資再增長多些也不會引起真正嚴重的通脹。所以,要做的決不是壓止工資,而是要解決官僚的投資和消費失控。

中國的總工會提出工資應隨物價上升而上升,我們非常贊同。從整個社會的利益來看,這是十分必需的。由於長年的被壓制,工人對工作有很強烈的抗拒情緒。普遍存在怠工現象。如果不大幅度提高工資,勢難提高工人的生產積極性。

國民收入與工資增長

不過,我們承認,上述要求亦最多只能解決工資追不上物價這個問題,不用說它未曾解決物價問題,未曾解決今天的經濟危機。相反,從長遠來說,如果找不到更根本的辦法,整個危機有可能更加深。

我們且不去說別的,先說同工人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就說中國的工業罷。今天中國農業有危機,工業也有危機,甚至其程度比農業大。中國工人如果不去解決這個危機,只是著眼於爭取個人或個別工廠的工資增長,更不用說用種種消極方式抵抗,其結果恐怕是不妙的。

剛才提到,有人指出近年工資增長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這是一種說法。但其實更可以有另一種說法。不是工資增長過快,而是國民收入的增長本身下降了,所以才顯得工資增長過多。從表二可以看到,國民收入增長從八四年的百分之十三點五高速,逐步下降,其中八六年一下子降為百分之七點四,下降了差不多一半。(當然七點四的速度同國外比也不低,但因為這個速度是以工業超速的不正常的增長為代價,所以並非十分可喜)國民收入暴起暴跌,極不穩定,自然不容易支持工資的穩定增長。

表二 國民收入指數(以上年為100

1981

104.9

1982

108.3

1983

109.8

1984

113.5

1985

112.7

1986

107.4

1987

109.3

工業的驚人浪費

國民收入為什麼這樣不穩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工業經濟效益奇差,投入很多,而產出很少。從一九五三年至八零年,卅年間全國固定資產總值增長了廿一倍,但從中得到多少國民收入呢?只有四倍。從表三可以看到,中國工業每積累一百元所帶來的利稅收入,竟然從五二年的廿五點一三元下跌為八六年的十九點八九元,三十多年間盈利不升反降!效益如此差劣,當然有礙國民收入的穩定而長足的發展。

表三 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實現的利稅(元)

1952

25.13

1957

34.40

1965

29.73

1978

24.74

1980

24.32

1981

22.90

1982

22.22

1983

21.66

1984

22.28

1985

22.40

1986

19.89

正因為效益奇劣,所以每年都有二成多的企業虧本。不過,這個數字是不夠真實的。實際情況比這個更壞。

要知道,中國工業的盈利,相當程度上是靠大量而廉價的投入。長期以來,中共刻意大力壓低農產品和原料的價格,壓低工人工資,靠犧牲農民和內陸西北、西南地區(許多原料都產自這些地區),以及工人階級的利益來支持工業發展。可怕的是,工人、農民和內陸人民做了犧牲,可是在官僚專政下,工業卻不爭氣,管理混亂、效益奇差。所以,實際上虧損企業遠不只二成。許多盈利企業如果不是靠廉價農產品和原料的支持,不是靠低工資,就會一樣虧損。所以有人說,相當部份的工業利潤不是工業自己創造的,而是把農產品和原材料的價值通過價差轉移給工業的。

  ━━據估計,中國全部六千億元的固定資產,有三分一是浪費了的。

  ━━八五年時估計,有二成企業是沒有基本的經濟核算的,而七成的企業,核算工作很不健全。

  ━━每年的工業產品,質量過關的只有七成多。

  ━━工業的冗員約達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佔全部職工人數的一成多。

為什麼工業效益如此惡劣?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企業一直由政府部門官員所控制,他們的權大而責小,無論怎樣浪費也可以照做官。正是這種官僚弊害使企業的管理非常混亂。

工人的消極怠工及其影響

中國工人階級的種種消極反抗也是工業的效益危機的原因。工人受盡困苦,在官僚專政下毫無人權,甚至連轉業轉廠自由也沒有。工人號稱為「國家主人翁」,但是對於企業建議過問一下都無權,而且還要忍受中共以國家名義剝削他們,所以他們一有機會就拼命從國有財產中奪回自己的一份。這是近年獎金失控的一個原因。但反抗形式不止於此。普遍的怠工情緒。以最大的冷漠甚至浪費來對待企業財產。盜竊企業財物成風。所以國內有句說話:「大家拿,拿大家。」這是「公有制」嘛。工作沒有紀律,上班吹牛、睡覺。這些風氣當然更進一步惡化企業的情況。

很明顯,如果工業不施大手術、大改造,即使工人現在爭得多些工資,首先這就大有可能實際上只多爭得幾張廢紙;其次,從長遠來說,工業危機不解決,就不可能支持穩定的工資增長。工業過去主要靠低工資、低原料及農產品價格維持。現在農民不肯再向低農產品價就範了,原料產地也不肯再犧牲自己了,而工人呢,就更不肯再維持低工資了。他們這樣要求本身都很合理,很值得支持。可是,同樣明顯地,不根本改造工業以致改造中國經濟,是不可能實現這些要求的。

工業的危機已經到了人人都無法忍受的地步了。工人自己不去考慮,不等於別人不考慮,不等於中共不考慮。中共為了解決這個危機,一種辦法就是實行承包制,把企業的日常管理權交給廠長,一種辦法就是進一步擴大市場調節。兩種辦法都對工人不利,而又不難徹底瓦解工人的消極反抗。首先,承包制只賦予廠長權力,而工人名義上是國家主人翁,卻始終毫無權力。在這個情況下,廠長為了多得獎金,很有可能更進一步犧牲工人利益。廠長既可以開除工人,那麼誰消極怠工的都可以被開除。其次,中共已經向資產階級學懂了怎樣利用市場的力量來打擊工人。在「搞活經濟」、「打破大鍋飯」的名義下,它讓企業互相競爭,讓工人互相競爭。你們要加工資嗎?很好,哪我們就要更進一步開放物價啦!你們紀律渙散,消極怠工嗎?很好,我們就開除工人,我們就宣佈國家不再保障就業,我們就大搞勞動力市場,用失業工人來同你們競爭啦!你不幹,可想幹的大有人在呢!

工人對於中共拿市場化來打擊工人的舉動,越來越不滿。有些仍舊主要是消極的個人反抗。有些工人因為被廠長扣工資而毆打廠長。一些地方鬧出人命。消極怠工仍然持續。

不過,消極的集體罷工也越來越多了。這當然是一個進步。可惜我們無法得到有關資料。不過,從各方面看來,這些行動畢竟仍是個別工廠的。

從消極反抗到積極反抗

工人階級所需要的反抗要從個別工廠擴大到整個中國工業甚至整個中國經濟和政治層。工人現在最迫切的就是要對中共的走資本主義道路作出總體的科學的分析。究竟中國要走什麼道路?走資本主義嗎?那麼工人的生活如何保障?職業如何保障?走社會主義嗎?什麼是社會主義?過去那種集權體制嗎?那種體制有什麼好處?難道真是好得可以叫出「寧要四人幫不要胡耀邦」、「寧要七十年代的物價,不要八十年代的工資」、「寧要四人幫的四十七,不要鄧小平的一百七」的口號嗎?很明顯,現在工人階級思想非常混亂,他們對於鄧小平的市場化政策不滿,他們中不少人感到過去的職業有保障的體制比現在更好些。可是他們對過去體制的好的和壞的各方面考慮不清楚,以致簡單地眷戀舊制度。我們認為,傳統的官僚集體計劃,只能去蕪存菁,只能吸收其中好的,而萬萬不能整個接受,萬萬不能讓它復活。過去的制度不是全無優點,現在的新辦法也不是一無是處。工人的勞動紀律是要加強的,所懷疑的只應是由誰加強,是由廠長還是要工人集體?企業有權開除工人,這在原則上是不能反對的,問題只在於,是由廠長單方面有權,還是工人的集體也有權?國家要保障就業權,這是對的,要保衛的,不容中共廢除的。但工人往往把它同「企業不能開除人」混淆起來。「企業不能開除人」的舊辦法本身是錯的,這樣只會造成冗員、紀律渙散。如果我們不能分清二者,如果我們把本來進步的東西放進落後的框框裡,就會變成走回頭路,就會無法解決今天的工業危機。至於把矛頭只是指向廠長,這就更混亂了。是的,可能廠長本身也有不公平的地方,但畢竟,他不是最高負責人。是誰給予廠長權力的呢?是中共。如果不從根本的政治權力著手,是很難有效反抗的。相反,消極反抗,或者提出混亂的要求,把進步的要求同落後的要求混淆起來,這樣只會更方便中共用打破大鍋飯的名義打擊工人。

總之,中國工人階級要適應新的形勢,要放眼全中國,要探討中國的根本道路,要認真分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優劣,而不要再停留在消極抵抗的水平上,只有這樣才有出路。

我們現在沒有條件提出具體的綱領。但也願意提出最迫切的要求,以便保障工人最起碼的生活。這包括了制訂最低工資法;工資隨物價上升;組織獨立工會的自由;物價指數由工會編訂;簽訂集體合同的權利;國家對失業工人保障就業;所有企業的承包合同要經工人集體討論;全面探討工業承包制;國家公開所有資料和統計數字;言論自由;容許全面而公開討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大是大非,任何言論不能入罪;全面民主改選人大代表。

我們要為當前的要求而努力,也要為根本的出路而艱苦探索。工人提不出解救中國之道,中共就會而且事實上已經用它的方法去解決,用官僚的、市場的、犧牲工人利益的方法去解決。如果工人不想陷於悲慘境地,現在是醒覺的時候了。

一九八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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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的大倒退

━━談談中國的失業問題

劉宇凡

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中共所進行的經濟改革,到目前為止並不能真正剌激生產效益,然而,它所帶來的社會性、歷史性的倒退已經非常可怕了。這場被稱為一次「革命」的大改革,實際上不過使越來越多的中共官僚變成官僚資本家,不過使新生資產階級日益興旺,而對於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婦女、知識份子和工人來說,改革越來越意味著連過去所獲得的重要利益也行將喪失。婦女,又尤其是農村婦女,其社會地位隨著改革深化而不斷下降;知識份子雖然在精神壓迫上稍為「寬鬆寬鬆」,但是棍子還是要打;何況,知識份子的物質生活簡直沒有任何真正改善。至於工人階級━━它在憲法上號稱為中國的領導階級━━現在也終於到了全面喪失其革命成果的最後關頭了。前幾年所進行的工資改革,固然早就已經走向極端,早就已經把一種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工資制度移殖到中國。到了一九八八年,改革又進了一步,這次就是要打破充份就業的原則,大規模地製造失業了。幾十年來宣稱社會主義不會有失業的中共,現在又承認,畢竟失業是有用的、是初級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了。

工人的悲慘命運

其實,從經濟改革開始以來,對於那九百萬農村鄉鎮企業的工人,一千萬到城市做工的農民,幾百萬為港澳及外資工作的工人━━對於這加起來為數達二千多萬的工人來說,不僅完全沒有就業保障,而且沒有任何年資、福利、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條件、工時等等任何保障。對於為數近千萬的合同工人來說,雖然還有福利津貼,但也早就失掉了就業保障。一直享有就業權的,就只是佔了國營企業工人的多數的固定工而已。然而,到了一九八八年,固定工人也要被大批開除了。在「優化組合」的名義下(中共從來都是愛發明新名詞的),越來越多的固定工人被淘汰。

在中國,失業所帶來的痛苦要比在資本主義大許多倍。要知道,在中國,工資一直非常低,只勉強夠吃穿,其餘全部物質生活,都是由他所屬的單位所負責。他住的是工廠蓋的廉價房子;他吃穿用所需的種種票子,往往都由工廠發;他的醫療費、退休金,或她的有薪分娩假、月經假、子女津貼,等等,都是他或她的工廠所負責。甚至在一些大企業,理髮、育嬰、兒女上學等等,都是由廠辦的理髮店、育嬰院、學校等等負責。甚至政治上,他的公民權也是由所屬單位來賦予。一個人離開了所屬的單位,就簡直無法生存。而對於工人來說,這尤其如此。他一旦被開除,不僅意味沒有入息,而且意味著沒有房子,沒有醫療保障,沒有退休金,沒有意外保障,甚至兒子沒有書讀。

「上海一家紡織廠一名被組合下來的女工,患了白血病,要住院得預交五千元錢,她廠裡拿不出,……她原來的工廠說,按規定,她失業後已經和廠裡斷絕了聯繫,我們管不著;勞動保險部門說,她不屬於終止合同或被辭退者,不在我們救濟之列;民政部門說,她不是孤寡殘廢,我們管不到;市總工會說,她是工會會員,也許我們該管。可是拿出很多錢,我們又管不起……。」她「只好眼睜睜地望著病情一天天惡化。」(註一)

這種絕望情況使許多工人非常痛苦,非常暴戾。有一個被開除的工人「闖到廠長辦公室,把刀架到廠長脖子上,叫著:『你憑什麼砸我的飯碗?!』『我要工作!我要吃飯!』」(註二)這種事例在中國並不屬例外。中共現在打算向那一千五百萬工業冗員開刀,所以今後失業人數(其中多數是女工)將會很大。因此,今後的衝突也同樣會不斷增加。

一位工人說:「共產黨從一開始鬧革命就許了諾言,要『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工作』,怎麼現在又變了卦?」

社會主義應當否定全民就業?

中共自然有許多文膽文棍為它作解釋。一年來瞭望週刊就經常撰文宣傳製造失業的好處。中國工業企業有冗員一千五百萬,而這一切據說都是充份就業的原則所造成。「失業現象是商品經濟社會形態裡一種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口多,經濟不發達,期望給每一個進入勞動年齡的公民都安置一個『鐵飯碗』,消滅失業現象,這是不現實的。我們建國後為此竭盡全力,不惜犧牲經濟效益和發展速度,結果是以企業內大量的隱形失業代替社會上的顯形失業外,社會上仍然存在著百分之二的『待業率』。」(註三)「企業不再是職工的『安全島』、『人人有飯吃、人人有事幹』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原則,如今也遇到挑戰━━社會主義不再養懶漢。」(註四)

我們可以把上述引文簡化為四個結論:

1.社會主義根本不包括充份就業的原則;

2.充份就業等於養懶漢;

3.目前的企業冗員是由於實行充份就業所造成;

4.目前的經濟水平不可能做到充份就業。

我們現在逐點作評論。先談第一點。

「社會主義並不包括充份就業的原則」━━這句話不一定錯。要看是哪一種社會主義。李光耀式的社會主義,或者北歐式的社會主義,更不用說希特勒式的社會主義,當然並不包括真正的充份就業的原則。可是,中共堅持的社會主義是李光耀或別的什麼的社會主義嗎?不是。憲法上明文規定中共要堅持的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從頭起就堅持:社會主義可以而且應當消滅失業現象。馬克思那部資本論,就充份說明過,失業是資本主義所特有。因為,只有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才成為純粹的為資本增值的工具。一旦資本由於市場不景而不能增值,資本就不需要勞動,就需要開除工人。這就是資本主義失業的原因。古代的奴隸制和農奴制,勞動是為統治者增值財富而非資本,勞動力越多財富就越多,所以那時不會有資本主義式的失業;社會主義消除了資本統治,勞動再次成為純粹增值財富的因素(只是財富都歸勞動者支配而非歸剝削者支配),所以同樣不會產生結構性失業。

這就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這統統是空想!」朋友,你自然可以這樣說。在今天這樣說也毫不稀奇。我們也不打算在這裡為社會主義辯護。我們要指出的只是:你不能歪曲事實,不能一面在憲法上聲明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卻又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根本不主張充份就業。這是明明白白的違反事實,違反憲法!憲法上明文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中共一面經常拿「四項堅持」來壓人,另一面它自己卻加速違反社會主義原則,加緊違反憲法,這難道不是最卑鄙最無恥的、毫無原則的自相矛盾嗎?或許,你們會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只是初級的社會主義,所以是不同的!」可憐!不管你叫現在的社會主義是中級、初級還是幼稚園級,畢竟還是社會主義,它就應當具有社會主義的應有特徵,正如小孩雖然幼稚,但畢竟也是人一樣。你頂多只能說,初級社會主義,要落實全民就業需要一段時間,而不能說社會主義根本要拋棄全民就業的原則。

現在談第二點。

全民就業等於鐵飯碗?

我們承認,過去那種工廠不能辭退工人的制度,是容易鼓勵懶惰和冗員的。如果就把這個制度稱為「鐵飯碗」,那麼我們也並不贊成所謂「鐵飯碗」制。可是,這種制度同充份就業的原則根本是兩回事,是不能把它們混淆一起的。「鐵飯碗」本身並不一定是充份就業,反過來,充份就業也不一定等於「鐵飯碗」。「人人有工做」━━不過是說國家應當提供充份的就業機會,保障一切願意做工的人,都一定有工可做而已。它並沒有說人人不必做工都可以有收入,也並不一定包括「工廠不能辭退工人」這個原則。人人有工做,這是一個大原則,是計劃經濟的其中一個目標。至於這些工是怎樣做的,是按照獎勤罰懶的標準還是按照「做是卅六,不做也是卅六」的標準去做;是按照工廠有權辭退工人的原則還是按照「鐵飯碗」的原則,這是經濟管理的具體方式問題,與全民就業這個經濟目標並沒有一定關係。可以採取「鐵飯碗」的手段來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但也可以完全不採取這種手段,根本採取另一種更有效率的管理手段。完全可以這樣設想:一方面應讓工廠有權辭退工人,另一方面政府通過經濟計劃提供充份的就業機會和職業訓練,讓那些暫時失業的工人可以很快地重新就業(這種臨時失業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失業。臨時性失業是完全正常的現象。全民就業並不是說絕對不能容許個別人失業。單是技術革新這個因素,就一定會造成臨時失業)。在一個經濟資源和生產手段都已經收歸全民集體所有的國家,要做到這點並不是不可能的。

是什麼造成今天企業的種種問題?

其實,今天中國的工業危機(冗員太多,勞動紀律鬆弛),根本就不是全民就業本身所造成的。造成危機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乃是包括「鐵飯碗」在內的一種最落後、最野蠻的勞動管理制度。這種管理制度可以稱為現代工奴制度。說全民就業造成懶惰固然荒唐;單單說「鐵飯碗」造成懶惰也同樣是不合理的。畢竟,「鐵飯碗」只是整個工奴制度的其中一個部份而已。按照這種制度,工廠固然不能開除工人,反過來工人也絕對無權辭職,絕對無權選擇職業、選擇工作單位。一個人一旦被分配到某個工廠,他就永遠屬於工廠,永遠受工廠的「領導」統治。農奴受束縛於土地;同樣,工奴則受束縛於工廠。這樣一種制度,連中共也承認是一種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制度,與社會主義毫無關係(其實也同全民就業毫無關係)。這樣一種勞動管理制度,當然絕對沒有任何優越性可言。許多工人用非所學,根本對分配的工作全無興趣。這樣,工人那會有生產積極性呢?所以,今天中國企業的危機,根本就不是工人自己的責任━━他們幾十年來一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而是制定這種工奴制度的中共的責任。

這樣一種荒唐的制度為什麼居然維持了幾十年呢?一方面,固然因為中共早就成為脫離群眾的官僚黨,它根本無視群眾的呼聲。另一方面,也因為這種工奴制最符合中共那種絕對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其實,社會主義的本義從頭起就強調工人的民主自治。可是,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從頭起強調的卻是官僚集權。到了毛澤東就更登峰造極。按照中共模式,「一枝竹桿插到底」,全國一切單位,全國所有工人,都應當屬於中央的計劃範圍以內,都要服從中央的分配。因為,在中共眼中,不僅全國工廠,甚至全國工人都屬國家所有。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勞動力公有論」。(關於這種理論,讀者可參閱本文集《就業自由與社會主義》一文)如果說「鐵飯碗」不過是工奴制的一個部份,那麼,工奴制(或「勞動力公有」制)就是整個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的一個組成部份。按照這種制度,每間工廠和每個工人都原則上由中央控制。這樣一種制度當然不會有效率。所以,造成企業的積弊,原因不在於毫無選擇自由的工人本身,而是這種官僚集權的經濟制度。

今天中共把責任完全推到工人身上,要工人負起管理不善的重擔,是最卑劣的官僚統治者的表現。這樣做固然完全不負責任,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會對提高效益產生真正作用。面對失業的威脅,工人會被迫賣命工作;從這方面看可能會提高個別工人的勞動效率。可是,提高個別工人的效率,不等於就能提高整個工廠的效率,更不用說就能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如果企業仍然由官僚管理,開除再多工人也絕不會真正提高效益。

然而,現在中共不是正在改革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嗎?不是在進行市場化的改革嗎?如果在打破「鐵飯碗」的同時又進行放權改革,不就能解決效率的問題嗎?

我們認為這樣仍很難根本解決問題。要知道,不論現在的改革幅度怎樣大,一個最關鍵的東西始終不曾觸動過。這就是國有財產發生了官僚寄生的問題。全國絕大部份企業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可是中共篡奪了國有財產的控制權,變成了中共的禁臠。而問題在於,中共還沒有連財產權也正式奪去,所以中共所支配的,完全是別人的、全民的財產,不是自己的財產,因此對它們絕不關心,浪費最大也無動於衷。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以,幾十年來中國經濟效益奇低,固然不僅是由於「鐵飯碗」,也不僅由於工奴制,也不僅在於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而且也更在於官僚寄生在國有財產上面。幾十萬個國營企業,一億三千萬工人,都由中共官僚控制和指揮,但官僚可以不負任何責任。今天的改革只是下放了權力,但官僚對國有財產的寄生性這個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隨著市場化改革而更為尖銳。工農兵學商,一齊來經商。官僚拿誰的錢經商呢?拿國有財產。在企業方面,情況也一樣。企業財產到今天實際上仍然是「無主」的財產。企業經理對它也根本不像一個資本家對待自己的財產那樣關心企業。所以,這個問題不解決,市場化改革,開除工人製造失業等等,除了為經理帶來獎金外,不會真正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誰若以為,只要犧牲工人利益,中國經濟就能解決其危機了,這純粹是幻想。

國有財產要物歸原主

中共現在也已經越來越了解到非觸及所有制的改革不可。然而,這個腐敗透頂的官僚集團所想到的所有制改革,當然不是把國有財產物歸原主,交由全民民主管理,而是一個勁地走資本主義,越來越大膽地把國有財產用種種名義(如股份制)化公為私,從政治官僚搖身一變而成為官僚資本家。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越來越猖狂,越來越決心要把全部經濟危機轉嫁給工人。

到了現在這關頭,中國工人應當這樣正告中共:你們根本無權這樣做!這幾十萬個企業,幾千億元資產,是我們所創造的財產!(一九四九年解放時全國資本家所擁有的工業只有極微小的資產。)憲法上明文規定財產權屬於人民所有,你們固無權壟斷支配權,更無權篡奪,化公為私!你們幾十年來剝奪了我們支配自己的財產的權利,幾十年來中國經濟搞成爛攤子,到最後卻竟然要開除我們,我們決不答應!我們現在告訴你們:把工廠、礦山交還我們!把政權交還給我們!不用你們操心!讓人民自己來管理國家,管理經濟!我們既不要工奴制,也不要失業!我們要求由人民自己管理國家,通過民主政府來實現全民就業的目標!

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能否實現全民就業

至於第四點,更完全經不起推敲。首先,怎樣的經濟水平才能做到充份就業呢?標準何在呢?我們完全得不到任何確實答覆。其實,在一九五六年,至少在城市,失業已基本上消失了。而那時的工業效率就因此大為降低嗎?不是。恰恰相反,五六、五七年,中國的工業效益是幾十年來最高的。而當時的經濟水平,不是比今天要低得多嗎?為什麼那時候實行全民就業並沒有降低效率?這難道不也證明經濟水平的高低與能否充份就業沒有必然的關係嗎?誠然,經濟水平越低,同時做到充份就業和效益提高,所遇到的困難會較多,但那並不表示不可克服,頂多是所需的時間較長,而不是根本不能做到,所以不應當說要根本拋棄全民就業的原則。

毛澤東式的鐵飯碗制度本身固然是一種沒有效率的制度,可是,資本主義結構性失業同樣是一種最大浪費。資本主義所重視的效益,一直都不過是個別企業的效益━━用最小的勞動增殖最大限度的資本。可是,以整個社會角度看,資本家因為賺不到錢而把工廠關門,把工人開除就是最大的浪費。如果這些工人和工廠從新開工,這不就能創造更多財富嗎?從資本家的角度看這是浪費,因為越多產品只會令市場過剩,價格下跌。但是從實際使用價值的角度看,從大多數的人的利益看,更多產品就可以拿來更公平地分配給大家。所以,站在普羅大眾的立場上,中國根本不應當把資本主義結構性失業當作是一種優越制度來引入。

兩條道路的選擇

中國企業當前的確有驚人的冗員,各個工廠必須逐步淘汰冗員。如果要提高經濟效益就一定要這樣做。這是毫無疑問的。問題是,是通過製造失業來淘汰工廠冗員,還是通過民主地有計劃地重新整頓國民經濟、創造更多就機會的方式來一面裁汰冗員,一面安排暫時失業者重新就業?這是兩條道路的選擇。前一條道路是根本違反憲法,違反人民利益的。只有後一條道路才是工人所應支持的。

一九八九年二月


註釋:

註一:瞭望週刊,八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註二:瞭望週刊海外版,八八年九月五日。

註三:瞭望週刊,八八年七月十一日。

註四:瞭望週刊,八八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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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官僚資本主義特色的中國股市

劉宇凡

深圳騷亂平息後,不少人出來分析前因後果。有些人認為事件肇因於有關方用政治手段干預市場經濟,有些則強調大陸資本市場供不應求;至於官員貪污,激化矛盾這個因素,大概是最少有人反對的了。

「先搞股市,後搞立法」

我們先談談第一個問題。按照這種見解,深圳股市發生瘋狂搶購,以及其他種種弊害,是同有關方面包辦、干預股市分不開的。市場經濟應當由供求關係自行調節,但是深圳不是這樣。股市本身從頭起就是政府包辦,而更壞的是,政府往往無理干涉股市;早在此次事件前,由於深圳股市大起大落,所以市府曾經一度採取「漲跌停牌」制度,人為控制股市升跌;而日前則包辦發售認購股票表格,更直接導致騷亂。這一切都被視為政治干預經濟,是不合理的。政府應當放開經濟,而股市方面,至少要做到政府不包辦股市,最多只起監督作用就夠了。

上述說法自然有相當道理;我們的確很容易找到種種不合理干預的例證,因此也可以很容易得出反對那些無理干預的結論。但是,倘若從中再得出結論,認為政府不應干預經濟,認為只要做到這點,就能避免像日前的騷亂,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市場經濟是否就是中國的真正出路,這本身已經是一個大問題。但是,退一步說,即使我們假定,市場經濟的確是中國出路,也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只要政府無為而治,放開經濟就行了,而在股市問題上,也只要把它交由私人舉辦,問題也就解決了。這完全低估了一個原來是實行官僚計劃和國有財產制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複雜性。事實上,如果這樣一個國家要建立不管是像歐美還是像香港的市場經濟,這本身就一定要求政府作出一些干預,而不是不作干預,只是干預的目的和方式與從前的大不相同吧了。至少,在制訂有關法律方面的政府作用,就不應削弱,而是要大大加強。任何發達的市場經濟都不能沒有相應法律的保障。但是,中共的做法從頭起非常錯誤而且啟人疑竇。深圳和上海都是在有關法律(證券法、公司法、會計法以及其他有關股票發行、交易等等必要法律)未曾制訂前便忽忽讓股市上馬的。這樣,在一九八六年設立股市之後的一段長時間,不論是股票發行還是交易,不論是對上市公司的監管還是對股民的保障,差不多處於無法可依的境況,也就是給予各級官員趁亂打劫的好機會,而事實上也不出所料,果然大貪特貪。雖然,近年來有關方面開始加快立法工作,但到目前為止,只是制訂了地方性法規,全國性法規仍然缺如;就算是地方性法規,深圳也只是制訂了幾十個,而且大多未付諸實行(香港有關法例達二百五十個,附屬規則三百多個)。何況,在開市的頭幾年,早已讓官員大貪特貪,現在才來制訂法律,意義已經少得多了。這種做法,同無法無天,其實相去不算很遠。清本溯源,我們不僅要求法治,而且要追究:為什麼上海深圳兩地官員非要「先搞股市,後搞立法」不可?為什麼不可以等到有關法律訂立之後才搞不可?為什麼中央容許他們這種做法?這不是明擺著讓官僚貪污嗎?請看:「由於……有關交易無法可依,市場管理和過戶手續極為落後,個別證券從業人員以權謀私等,引起了場外非法交易的大爆發」(註一)「上市公司中符合國際上市規範的公司寥寥無幾。……既沒有可行的會計制度來表現公司的營運狀況,也沒有向社會公佈公司財務責任的制度」(註二)。這些不法現象,都同無法可依有關。有法尚且常常不依,法規不全,就更不問可知了。因此,與其指責他們干預太多,不如指責他們不該管的大管特管,而明明應當由他們去管的,卻往往撒手不管或者少管。

借股份制化公為私

問題的癥結更在於,一個現成的市場經濟還不存在,還有待建立,所以從頭起就談不上可以叫政府放任還沒存在的「市場經濟」自行調節。即使股市可以交由政府以外人仕主辦,也並不使問題變得容易解決,因為問題不僅在於抽象的股市,而且在於上市公司本身,在於它們絕大多數都是國有企業。難道國有企業上市,作為所有主的政府應當撤手不管嗎?這裡面牽涉到如何挑選適合公司上市,如何準確評估國有資產價值,如何解決國有企業上市後與原屬政府單位的種種稅收、利潤、監督等關係,如何產生足以無私地代表國有股份的人物充任董事或其他職位,如何防止公司上市後被人化公為私,侵吞國家財產,等等。上述一切工作都直接關係到國有企業以致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都有需要由政府負責(雖然不一定要具體包攬一切);如果政府撤手不管,那就是失職,而非功德。而事實上,深圳和上海兩地官員,這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差。「在評估資產時一些企業往往打了『埋伏』,所以股票的價值往往高出其面值。這樣,股票所有者不僅沒有風險,還可以分到較高的紅利。二是股票買賣缺乏公平交易原則。……不少買股票者須憑『門路』、『關係』才可買到。」(註三)雖然這是一九八八年的報導,但跟現在沒有根本區別。月前一位國內經濟學家指出,土地、資源及商標的價值在現階段很難評估,從而給官員在評估資產時任意妄為製造機會(註四)。「股份制企業……有的未按股份制企業設立的基本原則和程序辦事,有的過低評估國有資產」。(註五)總之,在保障上市國有企業的利益方面,政府依然有限多工作需要做。自然,像股市竟同時要受到八個部門共同管理(註六),那樣的一種「管」法,自然要加以反對。但是,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什麼只要政府少管或不管便行了。如果真這樣,恐怕未必就能防止種種不必要的干預,但另一方面卻一定會大大助長那種該管不管的趨勢,從而更方便各級官僚化公肥私。

其實,即使像歐美那樣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干預仍是起很大作用的。實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干預自然程度上不及計劃經濟,但另一方面,尤其在企圖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的國家,干預更是必不可少的。問題不在於干預不干預,而在於干預什麼、怎樣干預,尤其是由誰干預━━是民主政府還是專制政府?如果中國股市始終由專制政府去搞,那麼種種弊害恐怕仍然不可避免。事實上,早就有人指出,大陸股市的升跌,同企業經營是否得法很少關係,而同中共黨內鬥爭,尤其同鄧小平的升降浮沉大有關係。今次股民瘋狂購股,就同什麼鄧旋風很有關係。所以,要解決股市種種弊害,與其僅僅著眼於經濟(甚而把政治和經濟割裂),不如多著眼於政治,尤其要用民主政府代替家長制和人治政府。只有建立民主政府,才能確保一種人人有公平機競爭的社會,才能談得上有一個健康的市場。自然,有些人不這樣看。他們主張,在「鄧旋風」之下,根本不用再過問政治,只要利用現有經濟渠道發家致富,讓私有制天天擴大,國有制天天縮小,則中國也遲早會和平演變為人民資本主義了。這種見解其實同上述那種主張政治不干預經濟的思想是互為表裏的。其實,深圳騷亂告訴大家,那不過是一廂情願吧了。你們平民百姓的和平演變盡管也可以搞,但是,無論如何也及不上官僚的和平演變━━從工人的官僚變成資產階級的官僚━━那麼強大,那麼佔上風。所以,如果不加緊爭取民主,那他們遲早發覺,他們所夢想的人人有發財機會的資本主義沒有到來,而一種官僚腐化的資本主義早就在眼前拔地而起了。

一九九二年八月廿一日


註釋:

註一:《深圳股票市場知多少?》陶凱元,信報月刊,九二年四月號。

註二:《股票市場投機過熱能使改革失敗》千家駒,信報,九二年七月廿八日。

註三:瞭望(國內版),八八年十二月廿六日。

註四:《『股份制』披甲上陣》,許沛及徐寶慶,中港經濟,一九九二年五月號。

註五:文匯報,九二年三月六日。

註六:包括了市政府、市人民銀行、市體改委、市投資管理公司、市工商局、市稅務局、市財政局、市監察局等。同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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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深圳騷亂看鄧小平路線

劉宇凡

不少人認為,導致深圳騷亂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供不應求所致。一方面民間存款極高(一萬億),另一方面可供投資渠道太少,其中的股票市場規模也太小。針對這一狀況,他們認為必須進一步擴大股市規模,同時增加種種資本市場,包括地產、貨幣等等市場,以便吸收苦無出路的閒資。

這種辦法無異可以暫時紓緩供求矛盾,但是,總的趨勢固然是全面資本主義化,而且更是一種迎合投機的資本主義化,而這絕非中國之福。

人治社會與投機狂潮

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讓一大批官僚、個體戶和資本家發了財,累積了巨額資本;其中由於從事生產性投資而發財的,只佔少數;大多數來自非生產性投資,甚或純粹來自官員貪污。事實上,十年改革令各個單位私設的「小金庫」盆滿砵滿,而其來源主要是形形式式的貪污、投機。如果說一般資本都以追逐最高利潤為目的,那麼,上述那種資本就以十倍熱情從事投機。尤須注意,在人治的中國,尤其在鄧小平統治的中國,所謂「共產黨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誰都不知道鄧小平百年之後會不會政策大變,誰都說不準陳雲會不會有朝一日壓倒鄧小平路線。在這個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如果說一般資本家不會輕易作長期的生產性投資,那麼,上述那一類資金,就更不會這樣做,相反,只會更瘋狂從事投機,掙取最大利潤。在存在這樣一種資本的情況下,擴大股票而致整個資本市場,就等於進一步迎合投機資金,進一步讓他們壯大起來,進一步把全國更多資金吸引到投機上去。正當中國廣大內陸地區貧脊不堪,正當中國教育、科研、醫療衛生、交通運輸、農業、基礎工業等等部門仍非常落後,非常欠缺資金的時候,以億計資金卻湧向股市、樓市、債券,瘋狂大炒,巨額資金在贏家與輸家口袋之間團團轉,既沒有創造財富,也沒有促進生產,等於是純粹浪費。甚至可以說,它比浪費還壞,因為讓投機資本坐大,它就更有力量支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使之朝著「泡沫經濟」的方向前進,鼓勵投機,鼓勵非生產性投資,鼓勵奢侈消費。這當然可以造成一時一地「富起來」,但不能真正促進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

有人說,股票市場投機只是事情的一面,不能因此否定事情的另一面,即股市有助於國營企業集資及發展生產,鼓勵企業自負盈虧,多為國家賺錢,克服過去政企不分,所有主缺位等等毛病。

如果我們看看深圳和上海的上市公司所進行的是什麼生產,就能夠知道事情決非如此簡單了。這些公司大多都是以經營輕工業和商業為主,例如製造玻璃、彩電、印染、罐頭、電子等等。前文已經多少談過,今天中國最需要資金的,不一定是輕工業和商業,而是文教衛生、農業、基礎工業等。所以,讓輕工企業或商業企業上市集資,很有可能造成一面是錦上添花,另一面卻無人雪中送炭,從而使不平衡加劇。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什麼玻璃彩電,不過是那些上市公司原來的經營項目;到了今天,這些企業的經營項目已很雜,而地產投機尤佔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利之所趨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是,股市本身的體制也是一個原因。誰也不能規定上市公司在集資後如何使用資金,也談不上能監督它們非投資於生產不可。所以,把股市一分為二,指出既有投機一面,又有促進生產的另一面━━這並不一定成為事實。

股市無助改革

至於說股市有助國有企業轉變經營機制,提高效率,政企分開━━這是經不起事實考驗的。

所有獲挑選上市的公司,必須本身已經是有盈利的;虧損企業根本不被考慮(這也是股市應有之義)。所以,股份上市只可以讓盈利企業獲得更多盈利,卻不能使虧損企業扭虧為盈,也就是說,無助於克服中國經濟改革最需要克服的矛盾。其次,就算是有盈利的企業,由於中國價格制度扭曲,稅制混亂,根本很難確定盈利主要是由於企業自己經營得法呢,還是外部條件促成,所以能夠上市的公司不一定就是經營得法,因之也談不到股市一定能起獎優汰劣的作用。第三,股市的瘋狂投機,實際已經同企業經營狀況好壞毫無關係。人們根本不是看好某個行業或某個企業而投資,反而更多是看鄧小平什麼時候講話,南巡北巡到什地方。這也算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吧。唯其如此,就談不上可以督促企業提高效率了,恰恰相反呢。只要放放消息、發發股份,便可以輕易賺大錢,根本不需要辛苦經營。

至於說什麼股市有助解決「所有主缺位」問題,那就更是笑話。若就公有股而言(即仍然由國家掌握的股份),作為法律上的真正所有主(即十億人民)不論從前還是現在都始終絲毫不能過問自己的財產,從來都是由官僚越俎代庖。由於公有股佔多數,而且更由於官僚體制在十年改革中只有加強沒有削弱,所以企業不論搞不搞股份制,不論上市不上市,始終都是受到原屬政府單位強烈干預。所以,種種舊體制的弊害━━負盈不負虧,政企不分,對國有財產肆意浪費━━並沒有真正減少,反倒新問題則層出不窮。若就持有公司股票的小股東而言,如果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小股東也很難真正過問企業管理權,那麼,在跡近無法無天的中國,說什麼能夠讓小股東真正體現主人翁權利,那只能是笑話。

為何官僚對股市情有獨鍾?

