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僚社会主义到
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向青、刘宇凡等着

 

怎样评价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那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还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幻想,而回到世界文明的主流?普罗大众的得失如何?这本书提出了另类看法。

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向青、刘宇凡等着

新苗丛书(11

新苗出版社出版

香港沙田中央邮箱366

电话:(85226948525

传真:(85226977976

艺精印刷公司承印

九龙马头围道116号地下

一九九七年六月第一版

订价:港币七十元

ISBN962-7529-05-2


目录

序言………………………………………………… 向青 ……   2

政治篇

邓小平与中国的发展……………………………… 向青 ……   9

试论邓小平功过与邓后中国政局……………… 刘宇凡 ……  22

有中共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 向青 ……  34

再谈中共政权的阶级性…………………………… 向青 ……  44

邓陈路线斗争与中国前途………………………… 向青 ……  65

动乱在酝酿,人民怎么办﹖

━━「六四」五周年前夕的中国形势…………… 向青 ……  78

使邓后的中国成为人民的中国…………………… 向青 ……  91

中国特色的拘禁人民办法

━━从魏京生再被捕谈起………………………… 向青 …… 104

深化民主改革,反对冒牌「改革」…………… 刘宇凡 …… 115

何新的「牛克思主义」………………………… 刘宇凡 …… 121

对国家主义说不………………………………… 刘宇凡 …… 132


经济篇

中共把中国私有化……………………………… 刘宇凡 …… 143

就业自由和社会主义

━━试论中国的用工制度……………………… 刘宇凡 …… 169

中国往何处去?………………………………… 刘宇凡 …… 188

企业承包制与大锅饭问题………………………… 向青 …… 203

中国工业的危机与中国工人阶级……………… 刘宇凡 …… 214

中国社会的大倒退

━━谈谈中国的失业问题……………………… 刘宇凡 …… 226

有官僚资本主义特色的中国股市……………… 刘宇凡 …… 240

从深圳骚乱看邓小平路线……………………… 刘宇凡 …… 247

如果没有撒旦,也要制造一个

━━谈谈平均主义和大锅饭…………………… 刘宇凡 …… 254

挂羊头卖狗肉的股份制改革…………………… 刘宇凡 …… 257

国有企业亏损的政治原因……………………… 刘宇凡 …… 285

中国大陆贫富不均超越美国……………………… 向青 …… 297


民运篇

可喜可贺的学生民主运动……………………… 新苗社 …… 302

论群众示威、安定团结和四项原则……………… 向青 …… 308

反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 向青 …… 322

看今日学运想当年五四…………………………… 向青 …… 339

八九民运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向青 …… 351

六四屠杀能否避免?

━━八九民运反思之一…………………………… 向青 …… 358

必须回忆,不可忘记

━━纪念六四两周年……………………………… 向青 …… 365

中国民主运动能依靠『中产阶级』吗?……… 刘宇凡 …… 374

中国民主与中国革命…………………………… 刘宇凡 …… 383

民主奋斗还是「下海救国」?………………… 刘宇凡 …… 390

后八九中国工运初探……………………………… 楚风 …… 401


思潮篇

河殇与中国出路的问题…………………………… 向青 …… 414

毛泽东是不是伟大的革命家……………………… 向青 …… 426

富田事变:毛泽东初次大杀同志………………… 向青 …… 445

为人民社会主义奋斗…………………………… 新苗社 ……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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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向青

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事件,不但对中国人民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且对全世界的重大意义也日益明显。这本文集的主题,就是我们对这段时期的中国的看法和态度。

谁都承认,近20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毛泽东统治的晚年来过中国的人,如果到最近才再来,恐怕觉得简直是另一个不同的社会了。对这重大的改变,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中国官方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发展,是根据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的、进一步的认识来实行改革的成果。另外有人说这是中国官方和人民抛弃社会主义的幻想,回到世界文明主流的表现。也有人在口头上承认中共所宣称的社会主义立场,而心照不宣地支持它一切发展资本主义的行为。还有人斥责邓小平背叛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同时赞叹毛泽东批邓反右的先见之明。至于我们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中国已经从官僚社会主义转变为官僚资本主义。

我们的看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种看法同其他看法有多大分别,读者看过这些文章后自然知道,用不着我们预先解释。值得在这里解释一下的,是「官僚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含义。

为了说明「官僚社会主义」的含义,我们不得不从「社会主义」的含义说起。中国从50年代中段开始,仿照苏联的先例,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他们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他们那里实现了,因为那里已经废除了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藉此剥削生产劳动者的制度,而用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来代替。可是,人们不难看出,在这些国家里,劳动者并没有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无论经济权力还是政治权力,都操纵在完全不受人民监督的官僚集团手上;人民的自由权连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水平都达不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很大,而总的趋势并非缩小。这种情况同传统上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相符。因此,一些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以托洛茨基为主要代表,坚决不承认存在这些国家里的制度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认为这些国家不但还没有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甚至也不是真正朝向社会主义前进。这种社会是充满尖锐矛盾,极不稳定的。它必须再经过反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不久就会倒退回资本主义。托派一直把这类国家称为官僚主义变态(或堕落)的工人国家,也就是官僚专制的工人国家。这名词一方面表明这里的政权是反资本主义的,它保卫全面的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制度,在这意义上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另方面又指出政权并非由工人阶级自己掌握,而是掌握在专制的官僚手上。这本文集的主要作者一向接受这种看法和这种用语。

「变态工人国家」是用来称呼原先苏联和中国等共产党统治的那类国家的政权或国家机构的名词。我们还需要一个名词来称呼这类国家的整套社会结构。「官僚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造出来的。它比共产党官方使用的名称多了一个修饰词:「官僚」。这既能显出不同的评价,又让人很容易知道所指的就是官方称为「社会主义」的那些事物。我们觉得这名词明显地胜过「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现实存在的」并不能指出那种制度的特性。到了现在,许多国家原先的官僚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在讨论这种制度的兴亡等等问题的时候,尤其不适宜把它称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我们已经使用「官僚社会主义」这名词好几年,用来指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的社会或者它的任何一个层次的结构(经济的、政治的……)。我们觉得,有时这名词比「变态工人国家」还好。因为「恋态工人国家」容易让人误会国家权力真正在工人阶级手上,而「官僚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招致这种误会。

我认为,中国革命在中共领导下达到胜利、然后转向堕落、最后被中共彻底叛卖的过程,可以简略地描述如下。

1949年取得胜利的革命,主要的动力是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一直到1952年为止,革命的纲领和实际行动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限度。所以当时的革命和它所创立的新政权,都应当判定为小资产阶级性。但是小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创立一种独特的社会制度,小资产阶革命政权也不可能长久稳定。它若非很快变质,就一定很快被另一个稳固的阶级的政权取代。在当时的世界环境中(一方面资本主义早已发展成熟,支配了全世界的大部份,也支配了中国,另方面已经有了苏联这个相当强大的工人国家存在,还在东欧出现了好几个新兴的工人国家),中共这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权必然很快就要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大根本对立的阶级立场之间明确地选择一个。结果中共政权毫无困难地选择了后者,也就是选择了以苏联为师的道路。于是,中共政权在1953-56年间转变成为官僚社会主义的政权。在这转变过程中,它一方面迅速确定了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和制度,另方面也急速地远离群众,大大强化官僚特权和专制作风。1957年的「反右」运动,标志着中共政权彻底堕落为反动的官僚专政。后来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大欺骗、大迷醉、假革命、真反动。邓小平当权后的「改革开放」,初期本来有一些真实的改良,但很快就日益明显地走向资本主义复辟。到1988年正式修改宪法时,已经可以断定,中共政权再不是官僚社会主义的政权,而变成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权了。这就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失败。但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还有些旧制度的残余,中共一时未能彻底清除。

有人觉得我们的看法是太早承认革命失败的悲观论。他们并且认为,如果接受了我们关于中共政权已经变质的看法,在逻辑上就要承认:中国工人阶级已经遭受历史性的大失败,所以一定要等到许多年以后才可以明显地恢复力量,进行重大的斗争。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中共政权的变质,对于工人阶级当然算是一个打击,但并不等于工人阶级自己在政权斗争中失败。中国工人阶级从来没有掌握政权,所以也谈不到丧失。过去中共采取官僚社会主义立场的时候,虽然对工人阶级比较有利,但那只是给工人较好的待遇,并没有明显助长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根据同样的道理,现在中共放弃官僚社会主义而采取资本主义的立场,也只令工人所受的待遇变差了,而并不构成对工人政治力量的直接破坏,也没有招致工人阶级的意志消沉。事实上,几十年来,中国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一直都相当低沉,从来没有较长期而大规模的活跃,所以也谈不到巨大的挫败。现在,由于中国经济总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一般的提高,工人阶级的潜力事实上是在增长而非削弱中。加以整体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都在尖锐化,我们相信工人运动在不久将来显著发展的机会是相当大的。我们决不是悲观论者。

我们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研究很不充份。我们一直生活在中国大陆之外,对大陆的实际生活相当隔膜,理论水平又不高,经济学的知识尤其不够。这点我们自己很明白。这个集子里的文章主要是反映我们对问题的关心和一种立场、一种信念。所有文章大概都曾在先驱(以前叫新苗)双月刊上发表过。现在重新编印出版,是希望便于保存,取得更多的机会跟其他同样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的人士交流讨论。除了极少数地方稍有文字上的修订外,一律照原样发表。即使有个别看法现在改变了,也没有把原文修改,而宁可加上必要的按语。另外还有些较早期的文章,已经编在前几年出版的《论中国官僚社会主义》中。

一九九七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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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篇

邓小平与中国的发展

向青

倒数香港回归中国的日子的时钟还没有走完,邓小平的生命时钟先走完了。「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一件得意之作,即将首先施用于香港。邓自己渴望活到今年,踏足于回归了中国的香港。他这个愿望到底不能实现。如果他真正忠于中国人民,没有在19896月做出那另一件自鸣得意之作,相信今天对他深表哀悼的人会多许多,其中更会包括许多忠于人民而又有头脑的人。

邓小平很早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在五十年代中期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但是他的事业的顶点却是在他73岁以后。在最后差不多20年里,他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使中国转入一条新的轨道,给这个阶段的中国历史打上了他的鲜明的印记。1976年之前,他的声望和实际影响不但不能同毛泽东相比,而且明显地比不上周恩来。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段,中国人民对他的评价变为高于毛泽东了。今天有可能还是这样。拥护邓小平改革路线的人有理由怀疑,倘若邓小平的结局像刘少奇那样,而周恩来能够继续生存而且工作多十几二十年,他所干的能不能比邓小平好。熟悉情况的人有的觉得,邓比周在党内路线斗争中更坚强果断、敢作敢为。周恩来临死,也就是邓小平复出主政的末期时候,在手术床上对邓说,他比自己更强。这不是一句简单表示鼓励或谦虚的话。

邓小平从18岁起,一直自命为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列宁的信徒。他最后阶段、也是最重要的事业,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大有理由拿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根据劳动人民的利害关系去衡量邓小平的成就和功过。这样衡量的结果,就跟刚才的评价不一样了。

经济发展与两极分化

1978年开始按照邓小平路线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令全世界注目。到1996年为止,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四倍多,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了接近三倍,进出口总额增长了十几倍。但是贫富不均的程度也同时迅速增长。有人(主要是高级官僚的子女、亲戚和合作者)几年间就弄到家财百万、千万、甚至亿元以上。另方面数以千万计的贫民流浪到数百里、数千里外,露宿街头,寻求月入数百元的工作机会。许多儿童因为交不起每学期50元的学费所以进不了小学。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三位研究者的报告,1994年中国家庭收入高低的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最高的20%占全体收入的44.46%,最彽的20%只占6.04%。高低差距为7.36倍。农村家庭最高的20%48.79%,最低的20%4.59%。差距为10.62倍。如将城镇与农村合并计算,最高的20%50.13%,最低的20%4.27%,差距达到11.74倍(1990年美国家庭收入的差距为9.65倍)。两极分化在1989年以后尤其迅速。这样的发展显然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而这正是邓小平的「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实行结果。

社会的腐化

来中国旅游的人,如果事先已经懂得社会主义代表什么样的理想社会,他一定在中国开放地区的现实生活中嗅不到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旅客最容易感受到的,大概是治安的恶劣和公德心的缺乏。人们很容易碰到抢劫、偷窃或讹骗。中国官方的应付方法只有不断实行「严打」,连单纯抢劫、偷窃甚至卖淫都可以判处死刑。中国正式执行死刑的数目世界第一,有好几年占全世界正式执行死刑总数的一大半。可是治安还是越来越坏。那些被公审示众的死囚,越来越多的表现出视死如归而且对法庭根本藐视的神态。中国妓女不但受到严酷的法定刑罚威胁,而且常被公安人员任意非法欺凌,可是妓女骚扰旅客的程度还是令人觉得好比苍蝇或者蝗虫。今天中国社会腐化到史无前例的程度,主要的原因正是中共统治本身(在毛泽东多年假冒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实行罪恶的统治之后,邓小平转过来提倡发财第一)。他们自然拿不出比「严打」好的治理办法。他们说什么建设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只能惹人讥笑。

伟大的创新?

邓小平之死显然比毛泽东更值得人民悼念。毛泽东临死时已经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无论在人民还是官僚层里面,都简直没有人还真正对他敬爱,尤其简直没有人觉得他晚年的所为造福自己所属的阶层。连四人帮死党也不过同毛泽东互相利用而已。邓小平不同,他的「改革开放」路线确实造成中国经济上的进步,让不少人明显得益。但这不等于承认邓小平确实是造福人民的伟大历史人物,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路线。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步步走向市场经济:开放私人的经营自由,从个体经营到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都允许自由发展,最后连国有企业都让市场(而不是国家的经济计划)来引导,国家只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市场,同时努力把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打成一片,对外资也大开门户。邓小平把这样的经济制度叫做社会主义,可算是一种创新的说法。但是这种制度和这条路线决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世界上早已有了充份发展的市场经济,那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英、美、法、德、日等先进国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你认为模仿他们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出路,这个步人后尘的路向也不算是创新,只能算是改邪归正或者拨乱反正而已。

邓小平所设计的发展计划打算分三步实现。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增长到双倍)。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变成1980年的四倍)。第三步,在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换句话说,就是希望大约50年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才达到今天的台湾或韩国的水平。大家知道,在本世纪50年代初(以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为准),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程度都和中国大陆差不多,同样属于落后国。按照邓小平的战略计划,中国大陆要再过50年才赶上人家今天的水平。即使你有理由认为实现这个计划也可算是伟大的成就,恐怕也很难说这个设计本身是伟大的创新吧?如果邓小平不愧为伟大的设计师,那么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岂不可以算是更早的伟大设计师?

中共自然不甘心承认正在步韩国和台湾的后尘。它一直说中国所走的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韩国和台湾是资本主义。可是,不要问姓资姓社,不是邓小平又一伟大创新吗?事实上,邓小平的路线同台湾、韩国一样,是姓资不姓社的。这个判断的理由,前面已经说了一些,以下还要进一步说明。如果注意到政府的专制、官商的勾结、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利用、以及对外来投资的依赖等方面,你会看出邓小平路线同台湾、韩国的道路是多么相似。

发展与外资

最近18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很高。1979-83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以上。84年起,大多数每年都超过10%,只有89-90连续两年只有4%左右,86年是8.8%91年是9.2%969.7%。大家知道,以前在1952-57期间,也曾平均每年增长达到9%。近年跟以前的情况有一点很大的分别,就是现在有大量的外资投入。从19791996,实际利用外资总数达到2,875亿美元。外资流入的速度越来越快。1988年起每年超过100亿美元,而93-96年增加到每年3百多、4百多、5百多亿。这些数目的意义到底重大到什么程度呢?可以拿它们同当年中国政府财政总收入来比较一下。84年以前,每年外资流入的数量大约相当于财政总收入的3-4%85年达到7%以上,86年起超过10%92年跳到25%93年又跳到超过40%94年超过70%9596年都超过60%

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分析大量外资流入的意义,只想指出几点。第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在这么庞大的外资支持下取得的,所以不太值得自傲。第二,国际资本的势力正在中国迅速增长,有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危险,尤其因为它们最近几年越来越重视投资于基本建设上面,甚至取得以平方公里计的大片土地的开发权。第三,中国经济能够得到国际资本这么垂青,会是社会主义经济吗?

市场与社会主义

中共在邓小平领导之下,终于确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他们宣布一种新理论: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市场经济。这种理论的证明,说来说去无非是简单的一两句话,例如: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至于市场与计划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和资本主义制度里怎样不同呢?他们只有说: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有(国有和集体所有)经济成份占主导地位的。在他们看来,只要公有经济成份占够大的比例,就算是社会主义了。这种理论不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历史事实。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理论,无非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所得出的结论。

在采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之前,中国经济中也有市场,但是市场的范围有限。有时候市场的范围很小,连个人生活消费品的市场都受到很厉害的压制,结果不但消费品供应不足,人民生活困苦,连整个经济的发展都大受妨碍。实行改革后,消费品的生产很快完全市场化,这是十多年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至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去实际上是不受市场影响的。这方面的生产机构差不多完全国营,由国家的计划支配。生产的品种和数量,产品分配给哪些企业使用,都按计划决定。虽然也要算价钱,其实并非真正的买卖,只是同一主人(国家)的不同部门之间的计算而已。一个企业能够获得多少生产资料(尤其是固定资产)的供应,并不决定于它本身的财力,而是由国家的统一经济计划决定。可以说,那时基本上没有生产资料的市场(除了很小的一个让农民和其他个体户购买所需的以外)。改革开始后,生产资料的生产也逐渐市场化了。终于在确定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时候,定下了连生产资料的生产也要全盘市场化的目标。这个目标如果达到了(实际情况怎样,我还不清楚,现在只能从理论上来探讨),国家就不再企图制定全盘的国民经济计划,不再具体规定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企业单位的生产指标,而改为让它们到市场上去碰头,在市场引导下运作和发展。那时国家的经济计划只剩下一些重点新投资的安排。另外由政府监测社会经济的运行,发现有危机征兆时才采取所谓宏观调控的措施,主要是采取金融和税收的手段。这样,实际上,哪个企业和哪个生产部门兴盛或衰落,就看它是赚钱还是赔本,赚赔是多是少,换句话说,就是为利润而生产,让利润率来支配一切。这就是确确实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好景的时候,大家拼命扩张,然后不可避免地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周而复始。尽管大部份的大企业仍是国家所有,也不能改变整个经济的运行规律。因为那些国有企业同样受市场支配,同样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而不是在全盘的计划指导下直接为满足居民消费的需要而生产了。虽然十八年来中国还没有出现过全面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个别生产部门已经发生过这种危机。种种现象都表明,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化正在迅速进行。旧制度的残余越来越难维持下去,而官方要清除它们的意向早已确定。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过是骗人的招牌而已,主要是用来替中共一党专政辩护。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可以称为复辟中的资本主义。

看看中国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化的趋势。虽然国有企业直接私有化的不多,但是在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总投资之中,来自国家预算内的资金现在只占很小的比例。从1993-9596年的资料还没有),每年只占3个多百分点。除此之外,其余的投资都属于资本主义性(受利润率支配)的,而它们占了绝大部份。这也可以显出资本主义势力的迅速增强。

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重建资本主义,并且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干得比所有其他国家原先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都更成功。这就是他最突出的成就,也是他得到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衷心钦佩的根本原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说邓小平是走资派,那是诬蔑之词。但是后来邓小平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真正变成了头号走资派,而且当得起「伟大的」这个形容词,如果在今日的世界拥护资本主义,让它继续生存五十年、一百年,还可以算是伟大的历史性事业的话。

一国两制的评价

既然邓小平已经亲手基本上实现了在中国大陆重建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所谓一国两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一国之内长期共存共荣)的伟大设想,就不过是美丽的神话而已。至于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之后仍旧保存某些与大陆不同的体制,那并不等于本来意义的一国两制。美国各州在法制上都有相当的差别,在马克思的时代德国莱茵河区域的法制也跟其他地区不同。

一国两制本来可以成为中国政府收回港澳的一个伟大政策,那就是真正尊重港澳居民的民主自治权,回归后无论在政治、法律还是经济上,都让港澳居民真正以人人平等的民主方式决定采取什么制度,北京政府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港澳。我们先驱社早在十几年前就提出这样的合理要求,呼吁大众去争取。但是中共坚决地反其道而行。他们连彭定康迫于形势最后在香港实行的一些微小的民主改革都不能容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死硬地要把殖民地较早时期那种恶法恶制恢复起来,迫使香港居民永久接受一种比港英末期更赤裸裸的官僚与大资本家的联合专政。这方面也充份显示了邓小平的真面目。

邓后展望

到今天为止,邓小平关于接班人的安排明显地比毛泽东有效。但是人们很普遍地都觉得,江泽民的所谓核心地位是否真正稳固,至少要等到下半年开过中共第15届代表大会才有分晓。现在江泽民的处境当然比毛泽东死后的华国锋好。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胜过当年,江不像华那样受到四人帮和元老们两方面的重大威胁。但是江泽民的威信不足,这点跟华国锋一样。人们不知道江泽民有什么特别的功劳或能力而当得起核心。他上台之前的突出作为,只有894月间滥权封闭属于积极的改革派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6月间不顾许多国家首脑的求情,悍然杀死三名烧车的抗议者。也许这就是他获得邓小平赏识的原因。如果他的地位稳固了,会不会在这方面表现他的特长呢?

在邓小平统治的最后十八年里,他一直强调稳定至上,但事实上中国的社会关系和居民的思想都一直在急剧改变着。中共真正要求的稳定,只是它自己的专政特权保持不变。起初,人民普遍欢迎那停止「阶级斗争」,专心经济建设的号召。后来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的生活保障在改革中变得不稳了。现在二十多岁的人,对于文革以及其他打着革命与社会主义旗号的运动已经没有亲身的经验,反倒有一部份经历过89年的风波。他们的见识和二十年前的青年很不一样了。他们未必能相信稳定和经济建设就是一切。现实里有太多的问题和太多的矛盾迫使他们去思考。邓小平那套一面叫人不要问姓资姓社、一面又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做法,最终只能引起人们怀疑和独立思考。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已经不能好像毛泽东时代一样有效地控制人民的思想。邓后的时代,不论真正当权的是谁,相信更做不到完全控制人民的思想。如果统治集团里面发生巨大斗争,群众的独立行动会更快出现。前途到底是光明还是黑暗,不是决定于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而是决定于群众的行动;主要不是决定于群众运动的迟早,而是决定于群众是否已看透资本主义和一切假冒的社会主义的丑恶性,找到真正能够创立自由、平等、没有剥削的社会的道路。相信到了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这个问题大概已经有分晓了。

(附注)文内的统计数字,根据:(1)中国统计年鉴,1995;(2)中国统计摘要,1996;(3)第8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预算报告,及国民经济报告。

一九九七年三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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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邓小平功过与邓后中国政局

刘宇凡

邓小平死后,舆论一般都是对之称颂有嘉,即使略有批评,总的来说也不超出邓对自己的三七开的评论,不超出他功大于过的评论。

所有那些从经济改革中发了财的大大小小官僚可以这样说;所有充满奴才心态或者顺民心态的人可以这样说,但是,站在普罗大众立场上而奋斗的人却不能这样说。

官僚资本的缔造者

说邓小平搞经改有功,不搞政改、以及六四屠杀有过,虽然比一味歌颂邓好些,可是这种分析把邓的这两个方面截然分开,好像邓当年反脸消灭北京之春、关押魏京生、八六年及八九年镇压群众运动,统统都与经济利益无涉。他们总是不自觉地把邓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貌似相反的表现当作是某种政治人格上的分裂━━「他是开明的,只是开明得不够」━━而完全忽略,上述两种貌似相反的表现实质是相成的,是互为表里的。连邓自己也是这样看的。所谓「双手都要硬」论就是明显例子。之所以要在维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实行资本主义改革,恰恰就是为了在进一步摆脱人民监督的条件下去发展首先有利于官僚集团的物质利益的「改革」。只有在消灭了人民一切批评的声音之后,在掩尽人民的耳目之后,邓才会放心搞经改,因为他的经改的实质,就是让各级官僚通过经商而化公为私,或是通过经商搜刮民脂。可以说,邓小平对官僚集团的最大贡献,就是为官僚资本之复活缔造了条件。大家知道,官僚资本自晚清发轫以来,到了民国时代曾经发展到大大阻碍正常经济活动的地步。中共的建政消灭了官僚资本,可是,当初谁也想不到,几十年之后它竟然在邓小平手中复兴了。在改革初期,中共官员的贪污大抵只是以索取消费品为限,然后,就发展为索要金钱。到了八十年代中之后,官员早已不满足于被动的受贿,而是自行投资创收了。于是官员经商,遍于大地。从中央大员到九品芝麻官,从公安到解放军,莫不兴办公司谋利;形式可谓五花八门,各显神通。主要形式自然是以部门名义兴办实业,实行「国有私营」,亏了是国家的,盈利是自己的;也有官员私下经商,或者掇使亲戚朋友经商的,总之都是实行权钱交易;也有政府部门向「挂靠」的私营企业提供保护而获得企业赠送无偿「官股」一份以致几份的;还有利用批文、双轨制等倒卖倒买的官倒。总之,今天中共官员是无官不商,无官不贪。邓小平的子女、女婿就有好几个是头号官商。

这个日益庞大,日益不知厌足的官僚资本集团,以更高速度吞噬着国有财产和人民的血汗钱。官方刊物也承认,从19821992年,多达五千亿元国有财产流到私人口袋。至于通过垄断市场、不公平竞争、摊派等等方式刮去的民脂民膏,谁也不知道多少。

在任何的公开文件中,在任何冠冕堂皇的领导人讲话中,都只字不提的官僚资本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欺行霸市,而且实际上左右了经济改革的一切实际措施。任何重大改革举措,都打着人民利益为幌子,同时又都以满足官僚资本的特权为其核心。价格双轨制之所以迟迟不取消;优待外资而歧视本国国有企业的税收政策之所以拖到最近才开始改变;明晰产权的改革,一变而为搞股份制、再变而为以搞股市投机为主;发展第三产业结果变成以发展娱乐、商业、饮食为主、而完全忽略被中共也视为第三产业的教育、科研事业、医疗卫生;整顿市场变成为政府官员大搞翻牌公司等等,这无一不说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究竟是为谁而改,为谁而革了。这一切也说明,为什么邓小平非要屠杀任何敢于批评与揭露的人民不可了。毕竟,政治专制,是为官僚资本集团的经济改革而服务的。

两极分化下的经济增长

邓小平的政治资产,在于他统治下的中国,近廿年来都有平均达9%的经济增长率;有人因此说邓缔造了经济奇迹,说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毕竟是功劳啊。

大量事实证明情况绝不那么简单。

在八十年代上半期,大概可以说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但是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情况就开始逆转了。社会财富无异是急剧增加,可是,真正得益的是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而广大工人、农民和普通知识份子的生活不是没有改善,就是改善得很少。贫富悬殊日益严重。这很容易从坚尼系数中得到印证。它从1979年的0.31急升至1994年的0.434。不过,这个官方数字是不可靠的。有国内学者估计现在已超过0.5了,比许多资本主国家都高得多。1994年占总人口10%的贫困人口只占银行存款总额的3%,而10%最高收入者却占了40%。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实际收入近十年来都增长很少。至于工人阶级,仍然在岗的工人,工资增长一般比农民的收入高一点,但同时,那为数达千万的、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的「下岗」工人或失业者,就已经陷入赤贫了。至于地区差距,也日益拉开。以广东与贵州为例,二者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1倍扩大为3.62倍;珠海与最穷的一个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竟相差17倍。已经有人指出,中国的地区差距之大已经同前南斯拉夫差不多了。

两极分化之特别引起人民的深刻反感,是因为那些发了大财的往往并不是纯粹靠自己的本领,而是依靠关系;而那些赤贫化的工人和农民,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而致贫。

只有能兼顾缩小贫富差距的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模式,才真正值得人民拥护。如果邓小平能做到这点,兑现他在1985年的诺言(「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人民就真正值得纪念他了。相反,两极分化既然发展到如此严重,既然事实证明共同富裕是假,让一小部份人富起来才是真,凭什么再叫人民怀念邓?

哪一门子的经济发展

其实,就算所谓经济高速发展本身,也并不像中共所吹捧的那么伟大。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量举债(外债一千亿美元、内债二千多亿人民币,再加上连年赤字),依靠对工农的超级剥削,依靠牺牲其他部门(农业、基础产业、教育科研等等)、其他地区(西部及中部)、依靠贱售经济主权及牺牲民族工业来吸引外资,依靠粗放经营(以大量投入来换取产出),而不是依靠提高管理及技术效率,不是依靠大力发展教育科研,不是依靠均衡发展(这意味要优先发展那些滞后部门,例如农业),不是依靠提高人民的文化及生活水平。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创举,更谈不上伟大,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例如巴西、墨西哥等都实行过了,而且都在尝过一段时期的繁荣之后纷纷爆发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已经在过去爆发过,在今后也会爆发,其严重性也只会更大。

自然我们不是全盘否定「改革开放」。毛式的命令经济及闭关自守当然是死路一条。而邓的改革路线在一定限度下也有正确的一面,例如容许个体户的发展,恢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扩大企业经营权,发展对外贸易等等。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可是,大概从八十年代下半期开始,邓实际上就不仅是走资本主义路线,而且是走一种恶质的官僚资本主义路线,结果使权力及金钱势力在市场化改革中坐大为占支配地位的力量。可笑的是,中共的悼词还宣称邓是「共产主义战士」。人民早就心中有数了:「社会主义只说不做,资本主义只做不说」;「赤裸裸的封建主义,羞答答的资本主义」。其实,越到后来,邓小平就越无法自圆其说。「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这本身没有错。但请问,哪究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本质分别呢?如果一个社会在基本经济规律上都同资本主义看齐,哪为什么不干脆叫做资本主义呢?「一国两制」━━可是,如果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何不干脆让大陆走资呢?反之,如果后者比前者优胜,为什么不叫香港也走社呢?

许多人认为,邓小平这种猫论恰恰是一种值得拥护的务实主义━━不要问姓资姓社,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经济便行。

所谓「实事求是」

我们倒要质问,这样一种所谓「务实主义」,究竟有利于谁的经济发展?是有利于官僚资本的经济发展,还是全体人民都得到生活及文化水平的提高的经济发展?

事实证明是前者。既然国家正式规定的路线是「大胆闯,大胆试」,而有关改革究竟是什么社会属性的问题,不仅要自觉地拒绝考虑,而且不准人民讨论,既然这样,就等于替各级官员解除了一切道德及政治约束力,等于放任他们实行各种经济冒险政策,放任他们藉改革之名横征暴敛。这就毫不奇怪,越是「大胆闯,大胆试」,改革越是「深化」,原本被禁而且也应该被禁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合法化了,或至少是正当化了:先是剥削合法化,接着,回扣啦,官员经商啦,「创收」啦,各部门的「小金库」啦,股市投机啦,国土贱售啦,赌马啦等等纷纷获得平反。大概下一回就会轮到「摊派」、「三乱」的平反了。官僚这样一种「大胆试」,「大胆闯」,自然最反对人家过问「姓资姓社」了。

「左王」之要问「姓资姓社」,当然是居心叵测。然而,那并不表示邓小平那种说一套,做一套,那种拒绝考虑改革的社会属性、甚至是禁止人民讨论这个问题的主张,真正值得人民拥护。这根本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是真正实事求是,那只会使有关改革性质的讨论更为必要,而非相反,因为任何「实」,都同一定的「名」分不开的,除非人人都变成了直指人心,不立文字的禅宗信徒。问题只在于那加诸于「实」的名,是真名而不是假名,而不在于幻想使「实」摆脱「名」。好比有人卖「羊肉」,然而当人家怀疑地问「真是羊肉吗?不会是狗肉吧」的时候,那汉子不去正面答复,反而胡说什么「不要问什么姓羊姓狗了,反正吃得饱就是好肉」,难道能叫这种做法为「实事求是」吗?难道能不怀疑他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奸商吗?同样,邓一面指天誓日要坚持社会主义,另一面当改革日益变成官僚资本全面复辟的时候,却宣布「不要问姓社姓资」,人民能相信这是「实事求是」吗?能不怀疑邓在欺骗人民吗?