我們這裡不打算整個地來評價股份制,而只談股市存廢問題。今天(八月廿一日)報上報導,國務院鑑於深圳騷亂,已決定對股市作出「繼續試驗,放慢速度」的決定。朱鎔基更說,該熱的(指企業改革)沒熱起來,不該熱的(指股市)倒太熱了,有可能導致大陸經濟「空心化」。其實,官僚們厚此薄彼,絕不是偶然的。誰都知道,那是因為利之所趨。早就有人指出,股市既是官員貪污的聚寶盒,又是官員賴以洗黑錢的好地方。

我們卻認為,從頭起中國就不該設立股市。理由總括如下:

第一,開設股市實際上令資金流向不事生產或投機部門,從而令地區差距、收入差距、城鄉差距,產業結構不平衡等問題更為嚴重。

第二,在官僚政治下面,開設股市實際上等於鼓勵各級官僚放開生產部門的切實改革不管,一窩蜂跑到流通部門去淘金,也就是說,不是搞國有資產增值的改革,而是搞價值轉移(從人民口袋掏錢)的「改革」。

第三,實際上培植了以官僚資本家、個體戶、黑幫、投機家為主體的「流氓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繼續下去只會讓他們更大膽地化公為私,成為國民經濟的大毒瘤。

本來,在一個像中國那樣極度不平衡的國家實行市場經濟,即由利潤率支配生產和投資的制度,本身就很容易令不平衡迅速加劇,令資金從最需要發展的部門(農業、基礎工業等這些部門多數利潤率偏低)流向本已較為發展的部門(輕工業、服務業、商業,因為它們利潤較高)。再加上由一個腐敗不堪的政權去實行市場改革,那無可避免地就會出現這樣的境況:他們放著歐美資本主義中好的東西不學或少學(如企業管理,法治和民主),對於資本主義種種不事生產的東西,又或種種統治技倆━━跑馬、賭博、投機、壓迫工人的種種技術,卻大學特學。這正正就是鄧小平那種「政治收緊、經濟放鬆」的路線的本質。鄧小平比陳雲高明的地方就是,他明白到只有在讓官僚和資本家大大發財的情況下,才能多少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多少延緩統治危機。但是,凡事物都可以一分為二。深圳騷亂告訴我們,鄧小平路線一樣可以激起新的矛盾、新的爆炸。誰若以為鄧小平路線保證了中國走向穩定,那只是空想而已。

一九九二年八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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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撒旦,也要製造一個

━━談談平均主義和大鍋飯

劉宇凡

追求一個平等社會,一直是無數仁人志士的夢想。然而,幾十年來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似乎証明平等社會只是烏托邦。追求平等,就要犧牲效率━━從經濟學家到政客,都差不多這樣看。人們認為,中共堅持了幾十年平等主義,到頭來還是不得不將之拋棄,改為「一部份人富起來」,似乎就是有力証據。

中共口頭上雖然還沒有正式向平等主義宣戰,但是,它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卻一直向「平均主義」宣戰,指責平均主義要為中國企業效益低劣負責。

「建國三十多年來,……在工資分配中發生了嚴重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問題。這在城市經濟中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企業不分經營好壞,吃國家的『大鍋飯』;二是職工不論幹與不幹、幹多幹少、幹好幹壞,吃企業的『大鍋飯』。其結果必然是企業和集體組織缺少搞好經營管理的主動性、創造性,職工個人缺乏生產積極性。」(註一)

所以,自從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共的改革方向都是要打破平均主義。一九八五年開始實行結構工資制,工人所領工資,要同勞動效益掛鉤,「上不封頂,下不保底」。有些地方規定完不成勞動定額的要扣一半工資。這種制度據說可以拉開工資檔次,達到獎勤罰懶的目的,而且最符合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但是,越到後來,尤其自鄧小平九二南巡之後,那羞羞答答的社會主義面具終於撕開了;一種赤裸的資產階級式改革被捧到半天。「破三鐵」━━鐵交椅、鐵工資、鐵飯碗━━密鑼緊鼓地進行。但人人都知道,破幹部的鐵交椅是假,破工人的鐵工資與鐵飯碗卻是貨真價實的。有些官員公開宣稱,為了推行破三鐵,一定要實行「新三鐵」━━鐵面孔、鐵手腕、鐵心腸━━使工人「上崗有危機感,下崗有饑餓感」。(註二)很明顯,打破「平均主義」,最後歸結為針對工人階級。

從來就沒有實行過「平均主義」

但事實是:中共治下的中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甚麼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所以完全談不上要拿平均主義當作是企業效益差的原因。

甚麼是平均主義?大陸一本政治經濟學辭典告訴我們:「是在小生產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絕對平均的思想,……表現為對待個人消費品的分配,不管勞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要享受同樣待遇;在社會主義企業之間,不管經營管理好壞,經濟活動成果大小,要求給予同等的物質利益」。(註三)

關於企業之間的問題,我們暫時不談,而主要談工資問題。

中共建國以來,不僅從來沒有實行過「消費品分配,不管勞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都採取「絕對平均」的制度,而且相反,它那套工資制度的收入差距,與資本主義實際不遑多讓。

在改革開放之前,工人工資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大概相差三倍左右。這個差距不算高,但也絕不是「絕對平均」,而是按照技術高低而給予不同報酬。何況,我們不應把目光只集中在工人的八級工資制上面。中國的工資概念從來都涵蓋行政幹部、技術幹部以致事業單位的職員等等的工資。如果考慮到這一點,那麼,收入差距是驚人的。「把經濟不發達的我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朝鮮最低與最高工資是12.4,南斯拉夫是14,羅馬尼亞是15.5),我國現在最低與最高工資是113.5,顯然差距偏大。」(註四)這裡所指的大陸工資差距,大概是包括黨委行政幹部、技術幹部與工人。事實上,一談到工資,就一定要包括官員工資;不僅因為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應當適用於所有人(至少根據官方哲學,應當作如是觀),而且更因為在大陸,企業內也有為數眾多的官僚━━黨、政、工、青、婦等辦公室一應俱全,官僚眾多。至於企業內的技術幹部━━例如工程師━━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從黨委到政工幹部,雖然他們對生產的作用消極多於積極(而且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在談到工資的時候,一定要包括他們。

行政幹部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最厲害的時候(五十年代)相差31(註五),最小的時候(尤其文革以後),也達到1419(註六)。這不僅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差距大,而且同資本主義國家也不遑多讓了━━香港現在的公務員,最高與最低工資相差大概廿多倍(不要忘記,香港工資差距,要比歐美資本主義的為高)。工人階級雖然被宣佈為社會主人翁,是「領導」階級,然而,在一九六五年,最高級的官僚工資是404元,而一個最低級工人是30元,二者相差12.5(註七);在一九五六年的時候,一個廠長與最低級的練習生的工資,相差8.5(註八)。而一九八一年,香港超過500人的工廠(在香港已算大廠),廠長與練習生(最低一級)的工資差距只是7.5(註九)

當然,這種數字比較總有欠準確的地方,因為兩種制度下的生活水平、職務性質太不相同。但總之,至少可以說,中國從來沒有實行過工資分配上的「絕對平均」,相反,它的工資差距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們再把福利差距一併考慮,那麼,中國的實際收入差距還更大些。幹部級別越高,所享的福利越多,多到連許多日常生活必需也由國家「特供」,根本不用把多少工資用於生活,而普通工人則連一套房子也不易獲得,全部工資僅足糊口。

另一個「平均主義」的「罪証」,是獎金。雖然中共發放獎金的目的,總是為了表揚先進,獎勤罰懶,但結果總是平均發放,人人有份。這本身大慨是事實。然而,要知道,這個事實頂多只說明獎金是平均發放,卻不說明整個工資制度是平均主義。事實上,在「改革開放」前,中共就沒發放過多少次獎金,而且數目只佔工資一個很小份額。至於「改革開放」後,獎金發放的次數多了,但是,由於要反對「平均主義」,所以越到後來,就越不再是平均發放━━尤其近一兩年。改革的早期雖有平均發放的現象,但不能將之誇大為整個工資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而且那個現象本身有深刻的根源,不能簡單歸咎於工資制或獎金制(下詳)。

供給制不是平均主義

有人認為,雖然不能說中國在整個前改革時代(四九至七八)都實行平均主義,但至少應當說,在五八至六○年代以及文革時代,的確實行過平均主義,或至少朝這個方向發展。毛澤東,或毛派,在這個時期,都大肆批判原有工資制度差距太大,認為要大大縮小,甚至開始恢復推行供給制,而供給制就是平均主義。

這是大錯特錯的結論。把供給制當作是平均主義,可算是中共一大發明。所謂供給制,就是中共在未奪得全國政權前,向軍政人員直接分配消費品的制度;它最多只發放少量零用錢,基本上不實行貨幣工資。然而,至少從延安時代起,供給制就分為「小灶」和「大灶」,二者有相當差別,包括伙食、日用品、個人服務。高級官員有廚子、保姆,而下級完全沒有。這種差別,以今天看來尚不算很嚴重,但以當時經濟之極度匱乏而言,就不算太小了,而且以一個社會主義政黨而言,也不算合理。丁玲和王實味都曾經批評過這種不合理的不平等。王實味更指責那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然而,丁玲因此被批鬥,王實味更因此被槍斃(或殺頭?)。以後,到了一九四五年,這種差距又因增設「中灶」而進一步拉大。所以,供給制並非平均主義。

但問題不僅在這裡。如果我們稍為仔細分析一下毛派的理論,就不難發現,它既非主張平均主義,更非站在工農立場上去維護平等原則和反對官僚特權。

「政治掛帥」、「精神刺激」是甚麼貨色?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代,張春橋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指責按勞分配既是資產階級法權原則,因此不可避免會出現不平等甚至兩極分化,長此以往就會造成資本主義復辟。在一片反按勞分配,反差別過大的口號下,計件工資制被廢除。但是,仔細讀讀下面幾句話吧:「工人不計個人得失,為了生產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利益,自願取消和改革計件工資制度,實行更合理的工資制度。這種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因公忘私的作為,正是共產主義風格的一種表現」。(註十)「必須強調政治掛帥,加強共產主義教育,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而不應強調物質刺激。」「強調物質利益等等的『鈔票掛帥』,是把人們培養成為『按酬付勞』的、孜孜為利的庸人」。(註十一)結論就是,要工農階級「要比各盡所能,不要比按勞取酬」。

其實,毛派的真正用心已經昭然若揭了。對過高收入的攻擊,對特權的攻擊,統統不過是幌子。他們所反對的,主要的還是工農本身,工資本身,按勞取酬本身。他們要工農只問拚命勞動,不問報酬;最好人人都學那些勞動模範那樣,有很高的政治覺悟,公而忘私,即使過勞而健康崩潰(例如,一九五一年,在192個勞模中,有76個因過勞而崩潰,90個有其他問題━━註十二),也不會計較工資多少。

當時一位海外托派這樣評論道:「現在我國許多工廠取消計件工資制,並不是嫌這種制度驅使工人工作過度緊張,或者幹得太多而工資太少,而是嫌它讓工人在緊張地勞動了(這算是它的好處)之後,還得到比較多的工資(這點才被認為是害處)。這個改革是要使工人如改革前一樣緊張或者更加緊張地工作了之後,不再像以前那樣多得一些工資。正因為這個改革的用意是如此,所以與它同時,又實行打破八小時工作制,許多工廠改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並且加班不要報酬。」這就是所謂「要比各盡所能,不要比按勞取酬」。

「毛澤東集團……在農村實行公社化,主要為的是在農業增產的時候盡量限制農民收入的隨之增加,特別是限制農民購買力的增加。同樣,在工業中取消計件工資制,並且準備實行供給制,目的就是在增加產量和增加投資的時候盡量限制工資基金的隨之增加,減輕消費品市場上的壓力。換句話說,這一切新政策,都無非是為了擺脫那種通過市場而表現出來的群眾壓力,讓統治集團在分配社會生產品的時候享有絕對的自由權,在制訂經濟計劃時,可以完全不顧群眾的要求而獨斷獨行。」(註十三)

表面上,毛劉之爭,好像一個要政治掛帥,一個要物質刺激掛帥;因此一個要實行平均主義,反對特權,一個要照搬蘇式那極不平等的工資制(甚而過之);其實,這種描述是膚淺而又片面的。劉少奇那一套雖然明顯代表官僚(特別是技術官僚)特權;但毛澤東那一套也同樣代表官僚特權(尤其是政治官僚),所不同者只是前者比較實際一點,在騎在工農群眾的頭上之餘,比較願意承認工農群眾的某種消費選擇權,承認市場關係不能完全取消,而毛派則要把國家主義發揮到極致,取消市場關係,實行供給制,把工農群眾像養牛養羊一樣養起來,不許他們有一點經濟自由(這銀幣的另一面就是官僚的絕對自由,以及享盡特權)。這樣一種把人民降到奴隸地位,要他們天天「挑燈夜戰」而又給甚麼吃甚麼的極權主義制度,無論如何不能稱之為平均主義,更不能稱之為「烏托邦」吧?━━除非你把空想而又醜惡至極的這樣一種社會也稱之為烏托邦吧。

文革時期雖然也大肆攻擊八級工資制和收入不平等,但是一直沒有宣佈任何正式的工資改革,更沒有真正取消官僚特權,連文革中被扣發的一部份官僚薪水,文革後也補發了。不過,對官僚而言,反特權雖是空話,但是,對於工人而言,那種舖天蓋地的「政治掛帥」,卻別有妙用:那是上佳的鉗制方法。政工幹部往往根據政治表現(開會時有沒有發言,有沒有向黨交心……)而非工作表現來評定工資(註十四)。在這個情況下,誰還敢不緊跟毛主席?

借「腦體倒掛」做檔箭牌

附帶一提的還有「腦體倒掛」的問題。中共的御用文人總是把「腦體倒掛」(腦力勞動的報酬少於體力勞動)現象當作是平均主義的罪証之一。這當然不值一駁。既然是「倒掛」,既然是腦力勞動報酬高於體力勞動,哪裡還是「絕對平均」呢??

其實,這些人的潛台詞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想要說的其實是:過去講人人平等講得太多了,搞過了頭,以致讓工人騎到知識份子頭上去了。現在當務之急,就是撥亂反正,使知識份子工資超過工人。

這個見解的最後結論不一定錯,然而,問題根本不在腦體關係。我們姑且不說,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兩個概念,完全等同於知識份子與工人,本身是多麼錯誤(難道現代企業中,沒有從事腦力的工人嗎?)這裡只限於指出:專門突出腦體倒掛這個不合理現象,而避而不談另一個不合理十倍的現象,即官僚特權問題,客觀上不過是有意挑撥知識份子與工人的關係,以便轉移二者對官僚特權的視線吧了。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共一時以重酬收買知識份子,一時又以工人名義去打擊知識份子及其高收入。到了工人起來爭取增加工資的時候,又拿「經濟主義」的大帽子扣到工人頭上。總之耍盡挑撥離間,分而治之的手段,而目的不過是保住官僚自己的權勢。

有些人說,平均主義不應只限於工資級差有無的現象,而應當將之聯系到勞動本身。中國工人多年來都是幹與不幹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這至少是另一層意義上的平均主義。

這種看法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平均主義往往與另一個名詞━━大鍋飯━━通用。甚麼是大鍋飯?一位經濟學家告訴我們:「吃大鍋飯就是不講經濟核算,不講經濟責任,幹與不幹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而拯救的辦法,就是:破除平均主義!「要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以充份體現獎勤罰懶,獎優罰劣,充份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註十五)

根子在官僚管理

我們自然要承認一個事實,即今天工廠工人的勞動紀律很差,也承認有需要實行某種獎懲工資的制度。然而,我們卻可以斷言,至少在國營企業裡面,中共對工人實行再嚴厲制度,也不會使國營企業起死回生。因為,勞動紀律差的根本原因,本來就不是懲罰制度之缺如,不在甚麼子虛烏有的平均主義,不在工資制本身。我們認為,企業管理,尤其是勞動管理本身,是更重要的東西。為甚麼工人「幹多幹少一個樣」?這首先因為管理混亂,官僚無能。一九八五年的時候,官方報紙告訴我們:「有七成企業的標準化、計量、定額等基礎工作不健全,有一成半至二成是沒有這些基礎工作的(!)(註十六)工人其實並非不想工作,而是因為企業官僚管理顢頇無能:

「在一個長時期中,企業一直沒能真正建立健全合理的勞動定額制度,以及與之相應的統計、監督、檢查、驗收、考核等基礎工作,因而造成了職工升級無考核、獎勵無標準,只好按『年頭』升級,按『人頭發獎』。」(註十七)

真是不打自招!既然如此,又怎能把罪責歸咎於「養懶工人」呢?

不過,企業管理混亂,本身也不過是中共對全國經濟的宏觀管理混亂無能的反映罷了。在傳統的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之下,企業的投入產出完全由中央統收統支,幾十萬個企業只是中央各部手中的算盤算珠,撥一撥,動一動。企業全部的人、財、物,產、供、銷都受中央計劃支配。然而,由於中央無法真正做到把各個企業的投入的各種比例計算無誤(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造成無數混亂現象,不是短了電力,就是缺了鋼材。再加上中共長期好大喜功,追求高速度高積累,所以實際上總是無法供應足夠生產要素給企業,「三八制」於是應運而生。所謂「三八制」,就是物資局按企業申請數只供八成,訂貨會議中又再按供應數只供八成。到領貨時又再打八折。在這情況下,企業真正是「巧婦難為無米炊」,總是停工待料,停工侍電。這才是勞動紀律鬆懈的重要因素。陳子明告訴我們:

人們「偶然到工廠裡去走一走,看到工人不幹活、打撲克、織毛衣、聊大天,就認為工人缺乏勞動幹勁,其實他們並不知道,在大多數場合,並不是工人不願意幹活,而是無活可幹。……我國工業生產的大起大落,首先決定於宏觀經濟計劃,其次決定於企業生產管理,至於工人勞動幹勁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可視為生產涵數中的一個常數。當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調,或者企業中最起碼的管理制度(例如質量檢查、勞動定額等)遭到人為的破壞時,工人的勞動表現更多地是事情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把工業生產搞不上去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工人是不公平的。」(註十八)

全國經濟由中央級和地方級官僚瞎指揮,而各個企業內部則由企業黨委及廠長瞎指揮,這,才是工業搞不上去,勞動效率低的根本原因。把這一切歸咎於工人,實際上是推卻責任。

毛劉之爭的後果

企業混亂的第三個原因是文革。毛派指責劉鄧派在企業內實行的「白專」路線是卡壓工人,批評一長制是搞獨裁。這些指責並非完全捏造。事實上從五十年代起中共的工業管理體制都是照抄蘇聯那種高度壓制工人的制度。然而,毛派自己雖然滿口革命,但實際上是在打倒原有規章制度的口號下,建立另一種無法無天,人人動輒得咎的企業專制。在文革時期,不少工人連學技術都不敢,唯恐被人指責為走白專道路。毛派這種路線真正是搞亂天下,亂中奪權,以便毛澤東在打倒劉鄧之後,由一人專全國人民之政。不過,毛澤東(以及人民)畢竟為此付出沉重代價,中國企業的內部從此元氣大傷,管理混亂,漫無標準,無數庸才、奴才、走狗、小人、爪牙夤緣而上,當上黨委、政工幹部,使企業在他們瞎指揮下半死不活。此外,似乎還可以說,由於長期實行黨委與廠長的雙頭領導(有時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有時又是「黨委監督下的廠長負責制」,總之名目不斷變而實質不變),不像蘇聯那樣長期實行一長制,所以中國國營企業長期出現兩個「領導」互相牽制,互相扯皮;再加上文革時期毛派對規章制度的掃蕩,凡事「政治掛帥」,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所以中國企業之管理混亂已經成為死症。可恥的是現在中共要工人而不是自已負上罪責。

專無產階級的政

幹與不幹一個樣━━這句話用來形容企業幹部,尤其是政工幹部,倒是最為貼切的。他們實事不幹,專以整人為樂,而薪水津貼外加特權,卻大拿特拿。至於廠長,由於中共長期強調「德才兼備」(實際是重「德」不重才),所以實際上往往要看聽話與否來委任廠長(至於任人唯親就更不用說了)。這種情況,工人早已看在眼裡,恨在心裡。尤其因為,幹部與工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終身身份,一旦榮升幹部則雞犬升天,所以工人對於這些寄生蟲懷有義憤。他們不能積極反抗,就只有消極怠工。這就是勞動效率低的第四個原因。

「一個調查表明,有一半以上職工說,倘若條件具備,他們可以使自己的勞動效率再提高一至三倍。職工不滿的原因之一,是企業中的不公平。個人在企業中成功的第一位因素是與廠長個人的關係好,第二位因素是是否有可靠的社會關係,而很少依賴個人的努力程度。」(註十九)

「領導可以加一級兩級(工資),而有的工人加半級工資還得求人情。獎金分配,許多企業行政領導不論貢獻大小,月獎、季獎比工人多拿,年終還要拿承包獎勵上千萬;反之,企業虧損,職工工資打折扣,行政領導卻毫無損失。……工作失職,最多調個單位,易地做官。」而「工人違反紀律,行政領導可以給工人以各種處分。」(註二十)

「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本身並不錯。社會主義的原則,不就是「不勞動者不得食」嗎?事實上,社會主義從來就不是平均主義。(「平均主義」不過是蘇聯的史大林,為了把官僚特權合理化而杜撰的撒旦,為的是醜化列寧時代的平等原則)。在俄國革命早期,雖然很重視而且實際貫徹平等精神(例如規定公職人員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史大林後來將規定廢除),但是卻同樣重視和貫徹「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例如,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俄共政府規定,工人如未能按定額完成工作,會減扣工資(最多減三分一)。大陸要實行類似獎懲制度,原則上也並不錯。然而,從頭起要記住,這種獎懲制度要合理和有效,不僅牽涉工資分配問題,而且首先牽涉工廠管理的問題,尤其是勞動定額是否合理的問題,工人是否有監督權的問題。最後一個問題尤其重要,因為如果沒有集體工人(不僅是企業集體而且是整個社會的集體工人)的監督,就難保號稱為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不會變成同資本主義企業一樣,廠長可以一人說了算,把勞動定額定到高不可攀的地步,迫使工人拚命工作才能糊口。只有確保工人的監督權,確保勞動定額合理,才真正談得上多勞多得。俄國革命時期,就是這樣規定的。工人不僅有民主權利,而且可以監督工廠管理。通過工會和工廠委員會(這些組織的官僚化是廿年代之後才廣泛出現的),工人對一切切身問題,從勞動定額、勞動管理到工資福利、勞動紀律,僱傭與解僱等,都有權監督,而且參與決定,也有權罷工。只有承認工人這些權利,才能一面獎勤罰懶,一面防止工人重新淪為資本家的僱傭奴隸。

反觀中共,只曉得大談如何加強勞動紀律,如何懲罰工人(在這方面比俄共刻薄得多),卻完全不談如何保障工人作為主人翁(!)的起碼政治及經濟權利,甚至連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也缺如,廠長和黨委皆可隨意提高定額,剋扣工資和開除工人,在這個情況下,所謂「獎勤罰懶」,拉開差距,實際上同資本家剝削工人一樣沒有分別。事實上,中共對待工人的態度,從來就不見得比資本家好多少。不管是大捧計件工資制時期,還是大批計件工資時期;不管是工資差距大為拉開時期,還是相對縮小(但從來沒有縮小到像列寧時代那樣小,更不用說絕對平均)時期,中共對待工人的態度始終是相同的:就是迫使工人拚命勞動。所分別者,只是毛派要工人拚命勞動之餘,最好少拿報酬,而鄧小平現在則完全同資本家看齊,拿小恩小惠再加鐵的紀律來迫使工人拚命勞動。鄧派這些東西決不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而是按資分配,工人多勞而少得。

工人中老早就流傳一句話:「一不做,二不休」。意思是說,既不能罷工,但也不努力幹。這是對這種不公平現象的抗議,是對一種把工人視若草芥的制度的抗議。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共都視工人階級的勞動力為屬於國家所有。正是根據這種「勞動力公有說」,中共建立了一種統包統配的勞動制度,工人完全聽任官僚分配工作,絕無自由擇業,自由選擇企業的權利,更不能自由脫離單位。這就是「人才單位所有制」。這樣實際上是把工人變為工奴。古時候的奴隸為了抗議那不堪的人格折磨,所以勞動時總是拿工具出氣。現代中國的工奴,也正是出於同樣原因,而經常消極怠工和破壞工具,或至少不加珍惜。他們像古時的奴隸一樣,用這種辦法告訴現代奴隸主:他們不是會說話的工具,而是人。

雖然從八十年代起,這種工奴制度開始隨計劃經濟之瓦解而稍有鬆動,可是,起而代之的,卻是工人變成資本主義的僱傭勞動,可以隨意被開除、被扣減人工。官僚的一切罪責都說成是工人的罪責。尤其惹恨的是,「砸三鐵」變成「砸民不砸官」,「只動身子不動頭」(註廿一)。怪不得近兩年發生無數自發罷工,以及工人謀殺廠長的故事。工人這些行動,其實是要告訴官僚:他們不是資本的增殖機器,不是物,而是人。

一九九四年二月


註釋:

註一:《新中國工資史稿》,莊啟東等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註二:《九二━━九三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P.168-P.169

註三:《政治經濟學辭典》,許滌新主編,人民出版社,下卌,一九八一年,P.170

註四:《工資改革與結構工資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P.15

註五:同註一,P.58

註六The Chinese Economy,by Jan S.Prybyl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Columbia.P.12014倍一說與註四所言大致吻合。但The Chinese Economy一書謂,一級行政幹部工資,一九七四年的時候,有謂是400元,有謂是540元。若是後者,則相差19倍。未知孰是。

註七:同註一,P.121

註八:同註一,P.69-P.73

註九Salary Trends & Fringe Benefits, 1981, Productivity Council, HK. P.35-6.這個數字同大陸一樣,不包括獎金、花紅。

註十:上海《解放日報》,一九五八年九月廿日。轉引自《新中國工資史稿》P.86-P.87

註十一:《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十月廿三日;《解放》,一九五八年第九期。皆轉引自《建國以來政治經濟學重要問題爭論》,經濟研究及經濟學動態編輯部合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一年,P.314-P.315

註十二Wage Pattern & Policy in China, 1919-72, by Christopher Howe, Cambridge, 1973, P.133

註十三:《論中國官僚社會主義》向青著,新苗出版社,香港,一九九○年,P.120P.126

註十四:同註十二,P.112

註十五:一九八四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

註十六:《新華月報》,一九八五年十一月,P.98

註十七:同註一,P.16

註十八:《陳子明反思十年改革》,陳子明著,當代月刊,一九九二年。P.118-P.119

註十九:《新華文摘》九二年二月,P.44

註二十:《工人日報》,九三年九月六日。

註廿一:《破三鐵:問題、背景與政策》,王曉明著,紅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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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羊頭賣狗肉的股份制改革

劉宇凡

中國國有企業的虧損,一直以來差不多是同改革成正比的。所發布的改革文件越多,所採取的措施越大膽,則虧損越嚴重。自然,不能簡單地從中推論虧損源於改革。但是,反過來,就實際成績而論,中共的十五年國企改革是失敗的。如果中共還有一點羞恥之心,早該下台以謝國人了。不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祖國是不時興這種作法的。它不僅絲毫沒有謝罪的表示,相反,還堅持繼續「深化改革」。它去年開出的葯方,就是要同資本主義的公司看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營機制,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

曲解公司制的背後原因

這是中共去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決議可視為中共全力推行股份制的訊號,因為只有股份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所具有的法人地位才算是最完備的,它同股東的區分是最明確。而公司制改革,當然是仿效資本主義公司制的。不少人認為,資本主義的公司是真正的自負盈虧,所以才有盈利;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如果實行公司化,就必然可以起死回生。過去曾經把承包制捧到天高的中共理論家,現在照例要對之棄如蔽履了。他們認為,承包制這種「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改革,是不能真正解決政企不分的老問題的。要解決問題,除非實行產權改革。過去國有制名義上是「人人所有」,實際上人人不負責,這就是所謂「產權虛置」的問題。承包制據說並不能真正解決產權虛置;只有實行企業法人財產權才有可能;「只有在明確界定了國家與企業的上述產權關係之後,才能有效地進行企業制度的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方式和體制的改革。」過去十多年搞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的改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種提法並不符合現代企業制度發展的基本線索和內在要求。……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恰恰是在企業層次上要求兩權合一,即企業必須擁有實際上的資產經營權、處置權等。我國十幾年國有企業改革之所以舉步維艱,也在於始終沒有給企業以應有的法人所有權。……在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的宏觀層次上,應當實行國家的終極所有權與企業的法人所有權的分離,……在……微觀層次上,應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合一,而不是國家又當『老闆』又當『婆婆』。」(註一)但是,這位理論家強調,這種產權界定並非私有化,而是「要找到全民所有制經濟或國有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其核心是改革原有體制下的國有資產權虛置、資產經營責任不明、資產運營低效的產權制度」。(註二)按照這種意見,中共之所以棄承包制而取公司制,是因為前者只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不及得後者要劃分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那樣「徹底」。但這種理解根本錯誤。資本主義的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以來恰恰是以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而著名的,並非以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分開而著名。中共在八十年代為承包制製造籲論的時候,也反覆指出這點。而現在他們卻刻意忘記了。說股份公司有法人所有權,又有股東所有權並非完全錯誤,但是單提這點卻非常片面,把二者對立起來就更加錯誤。請問:公司本身又屬於誰呢?當然是全體股東。然而,恰恰這一點是那位作者所刻意隱瞞的,或者至少有意淡化。他們反覆強調兩個所有權,完全分離,而且往往是拿法人所有權去抗衡股東的所有權,更規定股東的所有權只是屬於「終極所有權」。請問:何謂「終極所有權」?從何處體現這種「終極所有權」?公司的法人產權自然並非「終極」了,但不是「終極」,又是什麼?是「眼前的所有權」麼?二者有什麼分別?界限何在?連界限也不知道,談什麼「明確產權」?豈不是比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劃分更模糊十倍?豈不是自打咀巴?