站在人民立场上,理应考虑目前改革的社会属性━━它有利于哪个集团?它要建立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社会?━━而不是相反;只有充份考虑到这点之后,人民才能理解到改革对自己的全部利害关系。「左王」的错误不在于要求考虑改革的属性,而是在于他们所了解的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充满专制与封建意味的假社会主义(其实,「姓」资「姓」社的提法,本身就充满封建味。所以叫他们为极左派,不如叫他们右派更恰当),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也只会把这种假社会主义强加于人民,绝不会让人民真正有独立思考和讨论的自由。要对付这种假社会主义、真专制主义,不能靠禁止讨论,相反,只能通过真正自由的辩论,才能揭穿「左王」。邓小平采取相反的做法,只能说明,他自己的立论与居心同样是见不得光的。这样一种专卖假货,而且对于任何关于真假的讨论都要棒杀的官僚奸商作法,居然还有人吹捧为「实事求是」的典范!

邓后的政局

盖棺论定。1979年邓小平以人民救星的角色重登舞台;1997年则以屠夫、骗子、官僚资本缔造者的恶名踏下舞台,虽然现在人们还没有充份认识这点。至于邓后政局,人们纷纷猜测,究竟那个终于摆脱儿皇帝的身份的「江核心」,能不能坐稳江山呢?他会不会坚持邓路线呢?整个政局是否稳定呢?

江泽民自然在不少地方比当年华国锋有利得多,不过,谁若以为,单靠邓小平的扶持,以及其他元老们的凋零,就能令江稳坐江山,那也未免太天真了。不仅党内人事派系的矛盾仍然起作用,而且整个统治集团、整个社会的各方面的矛盾也在起作用。在统治集团内部,各个官僚资本集团、各个政府部门的官僚,为竞逐市场、利润、地盆而发生的冲突日多;同时,尽管整个官僚集团都以走资为乐,可是,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谁都以自己的利益为依据,谁都不服谁,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之,统治集团的内部离心力空前膨胀。在社会上,由于官僚腐败、两极分化所引起的阶级矛盾及对中共的反感也在继长增高,同时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冒进政策也为危机之爆发预埋了炸药。各种各样矛盾所交织而成的力量远超过江泽民恋栈的力量。一句话,江泽民的禄位还是要由斗争来决定的。

不过,不论人事上的变数多么大,大体上不论中共哪一派当权,都不会根本改变走资本主义的路线,顶多是略加修改而已。据说,邓死不久就有「左王」的第三份万言书流传了。其实,只要对前两份万言书稍加分析,便不难知道,他们怎么「左」,也不会「左」到回到毛时代的路线。他们很起劲地攻击私营资本家,但对于官僚资本却刻意隐瞒,曲线回护,请问这难道是那不断警惕「党内资产阶级」篡党夺权的毛泽东主义阴魂的证据么?不论是从前的陈云与邓小平,还是现在的邓力群与江泽民,大家都很起劲的捍卫一党专政,包括捍卫中共党政官员在市场化改革中大捞一把的特权。所分别的只是在对待私营资本及外资方面,一个比较严苛,一个比较宽松而已。

自然不能排除当权派会在日后稍为放松政治控制,但大体而言,要平反六四,如果没有来自强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单靠统治集团内的为数极少的开明官员的努力,也是不大可能的。真正的民主化改革就更不用说了。

经过八九民运的失败,群众性的政治民主运动恐怕不一定能很快兴起。但是,农民与工人的局部性经济抗争,不仅过去几年一直持续,而且今后一定会继续发展,有可能发展为局部性的民主斗争。不过,能够形成一个强大的群众性民主力量并足以取代中共统治,这样一种局面,现在还远远谈不到。主要的障碍不是群众本质上缺乏政治热情━━八九年已经证明群众是能够广泛而不怕牺牲的参与民主斗争的━━而是群众思想上还很混乱,没能提出一条真正指向解放的道路。而那本来比较有条件从事这种探索的知识份子,却普遍接受了「补课论」(补资本主义的课),也普遍地疏远工农群众,同时加紧靠拢新生资产阶级,尽管后者从没表现出任何民主抗争精神。虽然近年开始有人对此作出反省,可是毕竟呼声微弱。在这个情况下,坚持一条真正把权力交给人民,并且让人民能普遍提高生活及文化水平的仁人志士,还要作长期艰苦的奋斗。

一九九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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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共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

向青

中共血腥镇压八九民运,而且在民主浪潮横扫东欧之后仍旧死硬抗拒任何民主改革,自称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最无耻的谎话,好比当年希特拉的纳粹党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样。事实上,中共早已彻底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工人阶级,变成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死敌。六四大屠杀正是它们的背叛的一个鲜明标志。

官僚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

凡对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稍有认识的人,都可以看出中共所实行的那种制度大大违背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是一种最自由、最平等、最民主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将来通过工人阶级革命和工人阶级专政所建立起来的那种新社会正是这样。这样的社会一定要实行财产公有制,而从大规模企业国有化开始。但仅仅实行全面国有化并不等于实现了社会主义。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实行了全面的产业国有化,把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都消灭了,在这方面具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特征。但是中国社会上仍有很大的不平等(整个共产党是个骑在人民身上的贵族等级,党内也等级森严),而人民完全没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那情形至少同封建时代或者法西斯统治下一样坏,倘若不是更坏的话。如果要承认毛泽东和斯大林之流所建立和维持的那种制度也算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话,我觉得,最好称它为官僚社会主义(就是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大家知道,社会主义思想有数不清的许多派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根据各派思想的社会基础把它们分为几大类: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自己那一派自然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那一派,因为代表国有财产制度上面的官僚统治者,所以适宜称为官僚的社会主义。

在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统治者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既有对抗性,又有一致性。官僚们经常压迫着工人,吮食民脂民膏,把社会经济和一切国家大事搞坏,尤其是阻碍着真正朝向社会主义前进,所以官僚和工人双方的利害是冲突的,永远是在或明或暗的斗争中,那情形彷佛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资关系一样。但是,在维持国有财产制度,防止资产阶级复辟(连防止帝国主义入侵也包括在内)这方面,工人和官僚的利害是一致的。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坚持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立场的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虽然极力反对官僚的统治,却始终承认这种以国有财产为基础的官僚统治还算是工人政权,把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称为堕落的、变态的工人国家。后来的托派看待东欧各国和毛泽东的中国也是一样。

中共政权已经蜕化变质

自从毛泽东死掉,邓小平上台,实行他那套「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情况大大改变了。「改革开放」自然有进步的一面,例如,对人民的思想、言论和出版事业的控制都稍微放松了,闭关自守政策也放弃了,农民和城市的个体户都得到相当的经营自由。但是另方面,资本主义企业也得到越来越大的生存空间。一九八八年初,中共修改宪法,正式保障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的存在权利了。据今年二月廿七日大公报摘录内地刊物《探索与争鸣》一篇文章的报导,「私营企业主利益集团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具备了形成阶级的数量条件。全国现有私营企业四十多万家,按工商局统计平均每家雇工十六人计算,当有雇工六百万以上。」所谓「私营企业主」,不过是资本家的别名而已。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在大陆重新出现,而且获得宪法的保障了。以前,由于中共政权维持国有财产制度,根本不容许有资产阶级存在,所以,不管中共怎样压迫工人,工人群众怎样没有政治权利,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上,你总不得不承认中共政权是站在工人阶级方面,而不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现在,既然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重新出现了资产阶级,中共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就成为值得重新研究的问题了。

由于中国根本没有民主,中共依仗武力,专横跋扈到极点,而无论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目前的力量都还很弱,所以任何阶级都不能控制中共,反而被它任意欺压和控制。但是,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之间,中共到底同哪个阶级比较亲近、友好,而同哪个更疏远、敌对呢?毫无疑问,是亲近资产阶级而疏远无产阶级。内地的工人群众早已根据生活体验找到这个答案,他们传播着两句歌谣:「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香港的工人凭着阶级的本能,也不难从中共钦定的基本法上面看出这点。如果一定要见到惊天动地的大事变才能够承认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那么,六四大屠杀也应该足以使人们惊觉了。中共一面屠杀人民,特别残暴对待工厂工人,一面再三宣布对资本主义开放的政策决不改变,这还不够表明它的阶级立场吗?中共还不是资产阶级的良好和可靠的代表,当然更不是驯服的工具,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复辟还没有完成,更没有巩固,但是,在八八年修改宪法之后,尤其是六四屠杀之后,任何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把中共政权当作任何意义的工人阶级政权,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极端严重的大错。资产阶级作出这样的错误判断是不要紧的,因为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可以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利益,在客观上可以成为迫使中共更进一步向他们靠拢和讨好的手段。工人阶级如果犯了这种判断错误,就难免迷失方向和踏入陷阱了。

工人阶级需要认清一个政权代表哪个阶级,为的是确定自己对它的态度。当中共政权还算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时候,尽管它有许多坏处,但是每逢它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时候,尤其是遇到有资产阶级复辟威胁的时候,工人阶级都应该保卫它,支持它,免使资产阶级胜利。因为资产阶级一旦胜利,失败者不仅是中共,还有中国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如果中共同台湾政权之间重新爆发战争,情形就是这样。但是,今天邓小平政权已经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了,它已经开始变成一个极端反动、极端专制的资产阶级政权,所以,当它陷入危机的时候,工人就再不应该保卫它。工人不但要避免受它欺骗,要拒绝支持它对抗内地的自由民主运动,甚至如果它同台湾政权打起仗来,也没有义务支持它。因为现在是两个资产阶级政权之间打仗,而不是一个工人政权同一个资产阶级政权打。

有人怀疑中共政权已经蜕化变质的看法。他们觉得,现在私人资本虽然重新出现了,但是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的部份,国营企业仍占主导地位,而且最近中共对经济实行「治理整顿」,已经重新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计划性了,所以,他们认为,中共政权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所改变的只是某些经济政策而已。既然过去承认它是官僚主义变态的工人政权,现在仍旧应该承认。

这种观点把政权的阶级性质问题转化为经济制度问题。这两个问题虽然有密切的关连,但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为了解答一个政权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问题,固然要注意这个政权的经济基础(因为各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处于支配地位,工人阶级处于被支配地位),但是更重要的是看那政权机关同各阶级的政治关系:执政党派由哪个阶级推举出来?在最重大的利害问题上代表哪个阶级?如果一个国家根本不允许有私人资本,它的政权当然不可能代表资产阶级。那政权所维持的国有财产制度正是工人阶级政权所需要的。所以,根据这种经济制度,就可以推断那政权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尽管工人群众也许实际上并不能控制那政权机关,像过去长期间中国和苏联等国的情形那样。现在中国已经重新出现资产阶级(虽然国营企业仍占支配地位),就没有理由说那个掌握住庞大的国营企业的中共政权不可能代表资产阶级,一定是代表工人阶级了。现在必须考察政权机关同两大阶级的实际关系,并且考察国营企业是怎样经营管理的,然后才能够解决政权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问题。

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下,中国的工人阶级仍和过去一样地没有政治权利,在企业单位里也没有管理权。由于社会上有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工人阶级相对的经济地位反而更降低了。自从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兴起以来,工人阶级越来越成为中共政权主要的压制和防犯的对象。另方面,中共政权越来越讨好华洋资本家,中共官僚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趋向与资本家同化。所谓改革派的理论家,在思想上越来越以资产阶级为师。国营企业管理方法上的改革,主要是扩大经理人员的权力,使他们的地位和利益都接近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而更加不是向劳动人民负责的管理人。久已拟议的国营企业的股份化和私营化(包括私人承包和卖给私人的办法)虽然暂停实行了,但是中共十三大把社会主义经济界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点仍旧维持不变。这就确定了国营企业的指导方针是追求利润,是供应市场需求,而不是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总而言之,无论政权机关还是国营经济,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下,都更加远离工人阶级的立场而资产阶级化了。最引人注目和反感的「官倒」现象,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中共统治者和他们的家族已经直接具有资产者的身份了,而且是寄生性最大、最敌视人民的那种资产者呢。如果敢于正视现实,就必须承认现在的中共政权代表最反动、最丑恶的重新诞生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也就是官倒资产阶级。人们早已普遍看出,所谓坚持四项原则,实际上只有坚持中共一党专政这条是真的。现在应该进一步指出,坚持中共专政,已经变成了坚持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反的只是自由化,并不反资产阶级。

有人觉得,六四以后,中共为了避免剌激工人阶级起来造反,至少暂时不敢在国营企业里大批裁减职工和折扣发薪了,这总可以算是迁就工人阶级利益的做法吧?我们的回答是这样:迁就一点自然比一点也不迁就好,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中共还没有脱离工人阶级的立场。在形势险恶的时候,资产阶级政权也会采取某些避免剌激工人起来造反的办法。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道路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是这样一条路:最高权力属于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包括非剥削者的知识份子在内),实行最高度的民主,除了剥削别人和损害社会利益的自由以外不限制任何自由,把一切人力和自然资源作最优良的利用,不让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受少数人(资本家或官僚等)控制和滥用,真正按劳取酬,尊重专家和各种有特高才能的人,让他们有最好的机会发挥才能贡献于社会,但避免给他们太突出的高于一般人的物质待遇,避免使他们成为贵族等级,这样尽可能迅速而和谐地发展物质建设和精神文明,创造条件在将来(可能在若干代人之后)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制度。

即使在中共政权的黄金时代,在它最亲近人民、起着进步作用的时候,它也没有真正实行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路线,而只实行着带有许多官僚主义污点的反资本主义路线,也就是官僚社会主义路线。到了今天,中共政权已经彻底堕落变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承认它代表无产阶级或者社会主义了。相反,它已成为社会主义道路上最大的障碍物,中国无产阶级最大的敌人。

在纪念八九民运一周年的时刻,人们正在进行各方面的反思。这种反思的重要内容之一,应该是对中共政权的重新认识。只有在这方面得到正确的认识,才可以定出继续奋斗的正确路线。

一九九○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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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中共政权的阶级性

向青

我在《有中共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中共政权已经蜕化变质的见解,很快就得到两位读者分别来信评论。一位是八九民运中「工自联」的核心人物之一,现在被迫流亡在法国的岳武先生,他对我的见解热烈支持,并且表示希望这见解能够在内地广泛流传。另一位是身份不明的「一读者」先生,他不但不同意我的见解,而且认为我的见解根本模糊不清,不知道我真正的意思是甚么。他的来信中有不少具体的质疑和意见,讨论起来可以把中共政权性质这个问题进一步解说清楚。我现在这篇文章就是以同他讨论的形式来进一步说明我的见解。

复辟基本实现,但未彻底完成

我上一篇文章里面有如下这些话:「中共早已彻底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工人阶级」;「中共政权已经蜕化变质」;「任何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把中共政权当作任何意义的工人阶级政权,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极端严重的大错」;「今天邓小平政权已经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了,它已经开始变成一个极端反动、极端专制的资产阶级政权」;「现在的中共政权代表最反动、最丑恶的重新诞生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也就是官倒资产阶级」;「坚持中共专政,已经变成了坚持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我相信,一般读者,不论是否赞同我的见解,都不会觉得这算是「模糊不清」,「不知向青先生的真正意思是甚么」。

令那位「一读者」觉得「模糊不清」,「好像存在着矛盾」的,是文章里还有这样的话:「中共还不是资产阶级的良好和可靠的代表,当然更不是驯服的工具,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复辟还没有完成,更没有巩固」。「一读者」觉得这些话的「意思好像是说中共还不是个资产阶级政权,资本主义还未在中国最终确立」。「一读者」一定是以为,凡是资产阶级政权的执政党都是资产阶级的良好而可靠的代表,甚至都是驯服的工具,否则就不算是代表资产阶级执政了。他这种见解的确是黑白分明,一点模糊和矛盾都没有,可惜太不符合实际,同实际之间的矛盾太大了。请问「一读者」:许许多多落后国家里的腐化无能的专制政府,例如以前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政府,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政府呢?另方面,它们算不算是资产阶级的良好而可靠的代表,甚至是驯服的工具呢?难道你不知道有「恶仆」这个名词?不知道曾有政论家把某些政府比喻为统治阶级的欺凌主人的恶仆?我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是官僚专制的工人阶级政权,现在(至少从一九八八年起)的中共政权已经蜕化变质,成为官僚专制的资产阶级政权了。你不同意变质的见解,你提出了不少反对的论据,但是你始终没有表明你自己对中共政权阶级性质的看法。不但没有表明你认为现在的中共政权代表甚么阶级,而且没有表明你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代表甚么阶级。你破而不立,这就令我同你讨论时要浪费许多笔墨去推测你的立场,而且难有圆满的结果。因此我要再问你:你是否同意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是官僚专制的(变态的)工人阶级政权呢?如果不同意,你认为它的性质是甚么呢?如果同意,你认为那时的中共算不算是工人阶级的良好而可靠的代表呢?一面说中共政权是工人阶级政权,一面又说中共不是工人阶级的良好而可靠的代表,更不是驯服的工具(反过来,中共要工人当它的驯服工具),这算不算自相矛盾,或者模糊不清呢?

我上一篇文章断定中共已经蜕化变质,彻底背叛无产阶级,成为代表资产阶级统治的党,这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复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但是,中国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已经走到底没有?怎样才算是走到底呢?关于这方面,上一篇文章谈得太简单,只有一句话,就是前段开头摘引出来的那句,它光指出复辟还没有彻底完成,再没有进一步论述了。这是需要补充的。但是,在讨论这方面之前,我应该进一步说明中共党和它所掌握的国家机关的蜕化变质,因为「一读者」反对这个论断,而且根本反对我分析这个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反对我判断一个政权的阶级性质所根据的标准或原则。

断定中共变质的根据

「一读者」说我断定「中共变『资』的理由有三:一个是八八年的修宪,另一个是六四屠杀,再一个是近年的官倒现象。」然后他逐点批评。第一,不能只看宪法,不看实际。例如宪法上讲中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等于现实上就是。

只看宪法不看实际的,不是我,而是「一读者」。我上篇文章里明明白白地指出,自从邓小平上台,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企业在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大的生存空间,还根据内地刊物的报道,指出全国已有私营企业四十多万家,雇工总数有六百万以上。这个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才是我谈论复辟问题的起点,也是断定中共「走资」的第一点理由。八八年修改宪法,不过是把中共已经实行了十年的实际政策正式制度化而已,也是中共恢复资本主义决心的鲜明表现。但是在「一读者」对我提出批评的时候,根本当作我谈到社会经济现象的那些话并不存在,当作我把修改宪法作为一点独立的理由。他那种说法甚至让人家以为我是拿没有实际意义的宪法条文来做根据。「一读者」为甚么这样做,只好请他自己解释了。

至于六四屠杀,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本身当作断定中共政权变质的一个理由,我只是说六四屠杀之后,人们更需要严肃地考虑中共政权性质这个问题了。我的文章这样写着:「如果一定要见到惊天动地的大事变才能够承认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那么,六四大屠杀也应该足以使人们惊觉了。中共一面屠杀人民,特别残暴对待工厂工人,一面再三宣布对资本主义开放的政策决不改变,这还不够表明它的阶级立场吗?」这里很明显,我并不是说屠杀人民就构成中共「走资」的证据,而是说中共一面特别残暴对待工人(以工人为敌),一面坚持讨好资产阶级的政策(以资产阶级为友),这种做法构成中共「走资」的证据。「一读者」在这点上又一次歪曲了我的论据。他把一九五六年镇压匈牙利革命事件拉到一起来谈,根本是废话,因为我并没有说凡是镇压人民都是变质、「走资」。更莫名其妙的是,他忽然把一九二一年喀朗施塔事件也拿来相提并论了。当年苏俄政府镇压喀朗斯塔叛变和去年中共镇压北京民运是不是本质上相同呢?请「一读者」说说吧。他还表示「知」道「在托洛茨基主义里」怎样看待喀朗施塔事件呢!很好,就请他统统说出来吧。

我说:「为了解答一个政权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问题,固然要注意这个政权的经济基础……但是更重要的是看那政权机关同各阶级的政治关系:执政党派由哪个阶级推举出来?在最重大的利害问题上代表哪个阶级?」「一读者」不同意根据政治立场(态度)判断政党和政权的阶级性质,他「认为介定阶级的标准更重要的反而是经济位置而不是政治态度。说香港大部份工人政治态度上认同资本主义,不等于他们已变成资产阶级。……中共的阶级性归根结底是由经济位置所决定的。」

个人属于甚么阶级,自然是看他的经济地位;看他是雇用工人的老板,还是领取工资替老板做工的。但我们现在谈的是政权(政府、国家)和政党,不是谈个人。怎样判断一个政权或政党的「经济位置」呢?这真要「一读者」来指教了。按照他把政权和个人一样看待的方法,只好认为具有国营企业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因为它是老板嘛),实行全面国营的更是绝对垄断的资产阶级政权了,而没有一个政权是工人阶级的政权(因为任何政权或政府人员都不是在人家的企业里做工的)。多么惊人的新发现或者新发明!也许「一读者」的意思不是这样,而是:国家财政有盈余的是资产阶级政权,有庞大国债的(例如美国)是无产阶级政权。不论怎样解释,按照「一读者」的标准,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政权。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所谓政权(国家)的阶级性,所指的不过就是一个政权代表哪个阶级去压迫其他阶级。我说要根据政权机关同各阶级的政治关系去判断它的阶级性质,这是从国家政权的本质所得出来的必然结论。这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否定这种方法,等于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当然,观察一个政权的经济基础,这就是说,看它维护哪一种经济制度,也可以判断它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因为维护一种经济制度,就等于维护在那种制度下占支配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权力。但这是间接的方法。至于「一读者」说的,要看政权的「经济位置」,恕我孤陋寡闻,没有听见过这种说法,不懂它的含意,更不知道他这种见解根据甚么理论。我所根据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出: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谓「同社会脱离」,主要就是指脱离经济结构,脱离任何一个阶级的范围。国家的本质并不是经济机关,不是为了参与经济活动,所以根本谈不到国家(或政权,或政党)在经济结构里占甚么位置。我不知道「一读者」是否同意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我希望他说明他的国家理论。

必须强调指出,如果根据经济基础来判断政权的阶级性质,只能根据一个政权维护甚么经济制度,而不能根据那个政权存在的随便一段时间里社会经济结构中占主要地位的制度。苏维埃政权刚刚在俄国建立起来的时候,俄国的经济结构并没有马上改变,这就是说,照旧是资本主义制度占主要地位。但苏维埃政权从头起就不是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工人阶级政权了。这一方面由于苏维埃政权是工人阶级推举出来的,同时也由于这个政权并不维护原有的经济制度,反而要去根本改造它。再拿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来看,当时公社的领导力量连改造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意向都没有,但这并不妨碍公社是工人政权,而非资产阶级政权(因为公社是一种全新的政权机关,完全由工人代表组成)。可见,不能简单地根据当时的经济制度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对于新成立的政权,或者新近开始了重大转变的政权尤其不能靠这种方法来认识它。

从一九七八年起,中共政权正好是处于重大转变中。过去,尽管它不是直接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的政权,它甚至不受工人阶级监督,甚至对工人群众压迫得很厉害,但由于它维护着全面国有的经济制度,根本不容许资本主义企业存在,而国有制度是工人阶级建造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这就表示,当时的中共官僚政权实际上起着代表工人阶级实行统治的作用(尽管很不健全)。现在,中共已经不再维护全面的国有制,它允许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存在和发展了,它全部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的总的方向,是背向社会主义而面向资本主义,是压迫工人阶级而相对地扶助或抬高资产阶级,尤其是便利现存的官僚统治层转化为资产阶级,所以,尽管到今天为止,绝大部份的国营企业还没有转归私有,新生的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在全国经济中只占很小的一部份,但是中共政权已经不是维护国有制的力量,而变成打破国有制的力量了(在六四之后,中共打破国有制的进度暂时放慢了,但是方向并没有改变)。这就表明:中共政权已经不是代表工人阶级实行统治的力量,反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了。这是一个绝顶重要的政治事实。我说中共政权已经蜕化变质,就是把这个事实指出来。所谓复辟已基本实现,就是指中共政权的社会功能或者服务的对象已经根本改变。至于经济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复辟已经实现了多少,今后的发展速度大概会是怎样,比起上述政治的根本大转变,就属于次要的了(当然不是说,这方面毫不重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这个道理不能忘记。

国有制和工人政权

有人觉得,既然现在私营企业只占很小的比例,所有银行和绝大部份的工业和运输、交通事业都照旧是国营,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结构基本上仍和毛泽东时代一样,是非资本主义或称为后资本主义的,就应该承认,依存在这个基础上的政权也和以前一样,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工人阶级的。有人还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的政权并非不可以容许国民经济里面有一个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部份。「一读者」来信立论的逻辑倾向看来也是这样。不过,前已指出,不知为甚么,他始终没有作出半点结论,始终没有表明他认为中共政权代表甚么阶级。

这种见解看来很有道理,尤其是显得符合托洛茨基派的正统理论(大家知道,托派最重视那些受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的阶级性质问题,而且有一贯的严谨的立场)。但我认为,持有这种见解的人其实没有把握到托派传统见解的主要论据,所以不能了解历史新情况的真正意义。

原则上工人国家当然可以容许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存在。在工人政权成立的初期,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已经把全体大企业都收归国营之后,有时还不得不暂时后退一步,重新允许私营企业存在。例如一九二一年苏联所采取的新经济政策就包含这个内容。现在很时兴谈论「混合经济」,让我们就把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并存的情况称为混合经济吧。我认为,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混合经济。一种是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混合经济。另一种是维持或者朝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混合经济。第一种(朝向社会主义的,或者简称为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有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这个政权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必要的办法来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只有具备了这个前提,那种混合经济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经济。没有一个胜任的工人政权的时候,那混合经济就不是确定地朝向社会主义发展。如果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或者亲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集团的手里,那混合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变种,或者是正在复辟中的资本主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权的性质,而不是经济结构里面各种成份的比例。

在斯大林政权或者一九五六年以后的毛泽东政权统治下,一方面不让工人享有政治权利和经济管理权,保持并且增加社会的不平等,总而言之阻塞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另方面维持全面的国有制,不许资本主义企业存在。这时的政权是官僚专制的(堕落的、变态的)工人政权,而经济结构是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制度,它既可能经过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重建胜任的工人政权)而走向社会主义,也可能经过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而走向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实现,不一定是首先在社会上产生一大批资本家,形成强大的资产阶级,由它推翻原有的工人官僚政权,或者由外国资产阶级来实行征服。也有可能是整个工人官僚政权蜕化变质,变成亲资产阶级的政权,采取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蜕化变质的明显征象,就是一方面继续甚至变本加厉地压迫工人,另方面在经济上容许资本主义企业存在和发展,从全面国有和集体化的经济变成混合经济。尽管这样生成的混合经济在初期仍旧是国营成份占主要地位,私人资本的成份还小,私人资本还不能充份自由地发展,但是由于政权的阶级性质已经改变,所以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朝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方向已经确定不移了:私人资本一定继续发展,国营企业本身也要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这种混合经济只能归入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一类,不应该反过来,根据国营经济仍旧占主要地位而认为政权仍旧是官僚化的工人政权。

就国营经济和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比例而论,资本主义复辟开始时候的混合经济可能同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混合经济一样,可是两者的发展方向正正相反。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政权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所以那时的混合经济朝向社会主义发展。在官僚统治集团的身旁没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时候,像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那样,整个经济结构的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可以前进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倒退回资本主义。官僚统治集团一旦容许一个民族资产阶级长久生存在身旁,它就一定迅速地同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起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所以,把混合经济的成份比例当作决定性的因素,把官僚层跟哪个阶级亲近当作小事情,是根本错误的。

国营经济并不是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它既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等并列的一种基本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里都可以有国营经济成份。在不同的社会里,国营经济的经营方法和发展方向也不相同。所以,根据国营经济占主要地位就断定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是后资本主义的制度,断定那个基础上的国家是工人国家,那是错误的。奈温统治下的缅甸和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都曾经把大部份工业实行国营,但它们显然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不同,它们不是工人国家,而是资产阶级国家。为甚么不同呢?主要因为,苏联经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把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打碎了,另建一套工人阶级的国家机构,跟着把土地和资产阶级手中的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虽然后来发生政治反动,工人阶级再不能直接掌握政权,政权落到反动官僚层的手中,但是革命的社会成果,就是全面的国有制,不容剥削阶级存在的原则,仍旧保持下来(一直到最近戈尔巴乔夫开始资本主义复辟为止),所以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仍是后资本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而政权是堕落、变态的工人政权。纳赛尔的埃及和奈温的缅甸就不同了。它们虽然实行了广泛的国有化,当时国营经济所占的比例不会低过一个稳定的工人国家所必需,但是这并不是工人阶级革命的结果,在社会经济制度上也没有走到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确立禁止剥削的原则。纳赛尔和奈温的统治集团都是原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一部份,他们对旧机构只作了局部的修改,并没有整个推翻重建,所以国家机构仍旧是资产阶级性的。国有化只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新政策,并不是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的表现,因此后来转回头也比中苏等国的复辟容易。现在中国虽然仍旧保持着大部份的国营企业,但由于政权已经变质,所以国营经济的性质也变成和以前的埃及或缅甸一样了。在胜任的工人政权统治之下,允许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成份暂时存在,不会妨碍整个社会朝向社会主义发展。但工人官僚政权一旦容许资产阶级重新产生和无限期的发展,大概就是复辟的开始了。

问题的实际意义

为甚么我们要研究中国(以及一切号称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国家)真正的阶级性质问题呢?这不是纯粹理论性的问题,更不是简单的名号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实际政治问题。如果一个政权是工人阶级政权,尽管它已经发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变态,工人阶级和一切忠实的社会主义者都应当无条件地保卫它(所谓无条件,就是说不以当时的执政者的好坏为条件),不让剥削阶级推翻它。保卫工人阶级政权(另一种说法是保卫工人国家),不等于保卫执政的反动官僚集团。社会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停止对官僚专制的斗争。但是,当工人还没有力量马上推翻工人官僚的专制政权,代之以革命民主的工人政权,而资产阶级复辟的力量已经实际威胁到现政权的生存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应当号召工人群众与官僚政权并肩作战,对抗资产阶级的复辟力量,不管复辟派许诺甚么民主政制。反过来,如果一个原先的工人政权已经蜕变成为资产阶级政权了,尽管它仍旧打着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旗号来骗人,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就没有责任去保卫它了。工人阶级不但不应该与它合作去对抗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而应该以某种适当的方式联合一切民主派去打倒现存那个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权了(所谓适当的方式,主要是说,在联合奋斗中,工人阶级要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不承认资产阶级有权领导,不受资产阶级限制,直接争取建立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权)。

现存的中共政权是个极端专制的反动政权,争取民主是一切稍有政治意识的人民共同的首要目标。但是,到今天为止,中国民主的呼声绝大部份都没有超越资产阶级式民主的范围,其中不少还明显地打出资本主义的旗号。因此,社会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民主派,就成为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了。如上所说,判断中共政权是工人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权,结果就会采取两种相反的政治态度。谁今天还把中共政权当作工人阶级政权,他就难以避免实际上帮助中共去对抗民主运动,结果不由自主地变成反动势力的工具。他自以为这是维持过去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国有制),但事实上他所保卫的那个政权正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罪魁和主力。即使他们避免了在实际行动中帮助中共对抗民主运动,他到了今天还说中共政权代表工人,客观上也等于帮助中共欺骗群众。这不但会阻碍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更严重的是进一步败坏社会主义的名誉。中共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犯了无数罪恶,已经使群众误会社会主义就等于极权统治,已经使忠实的社会主义者苦于恢复社会主义名誉的艰难。到了今天中共反动面目已经暴露得这么清楚的时候,如果有些多年来反对中共极权统治的社会主义者还要向人「解释」中共政权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岂不叫人要代替托洛茨基叹息一句「我撒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吗!「一读者」把这个绝顶严重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当作「道德批判」的问题,我不知道他那「严格的科学分析」是从哪里学来的!