財產權神聖

根據資本主義的法律,公司股東與公司本身自然是有區別的。公司是虛擬的獨立法人,不因個別股東之死亡或退出而終結,具有行使法律所規定的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能力。但不能把這種區別誇大到公司有公司的產權,股東有股東的產權,二者對立起來,更不能誇大到一旦作了這樣的劃分,便能令國企起死回生。畢竟,公司是由全體股東組成的,全體股東決定著公司的生,也可以決定它死━━清盤。所以,股東產權是第一性,而公司產權不過是股東產權在法律上的延伸而已。誰是主誰是客是一目了然的。自然,由於股權的分散,數量龐大的股東使他們不可能直接經營,而只能由股東大會所選出的董事會負責經營(這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開),但是,這種分開從未像那些主張「經理革命」學說的人所描繪的那樣,已經發展到經理完全控制公司,股東(包括大股東)只能靠邊站的地步,更未發展到股東的產權被一分為二,他們只享有「終極產權」,而公司產權歸公司自己的地步。在股份制下面,小股東的所有權的確大大受到限制了,差不多變成只有收益權(股息),但不能因此推論整體的股東的產權都這樣縮小了,而同時經理的權力卻相應地、按同等比例地擴大了。因為小股東所失去的權力,並非全由經理接收過去。其相當部份是由大股東所取得。事實上,股份制就是一種方便一小撮壟斷大資本家通過有限股權去控制別人的(主要是小股東)財產的制度。佔有兩成股權,卻可以控制全部股權,真是何樂而不為!誠然,在一些最巨大的跨國公司(如通用),最大股東也很難取得超過百分之五的股權,但這只說明,一個大股東很難取得控制權,卻不表示大股東就喪失了財產控制權,因為完全可以、而事實上也是由幾個最大股東來實行聯合控制,並由他們組成董事會。自然,這種控制是戰略性的控制而非日常性的,但戰略性控制已足以證明,股東產權並未分散到「失控」地步,並未發展到股東完全變成只能坐待收益的地步。每一次經濟衰退以及由此引起的種種危機(破產、兼併、收購戰等),都經常看到董事、經理被最大股東「炒魷魚」的情事。所以,我們可以承認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但是,若說股東所有權跟所謂法人所有權完全分開了,以致股東已經無權干預企業的經營了,那是不符事實的。

「企業家」的狼子野心

實行這樣的改革並不能「明確產權」,不過中共的理論家還是那樣熱心褒揚,箇中原因,就是這種改革另有妙用。早在八十年代初,國營企業的經理們已經為締造中國企業家階層而大造輿論了。後來嚐過承包制甜頭的經理,胃口就更大了,夢想有一天能完全擺脫國家的控制,享有比外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有更大的權力。而現在所謂產權改革,其背後利益動機就是完全架空國家這個大股東,好讓經理們完全獨立經營。這方面的野心簡直到了毫不掩飾的地步了:「必須大力推進法人相互持股,使股權多元化、分散化,大幅度降低國家直接持股比例。……按照上述設想,作為終極所有者的股東被架空了,在企業經營上起決定作用的,歸根到底是經營者而非個人股東。」(註三)這位作者所描寫的是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他這種描寫的邏輯結論等於說,由資本家虛擬出來的法人,已經反客為主,剝奪了主人的財產控制權,並且將之交給了經理。整個資產階級即使還存在,卻已經完全靠邊站了。

真是匪夷所思的奇談怪論!無數事實表明,在資本主義國家,多數股票仍是操縱在幾百甚至更少的富豪家族手中,因而許多大公司的董事會也一樣操在他們手中。股權的分散和非人格化的公司法人制度,恰恰便利了大資本家支配了廣大小股東的財產(例如通過金字塔式的控股公司),便利了他們把別人的財產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不是相反。經理始終只是僕人,而不是主人。畢竟,經理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仰賴大股東的信任;反過來,財產權相比之下簡直是永恆的。資本主義的財產權是權力中的權力。不過,這位作者盡管立論荒謬,但好處是讓我們知道了,他們搞什麼「明確產權」的改革,原來並非要物歸原主,把屬於全體人民所有的公有制企業真正交還人民控制和監督,而是反其道而行,正式「架空」他們,把這幾萬億財產全都交給「經營者」去任意支配!這樣一種所謂公有制的改革,難道不就是變相的私有嗎?而且是一種化公為私的、最反動的私有化呢!這位論者反映了中國的「企業家」們的野心。不過,要整個中共接受「企業家」們的方案,恐怕也是不很容易的。首先,那些自命是國有財產的監護人的政治官僚,就不會輕易讓「企業家」去架空他們的。所以,中共的改革決議在最後落實時會變成怎麼樣,還要有待政治官僚與企業經理之間的明爭暗鬥,發展成怎麼樣。但總之,不論哪一派,都不值得人民支持,因為不論哪一派的方案,都不是真正符合人民的利益。

大陸上越來越多人認為,公有制根本行不通,因為公有制名義上人人所有,但由於無法劃清每一個人對公有財產的權利和義務,所以實際上是人人不負責。只有實行私有制,讓企業的經營者同時也是財產所有者,才能使經營者真正關心企業的成敗得失。

公有制也可以實行兩權分離

但是,要知道,經營者又是所有者,在資本主義國家只有中小資本家的企業才是這樣。而佔國民生產總值最大比重的,乃是股份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恰恰不是兩權統一,而是兩權分離。既然這樣,那請問:通用公司那三百多萬個股東,又何嘗是「人人負責」經營?何嘗不是把經營權交給經理?既然這樣,為什麼中國國企不可以一面保持全民公有,一面把經營權交給有關的工人和經理具體負責?為什麼非要將之拍賣、變成私人的、同樣是兩權分離的股份公司不行?既然外國的月亮跟中國的一樣圓,為什麼非要跑到外國賞月不可?有人說:「但過去十年不是已經實行過兩權分離的改革,而結果不是已經證明失敗嗎?」不,事實決不是這樣。過去十多年,中共的兩權分離的改革從來就沒有真正落實過,因此談不上證明失敗。其次,中共經常說國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是欺騙。在一黨專政下,作為「主人翁」的人民連過問一下經濟狀況都有可能被控以盜竊國家機密,又那裡談得上「全民所有」?可以說,大陸只有國有制,而且是專制主義的國有制,並無什麼全民所有制。所以,只能說專制主義的國有制徹底失敗,不能說全民所有制或公有制本身失敗。自然,當我們說全體十一億人民都是公有企業的「股東」,並不等於十一億人都來直接經營。但他們可以像股份公司的股東那樣,通過民主程序選出董事和經理去負責經營。我們這種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同八十年代在大陸所實行的承包制,主要不同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我們主張這種分離是在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法治的前提下進行的。只有每一個公民都有充份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才談得上監督公有企業;而只要公民有這種權利,就一定會有人行使監督。真正的公有制必須以民主為前提。二、全體公民的所有權體現在如下機制:就宏觀而言,他們通過民選代表去決定整個國民經濟的積累和分配;就微觀而言,民選的代表、消費者的代表等,都在企業的董事會中有一定數量的席位。但一般公民並不直接行使經營權;三、我們主張經營權不是全部交給經理,而是交給企業的全體職工;全體職工的代表應在董事會中佔多數,再由他們選出的經理負責日常的管理,而不是像承包制那樣讓承包者獨攬大權、壓迫工人。

實行真正的工人自治

沒有人會說上述的假設就是一字不易的定見。關於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的企業,應採取何種模式;如何在防止政府的調控權力過大、妨礙了企業的自主性之餘━━同時又防止企業職工為了一己利益而損害全體公民的利益,總之,整個國民經濟如何達至適當的集中和分權,那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而事實上近年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都在作有益的探索。但是,現在至少可以這麼說:中國沒有必要盲目仿效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沒有必要恢復資產階級的所有權。如果這樣做,不僅意味著官僚首先會乘機侵吞國家財產,而且意味著上千萬工人失業,以及工人階級整個經濟及社會地位的急劇下降。中共基本上已下了決心走這條路線了(雖然具體辦法仍在爭論不休)。在這個歷史關頭,中國的工人階級沒有理由逆來順受。事實上,各地的零星罷工亦在不斷發展。但是,中國工人階級如果要真正掙得生活保障,就必須認識到:過去那種命令經濟雖然把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口號喊得很響,實際上是連人身自由也沒有的工奴。而現在的資本主義改革呢,雖然多了點人身自由,但卻同時失去一切起碼保障。所以,必須同時反對上述兩種制度,爭取把政治和經濟的最高權力拿到手中,實行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工人自治。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註釋:

註一:《產權━━國有企業改革與國有資產監管》,張德森,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三年,第八十頁。

註二:同註一。第八十一頁。

註三:《論企業制度的改革》,吳家駿,載於新華文摘,九四年五月號第五十三頁至第五十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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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虧損的政治原因

劉宇凡

近年來,中國經濟一方面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國營企業的虧損卻有增無已。從前的標準說法是三分一國企虧損,而最近官方數字已達一半,非官方數字甚至到了八成,每年財政補貼高達一千億。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手法,高層似乎已經一改過去的猶疑態度,決心大膽進行一次「破產高潮」,大批關掉虧損企業,開除千萬計的工人。

官員與經理的鬥爭

讓虧損企業破產,只不過是中共整個企業改革的一個環節。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議,指出了國企的改革方向,就是實行公司化:「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營機制,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但是,問題在於中央能否克服各級官員對政企分開的阻力﹖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央規定放權給企業,很多都沒有落實;就算是暫時落實了,很快就會被上級部門伺機收回。上一次的大收權就發生在治理整頓的期間。有些廠長這樣反映:「近兩年,不該收的權也收了,如企業招工、調資、獎勵、機構設置、中層幹部任免、小額技術改造、產品銷售和定價等自主權,在不少企業已不存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十條,現在只有產品銷售自主權在市場疲軟、產品滯銷的情況下才留給企業。」(註一)有些人為收權辯護,說收權不過是為了實現宏觀調控。然而,稍知情況的都知道那純粹是假公濟私的砌詞。例如,在彩電緊俏時,有的部門就收走企業的銷售權,同時為自己作了不成文的規定:局長可以批賣多少台,辦公室主任可以批賣多少台,營業部經理可以批賣多少台等等。凡賣彩電都要經過官僚審批,這究竟是哪一門子的「宏觀調控」﹖那純粹是私利作祟吧了。這種人家稱之為「審批經濟」的假公濟私,是整個中共官僚層的特性。農村的官僚向農民敲詐勒索,而城市的官僚則向企業敲詐勒索,方式層出不窮。自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治理整頓無疾而終了,可是,繼起的全民經商的狂潮,卻依然提供機會給政府官員上收企業的權力。雖然九二年通過了《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的文件,進一步把企業權力擴大為十四條,可是各級政府官員卻打著「轉換政府職能」的幌子,通過「翻牌公司」收權。

敲詐勒索,無所不為

所謂「翻牌公司」,是指政府部門新成立一些公司,行使原來由政府行使的權力,而其中職能、人員、管理方式手段都未變,實際只換了一塊招牌。「翻牌公司主要是通過上收人權、財權、收費權等形成的。所謂上收人權是指取消下屬企業的法人資格,上收人事權,是指上收企業副職和中層幹部任免權,所謂收財權是指上收企業的投資權、銷售權、外貿權、分配權等;所謂收費權是指收取折舊費、開發費、收取管理費、手續費和留利……等。」(註二)去年朱鎔基不得不承認:「《條例》頒佈已經半年多,還發生這樣的事情(指上收企業權力━━劉按),可見貫徹《條例》確非易事。在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成立一些公司是需要的,但把屬於企業的正當權益收上來,甚至取消企業法人資格,重新使企業成為行政附屬物和攤派的對象,這不是改革,而是倒退。」(註三)可笑的是,對於這種違法的事情,朱沒有一個字表示要加以懲治。事實上,也從來沒有聽過有哪一個政府大官因此被控告或被撤職。九二年的《條例》所規定的十四條企業自主權中,竟有一條是「拒絕攤派權」,可見政府官僚隨意敲詐已達到多嚴重的地步。但更荒唐的是,最近一個調查顯示,恰恰這一條是最難落實的。在受調查的三百個大中型企業中,只有7.3%表示這一條得到落實。(其他如人事管理、投資、勞動用工等權,落實不到一半。進出口權則不到三成落實。)(註四)「……《條例》實施以來,各種名目繁多的攤派行為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現在的攤派已由過去的公開攤派錢物,轉向了所謂『合法化』的『有償報告』等新名目。攤派的面也越來越廣,上至各級政府,下到街道辦事處,既有與企業直接有關的水、電、煤、等供應部門,又有與企業生產無直接關係的文教、公安、衛生、城建等部門。……有時街道居委會或派出所要裝修辦公室,購買汽車、大哥大,轄區內的企業就要各作貢獻,數目少則幾千,多則上萬元。據對石家莊市廿一家大中型企業的保守統計,攤派拿走企業留利的5.3%……企業敢怒不敢言,就在於企業拒絕攤派的結果往往是『一把贏,把把輸』;拒絕一次,吃虧十次;」(註五)比方說,如果企業膽敢拒絕電力部門的攤派,「電老虎」可以以隨時關掉電源。各級官員「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經達到離心離德的程度。之所以如此,因為每一個官員都知道他們這樣做絕少會因此受處罰。倘若有誰真個如此不幸竟然被追究,那只是因為後台不夠硬吧了。這種官僚政治的邏輯,自然只會鼓勵而不能約束官員的違法亂紀行為━━只要找到後台便行。

破產有利誰?

正因為這樣,任何一種改革措施一旦實行起來,便一定走樣。在這個情況下,怎麼能保證「公司化」的改革又會例外呢﹖雖然這個名稱是最近才廣泛採用,但是這個政策其實已經實施多年了,那就是股份制改革。事實證明搞股份公司和股票上市,同樣沒有達到預計的目的━━即政企分開,反倒方便了各級官員大搞關係股、人情股,肆無忌憚地化公為私。倘若果然有哪一個股份企業享有相當自主權,那多份是因為企業「領導」有一個挺硬的後台而已。至於大搞破產,你以為就能做到汰弱留強嗎﹖不如說是讓官僚多一條發財途徑吧。按照現行法律,國企法人資格的喪失,可以有兩個途徑,一個是破產,一個是被兼併。然而,有關部門都趁機揩油,「雁過拔毛」,收取巨額的破產財產管理費、訴訟費與及其他費用;付清費用後,「真正的債權人幾乎不能清償什麼了。這麼一算,大家都望破卻步了。與其把資產送給法院,歸還國家,不如維持現生產」,「從企業破產中獲益最大的是法院。」(註六)兼併的情況也絕不好些:「目前中國企業要依法研究兼併手續,須經過多個部門審批,每個關口都要收費,包括國工部門代收房地產出讓金百分之廿一,國土部門收土地管理費百分之三,國土評估費百分之三,國資部門收國資評估費百分之六,稅務局收營業稅百分之五點五……共計千多項收費。累計收費總額,低的佔兼併資產額的百分之四十,高的佔到百分之五十多。」「應當指出的是,無論是法院等收的破產費還是各官僚部門收的『買路錢』除大部份繳入國庫外,多數屬於部門自立名目、自我加碼收的『小金庫』,這些錢的去向,大部是獎金、福利、小車、住房、出國、遊山玩水等。」(註七)試問,有官如此,企業又怎可能不大虧特虧呢﹖有報道說,企業依法可取得的利潤留成,有九成給上級企業收走。這個說法是否完全無訛,那很難說,但是其數額一定不少。最近國企之所以虧損突增,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各級地方政府為了彌補新稅制所造成的對地方官僚不利的財政缺口,竟然向企業預徵明年稅款,使企業更難生存,而更荒唐的是中央對此完全一味姑息。

中央有多大責任?

那麼,中央官僚的罪責是否僅限於姑息下面各級官員死抓住企業不放,因而造成企業虧損呢﹖不。企業效益低下的現象並不是「改革開放」之後才產生的,而是從五十年代起便已出現。中央過去實行的那種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再加上歷年不息的政治運動(「政治掛帥」;反對經濟核算),不僅造成企業本身嚴重的管理不善,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整個國民經濟弄得一塌糊塗,多個經濟部門之間嚴重的發展不平衡(農業及基礎工業、能源、教育、科研等嚴重落後)。「改革開放」既然是在這個宏觀局面下開始的,那麼,即使企業獲得了自主權,也不容易扭虧為盈,因為經濟增長,瓶頸部門的價格水平就會暴升,增加了企業成本。尤其要指出,「改革開放」不僅沒有改善這種結構失衡,反而使之更惡化。強調放權和市場化,使地方各級政府取得了巨量投資權,於是在維護本地官僚利益的前提下,大力發展利潤高的加工工業,結果使加工工業嚴重投資過剩,而短缺部門更短缺;為爭奪短缺原料而造成的「棉花大戰」、「蠶繭大戰」等時有所聞。到了現在,由於投資過剩而造成工廠開工不足、設備閒置、貨物積壓的現象日益嚴重━━這也是最近國企虧損加劇的原因之一。

經理廠長化公為私

但是,不要以為只有政府官員才敲詐勒索企業,更不要以為經常抱怨官員攤派的廠長經理就代表「正義的朋友」。恰恰相反,企業中的黨委、廠長或經理之貪污舞弊、假公濟私,正正是企業虧損的另一個主要原因之一。八十年代以來普遍實行由廠長承包企業,他們就是利用這點權力去化公為私。有人指責他們:「有的企業,給他們人事權,他們可能只顧安排親友,而不顧企業素質;給了他們分配權,他們可能只顧多分獎金,而不顧企業長遠發展,給了他們外貿權,他們可能只顧出國遊玩,而不顧企業需要,等等。」(註八)有些企業表面上虧損,其實是盈利,只是利潤被廠長們私分吧了。私分的方式,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合法的途徑包括:打著與其他企業聯營的旗號,投資於其他企業,盈利卻以「聯營企業共留成發展」為理由而保留在對方企業,實際供自己揮霍。又如把盈利轉到投資非生產性建設,如蓋樓堂館所、泳池等。又或借回扣刮龍,總之層出不窮。至於非法手段,就更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從做假帳到亂集資,從賤價賣出企業資產及貨物到非法炒外匯都有。怪不得一面是國企虧損,而另一面廠長們卻紛紛發家致富了。人們於是謔稱之為「廟窮和尚富」。所以俗語有云:「一類人是公僕,高高在上享清福;二類人作官倒,投機倒把有人保;三類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中共的辯護士努力要人們要相信,十五年來不斷搞什麼利得稅、承包制,卻始終不能實現政企分開,「工人躺在企業身上吃大鍋飯,企業躺在國家身上吃大鍋飯」的局面始終不變,是因為這些改革不徹底;要有徹底改革就要劃分國家與企業的產權。

經濟原因還是政治原因?

把十五年來的國企改革失敗的原因簡單歸咎於純粹經濟原因,尤其簡單歸咎於各種經濟原因中的產權不明確的原因,是完全不能服人的。這種解釋暗含了一個前提,即:十五年來各種政企分開的改革措施都試過了,但結果都不成功,所以非要進行徹底劃分開政府和企業的財產不可。然而,事實決非如此簡單。實際情況是:過去有關放權給企業的政策,從來都沒有真正落實過,所以談不到「都試過了」,更談不到要這些政策本身負起改革失敗的全部責任。甚至可以說,改革之所以失敗,部份是否正正由於政策得不到落實所至,至少是值得研究的。自一九八四年以來,尤其自一九九二年頒布的《全民所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以來,政府明文規定的國企自主權已經很大,從投資、生產到分配,從人、財、物到產、供、銷,都有很大權力。按照這種設計,已經談不到政企不分了。但為什麼還是失敗呢﹖那就是因為各級官僚從中阻梗,拒不落實政策。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就說過:「你放權,他收權,怎麼辦﹖」到了九十年代情況依然如此。自然,同八十年初相比,現在的企業的自主權總是大了而不是小了,但是同文件上所規定的,相距仍然很遠。中央雖然三令五申,批評各級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是,從來沒有任何成效。連自己的政令也無法落實,各級官員可以有法不依,違法不究━━這同「產權不明確」有何關係﹖這明明是政治問題,不單是經濟問題。明明是沒有法治,明明是官員腐爛濫權,明明是「禮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的姑息養奸的問題,明明是各級官員假公濟私,死抱權力不放的問題,而中共的御用文人卻不著一字,輕輕化解到「產權不明確」的五里霧中,其目的不過是掩飾自己的罪責,掩飾自己十五年改革越改越壞的事實吧了。明明是自己無法貫徹自己的政策而令到企業虧損日多,到最後不僅沒有負起責任,連學一下封建皇帝「下詔罪已」也不肯,反而簡單一句「虧損企業都要破產」,一股腦兒要全國職工負起中共無能的惡果(據報將有千萬工人被開除),這又是否公平﹖「改革」越深化,官僚的無法無天行徑就更駭人聽聞。既然如此,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官僚會真正尊重企業的「法人財產權」﹖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廠長經理會真正在守法前提下拼命賺錢﹖所以,可以相信,這次新的公司化改革,多份不能達到原訂目標,實現政企分開。只有一點是多份可以落實的,那就是;開除工人。不論公司化的改革本身對不對,總之,再好的政策交由中共去實行,都一定會走樣變質。畢竟,中共已經空前腐爛了。官僚為什麼可以有法不依,因為他們違法不究,而且上下級之間都只是互相利用,互相維護。有句順口溜這樣說:「下級哄上級,一級哄一級,上不封頂。上級吃下級,一級吃一級,下不保底。」

政治民主是前提

法治的缺如,官僚之橫行,分析到底是因為政治體制上的缺陷,是因為沒有民主監督,而不是純粹的經濟原因,尤其不是純粹的產權原因。一味拿產權來模糊更根本的政治原因,不過是那種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鄧小平路線的邏輯延伸吧了。而這種改革路線,根本就是方便官僚一面掩住人民咀吧,一面化公為私吧了。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註釋:

註一:《解開改革的聯立方程━━論配套改革》,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北京,1992年,頁34

註二:《產權:國有企業改革與國有資產監管》,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北京,1993年,頁4445

註三:同上,頁47

註四:同上,頁92

註五:同上,頁34

註六:《國有企業難求「安樂死」》,周聞道,信報,九四年七月廿五日。

註七:同上。

註八:同註一,頁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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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貧富不均超越美國

向青

自從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經濟的迅速發展引人注目。同樣引人注目的,還有社會不平等的滋長。目前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每年收入不過兩千多元(人民幣),農村居民平均才大約一千元,另方面卻已經出現了百萬元戶和千萬元戶,連億元以上的富戶也有了。這些大富戶自然只是少數個別例子。但是整個社會嚴重的貧富不均也是無可懷疑的。1995年年底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的三位研究者(李強、洪大用、宋時歌)發表一篇研究報告:《我國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分析》,顯示出全面的情況。現在根據《新華文摘》19962月號轉載的該文,摘錄主要的統計數字給讀者參考。

大家知道,現在各國通常用基尼係數來表示貧富差距。基尼系數的數值在01之間。0表示絕對平等,人人一樣;1表示絕對不平等,即全部收入或財產都集中在一人手中。國際上多年測量的結果,認為基尼系數在0.3-0.4之間算是中等程度的不平等。

中國大陸城鎮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是0.16,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低的,以後就升高得很快。

1978

1986

1987

1990

1994

0.16

0.19

0.2

0.23

0.37

農村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8

1994

0.22

0.25

0.27

0.3

0.31

0.34

0.411

城鎮與農村合在一起計算的個人收入基尼系數:

1979

1988

1994

0.31

0.382

0.434

美國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如下: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0.369

0.353

0.353

0.365

0.396

可見1994年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已經超過1990年的美國。

比較收入的差距,還常常使用五等份的測量方法。就是按收入的高低,將人口分為五個等份,計算每個1/5人口層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所佔的比例。1994年中國大陸城鎮居民家庭全年收入的比例:

層次

佔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1/5

6.041989年為11.65

次低的1/5

11.16

中間的1/5

15.77

次高的1/5

22.57

最高的1/5

44.461989年為29.38

農村家庭收入的差距更大,如下表:

層次

佔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1/5

4.591989年為7.63

次低的1/5

9.79

中間的1/5

15.01

次高的1/5

21.82

最高的1/5

48.791989年為39.56

如將城鎮與農村合併計算,差距就更大了,如下表:

層次

佔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1/5

4.27

次低的1/5

9.12

中間的1/5

14.35

次高的1/5

22.13

最高的1/5

50.13

為了比較,請看1990年美國家庭的收入比例:

層次

佔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1/5

 4.6

次低的1/5

10.6

中間的1/5

16.6

次高的1/5

23.8

最高的1/5

44.4

大家早已知道,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最不自由(最近十幾年間,貪污和暴利的自由除外),最不民主的,現在又看到了貧富不平等的急速發展。中國已經登上了收入差距最大的那一級,超越了美國。但中共還說這是社會主義!

一九九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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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篇

可喜可賀的學生民主運動

新苗社

由本月初開始的國內各大城市的大學生爭取自由、民主以及其他改革的運動,一直在擴大而且深化,這是個可喜的現象。凡是真心期望中國迅速進步而又不想藉欺壓民眾以自肥的人士,都應該為此歡呼慶賀,並且盡力支持。

在中國現代史上,學生運動屢次擔任了偉大的進步運動的先鋒角色。這次的學生示威行動,表明新一代的青年仍舊繼承著這個優良光榮的傳統,並不滿足於僅僅埋頭讀書,更不是人人只「向錢看」,而敢於站起來要求人權、自由、民主,敢於擔負起促進全面改革的偉大歷史任務。

全面改革,使中國趕上現代世界的先進水平,這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八年以來,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集團在這個方向上做了不少的工作,成績是有的,而且仍在繼續努力。但是,各種障礙仍舊很大,最大的阻力恰恰存在於中共黨政機關裡面。當權派的政策始終不夠徹底,不夠大膽,尤其是不肯完全放開對民眾的諸多束縛和壓制,不讓民眾享有充份的自由和民主權利。這樣,改革所必須依靠的主要力量━━民眾的積極參與━━就被嚴重地削弱了。如果改革始終以這樣的方式進行,就一定進展很慢,付出的代價很大,甚至有時有反覆,不知要多少年代以後才能夠達到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並駕齊驅的目標。正是因為不滿意實行改革的遲緩和不足,大學生才起來集會、示威等等。學生的要求既符中國現代化改革的客觀要求,又代表了廣大民眾的利益和內心願望。

政府當局宣佈承認示威是合法的權利,這比起過去時常對群眾運動施行強力鎮壓,自然是個進步。但是高壓的手段並未完全放棄。所以上海學生要求嚴懲毆打學生的犯罪份子,如實報導學生運動情況和給予新聞報導自由,是十分合理而且切中時弊的。

上海高校學生聯合小組向政府所提出的第四項要求━━公開個人在單位的檔案━━值得特別注意。個人檔案是幾十年來中共政府扼殺個人自由權利,對每個公民施行無所不至的束縛的一個主要工具,是專制統治的明顯表現之一。現在上海學生正式要求把這隻躲在黑暗角落裡伺機傷害人民的惡獸揪出到光天化日之下,體現了保障人權的一項重大具體改革的第一步要求。這要求既顯出學生的勇敢,又顯出他們的智慧。

學生民主運動的深入化發展得很快。上海學生的四項要求消息才傳來兩天,我們又知道了北京大學出現大字報要求實行多黨制,獲得閱讀者廣泛贊同。廢除一黨專政制度,讓人民享有組織政黨和政治競爭的自由,正是中國民主改革的關鍵性的要求。只有實行了這種改革,所謂社會主義民主或人民民主專政,才不再是諷剌性的反語。

中共當然有權認為只有它自己才有能力領導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改革等等。但是按照民主原則,它無權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它領導,只可以同其他黨派站在平等的法律地位上作政治性的競爭。通過這種平等競爭而得到的領導權,才是真正的領導權。在一黨專政制度下的所謂領導權,其實是專制統治權。多黨制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特有的性質,而是一切民主制共通的性質。

中共當局正在利用一切手段宣傳一種觀點:現有的安定團結的局面得來不易,更是現代化改革所必需的條件,大家要避免急躁和過激的行動,以免破壞安定團結,所以遊行示威之類的行動應該盡量避免。我們認為:安定團結倘若建立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礎上,自然是人人擁護的大好事;但是對於好比鎖鏈和奴隸的手腳之間那樣的安定團結的關係,人民必須起來反對,也一定會起來反對。至於示威不是萬靈藥,要考慮時機是否適當和種種條件是否成熟,這是群眾運動內部應當注意和仔細考慮的,但不該成為政府高壓的藉口。

大字報特別受到當局的嫌忌和壓制。不少人把任何貼大字報的行動都當作是文革時期毛林四人幫所使用那種大字報迫害行動一樣的東西。這觀點若不是了解錯誤,就是故意歪曲。文革時期許多大字報之所以成為迫害手段,是因為那並不是真正自由平等的。只有毛林四人幫承認為革命派的,才有權自由貼大字報,而且達到不受限制、神聖不可侵犯的程度,內容則任意歪曲誣蔑,完全不負責任。那些被任意宣佈為反革命派的,卻連一點答辯的自由都沒有,他們倘若膽敢也貼大字報,馬上被撕毀乾淨,而且這行為本身就成為一種罪狀。今天學生民眾貼大字報,顯然完全不是迫害手段,而是被壓迫者在缺乏一般的言論自由情況之下的一種正當呼聲。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求有充份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包括貼大字報的自由在內;倘若有人像文革時期那樣,利用大字報來進行迫害,則依法懲罰。當民眾普遍享有言論出版的自由的時候,文革式的大字報迫害手段是無法得逞的。

在官方的傳播媒介中,一直有許多關於「壞份子」或「非法份子」利用學生示威進行破壞社會秩序之類的說法。我們認為,除了要警惕和反對官方把學生運動的領導者當作壞份子,同學生群眾分割開,然後加以打擊之外,還需要強調反對中共以身份定罪的習慣做法,堅決要求對任何人都只能以行為定罪。這就是說,反對先給某人戴上「壞份子」或「非法份子」的帽子,然後推斷他的行為是犯罪行為。應該反過來:只有某人的行為已被判定真正是違反刑法,他才算有罪,才可加以處罰,然後才可以被稱為非法份子。只有這樣,人權才有保障,才實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大學生的大字報中,擁護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也被涉及了。這本是在今天中國深入探討任何重大政治問題所不可避免的發展。我們認為:這問題的內容,首先是何謂社會主義,然後才是誰優誰劣的問題。一般人把社會主義了解為中國、蘇聯、朝鮮、越南等國的現實情況。至於資本主義,則以美國、日本、英國、香港等作為代表。按照這樣的了解,恐怕大多數中國人的內心裡都認為資本主義勝過社會主義。其實,中蘇等國現存的制度並不能算是社會主義:不但還沒有真正發展達到社會主義的程度,而且在許多重大方面根本與社會主義原則背道而馳,真真正正是比典型的資本主義更落後,更壞。這些方面包括了人權、自由、民主的欠缺。所以我們一貫要求自由民主,而反對一黨專政等等,同時堅決擁護社會主義。我們認為社會主義應該是一種人民享有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更自由,更民主的權利,同時物質和精神生活都更豐富的制度。這樣的制度,我們認為是值得擁護的。我們同時反對強迫人們擁護社會主義。我們主張讓人民自由討論哪種制度值得擁護的問題。

爭取自由和民主是任重道遠的任務。中國人民在過去已經奮鬥了一百多年,今後恐怕還要奮鬥許多年。目前的學生運動既是過去的繼續,又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道路不會是平坦筆直的。但我們相信人民的奮鬥總有一天能夠成功,自由民主終歸會實現。讓我們繼承無數先烈的遺志,充份吸收各個時期和世界各國的豐富經驗,奮鬥到底!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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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群眾示威、安定團結和四項原則

向青

中國大陸的學生民主運動,有深刻長遠的根源,並沒有像有些人估計那樣迅速消沉下去,反而幾乎每天都有新的發展。這種發展,主要還不是在規模和行動的激烈程度方面,而是在政治要求的提高和思想的深入化方面。消息一天天接連傳來:上海學生提四項要求,北大出現大字報要求多黨制,說反對社會主義是由於愛國,北京師大的大字報公然辱罵四項基本原則(「去他媽的蛋」)。另方面,北京當局指控師大學生的反專政遊行是非法行為,表示將實行法律追究。這些最新的情況令我們覺得應該在思想上趕快把幾個有重大意義的問題弄清楚。

示威和法規限制

學生示威浪潮興起以後,上海和北京當局都趕緊頒佈關於集會遊行的管理法規,規定必須事前三天或五天向政府申請,得到批准之後才可以舉行。廿九日凌晨北京師大學生的遊行沒有經過申請,所以被宣佈為非法行為。那些師大學生顯然認為關於示威的法規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所以不理會它。香港也有人要求廢除那些規定,認為它們是以行政手段阻止公民行使憲法所保障的自由權。

中國憲法上歷來都有保障公民自由的條文,可是實際上人民並沒有得到這些權利,原因就是中共統治集團用種種手段不讓人民實際使用這些權利。現在,在健全法制的呼聲當中,政府利用行政法規來阻止人民實際行使自由權,自然是大有可能,十分值得人民警惕的。不過,至少至今還沒有聽到這種實例的報導。現在值得研究的第一個問題是:能不能說,制定任何行政法規來規定民眾舉行示威必須事先申請,都屬於阻止人民行使示威的合法自由權?