基础和上层建筑

关于堕落或变态的工人国家的理论分析和无条件保卫工人国家的政治原则,是托洛茨基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重大贡献。前面已经指出,这种理论的逻辑,决不是国有制决定了政权的工人阶级性质,而是恰恰相反,国有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要由政权的性质决定。谁若不信,请他去仔细读读托着的《被背叛的革命》吧。我自然无权要求「一读者」一定要承认托洛茨基的权威,接受他的见解。他大有可能认为托洛茨基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一窍不通。不过,我敢说,如果「一读者」是这样了解马克思主义,那不过是把一种庸俗的误解当作了真实货色而已。国家机机究竟在整个社会系统里占甚么位置,换言之,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是个很不简单的问题,近年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中有不少人对这方面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一些较新的看法。我不打算在这篇文字中涉及这方面。不过,我想简单说两句。我觉得,传统的比喻,把国家当作上层建筑的一部份,不如改说国家是整个社会混凝土结构中的钢骨,从基础到顶层都贯穿着。不论怎样比喻都好,如果对它作死板的了解,或者用比喻的引申代替了对现象本身的分析,那就收到反效果了。套一句成语:尽信比喻不如无比喻。

保卫工人国家的原则

关于无条件保卫工人国家这个原则,我认为,今天需要注意世界新形势对于这方面政策运用的影响。托洛茨基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一个工人国家,就是苏联。那时,帝国主义阵营比苏联强大得太多,而且非常积极地企图用强力把苏联消灭(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政权可以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度首先建立起来,连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都不相信。不但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前不信,成立之后也还有许多人不相信(预言它很快倒台,或者不承认它真正是工人阶级的政权)。但事实上苏维埃政权维持了下来,而且,尽管不久发生斯大林主义的反动,但至少在工人阶级眼中,苏联的国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优越是相当明显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普遍发生经济恐慌,大批失业,法西斯主义盛行,统治者用种种办法压制生产的发展,而苏联的生产力却突飞猛晋)。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保卫苏联(第一个工人国家)自然有极大的重要性。当时的苏联,是人类新出路的象征,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个实例。保卫苏联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如果苏联被推翻了,就要大大打击全世界劳动人民争取自我解放的信心,而且复辟后的俄国经济一定大大恶化,使历史倒退一大步。因此托派把保卫苏联(后来扩大为保卫一切工人国家)当作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到了今天,这个原则仍然是正确而且重要的。不过,第一,必须留意观察那些早已严重官僚化的工人政权的堕落进程,避免把已经变质,亲手在推动资本主义复辟的官僚政权仍旧当作工人阶级的官僚政权,客观上帮助了它去对抗那思想上还很混乱的工人民主运动。其次,我认为我们应当了解,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即使某些共产党政权还没有变质,仍旧是工人政权,保卫它们的重要性尤其是具体方法也应当同以前有所不同了。近年,帝国主义使用强力去推翻工人国家(尤其是像中苏这样的大国)的可能性比以前明显减少了,他们多份宁可采取「冷」的、软的手段,即所谓促成「和平演变」。这时,社会主义者保卫工人国家的办法也需要作相应的改变,要更灵活巧妙些。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在政治上同官僚统治者划分得清清楚楚,要小心翼翼仔细权衡,认真地避免这种保卫政策对群众的反官僚运动造成一点点障碍。例如,当群众涌入民主运动而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没有足够警惕的时候,我们有所警惕自然是应该而且十分重要的,但决不可以因此就站在群众运动之外,更不要说站在对面了。参加在群众运动里面的时候,也要避免专门提出警告和不祥的预言。我甚至想大胆说一句:目前在工人官僚统治的国家里,最重要的促使群众民主运动兴起,初期思想混乱是不重要的。我们可以在运动里面进行耐心的解释和说服工作。甚至第一步避免不了让某种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上台,这也很可能是下一步新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短促的前奏。今天,事实上那些极权主义的工人官僚的统治,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起的障碍作用,甚至比资产阶级多少有点民主的政制还要大。所以,复辟虽然是倒退,但程度上会和大战前不同。这是目前形势和过去时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大的不同。害怕政治反抗行动招致资本主义复辟,本来是妨碍变态工人国家的群众起来作政治行动的最大的主观因素。今天,到了群众本身已经开始摆脱这种顾虑的时候,富有理论修养的社会主义者千万不要反而助长了这种顾虑。

一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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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陈路线斗争与中国前途

向青

今年以来,中国大陆最惹人注意的情况,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所受到的挑战和邓的反击。一、二月间,邓小平南下活动,鼓吹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中心是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是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并且号召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不用害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这等于公开承认中共上层有路线斗争。一般人认为这斗争的一方是邓小平代表的改革派,另一方是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有人甚至认为两条路线的差别是:邓主张对资本主义开放,而陈派则坚持社会主义。香港和海外的评论一般都支持邓路线,认为对资本主义大胆开放是中国的出路。其实,邓陈的路线分歧并不那么大,也不能说其中一派的路线整个地比另一派符合人民的利益,代表进步。

主要分歧在哪里

根据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照着关于陈派见解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出两派明显的分歧如下。第一,邓坚持经济建设是唯一的工作中心;陈派则认为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来防止「和平演变」也是当前工作中心之一。第二,陈派认为决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并且要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邓主张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的东西,认为既然中共手中有政权,还有国营大中型企业,就不怕被资本主义占上风。第三、陈云几十年来一贯地强调经济建设要坚持按比例的原则,要符合国力,稳定发展,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冒进;邓现在强调要快一点,「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第四,陈认为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主要原因是以前几年的经济过热、出轨,造成难以忍受的通货膨胀,加上官场的腐化贪污;经过三年治理整顿后,现在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了,但是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出轨的危险仍旧存在,所以不能宣布治理整顿结束,只能暂告一个段落。邓则强调八四至八八年跳跃发展的功劳,不谈经济过热能否事先预防,反而说「总是要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等发现问题再加以治理,并且说,如果没有那几年发展的成果,「六四」那个关就闯不过,第五,邓小平对经济特区非常赞赏,实际上把特区当作全国发展的火车头;陈云则认为特区的经验始终还没有做好总结,并且强调不能过份依靠外资,他虽然终于在五一前夕公开表态,支持上海浦东的开发和开放计划,但同时说不能照搬深圳那一套。

上述这些分歧表明,邓陈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对改革开放赞成与反对的分歧。双方都支持改革开放。事实上,在倡导改革开放上,陈云的贡献仅次于邓小平。改革的根本目标,双方同样宣布是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维持中共的领导权,维持大规模企业的国营。双方的分歧只在于某些具体办法上,主要是一些程度上和速度上的不同。

许多人把六四以后的经济紧缩(治理整顿)政策当作是陈云和李鹏反对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改革开放路线的表现。其实这个治理整顿的政策在一九八八年九月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已经决定了。当时代表政治局作报告并且提出这政策的,正是赵紫阳。现在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也说:「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有成绩」。更值得注意的是:正由于前几年的经济过热,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失调,才使随后的紧缩政策成为不可避免。投资过多,大大超过了原料、材料、能源和运输能力的负荷。「老厂吃不饱,新厂又投建」。名为建设,实际是大大浪费:例如一九八八年调查二百多个近九年内建成的生产经营,竟有一半以上不能正常利用。八九年全国彩色电视机的生产能力闲置一半以上,电冰箱的生产能力闲置近三分之二。所以,把近三年来的治理整顿当作只是陈云和李鹏一派的政策,或者把这政策当作一件坏东西,都是错误见解。当然,六四对治理整顿政策有影响;如果在赵紫阳领导下实行整顿,同李鹏领导下会有些不同,派系斗争的因素也掺杂在里面。但这一切都是次一级的因素,不能否定在治理整顿上两派基本的一致性。

可否说陈邓比较起来,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呢?我认为也不恰当。陈重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对于私人资本主张控制较严,又要把反和平演变的思想斗争当作工作中心之一,在这些方面都似乎比邓左。但在经济建设的方针上,陈却比邓稳健,可说是比较右。

和平演变的问题

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急剧转变,共产党纷纷倒台,显然是促使中共内部分歧激烈化的一个重大原因。在坚持一党专政,死硬拒绝民主,严厉压制政治自由这些方面,中共内部是完全一致的,至少还没有显露党内有任何民主反对派的迹象。但是,为了有效地防止和平演变,应该采取什么具体的办法,在陈云、李先念、王震、邓力群、胡乔木等人一派同邓小平一派之间,却有明显的不同竟见。陈派主张搞一个旗帜鲜明的反和平演变运动,邓派反对。邓派认为,只要加紧搞好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改善了,和平演变的危机就会从根本上消失;如果特地搞一个反和平演变的运动,反而对经济建设工作起妨碍作用。陈派指责邓的路线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使和平演变有机可乘。在九一年十一月的中共八中全会上,陈派未能把反和平演变写入决议案。

中共统治集团对和平演变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所怕的主要是丧失政权,也就是怕让人家用和平手段轻易地把政权夺走。其实,另一种意义的(也就是更有深刻意义的)和平演变,在中国已经实现了。那就是:今天的中国已经和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同。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府(从一九五六年起),是禁绝资本主义的;现在的中共政府却允许而且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经济。到一九九零年底,中国大陆已有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四十多万家,雇用工人五百多万。私营企业的活力显著地高于国营企业,私营企业所占产品的比例高过所占资金的比例许多。现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比改革开放前降低了许多,而「财大气粗」的新兴资产者到处可见。在明显的社会两极分化中,无论中共官方的政策还是大多数官僚个人的行为,都是偏向于资产阶级而不是偏向工人阶级。中国国营企业从来都没有真正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现在更开始实行承包、租赁以及股份制度,实际上正在转向私有化了,经营的方式也在转向资本主义式。

对于这种已经实现的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邓派固然只有促进而没有反对,陈派也不是根本反对。陈派并不打算推翻已成事实的演变,他们至多不过企图阻止更进一步、更完全的演变而已。他们企图在私营企业的竞争下维护那完全受官僚操纵的国营企业,甚至想重走四十年前用官僚手段限制私人资本的道路,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他们所主张加紧思想控制的办法,不但阻止不了经济上的进一步资本主义化,反而会激起更快的政治反抗。比较起来,邓小平路线倒有多一些的机会使中共在社会经济和平演变中保持政权。邓路线一面坚持政治高压政策,一面尽量开放私人发财的机会,至少可以暂时转移人们奋斗的目标,延缓政治反抗的爆发。

眼前的趋势

中共这次党内路线斗争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公开化: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北京的党报同上海的党报论调相反,前者是陈派的声音,后者是邓派的声音。二月底,邓的南巡讲话正式作为中央二号文件传达了,三月初又由政治局决议通过邓的路线。此后党内没有人公开唱反调了,到处一片拥护的声音,但是仍旧可以看出有掩饰着的反对意见,例如以全面地了解邓路线为名,实际上冲淡防左为主的论断。五一前夕陈云公开表示支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表示支持浦东的开发和开放,可说是邓路线在现阶段胜利的完成。估计宣传部门里邓力群那一派大概会受到相当的整肃,但国民经济计划方面显然采取了陈云那种稳健的办法,这已经反映在三月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面。更清楚的政策倾向,要看年底举行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作出什么样的人事安排才知道。

最近「破三铁」(打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呼声盛极一时,但很快也引起相反的警告和解释。在没有为受影响的工人安排好生活出路和转业门路之前,就猛然打破工人原有的饭碗,必定会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安,这是很容易了解的。还有经济工作者指出,光是在企业内打破三铁,而不破掉政府套在企业颈上的铁锁链,也不能提高国营企业的活力。看来这方面的改革势必继续推行,但是中共当局大概不敢过于鲁莽。价格改革的问题,情况也相似。像八八年八月那样的物价飞涨和抢购狂潮,中共一定不想再次出现。

看来,真正大胆试验,加速进行的,大概主要是各地方的自寻出路,尤其是扩大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这正是中央政府有意把权力下放,实在也难于控制的方面。这方面推行邓小平路线的结果,大概首先会出现一片繁荣的好景,但随后就很容易造成经济过热,以及其他弊病,例如,由于自相竞争而让外人坐收大利,甚至引致各地区之间互相封锁对抗,这些都是八五年至八九年初的显著现象。

中国大陆上周期性地出现的经济过热,同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循环里面的经济过热(就是每次衰退或经济恐慌的前夕的经济繁荣顶点)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根本的区别。中国大部份的企业,尤其是较大型的企业,都是国有的财产,但是管理权操在完全不受人民监督的中共官僚手上。每个企业单位的首长只对上级机关负责,他必须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常常是只须完成任务,至于实际的经济效果,就不必理会了。因此可以有一家工厂几十年不断生产一种卖不掉、没人要的产品的情形。为了容易完成任务以及超额完成任务(超额完成有功),各企业都尽力设法争取较多的原料、材料、贷款、人力等等,而不必顾虑因此引致成本提高,丧失效益。所以中国的经济一旦过热起来,就比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更热得厉害。加以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矿业、运输业也发展不足(这同有意地压低它们的产品价格有关),所以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原料、材料、能源、运输都很容易陷于非常严重的不足状态,因而使许多企业半瘫痪下去,这是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所没有的。总而言之,中国经济过热的后果比一般资本主义的过热严重许多(唯一比较好的是,等到过热变成「疲软」的时候,工人手中仍旧有个铁饭碗)。现在,中国工业的所有权和经营体制仍未根本改变,而权力却比较分散了,又有了相当数量的私人资本和个体户,所以始终是容易发生过热,甚至更容易发生了,过热的程度也要比过去不开放时候更高。对于这个问题,中共里面陈云一派比较更重视,所以强调计划控制,而邓派则短期内倾向于「安天命」,长期来说,则是更有决心全面而迅速地资本主义化。陈派也不见得反对邓派的改革的最终目标。因此,我觉得,可以说邓是走资急进派,陈是稳健派,同样是走资。至于真正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派,至少目前在中共里面看不见(个别份子相信有,但不成气候)。根本反对开放,坚持过去毛泽东、斯大林那种官僚社会主义的,也是绝无仅有。弄清楚邓陈两派真正的异同是什么,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温辉之流的政论家一面指责六四屠杀,高唱自由民主,一面又在谈到邓陈分歧时把邓小平捧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把反邓这件事本身就当作是错误,是罪恶。

政治方面,官方发动的民主改革绝对不会有,最多是在基层选举的程序上继续做点样子给人家看看。人权方面,挑几个政治犯放出监牢,放几个人出国,这类手段自然会继续耍弄。政治自由也不会放宽。但思想控制方面,除了直接涉及政治(尤其是政权)问题的以外,大概不会搞什么运动,甚至可能稍微放松一点。这方面,即使中共想加紧控制,在今天这种社会条件下,也没有可能再收到毛泽东时代那样的效果了。

稳定吗?

六四刚过的时候,不少人以为这个比国民党和北洋军阀还要残暴的政权很快就会倒台,甚至可能不出半年。现在「六四」三周年快到,而认为中共统治稳定的论调也流行差不多两年了。三年前,正是民运热潮最高涨的时候,虽然我们也同大家一样地欢欣鼓舞,一样地热情投入运动,一样地希望这次运动胜利,取得重大成果,但我们仍旧保持着头脑冷静,我们估计这次运动恐怕多数做不到使中国发生重大的实际改变。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由于我们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分析了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心理情况。今天,当稳定说流行的时候,我们还是根据同样的分析方法去作出判断。

稳定的说法是否正确,要看稳定的含义是什么。如果同独联或者瓦解前夕的苏联比,中国当然算是稳定。同八九年五六月间的中国比,也是一样。再说,现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动乱,也没有动乱即将爆发的迹象。统治层内部的分歧并没有发展成为激烈的斗争。邓陈两派都自觉地以保持稳定为首要任务,避免由于内部斗争让群众运动乘机而起。在新的重大危机爆发之前,他们大概能够做到这点。中国经济的发展,拿当今世界的标准来衡量,算是成绩不错。世界资产阶级对它看好。这就可以当得起普通所说的稳定了。但不少人说中国稳定,还带有更多的含义。他们虽然未必明确地说出来,但实际上包含如下的意思。八九年的风波是个偶然事件,是中共处理不当才酿成的严重事件(至于怎样处理不当,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是互相冲突的看法)。现在人民和中共双方都学乖了,经济形势又好,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动乱不会再出现了,至少多年内,或者邓小平死掉以前,不会出现的。持有这种见解的,恐怕连所谓民主派里面都很不少。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八九年的巨大群众运动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当时它发生得这么早,发展得这么快,另方面又带有那么致命的弱点,注定要失败,要演悲剧,尤其在六四悲壮的一幕之后,许多著名人物接下去演一些并无崇高意义的悲喜剧,这些才可以算是偶然性,将来大概不会(至少决不是一定需要)重演的。但同样重大(或者更大)的危机和群众运动必将发生,这是历史的必然、必要,而且未必要等很久。根本的原因是,引起人民心中深刻的不满,在八九年起来,要求改变现状的种种原因,现在统统仍旧存在,中共统治集团不但未能解决那些问题,而且根本不是朝着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向走。中共继续专制,继续死死抓住政治和物质上的特权,继续贪污腐化,甚至变本加厉。对于过去那套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已经丧失信心了,现在转向资本主义学习。他们学习怎样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学习资本家鞭策工人的手段,学习种种不事生产的发财方法,但是对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制度却坚决不学,而且严禁别人去学,谁鼓吹一下都有罪,旧的矛盾没有消解,新的矛盾又急速滋生了。我无法相信这样的现状能够真正稳定下来。现在中共以亚洲四小龙为榜样,最大的希望是一、二十年内赶上四小龙。但是四小龙总的趋势是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增强而不是减弱。

中国大陆的前途,不是稳定的发展,而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一再出现,统治者和人民都一再面临困难的选择。中共的基本路线,是向资本主义转化:以它本身为核心,把国有财产化公为私,重建一个中国资产阶级。这也就是改变它本身所享有特权的形式,而把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一切巨大的艰难困苦都推给劳动人民。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先例已经表明这点。我们相信,人民一定会起来反抗,也有权反抗。劳动人民所需要的改革,是由人民自己选择,并且自己去实行的改革。只有政权(包括国民经济的决策权)真正对人民开放的时候,才可能实现真正造福人民的改革。

一九九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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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在酝酿,人民怎么办﹖

━━「六四」五周年前夕的中国形势

向青

在「六四」屠杀五周年前夕的今天,凡是留意中国大陆情况的人,大概没有谁会以为经济上彷佛很繁荣的中国是真正在平稳发展中。相反,大家都看到,各方面都有明显的危机征兆,巨大的动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大家都谈着,一旦危机爆发,会有什么后果.究竟是祸是福,以及有什么趋避之道。

社会不稳

最明显的动乱之源,是改革开放所造成的贫富反差、社会分化。那些先富起来的「大款」,一桌酒席花费几万元很平常;贫苦的农民辛苦一年还挣不到几百元,因为交不起几十元学费而令儿女失学。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几百万个百万富翁,另方面有一亿多农民仍旧生活在贫困中,失业职工也有几百万(其中许多是国营企业裁减出来的),有些国营厂矿的工人每月只领到几十元生活费或者饭票。国营企业有三分之二亏蚀,但不少厂矿却留有「厂长基金」和「厂长私有基金」,任由厂长利用自肥。外资经营或参与的「三资」企业,一面向中共官僚行贿奉献,一面奴役虐待工人。工人动不动被扣薪罚款,甚至被殴打、罚跪。有的厂房变成监狱,门窗封锁,不许外出一步,工人在内严禁谈话。强迫加班加点,毫无限制。有的工人竟被迫连续工作三十六小时,晕倒在工作台上。有些外方人员任意作威作福,在他们本国不敢用来对待工人的暴虐手段,竟在「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恣意施为。中共官僚常常为资方说话,以站在资方立场为荣;有时明知弊病严重,也因考虑「政治影响」,不认真处理。政府和企业的干部纷纷借口考察,公费出国旅游购物,另方面农民却仍受户口制度束缚,无权到城市工作和居住。「剪刀差」(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价格的差距日益扩大)维持而且扩大着城乡对立。人数以千万计的「盲流」,构成新的贱民层。他们千辛万苦挣到一点钱汇回家乡,竟常常变成难以兑现的「绿条」。乡镇干部利用改革开放后的新环境,变成新的地主、商人兼税吏。在这一切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尽管中共的统治机构仍旧屹立着,而且采取日益凶暴的镇压手段,动乱的现象毕竟已经十分明显。不但社会上一片混乱,治安恶劣,连工农群众的集体反抗行动也明显增加了。四川国营企业干部配带了手枪,用来应付「闹事」工人的威胁。关系多么紧张,由此可见一斑。得不到政府承认的独立工会已经在不少地方成立,知识分子也参加工会组织。有人总结八九年的经验,认为学生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同工人结合。农民里面盼望陈胜、吴广的声音甚至经由中共最高层转播出来。中共对这些不稳情况已经高度警觉,一面加强镇压手段,如增加公安人员,加紧控制新闻事业,动不动就实行预防性拘留,另方面采取一些疏导不满、缓和矛盾的措施,如提高「职工思想教育」工作,控制通货膨胀,为保稳定而延缓某些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但是中共的基本立场丝毫不变,它始终坚持一党专政,而且决心走那条化公为私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无法避免继续加深大多数人民的不满,招致更多、更大的动乱。

政治危机

如果说,社会危机引起的大动乱什么时候爆发难以预测,中共上层政治危机的日益迫近就更加明显了。在那种极端专制的政治制度下,最高的统治权向来而且一定是掌握在一个独裁者手里。现在的独裁者邓小平已经九十岁,自然难望再继续掌权多年,而他今年年头在电视上露面,已经让人看出衰老得厉害。邓小平一旦死去,再没一个人具有同等的权威了。江泽民虽然被正式指定为领导核心,谁都知道他的实际权威很少,未必抓得住最高权力。下一任独裁者究竟是谁,统治路线会不会有重大改变,现在完全是未知之数,只能由未来的斗争决定。在这新旧交替、高层内部斗争的期间,大有可能出现政治动乱,或者让社会大动乱乘机爆发。这是人们更普遍看得到而且更重视的一种危机。关于不久将来中国大陆可能发生的巨大事变,可以作如下的估计。如果由人民发难而造成巨大震动,随时都有可能。现在的社会矛盾比八九年头更尖锐,人民对中共统治者更不抱幻想,更懂得要么不干,一干起来就要干到底。虽然中共当局,只要邓小平还在,镇压人民的决心比八九年更大,一定企图在萌芽时期就把公然的反抗粉碎,但是拿整套统治机构来看,不能说它比八九年更坚强、更团结了,倒宁可说是更脆弱、内部更不一致了。所以,一部份人民发难而造成全国性的大震动,即使邓小平还在,中共上层危机还没有爆发,也并非绝不可能的。如果这样的事变不那么快发生,那么,等到邓小平死了,由于继承权的争夺,一个时期的政治局面不稳,一定避免不了。结果若不是产生政治上的开放改革,就大有可能引起人民革命,或者造成巨大的政治动乱加上长久深重的社会动乱。

尽管许多民主派人士都希望中国能够「和平演变」,但是人们普遍都明白:中共极少可能和平地放弃专政特权,所以,在多党自由竞争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之前,恐怕难免经过一番震荡,经过一番带有血腥的激烈斗争。如果这段动乱的时期不长,而结果成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相当稳定,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的发展,民主派以及大多数人民大概就觉得这是个可以接受,甚至是值得庆幸的前途了。人们最担心的是,动乱发生了,延长很久,损害重大,而民主制度不知何时才成立起来。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这种长久而没有结果的动乱。

动乱的几种类型

中国可能发生的动乱大概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中共政权削弱了,镇压人民的力量不足,各种各样的人民反抗行动层出不穷:罢工、群众示威、冲击政府、零散的暴动、游击战等等。所有这些反抗行动都不够力量推翻现存政府,但是政府也不够力量防止这些反抗不断地爆发。

2)国家分裂,分为两个以上敌对的政府,按地域或者民族划分,互相战争。

3)出现一个革命政府和一枝革命军,同中共政府打内战。

4)社会解体的大混乱。这就是,中共政府不倒,更不改良,也没有出现革命的力量,整个社会极度腐化,一切秩序都不能维持,道德沦亡,普遍极端的自私自利,人人以人人为敌。在那些极端害怕震荡的人看来,这四种类型的动乱都太可怕了,必须用尽一切办法阻止任何一种出现。可惜他们想得出来的办法太有限了,主要的只有宣传和平的福音,劝告政府和人民,以及一切集团和个人都要互相忍让。这种宣传照例是无效的。如果居然发生一点效果的话,那大概就是阻止了人民起来作正当的反抗,也就是帮助了专制凶暴的现政府维持不倒。如果我们在历史转变的关头不是一味张惶失措,只会求神打救,而是多少领会了历史的教训,我们就能够辨别这四种动乱类型各有不同的意义,人民应当采取不同的对待办法。

人民革命不可怕

上述第一和第三类型是革命的过程。第一类型是革命力量生长得很慢,很艰难,还没有形成一个革命政府时候的情况。历史告诉我们,专制政府通常都要由革命来推翻,和平演变是例外的情形,而且是以前的革命的后继成果。如果从行动策略的观点看,人民要有革命的决心,才有取得和平演变的较大的机会。如果自限于争取和平演变,结果多份只得到专制的延续。因此应该懂得,如果革命行动在中国出现了,不论是发展较快(第三类型)还是较慢(第一类型),那都是可喜可贺的现象。燕子已经飞来,春天还要等很久吗﹖

有人认为革命就是以暴易暴,革命只能建立新的专制,不可能建立民主政制;只有类似英国「光荣革命」那样的非暴力革命(就是没有真正采用革命手段的变革),才能够建立民主政制。这种见解根本是曲解或者误解历史,等于说只有最后一口饭才有令人吃饱的作用,以前所吃的饭都是浪费。这种思想的实际效果,是剥夺人民使用武力反抗专制压迫的正当权利,客观上起一种反民主帮凶的作用。

那种反对「暴民政治」的论调,也是同类的反民主、反进步的荒谬理论。只须要求他们具体指出「暴民政治」的例子,说明「暴民政治」的内涵,就可以暴露这见解的反民主真面目。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毛病不是革命太多,太过火,而是革命太不彻底。中国从来没有过暴民政治(人民从来没有自由行使过政治权利,更不用说掌握统治大权了),只有军阀官僚或无冕皇帝假借人民的名义施行暴政。

还有人觉得,中国人民的素质这么低,怎配起来干一场真正有结果的革命呢﹖这些人如果肯虚心反省一下,作为民主派,他们自己的素质值得多少分,倒可以对民主事业真正有点贡献。真正讲求民主,尊重人民的人,应该懂得:人民在平常的时候,就是仍屈服在反动统治之下的时候,同起来革命、反抗的时候所表现的「素质」是大大不同的。八九年的中国民运如果其他方面没有实际成就,至少在这方面应该可以给人们一课很实际的教训。

革命当然不是一道安排妥当的「程序」,革命过程中一定充满许多曲折、障碍、矛盾、错误。常有的错误之一,是盲动、冒险。盲动属于过左,而反左是今天的风气。所以今天一提起革命就令人联想到盲动,而这种联想每每并不合理。不过,对盲动的警惕还是需要的。一方面由于现政权太令人愤恨,另方面由于许多强调理性的人和思想其实是软弱或者保守得很不合理,所以有些富于反抗性的人难免趋向于盲动。盲动太多就会妨碍真正的革命发展,结果形成无出路的动乱。因此,反对盲动在原则上是对的。不过,只有用革命的理性去反对盲动,才可以有好的效果,才可以避免无出路的动乱,而得到民主制度以及其他革命的成果。到了盲动已是既成事实,斗争已经进行着的时候,革命民主派就不应一味加以批评,而还要理解、同情和给予适当的支持。

怎样避免内乱

上面列举的第二和第三种动乱情况表面上差不多,都是在中国内部发生战争,但实质是不同的。第三类型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战争,可以简称为革命内战。交战的双方各自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政治思想,甚至是不同的社会制度。第二类型则是原有的政府分裂为两个或更多的部份,分别占据不同的地域,或者代表不同的民族,而在政治和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上仍旧和原先未分裂的政府一样,或者相差很少。后者类似中华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情况。前者类似1926-27年国共合作「北伐」,或者后来的国共内战。

前面已经说明,革命内战虽然是很大的震荡,而且当然流血,但这是为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在某些历史关头不可避免的阵痛,所以并不可怕,而且怕也逃避不了的。真正的民主派应当欢迎它,为它作准备,到时勇敢地投身其中,争取早日取得最好的成果,包括民主制度在内。

军阀混战之类的内战就是另一回事了。为了便利表述,让我们使用「内战」限于指革命内战,而把那些没有进步意义,只是不同派系的军阀、官僚争权夺利的战争称为「内乱」。至于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留待后面再谈。

内乱自然是人民最怕的动乱的典型。在内乱中,不同派系的统治者为了争夺权利而拿人民作牺牲。「宁为太平狗,不做乱世人」,这话反映出人民在内乱中的悲惨情况。

光表示反对内乱,或者向统治者宣传和平忍让的福音,自然阻止不了内乱的发生。只有用民主政权代替专制政权,才能够防止内乱发生。在内乱已发生了之后,只有革命才是最有效的制止手段。

有人害怕发生内乱,所以反对人民推翻现存专制政府。他们认为,现在中国还没有一派政治力量足以代替中共统治全国,所以一旦中共倒台,就会发生内乱,或者全国陷于无政府状态,一切秩序都不能维持。这种见解包含几重的错误。第一,新的政治力量只有在不断反对旧政府的奋斗中才能够生长起来,不可能从天降下一个强大的新力量来从事革命。第二,如果新力量不够强大,就推翻不了旧政府;反过来,如果推翻了旧政府,就不会绝无力量执政。至于新政府未必稳定,未必就能够解决革命本来的任务,那是另一个问题。新政府可能要依民主程序改变,或者需要新的革命。这情况并不等于旧政府倒台就陷于无政府。第三,历史上很多不彻底的革命,革命后的新政府同旧政府差不多,常常是保存了许多旧制度、旧机构和旧人员,但没有真正权力真空的情况。第四,如果国家分裂,形成内乱,那不是旧统治力量被推翻的结果,而是旧力量没有被推翻,只发生分裂的结果。那不是革命的责任,只能是革命力量不足的结果。也许发生革命运动是促成旧统治力量分裂的原因之一,但不会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一定是旧力量内部原有的矛盾。所以,为避免造成这种内乱情况,劝告革命力量自我克制是没用的,反而应当尽力加强革命,争取革命真正的成功。

在革命尚未成功或者尚未开始的时候,除了直接为革命而努力之外,还有一些工作是有助于防止内乱的。其中有,反对狭隘的地域观念,反对军人盲从长官,宣传军队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及一般的民主思想。

关于民族问题

中国的民族问题不像前苏联或前南斯拉夫那么大,不大可能发生像他们那么严重的民族战争。但问题显然是存在的。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在过去发生过,将来也有可能再发生。这方面的根源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中共根本否认少数民族有自决权,所谓民族自治也有很大的虚假成份,实际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共官僚统治着。为了防止民族间的战争和大规模冲突,需要彻底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歧视,特别要坚持民族自决权,包括少数民族应有权另立独立的国家,或成立平等的联邦。

社会解体的危机

剩下要谈的是社会解体的危机。上面提到过,有人担心一旦中共政府倒台,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一切社会秩序都无法维持,那种状态就是社会解体的大混乱状态。这种悲惨的状态是有可能出现,但并不是中共倒台的后果,而是那个日益加速腐化的中共政府迟迟不倒台的后果。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日益迫近这种状态,今天中国社会腐化的程度已经至少超过最近一百五十年的任何时期,而主要的原因正是那个空前腐化的中共政府继续存在。这个政府的作用越来越不是维持合理的、符合一般人民需要的秩序,而是维持少数人任意作威作福、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侵害人权、剥削工农、贪污无极、愚民扰民的那种有「特色」的制度和「秩序」。在如此有权威的「身教」影响之下,整个社会岂能不急步、大步地走向道德沦亡﹗唯一的希望就是人民赶快起来铲除那祸首病根,把整个演变的趋向扭转。最后要指出一点:真正符合中国大多数人民需要的民主,决不是以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为基础的那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连社会经济的主权也归全体人民掌握的民主制度。只有那种不但争取政治民主,同时也争取社会经济民主的运动,才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才比较容易取得胜利。

一九九四年五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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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邓后的中国成为人民的中国

向青

邓小平统治中国的时期快要结束了。很有可能,到了这篇文章刊印出来的时候,邓小平已经死掉。如果他的寿命还能够拖延下去,大概也绝少可能拖延到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后。最近人们普遍谈论着「邓后」时代的中国会怎样、怎样。这自然是个很值得思考和谈论的问题。人们普遍在推测邓后的中国会有哪些改变或不变。其实,更重要的是确定我们人民大众要努力使邓后的中国成为什么样子,以及现在就要准备应付邓后怎样的一个局面。

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点,是谁会成为邓小平的真正的继位人。尽管中共做了不少的努力,想保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层顺利接掌政权,但历史经验证明,这一类安排是十分靠不住的。从以往的纪录看起来,江泽民并不像是个毫无疑问的继位者。究竟谁会成为下一个最高统治者,只有未来的斗争才能够确定。如果邓死后一两年就有分晓,那些认为稳定高于一切的人们就应该很庆幸了。

最值得我们人民关心的,不是哪个人继承最高统治者的地位,而是以后的政府到底为什么人服务,以后的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等有没有重大改变、或变成怎样。如果整个制度基本上没有改变,这就是说,如果中国始终受中共党内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小集团统治,那么,最高统治者是江泽民,还是李鹏,还是乔石,或者朱镕基,甚至是邓力群或赵紫阳,或者随便一个张三、李四,对于大多数人民来说,都没有多大分别。因此,比较有思想的人就主要考虑邓后中国的制度会有什么改变的问题。

谈以后变或不变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邓小平体制的本质是什么。

纯粹在政治层面上,邓小平政权和毛泽东政权是同属一类的。两者都是一党专政,是国家官僚凌驾一切的极端专制的政权。但是,即使是极端专制的官僚政权,也不能真正超越于一切社会阶级的利害之外,不可能一律平等地对待一切阶级。它难免在互相敌对的主要的社会阶级之中支持某一阶级而压迫其他阶级。毛泽东政权是反资本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算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才能够得到解放。邓政权虽然同样挂着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招牌,但是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大开门户早已做到世人皆见。它不但容许中国资产阶级复活,又欢迎外资大量投入,而且正在使用种种办法化公为私。一方面让官僚们大量侵吞国有财产,实现官僚以及他们的家族的「原始资本积累」,另方面逐步使国有企业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所以,事实上邓政权的阶级立场已经变成同毛政权相反了。它是过去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取消者,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实现者。因此,谈到邓后中国会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应该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会不会转向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另一个是会不会停止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恢复反资本主义的路线。

中共走资路线不会变

在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不少人担心一旦没有了邓小平,中国就可能回到以前毛泽东那种反资本主义路线。现在很少人还有这种想法了。这表示一般人都相信,中共内部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派或任何可能继位的有力人物根本反对资本主义路线。这种看法显然是合乎事实的。

早年那种解放劳动人民、铲除剥削制度的革命热情,在中共领导层里面早已消失了。从1957年起,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他们已经不是革命者,而是自觉的骑在人民身上的统治者;他们所真正关心的,只是怎样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怎样保卫和扩大自己的种种特权。原先他们还相信那种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同样实行绝对中央集权的官僚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这种信心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里一步步削弱,终于由邓小平摸索出他那条以资本主义为师的改革开放路线。这路线把中共一党专政的特权保持不变,同时大大增加官僚们的私人财产,并且使他们的私人财产得到日益充份的合法保障。凡是掌握政治、经济或军事实权的上层官僚,人人都大有机会发财。他们已经普遍与中外资本家密切结合,尝到了胜过改革开放前的甜美生活滋味。至于中下层官僚,不但思想和作风已经根本改变,从主要搞政治运动变成一切向钱看,甚至连人物都换过一批新的了。基层干部尤其是如此。所以绝大部份的中共官僚都会继续拥护资本主义路线。

中共官僚里面没有明显地从走资路线中得利的,只有那些专门负责宣传工作的人员。但他们既不是真正的掌权者,又一向只会奉命去宣传上层所规定的路线,欠缺思想独立性。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不见得比其他官僚真诚,在民众中更没有基础。况且,全面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正式薪金大大提高,职业地位的法定保障等),宣传干部也是同样受益的。所以不可能由他们来扭转现行的走资路线。

总而言之,邓后的中共政权继续实行走资路线,这点是可以确信无疑的,资本主义化的速度甚至会显著增加。官疗社会主义这种畸形的制度,不但再也得不到劳动人民的拥护,连官僚本身也抛弃它了,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它复活。将来中国再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只有重新经过一次天翻地覆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新的社会革命的动力,只能来自中共以外,来自无产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来自新的革命党。

政治开放的机会

谈到邓后的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会变成怎样,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不同,简单明确的答案是没有的。

中共内部的自由民主倾向是非常微弱的,目前没有一个派系显出这种倾向。因此,可以相信,邓后不会轻易出现显著的民主化改革。但是,把一种思想传统当作坚强无比、万世不易的力量,显然是不科学的。同时,应当懂得,一个官僚在上司眼皮底下的表现,不能代表他取得自主权以后的作风。环境的压力可以打破传统。利害的计算可以替转变开路。

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杨尚昆等中共元老是第一代打江山的人物,他们很自然地对于一党专政这个原则特别看得紧,况且他们还没有遭遇到强大的压力,所以他们绝不考虑开放政权,连形式上的开放也不考虑。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倒台的先例,更助长了他们的顽固思想。在他们的垂帘听政之下,江泽民等接班人根本不能自作主张。即使内心里有不同的想法,也不敢提出来。到了邓后时代,新统治集团对于政治开放的态度就会不同。那时他们的态度直接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看法,而形势可能促使某些人愿意效法蒋经国和戈尔巴乔夫。

民主化的压力

虽然现在中国大陆上还没有出现一个强大的民主运动,但是要求民主的社会压力到处都潜伏着,而且趋向于强化。

首要的民主压力来自工农大众。大众的生活并没有在中共所推行的改革中得到根本的改善,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恶化了。农民种田始终是最没出息的行业,而且他们仍然受着户口制度束缚,不能自由移居到城市。数以千万计的「盲流」人口,构成新的贱民阶层。「三资」企业的资方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工人实行剥削以及种种超经济的压榨,以至连官方都觉得需要在那里建立工会组织了。国有企业的工人的铁碗里面的饭量越来越少,而且在「改革」的咒语中渐渐变成了泥饭碗。普遍不满的群众所直接关心的虽然主要还是日常生活的问题,而且群众斗争还是零散的经济斗争,但是斗争的对象显然以官方为主,而且很自然地会联系到人权和法制的问题,尤其是集会、结社、罢工、示威、言论、出版等自由,以及人民是否国家主人的问题。在改革开放政策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个体户(城市小资产阶级)曾在八九民运中起不小的作用,这决不是偶然的。他们经常受那些腐化的官僚欺压敲榨,积聚了许多怨恨,而生活方式令他们容易冲动。自由和民主历来是这个阶级的口号。

资本家们虽然不会亲自担任政治反对派的先锋,却会支持用法治去限制官僚的权力和腐化程度,尤其是到了群众运动已经出现之后。到了那时,甚至中下层的官僚也有一部份会支持这种现代化的努力。因为这方面的改革也可以改善他们的地位,令他们的职位、正式的收入和升官的途径都更可靠。

帝国主义也乐于见到中国实行有限度的政治改革。这有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更方便外来的投资。

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继位斗争的时候,大有可能造成群众运动趁机而起的缺口。那些争权者之中甚至会有人敢于利用群众运动,提出民主改革的口号。

邓小平死后(或者确定地丧失了过问政治的能力之后),任何一个剩下来的元老,或者全体元老加起来,都不具备邓小平那样的权威,所以权力要真正落到下一代的手上了。在这个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上述种种趋向于民主化的压力大有机会发生作用,使政治改革实现。问题是哪一个阶层的力量占上风。只有强大的工农群众运动才可以真正打破一党专政,造成民主政制。反过来,如果邓后的政治震荡主要限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结果政制上的改变就会很小,甚至完全没有。如果改革主要是由于其他社会压力造成的,将是西方民主形式的某种程度的模仿。可能出现的变种很多。整个改变的过程也可能拖延得很长,很曲折,未必在短期内就有分晓。

专制统治必将倒台

专制政权的形成和维持,是由于社会一切阶级都软弱无力,或者对立各阶级势均力敌,互相抗衡,而让国家权力取得了最高仲裁人的地位。在这种社会条件没有改变之前,政府权威显得强大无比,足以压碎任何反对力量。其实,它那粗壮沉重的身躯是靠一双泥腿支持的。到了社会危机爆发的时候,由于积极活动的任何阶级都不支持它,它所依靠的武装力量和官僚机构就显出脆弱不堪,迅速崩溃了。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专制政权都是这样突然倒塌,只有极少数的例外能够实行自我改良,适应新的历史时代。

中共政权是当时世界环境所造成的一个怪诞、畸形的专制政权。中共自命从事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却在1949之前的二十多年里脱离城市而在乡村中从事武装斗争。它长期间以农民为基础,却又懂得农民本身是个落后的阶级,不能解决社会的出路问题。它「以俄为师」,把当时苏联的制度当作社会主义的典范,其实苏联早已堕落,虽然过去革命所创建的国有财产制度还保存着,苏联工人阶级却早已被专制官僚压倒。结果中共也把中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消灭,却连最起码的政治权利都不让工农群众享有。它所建立的政制从头起就具备苏联官僚统治的一切污点,同时又继承了中国专制主义的传统,成为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专制政权的最极端的例子。

这样的政制能够建立起来,是由于一方面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权都太反动又太腐败,经不起中共所率领的农民军攻打,另方面农民和工人欠缺足够的政治觉悟,只能在中共限定的框子里参加斗争。这个专制政权妨碍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制度发挥优越性,终于引起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开放政策让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发展起来。同时工农群众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处境的日益恶劣也要迫使他们起来斗争。各阶级的力量增长和政治上积极起来,就表示专制统治的末日迫近了。官方的宣传既然不断吹捧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就无法阻止人民向往于西方的民主政制。总而言之,中共专制统治要被比较民主的新政制代替,是不可避免的。这大有可能在邓小平统治终结的时候就实现。至于这个转变究竟是一次明显的政治革命,还是和平的改良呢?新政制究竟民主化到什么程度呢?那就要看各个社会阶级以及中共统治集团到时的表现了。

倒退的可能性

历史不是直线向前发展的,邓小平统治的终结可能促使中国政治开放早日实现,但不一定是这样。变到坏的方面去的可能性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许多人所担心的四分五裂,地方割据,甚至地方势力之间发生战乱。

中央政府让权给地方,各省市争相发展自己对外国的经济联系,甚至明显地损害了本国的利益,便宜了外人,这种情况早已发生了。可以估计,到了邓后中央发生继位斗争的时候,这种情况多半会变本加厉。而且在中共官僚化公为私的总路线之下,这种官僚之间「有饭大家吃」的政策大概会成为固定的制度。但这种情况同真正的地方割据(像民国时代那样)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现在各省市的负责人形式上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实际上是中共中央调派的。至今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省市负责人做到抗拒调职,恋栈不去的。这样就谈不到割据。民国时代那样的各省各有自己的军队,以及军队分别属于军阀私有的情况,现在更没有。中共对于军阀割据有一套严密防范的办法。在这种制度之下,很难发生军阀混战。所以这方面不用太担心。与其担心这方面,倒不如担心军队始终是中共操纵自如的工具,可以用来镇压人民。

如果邓后中国实行民主化,省市等地方政府真正由人民自由选举出来,那时会不会出现以省为单位的联邦制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因为,真正的民主化只能靠全国人民合力争取;这样争取过来的主权,自然应该由全国人民共同掌握,而不是把它分为许多小块,各归一省。至于实际管理上的适当的分权,那是另一回事。以主权分归各省为原则的联邦制,既不符合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不符合中国的传统。这样的联邦制,只是地方官僚和军阀实行割据的合法化,也让帝国主义从中取利,像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的主张一样。至于以民族为基础的联邦制,又是另一回事。那在原则上是正当的。

邓后政治上丝毫没有开放,甚至更专制一点,这种可能性倒并不很小。可以说,只要没有群众的压力,中共任何一个新统治者自动实行民主改革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所以人民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自动改良上面。改良通常都是人民逼出来的。我相信,中国群众运动的兴起不会等很长久。所以,即使邓后政治上毫无革新,甚至更倒退,那也不会长久的。也许反而因此逼出更大的群众斗争,实现更彻底的改革。

由于现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和毛泽东时代不一样,国家权力不再像从前那样能够支配每个人的生活的一切方面,所以即使邓后的统治在政治上比现在更反动,他们也无法使毛泽东时代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再出现。

前途决定于人民

政治民主化是各阶层人民共同的需要。但是每个阶层要求民主的程度和坚决性大不相同。大资产阶级既害怕民主让工人阶级有机会掌握权力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又有办法使用贿赂的手段解决官僚政治所造成的许多困难,所以他们的民主要求最不彻底,甚至宁可不提。反过来,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即使争取到形式上很彻底的民主政制,例如彻底平等的普选权,再加上罢免权和全民表决权等,同时又有充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那虽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可以大大便利工人运动和各种进步社会运动的发展,但单靠这些,而没有社会经济制度上的改变,他们的实际处境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甚至连合法享有的政治权利他们实际上也不能、不会或不想运用(由于生活的压力太大),结果民主政治变成金权政治。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这样。所以,工人阶级的民主奋斗一旦高涨起来,就很容易同时提出改造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工人阶级和一切普罗大众的问题。邓后的中国会不会很快走上这条路呢,这问题只有将来人民自己的行动才能够解答。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和彻底的民主派都有责任促使这个前途实现,让邓后的中国成为人民的中国。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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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拘禁人民办法

━━从魏京生再被捕谈起

向青

著名民主斗士魏京生去年四月一日被中共警察抓去,长期下落不明。家人多方查询,外国政府也多次表示关注,都没有答复。十一月廿一日终于由新华社透露出来,他已被正式逮捕,罪名是阴谋颠覆政府。世界舆论普遍表示不相信中共对他的指控,同时指责中共把他拘禁了差不多二十个月才提出罪名和宣布逮捕这种做法,认为这不但是极不合理,而且违反中国本身的法律。关于中共加给魏京生的罪名,凡是稍有良知的人都绝不会相信,所以我不想多说。这里只打算谈谈中共公安机关常常把人长期拘禁而且不向亲属交代的法律问题。

多种多样的拘禁方法

魏京生早已被中共公安机关抓去,扣留了五百多天,比香港现在还剩下的倒数日子还长一点,为什么新华社的消息说他今年十一月廿一日才被逮捕呢?有人会这样问。原来,在中共的法律用语中,并不是所有把人抓去扣留都叫做逮捕。逮捕只是司法机关把人抓去扣留(法律名词是羁押)的办法之一,而且是用得最少的办法。要等到「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而且所犯的罪是可能判处徒刑(最少半年的监禁)以上的,才实行逮捕。逮捕必须经法院或检察院批准。这就是说,逮捕了的人大概一定会被起诉,而且,一向的事实表明,差不多一定会被定罪。因此,现在人们都在猜测,魏京生这次要受到多么重的刑罚。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逮捕拘留条例」,为了实行侦查,在逮捕之前,公安机关可以把嫌疑人犯先行拘留。拘留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实行,不用法院或检察院批准。公安机关把人拘留后,应在三天之内决定是否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必要时可延迟到七天。检察院接到提请后,要在三天之内决定是否批准。这样,如果不实行逮捕的话,最多只能把人拘留十天。既然法律上对拘留规定了这样的期限,而魏京生这次在正式逮捕前已被公安机关羁押了五百多天,所以不少人理直气壮地指责中共公安机关非法羁押。

对于上述指责,至今未见官方答辩。我不知道官方会不会答辩,更不知道他们会怎样答辩。不过,我相信,中共公安机关在199441日到951121日之间把魏京生拘禁,所使用的名义并不是「拘留」,而是「收容审查」。

收容审查

如果你平日留意大陆本身关于大陆刑事案件的报道,一定经常接触到「收审」(即收容审查的简称)这个字眼。差不多每个犯人都是先被收审,然后才被逮捕和起诉的。「拘留」这字眼倒很少出现。不明就里的人,很容易以为收审就是拘留的别名。这想法大错特错。收容审查决不等于拘留,而是另外一种大大方便公安机关把人拘禁的办法。

拘留是正式法定的一种处理刑事案件的措施,在「刑事诉讼法」和「逮捕拘留条例」中有明文规定;收容审查则根本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无论在刑事诉讼法、逮捕拘留条例,还是任何其他法律条文中,都没有这个名词。但是公安机关经常利用这个名义把许多人拘禁,每年人数可以达到几十万,一百万。每人被拘禁的时间常常有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收容」,多么好听的字眼,在它的名义下所实行的,都是专横和残暴!大陆人民听见「收审」这字眼,大概没有多少人想到那个收字原来是收容的简称,一般人大概都以为这是沿用古语的收,就是收监、拘禁。后面那种了解才合乎实际。

各地公安机关采用收审的手段,他们自己并不觉得是非法的行为,甚至有时公然自称「依法收审」。他们有什么根据呢?有的收审通知书上写明:「根据国务院关于收容审查的决定」。具体说,他们的根据是1980229日国务院的「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习惯称之为国务院五十六号文件)。此外还有公安部19781117日「关于整顿和加强对流窜犯罪嫌疑分子收容审查工作的通知」;1985731日「关于严格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1986731日「关于立即认真整顿收容审查工作的通知」,1991年「关于进一步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这几个文件。

所有这些文件都只不过指示怎样使用原先已经使用着的收容审查手段,人们无法从中看出这种手段最初是怎样设立和规定的。人们却可以从公安部那几个通知中看出,这个手段早已使用得很广泛,而且很乱、很滥,连公安部都觉得要加以整顿、控制。

尽管公安部一再通知要「整顿」、「控制」,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据公安部自己的刊物「人民公安」1989年第7期报导,「收审的对象不断扩大。某地区公安处的收审人员中,有违反党纪、政纪、贪污、挪用公款、投机倒把分子、经济合同的当事人、计划生育政策的违抗者、违反劳动纪律而不服教育的工人、不交公粮的农民、违反市场管理抗税漏税的个体商贩,精神病患者及上访人员无理取闹的等等……据统计,符合规定的两种收审对象,仅占百之三十。」85年公安部的「通知」规定,收容审查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可延长审查期限一个月;仍不能查清的,须报请省级公安厅、局批准再延长一个月,累积审查期不得超过三个月。但据「人民公安」报道,许多人被关押超过三个月,有的甚至达到几年。因「六四」风潮被押的,多数在一年至两年之间。如果这次正式逮捕以前魏京生是被收容审查的,他受审查的时间也大大超过了公安部「通知」规定的期限。

无法无天,中国特色

其实,即使严格按照公安部门通知办事,收容审查的手段也是不合法的。宪法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有关羁押犯罪嫌疑者的法律,只有「刑事诉讼法」和「逮捕拘留条例」,其中规定的羁押办法只有「逮捕」和「拘留」两种,根本没有什么「收容审查」的办法。所以,国务院或公安部通知属下的公安机关使用收容审查的手段,根本是违法的行为。他们所做的属于「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可能有人以为,有关收容审查的通知属于「行政法规」或行政命令,所以本身是合法的。这是不懂法理的错误想法。

第一,行政法规只能以法律为根据,在法律的范围以内规定执行法律的具体方法,而不能与法律本身的规定冲突。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和发布行政命令的职权,也是这样说的:「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可见行政法规、命令等必须以法律为根据。

第二,行政法规必须正式公布才可以生效,在这点上同法律是一样的。但所有有关收容审查的规定都没有公布过,只在机关系统内部「通知」,所以从程序上看,也不够资格算是有效的法规。

如果有人以为国务院和公安部所作出的规定也可以算是法律,那真是「法盲」得太厉害了。行政机关根本无权制定法律,只有立法机关才有权制定法律。中国宪法规定,法律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再经过国家主席公布才能生效。

总而言之,所有与使用「收容审查」手段把公民拘禁有关的通知、规定和执行,统统是违反中共自己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的。这些行为,在本质上同匪帮的绑架行为完全一样,只有比普通的匪帮绑架更为恶劣,因为范围更大得多,后果更严重得多。美国纽约的律师人权委员会把这类行为称为「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那个号称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这种猖狂泛滥的违法行为彷佛完全没有看见。最高人民法院在1990年发出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面,无形中反倒承认了「收容审查」是一种合法的行政措施。中共各级党委经常直接参与批准具体的收审行为,那许许多多的法学专家、学者,也没有几个对这种非法勾当提出批评、抗议。由此可见,他们究竟是什么东西!

劳动教养

中共拘禁迫害人民的花样多得很,收容审查不过是其中之一(可称为后起之秀)而已。同收容审查关系密切的,还有「劳动教养」。你看又教又养,那恩情真是好比亲生父母。又是一个「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例子。

「劳动教养」起源于1957年。那年81日,「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于83日公布施行。后来在19791129日又公布了补充规定。这个行政法规本身所宣称的目的,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具体说,「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对象分四大类:第一类是「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第二类是「反革命分子」中「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而被所属单位开除,「无生活出路的」;第三类是所谓「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第四类是所谓不服从分配和安置,或「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怎样决定谁受「劳动教养」呢?民政、公安部门,所在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和家长、监护人,都可以提出申请,由各级地方政府或它们所委托的机关批准。

原先的法规并没有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只说「在劳动教养期间,表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如果原送请教养的单位或家长等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也可以酌情批准」。后来1979年补充规定了「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此外还规定: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就业、上学都不受歧视;人民检察院对劳教机关的活动实行监督。

根据法规的条文,不难看出,劳动教养制度有两种作用。一种是真正改造那些不务正业而有轻微犯罪的人,另一种是拘禁那些政治上的反对者和一切不听话的人。事实上,这个制度开创的时候,正是大规模政治迫害「反右整风」的时候,所以从头起一直主要的是一种迫害人民的方便办法。后来连统治者自己都觉得有点太过份,流弊太多,才用「补充规定」来稍加限制。

劳动教养制度的设立,在程序上比「收容审查」合法。它有明文规定,正式公布了还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在实质上,它同样地违反法治精神。它用行政法规来定出违反法律(「逮捕拘留条例」和「刑事诉讼法」)的拘禁公民的办法。「收容审查」这名词中的「收容」字眼,就是来自劳动教养「决定」的。1980年「国务院56号文件」本来打算把「收容审查」归并到「劳动教养」里面去。但结果还是两者并存,各显神通。很自然嘛!专制统治者压迫人民的手段不会嫌多的,正好像资本家的利润不会嫌多一样。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神通广大的中国公安机关,手上还有另一个法宝:「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这是一部正式的法律。第一次于195710月颁布,「改革开放」后在19802月重新公布。19869月又颁布了经过广泛修订的第二版条文。在基本内容上,前后差不多一样。这条例的作用,是授权公安机关处罚那些轻微的破坏治安行为。处罚分三种:(1)警告;(2)罚款,一般为1元至200元;(3)拘留,1日至15日。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像「劳动教养」和「收容审查」的办法一样,显出行政权侵犯司法权这种中国特色。维持治安当然是警察(公安机关)的责任,把破坏治安者抓起来也是警察的责任,大概全世界都是这样,至少凡是有警察的地方都是这样。但是,比方在现在的香港,一个人有破坏治安的嫌疑,把他抓起来的自然是警察,但是裁决他是否真正有罪,倘若有罪该受什么处罚,却不归警察管。警方只能把那人告到裁判署去(这里所谈的是轻微罪行),自己当控方,让裁判署的法官审讯裁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不是这样。抓你的,判你的,关你、罚你的,都是公安。有时公安还可以从罚款中分成、得奖。问你在公安面前敢不敢不乖?

据说,中共革命胜利主要是因为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而革命胜利的结果,是移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收容审查」、「劳动教养」和「治安条例」算不算三大法宝或者三座大山呢?今年二月间,一些著名的民运人士,包括王丹、陈子明、王若水、包遵信等在内,联名向全国人大八届三次会议提出三项建议,要求废除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结果好像是连个答复都得不到。建议和请愿之类当然都是十分正当的手段,不过,为了真正有效,恐怕要有更好的法宝才行。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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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民主改革,反对冒牌「改革」

刘宇凡

「一收就死,一放就乱」,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实行命令经济的时代,而且更适用于实行市场改革的时代,尤其适用于目前。

为什么中共总是难以避免重蹈覆辙?就以今次过热为例,其实人们早就知道,今天中国的基础设施,要支持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八至九个百分点而又不发生问题,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邓小平还要一味加速,使国民生产总值今年上半年增长高达百分之十四,造成经济混乱。人人都懂的道理,为什么最后还是人人违反,非碰破脑袋不可呢?

中共的理论家总是把原因归咎于非常次要的因素。归因于官僚「急于求成」、「盲目攀比」等纯粹心理因素,当然无法服人。现在中共也不得不承认,官僚腐败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谈到腐败如何产生的时候,他们又往往归咎于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流行的意见认为,官员的种种不正当行为,从投资饥饿到消费饥饿,从软预算约束到倒买倒卖,都是因为目前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一方面旧的指令经济已经失效,另方面新的市场经济又未建立,形成无数漏洞,才会让官僚混水摸鱼。为什么出现官倒?因为有双轨制;为什么出现投资饥饿?因为产权边界没有界定清楚;为什么出现官股、关系股?因为有关法规不全。

其实这完全是倒果为因。根本不是经济体制的漏洞造成官僚腐败,而是相反,是官僚腐败造成经济体制一定有漏洞。即使本来没有,也要创造一个。大家知道,现在不论是哪一种经济体制,都是由不受人民监督的中共一手建立的。但是,不管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官僚都是首先根据其特权利益来搞,所以才会造成种种畸变,种种漏洞。民众有云:歪嘴和尚念歪经。在「计划经济」时期,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手握分配物资权力的官僚,是永远不会忘记自己那一份的。现在到了「市场经济」时期了,情况又如何呢?人们本来预期官僚会以仲裁人身份建立一个公开、公平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是,实际上官僚并不安份守纪,而是假公济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搞「改革」,总是在未立法前先大搞一番,尔后才慢慢制订法律,实际上是故意设立一个无法无天的时期,方便官僚大贪特贪。好了,到了法律已经定了,那又怎样?不是一样有法不依吗?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不是亮起绿灯快快走,亮起红灯绕道走吗?官僚实际上是一身而多任,既立法又执法,既建立资本主义,又首先充当资本家。「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开张」。这句顺口溜其实对于人民并不那么适用,对于官僚却十分贴切。即使是从前国民党也望尘莫及。有人打了一个比喻:好比一场球赛,一个人既定下赛则,又充当球证,而且还经常跑进场内踢球,结果只有他才是赢家,而他还以此是富有中国特色为荣呢。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根本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而是官办、官营、官僚垄断的「市场经济」,那里没有法治和公平竞争,只有强买强卖、封锁市场,欺市霸市,内幕交易,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强索回扣,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如果读者觉得上述所谈太抽象,我们可以作些具体介绍。今次经济过热,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信贷失控。为什么失控?主要不是中央政府要在宏观上实行扩张性的货币及信贷政策,而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银行本身直接或间接办起各种公司,大肆进行种种金融及货币投机,拿国家的钱冒险,负盈不负亏(虽然这是明文禁止的)。第二个是所谓「倒逼机制」。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厂长,总是用种种方法逼使专业银行增加贷款,而专业银行又同样逼使中央银行增加贷款,最后不得不使信贷超出预算。这些方法包括:一、企业之间相互提价,造成对方资金出现缺口,迫使银行货款;二、企业用种种方法掏空企业资金,逼使政府增加补贴,结果政府迫得要向银行透支;三、地方政府要增加投资,也用威迫利诱的方式去逼专业银行贷款;四、专业银行自己也手脚绝不干净。他们往往先把资金贷给次要的方面,留下生产和建设的硬缺口,尤其留下农副产品收购的硬缺口,结果到了农副产品上市时,专业银行再无钱贷给商业部门收购产品,结果逼得大打白条,但白条太多引起不满时,为了稳定农民,中央银行不得不大印钞票以满足专业银行的额外需求。有个官员说,国家资金,反正都是无偿使用(!)不用白不用(!)。可见,真正吃大锅饭的,正正是这些臭官僚。

从上述例子不难看出,经济体制当然是一个因素(市场化给官僚的营私舞弊提供比从前的命令经济大得多多的渠道),但是,最根本原因是官僚腐败,因为问题首先不在经济体制的设计;而是在于,即使有了制度,官僚可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就算是今天闯出了乱子,朱镕基这位「改革派」,连起诉那些贪官污吏这样起码的振作一下纲纪的姿态也没有呢!而官僚腐败,又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所一手造成的。要扫除腐败,扫除贪官污吏,首先需要的就是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治,置官吏于人民的直接监督下。这样才能对症下药。那些改革家却一味把精力放在设计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放在这样一种「深化改革」方面,好听点是天真和枉费心机,说得不好听,那就是帮着中共转移人民的视线,帮着它欺骗人民。

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谈到金融改革也承认腐败之严重:「在金融系统,现在是中央银行不像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不像商业银行……中央银行是国家的货币当局,不能够对发行的货币有任何特殊的营利动机(!),可现在的中央银行还在搞投资经营,怎么能搞好宏观调控呢?另外专业银行本来应该是企业,但有许多行政职能,最突出表现在金融市场融资的时候,资金的价格,即利息规定太低。其结果就是审批经济,审批的主观性很大……我们问了国营企业,能拿到这么低息的贷款吗?没有一个人说拿过。现在这种情况,腐败不蔓延才怪呢?」(当代月刊━━第廿八期)怎样办呢?不少经济学家的答案都是:深化改革,要使专业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业银行,自负盈亏,要使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之外,不受官员支配等等。

稍有头脑的读者一定会问:即使假定能按他们的理想去做,中央银行独立了,商业银行像个企业了,在没有民主监督的情况下,又有谁能保证他们不会照样拿国家的钱大贪特贪?这样的「深化改革」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

我们完全支持深化改革,但是,现在中国人民所须要的,首先就是要深化民主改革,要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府。建立一种符合人民利益的经济体制,当然重要。但是,要知道,一天仍然保持一党专政,人民不仅不能公开讨论改革的得失,就是连有关的资料,有关的学问及中外书刊,都无法自由获得,而传媒永远只会按当权者的需要来搞「宣传」,肆意压制各种非主流意见,在这个情况下,一种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经济体制就一天都不会探索得到,更遑论建立了。

一九九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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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的「牛克思主义」

刘宇凡

何新继杜撰《与S教授的谈话录》而引起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之后;最近又因为指责本港报刊「诽谤」、要求「引导」「被告」回国受审,再次引来人们的讥笑。

不过,似乎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伪造对话这点身上,对于《谈话录》本身言论的是非黑白,却不大见人提及或评论,似乎其「德」如此,其「言」也不过如此。这当然失之于偏颇。古人说,「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言与德毕竟是两回事。既然何新之德,早有公论,我们就不必凑热闹,而专门谈谈何新之言了。

何新既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谈话录》中俨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口若悬河,大言炎炎,而那位矢吹普教授,自始至终则不是「啊」、「是」,就是「是吗?」「似乎是」━━如果真个伪造,也实在伪造得太过傲慢而可笑了。其实,《谈话录》不仅错误百出,而且足以反映何新本人一点不懂马克思主义。他口气虽大,其实是空枪上阵。

所谓工人「绝对贫困化」

举一个例子。何新说:

「马克思曾提出一个规律,即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而日趋绝对贫困化。」

所谓「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语调,几十年来都流行于官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何新不过是拾其余唾罢了。但似乎他连鹦鹂学舌也学得不好。人家所谓「绝对贫困化」,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而来的,而是由资本积累的规律而来的,这是任何一个稍为认真的人都不会不知道的。自然,他并非不可以自创新说。但是,第一,他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所说的怎么不同于从前流行的论调;第二,他也没有作任何论证。

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真有这样说过吗?否。事实上,倘若何新肯下点功夫他就一定知道,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中早已有多人拿出真凭实据来指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论,既不符合马克思原意,更不符合事实。

「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即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断下降━━完全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思想,最早是主张人口论的马尔萨斯所提的;后来又由拉萨尔加以发挥。其后,那些马克思主义政敌为了丑化马克思,居然把这个理论硬塞给马克思;而更可笑的是,那些以悍卫马克思主义自居的斯大林、毛泽东之流及其理论家们,居然拾人余唾,接受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论,以便证明「资本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好起来」。任何人只要读读《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就会知道,马克思根本没有说过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是工人实际工资下降。他当然谈过贫困化的问题,但从他的理论不难发现,他指的首先是相对贫困化,即在国民收入中,实际工资所占的份额倾向于下降(这种下降可以同时伴随实际工资的上升。)这种相对贫困化,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普遍的。在廿世纪头七十年,欧美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五倍,而实际工资只提高了二至三倍。在美国工资占工业纯产品的份额,从一八八○年的百分之四十八减为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卅五。香港也不例外。一九七○年工资占国民的收入百分之五十七,到了一九八○年就下降到只有百分之四十九点五了。甚至绝对贫困化(实际工资下降),也并非完不存在,只是其波及范围并不是整个「无产阶级」,而主要是一部份工人(失业者、年老工人等)。但普通工人在遇上经济衰退时,实际工资也会下降,虽然往往是暂时现象,而不是「历史」趋势)。那些「自由派」一笔抹煞相对贫困化,是因为他们要向工人证明,他们怎么困苦也比不上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那么苦。反过来,何新现在还大谈什么绝对贫困化,也同样要向中国工人证明,他们怎么苦也比不上资本主义下工人那么苦,所以,乖乖忍受吧!