我們認為,正確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理由也很明顯。如果示威完全無需申請和讓行政當局作出必要而合理的安排(主要是在交通方面),任何人都可以絕對自由地任意舉行示威,那麼,只要有一批示威狂熱者,就可以搞得全市大亂而且無寧日了。這自然是侵犯了大多數市民的自由權和其他利益。事實上,在任何民主國家,都有法律規定示威須經申請批准。所以,儘管對於申請手續的具體條文大可以提出批評和要求修改,卻沒有理由根本反對制定任何有關申請的法規。

那麼,有人會問,政府故意留難,不予批准又如何呢?故意留難自然是可能的。在中國這樣非常欠缺民主自由傳統的國家,更大有可能。真正碰到這種情形的時候,準備示威的民眾如果不願意退讓,不願意暫時放棄原定計劃,只有拿出實力去同那些專制官僚硬碰,不理會當局的阻撓,走上街頭去。在這種情形下,正義是在示威民眾方面的。真正違法(違反保障自由權的法律的精神)的,是政府,而非示威民眾。不過,自然,這樣做的時候,第一,示威者要確信自己的申請是合理,不應該被拒絕的;第二,要把現實的政治形勢考慮清楚,斷定大多數民眾會同情自己這方面;第三,要準備作出犧牲,甘願冒暴力鎮壓的危險。這時,示威行動增加了一層新的意義,就是以事實否定政府當局拒絕批准示威的行政裁決,維護保障自由的憲法精神。民眾這樣做的結果,政府有可能被迫讓步,不使用武力把示威驅散,也不控告示威者。這樣,示威者就得到了一次勝利。不過,反過來自然也大有可能:政府可能採取高壓手段對付這次被它宣佈為非法的示威行為。那時結果若非示威民眾遭受一次失敗,就是民眾同政府的鬥爭升級;甚至會不斷升級上去,一直發展到官逼民反的頂峰:革命。

所以,在組織示威的時候,負責任而且有理智的領導者要慎重考慮多方面的條件和可能後果,選擇適當的進退決策。現在中共政府正式宣佈承認民眾有示威的合法權利,開闢了一條合法申請的門徑,而所規定的具體手續和期限也不算不合理,應該承認這是一個進步。準備示威的人們應該首先按照規定去申請。這才是文明的也是聰明的做法,而決不是膽小軟弱的表現。反過來,根本蔑視任何法規,幻想可以無限度地自由行動,那是太幼稚了。在今天的中國,這種幼稚的表現,會馬上令人聯想到文革的災禍。這對於爭取自由民主的事業是大大不利的。按照民主原則,人民自然有權反抗專制統治者。但是大多數民眾只有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才會實行必要的反抗。只有到了那時,反抗才可以成功。群眾運動領導者的責任,就是使所策劃的每一步行動都是群眾覺得必要,忍無可忍的;而反過來,對於每一步真正必要的行動,都敢於去發動。示威不是開玩笑,革命更不是開玩笑,不是少數人可以隨心所欲去幹的。

我們還沒有看到京滬示威法規的全文,不能對它們作全面的評論。但是,據報載,北京規定,人民大會堂、中南海等的周圍地區劃為遊行禁區。這是極不合理的。上述地區正是幾十年來官方所組織的無數遊行的中心地區,為甚麼對於民眾自發的遊行卻要成為禁區呢?民眾示威的對象正是政府,為甚麼不許示威接近中央政府的所在?這豈不是封建專制統治者的作風表現嗎?如果因此激起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激烈衝突,那責任是在政府方面。

安定團結和文革的鬼影

這次的民主運動,整個地看起來,是人民自發的合理的爭取改革的運動,並不帶有極左和破壞的特色,同文革的性質根本不同。但是官方一開始就利用文革的鬼影來防礙和限制它的發展,最近更明顯地趨向於更多使用高壓手段了。這一切都是在維護安定團結的幌子下進行的。

安定團結是抽象的概念,可以有種種不同的了解,可以賦予各式各樣的內容。奴隸被鎖住不能動彈,是十分安定的;鎖鏈緊貼地團團圍繞著手腕腳踝,也可以說是一種團結狀態。專制統治者打著安定團結的旗號來壓制民眾爭取自由民主和種種改革的積極行動,他們所保衛的,正是這一種安定團結。但在奴隸和一切被壓迫人民看來,只有解脫一切專制的鎖鏈,實現自由,民主和社會平等,才談得到安定團結。在今天的中國,真正防礙安定團結的,不是爭取自由民主的民眾,而是壓制民主運動的官僚專制統治者。

人所共知,今天中國大陸上一切正常的言論出版機構都還牢牢地抓在中共統治者手中,只要是官方不喜歡的言論,就極難有機會發表出來。正是這個原因使民間的呼聲不得不主要靠貼大字報的方式來發表。正如北大一張大字報所說:「假如我們被禁止張貼大字報,還有甚麼言論自由可言。」但是中共官方卻把文革時代毛林四人幫利用大字報來進行誣陷迫害的罪惡當作一切大字報所共有的罪惡,宣佈「對於大字報必須一律廢除」。十二月廿九北京日報特地為此發表題為「大字報不受法律保護」的社論。他們提出了甚麼理由呢?無非是文革時期大字報曾經造成很大禍害,而今後大字報也容易被利用或濫用來造成禍害。這理由根本是不值一駁的。大字報不過是一種發表意見的工具(媒介),而且是一種很原始、傳播能力很低的工具。這種工具的形式同意見的內容根本無關。無論是好的、壞的、正確的、錯誤的、革命的、反動的意見,都同樣可以使用這種形式發表,正如使用正常報刊廣播等等工具發表一樣。大字報與正常報刊的主要分別,不在於所裝載的內容,也不在於大字報的威力特大(事實恰恰相反,是威力比正常報刊小得多),而在於大字報容易讓人民,讓力量弱小者使用。有時一張大字報發生震動全國甚至全世界的作用(文革中這種例子最多),這並不是因為大字報這種形式使它產生如此強大的威力,而是,第一由於恰恰這張大字報的意見內容是適合當時潮流,容易引起響應的(假定這意見不是首先以大字報形式發表,而是在正常報刊或廣播中發表,也一樣會引起強大響應,而且更快一步);第二,由於它的意見被某一有力集團認為值得廣為傳播,於是利用該集團手中的正常傳播工具加以傳播(在文革時期,常常是由於被毛林四人幫採納)。所以,說一旦容許人民貼大字報,就無法防止泛濫,就無法有效地對抗在一些大字報中發表的有害意見所產生的壞影響,這是完全不合事實,也完全不合理的。事實上,在文革時期,毛林四人幫一方面利用大字報犯了許多罪惡,另方面也曾有效地壓制了許多表示不同意見的大字報(那自然也同樣是罪惡)。所以大字報這工具並沒有甚麼神秘特大的威力,它本身也無所謂善惡,為善為惡都在乎使用它的人,以及怎樣使用它。

文革的慘痛教訓是必須吸取的,但中共官方借用文革的鬼影去唬嚇爭取自由民主的人民,禁止人民行使貼大字報的自由權利,那並不是清除文革遺毒,反倒是延續文革的罪惡。中共統治者自己並不是真正害怕文革的鬼影━━因為只有統治者自己才有力量發動第二次文革━━他們所害怕的是人民的自由呼聲,連通過大字報這樣狹小的孔道透露出來,他們都怕得要死。

民主、憲法、四項原則

這次運動的初期大學生們所提的要求,一方面是籠統的自由民主,另方面是一些局部性的具體的改革要求,其中許多是很小很低的。但是運動很快深入發展,到十二月廿八日就在北大出現大字報要求廢除一黨專政,實行多黨制。本來,民主和一黨專政是不可並存的。在一黨專政之下就談不到民主政治;民主政制必須是允許兩黨以上並存,平等競爭的。無論在事實上還是理論上都顯然如此。民主就是人民自己作主。根本不許人民自由組織政黨,也不許人民選擇主持國家大政的黨派,人民怎能作主?所以人們在民主運動中要求廢除一黨專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可是中共卻震驚暴怒了。人民日報立刻發表評論員的文章來表態,題為「講民主不能離開四項基本原則」。他們所謂的四項原則裡面包含著堅持中共一黨專政的特權這一項反民主的原則。為甚麼講民主不能離開反民主的原則呢?他們沒有答覆,也沒辦法答覆。他們根本不覺得需要用道理答覆,因為他們有更好的對付辦法,就是揮動棍子、剌刀、鎖鏈和槍桿。北京師大有張大字報說:「讓基本原則去他媽的蛋」。用下流話不論罵人還是罵甚麼東西都是不值得提倡的,不過這一罵情有可原。因為對方根本不講道理,依仗暴力,十足惡霸的態度,而且幾十年一直是這種態度,實在令人憤慨。

不過,師大那張大字報把四項基本原則統統一齊罵了,卻很不公平,也不合理。其實,四項原則的內部矛盾大得很。大家知道,另外三項原則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道路和民主制度一樣,同一黨專政根本是死對頭,不可並存。社會主義要給人民極大的自由,最高度的民主,還要消滅一切社會不平等。一黨專政卻否定自由民主,讓一個黨成為統治的貴族,永享特權。實行社會主義就要一黨專政(以及其他許多壞東西)滾蛋,而實行一黨專政就要社會主義滾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從來沒有說過走社會主義道路要實行一黨專政,反倒說過許多關於社會主義道路一定要很自由,很民主的話。用一黨專政來假冒社會主義,是蘇聯專制魔王斯大林的罪惡發明。毛澤東、鄧小平等等都是他的徒子徒孫。明白了這些,也就可以明白毛澤東思想根本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兩者基本上是互相衝突的。

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為了壓制反對一黨專政的言論,把憲法的權威抬了出來。它說:「四項基本原則……已經載入憲法。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是違憲的言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行動是違憲的行動」。中共自己常常不遵守憲法,尤其是從來不實行憲法上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條款,卻想叫人民心悅誠服地擁護憲法規定的一黨專政原則,結果只能心勞日拙。

至於說甚麼「違憲言論」的話,反映出那個評論員連最起碼的民主法制的認識都沒有。在稍微有一點點民主自由的國家,法律(憲法和平常的法律都一樣)都只是禁止做出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而沒有禁止發表批評法律的言論的。做出法律禁止的行為,叫做違法行為。但是,如果有人發表言論指責某條法律的規定不好,要求廢除或修改,只要這條法律的內容並沒有說禁止人們批評它,也沒有另一條法律一般地禁止批評法律,就不能說那人做出了違法行為(現在這行為就是發表言論),不能把這言論叫做違法言論。中國憲法儘管很不民主,卻並沒有規定禁止人們批評憲法,另方面還有保障言論自由的條文。所以,人們發表言論批評憲法中的四項基本原則,要求取消它們,並沒有違反憲法的規定,因此也就不能叫做違憲言論。如果這叫做違憲言論,憲法就永遠不能修改了。因為在討論修憲問題時無法避免有「違憲言論」。試問:一九八○年九月取消當時憲法中保障大字報等自由權的規定之前,中共中委會等討論這個修改問題的時候,是不是發出了「違憲言論」呢?這樣修改憲法是不是違憲呢?只會揮動棍子、帽子和槍桿子的人,一談法律就無法不鬧笑話。

民主運動的前途

中國的經濟改革要成功,必須實行政治改革。如果不廢除一黨專政制度,則所謂政治改革只是無濟於事的微小修補而已。現在大學生的民主運動已經提出廢除一黨專政的要求,實在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可是,自從這個問題一提出來,中共政府對這運動的態度就強硬兇惡起來了(起初還有人猜測這運動是當局暗中支持的呢)。現在不難看出:民主運動繼續發展下去,難免有激烈的鬥爭。引致激烈鬥爭的原因,不是爭取民主的群眾過火,而是中共當局死硬抗拒必要的改革。無論如何,要求民主的人們一定要準備作漫長而艱苦的奮鬥。

學生運動常常擔任改革運動的先鋒。但是一定要全國民眾廣泛參加奮鬥,改革才會成功。大學生要得到民眾響應,除了靠一個正確的中心口號和勇敢而又合理的行動榜樣以外,還要有一整套關於各主要方面的改革主張,而且要使這一切主張都讓民眾普遍熟知而表示擁護。廢除一黨專政可以作為中心口號。其他方面的改革主張,在民主運動裡面還沒有提出來,恐怕還有待討論確定。而這一切要讓全國民眾熟知而且擁護,更需要做許多探討和解釋的工作。前一階段的示威和貼大字報所起的作用,是在全國人民面前揭開蓋子,把問題提出來。這一步已經成功了。這實際上是一步思想上的衝剌行動。下一步最需要的是更深入、更廣泛的思想工作,使徹底的政治改革以及全面改革的要求深入人心,成為全國大多數人民一致的要求。凡是偉大成功的改革,一定在人民裡面有廣大而堅固的思想基礎。光靠一哄而起的猛烈行動,可能改變一下統治者的人選,卻不足以造成制度上深入廣泛的改革。今天中國所需要的改革尤其是如此。我國今天要解決一些在世界歷史上都是新鮮的問題,我們要建設真正優越的社會主義新社會,而這是至今還沒有任何國家完全成功,甚至還沒有大體成功過的。這個偉大的任務對人們提出特別高的要求:不但要有極大的勇氣,還要有極高的理智。我們不但要做許多轟轟烈烈的事情,還要做許多耐心細緻的事情。我們認為,這點是值得民主運動的先鋒份子特別注意的。

對於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集團,我們想提出善意的奉告。徹底的政治改革,包括廢除一黨專政,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如果你們肯順應潮流,還政於民,那將是對人民,對歷史的真正偉大貢獻,比過去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的貢獻更偉大。歷史將紀錄下你們所領導的現代化改革的偉大成功。而在人民通過這個和平改革的途徑取得民主權利以後,多份會衷心地擁護你們繼續擔任領導。反過來,如果你們死硬地抓住一黨專政的特權不放手,就只有迫使人民行使最高的民主權利:革命權。你們憑藉武力,自然可以給革命造成許多困難,許多犧牲,但是革命終歸是會勝利的。那時你們將喪失過去的一切光榮而遺臭萬年。何去何從,為善為惡,選擇權現在還在你們自己的手上。

一九八七年元旦寫完

【作者按】顯然,十年前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在維護人民示威自由權的見解上還不夠徹底。那時我沒有根本反對示威須經政府批准的制度。現在看來,這種不徹底的見解是錯的,當時所依據的理由也不能成立。

示威無須事先由政府批准,並不等於自由示威者可以任意破壞社會秩序(阻礙交通等等)。如果示威者真正有了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政府自然有理由干預,甚至依法提出控訴。但是沒理由事先認為有可能破壞社會秩序,就加以禁止。如果有一小撮示威狂熱者天天示威,這少數人的行動,只要不變成故意搗亂,就不會真正對社會秩序造成破壞。香港最近幾年的情況可以証明這點。至於很大規模的示威,對於街道交通自然難免造成一些影響。但既然有那麼多的居民覺得必要採取這行動,就表明一定是涉及很重大的問題,那麼,比較起來,街道交通受到一時的影響,就變成較小的問題,應該是公眾可以容忍的了。

我們不能假定政府一定是真正關心公眾利益,所以把維護社會秩序的全部權力都交給它;反過來,也不能假定民眾是自私的、衝動的,所以必須受外力約束。原則上我們不能否定政府有維持社會秩序的適當權力,但不應是無限的權力。況且,政府至少要由人民自由選舉出來,而且不斷接受人民的監督,才有資格成為公眾權力的代表。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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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

向青

在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之間中國局勢所發生的急劇變化,轟動了世界。先是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學生運動突然在各大城市興起,中共當局採取前所未有的溫和手段應付。然後是中共突然變臉,發動嚴厲的反自由化攻勢,不但把三個自由思想最著名的知識份子開除黨藉,連總書記胡耀邦也強迫辭職了。最近一兩年來顯著地令人感覺「寬鬆」的空氣,被一陣猛烈的冷風驅散了。現在中國人普遍的心情是不安、憂慮、畏懼、失望和憤怒。這一切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甚麼?會產生甚麼重大後果?中國的前途是樂觀還是悲觀?這些問題,中國每一個有心人都要去深思。而香港的中國人還要考慮:這些變化對香港會有甚麼影響。

學運起落的原因和後果

十二月至一月的學生運動來得快也,去得也快。尤其是起來得那麼突然,發展得那麼迅速,很令人感覺意外。原因究竟在哪裡呢?短期內,比方二月下旬寒假完畢各大學復課以後,運動會不會重新興起呢?

中共官方認為學運鬧得起來主要「是幾年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的結果」。鄧小平就是這樣說的(見八七年一號文件)。把大學生要求自由民主斷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理由下面再談。如果說現在中國的大學生已經享有充份的自由,他們起來鬧事,要求更多的自由,是因為不知足,不懂事,嬌縱壞了,那自然也是專制統治者的歪理。但是,認為這次學運興起得這麼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政府過去幾年容許人民(尤其是知識份子)享有稍微多一點的自由,這種見解卻是正確的。近幾年的中共政策,不論對內對外,都比較開放,因此,人民有機會比較清楚、比較全面地看出許多落後和腐敗的現象,尤其是看出官僚專制是這一切壞現象的總根子。這樣,大學生們就深深感覺到自由民主的重要性。而知識份子所受束縛比較寬鬆一點,令他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提高了(方勵之的論調是個明顯的例證),那些年輕的大學生更容易覺得這種寬鬆狀態是合乎自然規律的狀態,而且理應日益進步。正因為有這些有利條件,十二月初的學生示威行動才容易發生。而初期統治者繼續採取寬鬆的政策對待示威的學生,於是學生的自信更高了,甚至會以為統治層之中的改革派歡迎他們這樣來支持政治改革。結果學生運動就相當容易地擴大起來。這種種關係,統統是很明顯,很容易了解的。所以,站在專制統治者的立場上,鄧小平斷定學生運動鬧得起來的根本原因是繩子放得太鬆了,那是很自然,大有道理的。鄧小平的看法是客觀真理的曲折影象,放大反映了真理的一個側面。

正因為學運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當初統治者的壓力不大,所以到了中共政策轉為嚴厲以後,運動就很快停止了。元旦的天安門示威和當晚要求「還我同學」的繼續行動,可以說是退兵的一戰。這一役,一方面表現出北京學生的英勇精神和強烈的責任感:甘冒巨大危險,一定要以漂亮的行動表明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誓不屈服的決心;另方面也表現了學生們了解到形勢的不利,適可而止。適可而止的意思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指兩次行動中所提的口號十分克制,應付警察干預的技巧也十分高明,結果連有些警察都感動了(官方的壓制政策也有所克制,自然也是一個原因);另方面是指往後再沒有行動了。這一役打得十分成功。付出代價很小,而目的完全達到:表明了人民不怕官僚壓制,堅持有在革命聖地天安門示威的自由權,並且宣告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將來一定要繼續。

至於開學後學生運動會不會很快再起,看來大概不會(除非有新的有利因素出現,但目前並無徵兆)。客觀上,在今天的中國,自由民主是迫切需要的。只有實現了自由民主,各種必要的改革才可能順利進行。但是,目前統治者的壓力太大,而群眾的力量不足。中共統治者已經表明堅持專制、壓制自由的決心和高度的警惕性。工農群眾同學生打前鋒的自由民主運動相結合的條件還沒有成熟:不但工人群眾(更不用說農民了)對學生運動還沒有響應,學生方面也沒有積極爭取工人參加,而中共官僚對於防止工人參加特別注意。在這種情況下,孤立的學生運動是無法在政府壓力下堅持下去的。何況十二月的學生運動本來並沒有估計到中共方面有這樣強烈的反應,現在必須重新思索,認清新的形勢和考慮怎樣辦。因此,應該估計學生運動大概短期內不會再起。即使有個別的、小規模的行動,也很難再像十二月間那樣迅速發展,反而會受到更無情的鎮壓。這並不表示學生民主運動欠缺社會基礎,根本脆弱無力,起不了重大作用;而只表示民主運動迅速發展並取得實際成果的條件現在還沒有成熟罷了。事情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的。

這次學生運動的總目的,是促進中國現行的改革,尤其是促進政治方面的改革。大多數參加運動的學生,還是支持中共內部的改革派的(已經了解到應該廢除一黨專政制度的,只佔很少數)。可是,結果卻使中共裡面最支持自由化的黨員(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遭受重大打擊,被開除黨籍,連胡耀邦都喪失總書記職位,並且引起中共在全黨全國都發動反自由化的鬥爭。可以說,這次學運對中國的改革是幫了倒忙。有些擁護自由制度但是一貫反對採取群眾行動去爭取自由和民主的人,就根據這個事實再一次振振有詞地反對群眾民主運動。這種可憐的態度和見解,顯然是不值得接受的。理由其實很簡單。凡是奮鬥都有可能失敗,失敗了就可能暫時陷於比原先更壞的情況。好比一個生意人把他的生意擴大或者革新,結果既可能是賺大錢,也可能是反而虧本。有志氣的生意人決不會因為見到有人虧本就不敢去擴大和革新。歷史上,人民的政治改革運動遭受失敗,結果處境比發生運動前更壞,更是常有的事情。凡是重大的政治改革都難免經過許多波折和失敗。任何國家的自由制度都是經過人民屢敗屢戰,付出重大代價才爭取到手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喪失了這種奮鬥的精神,就表示它已經衰老腐敗到極點,快要被淘汰了。一百多年來的中國人民,雖然命運坎坷,多災多難,卻幸而沒有喪失這種奮鬥精神。這正是中國人可以自慰和值得自傲的地方。有人整天教人放棄對專制統治者的鬥爭,想靠溫良馴服來討取統治者大發慈悲,不把人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弄得更壞。這種人不論有怎樣的思想感情,在客觀上連真正的愛國者都夠不上。

事實上,所謂對改革幫了倒忙,並不是這次學生運動的全部後果。這次運動還有其他方面,屬於積極性的影響。例如迫使中共政府增加消費品的供應,限制物價上漲,藉以緩和人民的不滿。

自由和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嗎?

十二月的學生運動初起的時候,中共的處理方法比較溫和,主要使用疏導的辦法。那時官方對學運的指責是妨礙安定團結。接近月底的時候,感覺情況嚴重了,就抬出四項原則和憲法。這表示中共對學運的定性正在從「人民內部的矛盾」轉化為「敵我之間的矛盾」了。到了一月中旬,決定採取嚴厲的壓制政策,於是把自由民主運動定性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既然變成階級鬥爭的問題,就有理由使用專政手段了。「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含義,據中共解釋,就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而核心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人們要求實行多黨政治,主張個人和大學都有思想的獨立性,指出共產黨的腐化現象,對現行的改革不滿,要求保障人權和自由,主張民眾有權用示威等方式向政府提出要求,這一切統統被判定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

幾十年來,在中共統治下,自由都被當作資產階級的壞東西。七九年以後,中共政策比較開放,漸漸有人嘗試發表意見,替自由恢復名譽。但他們一直受到中共裡面一派人的反對,他們的主張被當作精神污染。現在反自由化鬥爭一發動,鄧小平乾脆宣佈:「沒有無產階級自由化,只有資產階級自由化」(三號文件)。這在中共來說,不過是更明確地重申多年的老傳統立場而已。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香港許多自稱擁護自由的人,也同意中共的觀點,認為自由和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而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是不要自由民主的。難道真是這樣的嗎?

社會主義思想並不是中共所獨有,也不是它首創。中共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比毛澤東和鄧小平更有資格宣佈社會主義對自由的看法。一八四七年馬恩合著共產黨宣言(有人稱它為共產主義者的聖經),在第二章末尾的地方,用下面一段話來描寫社會主義的新社會:「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到了恩格斯的晚年,一八九四年,一份名為「新紀元」的周刊編輯請求他寫一段題詞,用簡短的字句來表述未來的社會主義新紀元的基本思想,以別於但丁曾說的「一些人統治,另一些人受苦」的舊紀元。恩格斯為他摘出了上面所引的共產黨宣言裡的那段話,並且說,沒有比那更合適的了(見馬恩全集,中文版,第卅九卷,一八九頁)。由此可見,社會主義決不是不要個人自由的,反倒是把個人自由擺在第一位,在這方面要同資產階級社會成為對比的。中共反對自由化,正好證明他們所走的根本不是社會主義道路。還有一點值得特別指出來,就是,中共有時也不公然反對自由,而表示擁護自由,但他們馬上解釋道,個人的自由必須以集體的自由為前提。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相反,認為個人的自由是集體的自由的前提。請那些慣於把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的醜惡言行歸罪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人睜開眼睛看看事實吧!

資產階級在同封建地主階級和專制王朝鬥爭的時候,曾經建立了比較自由民主的制度,這是歷史上一大進步。但是,自由民主的制度既不是資產階級所專有,也不是它所首創。在古代希臘城邦裡,在原始氏族社會和奴隸制社會的基礎上,早已有過自由民主制度。奴隸社會的民主制度自然只讓奴隸主享有,沒有奴隸的份。早期的資產階級民主制也同樣是公然排斥工人(即工資奴隸)的。後來在歐洲開始廢除對於參政權的財產資格限制,實行普選制,那是工人階級向資產階級進行了艱苦鬥爭的結果,並不是資產階級自己所實行的。歷史事實就是如此。到了今天,在香港,整個資產階級,還有許多以社會精英自命的中產階級份子,還一直在拼命反對普選制。所以,說甚麼只有資產階級才是自由民主的偉大旗手,無產階級根本不需要甚至反對自由民主,真是胡說八道!反對自由民主的,不是無產階級,而是騎在無產階級頭上的反動官僚。

社會主義的原則是把一切大規模企業收歸全民公有,不讓少數人壟斷,消滅一切社會不平等。如果不讓人民享有充份的自由和最高度的民主,怎能真正成為全社會產業的主人?如果讓一個黨獨佔政權,怎能消滅社會不平等?

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莊嚴地宣佈了人人平等的各項自由權利的原則,但是由於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只有富人才可以真正享受到那些權利,而大多數整天忙於謀生的勞動者實際上很少享受得到。因此,為了實行社會主義,必須除了保持那些權利平等的原則以外,還要把一切大產業收歸公有,而且大大改善勞動者的生活條件,縮短工時,這樣才保證勞動者可以實際上享有那種種權利。對於資產階級民主制所保障的自由權,一般都要保持或者擴大,只有財產權要加以限制,為了不讓少數人佔有龐大的企業來剝削勞動者和造成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無產階級所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權,就是這種財產權。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主張。現在學生、工人以及其他民眾所爭取的自由權,主要是社會主義制度下所應有的公民自由權(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遊行請願自由、罷工自由……),中共橫蠻地加以拒絕,對於資產階級的剝削自由,卻越來越開放了。所以,中共的所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是偽善的、反動的、針對勞動人民的行動。

正因為中共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做出許多反自由、反民主、反社會主義、反勞動人民的罪行,宣揚許多歪理謬論,所以造成人民的思想混亂,有些人就懷著善良的願望而提出了擁護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主張。但這並沒有成為群眾運動的主流,也不是中共那種虛偽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所能夠克服的。只有廢除官僚專政,實行無產階級民主,才能夠克服。

黨內整肅的意義

關於胡耀邦下台的原因,不少人特別注重個人或派系權力衝突的因素,認為決定性的因素是胡耀邦表示過贊成鄧小平退休。我們不贊成這種觀點。個人或派系爭權的因素在政治上自然是有作用的;越是不民主的國家,這種因素的作用越大。因此,在中國政治上,這種因素是不能忽視的。但是,隨時隨地都把這種因素當作第一重要的因素,卻是很錯誤的。站在人民的、積極的立場(這就是說,為了維護和爭取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以觀眾的態度去欣賞政治舞台上的好戲或者醜劇),尤其不該這樣看問題。胡耀邦贊成鄧小平退休,大概會使鄧小平生氣,也有可能這就是鄧小平決心撤換胡耀邦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但這方面沒有可靠的證據,也很難找到可靠的證據。不管怎樣,站在人民的立場,這根本不是最重要、最值得研究清楚的問題。就算權力衝突是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原因,這件事也還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和意義,而政治方面的意義才是同人民的切身利害有重大關係的。

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公報指出,胡耀邦下台是因為「在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有所「失誤」。這「失誤」顯然就是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中共中央八七年一號文件上記載著鄧小平說:學生運動「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那裡領導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這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的結果。」應該由誰來對好幾年來全國各地普遍存在的政治錯誤負責呢?自然是總書記。中共二號文件和三號文件進一步證實了這點。胡耀邦在擴大會議上作「永不反悔的檢討」,首要的一項就是反自由化的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所以,胡耀邦下台的主要的政治意義,就是中共要加強反自由化。

香港的政論界流行著一種說法:胡耀邦下台顯示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尖銳化,而保守派(或稱反改革派)佔了上風。我們認為,正確的了解應該是恰恰相反。這個事件證明:中共最高統治層裡面並不存在著明顯的、確定的兩派對立,胡的下台並沒有經過尖銳鬥爭。所謂兩派尖銳鬥爭,結果改革派戰敗了,只是那些政論家的有色眼鏡染上去的色彩而已。胡總書記自己乖乖地作「永不反悔的檢討」,其他所有的人一致批評他所承認的政治錯誤,然後一致通過讓他辭職━━難道這也應該算是鬥爭,而且是尖銳的鬥爭嗎?人家打了你的左臉,你把右臉也送上去給他打,這種「基督精神」算不算鬥爭精神呢?

如果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被開除黨籍心中不服,而且在今天他們還能夠自由說話的圈子裡表示抗議,還繼續發出他們那些擁護自由化的言論,如果事實如此(可惜我們對於實際情況所知太少,只知道他們大概並沒有屈服,更沒有衷心「悔改」),那表示在開除他們之前,中共黨內確實存在著政治鬥爭(不過他們三人似乎並未結合成派,而且並不屬於黨的上層);而現在,這幾個前中共黨員與中共之間,也還存在著政治鬥爭。至於中共最高統治層裡面,在反自由化這個問題上,是很一致,根本沒有兩派鬥爭的。不但一致贊成反自由化的原則,連反自由化鬥爭今後應該比前一時期加強,都是一致同意的,連胡耀邦也包括在內。

在去年十二月底鄧小平「召見」胡耀邦等人之前(這次召見中鄧小平談話的中心思想,構成八七年一號文件的內容),關於反自由化的具體做法,胡耀邦與政治局其他委員之間有較大的分別,而他是比較最「寬鬆」的。現在,雖然我們已經沒辦法知道胡個人目前的見解是怎樣,我們有理由相信胡以及其他各人之間的見解仍舊會有些差別,有人主張反自由化鬥爭的嚴厲程度和範圍比較大一點,有人主張小一點。但是,認為去年年底以前中國和中共黨內都太自由了,今後必須加緊限制自由,尤其是限制中共黨員的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胡耀邦和鄧小平、彭真、陳雲、李先念等等最高負責人,統統是一致的,沒有分歧,更沒有鬥爭。模仿中共的語調,應該說:一致是主要的,分歧是次要的。許多政論家完全不去指出他們的基本一致性,卻把那些小分歧誇大成為派別鬥爭,正合了那句熟語: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種觀點,客觀上等於自欺欺人。

十二月的學生示威中,提出了「結束獨裁」和「打倒專政」的口號,引起中共極大的震動。雖然學生本身當時的力量不大,但是發展的趨勢和對民眾的示範作用很值得統治者憂慮。鄧小平在十二月卅日說:「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看問題的性質,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他特別提到波蘭團結工會的先例,讚揚「波蘭領導人當時頭腦清醒,態度堅決……用軍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證明了沒專政手段不行。」他要求加強反對自由化:「要下決心,我們如後退,以後麻煩更多。」還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以上全部引自一號文件)。鄧小平的看法和主張,得到政治局全體委員贊成,包括胡耀邦在內。胡耀邦的自我檢討和提出辭職,表明他覺得過去的寬容政策是錯了。由此可見,經過十二月事件以後,中共最高領導層裡面,至少在反自由化這個問題上,不是分歧擴大,鬥爭尖銳起來,而是分歧縮小,比過去更為一致了。

胡耀邦很可能並不願意離開總書記的寶座,倘若沒有受到強大壓力,他會保持權位。因此,個人之間的爭權鬥爭很可能發生過,而且可能還在繼續進行。不過,第一,這方面並沒有確實的證據,胡耀邦真心引咎辭職並非不可能的;第二,這問題根本不是要點所在。要點在於:胡耀邦在辭職前後,是否為維護自己的不同政策,向新近施行的加強反自由化的政策進行了鬥爭?根據官方文件,答案是沒有。而且相反,胡耀邦做了「永不反悔的檢討」,承認自己「犯了重要錯誤,對黨和國家的危害是嚴重的,辜負了人民、黨和老一輩革命家的期望」(見三號文件)。那些大談中共上層內部鬥爭尖銳化的評論家們,也沒有提供這方面的事實根據。既然沒有政策上的分歧和鬥爭,那麼,純粹個人權力的鬥爭有也好,沒有也好,根本不重要,不值得人民關心的。如果胡耀邦繼續擔任總書記,由他執行現行的加強反自由化的政策,中國人民的處境還是同現實一樣,或者差別極小。不該把這極小的差別來強調,而忽略極大的一致性。在實際上,倘若中國人民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一個稍微好一點點的專制統治者身上,前途就太可悲了。

胡耀邦下台,劉賓雁等人被開除,在黨內全面加強反自由化,表明中共本身是中國政治改革(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最大障礙。整個中共統治集團非常堅決,非常一致,帶有高度的警惕性,保衛著他們的極權統治。

假定胡耀邦的自我檢討根本不是真心話,他已經被剝奪了說話的自由,那麼,又應該得出甚麼結論來呢?那時,對胡耀邦個人的結論需要改變:他同鄧小平、彭真等人不一致,反對現行的反自由化鬥爭,甚至有資格擔任真正的民主改革派的領袖。但是,對整個中共黨的結論仍舊一樣。一個統治黨,連總書記一旦有了不同意見,都被剝奪說話的自由,這個黨自然是自由和民主的死敵,是改革和進步的最大障礙。

反自由化才是折騰

反自由化一開始,就搞得人心惶惶。人們思量:是不是幾年來實行的改革要剎車了?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要放棄了?政治運動又來了?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的自由又要收緊了?中共負責人和新聞機構趕緊提出保證,作出解釋,叫人放心。從官方一再表態和種種實際跡象看來,現在已經可以斷定,中共的決策是把鬥爭限制在黨內,主要在政治思想方面進行,並且以「正面教育」為主,避免過激。本來已經拖延下來的政治改革,現在更不用提了。至於經濟改革,因為那是整個統治層都支持的,而且是富國強黨所必需,相信基本上照舊進行。人們起初所擔心的新的大災難,看來不至於降臨。但這並不表示反自由化沒有大害。

反自由化本身就是政治上的倒退運動。除了三個著名的有自由思想的黨員被開除和胡耀邦下台以外,還有以寬和著名的中宣部長朱厚澤也被撤換,幾種最開放的報紙被封閉,天津學生林杰以莫須有的洩漏國家機密的罪名被捕,驅逐法新社記者麥樂仁來向外國記者示威,人民文學編輯因刊登一篇作品被令停職檢查。總之是像劉賓雁所說的,繼續逼使知識份子做庸人,做投機份子,把中國人的精神水平壓低。

至於經濟改革方面,多年來已經暴露出,那些充滿了政企機構的專橫、無知、貪鄙、狹隘、懶惰的中共官僚,是最大的障礙物,必須利用自由民主的洪流來沖洗乾淨。現在由於政治改革放下不提,反倒重新強調「黨的領導」,官災的慘烈程度一定有加無已。

靠農民戰爭馬上得天下的中共官僚,充滿了真命天子的狂妄思想,總以為沒有他們坐朝廷就要天下大亂。鄧小平說:「搞自由化就是來一次折騰」(一號文件)。其實,反自由化才是再來一次折騰。

一九八七年二月廿三日


(註)折騰兼有翻來覆去、浪費和折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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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今日學運想當年五四

向青

最近半個月驚天動地的北京學生運動,很自然地令人想起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當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為了自救,為了能夠生存於現代世界而進行的一次巨大的奮鬥,尤其是一次巨大的現代化思想運動。四十年前,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的時候,那些歡欣鼓舞的人們普遍認為,這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終於結成的一個偉大成果;而且相信:此後三、四十年,中國一定有光輝燦爛的發展。然而,事實上,今天中國的有心人卻不能不仍舊像五四時代一樣,為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而憂傷,而且比起五四時代的人物,心中有更多的疑惑。五四時代企圖解決的那些重大問題,除了擺脫外國壓迫和提倡白話文以外,到今天統統還沒有解決。人民始終沒有得到自由和民主的權利,統治者像過去一樣地專制、腐化而且愚昧,各種迷信仍舊瀰漫於社會中,科學的知識和精神並沒有普及。為了迎接德先生和賽先生,中國學生仍舊要冒著流血的危險走上街頭。在這「四.二七」剛過、「五.四」七十周年的前夕,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思索和談論。為了便於把問題展開,我還是採取常用的虛擬對話的形式寫出來。

客:中國一下子發生這麼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你是否感覺很意外呢?