如果何新还不服气,我们就让列宁出来教训一下他吧。列宁在《俄共党纲草案》中,讲到工人阶级状况时,说是「相对的而有时是绝对的恶化。」(注一)注意,绝对恶化是「有时」而已。在经济衰退时出现实际工资下降,任何一个工人都知道是正常的。列宁又说:「我同样认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群众的穷苦和贫困』是十分必要的。我不主张说绝对地日益穷苦和贫困。」(注二)大概何新不会认为,列宁不懂得什么是列宁主义吧?(注三)

何新的表兄弟━━希特勒

何新的神圣任务,就是要捍卫他所了解的「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何新教导我们:

  ━━「社会主义的优点是高度集中。毛泽东称之为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很深刻。」

  ━━「社会主义就可以通过国家权威集中各种社会资源的力量,办对全社会最迫切、最紧要的事情。」

  ━━「社会主义能够把人力、物力凝聚成一个紧密的『集团』在政治上可以抗御外侮,维护国家利益。」

谁都知道,何新说什么「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说什么「国家权威的集中」,其实是什么货色━━个人自由的完全剥夺,工人和农民变成工奴、农奴;民主之完全缺如。

但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吗?

不。何新所说的社会主义,其实更迹近希特勒之流的「国家社会主义」━━至少更接近其国家学说。

崇拜国家权威、贱视个人自由━━这正是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其中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并非他们专有,但是他们将之发挥到最残暴最极端的地步。试看:

  ━━「国家经济应当由国家机关全面控制,并以民族利益为依归。」

  ━━「一切为了国家;没人可以反对国家;没有任何东西能置于国家之外。」

  ━━「要歌颂服从、牺牲的美德;要歌颂为了祖国而甘愿奉献一切的美德。」

  ━━「任何人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高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之上━━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

  ━━「国家必须充当千秋事业的监护人,在这种事业面前,个人不能有自己的愿望和自私心,而只有绝对服从。」

上述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的「社会主义」言论,在精神上同何新何其相似!

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只要读读马克思原著,都会知道,马克思是国家崇拜的死敌。他放在首位的,乃是人的解放,尤其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而不是什么国家权威,不是什么国家利益。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只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列宁说:「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固然需要建立革命的国家政权,但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不致受到新的压迫。但是,有什么办法能够建立一个一开始就逐渐消亡的国家呢?列宁引述了马克思的同志恩格斯的言论。恩格斯在论述一八七○年的巴黎公社(巴黎工人所建立的革命政权)的经验时提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注四)也就是说,实行一种比西方议会民主更为彻底的民主制度。事实上,反乎一般人的成见,俄国的十月革命建立的不仅不是极权制度,而且还是最民主的一种制度。直到列宁去世,斯大林上台,一切才逆转过来。

自然也有人认为,马克思那一套太理想了,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展开这方面的辩论。我们只想指出的是:何新之流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事实上他的国家理论始终是极权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无共通之点。事实上,在何新的洋洋洒洒的大文中,一句也没有谈到民主,就是连门面说话也忘记胡绉几句,可见他连做一个文棍也未免做得太露骨、太愚蠢、太没有技巧了!

自然,何新所言也绝非句句屁话。不是的。他强调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一面,是符合马克思的。真正的工人政府一方面是民主的,另一方面,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也必须实行计划经济。问题只在于,何新只提计划经济而完全不提民主;也就是说,把计划经济扭曲为官僚集中的而不是民主自治的计划经济。但在马克思来说,从来都认为,集中的计划只能以民主制来配合才真正有利人民。他说:「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共同的合理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注五)

最后,所有假马克思之名来贩卖其「国家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毛泽东信徒们都应当读读马克思下述名言,因为,这句说话正是预告了何新所拥护的杀人政权的下场呢!

━━工人阶级「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就和国家这种形式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注六)

结语

无可否认,何新不过是吮疮啜痈之流。不过,此君倒有一些言论是对的。例如他指出西方国家怎样剥削第三世界;西方国家怎样敌视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落后国家有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的需要等等。这一切都是自由派故意忽略不提的。

然而,何新以捍卫社会主义自居,他又如何回答矢吹普的质疑呢?矢吹普问:

「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方面又与外国资本家握手,欢迎来投资,这是矛盾的。何先生对此如何解释?」

何新答曰:「与资本家握手,这是邓小平所领导的开放政策的继续。对外开放政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发展产业和科技都需要巨额资金。」

其实,矢吹普问得不好(还是何新故意捏造得不好?)。与敌人握手,这没有什么可怪的,那不过是一种外交礼貌吧了。应当质问的倒是:

「你们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请问:你们为什么要在香港、澳门甚至台湾坚持资本主义?难道港澳台不是中国的领土吗?你们的邓小平还说要在内地造几个香港呢!这究竟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你们在中国沿海实行所谓『开放』,让中外资本家在血汗工厂中大赚其钱,而工人连上厕所也没有权利,你们不也在坚持资产阶级的剥削自由吗?何新先生,还是老老实实承认,你们这一伙强盗根本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根本就不讲什么原则,根本就只是最不讲信义的反动统治者。而你何新,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吧了!」

一九九一年八月


注释:

注一: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430页。

注二:列宁全集第六卷第31页。

注三:何新接着解释,欧美工人工资一直较高,不是因为「绝对贫困化」的规律不再发生作用,而是因为「发达国家自七十年代后,将其劳力密集型的工业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这种工业转移运动,却同时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现象也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真是无知可笑!资本技术密集取代劳力密集,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这样只会使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趋于下降,亦即是只会使贫困化(相对的)趋于严重,而不是像何新所说的趋于减少或转移。

注四:列宁《国家与革命》。

注五:《土地国有化》━━马恩选集第二卷第454页。

注六:《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选集第一卷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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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主义说不

刘宇凡

《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有四百多页,可惜完全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只是拉杂堆砌而已。这样一部写得奇差的书,居然可以广受青睐,官方的赞赏固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可能也有其他因素。过去大陆有不少人盲目崇美,以美为师,可是十多年过去了,最终发觉美中关系还多少有点当年「老师打学生」的影子,中国还是处处被美国欺负,因此引发了民族主义的勃兴。

它维护什么「民族权利」?

不过,我们决不能因为同是中国人,便不假思索地赞助《中国可以说不》(以下简称《说不》)那种国家主义。它处处好像是维护全中国人的民族权利,但只要具体分析一下,就不难发觉真相了。它维护什么「中国民族权利」呢?原来是中国的强迫的一胎政策,是中共人权政策,是中共对台实行文攻武吓的政策,是中共压迫西藏民族的政策。上述政策一直为西方国家所抨击。不管西方国家什么态度,凡是具有起码民主精神的人,都不能支持中共上述政策,因为它们都是违反民主原则的,而且都是在大有其他较好选择的情况下,偏偏要择恶而固执之的。《说不》维护上述政策,就足以说明它根本不是维护什么民族权利,而是维护中共的一党专政及其种种反人民反民主的政策。怪不得它得到官方的称许了。

《说不》处处指责帝国主义别有用心才会反对中共的上述政策。这种说法才真正别有用心呢。帝国主义很坏很坏,这是事实,可是这不等于它的每一句话都一定是狗屁。它说的话对不对,并不决定于它的用心,而是决定于逻辑、事实与人民自己应有的立场。美帝批评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那是错的;美帝批评中国压制人权,不管它有何用心,这倒是符合事实。指出它符合事实,并不等于亲美反中。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不以人废言」的老话么?作者不管青红皂白,这等于说,凡是帝国主义主张的东西,都是坏的,都要反对。如果这种逻辑能够成立,那么,当美国决定把人权问题同贸易问题脱钩时,也一定是坏事,也一定要反对。然而,为什么中共不去反对,反而要大表欢迎呢?这不正好证明中共也不相信那种「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逻辑吗?它自己不信,为什么又要强迫人民去信?

借「反美」来压制民主

《说不》不去正视中共专制统治对大陆各族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反而处处把责任归咎于帝国主义阴谋,不过是一种极其陈旧的技俩:转移人民视线,把国内矛盾化为国际矛盾,借「共御外侮」的幌子来消灭国内的反对声音。正因为这样,所以《说不》总是处处把民族与国家混为一谈,处处把国家神圣化。例如他是这样谈台湾问题的:

「假如在台湾搞『全民公决』,赞成独立的人会有多少?……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这样一种民意基础,确实是台湾社会现实的反映。台湾人民有着较独特的感情历程,因此一部份人民出现一种异乎中国传统的骚动,或者叫迷航。这种迷航其实是非常需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来导拨一下子的,或者文雅一点说,确乎需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集体民意来否决一下子的。国家是干什么吃的?就是干这个吃的。国家的神圣感是不能单纯靠皇天后土的慈悲来推行。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国家给你捎了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第36页)怪不得此书多次提到准备同台湾打仗了。

《说不》不仅把中国民族等同于国家,而且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大家知道,中国人之作为一个民族,不论你根据什么口径来算,也比诸中华人民共和国长久得多。组成民族的中国人民,才是构成国家的主权者,才是神圣的共同体;国家同人民相比,不能不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东西。而根据民主原则,人民之联合成为统一国家,必须以自愿为原则,任何部份的人民都有权加入,也有权退出。这种立场不只是民主主义的立场,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政权应该使各地方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应该使用「自觉的、民主的」方法,而不是「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否则,就难免使国家政权成为「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寄生赘瘤。」

今天在中共一党专政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一个「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寄生赘瘤」,同时又是「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把各地人民的权利都踩在脚下,还要诬为帝国主义帮凶,对于这种假冒民族之名的民族主义,人民应当把它打回原形:这是一种为专制服务的民族主义,是最坏的一种民族主义,是法西斯式的国家主义。

世界市场与民族主义

《说不》在谈到经济改革方面时,我们要承认,不像上述方面那么荒谬,那么为专制粉饰。它批评美资企业怎样不肯转让高科技给中国,怎样压制中国工人;它警告现在国内市场开放得太大,民族工业有被外国货品挤垮之虞;中国出口商品怎样为了点外汇便不计成本地互相竞争;美国、日本怎么处处阻遏中国(例如不让中国加入关贸协定),他们怎样不可靠等等。虽然这些意见都不是《说不》所独创,不过所言大体符合事实,我们中国人有必要加以警惕。认为中国市场越开放给外资就越促进中国发展,不过是一种买办言论而已。

有些人以为《说不》这些立场代表他们拒绝接受「现代化」,拒绝接受「西方文明」,反对融入世界市场,简直好像要回到文革时代的闭关自守的「中国本位」中去。距离这一步还远着哪。《说不》虽然处处扬中抑外,可是它根本没有想过拒绝「现代化」,拒绝世界市场。恰恰相反,它处处强调:

「在今天中国人生存的世界里,有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自由市场,而我们无缘享受这些地区性的贸易自由,因此重返关贸总协定,争取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展开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中国人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必要手段。」(188页)

可见《说不》的思路同邓小平的走资本主义及融入世界市场的路线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有不同,也不过是程度上的不同,即《说不》比较强调,在融入世界市场时多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对外资的让步不要太过份等等。

不过,《说不》这种对策是否有效,实在颇成疑问。不管《说不》怎样吹嘘中国将会变得怎么强大,到目前为止,中国在世界市场的地位毕竟只是一个落后的大国,在资本与技术上都远不如发达国家。在这个情况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完全融入世界市场,中国能有多大的讨价还价能力去拒抗市场的更大的开放以及保卫民族工业,实在是可疑的。

其次,《说不》依靠中共政权去保护民族工业,问题就更大了。它处处赞赏李鹏怎样以一大堆订单去奖赏识时务的法国,拿不给订单去惩罚处处与中共作对的美国━━它忘记了,那些「一大堆订单」背后的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而即使李鹏在具体此次交易中正确使用了人民的血汗钱,在其余的99次交易中是否都正确使用了,却很值得怀疑。中共政权除了专制之外,就是贪污腐烂到核心,各级官员为了一己钱包而不惜贱价出卖国权━━国营企业;国家土地;种种经营特许等等━━比比皆是。指望这些官员保护民族工业与民族市场,岂非向豺狼宣传素食?

再次,保护民族工业━━好得很。但问题不能止于此。我们还要研究,受到了保护的民族工业,由谁经营?由谁分取利润?这才是更重要的问题。自从邓小平的走资改革以来,大家看得很清楚,所有国营企业都没有实行过职工民主经营,连法律上规定职工享有的监督权利也实际没有执行过;至于利润嘛,就更加是厂长经理以及上级管理部门的禁脔,工人哪有机会过问。所以,在阶级分化、贫富悬殊加剧的情况下去保护民族工业,实际只有利于中国的官僚与资本家,而中国工人呢,不论是在外资企业还是本国企业,还不是一样无权无势。《说不》只知大谈外资企业如何刻薄中国工人,但它为什么对于国企及私人企业,尤其是后者,怎样刻薄中国工人竟然不吭一声?难道它的民族主义的意思,就是只反对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工人,却全不反对中国官僚及资本家同样剥削中国工人吗?这种民族主义究竟有利于中国官僚与资本家,还是有利于人民?

民主主义比民族主义重要得多

其实,到了今天,像《说不》那样坏的民族主义,我们中国人固然应当反对,但就算是一般的民族主义,也该承认,对我们中国来说也已经完全过时了,再没有多少历史进步性了。当我们中国像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在十九世纪逐渐沦为外国的半殖民地,民族独立、民族统一的确是一切仁人志士的追求梦想。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奋斗,这些任务大体在1949年的时候完成了。从那时开始,再没有外国敢像从前那样侵略中国;中国的国际地位也空前地提高了。中国民族受压迫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自然,中国的发展水平同西方仍差一大截,也正因为这样,难免仍会受到列强的或明或暗的欺负,但是,要使中国有大的发展,决不是民族主义所能解决的,决不是叫所有国民都为全民族多作牺牲就能达到的。中国过去几十年,人民都不是为中国强大而作出无限牺牲吗?结果又如何?大跃进、文革等等坏事、蠢事,不过是白白糟蹋了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已。之所以发生这等坏事、蠢事,正正因为中国没有民主,人民无法纠正统治者的瞎指挥。今天,同样的灾难在蕴酿。急速走资的结果使无数新盖别墅空置、无数土地荒置,无数国企停工或半停工,无数设备闲置,无数贪官污吏贪赃枉法,而这一切是同缺乏民主监督是息息相关的。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外族统治还是本族统治,而是在同一民族中,由谁统治?是一小撮专制官僚,还是由人民当家作主?一天仍然没有民主,中国的资源与人民血汗都只会被官僚浪费掉,就一天不会有稳定均衡的、健康的发展。所以,中国人民今天要强调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民主主义,而且是一种真正能令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主义,一种完全尊重民族自决权的民主主义。反之,在今天来高喊民族主义,往往就会同中共官僚一样,不仅变成国家主义、专制主义,而且变成压迫国内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

另一方面,若要解决外国资本挤垮中国民族工业的问题,也并不是靠民族主义,不是靠片面强调民族国家的保护作用,更不用说是强调中共所控制的国家的作用,就可以解决的。只要这个国家仍是「官吏的、军阀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那就谁也难以担保它能以最小代价来达到最好效果;其次,以中国之落后,想单凭一己力量去阻遏帝国主义及国际资本的经济侵略是注定败北的。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各国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国际资本,不容许他们把第三世界变成廉价劳工及廉价原料的供应者,变成它的废料场。换言之,需要更多的国际主义精神。反之,抬出民族主义,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加剧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竞争,结果就只是两败俱伤,而国际资本可以乘机把工资及原料价格压得更低。

一九九六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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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篇

中共把中国私有化

刘宇凡

当邓小平逝世时,官方言论以致世界资本主义的报刊纷纷向这位总设计师致敬,因为他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尤其如果拿苏联、东欧的经验相对照,就好像更显得中国经改的成功。

不过,问题在于,那些急剧增长的财富,究竟主要落在谁的手里呢?

中共一直认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苏联、东欧那样的私有化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它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1992年中共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上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说明,「公有制」已经失去优势,而资本主义经济已取而代之。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资本与中外私人资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经济改革可视为一场大规模而又隐蔽的私有化运动。

资本主义经济有多大实力?

从表一看来,似乎大陆公有制还真的占主导地位,因为集体与国有经济相加占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经济」中,虽然包括资本主义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个体户,所以私营经济的数量似乎还很少。1994年,官方宣布私营企业共43.2万户,在工业总产值中约占10%(个体经济则占8.4%)。

表一 各种经济成份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

1978

56%

43%

1%

1993

42.9%

44.8%

12.3%

1995年(预计)

41.5%

43.9%

14.6%

(注: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了个体、私营经济及外资。来源:《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与私营经济的发展方向》,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1996年第8期)

资本主义经济(大陆忌讳这个词语,所以改称「私营经济」)是指直接或间接地以雇佣工人来增值资本的经济成份。按照这个标准,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一定远超官方的统计。首先,在所谓个体户中,很多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企业,因为中共把个体户的定义一开始就定得太宽泛,竟把雇工八人以下的企业主都列为个体户。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个体户,顾名思义,就是没有雇工的小资产阶级。如果有常年的雇工而且人数达到六、七人,那其实已经是小资本家了。何况,在名列为个体户的企业之中,多年前已经有调查显示至少有10%其实雇工八人以上(注一)。所以,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一定远远超过43万户,在工业总产值中也一定不只占10%

除了假个体户之外,还有假集体。集体经济包括了城市和乡镇两方面。乡镇工业在1994年的产值已经占全国22.6%,雇佣了1.2亿工人。这个举足轻重的「集体经济」,恰恰也是最多假集体。大陆有一份调查报告表明,乡镇企业有83%实际上是私营企业。(注二)许多其他报导都大致反映这个情况。由于乡镇工业比城市工业多,在集体工业中占到64%,所以,上述数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过半的集体经济其实是资本主义企业。有位学者也指出,若按这个数字推算私营经济,那么,「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各项比例将会引起各层人仕的震惊」,因为单是工业,1993年非国有工业的产值(1.7万亿元)与国有工业的产值(1.8万亿)已经几乎平分春色(注三)」。而所谓非国有工业,主要的还是中外私营企业,或至少是混合经济(例如参加了官股的私营企业)。(参看表二及表三,注四

从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费品零售总额中,1994年国有商业也下降到只有31.9%。资本主义成份占多少?国有、集体、个体之外的那个「其他」,如果不是私营经济,又是什么?如果考虑到在集体与个体中有不少实际上是私营经济,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在商业中的比重一定不比工业中的少许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表二 1995年按经济成份划分固定资产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国有

54.4

集体

16.4

个体

12.8

联营经济

0.6

股份制

4.3

外资

7.8

港澳台

3.4

其他

0.3

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

因为中共刻意掩饰资本主义经济的真实情况,所以我们没法确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说明它今天的雄厚势力。(注五)有人认为,在民间的一万六千亿元金融资产中(1992年数),约有六千多亿元集中在个体户、私营老板和有「外水」的官员手里。这些人约为三千万人,占人口数的2.8%,但拥有的金融资产占40%(注六)这三千万人可被视为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他们拥有的金融资产等于当年国民收入的三成多。

隐蔽的私有化

中共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态度,在过去十八年中经历了如下变化,最初是禁止,然后是默认(1983年中共一号文件说对私营企业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于取缔」),继而是在1988年修改宪法正式承认私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最后是邓小平南巡后中央为各地提出的「四不限制」(不限制发展比例、速度、规范与经营规模),「五不限制」等等大开绿灯。对于外资也是这样。现在,可以说资本主义是无限制地发展了,只差那个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补充的妾士身份还没有正式甩开而已。不过,这方面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了。

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急速发展,不仅仅是依靠中共的政策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质上的赞助。谁提供物质支持?就是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在改革之前,全国的生产资料及劳动力差不多都在集体与国有经济手中,所以,如果没有他们向私营企业提供劳动力与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私营企业是不会发展起来的。据报,私营企业的多数创业资本都来自国家银行或信用社,他们的四成原料与进货来自国有企业,销售对象中也以国企为主要对象之一。(注七)不能确定这里有没有夸张。不过,这没有妨碍上述的一般原则是成立的。

集体与国有经济在向私营企业提供资金、劳力、土地、货源等等的时候,是否都依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有不少时候资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较高代价,其中包括贿款。但有更多时候是以低于价值来换取劳力与生产资料及资金的。(有人估计每年因官员贱价卖地而令国家损失200300亿人民币)这其实是一种隐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运动可以追朔到农村改革的初期。当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时候,不少集体财产,例如农业机械,都被干部们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种种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变成自己的准私有财产。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体财产是如此被化公为私的,因为官方绝不披露。但从各方面看,这个现象并非不普遍,尤其在较先进的公社。从这里产生了第一批的农业资本家。

不过,最发财的恐怕不是农业资本,而是工业或商业资本。这是为什么后两者发展最快,规模最大。这同时也意味,他们很可能比前者从集体与国有经济中转移到最多财富。尤其是那些得到当地官员保护的「假集体」,不仅在申请土地、劳力、借贷各方得到额外的协助,甚至是贱价得到这些东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种额外减免税收的方便(自然包括减少受到其他部门官员的渔肉)。额外减免税收属于一般假公济私行为多于严格意义上的私有化。但是种种把集体与国家财富贱售或干脆吞并则肯定是私有化。有人报导一个例子:

「权力股就是政府以权力作为资本对企业投资,按股分红。邵东县铝制品厂是一个合伙企业,共有8.5股,其中政府有一股。这一股的作用就是拉着地方政府为自己保驾护航、为企业在扩建厂房批地时给予便利,给企业争取贷款提供后盾和为企业在社区内提供安全保障。该厂的厂长说:『厂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跟乡里搞好关系,它就会动不动拉电。要扩展规模,它不批地,征地就很有困难。乡里成为企业的股东,每年企业给交10万元,占乡财政府收入的十分一,我们也办事方便,两全其美,皆大欢喜」。)(注八)可见,只要让政府部门入股,批地自然就没有「困难」了!

集体与国有经济还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种种间接的物质支持。中国很多上游产业(煤、石油、电力、交通运输)都是国营而且多年来维持低价制度,这等于间接津贴了私营经济。在税率上,中共也一直优惠中外资本而刻薄国有企业。三资企业税率为33%,私营企业率税为35%,比国有企业的55%低很多。税负的不公平是使国有企业无法与资本主义企业竞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中共在政治上加紧对工农阶级的专政,尤其是坚持那种把农民当作二等公民的户籍制度,使工农群众(尤其是那些农村集体经济崩溃后的失业农民与城镇的失业工人)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最起码的合法权益,成为资本所残酷剥削的贱价劳工。这是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迅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够有比苏联、东欧好得多的经济表现,个中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一个急进,一个缓进那么简单。还要考虑到中国一个独特地方,就是比苏联、东欧落后很多。但这种落后性在特定环境中有时会变成优势(对资本主义而言的优势)。中国国有经济从来都很薄弱。从19491978年,卅年的高速而代价不必要地高昂的工业化,并没有真正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农业主要的还是依靠人力与畜力。集体与国有工业始终无法满足农村人口对工业生产资料及消费品的需求。国有经济之无力改造农村,尤其可以在农村人口占全国比例中看到。卅年工业化并没有促使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到1978年农村人口仍占87.5%,只比1949年下降了两个百分点。农村还是一片披着集体经济的外衣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不过,一天命令经济仍束缚着农村,国有经济还是不会感受到什么压力的。可是,命令经济崩溃的一天终于来了。分田到户使小农经济解除了官僚支配的集体经济的束缚。外衣丢弃了。小农经济从两个方面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动力。一方面,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由于农产品市场之局部开放,由于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在在增加了农村人口的购买力。另一方面,个体经济之全面恢复,大大提高了农民中的强势户的致富冲动。私人资本的原始累积开始了,而且在扩大了的市场中开始壮大起来了。就这样,乡镇资本主义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日益在竞争中压倒国有企业。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首先是在农村壮大起来,然后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尽管国营企业只有三分之一是营利的,中国经济还是能较高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国有经济本来就很薄弱,在这个情况下,只要有其他经济成份(个体经济及资本主义经济)大力填补空白,那么即使它大多亏本,也不会即时拖垮整个经济发展,甚至还能有增长。

官僚资本如何侵吞国有财产

上面谈的主要是私人资本怎样在中共的支持下发展起来,而且主要是谈国内的私人资本。不过,私人资本之受益于集体与国有经济的程度还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资本。官僚资本乃是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谓官僚资本,包括了官员个人的以增值为目的的资产,也包括了名义上属于国家,但实际上由官员自由支配并且以盈利为目的的资金。

如果把私有化仅仅了解为把国有企业售出或无偿分配给全体公民,那么,的确,在中国这仅仅是开始不久。大概几年前中共才宣布要大规模拍卖、租赁一万家中小型国有企业。

在今年刚结束的八届人大,李鹏又宣布要把廿四万家国有小企业实施「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劲头十足,例如山东诸城,竟然在两年间就把九成半的国有及集体企业卖掉了。这个做法还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赞赏呢。但是作价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怀疑,因为贱售国企非常普遍。(注九)

不过,那种隐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缔造出官僚资本的私有化,早就在疯狂进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制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国企或集体企业股份化,中外合资企业,官商合营等等。其次,即使在保留集体与国有经济的企业,官员也通过种种方式化公为私。

官员热衷于搞股份制改革,是因为他们借此可以明目张瞻地化公为私。最明显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划出一大笔变成「企业股」、「法人股」。即使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大公为小公。不少人更进一步,先化大公为小公,然后就再把小公化私,公然地把企业股再私分。

就这样大笔国有财富以变戏法的方式转到干部手中。虽然有时职工也得到一点股份,毕竟同干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饭残羹而已。至于采取种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钻空子的方式化公为私,就更不胜枚举了。这包括了低估资产值,对种种无形资产(商标、专利、商号、销售渠道等等)不作评估或低估,国家股与个人股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价等等。(注十)

中外合资的情况也基本如此。现时全国已有一万六千多家合资企业。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资产应评而未评的约占应评总数的九成。在一万家合资企业中,有六千多家国企未经资产评估而以862.6亿元的出资额与外商合资,估计因此损失六百多亿元。至于无形资产,竟然只有60家是有计算无形资产的。

这种化公为私行为,外资自然得益不少。但有关官员也得益匪浅。各地官员不惜贱价以求合资,最直接的利益当然是这样可以提供外汇、出国机会、以及其他贪污腐化的勾当;可是还有其他。要知道,在那一万六千家合资企业中,有部份根本就是假合资,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资(例如随便找个老外挂名合作,或是请那些拿了本外国护照的同胞挂名合作),纯粹办来骗国家,其中包括化公为私。

另一种私有化方式是官员个人或其亲戚朋友经商,或者是政府部门同私营企业合股办实业。

「一些握有经济实权的人,多乐意与私商交铁哥们,或者让五亲六戚去经商,自己在台上给予关照。权力与关系密切的私商形成一个『土围子』━━利益共同体。……权力给『土围子』以政策、物资、贷款、减免税、外销配额等方面的照顾。」(注十一)

「为了避免因电力供应非常紧张造成拉闸停产现象的发生,一些厂不得不拉电力部门入股。

邵东某生产出口铁锤的刀具厂,电力部门就投资30万元,年利4分,这是明利息,实际回报要大于这个数。当然,不是任何企业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门的青睐的。拉一些政府部门投资的前提条件,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好,否则很难如愿。」(注十二)

究竟官僚集团在过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国有资产?这几年有一个许多人使用的数字:19821992年间,国有资产「流失」累计5000亿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亿元。(注十三)不过,去年十月号的《中国工人》披露了一个新的数字:八十年代以来,国有资产的「流失」每年高达500亿元,到目前总共「流失」八千亿元。但「据有关专家研究,目前国有资产流失的程度还要高于这个数字。」

官员化公为私当然不始于改革开放。不过,毛泽东时代的化公为私同邓小平时代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化公为私,主要不过是占有消费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后一个时代,官员之化私,占有消费品是次要的,占有可以分润的资本(不管是以有价证券的形式还是资本的实物形态),这才是主要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功业不仅在于缔造私人资本,更在于缔造了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有多大能耐?表四可以多少反映一点情况:

表四

 

1978

1994

1995

国家预算内投资

62.2

3.2

3.1

国内贷款

1.7

22.4

21

利用外资

4.2

10.7

11.5

自筹投资

--

48.3

53.2

其他投资

31.9

15.4

13.8

所谓自筹投资,首先包括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各种乱收费,尤其通过各种化公为私以及办公司经商的方式,自行「创收」所得来的资金。这是各部门自己的「小金库」,不受中央约束。它除了用来满足官僚自己种种请客送礼,游山玩水的消费之外,主要的就是用来投资于高利润的行业。表四告诉我们,目前固定资产投资,中央预算内的是少得那么可怜,而自筹投资从零发展为过半。历次经济过热,历次盲目投资、重复投资,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产)(注十四),都同各部门这些自筹投资有直接关系。这些由各部门官员支配,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金,(而利润又首先落在官员手中),就是官僚资本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官僚资本加上中外私人资本,总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恐怕已经具有主导地位了。

官僚资本具有投机性、买办性、垄断性几个特点。投机性不仅表现在盲目投资加工工业,而且现已转向炒卖种种有价证券及房地产,其中包括国外(例如香港。经济学家吴敬琏透露,大陆每年有100亿美元流向香港。)的证券与房地产。买办性表现在同外资合资、合作中经常以贱售本国资产或资源为代价;垄断性表现在官员利用权力霸占市场、拱抬物价、强买强卖。所谓诸候经济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资」

近年中国的三资企业达到十七万家;如果把港澳台包括在内,外资现在已经在工业总产值中占了12.8%,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占了10.4%。不过,外资在中国的实际影响远超过这些数字所能显示的情况。

近年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同中国国企合资,通过这个方式吞并了中国国企,连他们的名牌和市场份额包括在内。这同样也是一种私有化,而且是一种把民族工业拱手让与外资的私有化。

现在国内的洗涤用品行业,已为外方控股的合资企业所支配。15家合资企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一半,但卖的都是P&G、英国利华、日本花王、德国汉高的牌子,而中国的名牌如熊猫、双猫等俱已销声匿迹。(注十五)

啤酒行业更厉害。中国年产五万吨啤酒厂,已有70%成了合资企业。而外资搞合资企业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弃自己的品牌,改采他们的品牌。结果中国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鹅等等逐渐为丹麦的嘉士伯、美国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讽剌的是,中国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给。有学者认为中国根本不必在这方面搞合资企业,更没有必要让外资控股(注十六)

在彩电行业,原来的国产名牌如长虹、熊猫、飞跃等等,一旦合资之后便失去踪影,被外国名牌取而代之。

在医药业,三资企业已达到1000多家,其中三家合资企业是医药业中的十大企业之一,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现在,在最畅销的50种药品中,有40种是合资企业的洋药。(注十七)

自行车业,三资企业达200家,已经吃掉了国产的飞鸽、永久、凤凰等九个名牌。

造纸、轮胎、集成电路、家电业等等也纷纷陷入同样境况。

这可是中共官员自觉选择的结果。为贪小利而出卖国产名牌固然如此。(注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励各级官员继续出卖经济主权的。许多国家都规定外资股份不能超过合资企业的五成,然而,号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国却相反,在《中外合资企业法》规定外资股份不得低于25%,却没有规定上限,直接帮助了各级官员把国企连同品牌卖给外资。

有人指出中国国内储蓄率达到45%(金融资产达一万六千亿元),依靠国内资金就足以支持7%8%的经济增长,根本不必继续那种严重依赖外资、优惠外资而令自己吃亏的政策。实情怎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继续引进外资,也没有理由是这样一种引进法。

护短经济学

中共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可是,眼见私有制日益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中共的辩护士又怎样自圆其说呢?那些官方经济学家忙着解释:其实「优势」并不一定要体现在百分比上的;只要「公有制」始终扼控国民经济命脉便可。对于把盈利国企卖掉或出售国有股权,他们也辩说:我们卖掉了国企,但换回了资金,这只是使国有财产从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而已,国家拿了钱还是可以再投资建厂,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云云━━这完全是诡辩。且不去说,在实际上这些交易,在一党专政下决不会是真正等价交换的。退一步说,即使那是等价交换,那顶多只能说,国家作为卖者没有交换价值上的损失,却不能说国家没有其他损失,更不能说那不是私有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明明转到私人手上,怎么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厂子,为什么还要卖?是否就绝对没有别的方法筹措资金?卖了这些盈利的厂,能保证新的投资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吗?如果相同,又何必要为买而卖?岂非除裤放屁多此一举?如果盈利更微些,岂非一大损失?虽说盈利高些不是没可能,可是风险总是存在而且不小。干么要如此犯贱,好端端有安乐钱不享,去作这样的败家子?

这样显浅的道理,我们博学的经济学家不会不知道。说穿了,这不过是欺骗而已。在最初搞农村承包制的时候,中共赌咒说不是恢复个体经济,更不是允许私营经济,而只是把家庭经营结合到合作经济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伙,富农阶级已经出现的时候,它还这样说;在搞国企改革的时候更离谱。在第一阶段,官方理论家力证,只有把经营权从所有权那儿分离出来,也就是政企分开,才能搞活国企;到真正实施两权分离之后(虽然并非没有打折扣),他们又忽然改口了:国企要改革,得要明晰产权,使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当经营者同时也是所有主的时候才能搞活国企。这时候他们又主张两权统一了,只是不是统一到政府手里,而是统一到企业官僚手里。于是明晰产权就变成为搞股份制。在搞股份制时,为了安抚那些担心国家股份会被化公为私的意见,他们又说,不要紧,不让国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吗!到了官僚资本强大到已经开始要把国家股出售或把国企出卖的时候,他们又出来说:哎哟,卖了也不要紧嘛,反正国家财产只是从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而已!

当年在开始局部市场化的时候,官方理论家也是指天誓日的,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因为我们只是开放消费品市场,而决不会开放劳动力、土地和生产资料市场。到了资产阶级崛起,劳动力、土地与生产资料都事实上可以成为商品之后,他们又改口说,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生产,所以虽然我们有了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只要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我们搞的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好了,到现在,连这点也开始动摇了,他们又改口啦:社会主义主体地位并不体现在百分比上!邓小平大概感到理亏,所以索性禁止人家问「姓资姓社」。其实,你们不如干脆认为,「我们共产党搞什么都是社会主义!」这不就行了!上述那种辩解只会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过,中共同那个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于皇帝是受害者,而中共呢,不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个骗局的得益人。邓小平说,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是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实证明,有了先富,就不会有后富,因为先富的一定会胃口日大,妨碍着普通人也跟着富起来,尤其当这先富起来的是操纵了国家机器的专制官僚。普通人民不仅完全被挤掉,而且成为这批先富的剥削对象。

在政治上,中共老早就把国家主权窃夺过去,变成自己的私产。国家财产呢,尽管它也视之为禁脔,毕竟还没有将之完全变为自己的财产。况且,同时他也禁止资产阶级财产的存在。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勉强承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权是一个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但是,至迟到1988年修改宪法,中共政权就已正式变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权了。虽然,在社会经济上,当时还谈不到已经完成资本主义复辟。不过,到了今天,很有可能连这点也已经完成了,或至少正在处于完成阶段。计划经济已经基本瓦解了。除了局部产业,国有企业基本上是为利润生产的。要完成在社会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需要资本主义占领社会一切领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不是这样。它只需要使利润率成为起主导作用的调节器就行了,因为这就足以让它支配其他经济成份。今天中国即使还未达到这点,至少也是快达到了。根据胡鞍钢的推算(参看表五),中国的农产品、工业产品、商业及投资的市场化指数大都超过一半,甚至是达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过半,也接近一半了。(注十九)此外,由于市场的盲目性而造成的生产过剩已经出现多时了(参看注十四)。这是利润率起主要调节作用的一个反映。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本,已经是社会经济中的主角了。十多年来一直推动中共去补资本主义的课的知识份子们,你们所极力争取的资本主义,已经在你们眼前了。

「不!我们所要的资本主义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这不是我们所要的!」

不,这的的确确就是你们所追求的东西。

要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就只能是你们眼前的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医生,你已经成功使死人复活了。承认科学怪人就是你所要的东西吧。

「难道你们主张走回头路吗?」

我们也不主张走回头路。我们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资本主义的崛起;中共怎样把中国私有化等等。应当走什么路并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但是,对于现在这种官僚资本主义,笔者不掩饰他的反感与反对,而且深信劳动人民也同笔者态度一样。各种局部反抗事实上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复辟虽已基本完成,却不表示它能够安安稳稳地永远骑在人民头上。

表五 中国市场化指数以及其他四项市场化指数变化 单位:%

年份

市场化指数

价格
市场化指数

生产
市场化指数

商业
市场化指数

投资
市场化指数

1979

24.91

23.1

11.6

21.53

46.01

1980

32.13

38.9

17.7

24.03

48.57

1981

33.66

39.6

20.9

25.24

50.15

1982

35.77

45

21.7

25.56

51.3

1983

42.57

64

23.9

26.64

53.01

1984

45.56

63

32

30.91

54.45

1985

54.23

63.9

63

35.14

59.58

1986

55.67

64.3

64.7

37.73

60.59

1987

57.61

64

70.6

40.27

61.36

1988

61.33

70.2

76

43.2

60.54

1989

62.62

14.4

64.7

43.94

60.9

1990

62.17

71.7

74.8

45.4

60.41

1991

62.55

69.7

77.8

47.06

59.81

1992

63.23

71.7

81.8

45.39

58.71

1979-1992变化量

38.32

48.6

70.2

23.86

12.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摘要1993》第21页,第93页以及《财贸经济》199211期的数据计算。

一九九七年四月


注释:

注一:《大分化新组合》,朱光磊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26页。

注二:《中国私营经济研究文集》,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编,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63页。

注三:同上,64页。

注四1987118日的信报发表下面的一个表也能说明问题。大家不难解读「集体拥有」的真意吧:

中国工业总生产中企业拥有权分布权%

年份

国家拥有

集体拥有

个人拥有

其他

1978

77.63

22.37

0

0

1979

78.47

21.53

0

0

1980

75.97

23.54

0.02

0.48

1981

74.76

24.62

0.04

0.58

1982

74.44

24.82

0.06

0.68

1983

73.35

25.74

0.12

0.78

1984

69.09

29.71

0.19

1.01

1985

64.86

32.08

1.85

1.21

1986

62.27

33.51

2.76

1.46

1987

59.73

34.62

3.64

2.02

1988

56.8

36.15

4.34

2.72

1989

56.06

35.69

4.8

3.44

1990

54.6

35.62

5.39

4.38

1991

52.94

35.7

5.7

5.66

1992

48.09

38.04

6.76

7.11

1993

43.13

38.36

8.35

10.16

1994

34.07

40.87

11.51

13.55

注五: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况。他们估计,从事实业的私营经济的总资金为708.6亿元,私人占有的股份约为417亿元,外资直接投资项目为1114.4亿美元,三者相加,约在一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国有资产的1/4。见《私有制与私有化》,胡培兆,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6年第2期,49页。

注六:《狂飙下的中国》,四川大学出版社,31页。

注七:《1979-1993年中国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互补关系的实证分析》李洪斌,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6年第11期,35页及41页。

注八:同注二,302页。

注九:西安市在深圳创办的一家国有企业━━西有公司━━资产价值六千万元,竟以385万元出售给一家私营企业。不少地方对出让的工业用地只基本上收取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成本价,甚至是象征式或全免地价。有一家印染厂以一百万元人民币卖给港商,但一百万只是固定资产价格,对于印染厂的全部无形资产未作价,至少值五百万的土地也丝毫未作价。见《中国工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出版,1996年第十期,页56。及《国有资产是怎样流失的》,王保喜,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1994年第八期,65页。

注十:山西太原市有个批发市场在改组为股份制企业中,将一千多万国有资产无偿划给个人。《中国工人》,1996年第十期,6页。

注十一:同注六,115页。

注十二:同注二,302页。

注十三:《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1994年第10期,24页。

注十四1992年,全国工业企业的机床利用率仅为55%左右;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塑料制品的生产能力一半闲置。这是各地盲目投资的结果。

注十五:《瞭望》新闻周刊,1997年第3期,7页。

注十六:《国产啤酒名牌难见踪影》,李敏仪,信报,1996624日。

注十七:《『卖牌合资』现象扫描》,黄欣晔,《中国工人》,1996年第十一期,27页。

注十八:「前不久,我国著名的冰箱制冷设备生产企业━━杨子集团与德国博世━━西门子家用电器公司签订了合资组建「安徽博西杨制冷有限公司」的合同。按合同规定,杨子集团使用的「杨子」商标以96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合资企业,转让期为50年,50年后再无偿转回杨子集团公司,50年后「杨子」商标也许早就被人们遗忘了。」

「美加凈」的例子更好笑。上海家化以每年一千万元的价格把名牌「美加凈」卖给美国庄臣,有效期卅年。后来发觉吃亏,只得以每年一千二百万元买回牌子,有效期也是卅年,总计要付出3亿多元。俱见《中国工人》,1996年十一期。

注十九:胡鞍钢是这样解释他所谓的市场指数的:「我们于是从投资、价格、生产和商业四个方面选取统计资料来编制中国市场化指数,以求适当地反映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变化特征。有关数据列入表一━━一。其中投资市场化指数是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的比重;价格市场化指数是指农产品价格中非国家定价的比重;生产市场化指数是指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商业市场化指数是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中国市场化指数是由上述四项市场化指数加权合成的。」见《挑战中国》,胡鞍钢,新新闻出版部,台湾,1995年,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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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自由和社会主义

━━试论中国的用工制度

刘宇凡

中国经济改革在各个方面都正在大力冲击着旧有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劳动力管理体制也不例外。

中国卅多年来在劳动力管理制度方面实行所谓统包统配制。所谓统包,是指国家对所有城镇中学或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全部「包」起来,保障他们的就业权利。就业权是明文写在宪法上的权利,而且不像政治权利那样纯属空文,而是相当落实的。就业保障权是世界工人运动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真正提供就业保障。尤其是那些长期落后,存在永久的庞大失业军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工人一定会羡慕中国工人。不过,如果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中国的就业保障,我们就会发现它在中国官僚政治下变形变得多么可怕,就像社会主义已经变形到与极权统治等同一样。在官僚统治下,权利不是权利,而是首长的恩典。古人说,长者赐,不敢辞。恩典是不能辞的。同样,中共赐给全国职工的就业权利,也是不可「辞」的。在统包统配之下,即使你不愿接受国家分配,要自谋职业,比方说,要当小贩,或做小手工业者,国家决不会允许,一定要把你「包」下来。即使经济困难,国家无法安排就业,那就把你送到农村「落户」;后来不送了,任由失业也不许自谋职业。这种政策直到一九七八年后才开始转变。

其次是所谓统配。就业保障本身同就业自由并没有什么势不两立的地方。但是,在官僚政治下,就业保障就意味就业自由的消失。统配是国家有权把你分配到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间工厂,以至任何一个岗位;你只有服从分配之权。主管分配的是政府各级劳动部门。如果你是这些部门官僚的亲戚朋友,哪你自然会分得优差。否则,你也许会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边远省份,在那儿「支援边疆」、「贡献一生」。你也许会被分配到厌恶性行业如清洁、掏粪,等等。

━━某某中学女毕业生被分配到一间死畜处理厂当工人。第一天上工,才知道原来要「处理」的,常常是爬满蛆虫的死猪、死狗。「处理」,就是废物利用,为死畜剥皮拆骨。她不禁为之痛哭。不过,经过党委书记的「思想教育」,她终于搞通了,明白到「宁要一人脏,换来万人康」的伟大意义,于是第二天便喜孜孜上班去了━━这样的政治神话在今天大陆报刊仍可见到。可以肯定,这位女孩子一定不是高干的女儿。

统包统配制实际上把职工当作国家(实即中共)的财产,可以任意调来拨去。中共一直宣称,统一分配职业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这样可以保证有计划地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去安排劳动力。然而,卅多年的经验表明,所谓有计划,实质无计划。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要发挥人们的才干,必须充份尊重个人的兴趣、志向和专长。上亿职工的职业问题统统由一小撮官僚负责分配,根本就不可能顾及个人兴趣和专长,也不可能顾及各地及各行各业以至每个企业单位的特殊需要。在企业来说,劳动部门的官僚常常盲目胡来,企业需要的人,劳动部门不给;企业不需要的人,却硬塞进来。不过,最痛苦的还是个人。从个人方面来说,盲目分配的结果,是大批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专业不对口,或者没有兴趣,以至许多专才被投闲置散,蹉跎到老。例如,农林科技人员,全国仅有廿九万,但是这么一点人员,竟有一半用非所学(注一)。学自动化的当售货员,学理论物理的当采购员,大有人在。

问题之所以这样严重,是因为国家的分配是「一纸定终身」。一个职工未分配前,属国家财产;一旦分配到某企业,便转而属该单位所有。这就是有名的「单位所有制」。职工(包括技术人员)无法转业转厂,一切都由单位「领导」所支配。要知道,在大陆,企业单位不纯粹是经济或生产组织。单位的小官僚不仅管工资、调级,而且管户口、管粮油、管计划生育、管政治、管「教育」、管「学习」……。一句话,无所不管。每一个人必须属于某个单位,他才能生存。正因如此,单位「领导」对个人享有生死大权。所以,在中共「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并不比封建领主统治下的农奴自由些。倘若你用非所学,用非所长,要转厂转业,简直比飞天还难。

统包统配制不知扼杀了多少人的幸福。其中最可悲的是造成无数夫妇异地而居。至少在七八年之前,夫妇分居两地,要申请调到一起团聚,简直难之又难。尤其可恶的是,有时候一些单位「领导」,放着人材不用,但当人们申请转业转厂,而上级劳动部门亦已批准,但这些「领导」居然可以「卡着不放」!统包统配制发展到这个地步,真可谓腐朽透顶了。

统包统配的「理论」根据:劳动力公有说

最近引起了热烈讨论的经济学家马丁,他所写的《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注二)谈到:卅年来政治经济学只是「简单地、直接地成为现行经济政策的附庸、传声筒和论证工具」,「一味地为经济政策唱颂歌」。对于统包统配制也正好是这样。因为在实践上不承认个人有就业自由,所以在理论上就炮制了「劳动力公有说」的理论。卅多年来不少经济学家都以此来为中共官僚的统包统配制辩护。劳动力公有说可以蒋家俊为代表。尽管目前不少经济学家已改采劳动力个人所有说(雨田、孙浩、张一德)或部份个人所有说(薛暮桥、伍昂),但是,如果仔细读他们的文章,就会发现,无论雨田也好、薛暮桥也好,他们实际上和蒋家俊没有根本分别。他们只是说目前时期应承认劳动力属个人或部份地属个人所有而已。一旦社会进入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劳动力还是公有的。所以,他们骨子里始终死抱住公有说不放,始终准备在将来把工人的人身也「共产」起来。

「劳动力公有说」最清楚的反映了中共的「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它借社会主义之名,而行官僚极权主义之实。大家知道,劳动力,就是潜藏人身上的劳动的能力,它同人身是不可分割的,就像生育能力同人身不分割一样。说劳动力属公有,等于说劳动者属公有,等于说劳动者失去人身自由,成为社会的的财产,社会得任意支配他,而他却无权支配自己。

按照公有说的理论,工人阶级在废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把生产资料变成工人集体的财产后,须由工人联合成集体才能进行生产。而正在这时,工人的地位发生了十分玄妙的变化,简直比得上最出色的戏法。首先是工人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继而是每个工人也都成为工人集体的主人。一个工人一旦参与集体,尽管名义上他有三个身份━━股东、生产工人、个人,但是实际上他什么都不是,因为他已把自己的人身条件全部让渡给集体,也就等于说,他同奴隶实际相差不远。集体对个人有无限权利(因为个人已属集体所有),反过来个人对集体要尽无限的义务。中共的辩护士会说,不对,他不是奴隶,因为这个集体是民主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通过民主途径去反映他个人的意愿。我们这样回答:你们的所谓民主,实际是你们中共「领导」下的「民主」,不是真正民主。退一万步说,即使你们痛改前非,真正实行民主。但是,首先,个人就业问题根本不必而且不应属于集体决定的问题(这个问题下文会详细论述。现在只简单指出,工人组成社会主义集体,决不会而且根本不必让渡他的人身条件,他的人身自主权只会比他在资本主义时更扩大更真实)。其次,即使集体是民主的集体,但是,要知道,集体不能无所不管,它所能管的只是一般的立法,一般政策等等,每一个人的就业问题是不可能交由集体决定的(不要忘记我们所说的集体一直是在全国平面上组成的工人集体),结果一定是由一个执行机关去单方面分配劳动力。而最后依然是官僚专权。可见,这种公有说的本质,不过是官僚假借工人阶级之名以便专工人阶级之政而已。你们口口声声引马克思的话去为自己辩护。可是,马克思不是说过,工人革命后,失去的只是锁炼,换来的却是全世界吗?然而,在中共统治下,工人为了得到那纯属名义的「主人翁」的堂皇桂冠,所付代价竟是自由的失去!马克思其实很早就警告过,他所说的社会主义集体,是真正的由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体,只有是这样的集体,各个个人才能获得自由。相反,在「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桔」。(注三)

资本主义的就业自由

为什么工人一旦组织成为集体,联合占有生产资料,每个工人就必须向集体让渡自己的人身权?蒋家俊并没有立即就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他像许多「理论家」一样,先把这个人类历史中个别阶段的个别问题,突然上升为全部历史的根本规律的问题。他说,要进行生产,必须把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结合起来。只有生产者而没有生产资料(工具、土地、厂房、机器……),是不可能进行生产的。以上这些都十分确。但是,他继续说,「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只有在共同的基础上才能结合起来」,「劳动力所有关系一般是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的」。(注四)换句话,生产资料属谁,劳动力便也属谁。跟着他便以历史「为证」。他说,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都分别属于奴隶主、封建领主和资本家,因此奴隶、农奴、雇佣工人也都分别属于奴隶主、领主和资本家所有。

蒋家俊不知道,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把三种先后的社会制度都说成是奴隶制度。因为只有在奴隶制下面,奴隶主才既占有生产资料又占有奴隶的人身(所以奴隶不被视为人,而是工具,只是这种工具碰巧会说话而已)。领主虽支配农奴人身,但已不能占有农奴的人身。农奴不准自由迁徙,以及需付出无酬力役;但是,究竟他还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经济活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工人更是在法律上正式取得人身自主权,他们谁也不属,只是属于自己所有。工人的这种人身自主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马克思早就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注五)。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但并不占有劳动力;工人占有劳动力,但不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家要进行生产,必须聘请工人;工人要吃饭,必须出卖劳动力,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自己的机器。于是劳动力的供应和需求产生了。但是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并不是一次过买去。如果是一次过买去,他就是购买奴隶而非雇佣工人,但资本家要的是雇工人而非奴隶,因此他只是逐月地买(更通俗地说,是租入),在工人方面来看,他只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使用权,劳动力的所有权始终握在他手上,因此他可以在契约期满时收回自己的劳动力,向老板辞职。从老板方面看,他同样也可以辞退工人。资本家是不欢迎奴隶的。奴隶是无所谓辞退的,但资本家所需要的劳动力,乃是需要时可以大量购入,不需要时可以大量辞退的劳动力,而不是终身跟随主人的「忠仆」。换句话,他需要的是能够随时依据市场的起跌来自由吞吐人手的雇佣工人,只有这样他才能为市场而生产。否则,没有自由的工人,就形不成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就不可能进行资本主义生产。

这一切证明,所谓劳动力所有权,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理论」,是根本违反历史事实的。

蒋家俊企图捧出马克思为他辩护。他引马克思的话说:「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所有者手里。」(注六)马克思的确说过这句话。但明显地不能把这句话解释为二者全无分别,因为一个是丧失人身自由,一个呢,则享有人身自由。他的意思只是,尽管资本主义比奴隶制已进步了许多,工已获得人身自主权,但是他指出,这种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已。工人没有土地,没有厂房,只有自己的劳动力。但是,仅仅占有劳动力,对于工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恰恰相反,这种「财产」如果一天仍未「售出」,一天就仍然是负债而非资产。如果他想永保自由,他就没有面包吃。如果他重视面包,那他就要把劳动力逐月地让渡给资本家,由资本家支配自己。而一旦他进入资本家的厂房,他就没有自由可言。劳动过程、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岗位等,统统他都无权过问;劳动成果他更无权问津。诚然,他有选择雇主的自由。他如果嫌这儿劳动强度太高,他可以另谋高就,而不必像奴隶那样永远忍受下去。但是,他顶多只有在这个或那个老板之间作选择,而不能在做不做打工仔之间作选择。所以,工人的自由,不过是非出卖劳动力不可的自由,是十分不足的自由。也正是在这个社会意义上,工人仍属于资本家所有。我们说是社会意义,而不是经济意义,是因为工人阶级虽非属于资本家阶级不可,但绝不是可以说,资本家阶级也非占有工人不可。资本家只在经济繁荣中才需要占用工人,而在衰退期中,即使工人自愿当他们的奴隶,他们也敬谢不敏呢!可见,说资产阶级真正占有工人的劳动力,是多么荒谬的说法!不,工人是自由的,只是这种自由同时包含不自由。就业自由包含失业自由;选择雇主的自由同时意味受雇主束缚的不自由。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工人阶级始终是不自由的,始终受人家支配的。但马克思没有否认,在一定限度内他们是自由的。只是这种自由还远远不是真正的自由。要有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要有就业保障,而且必须由工人自己管理生产,由工人当家作主。一句话,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把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变成工人集体拥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就业保障和管理生产权。

社会主义:自由的扩大

工人如果要占有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就必须联合成集体,联合地占有并运用生产资料。这是因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是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是大工厂,大机器,必须要集体的联合劳动才能推动。工人革命不像农民革命。农民革命可以各拿一块土地给自己。但工人革命非组成集体不可。如反其道而行,瓜分大工厂,结果只能是社会的大倒退。

这个联合体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每一个人,一方面是这个集体的一份子,另一方面仍是独立的个人。这两种身份不仅不像中共所说的是对立的,恰恰相反,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如果他不是独立的,而是集体的财产,哪里谈得上他是集体的股东之一,哪里谈得上是「主人翁」?固然,他既参与集体,他就必须让渡一部份权利给集体(下文将再论及),但是他的人身自主权是始终保留在他手中,不需要而且绝不应该让渡给集体。就业自由是人身自主权的一部份。资本主义还让工人享有就业自由,在社会主义就更应享有。这不仅是人权的起码要求,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因为在各种生产因素中,人是最特殊、最活跃的因素,而要发挥人的创造力,就必须尊重人的专长、兴趣、志向,没有这个条件,要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尚且如此,社会主义号称工人当家作主,就尤其如此。要知道,人是有尊严的。无论你怎样否定工人的人身自主权,他们都会以各种消极反抗来证明他们应该享有。事实上,即使在奴隶社会,奴隶完全没有人身权利,可是奴隶为了证明他不是工具,他同它们完全不同,他有尊严,因此便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毁坏工具,任性地使用工具。奴隶主为了减少损失,被迫采用最笨重的工具,而结果是生产效益的降低。这个历史事实证明,否定人的自主权,不仅是被压迫者的痛苦,而且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也正是这种变种「奴隶制」,正是中共不承认职工的人身自由,才迫使职工像奴隶那样消极怠工、任意浪费公物、毁坏公物等。可见人身自主权不仅是对个人有利的权利,而且是对社会十分重要的权利。没有它,就等于否定人。

但是,社会主义的意义不仅是保留人身自主权。如果仅仅如此,那又何须革命?社会主义建立国有财产,使工人有可能获得更高级的自由。这就是就业保障,和有权参与支配集体,参与管理生产。

每个工人作为集体一份子,自然不是绝对自由。作为个人,他可以任意支配自己,可以有选择权利。但是,他作为集体一份子,就需要让渡给集体某些权利。所让渡的权利不是个人自主权━━这我们已解释过。所让渡的只是生产过程中的某些个人意志。一个小手工业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随意安排生产的快慢。但是在一间大工厂里,就必须有划一的劳动过程、劳动纪律。这是大生产所必要的。而这些劳动过程、劳动纪律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在这方面,集体意志高于个人意志。骤眼看去,这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真正自由。可是,首先,资本主义没有就业保障,而社会主义由于是为需要而非为利润而生产,能够提供真正就业保障。其次,尽管社会主义不能消除劳动纪律,但是资本主义劳动纪律是资本家强加于工人的,而在真正社会主义,这些劳动纪律是由工人集体制订的。因此工人只是遵守自己所订的纪律。当然,抽象而言,工人集体所决定的纪律,未必每个工人都适应。但是,我们要知道,组成这个集体的不是身份各不相同的人,而是人人都是工人,他们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如果某种劳动纪律是有害于一个工人的,在一般情况下也会有害于所有工人。反之,有利于集体的规条,也一般有利个人。每个工人固然要服从集体,但由于民主的制度和阶级利益的基本一致,使「服从」的意义不同于在资本主义下的服从,不是服从别人,而是服从自己。最后,由于生产的公有,因此工人可以集体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因此,只有当个人不仅能掌握自己的人身自由,而且能和所有其他工人联合起来去支配生产,去把一直与工人作对的生产资料变成自己集体所有,工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才是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实的(而非虚假的━━笔者按)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注七)

计划经济与就业自由

蒋家俊又从另一个角度主张劳动力公有说。他说,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必须把劳动力的分配也纳入计划之内。如果让工人享有人身自主权,可以自由择业,就无法保证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

我们同意劳动力的分配必须是有计划的。但是,计划就等于行政命令,就一定抹煞个人自主权━━这是极端官僚主义的误解。事实上,到了今天,大概已没有几个经济学家再持此说了。因为计划可以用行政命令,但更可以用经济办法。国家可以通过各种经济摃扞(如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福利政策、职业训练、晋升制度等)去影响人们的就业选择。例如边远地区,可以用高工资和有期限的合同制,来吸引所需的技术人员和职工。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说明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利害关系上,都必须要承认,劳动力属个人所有。否认这点,无可避免造成生产倒退、官僚极权、人权受践踏等等恶果。本来,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人从纯粹的「生产因素」提升为主人。但是,这些理论家却全面后退,再次把工人贬低为「生产因素」,一句话,贬低为工具。

进一步,退两步?