向:意外的感覺當然有,但是,從根本上說,我不覺得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說得清楚一點:一直到廿七日早上,我還沒有猜想到(當然更不知道)北京學生已經下了那麼大的決心,沒有預料到那天會有這麼壯大的遊行而且這麼成功。不過,這種可能性我並沒有忽略。中共那種只偏重經濟上開放的改革路線,早已造成重大的惡果,使大多數人民越來越難以忍受。我一直認為中國需要有大規模的群眾行動來干預政治,同時相信群眾遲早會起來行動。只由於不敢那麼樂觀,更沒有靈通的消息,才預料不到那驚天動地的行動四月廿七日就出現了。在這次運動爆發之前,不少人以為中國人民已經普遍對政治冷淡,再也不肯去幹那種傻事情了。我一直認為他們的看法是錯的。他們太看不起群眾,或者是把自己的傾向當作了歷史的傾向。

客:中共在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社論中顯露出嚴厲鎮壓的態度,但後來又說這並不是針對學生群眾的,並且開始同學生對話了。你認為中共是不是改變態度,採取開明政策了呢?

向:中共對學生運動沒有施行鎮壓,這點自然值得欣慰。可惜我們並不能認為中共已經採取開明的政策了。關於四月二十日警察在新華門前毆打學生的事件,當局並沒有進行調查,新華社也沒有就歪曲報導認錯道歉,反而是那堅持新聞自由的世界經濟導報被中共上海市委非法接管了,同時真實的新聞報導照舊到處受著干涉。學生的新三點要求中,只有對話一點被接受了,可是學生自己組成的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沒有被承認,高校聯會的主席不能到官方稱之為對話的座談會上去表示態度,學生領袖受到各種各樣的威脅和干擾。從這些現象看來,只能說中共當局面對這樣聲勢浩大但是和平自制的群眾運動不敢採取鎮壓手段,因為恐怕收到反效果,卻不能說中共已經改變政策了。

客:那麼,你看前途如何呢?真正的對話會不會展開呢?

向:我覺得,初期群眾要求對話是很自然的。這次學生運動的起源,是群眾哀悼胡耀邦。群眾借哀悼活動來表示抗議當局的壓制民主自由,希望迫使當局對一九八六年的學潮和所謂胡耀邦的錯誤平反。起初,官方對群眾這種要求置之不理,只顧籌備官方自己的追悼會和草擬作為蓋棺論定的悼詞。在這種情形下,群眾所要求的對話,是爭取影響悼詞內容的一條途徑。但是,到了追悼會開過之後,學生與其繼續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和八六年的學運,倒不如直接提出當前需要的民主改革了。官方到這時候才接納對話的要求,卻又不承認這次運動中產生出來的學生領袖為學生代表。我覺得這實際上是耍手段。這種手段可能起的作用,第一是把學生分化,官方可以拉一派,打一派;第二,利用對話來阻止學生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第三,在漫無邊際又沒有結果的對話中迷惑學生,浪費學生的時間;第四,盡量拖延時間,拖到學生厭倦的時候,整個事件就不了了之。因此,我認為,學生方面要避免上當。

客:學生會不會上當呢?怎樣才能夠避免上當?

向:從這幾天高校聯主席吾爾開希的態度看起來(他根本不承認官方一手操縱的那個座談會是學生本來所要求的對話),學生大概不輕易上當。我覺得,除了堅持代表必須是學生民主選出的之外,還需要趕快確定學生的具體要求和這場對話的範圍,才可以避免陷入漫無邊際的空談。

客:為甚麼要限定範圍?廣泛對話,盡量溝通不好嗎?

向:照理,學生選出代表去同政府代表對話,目的應該是讓政府了解並且接受學生目前具體的要求。如果政府接受,任務就完成了。如果不接受,達不到協議,學生就要考慮下一步怎樣做:是採取進一步行動,還是暫時罷休。學生沒有許多空閒時間去進行無了無休的空談。在這次學生集體地提出來的具體要求範圍以外的問題,學生們還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和集體的要求,可以留待以後各自去用各種方式發表意見,不適宜擺在這次正式的對話中。這樣,這次對話才可能是有益有建設性的。

客:既然政府當局並沒有改變態度,學生代表同政府的對話豈不是很難有甚麼結果嗎?

向:要政府接納學生的要求,相信很不容易。不過,如果有正式的對話,學生至少比較容易弄清楚政府的立場和是否有對話的誠意,然後根據這種了解來決定下一步怎麼辦。

客:如果對話沒有結果,或者根本不能展開,你估計下一步的演變怎樣?學生運動是再向上發展還是低沉下去?

向:我看學生們不會這麼輕易放棄,大概還要繼續奮鬥。北京高校的罷課還在繼續中,學生準備五月四日再次遊行。如果在五四之前學生的任何要求都沒有達到,連正式的對話都沒有開始,五四的遊行大概就會舉行。而五四那天學生行動的成敗和政府的對策,可以顯示出以後演變的趨向。

客: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後來擴大成為全國性的罷課和罷工、罷市,這次北京學生運動會不會也有同樣的發展呢?

向:至少有些北京學生曾經發出過這樣的號召。不過,到現在為止,北京以外的學生響應罷課的規模都很小,罷工和罷市更談不到。我看,發展到「三罷」程度的可能性不大。當年五四運動的直接目標是救國性的:反對簽訂損害中國主權的巴黎和約。那時中國人民感受到「亡國滅種」的威脅已有好幾十年,五四運動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全國人民都很容易接受,南方各省的政府更利用這種口號來加強本身對抗北京政府的力量。同時中國工人運動恰恰具備了一些有利於萌發的條件(如大戰期間中國工業的較大發展,此時重新感受到外國的威脅,有大批吸收了歐洲工人運動經驗的參戰華工回國)。因為具備這些有利條件,才促成全國性的罷課和罷工、罷市。今天中國雖然問題很多,人民的不滿也很普遍,卻還沒有普遍認識到一個公敵、一條出路和一個眼前的具體目標。連北京學生運動的領袖們都沒有號召全國罷工和罷市的決心。中共鎮壓群眾運動的力量卻比當年的北京政府強大。這次學生運動發展到「四.二七」大遊行那樣的程度,不但超過了任何人的預料,恐怕也達到群眾現有的承受力的最大限度了。所以我猜想再升級的可能性不大。

客:那麼,反過來,運動遭受暴力鎮壓,或者過後再像一九八七年那樣,來一次反自由民主的逆流,這種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向:我看,這種可能性也不大。前面已經談過,由於這次運動的聲勢浩大,但要求卻很低,群眾在行動上又十分和平而克制,所以令中共當局覺得很難下手鎮壓。全國民心所向和當前的國際環境,也令中共對鎮壓行動有所顧慮。因此,我相信,直接對群眾施行暴力鎮壓的可能性相當小。如果上次反自由化運動的失敗還沒有給中共足夠的教訓,他們再來一次,一定也還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而且砸得更痛。現在已經有許多新聞工作者以及其他公務人員公開反對政府的作為了。

客:你先說學生的要求很難得到政府接受,現在又說學生運動受到打擊的可能性也不大,那麼,你認為最大可能的結局究竟是怎樣呢?

向:全部要求一下子得到接受是很難,但部份要求被接受的機會卻比較大。我認為,最大的可能性,也許是群眾所要求的達不到,但是也沒有受到打擊,運動就暫告一個段落,所有問題都留待以後解決。如果結局是這樣,我覺得,在一定的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群眾勝利了。因為,這是四十年來第一次,群眾公然違抗中共的禁令,進行大規模的政治行動,而沒有受到鎮壓。這對於未來的民主運動,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客:你是不是認為民主運動的勝利要在相當長久之後才可以達到呢?

向:是的。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非常強大,中共的專制主義更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它的機體比過去任何專制制度都更龐大。要想用民主制度來代替它,中國人民必須經過長久的奮鬥和鍛煉,發展到力量非常強大才可能辦到。

客:中共當局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是有計劃的政治動亂,有後台,有黑手。你的看法怎樣呢?

向:把群眾運動指為少數人陰謀製造出來的東西,這是一切專制統治者的慣例。這一方面是統治者欲加之罪故意使用的借口,另方面也常常是巨大的群眾運動所引起的統治層內部分裂現象在統治者眼中所形成的倒像。在中共應付這次學生運動的過程中,可以看出統治層裡面是有分歧的。鄧小平不滿意悼詞把胡耀邦說得太偉大,暴露出最高層裡面也有不少的裂痕。也許鄧小平對他原先依靠的第二根擎天柱(趙紫陽)也失望了。上層的裂痕多少助長了群眾運動的發展,這也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規律。不過,把群眾當作少數人的傀儡,根本上總是荒謬見解。

客: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成為劃時代的群眾運動,是因為它大大推動了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四.二七」運動會不會起同樣偉大的歷史作用呢?

向:有這種可能。我希望它會。這次學生運動那麼快就發展到那麼大,除了因為中共那種愚昧專橫的政策起了促進作用之外,群眾近十年感染到和滋生了新的思想,也是一個重要的(而且是更重要的)原因。新思想是對中共正統思想的逆反。四十年前,中共領導解放戰爭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解除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束縛,消滅了半封建的地主階級,為中國人民打開了一條新出路,因此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無比強大的新的權威,中共官方思想也成為新的正統思想。中共自命代表最革命、最進步的思想,起初人民也普遍相信這是真的。其實,中共官方思想(即所謂毛澤東思想)是一種很特殊的混種雜交的產物,其中既有一些革命的、進步的因子,也有專制、落後的因子,而基本精神是非科學、反民主、教條(武斷)主義的。起初,中共政權和毛澤東思想對中國所起的作用以進步方面為主,推動了種種改革和建設,落後和倒退的方面是次要的。往後,正負兩種作用的對比逐漸逆轉。可以說,一九五七年的整風運動(起初是大鳴大放,後來轉變為反右)是分界線。在此之前,中共的作用基本上是進步的,往後就變成反動的了。但是中共正統思想的支配地位卻一直保留到文革時期,而且一般人一直把它當作革命思想。一九七八年底中共三中全會之後,這種正統思想的支配力量才開始動搖,新思潮才開始出現。一九八六年的學運,是新思潮影響下的群眾運動的初露頭角,而這次北京學運可說是新運動成熟的標誌。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次行動會反過來大大促進新思潮的發展。

客:你認為現在中國的新思潮的科學性和民主性有多高呢?同五四時代相比怎樣?

向:現在和五四時代一樣,把外洋先進國家五光十色的思想都引進來,同時批判中國原有的正統思想。五四時代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儒家思想,而現在中國的正統思想有新舊兩套,舊的還是儒家思想,新的是中共的毛澤東思想。對儒家思想的態度,是各種程度的批判和繼承都有,大體上類似五四時代。可是敢於對毛家思想公開徹底否定的還很例外,而陽奉陰違、暗自否定的較多。五四時代的全盤西化派,一開始就多數是激進的民主派,不久,主要份子陳獨秀等人又演變為社會主義(馬列)派,創立了中國共產黨。現在,即使是全盤西化派,在爭取民主方面也不算激進。至於社會主義,簡直沒有一個有聲望的思想家是真心擁護了。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中共正統思想自命代表社會主義,而中國的思想界還遠遠沒有認清中共官方思想同真正馬列主義的基本對立性質。在思想方法上,現在中國新派思想家許多人都仍舊沒有擺脫那種圖式主義的社會發展觀點支配。不過,他們不再像斯大林和毛澤東那樣,圖式主義地斷定現有的所謂社會主義制度天然地比資本主義優越,卻像考茨基那樣主張中國不該跳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了。他們拋棄了毛澤東對資本主義世界一味抹黑的描寫,卻同時連資本主義真正的黑暗面和深刻危機也不加注意了。對於毛澤東思想的反動方面,他們不了解它真正的社會根源(國有財產基礎上的新官僚層),卻以為是傳統小農經濟的產物。因此,我認為今天中國的新思潮運動還很不健全,科學性並不高,在基本上並不算新,其實相當舊。我衷心盼望不久之後,中國出現一股能夠正確了解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真正當之無愧的新思潮。要有這樣一股新思潮,才能夠幫助中國人民找到真正的出路,完成五四時代開始的事業。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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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的性質和歷史地位

向青

六四大屠殺一百周日這天,世界各地都會有群眾性的哀悼表示。最近幾個月,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譴責中共的血腥鎮壓,全球華人表現了極大的一致性,但是在怎樣了解這次民主運動的意義方面,卻有重大的分歧。為了促進民主運動的繼續發展和最後勝利,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分歧的存在,並且通過探討找出正確的結論。

八九民運是革命運動

有不少人認為這次民主運動純粹是和平的請願和示威;它最可貴的特色也在於始終堅持和平手段,不使用暴力去對抗暴力;而中共當局主要的罪惡是鎮壓過火,造成不必要的大量流血。我們覺得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這看法最明顯的錯誤,當然是它暗示著:如果中共的鎮壓手段「文明」一點,就不值得譴責了。但錯誤不限於這一點。我們認為,它對八九年民運性質的判斷也不正確。不錯,在這次運動中,群眾沒有主動地採用暴力手段,一百幾十萬人的大遊行等等都秩序好得令人驚嘆。但是,曾有個別參與屠殺人民的兵士被激於義憤的北京市民打死,上海有一列火車在壓死臥軌市民後被市民燒毀,這也是眾所週知的事實。難道這種激烈行動不是整個群眾運動的一部份嗎?難道這部份行動是不正當,不值得同情的嗎?難道中共當局把「反革命暴亂」的罪名加在這些行動者頭上,殘酷地施行報復,反而是正當的嗎?世界歷史告訴我們:從專制統治過渡到民主政治,中間沒有不經過人民暴力革命的。因此,人民在受到專制統治者暴力鎮壓的時候,不應該拒絕使用暴力反抗的手段。人民的民主權利裡面,應包括革命權。作為八九年中國民主運動主力的北京學生,雖然沒有採取革命起義的行動,卻在六四屠殺開始後,以北京高自聯的名義,在告全國同胞書中發出了打倒鄧李楊反動政府的革命號召。我們今天紀念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不應該抹煞北京高自聯這個最後宣言的重大意義。

其實,六月三日以前的北京的群眾行動已經不是普通的請願、示威和抗議,實際上已經帶有革命的意味了。拿運動的目標來說,如果以為學生只不過要求對話而已,這種看法是不夠全面的。不但打倒總理李鵬的口號一再呼喊出來,而且學生領袖們屢次說明,他們所要求的不是撤換政府裡個別人物,而是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這不是屬於革命性的要求嗎?再看運動的方式。中共官方說甚麼「暴亂」、「陰謀」,當然是誣衊之詞。但群眾公然蔑視中共政府的禁令,一再舉行示威遊行,長期佔據天安門廣場,這種做法使群眾行動帶上了和政府激烈對抗的性質,這點是不能否認的。這些行動隱含著否認政府權威,群眾自己要掌握社會的最高權力的意義,也就是帶有革命意義了。甚麼叫做革命呢?不正是人民群眾否認原有政府的權威,把維持社會秩序的最高權力強行奪取過來嗎?到了李鵬宣佈戒嚴以後,群眾阻止軍隊入城,勸說軍隊不執行上級的命令,那革命意味就更明顯了。所以,我們認為,八九年的中國群眾運動已經不是普通的請願和示威一類,而是革命性的運動。說得準確一點,是初期階段(沒有充份發展)的,而且沒有充份自覺,尤其是還沒有拋棄和平幻想的革命運動。

中國革命新時代的開始

今年的民主運動是一場震動全國甚至震動全世界的巨大的群眾運動,中共既不肯接受它的合理要求,又不能把它控制住,最後只能用大屠殺來把它鎮壓下去。這明顯不過地表明,中共已經不是革命黨,不是代表進步的力量,而是阻礙中國進步的力量了。同時也表明,中共原先所具有的對中國群眾運動的支配力量已經喪失了。這個轉變有劃時代的意義。

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群眾運動大發展的時代,使中國革命運動成為群眾運動(以前的革命運動只是少數人的陰謀活動),同時也促成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當時的群眾運動很快就同中共牢不可分地結合起來,終於使中共獲得政權(一九四九)。可以說,五四以後的差不多七十年,是中國群眾運動受中共支配的時代。大約前三十五年,中共以領導者的身份支配著群眾運動,以後是以統治者的身份支配著(操縱,利用,限制)。今年四月至六月的民主運動標誌著中國群眾運動受中共支配的時代確定地結束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八九年的群眾運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可以同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相比。

本來,中共喪失了革命黨的性質,再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向上發展,反而成為進步改革在政治上的主要障礙物,成為群眾運動的壓迫者,很久以前已經是事實了。那個轉折點是在一九五七年,就是中共發動「反右」運動,壓制「大鳴大放」的時候。不過,這個轉變並沒有馬上讓群眾了解,能夠很快了解的只有極少數人。群眾的了解,在六四大屠殺之後才終於達到。群眾的認識這樣遠遠落後於現實,原因在於中共過去長期領導革命運動而且得到巨大的勝利,在群眾的意識上形成非常強大的權威。一九四九年新中國的成立,實現了一百多年中國人民擺脫外國壓迫的渴望。中國一方面成為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指路明星,另方面與蘇聯並列,成為世界帝國主義最畏懼的敵人。中國人民失去了一百多年的自豪感,這時恢復了。中共政府所推行的土地改革和其他改革,大大提高了工農群眾的社會地位,改善了勞苦大眾的生活,並且讓人民看到一個光明的前途。同過去中國的實際狀況比較起來,大多數人民覺得中共是為人民服務的統治者,也承認現實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新政府主動地邀請勞苦大眾參與公共事務和提出意見,大眾覺得這就是民主了)。當時的世界形勢也讓中國人民相信社會主義代表世界上新生的力量,而資本主義是腐朽沒落的力量。總而言之,群眾相信中共是工農階級的領導者,看到中共某些不好的表現也不至於根本動搖這種信仰,甚至連中共某些實際上是反動的價值標準也接受了,例如對一黨專政的評價。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不難利用革命和工農階級的旗號去欺騙群眾,達到繼續操縱群眾運動而維護官僚特權的目的。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就是這樣輕易取勝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欺騙,假革命,真反動。

物極必反。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派欺騙群眾的手段發揮到頂點,同時也促成了文革末期群眾的覺悟。於是有一九七六年四五的天安門行動。群眾擺脫了對毛澤東和四人幫的迷信,卻沒有擺脫周恩來和鄧小平所代表的中共傳統的束縛。鄧小平重新上台,提出改革路線後,厭倦於動亂的群眾更對中共新路線產生了很大的新的幻想。最近三四年,這種幻想逐漸被現實打破,於是民主潮流或明或暗地不斷增長。今年四月至六月的群眾運動就在這個背景下湧現的。參加這次運動的群眾起初還以為強大的和平示威和絕食之類的行動可以迫使中共實行政治改革。等到看出鎮壓不可避免的時候,也以為鎮壓的程度大概同八七年或七九年差不多。六四大屠殺和至今仍在進行的大搜捕、大迫害,給群眾一次寶貴的教訓。中共的反動面目在全國人民面前徹底暴露了。即使它可以掩飾屠殺的真相,把數字低折到幾千幾萬分之一,也絕對無法掩飾它自己死硬拒絕政治改革的真相,無法再使任何人相信它是革命或者改革的領導者。它甚至比幾十年前的國民黨政府或北洋軍閥政府更公然地、不以為恥地宣告決不把政權交給人民。這等於向人民提供最好的清除改良主義思想的教育,主動教導人民必須用革命來推翻它。不管那些糊塗的理論家怎樣繼續說夢話,我們相信中國的工農和知識份子群眾會不難接受這個十分明顯的真理。無論如何,中共過去控制群眾的特異功能已經喪失了,它阻止中國革命再向上發展的神秘武器失靈了。中國革命的新時代已經開始,人民民主的勝利之期當在不遠。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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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殺能否避免?

━━八九民運反思之一

向青

從四月中旬開始,全世界華人(而且不限於華人)都在紀念去年的中國民主運動。最有意義的紀念方式之一,自然是聯繫著反思過去而探討今後的路向。在四月十八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有人詢問最近逃亡到法國的柴玲: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堅持不肯撤退,是否要為六四的大流血負上責任?柴玲認為,流血的責任要由中共負,不該由學生負。柴玲這種看法,我完全同意。不過,我覺得,這個問題雖然已經有不少人談過,但並沒有完全談清楚,所以在這裡再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大流血學生沒有責任

那些人認為學生也要為大流血分擔一部份責任的理由是這樣:如果學生預先從天安門廣場撤退,那裡就不會有大屠殺了;既然學生不肯撤退,他們就不免要為大流血分擔一部份責任。這道理顯然是講不通的。好比有個兇殘劫匪在街上胡亂開槍,許多路過的人被他殺死了。如果那些人不在那時走過那條街,自然不會被那匪徒殺死。但能夠說他們自己也要分擔被殺的一部份責任嗎?

認為學生也有責任的人,假定了中共政府不應該或者不可能接受學生的要求(平等對話等等),而必須採取強力鎮壓的政策。這種假定根本是不合理的。除了專制統治者和他們的狐群狗黨之外,誰都不能同意。

即使認為學生長期不肯撤退逼得中共政府要用強力在天安門清場,也不能因此就說大屠殺也是學生逼出來的。事實上,到了軍警和坦克開進廣場的時候,在候德健等人居中調停之下,學生終於決定了按照軍警指定的方向撤退。這時軍警清場的目的已經可以達到。在這種情形下,軍警還要向學生開槍,並且用坦克輾過去。有甚麼理由說學生也要為流血負責呢?

六四血洗天安門的責任,百分之一百在中共政府身上,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一絲一毫責任都沒有。把責任分派給學生,客觀上是替兇手洗脫,幫助專制政府打擊民主運動。

至於學生是否應該趁早(比方在五月底)撤退,如果那樣,實際的結果是不是會好一點,那是另一個問題,是學生方面的策略問題。關於這個策略問題,當時和事後都有不同的意見。這些不同意見可以分為對的和錯的,需要冷靜而仔細的討論,卻不涉及立場問題,也不應該影響到對流血責任問題的判斷。

應否趁早撤退的問題

大家知道,在去年五月下旬,就是李鵬宣佈戒嚴之後,在天安門廣場之內和外面都屢次有人主張撤退。五月廿八日甚至傳出決定在三十日撤退的消息,全世界各地擔心著廣場群眾遭受暴力鎮壓的人們鬆了一口氣。但這個決定馬上被推翻了,靜坐又堅持下去,一直到六月三日的半夜。大屠殺之後,有更多的人發表意見,認為沒有趁早撤退是失策,但也有人認為堅持是正確的,柴玲是其中之一。柴玲在記者會上提出了兩點理由。第一,中共殘酷成性,學生撤退與否,屠殺都會發生。第二,如果撤回校園,屠殺秘密進行,連消息都被封鎖。我覺得,這兩點理由都不令人信服。即使中共無論如何也要進行屠殺,如果學生不是繼續聚集在天安門,而是早已撤退分散,屠殺的方式和規模總會有所不同,沒有理由根本抹煞這種差別。至於說,如果學生退回校園才被屠殺,連消息都會封鎖住,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猜想。事實上,不論六四之後還是之前,在校園中發生的逮捕和其他迫害行動,中共封鎖消息常常並不成功。怎能斷定中共能夠一面派兵到校園實行大屠殺,一面封鎖消息不讓世人知道呢?

如果群眾趁早從天安門撤退,分散到各處去了,即使中共仍舊要實行屠殺,也不能像在天安門一樣,在那麼短促的時間內造成那麼大量的傷亡,要想同時遮掩住那許多個屠殺現場,也比較困難。這種想法比柴玲的想法合乎情理許多。所以,我認為,應該承認學生沒有趁早撤退是不幸的失策。

趁早從天安門撤退並不一定是整個運動的結束或者全線撤退,那也可能是策略上的重大改變,甚至可能是極大的進取。作為一次和平抗議行動,在天安門絕食和靜坐可說是選擇了最好的方式和地點。和平抗議的合理目標包括兩方面:第一,讓人民和政府都注意到抗議的內容;第二,政府接受要求。第一個目標早已達到了。但是第二個目標,在四二六社論和五一九戒嚴之後,已經顯然不能達到,除非群眾採取更強有力的行動。在五月下旬的開始,大規模的遊行示威似乎還有可能迫使中共叫李鵬下台,讓群眾得到一定程度的勝利。到了接近五月底的時候,形勢已經非常清楚,中共決不會讓步,一定要施行暴力鎮壓。群眾繼續在天安門靜坐下去,只能是等待在暴力鎮壓下失敗。既然中共和它的政府已經充份表明,他們是民主的死敵,是死不悔改的極權統治者,繼續向這樣的統治者作和平抗議就毫無作用了。這時群眾可以選擇的出路只有兩條:第一是開始準備武裝起義,第二是暫時罷手,等待更有利的時機再來。當時準備武裝起義並非絕無可能。後來羅馬尼亞事變的發展是一個新的例證。事實上中共當局就是按照對付武裝起義的方式來佈署流血鎮壓的。但是,學生方面絕對排斥了這個選擇,他們當時的思想感情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轉向這條路。這樣,剩下唯一較好的選擇,就是結束天安門的行動,化整為零,轉向全國各地和各階層裡面去進行廣泛而持久的宣傳鼓動工作。如果學生選擇了這條路,八九民運的結果就會比較好:群眾的損失沒有這麼慘重,全國人民對北京民運的真相會了解得更多,中國民主運動往後的發展會比較順利。可惜當時學生連這點都做不到。當時做不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今天,如果還遲遲不能看出當時的弱點和錯誤,尤其是如果還不肯認真地、冷靜地去思考這個問題,那就太可悲了。

悲劇的根源

學生要能夠作出趁早從天安門撤退的決定,必須有一個勝任的領導力量,這個領導力量既對整個政治形勢和運動的遠近目標都有清楚的認識,又在群眾中有足夠的威信。但事實上並沒有這樣一個領導力量,而且當時不可能迅速地產生這樣一個領導力量。整個運動是自發的,而且以超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速度擴大起來。這反映出社會上的矛盾既廣泛又深刻。但是那些領導人物都是臨時出現的,沒有政治經驗,甚至在這次運動發生之前一般根本沒有認真研究過政治問題。他們深深感覺到中國需要政治改革,但改革的目標和方法都模糊得很。他們最初只想利用追悼胡耀邦的機會表達對改革的迫切要求,希望官方同他們對話。官方死硬的態度令他們越來越憤激,同時群眾的廣泛響應給他們越來越大的勇氣。政治認識的不足令他們根本不考慮革命的道路(既不考慮立即準備武裝起義,又不考慮深入社會去進行長期的革命準備工作),但群眾的熱烈支持又使他們不甘心空手而回。這樣,他們的目標就顯得很不明確,而行動方式只有始終堅持在天安門靜坐,甚至把這種和平抗議的方式神聖化,連帶地把純粹犧牲也神聖化了。曾經有人提出撤離天安門的正確意見,但是很快被多數否決。甚至北京學生和市民在五月廿八日作出撤退的決定,也馬上被新來的外地學生的相反意見壓倒。

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已經有了充足的條件產生驚天動地的巨大的群眾民主運動,但是還來不及產生一個能夠領導民主動運取得勝利的力量。這就是八九民運不可避免失敗,甚至避免不了大流血慘劇的根本原因。學生領袖欠缺正確的政治認識,這不僅是由於他們本身太年輕,欠缺政治經驗,而且由於當時中國的整個改革思潮根本有致命的弱點,那就是,沒有一位著名的改革思想家能夠指出中國唯一的出路是政治革命;一切民主奮鬥,一切策略,都應該是為了促成政治革命的實現,為革命作最好的準備。當時群眾運動的領袖們對奮鬥的遠景還沒有清楚的認識,所以不能在策略上作出正確的選擇。

民運戰士的流血犧牲當然不是白費的。這個事件起了極大的震動人心的作用,使人們比較容易徹底打破對中共反動統治的幻想,容易了解革命的必要性。但是,為了真正不辜負烈士們的犧牲,為了使烈士的鮮血真正幫助民主果實的結成,現在還需要作許多思想上的探討工作,而不能簡單地歌頌犧牲精神的偉大。

一九九○年四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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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回憶,不可忘記

━━紀念六四兩週年

向青

「六四」兩周年快要來到了。去年此時流行著兩句話:「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也許這兩句話很恰當地描寫了許多人的心情:他們對一九八九年中國民主運動結局的心理反應主要是悲哀,其次是憤怒。他們大概覺得這個結局很難以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因此他們不想去回憶━━誰想去重新品嘗悲哀呢?至於未敢忘記,那是用不著解釋的。只有李鵬之流才敢忘記,而且希望別人也忘記。這兩句話差不多在去年一切紀念六四的場合都顯著地標寫出來,我覺得這不是個好現象。這兩句話表現一種消沉的心情。它純粹是哀歎,而沒有表現奮鬥的決心。不想回憶差不多等於想忘記。但是,對於六四屠殺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件,是應當再三思索,常記在心的,怎可以不回憶呢?僅僅哀悼那些死難者和關心一切未死的受難者,是不夠的。甚至僅僅記住那些兇手,立誓清算他們的罪惡,都還不夠。造成六四慘劇的,到底有哪些原因?除了統治者的反動和兇殘之外,群眾本身有沒有重大的弱點和失策?民主制度到底是否適合中國?中國人民是否已經成熟到可以實行民主?為了促使民主運動早日復興和保證它的勝利,現在應當努力做些甚麼?……這裡有許多問題,是必須深深思索,再三討論的。為了思索,為了討論,就少不了許多回憶。如果不想回憶,不去回憶,往事就會漸漸模糊,漸漸就會忘記了。八九民運不但對於北京和各地其他城市直接參與的民眾是一次非常重大的經歷,對於香港和海外參與了支援運動的華人也同樣是非常重大的經歷。回想當時我們的作為和想法,理智地重新評價,看看有甚麼新的重大教訓,這是無論內地還是海外的華人都可以做到,而且十分值得去做的。

八九民運興起的迅猛超過任何人的預料,結局的慘烈也超過人們的預料。大屠殺慘劇發生後,許多人都歎息為甚麼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不趁早撤退。現在人們可以看到更多的資料,更清楚六四之前有不少屬於改革派的知識份子曾以各種方式向學生建議撤退,都沒有被接受。加以現在群眾運動的復興顯得渺茫無期,流亡海外的許多著名民運人士日益令人失望,於是有越來越多的人批評八九民運中的學生,而稱讚那些「穩健」的知識份子。對於這種看法,我是無法同意的。我並非認為當時學生堅持不撤是正確。但我認為當時學生不肯趁早撤退是可以理解的(這個問題許多人都談過,我自己也曾在「六四屠殺能否避免」一文中談過),而穩健派知識份子的意見包含非常錯誤的大前題,學生拒絕接受是大有理由的。如果學生把撤退的策略建議(這是正確的)和穩健派的原則立場一起接受,也許暫時的流血損失可以減少一點,但長遠的政治損失反而更大。換句話說,我認為,學生不肯趁早撤退,除了因為學生本身的不成熟之外,還有根本得不到真正合理的勸告也是重要的原因。

無人向學生提出合理勸告

穩健派知識份子勸告學生撤退,所根據的理由有兩方面。第一,希望避免民眾的犧牲。第二,他們根本反對民眾與政府激烈對抗,強調政治穩定的重要性,認為中國的改革必須得到現有的統治層合作才可以實現。這兩方面都被學生認為是軟弱與保守的表現。學生們雖然並不主張打倒中共統治,但是不害怕必要時激烈對抗,在這次運動後期的行動,己經帶上了革命的意味(蔑視政府的權威,自行掌握維持社會秩序的權力)。這是中國人民的民主意識上的重大發展。雖然運動是失敗了,但這種精神留下長遠的影響。假使學生接受了穩健改革派知識份子的原則,等於是自己否定這次運動最有價值的一面,阻礙中國人民擺脫對反動統治集團的依賴性和畏懼心。所以,我認為,可以批評學生不曾趁早撤退是失策,卻不應該責備學生沒有接受穩健派知識份子的意見。看不起那些不敢同中共官僚統治層決裂的知識份子,是學生的優點,不是弱點。那些不懂得「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這個重要道理的知識份子,儘管讀過許多書,最多只能算是半個知識份子,倘若不是愚不可及的話。

想要說服學生作出趁早撤退的策略決定,只能憑政治形勢的正確分析和善用革命策略的道理。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官僚統治集團,從頭起就表現出鎮壓民主運動的決心,只因為形勢不利,才把鎮壓行動一再拖延。到了五月廿日宣布戒嚴的時候,中共已經表明了不顧一切,非向人民開戰不可的態度。這時能夠粉碎中共反革命圖謀的唯一方法,就是人民的武裝革命起義。如果作為當時民運先鋒的學生不願意走這條道路(事實上他們一直都從原則上拒絕這條道路),或者認為當時做不到這點,那麼就應該趁早撤退,化整為零,深入民間去為下一階段的革命運動作準備工作。這是對撤退策略唯一合理的解釋。當然,人人都知道,在當時情況下,這個意見佷難讓學生接受,但這是唯一合理的意見,當時應該有人向學生提出,讓他們去考慮。可惜事實上並沒有人提出來。那些同學生有接觸、願意幫助他們的知識份子,見解統統不是這樣。海外(包括香港在內)的支援者,也沒有提出這種見解,甚至一般根本沒有想到除了支援之外,還應當同學生一起研究策略問題。所以,我覺得,海外華人除了批評當時學生的失策之外,還要批評自己的無能和失責。如果當時有人把上述意見向學生提了出來,即使當時沒有實際效果,也會在六四以後幫助大家思考。

在這裡我想談談一個小故事,就是當時新苗社和周圍一些朋友的想法和做法。

一個小故事

前年北京學運一開始,新苗社就密切關注,而且不限於參與普通的支援,還特別注重研究民運的策略問題,屢次公開發表意見。我們認為內地的民運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事業,雖然我們居住在香港,直接參與的程度有限,但我們也有責任用一切可行的辦法去促使運動勝利,包括提出策略性的意見。五月二十日以後,我們已經看出:只有革命行動才能夠戰勝中共的鎮壓,但是當時的群眾運動,尤其是那些領導者,明顯地既不願意又不大勝任實行革命,所以剩下唯一實際的出路就是趁早主動撤出天安門廣場,保存實力,為下一次運動作準備。再繼續堅持絕食和靜坐,等於坐以待斃,把主動權完全交給正在精心部署暴力鎮壓的專制魔王。我們迫切希望北京學生能夠了解這個形勢,渴望這種看法能夠讓他們知道並且加以考慮。但是我們是個極為弱小的團體,我們並沒有門路去和北京學生接觸,我們一直所能做到的只有在香港散發傳單和召開最多不過百多人參加的公開座談會,而這些已經使我們的社員和臨時應徵的義工朋友們筋疲力竭了。我們曾經非常為難地左思右想,多方面考慮過。一方面認為勤告北京學生從革命的觀點去考慮在目前主動撤退,這是最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另方面又覺得這個問題只適宜在民運陣營內部(甚至限於核心圈子裡面)提出討論,而這偏偏是我們沒有能力辦到的。如果我們用傳單之類的方式公開表示撤退為上策的意見,恐怕難免讓人誤會我們是在向群眾施壓力,促使他們屈服。在這樣兩難的困境下,我們只好在公開發表意見的時候不提主動撤退的策略,單純解釋只有武力反抗才可能戰勝武力鎮壓。我們明知,希望當時的學生領袖準備武力反抗,比起希望他們決定主動撤退,是更難實現的,但我們只能提出前者而不能提出後者。所以當時我們非常苦惱:眼見災難迫近,完全無能為力。

事後回想,雖然始終可以斷定,不論我們怎樣做得好一點,對於實際結局,尤其是直接的結局,大概都不會有所改變,但其實我們有可能做得好一點。

首先,如果當時我們對於直接向天安門廣場的群眾和領導人提出意見這件事充份重視的話,我們未必不可能擠出一點人力和找到門路去接觸他們。應該承認,我們當時有點安於本份的想法,過份肯定我們的呼聲只能直接在香港的範圍內傳播,要靠偶然的機緣才可以由別人代我們傳達到內地去。

其次,關於主動撤退的策略,其實也有辦法公開提出來(比方寫成文章發表在傳單上)而避免讓人誤會為企圖迫使群眾屈服。事後想來,這個表達的技巧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當時把這方面的困難當作無法克服的客觀困難,是不對的。只能怪當時自己的頭腦不夠靈活,或者攻關克難的決心和魄力不夠強大。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上面這個小故事,不論對於新苗社自己還是對於其他民主派的人士,都應該有點意義。

對話和和平演變

五月廿八日報載流亡海外的著名民運人士和知識分子聯名發表一篇為六四兩周年致中共的公開信,簽名者已有柴玲、吾爾開希、李錄、王超華、嚴家其、蘇曉康、戈陽、萬潤南、陳一諮、朱嘉明等五十餘人。這封題為「我們的立場與主張」的公開信的主要內容是呼籲中共與海外民主運動和不同政見者對話。

在這六四兩周年前夕,或者過去兩年內,有甚麼跡象讓人們覺得中共會與不同政見者對話呢?公開信並沒有指出來,事實上也沒有。對話只不過是那些簽名者的「立場與主張」,他們「相信,這一天總會到來」。他們還「堅信,中國政府對八九民運作出合理評價,六四悲劇所遺留問題的解決,只是時間問題。」但是,在中共統治者的眼中,「合理評價」早已作出,那就是「反革命暴亂」。「所遺留問題」也在今年年頭「解決」了:王丹、任畹町、王軍濤、陳子明、羅海星等人都被定罪判刑。其中政治意見最溫和的王軍濤和陳子明(一貫主張知識分子與官僚合作,八九年五月間極力勸告學生停止絕食,撤離廣場,妥協解決),被判的刑罰最重(監禁十三年)。面對著這樣死不悔改的中共反動政權,這些流亡海外的人士只能表示願意無條件地同它對話,指望同它談出實現中國民主化的辦法。這些人士以後能夠對中國民主運動作出甚麼貢獻呢?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所要求的只是中共同「海外」民運,以及大陸「之外」的各種政治力量展開對話,並不要求中共同大陸之內的民主人士對話,更不用說要求首先釋放那些被囚禁的民主人士了。這些流亡人士究竟要把大陸的民主人士以及一般人民置於何地呢?他們又以為憑甚麼可以使中共當局覺得需要和他們對話呢?他們想要打破的「政治僵局」,究竟是中國的僵局還是他們自己的僵局呢?