近几年来,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经济学家主张就业自由。这当然值得欢迎。工人如能获得就业自由,无疑是一个进步。

不过,这个进步本身,会为工人带来更大的进步呢,还是相反,带来倒退,这是问题的所在。

上文早已说明,在社会主义下,工人不仅应该有就业自由,而且应该有就业保障,应该有管理生产的权利。

但是,有不少人始终是以官僚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国家不应再统一分配劳动力。工人有择业自由,相反,企业也有聘请和开除工人的自由。这些原则本身是正确的(自然实际运用起来,在官僚政治下,难保不出问题。例如,企业官僚无理开除工人的问题)。但是,被开除的工人会否继续有就业权利?更一般地说,国家会否继续坚持就业保障?这是问题的关键。对此有些人始终是不置可否。

中国固然有许多东西须向资本主义学习。但恰恰是有关怎样精巧地剥削工人的那套办法不值得学习,至少是不值得号称工人当家作主的中国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非常值得中共学习,但是它不肯学;而它们的坏东西,现在却起劲的学。有关劳动力就业自由的问题就正是这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所最近所做的调查报告就反映了这种趋势。这份报告从资产阶级那儿学来那套市场办法,利用劳动力市场来加剧工人之间的竞争,甚至特别利用失业工人使竞争更尖锐,以便降低工人工资。这个报告这样说:「……打破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壁垒,展开不同所有制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让剩余劳动力进入就业竞争,是从根本(注八)上抑制消费基金膨胀,抑制工资总水平持续上升的机制性选择。」

「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劳动力的流动,既可以通过供给增加引起的就业竞争直接抑制工资的上涨,还可以降低人们的自我评价(注九)和收入预期,通过弱化攀比心理而间接抑制工资上涨。」(注十)

「让剩余劳动力进入就业竞争」,就是利用失业工人压低工资。既然失业工人有此妙用,而且是「根本」解决消费基金膨胀之道,那何必要消除失业?「降低人们的自我评价」,就是用市场的力量,利用工人之间的竞争,来打击工人的自信心、尊严,迫他们不敢抬起头来,不敢要求合理的工资。要知道,提出这种混账主张的不是个别经济学家,而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对官方有很大影响力。中国要改革,但是牺牲工人、打击工人的改革,难道值得我们支持吗?很明显,如果中共最后真的朝这个方向走(目前已有许多迹像),那对于工人来说,这是大倒退而非进步。

一九八六年八月


注释

注一:《劳动力必须有一定的自由流动》,经济问题探索,八○年第六期。

注二:六月十五日明报。

注三:《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2页。

注四:《关于社会主义劳动力所有关系问题》,学术月刊,八○年六月。

注五:《哥达网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3页。

注六:同注四。

注七:同注三。

注八:《开放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管理体制改革》,经济研究,八六年一月。

注九:在国有化财产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固然有可能出现失业,但那是个别经济政策的失误所造成,而非像资本主义那样的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

注十:《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经济研究,八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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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往何处去?

刘宇凡

中国人大最近正式通过了宪法修正,正式保护私营经济和允许土地的转让。这个修正代表了中共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途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

到今天为止,官方理论家仍然矢口否认它在走资本主义。它始终认为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对于那种认为中国四九年革命跳过了资本主义阶段,现在非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不可的「补课论」,一再表示了愤慨。

所谓公有制的商品经济

但是,至少从一九八四年中共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的决定》的文件以来,中共就开始走向资本主义了。这份文件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传统公式,不再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为主,市场为副」了,而是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还是商品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它认为「商品经济的充份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国未曾经历过商品经济的充份发展,所以现在要来补商品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共如是说)的课,要「充份」发展商品生产。它认为充份发展商品生产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特有,而是许多社会所共有的一种生产方式。

这个观点同传统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并不认为凡是传统观点就一定适合中国。我们在此不谈适合不适合的问题。我们谈的是中共在理论上是否能自圆其说的问题。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病,是由于盲目竞争而造成的无政府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只会有利于资本家,而对于工人阶级却非常不利。社会主义就是要结束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代之以公有制,由工人直接有计划地管理社会生产。在这种体制下,不仅资本和雇佣劳动已基本消失,而且调节生产的方式不再主要是依靠市场,而是主要依靠计划,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避免企业纯粹为利润而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弊病。而一旦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生产的范围不能不大大缩小。(要指出,正统的社会主义观点不像毛泽东那样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后就能立即废除商品生产。它认为要取消的只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而小商品生产━━小农、城市个体户等━━则仍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而且只能在社会化大生产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这部份商品生产才会逐步缩小。)到了整个社会已经达到了全部大生产的阶段,生产力十分高,那时才谈得上商品生产的消亡,而代之以实物计划分配。所以,传统的观点都认为社会主义虽然不能立即取消商品,但至少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日益缩小。

现在中共却宣布,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不仅要保留,而且要充份发展。这样并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因为商品生产并非资本主义所特有。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商品生产当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可是,「充份发展」了的商品生产,却是资本主特有。更确切地说,「充份发展」了的商品生产,就必然是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都不是充份发展了的商品生产,所以人们叫它做小商品生产。一种商品经济如果称得上是充份发展了的,至少要社会各个经济部门(工业、商业、农业......等等)都已纳入商品生产的范围。小商品生产之所以是「小」,正因为它在整个社会中只占极少部份,主要是在手工业和商业中,而广大的农村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要到商品经济完全征服了主要经济部门,才有所谓充份发展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正是这样的商品经济。但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成这样的呢?它就是依靠货币转化为工业资本,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这两个条件。只有当这两个条件都具备,小生产才有可能扩展成大生产,从手工业工场发展为雇佣成百上千工人的大工厂。没有这两个条件,是不可能完成这个改变的,不可能使商品经济具有这样强大的征服能力的。所以要商品经济充份发展起来,就非要让企业自由为市场生产不可,非要让劳动力自由出卖不可。而这两个条件恰恰就足以构成资本主义了,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必要而且充份的条件了。

劳动力的商品化与商品生产

为了表明中共所主张的商品生产是如假包换的社会主义招牌,所以在《决定》中特别规定,劳动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真是奇谈怪论!企业本身是商品生产者,但同时规定劳动力和土地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场自由流通,那么企业从那里得到人手和土地呢?由国家分配吗?如果这样,企业本身怎能有充份自由去为市场而生产呢?怎能保证企业能够顺应市场的不断波动而调整自己的生产呢?怎能真正让企业自负盈亏呢?在劳动力和土地上又要它受国家的计划支配,同时又要它自负盈亏,这岂不是自打嘴巴?中共这种又要充份发展商品生产,又不许劳动力和土地变成商品的理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就是整个社会都是小商品生产者,每个生产单位的规模都极小,基本上是家庭手工业,根本不必使用雇佣劳动。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才能一方面既是商品生产,另一方面劳动力又不是商品,因而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不消说,这种社会即使存在,也不会持久,因为市场的规律很快就会造成两极分化,结果最后还是发展为资本主义。如果在小生产的情况下尚且如此,那么,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情况下,实行「充份发展」商品生产只会毕直地走向资本主义。现在,国营企业的平均规模都很大,工人成千上万,在这个情况下,要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就非要让它在市场中自由聘请工人和买入土地不可。在大生产的条件下,要么实行计划经济,要么实行商品经济。如果实行前者,就不能不压缩(而不是根本废除)后者;相反,如果实行后者,便非同时要求实行劳动力自由流通不可,而这就等于基本上恢复了市场经济,恢复了资本主义。所以,一个不容许劳动力和土地成为商品的「充份」发展的商品生产。这样的模式根本上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空想,如果不是径直的欺骗的话。

《决定》通过后,四年过去了。在这四年中,究竟中共有没有落实它的决定,不许劳力流通呢?没有,因为这压根儿是不能落实的。《决定》规定劳动力和土地不是商品,可是在这四年中,劳动力和土地都日益成为商品。私人的资本主义企业迅速发展,到现在已雇佣了差不多二百万人(如果再加上香港资本家所雇佣的一百多万,数目就更多)。在国营企业方面,越来越多呼声要求成立劳动市场,打破统一分配制度。事实上中共也正在研究有关方案,基本趋势是让劳动力充份流通起来。合同工现在已代替了传统的终身用工制。土地的转让,目前也已经从农村发展到城市。到了最近,中共也终于决定要修宪,正式承认私营经济和土地转让,也等于承认劳动力可以成为商品了。事实证明,不过四年,中共就已经放弃它那劳动力和土地不是商品的充份发展的商品生产的空想了。对此,很多人尤其是香港的资产阶级,非常欢迎。这表示甚么呢?不过表示中共决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不过表示中共正在走向资本主义而已。

商品生产能真正加以计划吗?

官方理论家会反驳说,不对!我们的商品生产始终不同于资本主义,因为我们的商品生产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决定》是说得很清楚的。真是公然的欺骗!按照定义,商品生产就由彼此独立的、互相竞争的商品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的制度。马克思对此是讲得很清楚的。在这里决定生产和投资的最高决策者,是市场而不是其他。每一个生产者,生产甚么完全是自己的私事,但是商品最后能否卖得出,却决定于市场。任何事先的估计,计划,在商品生产里要服从市场这个最后的决定。所以商品生产是一种事后调节的经济模式。相反,计划经济则是一种事前的调节,预先把生产因素分配给企业。在这里即使仍有相当程度的市场成份(这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最后决定权仍在计划者手里。这两种方式当然不是绝对对立,在一切领域中都不能相容(这是毛泽东的伟大发明,与马克思无关),但至少基本上是矛盾的,不能把两种方式同时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说甚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决然是幻想。你可以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你可以认为中国应走资本主义,但你不能歪曲马克思主义,不能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招牌而行资本主义之实。

官方理论家这时候就会义愤填膺,抗议说:你一味鸡蛋里挑骨头。你完全抹煞了我们维持社会主义的诚意。就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不妥当,就算正式承认私营经济就是向资本主义让步,但是党和国家始终要维持公有制为主导,始终认为私营经济都不过是公有制的补充。国有经济始终要占多数。有这一条,就是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明证。

「公有制」本身的蜕变

我们不怀疑中共保持国营经济为主导的诚意。毕竟,这是它统治的物质基础。但这点本身不能保证中国不会滑向资本主义。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份条件,单靠它还不能就定性为社会主义。事实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国有经济、有些国家的国营经济成份也很高。在中国,国有财产名义上属于全民财产,但是实际上人民一点不能过问,因为它是中共的禁脔,完全受中共一党支配。在这个情况下,中共要把国有经济出卖给私人,障碍是不会很大的。当然,像中共以前那样完全以国有制压制市场和个体经济,强迫各种经济成份一律向国有经济过渡,在这个情况下,这种国有经济当然具有非资本主义成份。那时中共当然不是走资本主义。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它却公开保证香港资本主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不变,公开保障香港资产阶级长达百年的的利益,最近又再对国内的新兴的城市和农村资产阶级作出保障(尽管条件不及香港的表兄弟),这一切一切都表示:一国两制和最近的修宪,已经使中国的国家性质开始变质,从压制资产阶级一变而为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这个倾向发展下去,整个国家就会完全质变成资产阶级的国家,那时即使国营经济仍占多数,也无补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本身也一定随之而变质,变成资产阶级的国有经济。

现在这个倾向当然未完成。但是这个倾向越来越压倒非资本主义倾向。国营经济本身正在经历改革。传统的官僚计划模式已经完全破产。八年来中共对国营经济的改革越来越大胆,每走一步都更快走向私有化。租赁制本身就是一种准私有化,因为在租赁期内,租赁者对企业有极大的支配权,而且分享相当部份利润;租赁者本人就是大半个资本家。承包制自然没有那样大程度的私有化,承包者的所得仍只占利润一个很少部份,而且通过承包合同政府仍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企业。但是这只是目前状况;国有经济的内在矛盾正在强烈要求改变这种不伦不类的管理方式,正强烈要求更大程度的私有化。

任何经济要发展得好,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财产的所有者有充份权力密切监督实际经营者,因为只有所有者才是这份财产的最关怀备致的爱护者。私人经济如是,国有济经也如是。在资本主义,虽然所有权和经营权往往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并不等于大资本家丧失了权力,而那些受薪董事、总经理可以与资本家平起平坐了。两权的分离不过是一种表面的分离而不是根本分离,最后决定权始终操在资本家手里。只有这样企业才会追求最优化。在中国国有经济方面,法律上它属全民所有,人民就是所有者。但是中国的根本矛盾正在于:人民对自己的财产完全不能过问。中共以全民的当然代表者的资格篡夺了财产的支配权,可以对之任意处置。但由于它还没有正式连财产权也篡夺过来,所以它支配的始终是别人的财产而不是自己的财产,因此它以最大的冷漠和专横来对待这些财产,任意浪费而可以不痛心,而且由于实行一党专政可以不负丝毫政治责任。在这个情况下,国营企业不能不以极低效率运行。

症结在于国营经济的所有权归谁

过去所实行的由政府直接控制国营企业的模式,固然效果甚差,因为那些政治官僚对待国有财产固然非常冷漠,而且完全不懂行。现在中共宣布,要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家(应当读作「中共」)作为全民财产所有权的当然代表,不再干预企业,企业的厂长、经理可以享有经营权,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实在中国所有权与经营权从来都是分离的。现在新旧体制的分别只在于:旧体制下由主管部门的政治官僚控制企业,现在则削弱政治官僚权力,大大增加企业官僚的权力。但作为国有财产的所有者的人民,始终无权过问。所以,说现在体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如说是政治官僚与企业官僚分离。)在这个名义下,现在已经有七成国有企业实行了承包制。由于企业厂长有专业知识,而且改革后厂长同企业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关系,所以效益无疑比以前好了些。但问题未根本解决。由于这些改革未曾触动所有权的问题,那些厂长、经理始终在吃全民财产的大锅饭,始终并不真心爱护国有财产。承包制最大问题之一,是那些承包者在承包期内拼命耗尽企业的生产能力,纯粹追求短期效益,牺牲企业的长期效益。企业这种「短期行为」到现在为止仍根本无法解决。所以,现在又有人提出实行资产经营负责制、股份制(自然是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式的股份制),以便让经营者能多少取得一部份所有权,企图使企业厂长能对企业有更长期的计划和真正的爱护。但这些模式始终是不伦不类的,厂长经理从这种模式中所有的权力和利益始终不能大到足以使他们真正全面关心企业。其实,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到财产所有权(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不是由一个党去作所有权的天命的「代表」的那种)与管理权重新结合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在这里有两种选择。一条是把全民财产真正归由全民支配,让人民通过民主选举的代表直接或间接管理国有经济。另一条是把全民财产用或明或暗的方式转给私人,首先转给所谓企业家。第一条路中共是决不会采取的。早在改革初期,任何有关模仿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模式都不受中共欢迎。所谓职工代表大会完全只是一个政治花瓶,在企业全无权力。要知道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本质上还不是真正的工人民主。但中共连如此有限的民主自治也不肯推行,更遑论真正的民主了。所以,第二条路是更现成、更有利于官僚的办法。现在它仍未正式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如此国有企业始终搞得公不公、私不私,结果始终还是无法提高效益。但生产再搞不上去是不行的了。

长期生产效益停滞所造成的矛盾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而实行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可能会比传统的模式有更大的优越性。所以实行私有化的压力将会日益强大。事实上,现在有关要改革所有制的呼声越来越大了。许多人都指出,不让企业经营者同所有权挂钩,很难使他们真正关心企业。不过,如此一来,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理论,不又破产了吗?当然,私有化的阻力还是有的,其中之一就是政治官僚。不过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解决。只要政治官僚可以继续分得利益,他们就不会根本反对。私有化后的企业,仍不得不去拜这些政治菩萨,不得不与他们瓜分利润。以前政治官僚是通过直接支配企业来得到利益,私有化后它可以通过间接途径同样取得利益,就像封建时代封建主从榨取力役租转变为榨取货币租一样,形式变了,压榨可没有变。最近有一篇报导,说有个厂长埋怨政府一方面放权,但另一方面各个部门经常下达摊派。有个官员答曰:放权有必要,摊派也有必要。这最能反映这些政治官僚的心态。有些人以为中国如果恢复资本主义,那就会跟西方那样自由,那样民主。那全然是幻想。最大可能是同许多落后国家一样,官僚政府大大侵夺人民的利益,包括资产阶级的利益。

自负盈亏和计划支配的两难

私有化的压力可以从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中进一步暴露出来。现在中共自己在对待企业方面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不能再让企业长期亏损和低效益运行下去,因此它要企业自负盈亏,不许它再受国家补贴。但另一方面,它又始终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企业的投入和产出,企业的产、供、销和人、财、物各方面,始终要维持计划体制。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要企业能有十足的盈利能力,就要让企业享有完全的自决权,这样才能让企业充份适应和利用市场的波动。相反,如果在产、供、销各方面始终或大或小地支配着企业,企业就不能真正做到自负盈亏。二者必择其一。中共今后会选择哪条路呢?集权计划之路吗?机会很少。(中共眼中的计划,就一定是官僚集中的计划,民主自治的计划这种模式它想也不曾想过)。官僚集中的计划,现在名声都很臭了,不会搞得多久的。所以余下的道路就只有更大规模的市场化了。到了那时,所有企业都是各自为利润而生产、而彼此竞争,即使它们名义上仍是国有企业,但本质上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国营企业而不是社会主义了。中共说它仍实行指导性计划,用税收、利率、价格等经济杠杆来引导企业,所以仍是社会主义性。这完全是掩耳盗铃。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何尝不是如此呢?

结语

本文的目的不是论述资本主义的优劣问题,而是要揭露中共在理论上的自相矛盾。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个公式,如果实行起来,结果一定走向资本主义。最近的修宪代表了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路途上新的一步。当然现在还未完成。日后的发展还决定于各种力量的对比和斗争结果。可是,至少可以这样说:中共整个领导层走资本主义(不管以甚么社会主义招牌来作掩饰)的倾向是压倒其他倾向的,客观的社会矛盾大大迫使它这样做;主观的利益也引诱它这样做。许多人认为,中共的「保守派」的存在本身证明中共仍有相当多人坚持社会主义。这纯然是幻想。到目前为止从没听说过所谓保守派中任何头面人物是根本反对目前路线(「充份发展商品经济」)的;就算他们是「保守」罢,但他们「保」的和「守」的是甚么呢?果真是社会主义吗?不!他们要保守的,不过是政治上的绝对专制主义,对于邓小平的开明专制不以为然而已。他们的言论事实上也主要归入这个范围。对于真正重大的社会主义原则━━民主、多党制、工人监督生产━━他们从来都是粗暴地践踏。他们所一直坚持的,其实只有国有制和一党专政。一党专政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原则。只有国有制还可算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可是,现在国有经济已经千疮百孔了,连他们自己对它也已经大失信心了。他们不得不进行一场连他们也看不清楚的改革。他们的真正的底线,就只有一党专政这一条了。以为他们对社会主义有「忠诚」信仰,以为因此他们会根本反对走向资本主义,那未免太天真了。在他们来说,一党专政是体,主义是用,只要能够使他们的统治更巩固,改换主义是不很困难的。当然以后如何仍须拭目以待。但是,现在中共每走一步,都往往使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更其尖锐,而不论采取甚么方法解决这些矛盾,结果都只能更进一步暴露自己的背信弃义和前后矛盾。

一九八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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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承包制与大锅饭问题

向青

今年中共已经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据说,这种制度大大有助于解决中国国营经济的两个非常严重的根本毛病,就是政企不分和企业吃大锅饭的问题。大家知道,在原先那种绝对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下,企业不过是政府机关的分支,而且是毫无决策权力的分支。除了日常生产运作中纯粹技术性的问题以外,一切都要听从政府主管部门的指挥,一切都要等待政府主管决定。而原料供应、产品销售、设备更新、员工任免等等,也统统由国家包下来。赚钱就上缴(有时企业可以保留一个很小的部分,叫做留成),亏本也全归国家承担。在那种制度下,企业既不能有所作为,也不需要有所作为(反正有国家的大锅饭吃);而政府主管官员(尤其是有关的党委)则可以对企业瞎指挥,事实上也一直在瞎指挥。即使有个别官员尽忠职守,很想把国营企业管好,由于他不是企业的直接经营者,对任何一个企业的实际情况都隔膜重大,更不可能对属下每个企业都了解清楚,照顾周到,所以也无法把事情办好。更不用说那些以权谋私的了。总而言之,原先的集权制度造成了人所共见的后果: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低得出奇,浪费惊人。

承包制就是针对上述病症所下的一剂药。所谓承包制,就是政府主管部门同所属企业的厂长签订承包合同,在一定期限内(一般是几年)把企业的经济权交给承包人,政府主管(发包人)在期内不再干预企业的经营,而承包人要完成合同内所规定的指标(包括上缴利润指标,技术改造指标,固定资产增值指标等)。如果承包人经营得法,盈利超过指标,超出的部份可以让企业留用几分之几,承包人还可以领得若干奖金。如果达不到指标,甚至亏本,所造成的损失也由企业本身和承包人承担,甚至还要受罚,国家不再替他们负责。中共认为,实行承包制,企业就得到了经营自主权,不受行政当局牵制,增加活力,能够到市场上去大显身手,同时又自负盈亏,再不能(也不需要)吃国家的大锅饭了。

在决定全面推行之前,承包制已经在中国局部试行好几年了。而在这几年的试行中表现得怎样?能解决问题吗?我们现在来初步讨论一下。为了行文便利,我们就用对话的形式来表达。

***

甲:承包制经过几年的局部试行之后,又在全国普遍推行了,这大概表示试行的成绩很令人满意吧?

乙:在内地出版物上,我们看到许多关乎「一包就灵」的报导。我相信,大体上,承包制提高了国营企业的活力和效率,这点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实行承包制只是管理体制的改革,现在内地许多人认为,国营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原因,不只是过去的管理体制不妥,还有企业国有制也是原因之一。所以现在内地发表许多文章谈论改革所有制的问题。有人主张国营企业不再单纯归国家所有,要改为股份制,至少让企业本身享有一部份所有权。这样,他们认为,企业的经营者才能够拿出主人翁的态度,充份投入市场,采取最有效的经营方针,彻底抛弃吃国家大锅饭的态度。

甲:看来,代表厂长阶层向国家争取分权的倾向越来越大胆了。起初要求把企业经营权交给厂长,现在又进一步要求企业分享所有权的一部份了。

乙:正是这样。不过,如果看看他们的理论根据,却好像是从一种立场转到了相反的立场。当初要求把经营权交给厂长的时候,人们极力鼓吹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他们说,经营权和所有权是可以分开的,分开以后,企业所有权仍旧是国家的,但经营权交给厂长,这样会经营得更好。实行承包制,正是为了保证经营权充份独立,不受所有权干预。现在,主张改革所有制的理由却是说,经营者完全不掌握所有权是经营得不好的。

甲:企业经营者如果同时是企业的所有者,他对企业的关心会更周到,而企业国有制则助长吃大锅饭的倾向,这种见解我觉得合理,而且相当明显。

乙:我可以同意说企业的主人对企业最关心,但不同意说国有制一定助长大锅饭倾向。除了国有制之外还要加上其他情况(一些不良的情况),才会助长大锅饭的倾向。企业属于国家所有,如果这个国家实行充份的民主制,全体劳动人民真正是国家的主人翁,那么,每个企业的全体员工也都是本企业的主人了(当然还有许多别人也是主人),所以,企业的全体员工(包括厂长在内)也会(虽然不是一定)很关心自己的企业,也会很关心国家的利益,而不采取吃大锅饭的态度。

甲:我觉得你忽视了私有的主人和国有的主人在处境上的不同。一个人单独(或者少数几个人共同)拥有一个企业,这个企业的盈利或亏损对他(或他们)个人利益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们一定十分关心这企业的业务,也容易亲自去料理。但是全国经济上的得失以及每一个国营企业的盈亏对于每个人民的影响就不那么直接,而且分摊起来也不那么大了,所以一般人民不会那么关心。即使关心,他们也没办法去直接料理,只能委托代表(政府官员和厂长等等)去料理。但这些代表每人只是国家和企业的十亿分之一的工人,所有权很小,对于得失分摊的承受也很小,经营管理权却很大,他们自然容易拿大家的财产去冒险乱搞,或者尸位素餐,无所作为,总而言之,就是吃国家的大锅饭。

乙:你那种见解就是现在一般人的见解,看起来好像很合情合理,不证自明,其实经不起严格的考察,站不住的。你们那种见解等于说,只有企业主人亲自去经营,才办得好;一委托给别人代理,就很容易搞坏了。你们忘记了,当代资本主义不是产生了一个强大的经理阶层,他们专门受聘代表那些最大的公司的股东去主持经营吗?他们所经营的企业不是最成功,最发财的吗?为什么资本家有办法去考核所聘用的经理的工作,不让经理拿公司的财产乱搞,人民(作为国家和国有企业的主人)就没有办法考核和监督国家官员和国营企业负责人的工作?社会主义国家不可以继续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吗?现在中国试行承包制以及其他新的管理体制和方法,目的不正是妥善划清权责并且确立考核监督的办法吗?

甲:但是国家这么大,一般人民每个都会觉得「我哪里管得了这些,而且我不过占很小的一份而已」。事实上人人都不关心,都管不了。

乙:现在和过去一般人都不大关心,这是事实,但并非因为国家的利害同个人利害之间的关连很难了解,而是因为事实上人民一直并没有得到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和权利。名义上,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财产称为全民所有的财产,实际上人民对于国家大事全无权过问,执政者也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事实上并不是主人,所以他们对国家和国营企业也缺乏主人式的关心。人民根本没有主人的权力,当然一切都管不了。但是一旦人民争取到了真正的主权,就毫无理由说他们仍旧没办法去管了。国家虽大,但人民也多,人人有份,人人都会来管。建立一整套全民参与、分工合作、权责分明的制度,绝不是办不到的事情。有资本主义的经验可供参考,人民的智慧大可发挥。每个厂长和每个官员在一切工作和生活活动中都免不了要向一些人民接触,因而随时随地都在主人的耳目之下,人民只要真正成了主人,要监督他们其实比资本家监督公司经理更容易,可以更周到许多。专制统治者通过一两千万官僚、警察、特务和街坊组长都可以把十亿人民监视到动辄得咎,为什么反过来十亿人民没办法正正当当地监督住全国的公务员和企业主管,不让他们为非作歹或者尸位素餐呢?总而言之,今天中国的毛病不是真正工农国家的国有制的毛病,而是一党专政和官僚专制的毛病。

甲:讲道理我承认你有一套,我驳不倒你,可是,你们的道理实行得了吗?「人民,人民」!人民哪一年才拿得到权力呢?况且,人民本身那么美好吗?今天的中国,不光是官僚和厂长他们以权谋私,一般人民,连工人农民在内,只要有机会,谁不是「大家拿,拿大家」,谁不想少做多拿?人民有什么理想,有什么公德心?道德沦亡到连「人情薄过纸,笑贫不笑娼」的香港人见了都摇头叹息。这样的人民能够做国家的主人,创造新社会?也许等到一千年、一万年以后吧!在此之前,恐怕先要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补课」若干年,等人民衣食足了,然后知礼仪,然后才能够治国平天下。

乙:我们越谈越远了,不过这也难怪。每一方面的问题本来就都关连到根本的问题。现在中国的社会风气实在是很坏,可以说人民很腐化堕落。在腐化堕落的时代,腐化堕落的统治下,一般人民怎能够不腐化堕落呢?我们姑且不谈那些并不腐化堕落反而奋斗争取进步的少数人,也不谈稍有进步的另一方面的现像━━这些毕竟只是很小的少数,毕竟远远没有占优势。我只想指出,一般人民的腐化堕落和统治者的腐化堕落不一样。统治者的腐化行为是加紧剥削人民,无限度地增加自己的享乐和特权,人民的腐化只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暂时减轻自己生活的恶化。人民的腐化行为是尚未找到真正出路之前暂时的私人自卫手段。这是不能持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全体人民都少做多享,不久就会发现,消费品越来越难以拿到,简直没得可享了。人民再要拿,只能拿整个社会的分配大权,拿政权,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拿经济管理权。客观上,劳勤人民只有这条出路,所以迟早人民会看出这条路。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的,不但充满曲折,而且有时逆转。古语说,「物极必反」,「穷则变,变则通」。社会在大转变、大突破的前夕,显得非常腐败,这并不是例外,反倒是常规。一旦普罗大被迫起来用集体奋斗的手段打开出路,那时大众的行为和思想就迅速猛烈地转变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不大相同了。

至于中国会不会回头去重新经历一番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很复杂,现在我不能谈。我只想简单地说,这是有可能的,今天中共的改革路线实际上是朝着这个方向,但未必一定走到底。如果以为回到资本主义是最好或者唯一走得通的道路,那就大错了。如果中国恢复资本主义,那景象决不是最自由、最民主、最先进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而是类似菲律宾或南韩那样的专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人说,按照马克思主义,每个国家都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充份发展,然后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那是曲解,是谬论。像中国这样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劳动人民的政权之下,暂时保留一部份资本主义经济,是可以的,必要的。但若整个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但对劳动人民不利,也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利。

甲:中国应否走资本主义道路这问题以后再谈,我们回头来谈企业承包制吧。你是不是认为企业承包制切合中国当前的需要,是个好制度呢?

乙:实行承包制表示划分政府机关和企业,让企业享有必要的经营自主权,是一种分权的办法,在这方面,我认为承包制是好的,是一种进步改革。承包以后,企业有兴趣于提高效益,寻求发展,不再满足于完成上级交来的任务,就是因为企业得到了经营自主权。另方面,承包制是私人承包制,一般由厂长个人承包,有的由一个小组的人承包,或者由整个企业全体员工集体承包。不论有多少人,他们都是作为私人的组合来包的,而不是以国营企业的一个单位的身份来掌握经济权。所以,我认为,现行的承包制的精神是把企业的经营权交给私人,这样,也就是模仿资本主义的方式,走私人经营的道路。加以现在中共宣布整个社会主义经济都属于商品经济,要尽量发挥市场的作用,每个国营企业都应该努力投入市场,这就更令承包者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倾向了。这方面我认为是不好的。

甲:不好在哪里呢?所谓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倾向又指什么呢?

乙:那些承包者会倾向于唯利是图,只要有市场,好赚钱,就不考虑其他方面的利害关系。对本企业员工的政策也是全看怎样能让企业多赚钱,可能尽量压低工资,不顾工业安全,或者收买员工来欺骗国家,诸如此类。这些统统是损害全体人民,也妨碍国民经济发展的。

甲:那么,你究竟赞成还是反对全面推行承包制呢?