東歐各國的和平演變,是許多民主人士希望中國也有一天通過對話而取消一黨專政的根據。他們不敢面對現實:中共從東歐和平演變中汲取的教訓,正是萬萬不可以放棄一黨專政,不可以對政治自由的要求讓步。即使將來,等到老一輩的中共統治者死掉以後,晚一輩的中共負責人有可能走戈爾巴喬夫和雅魯澤爾斯基的道路,東歐的現狀也表明了:那遠遠不是自由、民主和經濟發展的康莊大道,大多數人民的政治權利和物質生活並未得到保障,各階層、各黨派、各民族的利害衝突始終要在鬥爭中解決。那些流亡的民主人士滿足於東歐式的和平演變,甚至滿足於僅僅是期待將來有機會那樣演變,證明他們真正關心的只是政客們和中外大小資本的活動自由,而不是大多數人民的政治權利和生活保障。他們寧可去和中共專制統治者尋求共識,也不願意群眾起來鬥爭。

一九九一年五月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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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運動能依靠『中產階級』嗎?

劉宇凡

今年三月,正當國內知識份子發起簽名要求特赦政治犯的時候,一些知識份子已經在思索民主運動要依靠誰的問題了。當時已經有人主張,知識份子要同企業家集團聯盟,中國才有前途。當時我們卻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所謂「企業家集團」根本不是民主動力。民主運動要依靠的是民眾,尤其是工人,而不是「企業家集團」。

不久,八九民運爆發了,兩個月之後又被殘酷鎮壓了。儘管它如此短命,可是,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是令人驚嘆的。然而,曾經被一些人寄予厚望的「企業家集團」,究竟在八九民運中起過甚麼重大作用呢?沒有任何重大作用。反倒是無數市民、工人,最初還只是熱心同情者,不久居然後來居上,堅決支持民運,堵截軍隊,成為民主先鋒。

可是,八九民運的經驗並沒有使這些人改變他們的看法。恰恰相反,那些流亡海外的知識份子,不少人比以前更熱切地把民主前途寄望於「中產階級」呢。

他們所說的「企業家」,包括了新興的資本家,也包括國營企業的經理;然而,在他們眼中,二者並不是等量齊觀的。他們所寄望於國營企業經理的,就是他們趕快向新生資本家學習,趕快轉化為真正的獨立的企業家。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所謂企業家,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代名詞。至於「中產階級」云云,指的其實也是資產階級。「中產階級」一詞,由來已久;在學術界中有些人指的是資產階級,有些人指的是小私有主,有些人指的是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數量急劇發展的白領。中國並沒有這樣的「白領階級」,所以「中產階級」不可能指的是白領。中國小私有主很多,城市中的個體戶和農村農民都是小私有主,但那些知識份子指的並不是他們,至少不是以他們為主體;所以,「中產階級」云云,其實也是指資產階級。

中共對「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的譴責,令不少支持民主的人覺得資產階級就是民主和自由的旗手。我們的看法跟中共不大相同。我們的意見恰恰是:資產階級不是民主的旗手,如果要爭取民主,不能依靠資產階級。

經濟自由與民主

認為資產階級是民主旗手的其中一個重要論據,是:私營經濟越發展,就會使越多的經濟活動脫離中央控制,從而削弱了集權官僚制,促進了經濟多元化。這又會剌激起政治多元化,並對集權官僚制起著制衡作用,逐漸達至民主。

這是一種無比機械而且錯誤的看法。任何一種政治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都不是直接決定於經濟的。一個社會階級會否要求民主,它要求的又是一種怎樣的民主,它自己又是否有能力爭取民主━━這些都是由許多因素及其互相作用所決定的,決不僅僅是經濟的作用。就私營經濟而論,情況尤其如此。第三世界許多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有很久的歷史了,可是他們有成為民主先鋒嗎?有建立真正的民主的決心和力量嗎?大多沒有。香港的資產階級又有要求民主嗎?可以說,有些資產階級(主要是西方近代史上的早期的資產階級)曾經是民主先鋒,但越是往後的資產階級,更多並不是民主先鋒,甚至是反民主的。所以,不能說資本主義經濟自然地要求民主。自然,資本主義經濟本身並非沒有一個內在、統一的政治要求,這還是有的。在法律上,它們天然地要求保障種種經濟自由(財產自由、貿易自由、經商自由、買賣自由);政治上,它們天然地要求政府盡量少干預經濟(如果市場調節的機能足以自我調節的話;早期自由主義者都是這樣看的),或者如果要干預的話也是在保障資產階級利益的情況下干預(如果市場機能出現問題的話,後期的自由主義多數都有了這個轉變)。如果它們已經有了相當實力,它們也必然要提出分享一部份政權的。這一切才是資產階級所或遲或早要追求的東西。在這些要求中,也並非沒有進步的要求,並非沒有多少能促進人權的東西,尤其如果我們拿一個像中國那樣高度官僚集權的國家作對比,上述的一些要求就好像顯得文明和進步了。不過,這些要求還非民主要求。這些要求如果實現了,只意味著資產階級的地位的上升,並不表示民眾的地位的上升。(恰恰相反,只會因更多人成為僱傭工人而地位下降),而且,要滿足這些自由主義的要求,並不一定需要民主,不一定需要真正的、平等的、人民能當家作主的民主。經濟自由本來就不是非要由民主政制賦予不行的。中外歷史上,由一個開明君主承認和保障資產階級的經濟自由,比由一個民主政制去賦予這些自由,來得更普遍、更正常。總之,要保障資產階級的經濟自由,一個開明專制政府就已經足夠了。一八七○年以前的法國是這樣,早期英國是這樣,德國是這樣,以前的中國以致現在的香港都莫不是這樣。

對分權的美麗的誤會

中國當代資產階級很迅速就學會了西方自由主義的那一套東西,大談權力制衡了。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實上,分權、權力制衡等等,從歷史上看,的確也是天然地屬於資產階級的要求。有些人把分權看成為民主。從廣義來看,這當然也是民主要求。但那是一種怎樣的民主要求呢?是一種古老的、過時的、非常狹窄、非常低級的民主。為什麼呢?因為分權原則只是反對絕對集權;它並不一定根本反對不民主的政體,因為三權分立的原則並不一定包括平等普選權。一個國家可以實行嚴格分權,同時又可以實行高度受限制的選舉權(例如規定有產者才可投票;又或者像香港那種「功能團體選舉」)。所以,一個實行分權的國家,固然一定不是絕對集權的國家,可是,同時它也並不一定就是真正民主的國家。事實上,三權分立的最初設計的原意,並不是要建立以普選權為基礎的現代民主國家,而是建立開明君主制。那時候資產階級並不反對君主制,只是認為君主不應集中一切權力,認為立法權應當分離出來,該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議會掌握。至於行政權,資產階級認為那是君主的專利呢。總之,古往今來,許多實行分權的國家往往並不很民主,而許多民主政體也並不是實行分權。所以,單就分權本身而論,那是一種過時的、低級的民主,不是現代民主。現代民主的內涵已經遠遠超出三權分立這個舊範疇了。以普選權為基礎的現代民主,可以(但不一定)包括分權,但反過來,分權卻不能包括現代民主。所以,要求分權,並不一定就表示要求現代民主。勿寧說,光是要求分權,頂多不過是稍為改良一下專制主義而已,而不是根本反對專制主義。

在一個根本沒有民主的國家裡,首先要求的不是權力歸人民,不是真正的民主制,而光是要求分權━━這,對於人民來說是危險的。這樣做客觀上等於叫人民承認專制政府的權力;所要求者不過是把它的一部份權力轉移出來,再分給另一些人。這樣的結果,頂多不過是產生開明專制,或者出現社會的上層階級、「精英」與原來的統治集團聯合專政的局面而已,就像西方早期君主、貴族與資產階級在分權基礎上聯合專政一樣。人民始終沒有獲得權力,始終淪為被統治者。所以中國資產階級如果不旗幟鮮明地高舉真正的民主要求(到今天我們還沒有看到),而是大談什麼分權,什麼權力制衡,那麼,我們就有理由懷疑他們只是要求分享中共的權力,而不是真正要求民主。在我們看來,人們應當要根本廢除專制者的全部權力,而不是要求和它分權。

有些人承認,分權還不是充份的民主,但是,他們認為,第一步總不能就要求普選權;因為這是不現實的;反倒是提出像分權那樣一個比較低的要求,才是更現實的。

其實,他們所說的「現實」,並不是真正的現實,不是包括了民主與專制的全部力量對比的現實,而是僅僅著眼於專制統治者,著眼於他們的「承受力」。他們無非是說,要求太高,中共是不能接納的。這裡所暗含的最大謬誤,就是以為,較低要求(像分權)中共就較有可能採納。事實當然不是這樣。站在專制統治者的立場來看,不論要求高低,都是對它有害的東西,都要加以反對。八九民運所提出的要求比要求分權更低得多,但結果又怎樣呢?總之,如果把希望寄托在統治者的自我改良,如果把自己的要求自限於它能接受的程度,那麼,不要說真正民主,就是連民主的第一步都不可能邁出的。唯一能迫使統治者讓步的,就是群眾力量。如果群眾還沒有力量,不論要求多麼謙卑,統治者也不會答應。反過來,如果群眾有了力量,並且直接向統治者挑戰,最頑固的統治者都要作出驚人之舉,作出巨大讓步。最近波蘭和東德的例子都一再證明這點。所以,關鍵其實在於怎樣積聚力量。我們當然不能預先排除,在特定局勢下會提出一些較低要求;但同樣地,我們更不能預先就為自己穿上緊身衣,不管將來局勢如何,不管群眾的力量發展得多快多大,都預先把自己的要求局限於分權要求。只要時機來臨,只要群眾已經有了覺悟,我們都應當隨時準備爭取真正的民主制。

中國當代資產階級是民主旗手嗎?

其實,那些資產階級代言人之所以拿分權來當作是真正民主要求,又或者拿「照顧現實」的藉口來反對爭取充份的民主制,說穿了,是因為他們不願意實行真正的民主制。為什麼呢,因為,第一,這個新生資產階級從頭起就是拜中共「改革派」即走資派的路線所賜才發展起來的。他們的現成利益,需要這個現成的統治集團的保護(儘管為此要付出不少「保護費」)。根本推翻中共統治,這樣會帶來動盪、不穩。新的政府會保護他們的財產嗎?這是沒把握的。所以,他們現在不會根本反對中共,只會要求中共自我改良,尤其要求中共「改革派」上台。所以,萬潤南他們這樣讚美趙紫陽,並不是偶然的。他們之反對推翻中共,同樣也不是偶然的。何況,在一個憲法上明文規定工農當家作主、生產資料屬於全民所有的國家裡,資產階級如果要發展起來,就要公然違反憲法,就要防止工農群眾起來要求政府貫徹而不是違反憲法;而資產階級能夠依靠什麼人保護呢?除了中共,他們現在沒有其他更可靠的保護者了。所以,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裡,資產階級只有在工人處於政治無權的狀態中,換言之,只有在維護現成的(但經過改良的)政權中,才能防止工農群眾起來要求經濟平等及政治平等。第二,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從它誕生的時候起,就處於不利條件;在國內,他們要在佔主導地位的國營企業的夾縫中,尤其在官僚壓迫的夾縫中求存;在世界市場上,他們有強大的西方和第三世界的更富有和技術裝備更先進的資產階級作為競爭對手。在這個情況下,土生資產階級要發跡,非要一方面跟中共官僚集團拉攏不可,另一方面又非要大大提高對工人的剝削率不可(近年私營企業中工人超時工作、童工、工傷嚴重等問題時有披露)。所以,資產階級並不願意爭取讓工人也有平等政治權利的民主制度,並不願意中共政權被一個真正民主政權所代替。他們並不是民主運動的旗手,而是一個依附權勢的無力的忠實反對派。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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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與中國革命

劉宇凡

一九八九年全民民主運動暫時失敗了,可是,任何人都看到,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並未曾解決,反而因大屠殺而更形尖銳了。矛盾的再度爆發,只是遲早問題而已。那時候,民主運動一定會再度興起。一切民主派從現在起就要為第二次的民主運動作積極準備,其中尤以思想準備為要。現在第一個大問題要思考的是:究竟中國應當走改良主義還是革命的道路?如果要走革命的道路,那麼,這是一種怎麼樣的革命?革命的性質是甚麼?

改良主義還是革命

八九民主運動雖然規模龐大,而且民眾下了極大決心去爭取自己的要求,可是,那些要求本身並不高(最有挑戰性的要求不過是新聞自由罷了),而且一直採用最和平的方式,甚至從頭起就堅持「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甘地主義。所以,這個運動的主流方向是改良主義的;領導者反對採用武力,更反對推翻中共(這個立場到六四以後才多少有了轉變),只是企圖用壓力迫使中共軟化,使之最終能接受民眾的要求。這樣的一個運動,本來不會根本威脅中共的統治。然而,中共卻居然以大屠殺來回答民眾!這難道還不能證明中共已經完全不能自我改良嗎?

直到六月九日鄧小平亮相之前,人們都一直寄望中共黨內的「改革派」能夠扭轉乾坤。事實證明,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不僅不能阻止屠殺,而且自身難保,一下子就被打下了台。這說明了,中共的頑固反動勢力是佔了多大的壓倒性優勢!要知道,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其實完全不代表真正的民主改革派;它不過是官僚層中的溫和派而已。稱之為官僚溫和派比稱之為「改革派」更適合。(事實上,趙紫陽同鄧小平並沒有根本分歧。大家都要堅決捍衛官僚層制度。所分歧的只是統治方式略有不同罷了。他從來沒有贊成取消一黨專政;他甚至不曾支持過學生所提出的全部非常合理的要求。他最突出的一點,也不過是願意承認學生的愛國行動,和反對四.廿六社論罷了。而且,即就這點而論,他也不過是表了態而已,並沒有採取任何實際行動,更沒有公開號召全黨黨員起來反對鄧小平。)

然而,可悲的是,中共連這樣一個溫和派都不能接受,而且不能容忍,還要除之而後快。現在,中共已經宣佈清黨了。黨內那些已經不多的富於獨立批評精神的黨員一定會被清算。換言之,今後中共在朝向更腐敗更墮落的官僚黨的方向又跨前了一大步。今後中共官僚黨同人民的矛盾一定會更尖銳;它阻礙中國繼續進步的壞作用更明顯。在這個情況下,一切民主派都要丟掉改良主義幻想,下定決心,起來革命,推翻中共官僚黨的統治。

我們並不排除中共將會在壓力下作局部的改良的可能性。或者統治危機再度爆發,或者群眾運動再度興起,在這些情況下,都有可能使中共黨內溫和派再抬頭。如果鄧小平一死,這種可能性就更大許多倍。不過,如果這種情況出現,革命者有可能需要暫時在行動上放棄革命的鼓動,可是,這絲毫不代表要在原則上放棄革命路線。因為,中共有可能在壓力下暫時局部改良,但這並不代表它會自動放棄特權,相反,它定會堅決捍衛它的統治。要知道,「溫和派」和頑固派之間並非隔著一條萬里長城;它們彼此間可以隨時互相轉化。溫和派可以變成頑固派,頑固派可以變成溫和派;客觀地看,他們有對立的一面,但更有互相補充的一面。統治者這樣軟硬兼施,恩威並重,才能達到痳痺人民的目的。鄧小平就是最好例子。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後復出的時候,他不是打著改革開放的旗幟嗎?他不是為了打倒華國鋒和緩和危機,而曾經支持過西單民主牆嗎?在他統治下,中國不是進行著巨大的改革,思想控制不是「寬鬆寬鬆」了嗎?後來又怎樣了呢?這個「改革派」的急先鋒不是一變而為頑固派的總舵手了嗎?如果將來趙紫陽能夠再上台,難道他不可能變成第二個鄧小平嗎?有甚麼制度上、法律上的保證足以有效監督他呢?統統沒有。只要中共仍然一黨專政。那麼,它隨時可以單方面作改良,也隨時可以單方面收回一切改良,人民永遠只能俯仰由人,永世為奴。所以,僅僅在最高統治集團中拿「溫和派」代替頑固派,是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的。只有採取革命路線,根本推翻官僚統治,才能使中國有真正的進步。

革命的結局都只是重建暴政?

經過了幾十年中共式的「社會主義」的經驗,再加上文革這種假革命的洗禮,中國人不僅懷疑社會主義,而且懷疑革命。許多人認為,中國近代以來已經發生過許多次革命了,為甚麼中國革命最後總是以暴政重新建立為結局呢?這是不是說,中國的革命總是跳不開所謂「皇朝循環」,永遠只能在專制━━革命━━專制之間往復呢?我們在這裡不能作深入探討。我們只想指出:固然不是任何一種革命都能真正推動歷史進步。中國古代的農民革命的確只能形成皇朝循環。但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卻建立過民主。事實上西方民主就是革命所促成。而且,自從近代社會化大工業和世界市場形成以來,中國早就和世界市場結合,早就有了初步工業化,它近百年以來的革命早就不是農民革命,而是像西方那樣的資產階級革命和工農革命了。自然,辛亥革命和四七至四九年的革命並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府。可是,從中能得出甚麼結論呢?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並不是任何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或工農革命都能夠直接建立民主政府,但不能反過來證明任何這樣的革命只能以建立暴政為結局。有些革命是這樣,有些卻不是。就算是那些建立了暴政的革命,它也不是一點進步作用都沒有,一點都沒有推動民主。人類歷史常常都是充滿曲折、充滿反覆的。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不是經歷一次革命就建立起來的,而是經歷過好幾次革命,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建立起來的。法國一七八九年的革命的直接結果是甚麼呢?它立即建立了穩定的民主制度麼?都不是。不到幾年它就演變成專政,以後就變成拿破侖稱帝。法國以後要再經歷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的革命,才比較穩固地建立了民主政府。我們可以說,法國共和政體是一八七一年之後才穩固地存在的。而這個成績是純粹依靠那一年的革命的嗎?不是。如果沒有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沒有它對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作根本性破壞,王權就不會如此急劇衰落,民主力量就不會得到壯大。有些人認為,中國如果要革命,也應當學習英國一六八八年的不流血的「光榮革命」,即實質上的宮庭政變。固然「光榮革命」多少推進了民主,可是,如果沒有一六四○的流血大革命,如果它不是已經大大破壞了王權,大大提高了國會的權威,往後的「光榮革命」能夠成功嗎?前人耕耘,後人收穫;這在革命的歷史來說尤其如此。我們決不能如此短視,如此忘本,以為西方民主制度是依靠和平感化統治者或別的甚麼戲法而換來的。

迎接中國第四次革命

事實上,今天中國革命能夠最終爭得民主,這種可能性,已經比過去大許多倍了。這是因為,中國的第三次革命(四七至四九年)儘管還是重建了專制,可是它畢竟建立了中國初步的工業化的基礎,畢竟多少推進了歷史進步。中國的學生、知識份子、工人階級━━他們掌握了現代科技和社會化大生產的技術,比農民更有力量爭得民主━━人數儘管多麼不足,畢竟比幾十年前多了許多倍,民主的力量不是小了而是大了。有人說,中國無知的農民仍佔多數,怎能爭得民主呢?這些人忘記了:西方早期的民主革命,農民不是比現在中國所佔的人口比例更大許多嗎?知識份子不是更少些嗎?當時不是差不多完全沒有現代工業嗎?為甚麼它們終於能成功呢?其實,關鍵不在於農民是否佔多數,而在於那最先進的社會集團、知識份子、學生、工人,能否對人民進行正確的教育,尤其是否能提出一條正確的奮鬥路線。

一九八九年七月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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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奮鬥還是「下海救國」?

劉宇凡

中國大陸上的貧富懸殊、官僚貪污腐敗之猛烈,不斷使最高領導人發出「亡黨亡國」的警號。公款吃喝一年吃掉一千億(是教育經費的三倍),公款旅遊,公款購物,「三亂橫行」,借檢查、編書、辦學習班、評比、考察、考試之名向下級攤派搜刮━━這是人盡皆知了。

但有一點我們要特別指出來。那就是隨著走資的「改革」日益大膽,各級官員種種化公為私、權錢交易、官商勾結就更厲害,以致大大衝擊了原有的官僚在享受上的等級限制。從前等級森嚴,什麼級可以坐飛機,什麼級可以坐車子,甚至車子本身也分等分級━━那是人所共知的。這種規定自然令人作嘔,但是多少對中下級官員的私慾作了一點限制。但是,在官員普遍經商謀私、或權錢交易的情況下,即使小如一個鎮長、鄉長、也可以坐奔馳、住洋房、出洋考察了。十五年的市場化改革,結果是越改官僚越貪污,胃口越大。

從前的官員只能把追求物質享受寄托在升官上面。升官才能發財。但是,現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檔箭牌下面,一切都可以「大膽試、大膽闖」,於是權力再加上買賣自由,各級官員便可以隨時變著戲法去化公為私,大辦公司,大炒地皮、外匯,大搞投機倒把等等,甚至跑到香港大炒房地產,令本港樓價步步高升。

市場弱化國家論

對於這種普遍腐敗,不少人認為,解決辦法就是「深化改革」。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深化市場改革,通過市場力量去弱化國家職能,逐步做到「小政府、大社會」。新的口號就是:一切商品化,貨幣化。權力萬能由金錢萬能代替,據說是一個歷史進步。一位經濟學家說:舊時代的「特權階層」,因為其「消費特權受到(貨幣)衝擊」,所以「往往設法限制」貨幣的作用。例如「我國到一九九三年六月才取消購飛機票的關於身份証明的介紹信(局級以上幹部或高級職稱科技人員);過去紅旗牌轎車只有國家領導人才能乘用。相比之下,金錢萬能和金錢面前人人平等不能說不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但這又引起了另一種不平等,富人和窮人的不平等……然而,比較利弊得失,錢帶給全社會的利益遠大於它的弊端」。(註一)

這種觀點同一些所謂民運人仕的觀點不謀而合。一個民運人仕說:現在中國人不應走東歐、蘇聯的路,也不應走八九民運的路,而是應當跟著中共走和平演變的路。

不論「東歐蘇聯的路」與「八九民運的路」有何不同,至少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公開爭取民主化。這個人所說的,就是反對再從事政治抗爭和民主抗爭,主張應當把精力集中在利用經濟自由去經商,逐步擴大市場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同時逐步弱化中共專制。據說這就是最保險的道路。我們姑且把這種路線稱為「下海救國」論。

外國的經驗

籠統地說「市場經濟弱化國家權力」,本身就大有商榷餘地。我們看看外國經驗,便不難發現,所謂「小政府、大社會」的自由競爭時代早就一去不復返了。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上絕大多數市場經濟的國家,其國家權力都是增加而非減少。一九一四年以前,資本主義國家預算通常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5%7%,但是戰後一般高達20%35%,即使經過八十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七大工業國的政府支出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9%,這事實究竟算是國家強化還是弱化?

退一步說,即使這個論斷能一般成立,也絲毫証明不了單憑市場的自發力量就可以解決國家專制的問題。因為,這個論斷並沒有告訴我們,市場能把國家權力弱化至何種程度。弱化90%,也是弱化;弱化1%,也同樣可算弱化。究竟那些人指的是哪一種?如果說它能大大弱化,又有何根據?其次,問題的關鍵更在於,市場能弱化那一部份的國家權力?是弱化它最壞的部份,例如它的鎮壓功能,還是弱化它比較有用的部份,例如它負起社會保障的作用,又或是對私營企業在環保、勞動等方面的監察?

回頭看我們的神州大地,就不難發覺,雖然十五年的市場化改革,的確有弱化國家的一面,但是,同樣不能否認,它也有強化國家的另一面,而且更要承認,往往是不該弱化的,它大大弱化了,而不該強化的,它卻大大強化了。

最明顯的就是,現在各個部門,中上級別的官僚,都實際上享有不同程度的投資權、引進外資權、輸出資本權、甚而是借債、集資權。一些地方(上海等),連官員收受回佣也合法化了。而沿海的、高級的、有關係的官僚,自然實權更多些。這種狀況,是「改革」前所絕對沒有的。官倒、官商、官股之遍地開花,不正証明,國家權力在經濟活動上的強化嗎?同過去所不同的只是,從前(四九至七八年)國家權力的強化主要是表現在行政上、思想上的控制的加強,而現在則表現為國家機關率先經商致富,各級官員拼命在市場中興風作浪,大肆搜刮。從前是權力萬能,條子比金子更有效力,而現在呢,則是權錢結合,官商一體。中共官僚通過市場━━畸型的、受操縱的、沒有自由競爭的市場━━剝削去最大部份的國民收入。這究竟是官僚國家的強化還是弱化?隨便一個小官,甚而一個警察,都可以亂罰錢亂收費,這究竟是官僚國家的弱化還是強化?

市場化與國家強化並駕齊驅

事實上,市場化改革越深入,國家機關的規模不是越縮小,相反,而是越來越擴大。一九八○年中國幹部人數已達1476萬人,到了一九九一年,再躍升為3400萬,增幅達130%。為此,每年需開支一千億元,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30%。單就中央政府而論,其機構規模據說比美國大三倍,比日本大九倍。而官僚機構日益臃腫,結果就是人所共知的效率下降、條塊分割更嚴重、互相扯皮、文山會海。而尤其荒謬的是,越是貧窮的地方,冗官便越多。全國有六成半的縣入不敷支,需要國家補貼,而入不敷支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機關冗官太多。例如西北某省游牧區的一個縣,人口不足七千,但供養的官已近九百人,佔全縣總人口的12.8%,造成財政入不敷支。

由於機關既多又大,自然也造成行政管理費年年突破預算,會議費年年創新高峰。一個不斷侵吞更多國民收入的官僚機關,能夠說不斷弱化嗎?

放棄對社會保障的承擔

不該弱化的國家權力,卻在「一切商品化、貨幣化」的口號下逐步削弱。最明顯的就是中共逐步放棄對人民負起就業保障、社會保障的責任。在「砸三鐵」的旋風下,失業被宣稱為企業改革的靈丹妙藥。新的醫療保險制度,使廣大職工喪失了泰半的醫療保障。八十年代成立的養老保險基金和失業保險基金,規定工人要供款(從前不必供款也可有相當的保障),而在低工資政策下,這不啻是剝削工人。住房在「商品化」的政策下,廉租住房漸成過去,而工人又沒有錢買商品房。至於對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在環保、勞動安全、兒童婦女的保障等各方面的監管,就更加日益鬆懈(只要想想去年的葵涌大火就可想而知了)。

中央政府弱化,地方政府強化,這也是市場改革的後果。然而,這樣一種變化,也不見得就有利無害。這種局面使各地官僚為了爭學四小龍而大上項目,造成投資過熱,經濟混亂,浪費資源。對於官僚和那些投機商人來說,這種情況自然可喜可賀,但對於飽受通脹之苦的普羅大眾來說,這種中央政權的弱化,不見得就值得支持。

「下海救國」對誰有利?

誠然,市場化改革所帶來的經濟自由,多少減弱了國家專制。但是,能夠真正大大利用這種經濟自由的,主要還是官員和新生資本家,普通人無錢無權,「下海」簡直是夢想。他們頂多能利用一下兼職自由、擺攤自由吧了(自然要以受到有關部門的官僚剝削、刁難為前提)。然而,對人民來說,經濟自由化同時也意味著有「自由」失業,有「自由」吃通脹之苦,有「自由」喪失住房權利,有「自由」買那高不可攀的商品房。

總之,我們所目睹的,就是市場並沒有那種神奇力量,能夠真正弱化中共的專制國家。相反,在政治上,國家的權力和壓迫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是大大加強了。自從八九年六四以來,中共五年來都在釋放部份民運人仕的同時,又不斷搞新的逮捕、新的監禁。最近更在美國國務卿訪華前後大舉逮捕民運人仕。尤其諷刺的是,這種政治上的鎮壓,是同更徹底的市場化改革並進的。「市場弱化國家」論又作何解釋?

那種拿「經商救國」來代替民主奮鬥的路線,固然反映一部份民運人仕的消極情緒,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反映社會上的新生資本家的真正願望。對於那些只顧發財,甚而是企求官商勾結的資產階級來說,「下海救國」論最合他們的胃口。而所謂「金錢制約權力」論,其實也只適合資本家的口味。因為,普羅大眾根本沒有多少錢可以去制約權力;何況,也不是任何一個銅板都具有等份的力量。只有當金錢能化為資本的時侯,才能多少起到對權力的制約。而一旦這樣一種制約出現了,人民未必得到很多好處,而壞處卻有不少。因為,現在廣泛流行於全世界資本主義的金權政治,將會以十倍的醜惡出現於神州。事實上,從「領帶大王」當選人大常委,從無數港澳大小資本家與大陸官僚互相利用互相勾結的現況看來,說「金錢制約權力」,不如採用流行語更適合,那就是:權錢交易,權錢結合。對於資本家來說,那的確是福音。世界的(包括原大陸上的)資產階級,五十年代以來用盡一切政治,軍事手段都無法使中共恢復資本主義,而現在呢,卻目睹中共自行和平演變了(指經濟上的和平演變,那就是走資)。不費吹灰之力便能達到目的,那麼,還需要什麼抗爭呢?同流合污、沆瀣一氣還來不及呢!

結語

虛症宜補,實症宜瀉,才是對症下藥。今天,中共所代表的官僚集團,已經成為中國人民身上的大毒瘤。必須使用政治抗爭的辦法,把這個官僚集團根本剷除,建立真正屬於人民的民主政權,才有可能拯救中國。

那些主張跟著中共和平演變,反對進行集體的民主抗爭的人,無非是害怕犧性,害怕流血,害怕動亂。他們也像中共那樣,把「穩定壓倒一切」掛在口邊。但是,一天腐爛的中共政權仍然存在,一天中國就不會有真正的穩定,真正的長治久安。官僚日益通過經濟自由去侵吞更多國民收入,這本身就是不穩定的根源。期求在中共治下可以達到長治久安,那不啻是緣木求魚。中國人民必須打破那種寄希望於統治者的幻想,真正拿出主人翁的氣概,大膽進行民主抗爭,才能打開出路,才有可能最終得到長治久安。

自然,今天中國的狀況,使政治抗爭不易,但不易為不等於不能為。事實上,今天同十多年前相比,政治抗爭的空間並不是小了,而是多少大了。自然,公開的、集體的政治抗爭現在很困難,但是分散的、隱蔽的,尤其暫時限於探索、學習、研究、宣傳的政治活動,卻不算很困難,而其中尤其需要探索總結的,就是八九民運的經驗,東歐蘇聯的經驗。要研究:這些經驗是否真的証明,公開的民主抗爭與群眾運動是不好的?是否和平演變才是出路?

此外,近年來在各地出現的零星的群眾性經濟抗爭(農民抗稅,工人反對失業、反對剝削),既反映社會矛盾已經高度尖銳化,也反映人民的自信心和覺悟都比過去提高了。所有以民主奮鬥為職志的人,都有責任同群眾這些正義的自衛反抗結合起來,並且逐步將他們引導到更高的民主抗爭的目標上。如果有了正確的目標,群眾運動就是一個最有力,最有建設性的力量,是新社會在腐敗的舊社會中的真正代表者。

一九九四年五月八日


註一:<<什麼決定價格>>,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九三年九月,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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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八九中國工運初探

楚風

八九年的民運,由學生首先發動,繼而引發了整個社會的廣泛聲援和參與,而這些聲援組織中最富有意義的要算是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及各地迅速冒生的工自聯。在短短數十日內,北京工自聯已演變成具有自主工會的雛型。不過,隨著政府的武力鎖壓及其後的白色恐怖,工自聯跟學生組織一樣迅速被瓦解。雖然工自聯在八九民運中被視為「配角」,然而後八九的社會運動中,工人階級愈來愈佔據重要位置。而八九年學生的躁動情緒很快地消餌掉,更多的大學生投入了經濟大浪潮之中,他們在擁護經濟「改革」的大方向下,努力開拓個人的經濟事業前程,努力融入正在冒起的中產階級乃至資產階級的隊伍之中,而他們不少人相信「自由經濟」有助中國民主化,卻無視「自由經濟」的工業關係中的反民主,以及資本對社會關係的宰制。

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不滿情緒卻愈來愈濃烈。企業為工人提供的生活保障,被政府視為包袱正被大幅削減;飛升的通脹;忽略工人權益的經濟政策等等。這一切迫使工人作出反抗,各地集體上訪,罷工事件不斷發生。而八九年後,亦有不少獨立勞工組織湧現。雖然這些組織人數不多,組織並不成熟,且與全國各地的罷工事件未必有直接的關聯。但這些組織的主張和綱領卻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因為這代表一些有意推動中國工運的人士的看法,預示著未來中國工運的某些可能面向。本文將介紹數個後八九的獨立勞工組織的主張或綱領,並就其某些面向作探討。不過,由於資料不足,本文的探討將是初步的,而且不夠全面。

中國自由工會

中國自由工會(註一)籌備委員會成立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籌備人員宣他們的工作對象是所有的勞動者,現階段主要以國營(國有)企業的正式工人為主,並以行業劃分為不同的系統,主要針對重工業(機器製造業)以及公共交通系統。工人中的偏重於中下層,即收入低,勞動條件差劣的工人。

中國自由工會主要發起人是劉京生、胡石根、李全利等人。而劉京生同時又是地下組織中華進步同盟的核心成員,胡石根則是自由民主黨的主要領導。中國自由工會成立後於前二者,三者關係密切。

中國自由工會的主張和訴求可以從《中國自由工會籌委會倡議書》,及在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書面發言中看出。在《倡議書》中,中國自由工會猛烈抨擊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及中共,指中共是實行一黨專治的獨裁統治,工人階級的最大壓迫者和削剝者,全總是其幫兇。《倡議書》中宣稱,中國自由工會將致力保護工人階級的經濟權益(如工資、福利、擴大社會救濟、充分就業及自由擇業等)、政治自由(信仰、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

中國自由工會於國際勞工組織的書面發言(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中,指出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工人的地位並未得到根本改善,相反權益問題愈來愈嚴重。中國自由工會對現行經濟「改革」提出了質疑,並指出這「改革」只是為了挽救中共的統治權力而進行。

不過,中國自由工會對經濟改革如何進行,從筆者所能獲得的資料,似乎並無具體主張。只是強調反對改革中犧牲工人的經濟權益。但是,在《自由論壇》(由中華進步同盟的部份成員所出版)的一篇《也談改革》的文章中,或許能從側面反映中國自由工會部份成員對改革的態度。在《也談改革》一文中,作者指出「必須讓改革朝著使工人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國家的主人的方向前進,而那種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卻將工人變為少數人升官發財的剝削壓榨對象的『改革』則將遭到工人階級的堅決反對。」但作者又說:「如果你們非要賣資本主義的狗肉卻還要掛社會主義羊頭的話,那不如干脆掛上資本主義的狗頭,我們將根據社會主義國家財產歸人民所有的原則取回屬於我們自己的那一份,大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公平的競爭。」「總之,不管你搞甚麼主義,能給多數人帶來好處,能使國家發展的更好、更快,我們工人就支持,反之,我就反對。」

一方面,《也談改革》的作者大山認為社會主義應有利於工人的政治經濟權利;但是,另一方面卻又不堅持社會主義,只宣稱若搞資本主義,就在國家財產中取回工人應得那份。

總言之,中國自由工會批評中共政權獨裁及壓迫工人階級,其選擇正面(雖是地下形式)抨擊的方式。中國自由工會主張保障工人權益,亦明白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有利於工人階級。但是,卻對具體的經濟制度沒有明確主張。由於中國自由工會對中共的猛烈批評,以及和其他地下政黨密切相關,終於一起遭受嚴厲鎮壓,胡石根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劉京生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李全利判處管制二年。

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

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籌委會(勞盟),主要等備人員包括劉念春、王仲秋、袁紅冰等,勞盟宣稱凡是社會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創造付出了智力和體能的人都是勞動者,其成員包括工人、知識分子、企業家、商人。故此,嚴格來說,這不能算是自主工會組織。不過,勞盟宣稱特別關注社會中下層勞動者的權利的確立和組織力量的形成,又聲明協助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建立獨立的利益集團組織。因此,我們仍可稱勞盟為勞工組織。

勞盟的綱領和主張比之中國自由工會較為完備。勞盟有四大綱領:社會正義、政治民主、經濟自由、民族復興。內容包括保障勞動者結社、罷工、集會權利、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抑制貧富懸殊的擴大,打擊黨政幹部貪污腐敗的行為,實行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等等。

勞盟與中國自由工會有個很大差別,就是勞盟對「改革」大加歌頌,它認為中國自八十年代初以來的「改革」,取得了一個重要成果,那就是:「一定程定上確立了市場經濟的觀念。」在《勞盟四大宗旨》中,其所謂的經濟自由,便是主張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結合,並主張將大量國有企業私有化。勞盟在其《宣言》中,除了提倡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外,花了超過四分之一的篇幅去反對它所說的「極左思潮」,它宣稱近年來「極左思潮」出現了一個值得全社會嚴重關注的動向,那就是表現出對勞動者權利的「關懷」,對腐敗現象的「憤怒」。勞盟稱此種「關懷」和「憤怒」的實質是否定「改革」,企圖把中國拉回到計劃經濟的體制,絕對平均主義及重新肯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原則。勞盟宣稱它反腐敗,也強烈反「極左思潮」,而其反對腐敗,「是為了使改革開放不死於腐敗」。

勞盟實質上是主張以私有制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它對工人的關懷,不過是一種救濟式的「人道」的關懷;它雖主張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卻無視大規模私有化對工人所將來的衝擊和剝弱工人的經濟權利。(註二)

勞盟極力主張「經濟自由」,它主張國有工商業資產全面股份化,部份分配給勞動者;確立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但是,無論工人、農民可分得多少股份或土地,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很快就會被資本家兼併其股份,而所謂攤分部份股份給勞動者只是私有化的一個環節而已(值得引以為鑑的是俄羅斯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並把大量國企私有化,部份股份更分配給工人,而結果卻是工人階級的普遍貧困化,貧富懸殊。而得益的只是少數的暴發戶,換上新臉孔的舊體制下的官僚,以及外國資本家)。

勞盟主張政治民主,但它對經濟民主卻無甚興趣。勞盟宣稱關注工人的權利,但《宣言》、《綱領》、《宗旨》中,對中國憲法及法律之規定工人享有的民主管理得不到落實隻字不提。勞盟崇拜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它認為工農階層(勞盟不用「階級」二字去形容工人,或許是基於其所謂的反「極左思潮」)投入資本主義機制,可擺脫貧窮,只要有「人道」的關懷,「普遍的幸福」將會降臨。然而,卻無視東歐國家步上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後,工人的普遍貧困化。而資本主義之下的利益競爭,工人是注定處於弱勢的位置,即使完全打倒了官僚特權,給予工人「人道」的救濟,資本家的金錢權力在競爭遊戲中,仍將處於宰制的位置之中。

勞盟的主張雖與現行國家制度有很大差異,但它卻極力宣稱不打算挑戰中國政府的政治原則並正向政府部門遞交成立勞盟的申請書。不過,其主要成員亦終於遭受拘捕,部份更被判處勞動教養(最高三年)。

打工者聯合會

打工者聯合會(打工聯)是一個並不著名的獨立工會。不過,它卻嘗試較為切實地去做組織工作,而中國極可能有為數不少的這類組織。打工聯是由一批剛從大學畢業出來不久的大學生和工人所組成。他們在深圳出版地下工人刊物《打工廣場》、《打工通訊》,嘗試組織工人,其主要的組織對象是外來工(主要為民工)。

打工聯的刊物對深圳外來工的處境有強烈的針對性,它列舉一些個案,說明工人權益如何遭受侵犯。它批評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官方偏袒資方,並呼籲工人看清資本家的本資,起來爭取自己的應有權益。打工聯的刊物中沒有全面的綱領、主張,但在文章中卻顯出濃烈的階級意識。它指出:「打工者就是無產階級,就是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所以,打工者天生就是鬥爭者,因為不鬥爭就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不鬥爭就沒有做人的權利。」(《打工通訊》P.1

打工聯最終亦難逃過被鎮壓的命運,打工聯三名成員於九四年五月被公安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國有企業工人的抗爭

由於外界對國有企業工潮所能獲得的資料很少,所以本文只能對國有企業自發的組織活動作簡略的採討。

官方刊物及香港傳媒的報導中,可以看到國有企業的工人具有甚高的抗爭意識,而他們也有一定的組織能力(也許有些組織知識是由文革等政治運動搞串聯而傳承下來的)。他們亦會藉一些網絡(如工人互助會)進行集體行動的組織動員。據日本《朝日新聞》透露,現時中國有十四個省自治區有工人自發組織的自力救濟式的勞工組織,他們多由國企工人組成。

國企工潮中,工人的訴求一般可歸為以下幾點:要求發放求欠薪;要求生活保障;抗議管理人員濫用權力;要求更換企業領導人;反對貪污腐敗等。有些人在提出訴求時,指責官方聲稱工人是國家和企業的主人翁,但卻名不符實,他們要求工人能真正民主地管理企業。

國企工人是經濟「改革」受到直接衝擊的一群,過往企業還存在著形式上的民主管理,現時轉換經營機制,不少國企連這些形式也省回來。而現時城市不少新政策(如住房、醫療)亦對工人十分不利,政府把以前不少由企業提供生活保障剝奪掉。因此,國企工人普遍對政治、經濟地位的下降感到不滿。正因為這樣,他們成為對抗政府不利於工人階級政策的主要力量,而且他們不少具有經濟民主的意識。

結語

後八九的工運,工人的抗爭力量有愈來愈強大的趨勢。然而,工運前景並非一片光明。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波蘭團結工會在其初期還主張經濟管理的社會化(經濟民主、企業民主),但是,它作為波共的對立力量,最後產生了一個右派政府(現已落台),犧牲工人利益,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最後背離了工人階級的立場,而一些波蘭團結工會的基層工會亦終於起來罷工反對其政府政策。

中國工運會否步上團結工會的後塵,目前尚不能下判斷,然而情況卻是令人擔憂的,部份崇拜西方資本主義的右翼知識分子開始表現出對工人運動的濃烈興趣,他們傾向把工人階級視為利益群體,他們雖聲稱爭取工人的罷工權、組織獨立工會等權利,但卻對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毫無興趣,或者把之視為一種簡單的交易關係,在這種交易關係中只要對工人稍加保障便沒有問題了。雖然這類知識分子還沒有強大的基層組織力量;雖然他們的口號比全總體制內的改革派(主張企業民主管理,外資及私營企業實行集體談判、認同罷工權及工會自主等)還要落後,但是,他們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卻有很大的市場。而他們之所以這麼看重工運,其根本原因是他們視工運為對抗所謂「保守派」,打破中共的以工人「當家作主」的意識形態神話,突破中共政治僵硬體制的一個有力工具;而不是工人階級的政治及經濟權利作為出發點。

不過,情況也許沒有那麼悲觀。中國工人具有強烈的反剝削、反特權、反壓迫傳統,這在四九年以前、五十年代、文革之中,均曾顯示出來。一旦這種力量串聯起來,它將有力地促進社會平等和公義,提高工人階級的經濟及政治的民主權利。

一九九五年八月


註釋:

註一:「自由工會」這個名稱其實具有相當的東西方冷戰時期的味道。一些反共工會往往喜歡自稱為「自由工會」,以別於共產黨國家受官方控制的御用工會。國際自由勞聯(ICFTU)便是「自由工會」的國際陣營,以別於以前受共產黨控制的世界工聯。不過,事實上除了國際自由勞聯在歐業的屬員具有較高自主性外,國際自由勞聯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所謂「自由工會」陣營,很多並非植根於工人階級的工會,有不少要麼是政府的御用工會,要麼是親資方的「黃色工會」,如印尼、台灣、南韓的全國總工會,其角色可說是政府、資方透過其控制工人,多於為工人爭取權益。因此,在現實中「自由工會」反共的意味多於其他,並不能表達工人自治工會的意思。反之,一些「自由工會」的對立工會,如台灣的自主工聯、南韓的獨立工會聯盟,甚至一些親共產黨的工會,如印度、尼泊爾,更能植根工人階級。由「工人自治聯會」到「自由工會」,這在名稱上是一種退步,而非進步。

註二:筆者並不反對市場經濟,只要它是以基層人民為主導的。筆者反對的是以資本家為主導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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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篇

河殤與中國出路的問題

南產

北京的電視片集《河殤》期望「播出後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撰稿人蘇曉康語),這目的是充份達到了。它所引起的評論盛況,至少在中國電視片來說是空前的。許多人稱讚它憂國憂民的熱誠和批判傳統的勇氣,也有人批評它某些見解的偏激不當,甚至有大官僚罵它「誹謗偉大的中國人民」。我覺得,在電視上出現這樣一套「呼喚全民族反省意識」的片集,自然是一件值得歡迎的事情。那些官僚統治者罵它「誹謗」,只能再一次暴露出他們自己的不可救藥。不過,就思想內容而論(攝製者有意「把思想這個元素放在第一位」,「把各種理論、思考的信息大劑量地引入電視屏幕」,使它的播出「成為對民族歷史、文明、命運的全面思考」),我認為《河殤》沒有多大價值。我下這樣判斷,不但因為它的主要見解很成問題,而且因為它並不能真正幫助人們去深入思考和找到出路。

《河殤》促使人們思考兩個中心問題。第一,幾千年居於文明先進地位的中國,為甚麼變成了世界上一個落後的國家?換句話說,為甚麼中國遲遲不能轉化為工業社會,遠遠落在西歐後頭?第二,為了促使中國現代化,必須打破哪些主要的障礙?前者是理論的問題,後者是根據理論所定出來的實際路線問題。這兩個問題提得很好。這正是最迫切需要中國人深入思考的大問題。但是,大家知道,這並不是甚麼新問題。不但不是《河殤》首先提出來,而且不是最近十年(在這所謂「新時期」裡)才提出來的。事實上,一切有思想的中國人早就在思考這兩大問題,尤其是那個實際行動的問題。這至少已經有九十多年,最晚甲午戰爭過後就開始了。人們不但思考過,而且作出過結論,還根據各自的結論實際行動了,有過很激烈、很大規模的行動,而且不止一次造成了中國相當重大的改變,只是到今天還沒有把問題解決。我們來看看,《河殤》對這兩大問題有甚麼見解,對前人的見解和行動有怎樣的評論吧。

《河殤》接受西方一種歷史觀點,認為人類文明分為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兩大單元,現代工業社會,包括自由、民主和科學,就是海洋文明的產物,而中國則是內陸文明的一個優秀的代表者。《河殤》利用美術的技巧和類似詩歌的語言極力歌頌海洋,埋怨內陸。詩歌和美術都容易激發感情上的共鳴,但決不能作為解決理論問題的工具。把一篇討論既複雜又深奧的大問題的論文寫成好像浪漫的抒情詩,它的價值不會比彷彿科學論文的詩篇更高。

按照《河殤》那種海陸史觀,人類最偉大的文明應該發生而且一直維持在太平洋那無數海島上(例如《河殤》所提到的復活節島),至少是現代工業社會(即資本主義)應該首先發生在那裡。但事實並非如此。《河殤》的海陸史觀把海洋、貿易、近代工業、科學、民主互相之間的關係誇大到距離事實太遠,簡直把它們融成一片了。第六集《蔚藍色》的解說詞裡有如下一段話。

「近代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社會前提,也正是歐洲海外航線的開闢。從十五世紀開始航行於海天之間的那些帆船,既揭開了世界貿易和殖民活動的帷幕,同時也運載著科學和民主的希望。蔚藍色就像這小帆船,獲得了現代世界命運的象徵意義。」

這段話的頭一句大體上沒有問題(我們不想計較小問題,例如航線的開闢怎算是「社會」前提。航線的開闢本身是一種社會制度或者社會集團嗎?),跟著的話就實在令人驚訝了。十五世紀從歐洲開出來的那些遠航帆船上面載著「科學與民主的希望」嗎?船上誰的偉大頭腦裡裝著這種希望?當時近代科學和民主都根本還沒有誕生(伽里略都要到十六世紀下半才誕生),就有人在「希望」著了?誰這麼偉大?是那些海盜與商人二位一體的船長和船員,還是那些被可愛的海洋文明「邀請」來的內陸人━━黑奴?也許船上運載著的是超乎人體之外的「希望」的「靈光」或者聖靈吧?就像《河殤》解說詞裡面屢次出現的那個偉力無邊、有情有性但是虛無飄杳的「歷史」一樣。

從十五世紀開始的西歐航海事業的大發展(遠洋新航路的大發現),無疑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重大因素之一。但是,像《河殤》那樣,以為哪個國家首先大大發展了海外貿易,從中積聚了大量財富,它就首先工業化,卻是不合歷史事實的。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是英國,但是海外貿易和殖民事業的巨大發展卻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都早於英國。無論從歐洲去美洲還是繞過非洲南端來亞洲的新航線,都是西葡兩國人開闢的,他們佔領的殖民地也最多。在公元一四九四年和一五二九年,西葡曾兩次簽訂條約,把全世界劃分為分屬兩國的發展殖民地的範圍。但這兩個商業資本的強國無論在本國還是在殖民地都沒有採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在本國仍舊是封建農業和小手工業,在殖民地用奴隸去經營種植園和採礦)。跟著荷蘭興起,從西葡手中奪取了許多殖民地,成為最強大的海外貿易國。當時荷蘭國內的工場手工業也相當發達,一直到十七世紀中葉,荷蘭都是歐洲經濟上最先進的國家。但是工業革命畢竟是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商業最發達的荷蘭。其中道理主要在於:商業資本主義同工業資本主義之間有不小的衝突,荷蘭一直到英國發生工業革命的時候都由商業資產階級支配著,而英國的商業資本家勢力不那麼強大,沒有障礙住工業資本的發展。如果依靠海陸史觀,這一切都無法解釋。可見,即使是歐洲各國的興衰,也不是海陸史觀解釋得了的。

《河殤》的作者們對中國落後的解釋是夠簡單的:

「十五世紀對於整個人類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一個世紀。人類開始把眼睛從大陸移向海洋。不管是對東方,還是對西方,歷史都公平地讓它們進行了一次選擇。無論是太平洋、印度洋,還是大西洋,都對大陸上的民族敞開著胸膛。」中國人並沒有謹遵孔夫子「非禮勿視」的教訓,不是對那美麗的胸膛不肯一顧,事實上比西歐各國更早就到那海洋的胸膛上探險了。那就是一四○五年開始的「三保太監下西洋」,比歐洲的「地理大發現」還早了八九十年。可惜的是,這支比後來歐洲的探險船隊強大許多許多的船隊,並沒有像歐洲船隊那樣給祖國帶來金銀財貨和殖民地,卻把這一切利益都留下給歐洲人去拾取。「歷史選擇了中國人,而中國人卻不能選擇歷史」。「曾經在這個星球上遙遙領先的中國文明,也因此不得不準備接受屈辱和被動的命運。將近五百年後,北洋水師在……甲午大海戰中全軍覆沒。……其實早在……鄭和的時代就已經注定了。」

一種恰像廣東俗語「執輸行頭」那樣的悔恨心情活現在《河殤》的解說詞中。但是這種心情對於深思和理解並沒有幫助。倘若沒有十五世紀開始的海外貿易和掠奪,就不會有後來十八世紀西歐那樣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大概要推遲,具體的過程也會不同),這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河殤》認為錯過了十五、六世紀向海外發展的機會這一個因素,就足以決定中國後來的長期落後,在十九和二十世紀陷於那樣的失敗和屈辱,那卻是另一種見解,決不是前一見解的合理推論。《河殤》特別用甲午戰爭來指出中國的落後和失敗,卻忽視了下述的重大有關的歷史事實。甲午戰爭的勝利者日本,儘管是個島國,卻和中國一樣並沒有在十五、六世紀向海外發展。十七世紀開始的德川幕府統治,特別尊崇朱熹的儒學思想,並且採取了鎖國政策。後來日本在和西方勢力重新接觸中,正像中國一樣地被動。西方資本主義來到日本「叩關」,比來中國還晚了十年以上。但是日本馬上實行維新,才三十年就實現資本主義化了。為甚麼十五世紀的歷史對於四百多年後的中國命運有那麼強硬的決定作用,甚至連一個戰役的結局都預先注定了,對日本卻大大不同呢?難道這可以用甚麼「情有獨鍾」之類的話來解釋嗎?

日本並不是唯一的反證,我們還可以從歐洲找出更多的反證。前面已經指出了,首先發展工業資本主義的英國並不是十五世紀向海外發展的倡導者,優先並且充份利用了十五世紀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國不久以後,尤其是到了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卻大大落後了。再拿德國和俄國來看。它們完全沒有利用十五、六世紀到海外去發展,它們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後很久才資本主義化,但是都比中國成功得多。

為甚麼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後歐洲和北美許多國家都能夠跟著實行工業化成功,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一般都長期落後,但亞洲的日本卻成為例外?想找出合理的解釋,一方面要考慮各國的歷史、地理、經濟、政治等等的特點,另方面也要懂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每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或不發展,都是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尤其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成份)和前資本主義經濟成份交互作用的結果,也就是資本主義成份的生長和擴大(對前資本主義成份的侵蝕、改造、取代)的成功或失敗或半途停滯的表現。這兩種成份的交互作用不但在一國之內進行,而且在國際之間進行,有時國際間的交互作用成為決定性的因素。海外貿易和掠奪對於英國資本主義的成長有極大的幫助,反過來也是各殖民地的長期保持落後狀態的決定性原因。歐洲和北美的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統統受到英國和其他較先進國家的影響(既有剌激、幫助,也有競爭、阻礙),但是後進者沒有淪為先進者的殖民地,或者很快獨立(如美國),先進者不能用暴力任意掠奪後進者和阻礙土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當時先進者本身經濟實力有限,也不能用經濟力量把後進者完全控制或窒息。因此歐洲和北美許多比較後進的國家都能夠發展成功。日本和印度的最大分別就在於印度淪為殖民地而日本沒有。中國也沒有淪為正式的殖民地,但中國這塊大肥肉對資本主義各國的吸引力太大,列強對中國的侵略真是不遺餘力,雖然由於互相競爭而任何一國都沒有做到正式把中國收為殖民地,卻分工合作地把中國變成了半殖民地,實際上可說是各國共管的殖民地,或如孫中山所說的次殖民地(比單獨屬於一個主子的殖民地還不如)。在中國近鄰的瘦小的日本,對那批資本主義海盜的吸引力相對小得多,而海盜們當時的實力也還有限,同時日本的封建統治對於維新的阻抗力又沒有中國那麼頑強,這一切因素合起來,就造成了日本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成敗的不同。《河殤》完全忽視了先進國侵略這個巨大無比的因素(它只偶然提到海洋文明與內陸文明之間的「文化對抗」),也抹煞了一百多年來中國種種現代化思想和實際奮鬥的存在,才得出那種淺薄可笑的結論,把儒家思想、內陸文化甚至人的素質當作終極原因,甚至一再宣揚五百年前已經注定的宿命論觀點。

如果《河殤》的見解錯誤限於歷史解釋方面,問題還不很嚴重,更不幸的是,它根據同一錯誤的觀點,對今天中國的出路問題也提出了很錯誤的意見。

有人覺得《河殤》把中國描寫得一團黑暗,其實它對中國過去的描寫也許是太黑暗了,對中國的現狀(尤其是中共現行的路線)的描寫卻相當美好。儘管幾千年中國都受那「保守」、「內向」、「聽天由命」的內陸文化籠罩著,「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這一天」,由於中共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國的「新紀元」開始了,中國接受蔚藍色的海洋文明的邀請,走上開放的光明大道了。對於現行改革政策,《河殤》大體上都滿意,只希望改革路線撤底執行,拋棄擔心中國人變成不是中國人的心理,再進一步去改革公有制,而且「不再捉弄中國的知識分子」。

錯過十五世紀的歷史機會已是追悔莫及,好在「命運正在把又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賜予我們」。甚麼機會呢?「日本正在向美國和亞洲四小龍提出調整經濟結構的建議。西太平洋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的新舞台」。「我們今天也終於懂得了要去參加國際大循環」,「要去搞外向型經濟」。我們再不可以「捂著自己的市場」,再不該「擔心肥水外流」,「要讓世界走進中國,否則,我們將再一次坐失良機!」如果我們(不是《河殤》)用簡單一句話把這條路線總括起來,就是「加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

「十年前,當我們終於打開封閉的籬牆重新回到世界上的時候,在『窮過渡』的貧困和文化專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國人,是多麼驚訝地發現,資本主義的西方和日本竟那樣發達,人們竟生活得那樣富裕!」所以,知識水平不高的普通民眾響往於資本主義是不足怪的。但是,「摧毀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們手裡」的中國知識分子,應該看得更全面、更深、更遠,應該懂得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懂得當代資本主義貧國與富國尖銳對立的根源,以及這種對立在資本主義範圍內的不可克服性。拉丁美洲幾百年來都夠開放,夠外向,可是始終擠不上先進國之列。這些國家也有相當程度的工業化,尤其是二次大戰之後,但是始終擺不脫新殖民地的地位,外債高築,國內貧富懸殊,沒有民主……。台灣和南韓也有不少的問題。香港和新加坡確很繁榮,但是解放前上海也很繁榮,比當時的新加坡和香港更繁榮,可惜無法帶領全中國都繁榮起來。香港至今仍是正式的殖民地,另外三小龍也都是新殖民地。一個十億人口的中國,居然想去效法亞洲四小龍或者阿根庭、巴西、墨西哥一類拉美國家,想去同它們競爭,甘願讓美日等帝國主義漁翁得利!講甚麼氣節和國格,也許像傳統文化一樣屬於過時了,但相信這條道路的學者精英們的歷史眼光和經濟理論到底屬於甚麼牌子呢?大慨在他們看來,關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不等價交換、資本主義剝削等等理論統統變成早該拋棄的傳統文化了吧!這也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現象的一部份。

斯大林、毛澤東式的偽社會主義自然可以把國家弄得比許多新殖民主義國家更悲慘,但不能由此得出結論:不如就選擇甘為新殖民主義國家的道路吧!財產國有制可能陷於官僚專制,但決不是必然陷於官僚專制。真正的工農國家理應比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更民主,理應讓勞動人民有最大的自由,最有機會發揮每人的才智,把一切資源作最高程度的利用,把全體人民的生活作最大可能的改善。因此,人民去同時爭取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和這一切,是可以成功的。反之,資本主義表示一定要讓不小的一部份財富被資本家浪費和抽到外國去,同時表示勞動人民普遍的受壓制。如果把中國現有的國有制改變為私有制,決不表示經營效益必定提高,而是表示國有的財產馬上被那些官僚、資本家和「倒爺」(不事生產的商業投機者)正式霸佔,表示勞苦大眾連現有那一點可憐的生活保障都失去。對外資全面開放的結果,決不是外資全面湧入,經濟全面繁榮,而是一切最有利可圖的部門都被外資操縱,成為外資的吸血管,而一切與外資利益衝突的部門都被窒息。已經發展到晚期帝國主義階段的世界資本主義,早已有足夠力量對中國或任何一國做到這樣的全面佔領了,只要你完全開放就行。這種「改革」所能夠確實保證的自由,就是在餓死與接受殘酷剝削兩者之間自由選擇。其實,落後國家既不應該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也不應該對外完全開放,而要在全國統一計劃之下,有控制地進行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像《河殤》那樣主張完全開放,結果只會令中國再次淪為半殖民地。

對於上述的一切,《河殤》一點也沒有幫助大家去認識和思考,反而無形中推動大家朝向那陷阱走去。所以,對於《河殤》的播出,應該說「河殤何傷?」,對於它的思想內容,卻不能說「何傷之有!」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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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是不是偉大的革命家

向青

大概許多讀者會覺得我在這裡提出了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難道毛澤東算不算一個偉大的革命家還需要討論嗎?古今中外曾有幾人達成了像毛澤東那麼大的革命事業?毛澤東生在一個平凡的、只略為富裕的農民家庭,只有中級師範的正式學歷,後來從事工農運動,經過二十多年艱苦的奮鬥,成為中國共產黨和解放軍的享有無限權威的最高領袖,在整個中國大陸奪取了政權,實行了天翻地覆的社會改革。他所領導建立起來的政府,是中國歷史上最強有力的政府。一百多年來,中國在外國侵略之下淪為半殖民地,受人欺負和看不起,在他領導下才變成外人景仰或畏懼的對象。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幹了這麼偉大的革命事業,稱為偉大的革命家,難道還有疑問嗎?

評價的標準

如果把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也就是毛澤東的革命目標,僅僅了解為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即解除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束縛和剷除地主階級,那麼,毫無疑問,毛澤東已經完成了革命任務,是個有輝煌成就的偉大革命家。可是,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他和整個共產黨都宣稱信仰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他們所提出來號召群眾的革命目標,遠遠超過民族解放和剷除那剝削農民的地主階級,而是首先建立工人階級領導著農民對一切剝削者實行專政的政權,然後使整個社會朝向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前進。因此,評價毛澤東,應當根據共產主義革命的標準,看看他一生的所作所為,在推進共產主義革命的事業上成就了多少,尤其要看是否符合這個歷史方向和基本原則。誰都知道,共產主義還沒有﹝也不可能﹞在中國實現。所以,我們就要研究:毛澤東是不是始終都忠於共產主義的事業呢?是不是始終都為工人階級和一切勞苦人民服務呢?是不是選擇了現實條件下最好的道路去朝向共產主義這遠大目標前進呢?

在那些反對或者不再擁護共產主義的人看來,毛澤東是不是忠實的共產主義革命家這問題並不重要。他們反倒覺得,如果毛澤東不堅持共產主義,那才是難得、可貴或者偉大之處。但我們是共產主義者,今天中國和全世界的形勢讓我們更堅決相信只有真正的共產主義﹝而不是中國、蘇聯等國曾經實行過的那種假冒的共產主義﹞才是出路,所以,我們要拿這個標準去評價毛澤東。況且,不管實際上怎樣,毛澤東和他的門徒﹝鄧小平以下﹞始終自稱為共產主義者,並且憑著這個資格要求人民服從他們的「領導」,所以,研究清楚他們真實的政治身份,即使對於並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人也是有用的。

毛澤東對革命路線的貢獻

毛澤東一生事業中最輝煌、最不容懷疑的成就,自然是打倒國民黨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實行一切進步的改革,朝向共產主義前進的先決條件。這一步成就是經過長期艱苦的奮鬥才得來的。自從中國出現共產主義者小組,籌備建立共產黨的時候起,他們就認定必須首先打倒原有的反動政府,建立勞動人民的政權。怎樣做到這一點,是中共首要的路線和政策的問題。在二十多年的奮鬥歷史中,中共不但要同強大的外面的敵人﹝北洋軍閥、國民黨、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戰鬥,而且要解決許多內部的路線爭執,克服許多本身的錯誤政策。它曾經走過不少不必要的彎路,付出沉重的不必要的代價。大家都知道,毛澤東並非從頭到尾都掌握著黨內領導權,也不是從頭起就懂得他後來行之有效的那條路線的。他的路線和領導權在一九三五到三八年間才確立起來。那時以後,中共才有迅速盛大的發展,一直達到四九年成立新中國。

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之間,中共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加入國民黨,實際上喪失了自己的政治獨立性,變成替資產階級國民黨服務的苦力;經過一度發展後,在國民黨「清黨」打擊下遭受慘敗。在這段時期,毛澤東雖然也是黨的領導人之一,但既不是中心人物,也不是有什麼獨特主張、特別受人注意的人物。對於當時中共屈服於國民黨的整個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他也沒有提出過反對意見。後來中共大事吹捧的一九二七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服告》,毛在其中讚揚農民的革命行動,駁斥右派對「過火」的指摘,不過反映當時中共群眾工作者裡面相當普遍的起碼的革命意識而已,並沒有達到反對當時由共產國際所決定的那整個右傾路線的程度。到了武漢的左派國民黨政府已經開始反共行動,但還沒有徹底公開清共的緊急關頭,毛澤東只不過於七月四日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農民武裝可以上山或者投到親共的軍隊中去,以保存革命實力而已。這意見並不能解決怎樣挽救整個革命失敗的問題,當時也沒有受到重視。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正式通過反共清黨的決定,次日公佈。這標誌著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失敗,也是中共路線的轉變點。當時中共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並沒有了解到整個政治形勢已經轉變為反革命,並不是採取退守的路線,保存實力,整頓隊伍,檢討革命失敗的教訓,為將來革命運動的復興作準備,反而以為革命轉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到處拼命發動冒險的暴動,結果使黨和工農群眾遭受更慘重的損失。最荒謬的是,那時整個國民黨,除了宋慶齡和鄧演達等孤立的個別分子以外,都公然反革命了,共產黨已決定進行「獨立的工農階級鬥爭」,而且要通過暴動來建立自己的軍隊和政府了,卻足足有兩個多月還繼續打著國民黨的旗號,企圖復興左派國民黨。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正式規定八月一日為解放軍建軍節。現在大家都知道,選擇八月一日,是因為一九二七年的那天中共首先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可是一般人不知道,當時南昌暴動是在國民黨的旗幟下舉行的,暴動後並不是宣佈成立工農紅軍或者人民解放軍,而是成立一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連國民黨的將軍張發奎﹝他並沒有參加暴動,反而正在廬山同汪精衛等開會,商議反共軍事策略﹞的名字都寫進委員名單,希望能把他爭取過來。在這樣模糊的政治基礎上舉行暴動,令群眾連敵我旗幟都分不清,自然更難逃失敗的命運。對於這一切重大錯誤的看法和政策,毛澤東都沒有提出異議,反而是積極的擁護者。他參加了確定新路線的「八七會議」,直接領導九月上旬的秋收起義。只到了秋收起義的隊伍經過五天激戰,損失慘重,原定下一步攻打長沙的計劃顯然沒有成功希望的時候,他才果斷地決定放棄了,而不像當時直接負中央領導責任的瞿秋白和李立三等人那樣不顧一切地堅持盲動政策。

從一九四二年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一步步構造毛澤東的神話。現在一般人都聽慣了毛澤東一貫正確,在各個歷史階段同黨內左傾或右傾的錯誤路線鬥爭的故事,尤其是說:二七年革命失敗後全靠毛澤東確立了以鄉村包圍城市的農民革命路線,才能夠得到一九四九年的勝利。歷史真相同這些神話之間是有相當距離的。在一九二七至三七這段時期,毛澤東的路線比起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秦邦憲等人先後領導下的左傾冒險路線,自然是高明一點。因為毛路線比較符合現實環境,冒險的程度不那麼高。在軍事上毛澤東是真正的能手,令將領們衷心拜服,所以終於在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一九三五年﹞確立了毛的領導權。但在政治路線上,毛澤東和他黨內的對手一樣,始終沒有超越共產國際的戰略路線的框框。在上次革命已經失敗,新的革命形勢還沒有到來的時候,企圖用武裝力量打倒國民黨,建立蘇維埃政權,以此作為當前的首要任務,這根本就是左傾冒險路線,注定不能成功,陷於孤立,付出極為沉重的代價。毛澤東比黨內別人高明一點的地方,不過是執行同一錯誤的戰略路線時採取比較聰明的戰術而已。倘若一直任由瞿秋白和王明等人領導,大有可能中共的農民軍在三十年代裡被消耗乾淨,至少也要比抗日戰爭開始時候的實際力量更微弱得多。在這方面毛澤東對中共的貢獻是無可爭論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

毛澤東不但實際上取得了農民軍的領導權,最後以此為主要憑藉而奪取了整個中國大陸的政權,而且創造了他的一套以農民軍為主力的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成功是最好的論據。所以,不但中共自己確認這套理論的偉大性,許多其他發展落後的國家裡的革命者也都學習它,連並不同情這種革命的人也有不少承認它是有效的。但簡單以成敗論英雄和論是非都是淺薄之見。既然毛澤東自己也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當作只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前期階段,就更不能單憑這一個階段的成敗來評論它的正確與否了。

不可能在這篇短文裡全面分析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際行動和理論。現在首先指出一點:它在中國的成功並不足以証明它正確,換句話說,並不足以証明它是唯一可行或者最好的路線。

新民主主義革命論是在反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裡面其他路線的鬥爭中形成的。按照毛澤東自己的說法,主要是一方面反對陳獨秀所代表的右傾錯誤,另方面反對主要由王明代表的左傾錯誤而形成的。左傾錯誤支配中共黨的時間比右傾長久,損害也更大。上文已經指出,左傾錯誤的出發點是不承認一九二七年中革命形勢已成過去,那些冒險、盲動的政策就是從這裡產生的。毛澤東的紅色武裝割據的路線,同樣是以革命形勢仍然存在而且繼續向前發展為前提,所以同樣屬於左傾冒險的路線,不過程度上和某些具體策略上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路線有差別而已。在全國的範圍上,這些紅色根據地是非常孤立的,得不到全國廣大群眾的支持和了解。一九三四年十月,華中的中央蘇區不得不放棄,紅軍開始以西北為目標的長征了。到達陜北後,仍沒有改變孤立的處境,最後不得不取消紅軍和蘇維埃政權的稱號。這証明執行了十年的紅色武裝割據路線是行不通的。事後中共把這十年稱為土地革命時期,使這時期的行動顯得比較合理,其實這是對真相的掩飾。實際上,當時拚全力去做的,不僅僅是在局部地方實行土地革命,而且是著手建立全國的蘇維埃政權。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開了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這個不切實際的左傾路線,毛澤東也是主要負責人之一。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是統一黨內思想、確認毛澤東的一貫正確性和正統領導地位的文件。它當然反映那發展到當時為止的毛澤東思想,尤其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他們明確承認了一九二七年革命是失敗了,不是「不斷高漲」或繼續發展,那時應當「組織有秩序的退卻」,「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而不應「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群眾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它說:「大資產階級叛變革命之後,自由資產階級仍然和買辦資產階級有區別,要求民主尤其要求反帝國主義的階層還是很廣泛的,因此必須正確地對待和盡可能聯合或中立各種不同的中間階級……凡此都是新民主主義的基本思想,而「左」傾路線是不了解和反對這些思想的。」這樣看來,革命失敗後托洛茨基和陳獨秀等人提出退卻路線,提出以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整套民主政綱,反對武裝起義的冒險路線,豈不很正確嗎?一九三七年以後中共不正是採取了類似的路線才打破孤立,取得公開合法地從事抗日活動的機會嗎?但這並不妨礙毛澤東他們在這文件中繼續誣蔑陳獨秀和托派為「取消派」、「反革命」。

如果毛澤東是個真正偉大的革命家,在一九二七以後那十年裡就不會提出紅色武裝割據和建立蘇維埃政府這種盲動路線,他應當提出類似托派那樣的整套綱領,而在他所專長的農民運動和武裝鬥爭的領域裡,可以組織農民自衛軍、土地革命委員會以及某某地區﹝或邊區﹞的民主政府之類。這樣,凡是當時能夠做到的革命行動,都照樣可以做到;他和一班同志在所謂蘇區裡實際做到了的一切積極的、有益的事情都可以做到,卻消除了幻想,避免了盲動和不必要的重大損失,而更重要的是,這一切都容易被全國人民了解和支持,容易同城市的群眾運動結合起來,互相支持,互相促進。

不妨在這裡順便說一下:當時中國托派有一套正確的、適合客觀形勢的綱領﹝那主要是大革命家托洛茨基為他們擬定的﹞,卻不會具體運用,尤其是對毛澤東等人在偏僻山區裡所搞的蘇維埃運動過份輕視,只有消極批評,而沒有積極的關心和建議,甚至有時有個別人加以不應有的斥罵,這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和極為嚴重的錯誤。正因為這類嚴重毛病長期沒有克服,所以中國托派在後來勝利發展的革命中根本起不了作用,徒然繼續遭受中共無理的殘酷打擊,而得不到群眾同情,甚至根本不能引起群眾注意。

抗日戰爭的路線

一九三五年以後,一方面由於在華中蘇區失敗這個重大打擊,另方面因為共產國際在全世界轉向「人民陣線」的路線,中共逐步放棄了左傾盲動的路線,轉向爭取停止內戰,要求國民黨合作抗日。一九三六年底的西安事變是個轉捩點。中共在事變中做出了正確的決策,勸告張學良和楊虎城釋放蔣介石,而以蔣答應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為條件。從最後的決定來看,毛澤東在這事件中所做的是對的。但事變剛發生時,他的最初反應卻不是利用這機會迫蔣抗日同時打破中共的孤立,而是要殺掉蔣介石這個反革命頭子。毛澤東和中共許多領導人後來改變態度,其中一個很重大的因素,是斯大林把捉蔣﹝更不用說殺蔣了﹞當作反革命、替日本帝國主義服務的行為。對斯大林這個態度的評論不屬於這文章的範圍。他的反動、荒謬行為太多了。不過這次卻可算是壞事變好事,促使中共作出正確的決定。但毛澤東在這事件中明顯地沒有英明偉大的表現,只不過在強大國際壓力下及時回頭,沒有一錯到底而已。

中共大大利用了抗日戰爭這個機會,到抗戰末期已經有力量同國民黨爭奪全國政權了。這明顯是毛澤東路線的勝利。毛澤東的一切優點在這時期發揮盡致,而缺點表現最少。在這八年裡,他即使在黨內也並非一帆風順的。抗戰一爆發,共產國際就把王明送了回來。王明以欽差大臣、黨的最高領袖自居,顧盼自豪。毛澤東初期至少表面上也對他很恭敬,而且謙讓。一時間黨內黨外都有不少人覺得王明才是真正的領袖。王明體會斯大林的意旨,忠實執行要中共第二次為國民黨當苦力的路線。毛澤東反對這種「合作高於一切」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原則,起初在黨的上層居於少數。到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才穩佔上風。這次會議開得很長,從九月廿九日到十一月十七日。王明路線受到不指名的詳細批判,毛澤東的路線和政治權威確立起來。王明在會議上沒有抵抗。這是因為毛的領導地位已經得到共產國際批准了。三八年三月,任弼時奉派去莫斯科,專門報告中國抗戰的形勢和中共的工作,特別說明毛澤東的領導作用。幾個月活動的結果,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六月間舉行專門會議,通過了任弼時的報告,肯定中共政治路線正確,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還在會議上公開批評王明缺乏實際經驗又拉幫結派,想當領袖。同一時間王明方面也在莫斯科活動,卻爭取不到支持。

在抗戰期間,中共的軍隊名義上成為國民黨政府屬下的部隊,原蘇維埃政府改為國民政府屬下的地方政府,實際上都仍由中共自己掌握。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停止了,改為減租減息。中共雖然對國民黨作了許多讓步,卻吸收了上次合作的教訓,基本上保持了政治獨立性,組織上更完全獨立,特別注重發展自己的武裝力量。這條路線雖不能說是盡善盡美,總算是基本上符合革命的需要,而在當時明顯地行之有效,尤其顯出中共是當時中國唯一現實存在的代表勞動人民、又富於戰鬥力、朝氣勃勃的抗日力量。因此中共的實力大大膨脹。儘管國民黨用種種辦法對它打擊、封鎖,它在全國人民以及同盟國之間的名譽也升高得很快。這一切都証明了毛澤東的領導能力。往後中共取得全國政權的基礎,就是在這八年抗日戰爭中奠定的。前十年的武裝鬥爭當然為中共的抗日戰爭工作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這點不足以証明前十年毛澤東的路線完全正確。

內戰和勝利

毛澤東從一九四四年起顯然已經知道政權在望了。日本宣佈投降時,他立刻動手同國民黨爭奪接收淪陷區,對蔣介石的禁令強硬反抗。由於他所意料不到的斯大林對蔣介石的支持,不得不改為同蔣妥協,去重慶與蔣會談,然後舉行政治協商會議,簽訂停止軍事衝突、合作建國的協議。但和平幻想維持不了多久,內戰終於全面展開。一面與國民黨對抗,一面應付蘇聯的壓力,毛澤東顯出他的立場堅定,手腕靈活。這時期中共逐步恢復沒收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大大提高了戰鬥力。但由於受到毛澤東的農民革命論的限制,中共對於城市的群眾運動始終只作有限度的利用,不再像二七年以前那樣盡力發動了。結果各大城市都是被農民軍解放的。工人只被付予保衛產業,阻止國民黨和資本家遷移和破壞的責任。所有新解放的地方都實行軍事管理。所有群眾組織和新聞機構都受到嚴格控制。各大城市裡的空氣一點也不像在進行著工農革命,連一九二七年革命中途失敗前的廣州或武漢都比不上,反倒像是剛剛迎來了替天行道、弔民伐罪的王者之師。這証明所謂工人階級領導革命,根本是一句空話,差不多等於以前的皇帝自稱「奉天承運」一樣。在舉世矚目中,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登上天安門,接受人民歡呼萬歲。

凡是知道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政治和戰後國共談判的真相的人﹝只要知道明顯的、基本的事實就夠了,並不必要知道許多細節和內幕﹞,都不會對中共的勝利感覺意外。很有諷刺意味,世界上關心中國政治而對中共勝利最感到意外而且尷尬的,竟是這兩種人:蘇聯統治集團﹝至少是斯大林自己﹞和當時中國的托派。前者是由於立場太反動,出賣中國革命和中共,太長時間把賭注押在蔣介石身上,後者是由於太脫離實際鬥爭,對理論的誤解妨礙了他們認識現實,熟讀托洛茨基的著作卻連有些寫得十分鮮明的話都不能領會。

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

按照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新中國成立時所宣佈的政策,新政權是四個階級﹝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聯合專政,本質上和無產階級專政不同,社會主義改造是幾十年以後的事情。但事實上一九五三年就開始大張旗鼓地對私營企業和資本家實行「限制、利用、改造」了。五六年所有私營企業都改為公私合營,資本家的管理權完全被剝奪了,只拿定息。五四年制定的憲法,正式規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起,就屬於朝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期。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又正式宣告:新中國一開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中共對不斷革命論咒罵了二十年,結果他們所領導的勝利發展的革命卻是按照不斷革命論所指出的基本路線進行的。五八年起,不斷革命變成他們的口頭禪了。這些事實一方面証明中共在毛澤東領導下確實保有無產階級革命性,另方面也証明毛澤東不能算是有充分歷史眼光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在毛澤東領導和催迫之下,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越來越快。一九五二年才在全國完成分配土地給農民,五三年就開始全面推動合作化,建立初級合作社,五五年全面建成。五六年又全面改為高級社。五八年又一下子全面建立起人民公社了。同一期間又把所有工商業個體戶組成合作社。建設事業也快馬加鞭,「多快好省」。大建水利工程,全民大煉鋼。同時還不斷地進行著什麼思想改造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人民透不過氣來,物資供應也緊張到不得了。後來連中共官方也承認了,這些都是不顧實際的過左偏向。

最後出現了史無前例的由最高統治者親自發動的大動亂━━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自認文革是他的兩大傑作之一,同打倒國民黨並列。關於這場假革命、真反動的文革的記憶猶新,現在還有繼續增加著的許多出版物加以評述,這裡不用多說。

經過文革,毛澤東清除而且害死了許多忠實而且密切合作的同志,把個人權勢提升到古今中外所未有,同時也把「獨夫」這個古老名詞體現到極致。深深浸漬於傳統文化、具有「天人感應」觀念的毛澤東,最後大概難免因天安門事件和唐山大地震感受到極大的心理震撼,於是自以為「去見馬克思」了。

結綸

看過上面極為簡略的夾敘夾議之後,凡是稍微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真相,至少是知道社會主義同民主、自由的不可分割的關係的讀者,都不難得出如下結綸:如果把毛澤東擺在一般的革命家之列,也就是並列於資產階級或者農民的革命家之間,他是當之無愧的。但他顯然不夠資格稱為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偉大革命家。他為無產階級做出相當大的貢獻,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無產階級性的國家。但這國家從頭起就帶有嚴重的變態,就是官僚專制,一直不肯把最高權力交給工人和一切勞動人民。這是模仿墮落後的蘇聯的結果,也是長期主要依靠軍隊的結果。這樣的國家如果不經過補充的革命,剷除官僚專政的制度,就絕對不可能真正向共產主義前進,反而越來越阻礙這條道路。他那專橫兇暴、任意誣害異己的行為,明顯地與共產主義道德不相容。

大概不少人會想到「三七開」這說法。我認為,不論哪方面算三,哪方面算七,都不是適當的說法。不同性質的單位不能互相加減。不同性質的事情也不能互相抵消。皇帝有時會替臣子的功過算帳,對某些功臣賜給若干面免死金牌。工農群眾沒權賜給人家免死金牌,自己反倒需要死裡求生。群眾需要從歷史中吸收教訓,需要評價過去和現存的政治人物,以便決定在行動中怎樣對待他們。據此,我們要說,前期,一直到五七年開始大鳴大放的時候為止,毛澤東是革命的,進步的。一九二七到三七之間,他堅持革命路線,但犯有嚴重的左傾冒險錯誤。所謂「槍桿子出政權」和「紅色武裝割據」,不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創造性的運用,而是農民戰爭和武裝的民族革命的老傳統的繼承。抗日戰爭開始後,他的路線雖然未能免除右傾機會主義的缺點,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值得批評地支持的。晚年時期,從他以反右運動取代大鳴大放的時候開始,他是反動的,應該打倒的。要打倒他所代表的官僚專制,才能夠保衛、改良和發展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

偉大的革命家以天下為己任,但是決不以天下為己有。相信「天下為公」是起碼的條件。資產階級的大革命家不以天下為己有,卻以天下為一個階級、一個集團所有。毛澤東既以天下為己任,又以天下為己有,所以雖然成就了偉大的革命事業,卻不能算是偉大革命家。

最後需要說的是:毛澤東的錯誤和反動的一面,尤其是理論和作風方面的,便利了今天的中共走向資本主義。他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名義下犯了無數罪惡,致令人民和中共官僚都寧可選擇資本主義,連資本主義基礎上的開明專制都顯得是一個進步。新民主主義理論中對資產階級所抱的幻想和反對不斷革命論的立場,成為今天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根據。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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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事變:

毛澤東初次大殺同志

向青

毛澤東臨死時認為他自己一生所幹最有價值的兩件大事,是推翻國民黨政權和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的當時,不論在中國還是外國,確實有許多許多人士(而且決不限於支持或同情中共的人士)把這場運動當作一件偉大的事業。但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實行後不久,由於文革的真相大大暴露(儘管至今還有許多極為重要的真相被隱瞞著),人們很快就知道了,文革並不是什麼偉大的革命運動,而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悲劇、大動亂、大陰謀,其中包含了毛澤東大規模殺害黨內同志和黨外人士。現在一般人(尤其是中共黨內的革新派份子)都認為,文革是毛澤東晚年重大錯誤的頂點和集中表現,而這些晚年的錯誤同他中年以前的偉大性明顯不同,而且尖銳衝突。其實,只要仔細研究一下歷史,就會明白,這種把毛的一生分為偉大的前大半段和錯誤的晚年階段的看法,是不正確的。現在我們來談談一個例子,表明毛澤東大殺同志並非晚年在文革中才開始犯的罪惡。這個例子就是六十多年前的富田事變。

當初的說法

中共歷史上有名的富田事變,發生在193012月。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這是紅軍第二十軍在江西富田地方公然反叛,隨後受到堅決鎮壓的事件。在事變的當時,那些所謂反叛份子被稱為“AB團”份子。所謂AB團,就是“反布爾什維克團”的簡稱,這是當時流行的名稱。當時在江西、湖北、福建等省的所謂蘇維埃區裡面,據說發現有大批AB團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動,於是中共施以大規模嚴厲的鎮壓。鎮壓富田事變就是其中最著名、最厲害的一宗。殺死的人數,估計有兩千以上。1936年毛澤東同美國記者斯諾進行那次著名的談話的時候,也提到這個事變。他那時的說法是:當時李立三路線(就是命令紅軍進攻大城市,企圖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革命勝利的路線)還沒有徹底埋葬,紅軍裡面有很大的危機。在紅三軍團(彭德懷所率領的軍隊)裡有一部份人主張繼續執行李立三路線,要求紅三軍團脫離其他紅軍部隊。彭德懷極力和這傾向鬥爭,保持了軍團的統一和服從上級領導。但劉鐵超領導下的紅二十軍公然反叛,193012月初在富田把江西蘇維埃的主席以及許多軍政幹部都逮捕了,並且根據立三路線攻擊毛澤東等領導人。這事件引起很大的震動,許多人覺得這次鬥爭的結局關乎革命的前途。結果劉鐵超和其他叛徒被抓起來並且消滅了。毛澤東認為戰勝劉鐵超等AB團是粉碎國民黨對蘇區第一次圍勦的三個條件之一。

現在,中共方面的黨史研究證明,富田事變根本是個大冤案,當時在蘇區裡面鬧得風聲鶴唳的所謂AB團的活動也根本是假的。以下是現在揭發出來的真相。

AB團早已不存在

AB團是在北伐時期(中共稱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共合作還沒有破裂,連蔣介石的四月十二日政變都還沒有發生的時候,江西省一部份國民黨分子為了同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分子爭奪黨內領導權而組成的一個右派團體。1926118日,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攻佔了江西南昌,發現國民黨的省、市黨部完全由中共黨人“把持黨務”,於是指示國民黨的中央特派員段錫明組織一個右派組織去奪取黨內領導權,這樣就產生了AB團,而且鬧得很厲害。但是,19274月初,AB團就被左派群眾力量徹底打垮了。以後,雖然蔣介石的右派國民黨更兇猛地反共,7月中以後連左派國民黨也變成反共了,但並沒有恢復AB團這個組織。AB團“壽命僅三個月”。所以,1930年在蘇區裡面以AB團的罪名濫捕濫殺,根本是亂加罪名。

北京出版的《中共黨史研究》89年第2期上一篇文章《論AB團和富田事變》裡說:“從革命隊伍裡一批又一批肅出那麼多AB團,造成數以萬計的冤假錯案。是怎樣肅出那麼多AB團來的呢﹖最主要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多種多樣的嚴刑拷問,受刑不過就亂供,供了又抓,抓了再用刑,惡性循環,AB團越肅越多。”“僅在四萬紅軍中就肅出4400人之多。”

富田事變經過

富田是江西省吉安縣的一個大村莊,當時中共江西省的領導機關“行動委員會”就設在那裡。193012月初,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即總前敵委員會,是代表中共中央領導前線作戰的機關)從所謂AB團分子的口供中,得知江西省行委內有一個AB團省總團部,立即派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帶兵去捉拿。127日在行委辦公室內捉了段良弼、李白芳等八人,立即開始刑訊,邊審邊抓。到12日晚上,共抓了一百廿餘人。11日還處決了廿四人。

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在受刑訊時,胡亂招了174團的政委劉敵也是AB團。劉敵奉召帶一營部隊到東固(軍部所在)。他從李韶九(已回到東固)口中得知被人招供為AB團,但用言詞使李韶九軟化,讓他回到營部。他越想越覺得李韶九是借抓AB團搞陰謀。12日早晨就和營長張興、政委梁學貽緊急商議,決定採取行動,迫使李韶九等講出陰謀。他們發動一營包圍軍部,抓起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謝漢昌等所謂AB團犯人。但李韶九聞風逃走。為了救出省行委那些被誣為AB團的同志,劉敵同謝漢昌帶兵當晚衝往富田,包圍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把李韶九日前所帶去那一排人繳械,誤捕了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釋放了日前被捕的近百名同志。主持肅清AB團的省行委古柏、魯山等逃走。這就是富田事變。

13日上年,事變領導人召開士兵大會,揭發控訢李韶九刑訊逼供的罪行,同時放出誤捕的易爾士。14日把紅20軍拉到贛江以西的永陽市。15日召開省行委第一次擴大會議,決定派叢允中隨易爾士往總前委,派段弼往黨中央,報告事變經過,請求處理。紅20軍在永陽住到春節後,由事變領導人帶到永新一帶同國民黨軍作戰。

中共對富田事變的處理

富田事變發生後,毛澤東擔任書記的總前委認為“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把它定性為“AB團取消派合作的叛變”,決心消滅“叛逆”。但是當時剛剛成立,由項英擔任代理書記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的看法有些不同。中央局在1931116日發出通告,《對富田事變的決議》,雖然表示“完全同意總前委對富田事變所採取的鬥爭路線”,並且決定把事變首領段良弼、李伯芳、謝漢昌、劉敵、金萬邦五人開除黨籍,但並沒有確定這事變是AB團取消派合作的叛變,只強調它客觀上是反革命行動。決議同時批評了“過去反AB團取消派鬥爭中的缺點和錯誤”,強調“今後必須根據一定事實和情形,絕對不能亂打亂殺”,“也不能隨便聽人亂供亂咬加以逮捕”,“黨在每個鬥爭中都應以教育方式來教育全黨黨員”。

219日,蘇區中央區再發出通告,其中說:“中央局根據過去贛西南黨的鬥爭歷史和黨組織基礎以及富田事變客觀行動事實,不能得出一個唯心的結論,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更不能有事實去證明領導富田事變的全部人純粹是AB團取消派,或者說他們是自覺的與AB團取消派即公開聯合戰線來反黨反革命。”通告宣佈:“除段良弼等首要五人業己開除黨籍外,其餘附合的人在證明未加入反動組織(AB團等),承認參加富田事變的錯誤,絕對服從黨的決議等條件之下,應允許他們重新回到黨的領導下來”。

中央局認為事變的雙方都有錯誤,應當用教育的方法、會議的方法來解決。根據這種看法,項英一面責成事變時在家養病的紅20軍政委曾炳春過贛江,去作說服教育工作,把紅20軍帶過河東來,另方面叫肅反工作的領導人和富田事變的領導人雙方都到中央局來開會,分清是非,解決矛盾。

4月間,事變領導人遵照中央局通知去開會,結果被一網打盡,先後處決。7月間回到河東于都縣的紅20軍副排長以上幹部,也一律作為AB團骨幹,繳械關押,並且大都先後處決。連事變後奉令曾為教育20軍服從命令作出重大貢獻的曾炳春和繼任軍長蕭大鵬也未能幸免。紅20軍戰士被編入紅7軍。這就是富田事變的最後結局。

誰是黑手

如果讀者現在才初次認識富田事變,大概會以為蘇區中央局用詭計把事變分子騙回河東加以殺害。事實不是這樣。當初說要用教育方法和會議方法來解決問題的,是項英主持下的中央局;後來實行大批屠殺的時候,中央局己經改由毛澤東主持了。中共蘇區中央局在1931115日根據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的決定,在江西寧都縣小布地方成立,委員由中央指定為周恩來、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余飛、曾山等九人,周恩來為書記。其中周、項、任三人在3010月接受委任時不在蘇區,還在上海。當時決定,在周恩來到達蘇區之前,由項英代理書記。項英在311月上旬到蘇區。周恩來因在蘇聯和上海有許多任務,12月底才到蘇區。從3010月到316月之間,中共中央的領導權發生了重大變化。

3010月中旬,中共政治局決定設立蘇區中央局的時候,李立三的領導地位剛結束,由瞿秋白代替。不久,瞿就被指責執行一種對李立三路線調和的路線,領導權轉到國際代表米夫和他所一手扶植的王明等年輕的留蘇學生手中。米夫1210日到上海。1223日,政治局發出“堅決執行國際路線反對李立三路線與調和主義”的通告。3117日開四中全會,瞿秋白下台,王明補選為中央委員,同時進入政治局。424,中共特務機關負責人顧順章(政治局候補委員)被捕叛變,中共中央在上海處境日益困難,盡量少開會,工作上分頭負責,指定周恩來負責軍事和蘇區的工作。622日,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隨即被殺。中央政治局由常委王明臨時主持工作。9月,因王明決定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周恩來也將去蘇區,於是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王明的親密合作者博古(秦邦憲)負責(不設書記職位)。

隨著在上海的中央機關的權力轉移,蘇區的中央局裡面的力量關係和處事方法也起了變化。31318日,開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這時還未得到17日的四中全會文件,不知道會議的精神,只能傳達3010月的共產國際來信(當時蘇區還與上海中央之間還沒有無線電聯系,靠人帶信,消息阻隔)。在這次會議上項英作報告,還說在處理富田事變的問題上,“用教育同志的方法是對的,我們應該認識清楚,所有參加富田事變的人不一定個個都是AB團取消派,如果否認這一點是錯誤的”。但這時中央的新決定和享有全權的代表團己經快來到,改變對富田事變的處理方法了。

223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給第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的信》,說:“中央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並委托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34日,政治局決定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組成中央代表團,立即動身往蘇區。代表團還沒有去到蘇區之前,政治局於327日開會討論富田事變。會上,周恩來報告了共產國際遠東局對富田事變的意見。次日,發出《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指出:富田事變“實質上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敵人以及他們的鬥爭機關AB團所準備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

417日,任弼時等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到達江西寧都的青塘,與蘇區中央局的成員會合,立即開會,作為3月間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的繼續。會議通過了《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明確地說:“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以李立三路線為旗幟的反革命暴動,更清楚的說: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與李立三路線的一部份擁護者參加的反革命暴動。”因為作出了這樣的定性,就把原先奉中央局之命來開會的事變領導人一網打盡了。

5月,蘇區中央局改組。中央局會議責備項英在解決富田事變中“完全錯誤”,“因此喪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夠領導。”於是撤銷項英的代書記職,“決定以毛澤東為代理書記,請中央批准。”對紅20軍的處理,就是這次改組以後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央局的豐功偉績。

北京的《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2期上面有一篇《論AB團和富田事變》,它詳細論証了富田事變不是反革命暴動。它指出事變的領導人同AB團毫無關係。劉敵、謝漢昌、段良弼、李百芳、曾炳春等都是大革命時期參加革命,革命失敗後在贛西南組織暴動領導革命鬥爭的骨幹。毛澤東親自指揮的紅一方面軍,有相當一部分兵源就是他們動員輸送來的。291月,毛澤東率紅4軍主力離開井崗山,經過極端艱苦的轉戰,幸而得以在東固休息整頓一星期,也靠他們竭力支持。後來毛的主力紅軍離開贛西南,該區和區內地方紅軍得到鞏固和發展,也都是他們努力的結果。富田事變後,他們派叢允中跟隨中央特派提款員易爾士去總前委報告。他們聽易爾士說國際從308月起不再給中共經濟接濟,中共中央經費困難,就馬上決定籌集200斤黃金送給中央。易爾士向中央的書面匯報中,也證明有此事。劉敵在31111日寫了相當長的信向中央報告事變經過,承認錯誤,並且請求中央給以處分。易爾士指出他們提出打倒毛澤東的口號錯誤,他們接受意見,並作了自我批評。後來又遵令到中央局去開會。這一切都證明他們是始終忠於中共黨的。那文章的結論如下:“縱觀富田事變及其處理的全過程,是非常清楚的,原定性是錯誤的。……在敵我鬥爭十分尖銳、戰爭極端頻繁的時代,保持高度警惕性是應該的,在肅反鬥爭中出現一些錯誤也是難免的。但像中央蘇區肅清AB團和富田事變中,錯殺那麼多人,而長期不給予平反,實在是不應該的。現在已時過近60年,“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的定性結論,應該糾正了。”

本文關於事實的論述,除根據上述那篇文章外,主要根據下列幾本書:

《中國共產黨創業三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施拉姆(Schram):《毛澤東》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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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民社會主義奮鬥

(新苗社1993年社員大會決議)

一九八九年開始,世界形勢發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一直到現在,無論從全世界、全中國還是香港地區著眼,急劇的轉變都仍在進行中。雖然一種符合勞動人民的利益和需要的新秩序未必很快產生,新的群眾運動未必很快取得勝利,但舊秩序無法維持並且引起群眾憤恨已經是十分明顯,而且日益明顯。

一.蘇聯東歐的劇變

近年世界形勢最大的變化,自然是蘇聯等許多國家共產黨政府的倒台。這不僅招致過去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的喪失,而且使社會主義思想(尤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聲望墮地。然而,如果認為這幾年的世界形勢演變可以簡單稱為資本主義戰勝了社會主義,那是決不符合事實的。實際上,這幾年的歷史是一段任何人都沒有清楚預見到的、極其複雜、充滿矛盾的進展。一方面有明顯的重大倒退,另方面也有進步。我們托洛茨基派幾十年前已經指出,蘇聯等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在斯大林主義的支配下,其實只是在反動官僚極權統治下的變態工人國家,並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理想,僅僅維持著國有財產制度(這是將來實現社會主義不可缺少的基礎)而已。官僚統治者維持國有制,禁止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復生,在這點上可算是為工人階級服務,有進步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官僚以極端專橫暴虐的方式,肆意壓搾工農大眾,濫用並且侵吞國家財富,卻事實上成為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個直接的巨大障礙物,而且是社會主義名譽最大的敗壞者,在這方面可說它是為資本家和一切剝削階級服務的。正因為共產黨官僚政府是這樣一個充滿矛盾的怪物,所以它現在被多少自由化的資本主義的政府取代(或者本身轉化為資本主義的政府),也帶有倒退和進步兩方面的意義。這一方面表示過去革命的成果進一步喪失,另方面也表示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巨大障礙之一掃除了,勞動人民取得了一些政治自由。事實上,在掃除共產黨官僚政府的過程中,勞動人民的奮鬥是起了相當作用的。但是舊政權的倒台,並沒有給這些前工人國家帶來繁榮安定。由於新政府採取恢復資本主義的路線,反倒令勞動人民陷於生活更沒有保障,因而在總的趨勢上迫使人民越來越不能不過問政治,並且不得不在資本主義和他們國家原先那種官僚社會主義制度以外去找尋出路。

二.資本主義的禍害

資本主義在戰勝了官僚社會主義(變態工人國家在反動官僚極權統治下的那種以國有財產為基礎的制度)之後,本身並沒有顯出一片好景,反而糾纏在深刻的危機中長久不能脫身。世界性的經濟衰退長久不能克服。落後國有大量人口缺少糧食和其他必需的消費品,甚至餓死,生產資金也非常欠缺,所有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卻陷於生產「過剩」的危機,許多基本的工業部門都減產或局部關閉,許多農地閒置,大批失業者長期存在,許多年輕人從未得到就業的機會。這些工業國本身的貧困人口也日益增加,社會福利卻不斷削減。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重新抬頭。拉丁美洲在八十年代初期爆發的債務危機始終沒有解決,繼續成為生活困苦和動亂的根源。東亞少數國家和地區有較大的經濟發展。這主要是世界資本轉來這裡追求較高的利潤率的結果,並不能改變整個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情況,而且本身隱藏著未來危機的因素,恰像過去拉丁美洲迅速發展的例子一樣。在生產事業不振的情況下,金融投機活動卻高漲到過去無法想像的程度。現在每天有價值一萬億美元的資金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在世界金融市場上交易,其中只有百分之一是有關貨物和勞務買賣的正常商業金融活動,其餘純粹是投機活動。因此在經濟衰退中通貨膨脹仍不斷發展,勞動人民和所有的生產事業都飽受剝削。這是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已經在破壞生產力發展的明顯証據,也是群眾鬥爭興起的客觀有利條件。福利國家制度已宣告破產,什麼永久繁榮的「人民資本主義」也沒人談論了,現在越來越多人談論的是「回到三十年代」,就是回到世界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危機時代。

在國際關係上,東西冷戰的結束並沒有帶來世界和平,反倒出現更多的戰亂。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軍事強國,肆意侵犯別國,橫行霸道,沒有一個強國出來阻止。

在地球的自然條件保護(環境保護)方面,科學技術的研究已經取得不小的進展,充份揭示了問題的嚴重性,也提供了不少挽救和預防的方法。但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寧可繼續在軍備和其他方面大量浪費,而不去為保障人類生存提供必要的資金。

三.中共改革的失敗

從一九七八年起,中國大陸進入了一個深刻而急劇的轉變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