乙:我不赞成全面推行。我认为应该全面推行工人自治,就是承认每一个国营企业单位都在全国的经济计划范围内有经营自主权,企业的全体员工都有权参与管理,监督厂长。厂长(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在员工同意之下由国家任命,员工代表大会有权将他罢免。当然,同时要在全国真正实行政治的民主和自由,经济计划也要在全国人民的监督和参与之下制定和执行。总而言之,我主张实行真正工人阶级的(也就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民主管理。我认为这样才能够充份发动每个人和每个企业单位的活力,定出最好的经济计划并保证它的执行(包括必要时的修改),把经济管理体制逐渐修改到最妥善,达到国民经济最好的发展。

一九八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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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的危机与中国工人阶级

刘宇凡

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失控中,工资失控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大问题,尽管同投资失控比仍差一大截。在工人的种种压力下,加上厂长自己的个人考虑,企业所发的奖金往往超出预算。本来,按规定企业要把利润留成(以前是完全没有企业留利,一切要上缴国家的),主要用于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等。少部份才用于发奖金。不过实际上很少厂长老实执行规定。有些甚至把大部份留利都发了奖金,或者以种种借口大发实物,以逃避财政部的追究。

从表一可以看到,八四年的工资(包括奖金)增长率最高。以后虽然逐年下降,但仍比八三年高出许多。实际情况可能较为严重些,因为这里往往没有把发实物包括在内。


 

表一 全民所有制工人工资比上年增长速度

 

货币工资

实际工资

1983

3.70

1.40

1984

19.55

16.45

1985

17.30

4.80

1986

16.50

9.00

1987

12.40

5.10

有人指出,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如果国民收入增长率为一,那么八四年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就是一点五八,八五年是一点七九,八六年更升为二点七。如果货币工资再增长,就会大大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

有些人据此就认为,即使不是完全停止工资增长,也要大力控制工资,不容工资有更大的增幅,否则增长率持续超过国民收入,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陈文鸿月前在电视访问上也持这种见解。

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根据

这种见解是错误的。首先,同样从表一可以看到,由于物价上涨,已经大大抵消了货币工资的增长。从八五年开始,实际工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至去年只有百分之五点一了。但这个数字是不可靠的,因为官方有意低估了物价。不过,即使是根据官方公布,已经有至少五份一工人生活水平下降了。

事实上中国工人阶级吃了几十年苦头也吃够了。在「勤俭建国」的口号下,中国工人工资几乎冻结了几十年。从一九五二年到七八年,廿六年间工资只增长了四点四成,平均每年只增长百分之一点七。只是从七九年起工资才有了点上升。中共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工资增长有很大部份的交「欠账」的性质。可是,「欠账」还没有交完,实际工资的增长又大大减慢了。

一方面是因为一直生活困苦,另一方面又因为物价高涨,在在迫使工人非常强烈的要求增加工资。与其说工资增长超出预算,倒不如说原来的预算就太低,太不足够生活所需。

但再增加工资,会不会引起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呢?很可能会。但这不是工人的责任。是先有通货膨胀,然后才有提高工资的迫切要求。事实上,今天的通货膨胀,主要不是工资增长引起的,而是由中共的市场化路线所造成的投资和消费膨胀所引起的。这个原因不消除,即使把工资再压低也无法消除通胀。反过来,如果没有上述原因,工资再增长多些也不会引起真正严重的通胀。所以,要做的决不是压止工资,而是要解决官僚的投资和消费失控。

中国的总工会提出工资应随物价上升而上升,我们非常赞同。从整个社会的利益来看,这是十分必需的。由于长年的被压制,工人对工作有很强烈的抗拒情绪。普遍存在怠工现象。如果不大幅度提高工资,势难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国民收入与工资增长

不过,我们承认,上述要求亦最多只能解决工资追不上物价这个问题,不用说它未曾解决物价问题,未曾解决今天的经济危机。相反,从长远来说,如果找不到更根本的办法,整个危机有可能更加深。

我们且不去说别的,先说同工人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就说中国的工业罢。今天中国农业有危机,工业也有危机,甚至其程度比农业大。中国工人如果不去解决这个危机,只是着眼于争取个人或个别工厂的工资增长,更不用说用种种消极方式抵抗,其结果恐怕是不妙的。

刚才提到,有人指出近年工资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这是一种说法。但其实更可以有另一种说法。不是工资增长过快,而是国民收入的增长本身下降了,所以才显得工资增长过多。从表二可以看到,国民收入增长从八四年的百分之十三点五高速,逐步下降,其中八六年一下子降为百分之七点四,下降了差不多一半。(当然七点四的速度同国外比也不低,但因为这个速度是以工业超速的不正常的增长为代价,所以并非十分可喜)国民收入暴起暴跌,极不稳定,自然不容易支持工资的稳定增长。

表二 国民收入指数(以上年为100

1981

104.9

1982

108.3

1983

109.8

1984

113.5

1985

112.7

1986

107.4

1987

109.3

工业的惊人浪费

国民收入为什么这样不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经济效益奇差,投入很多,而产出很少。从一九五三年至八零年,卅年间全国固定资产总值增长了廿一倍,但从中得到多少国民收入呢?只有四倍。从表三可以看到,中国工业每积累一百元所带来的利税收入,竟然从五二年的廿五点一三元下跌为八六年的十九点八九元,三十多年间盈利不升反降!效益如此差劣,当然有碍国民收入的稳定而长足的发展。

表三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元)

1952

25.13

1957

34.40

1965

29.73

1978

24.74

1980

24.32

1981

22.90

1982

22.22

1983

21.66

1984

22.28

1985

22.40

1986

19.89

正因为效益奇劣,所以每年都有二成多的企业亏本。不过,这个数字是不够真实的。实际情况比这个更坏。

要知道,中国工业的盈利,相当程度上是靠大量而廉价的投入。长期以来,中共刻意大力压低农产品和原料的价格,压低工人工资,靠牺牲农民和内陆西北、西南地区(许多原料都产自这些地区),以及工人阶级的利益来支持工业发展。可怕的是,工人、农民和内陆人民做了牺牲,可是在官僚专政下,工业却不争气,管理混乱、效益奇差。所以,实际上亏损企业远不只二成。许多盈利企业如果不是靠廉价农产品和原料的支持,不是靠低工资,就会一样亏损。所以有人说,相当部份的工业利润不是工业自己创造的,而是把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价值通过价差转移给工业的。

  ━━据估计,中国全部六千亿元的固定资产,有三分一是浪费了的。

  ━━八五年时估计,有二成企业是没有基本的经济核算的,而七成的企业,核算工作很不健全。

  ━━每年的工业产品,质量过关的只有七成多。

  ━━工业的冗员约达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占全部职工人数的一成多。

为什么工业效益如此恶劣?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企业一直由政府部门官员所控制,他们的权大而责小,无论怎样浪费也可以照做官。正是这种官僚弊害使企业的管理非常混乱。

工人的消极怠工及其影响

中国工人阶级的种种消极反抗也是工业的效益危机的原因。工人受尽困苦,在官僚专政下毫无人权,甚至连转业转厂自由也没有。工人号称为「国家主人翁」,但是对于企业建议过问一下都无权,而且还要忍受中共以国家名义剥削他们,所以他们一有机会就拼命从国有财产中夺回自己的一份。这是近年奖金失控的一个原因。但反抗形式不止于此。普遍的怠工情绪。以最大的冷漠甚至浪费来对待企业财产。盗窃企业财物成风。所以国内有句说话:「大家拿,拿大家。」这是「公有制」嘛。工作没有纪律,上班吹牛、睡觉。这些风气当然更进一步恶化企业的情况。

很明显,如果工业不施大手术、大改造,即使工人现在争得多些工资,首先这就大有可能实际上只多争得几张废纸;其次,从长远来说,工业危机不解决,就不可能支持稳定的工资增长。工业过去主要靠低工资、低原料及农产品价格维持。现在农民不肯再向低农产品价就范了,原料产地也不肯再牺牲自己了,而工人呢,就更不肯再维持低工资了。他们这样要求本身都很合理,很值得支持。可是,同样明显地,不根本改造工业以致改造中国经济,是不可能实现这些要求的。

工业的危机已经到了人人都无法忍受的地步了。工人自己不去考虑,不等于别人不考虑,不等于中共不考虑。中共为了解决这个危机,一种办法就是实行承包制,把企业的日常管理权交给厂长,一种办法就是进一步扩大市场调节。两种办法都对工人不利,而又不难彻底瓦解工人的消极反抗。首先,承包制只赋予厂长权力,而工人名义上是国家主人翁,却始终毫无权力。在这个情况下,厂长为了多得奖金,很有可能更进一步牺牲工人利益。厂长既可以开除工人,那么谁消极怠工的都可以被开除。其次,中共已经向资产阶级学懂了怎样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打击工人。在「搞活经济」、「打破大锅饭」的名义下,它让企业互相竞争,让工人互相竞争。你们要加工资吗?很好,哪我们就要更进一步开放物价啦!你们纪律涣散,消极怠工吗?很好,我们就开除工人,我们就宣布国家不再保障就业,我们就大搞劳动力市场,用失业工人来同你们竞争啦!你不干,可想干的大有人在呢!

工人对于中共拿市场化来打击工人的举动,越来越不满。有些仍旧主要是消极的个人反抗。有些工人因为被厂长扣工资而殴打厂长。一些地方闹出人命。消极怠工仍然持续。

不过,消极的集体罢工也越来越多了。这当然是一个进步。可惜我们无法得到有关资料。不过,从各方面看来,这些行动毕竟仍是个别工厂的。

从消极反抗到积极反抗

工人阶级所需要的反抗要从个别工厂扩大到整个中国工业甚至整个中国经济和政治层。工人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要对中共的走资本主义道路作出总体的科学的分析。究竟中国要走什么道路?走资本主义吗?那么工人的生活如何保障?职业如何保障?走社会主义吗?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那种集权体制吗?那种体制有什么好处?难道真是好得可以叫出「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宁要七十年代的物价,不要八十年代的工资」、「宁要四人帮的四十七,不要邓小平的一百七」的口号吗?很明显,现在工人阶级思想非常混乱,他们对于邓小平的市场化政策不满,他们中不少人感到过去的职业有保障的体制比现在更好些。可是他们对过去体制的好的和坏的各方面考虑不清楚,以致简单地眷恋旧制度。我们认为,传统的官僚集体计划,只能去芜存菁,只能吸收其中好的,而万万不能整个接受,万万不能让它复活。过去的制度不是全无优点,现在的新办法也不是一无是处。工人的劳动纪律是要加强的,所怀疑的只应是由谁加强,是由厂长还是要工人集体?企业有权开除工人,这在原则上是不能反对的,问题只在于,是由厂长单方面有权,还是工人的集体也有权?国家要保障就业权,这是对的,要保卫的,不容中共废除的。但工人往往把它同「企业不能开除人」混淆起来。「企业不能开除人」的旧办法本身是错的,这样只会造成冗员、纪律涣散。如果我们不能分清二者,如果我们把本来进步的东西放进落后的框框里,就会变成走回头路,就会无法解决今天的工业危机。至于把矛头只是指向厂长,这就更混乱了。是的,可能厂长本身也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毕竟,他不是最高负责人。是谁给予厂长权力的呢?是中共。如果不从根本的政治权力着手,是很难有效反抗的。相反,消极反抗,或者提出混乱的要求,把进步的要求同落后的要求混淆起来,这样只会更方便中共用打破大锅饭的名义打击工人。

总之,中国工人阶级要适应新的形势,要放眼全中国,要探讨中国的根本道路,要认真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劣,而不要再停留在消极抵抗的水平上,只有这样才有出路。

我们现在没有条件提出具体的纲领。但也愿意提出最迫切的要求,以便保障工人最起码的生活。这包括了制订最低工资法;工资随物价上升;组织独立工会的自由;物价指数由工会编订;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国家对失业工人保障就业;所有企业的承包合同要经工人集体讨论;全面探讨工业承包制;国家公开所有资料和统计数字;言论自由;容许全面而公开讨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任何言论不能入罪;全面民主改选人大代表。

我们要为当前的要求而努力,也要为根本的出路而艰苦探索。工人提不出解救中国之道,中共就会而且事实上已经用它的方法去解决,用官僚的、市场的、牺牲工人利益的方法去解决。如果工人不想陷于悲惨境地,现在是醒觉的时候了。

一九八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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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大倒退

━━谈谈中国的失业问题

刘宇凡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中共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到目前为止并不能真正剌激生产效益,然而,它所带来的社会性、历史性的倒退已经非常可怕了。这场被称为一次「革命」的大改革,实际上不过使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僚变成官僚资本家,不过使新生资产阶级日益兴旺,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妇女、知识份子和工人来说,改革越来越意味着连过去所获得的重要利益也行将丧失。妇女,又尤其是农村妇女,其社会地位随着改革深化而不断下降;知识份子虽然在精神压迫上稍为「宽松宽松」,但是棍子还是要打;何况,知识份子的物质生活简直没有任何真正改善。至于工人阶级━━它在宪法上号称为中国的领导阶级━━现在也终于到了全面丧失其革命成果的最后关头了。前几年所进行的工资改革,固然早就已经走向极端,早就已经把一种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工资制度移殖到中国。到了一九八八年,改革又进了一步,这次就是要打破充份就业的原则,大规模地制造失业了。几十年来宣称社会主义不会有失业的中共,现在又承认,毕竟失业是有用的、是初级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了。

工人的悲惨命运

其实,从经济改革开始以来,对于那九百万农村乡镇企业的工人,一千万到城市做工的农民,几百万为港澳及外资工作的工人━━对于这加起来为数达二千多万的工人来说,不仅完全没有就业保障,而且没有任何年资、福利、职业安全、卫生、工作条件、工时等等任何保障。对于为数近千万的合同工人来说,虽然还有福利津贴,但也早就失掉了就业保障。一直享有就业权的,就只是占了国营企业工人的多数的固定工而已。然而,到了一九八八年,固定工人也要被大批开除了。在「优化组合」的名义下(中共从来都是爱发明新名词的),越来越多的固定工人被淘汰。

在中国,失业所带来的痛苦要比在资本主义大许多倍。要知道,在中国,工资一直非常低,只勉强够吃穿,其余全部物质生活,都是由他所属的单位所负责。他住的是工厂盖的廉价房子;他吃穿用所需的种种票子,往往都由工厂发;他的医疗费、退休金,或她的有薪分娩假、月经假、子女津贴,等等,都是他或她的工厂所负责。甚至在一些大企业,理发、育婴、儿女上学等等,都是由厂办的理发店、育婴院、学校等等负责。甚至政治上,他的公民权也是由所属单位来赋予。一个人离开了所属的单位,就简直无法生存。而对于工人来说,这尤其如此。他一旦被开除,不仅意味没有入息,而且意味着没有房子,没有医疗保障,没有退休金,没有意外保障,甚至儿子没有书读。

「上海一家纺织厂一名被组合下来的女工,患了白血病,要住院得预交五千元钱,她厂里拿不出,……她原来的工厂说,按规定,她失业后已经和厂里断绝了联系,我们管不着;劳动保险部门说,她不属于终止合同或被辞退者,不在我们救济之列;民政部门说,她不是孤寡残废,我们管不到;市总工会说,她是工会会员,也许我们该管。可是拿出很多钱,我们又管不起……。」她「只好眼睁睁地望着病情一天天恶化。」(注一)

这种绝望情况使许多工人非常痛苦,非常暴戾。有一个被开除的工人「闯到厂长办公室,把刀架到厂长脖子上,叫着:『你凭什么砸我的饭碗?!』『我要工作!我要吃饭!』」(注二)这种事例在中国并不属例外。中共现在打算向那一千五百万工业冗员开刀,所以今后失业人数(其中多数是女工)将会很大。因此,今后的冲突也同样会不断增加。

一位工人说:「共产党从一开始闹革命就许了诺言,要『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怎么现在又变了卦?」

社会主义应当否定全民就业?

中共自然有许多文胆文棍为它作解释。一年来瞭望周刊就经常撰文宣传制造失业的好处。中国工业企业有冗员一千五百万,而这一切据说都是充份就业的原则所造成。「失业现象是商品经济社会形态里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经济不发达,期望给每一个进入劳动年龄的公民都安置一个『铁饭碗』,消灭失业现象,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建国后为此竭尽全力,不惜牺牲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结果是以企业内大量的隐形失业代替社会上的显形失业外,社会上仍然存在着百分之二的『待业率』。」(注三)「企业不再是职工的『安全岛』、『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事干』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如今也遇到挑战━━社会主义不再养懒汉。」(注四)

我们可以把上述引文简化为四个结论:

1.社会主义根本不包括充份就业的原则;

2.充份就业等于养懒汉;

3.目前的企业冗员是由于实行充份就业所造成;

4.目前的经济水平不可能做到充份就业。

我们现在逐点作评论。先谈第一点。

「社会主义并不包括充份就业的原则」━━这句话不一定错。要看是哪一种社会主义。李光耀式的社会主义,或者北欧式的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希特勒式的社会主义,当然并不包括真正的充份就业的原则。可是,中共坚持的社会主义是李光耀或别的什么的社会主义吗?不是。宪法上明文规定中共要坚持的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从头起就坚持: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消灭失业现象。马克思那部资本论,就充份说明过,失业是资本主义所特有。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下,劳动才成为纯粹的为资本增值的工具。一旦资本由于市场不景而不能增值,资本就不需要劳动,就需要开除工人。这就是资本主义失业的原因。古代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劳动是为统治者增值财富而非资本,劳动力越多财富就越多,所以那时不会有资本主义式的失业;社会主义消除了资本统治,劳动再次成为纯粹增值财富的因素(只是财富都归劳动者支配而非归剥削者支配),所以同样不会产生结构性失业。

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这统统是空想!」朋友,你自然可以这样说。在今天这样说也毫不稀奇。我们也不打算在这里为社会主义辩护。我们要指出的只是:你不能歪曲事实,不能一面在宪法上声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却又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根本不主张充份就业。这是明明白白的违反事实,违反宪法!宪法上明文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中共一面经常拿「四项坚持」来压人,另一面它自己却加速违反社会主义原则,加紧违反宪法,这难道不是最卑鄙最无耻的、毫无原则的自相矛盾吗?或许,你们会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只是初级的社会主义,所以是不同的!」可怜!不管你叫现在的社会主义是中级、初级还是幼稚园级,毕竟还是社会主义,它就应当具有社会主义的应有特征,正如小孩虽然幼稚,但毕竟也是人一样。你顶多只能说,初级社会主义,要落实全民就业需要一段时间,而不能说社会主义根本要抛弃全民就业的原则。

现在谈第二点。

全民就业等于铁饭碗?

我们承认,过去那种工厂不能辞退工人的制度,是容易鼓励懒惰和冗员的。如果就把这个制度称为「铁饭碗」,那么我们也并不赞成所谓「铁饭碗」制。可是,这种制度同充份就业的原则根本是两回事,是不能把它们混淆一起的。「铁饭碗」本身并不一定是充份就业,反过来,充份就业也不一定等于「铁饭碗」。「人人有工做」━━不过是说国家应当提供充份的就业机会,保障一切愿意做工的人,都一定有工可做而已。它并没有说人人不必做工都可以有收入,也并不一定包括「工厂不能辞退工人」这个原则。人人有工做,这是一个大原则,是计划经济的其中一个目标。至于这些工是怎样做的,是按照奖勤罚懒的标准还是按照「做是卅六,不做也是卅六」的标准去做;是按照工厂有权辞退工人的原则还是按照「铁饭碗」的原则,这是经济管理的具体方式问题,与全民就业这个经济目标并没有一定关系。可以采取「铁饭碗」的手段来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但也可以完全不采取这种手段,根本采取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管理手段。完全可以这样设想:一方面应让工厂有权辞退工人,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经济计划提供充份的就业机会和职业训练,让那些暂时失业的工人可以很快地重新就业(这种临时失业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失业。临时性失业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全民就业并不是说绝对不能容许个别人失业。单是技术革新这个因素,就一定会造成临时失业)。在一个经济资源和生产手段都已经收归全民集体所有的国家,要做到这点并不是不可能的。

是什么造成今天企业的种种问题?

其实,今天中国的工业危机(冗员太多,劳动纪律松弛),根本就不是全民就业本身所造成的。造成危机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包括「铁饭碗」在内的一种最落后、最野蛮的劳动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可以称为现代工奴制度。说全民就业造成懒惰固然荒唐;单单说「铁饭碗」造成懒惰也同样是不合理的。毕竟,「铁饭碗」只是整个工奴制度的其中一个部份而已。按照这种制度,工厂固然不能开除工人,反过来工人也绝对无权辞职,绝对无权选择职业、选择工作单位。一个人一旦被分配到某个工厂,他就永远属于工厂,永远受工厂的「领导」统治。农奴受束缚于土地;同样,工奴则受束缚于工厂。这样一种制度,连中共也承认是一种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制度,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其实也同全民就业毫无关系)。这样一种劳动管理制度,当然绝对没有任何优越性可言。许多工人用非所学,根本对分配的工作全无兴趣。这样,工人那会有生产积极性呢?所以,今天中国企业的危机,根本就不是工人自己的责任━━他们几十年来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而是制定这种工奴制度的中共的责任。

这样一种荒唐的制度为什么居然维持了几十年呢?一方面,固然因为中共早就成为脱离群众的官僚党,它根本无视群众的呼声。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工奴制最符合中共那种绝对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其实,社会主义的本义从头起就强调工人的民主自治。可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从头起强调的却是官僚集权。到了毛泽东就更登峰造极。按照中共模式,「一枝竹杆插到底」,全国一切单位,全国所有工人,都应当属于中央的计划范围以内,都要服从中央的分配。因为,在中共眼中,不仅全国工厂,甚至全国工人都属国家所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劳动力公有论」。(关于这种理论,读者可参阅本文集《就业自由与社会主义》一文)如果说「铁饭碗」不过是工奴制的一个部份,那么,工奴制(或「劳动力公有」制)就是整个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一个组成部份。按照这种制度,每间工厂和每个工人都原则上由中央控制。这样一种制度当然不会有效率。所以,造成企业的积弊,原因不在于毫无选择自由的工人本身,而是这种官僚集权的经济制度。

今天中共把责任完全推到工人身上,要工人负起管理不善的重担,是最卑劣的官僚统治者的表现。这样做固然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不会对提高效益产生真正作用。面对失业的威胁,工人会被迫卖命工作;从这方面看可能会提高个别工人的劳动效率。可是,提高个别工人的效率,不等于就能提高整个工厂的效率,更不用说就能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如果企业仍然由官僚管理,开除再多工人也绝不会真正提高效益。

然而,现在中共不是正在改革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吗?不是在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吗?如果在打破「铁饭碗」的同时又进行放权改革,不就能解决效率的问题吗?

我们认为这样仍很难根本解决问题。要知道,不论现在的改革幅度怎样大,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始终不曾触动过。这就是国有财产发生了官僚寄生的问题。全国绝大部份企业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可是中共篡夺了国有财产的控制权,变成了中共的禁脔。而问题在于,中共还没有连财产权也正式夺去,所以中共所支配的,完全是别人的、全民的财产,不是自己的财产,因此对它们绝不关心,浪费最大也无动于衷。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效益奇低,固然不仅是由于「铁饭碗」,也不仅由于工奴制,也不仅在于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而且也更在于官僚寄生在国有财产上面。几十万个国营企业,一亿三千万工人,都由中共官僚控制和指挥,但官僚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今天的改革只是下放了权力,但官僚对国有财产的寄生性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随着市场化改革而更为尖锐。工农兵学商,一齐来经商。官僚拿谁的钱经商呢?拿国有财产。在企业方面,情况也一样。企业财产到今天实际上仍然是「无主」的财产。企业经理对它也根本不像一个资本家对待自己的财产那样关心企业。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市场化改革,开除工人制造失业等等,除了为经理带来奖金外,不会真正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谁若以为,只要牺牲工人利益,中国经济就能解决其危机了,这纯粹是幻想。

国有财产要物归原主

中共现在也已经越来越了解到非触及所有制的改革不可。然而,这个腐败透顶的官僚集团所想到的所有制改革,当然不是把国有财产物归原主,交由全民民主管理,而是一个劲地走资本主义,越来越大胆地把国有财产用种种名义(如股份制)化公为私,从政治官僚摇身一变而成为官僚资本家。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越来越猖狂,越来越决心要把全部经济危机转嫁给工人。

到了现在这关头,中国工人应当这样正告中共:你们根本无权这样做!这几十万个企业,几千亿元资产,是我们所创造的财产!(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全国资本家所拥有的工业只有极微小的资产。)宪法上明文规定财产权属于人民所有,你们固无权垄断支配权,更无权篡夺,化公为私!你们几十年来剥夺了我们支配自己的财产的权利,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搞成烂摊子,到最后却竟然要开除我们,我们决不答应!我们现在告诉你们:把工厂、矿山交还我们!把政权交还给我们!不用你们操心!让人民自己来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我们既不要工奴制,也不要失业!我们要求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通过民主政府来实现全民就业的目标!

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能否实现全民就业

至于第四点,更完全经不起推敲。首先,怎样的经济水平才能做到充份就业呢?标准何在呢?我们完全得不到任何确实答复。其实,在一九五六年,至少在城市,失业已基本上消失了。而那时的工业效率就因此大为降低吗?不是。恰恰相反,五六、五七年,中国的工业效益是几十年来最高的。而当时的经济水平,不是比今天要低得多吗?为什么那时候实行全民就业并没有降低效率?这难道不也证明经济水平的高低与能否充份就业没有必然的关系吗?诚然,经济水平越低,同时做到充份就业和效益提高,所遇到的困难会较多,但那并不表示不可克服,顶多是所需的时间较长,而不是根本不能做到,所以不应当说要根本抛弃全民就业的原则。

毛泽东式的铁饭碗制度本身固然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制度,可是,资本主义结构性失业同样是一种最大浪费。资本主义所重视的效益,一直都不过是个别企业的效益━━用最小的劳动增殖最大限度的资本。可是,以整个社会角度看,资本家因为赚不到钱而把工厂关门,把工人开除就是最大的浪费。如果这些工人和工厂从新开工,这不就能创造更多财富吗?从资本家的角度看这是浪费,因为越多产品只会令市场过剩,价格下跌。但是从实际使用价值的角度看,从大多数的人的利益看,更多产品就可以拿来更公平地分配给大家。所以,站在普罗大众的立场上,中国根本不应当把资本主义结构性失业当作是一种优越制度来引入。

两条道路的选择

中国企业当前的确有惊人的冗员,各个工厂必须逐步淘汰冗员。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益就一定要这样做。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是通过制造失业来淘汰工厂冗员,还是通过民主地有计划地重新整顿国民经济、创造更多就机会的方式来一面裁汰冗员,一面安排暂时失业者重新就业?这是两条道路的选择。前一条道路是根本违反宪法,违反人民利益的。只有后一条道路才是工人所应支持的。

一九八九年二月


注释:

注一:瞭望周刊,八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注二:瞭望周刊海外版,八八年九月五日。

注三:瞭望周刊,八八年七月十一日。

注四:瞭望周刊,八八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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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官僚资本主义特色的中国股市

刘宇凡

深圳骚乱平息后,不少人出来分析前因后果。有些人认为事件肇因于有关方用政治手段干预市场经济,有些则强调大陆资本市场供不应求;至于官员贪污,激化矛盾这个因素,大概是最少有人反对的了。

「先搞股市,后搞立法」

我们先谈谈第一个问题。按照这种见解,深圳股市发生疯狂抢购,以及其他种种弊害,是同有关方面包办、干预股市分不开的。市场经济应当由供求关系自行调节,但是深圳不是这样。股市本身从头起就是政府包办,而更坏的是,政府往往无理干涉股市;早在此次事件前,由于深圳股市大起大落,所以市府曾经一度采取「涨跌停牌」制度,人为控制股市升跌;而日前则包办发售认购股票表格,更直接导致骚乱。这一切都被视为政治干预经济,是不合理的。政府应当放开经济,而股市方面,至少要做到政府不包办股市,最多只起监督作用就够了。

上述说法自然有相当道理;我们的确很容易找到种种不合理干预的例证,因此也可以很容易得出反对那些无理干预的结论。但是,倘若从中再得出结论,认为政府不应干预经济,认为只要做到这点,就能避免像日前的骚乱,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市场经济是否就是中国的真正出路,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但是,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假定,市场经济的确是中国出路,也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只要政府无为而治,放开经济就行了,而在股市问题上,也只要把它交由私人举办,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完全低估了一个原来是实行官僚计划和国有财产制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复杂性。事实上,如果这样一个国家要建立不管是像欧美还是像香港的市场经济,这本身就一定要求政府作出一些干预,而不是不作干预,只是干预的目的和方式与从前的大不相同吧了。至少,在制订有关法律方面的政府作用,就不应削弱,而是要大大加强。任何发达的市场经济都不能没有相应法律的保障。但是,中共的做法从头起非常错误而且启人疑窦。深圳和上海都是在有关法律(证券法、公司法、会计法以及其他有关股票发行、交易等等必要法律)未曾制订前便忽忽让股市上马的。这样,在一九八六年设立股市之后的一段长时间,不论是股票发行还是交易,不论是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还是对股民的保障,差不多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况,也就是给予各级官员趁乱打劫的好机会,而事实上也不出所料,果然大贪特贪。虽然,近年来有关方面开始加快立法工作,但到目前为止,只是制订了地方性法规,全国性法规仍然缺如;就算是地方性法规,深圳也只是制订了几十个,而且大多未付诸实行(香港有关法例达二百五十个,附属规则三百多个)。何况,在开市的头几年,早已让官员大贪特贪,现在才来制订法律,意义已经少得多了。这种做法,同无法无天,其实相去不算很远。清本溯源,我们不仅要求法治,而且要追究:为什么上海深圳两地官员非要「先搞股市,后搞立法」不可?为什么不可以等到有关法律订立之后才搞不可?为什么中央容许他们这种做法?这不是明摆着让官僚贪污吗?请看:「由于……有关交易无法可依,市场管理和过户手续极为落后,个别证券从业人员以权谋私等,引起了场外非法交易的大爆发」(注一)「上市公司中符合国际上市规范的公司寥寥无几。……既没有可行的会计制度来表现公司的营运状况,也没有向社会公布公司财务责任的制度」(注二)。这些不法现象,都同无法可依有关。有法尚且常常不依,法规不全,就更不问可知了。因此,与其指责他们干预太多,不如指责他们不该管的大管特管,而明明应当由他们去管的,却往往撒手不管或者少管。

借股份制化公为私

问题的症结更在于,一个现成的市场经济还不存在,还有待建立,所以从头起就谈不上可以叫政府放任还没存在的「市场经济」自行调节。即使股市可以交由政府以外人仕主办,也并不使问题变得容易解决,因为问题不仅在于抽象的股市,而且在于上市公司本身,在于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难道国有企业上市,作为所有主的政府应当撤手不管吗?这里面牵涉到如何挑选适合公司上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如何解决国有企业上市后与原属政府单位的种种税收、利润、监督等关系,如何产生足以无私地代表国有股份的人物充任董事或其他职位,如何防止公司上市后被人化公为私,侵吞国家财产,等等。上述一切工作都直接关系到国有企业以致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都有需要由政府负责(虽然不一定要具体包揽一切);如果政府撤手不管,那就是失职,而非功德。而事实上,深圳和上海两地官员,这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差。「在评估资产时一些企业往往打了『埋伏』,所以股票的价值往往高出其面值。这样,股票所有者不仅没有风险,还可以分到较高的红利。二是股票买卖缺乏公平交易原则。……不少买股票者须凭『门路』、『关系』才可买到。」(注三)虽然这是一九八八年的报导,但跟现在没有根本区别。月前一位国内经济学家指出,土地、资源及商标的价值在现阶段很难评估,从而给官员在评估资产时任意妄为制造机会(注四)。「股份制企业……有的未按股份制企业设立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办事,有的过低评估国有资产」。(注五)总之,在保障上市国有企业的利益方面,政府依然有限多工作需要做。自然,像股市竟同时要受到八个部门共同管理(注六),那样的一种「管」法,自然要加以反对。但是,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什么只要政府少管或不管便行了。如果真这样,恐怕未必就能防止种种不必要的干预,但另一方面却一定会大大助长那种该管不管的趋势,从而更方便各级官僚化公肥私。

其实,即使像欧美那样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干预仍是起很大作用的。实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干预自然程度上不及计划经济,但另一方面,尤其在企图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预更是必不可少的。问题不在于干预不干预,而在于干预什么、怎样干预,尤其是由谁干预━━是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如果中国股市始终由专制政府去搞,那么种种弊害恐怕仍然不可避免。事实上,早就有人指出,大陆股市的升跌,同企业经营是否得法很少关系,而同中共党内斗争,尤其同邓小平的升降浮沉大有关系。今次股民疯狂购股,就同什么邓旋风很有关系。所以,要解决股市种种弊害,与其仅仅着眼于经济(甚而把政治和经济割裂),不如多着眼于政治,尤其要用民主政府代替家长制和人治政府。只有建立民主政府,才能确保一种人人有公平机竞争的社会,才能谈得上有一个健康的市场。自然,有些人不这样看。他们主张,在「邓旋风」之下,根本不用再过问政治,只要利用现有经济渠道发家致富,让私有制天天扩大,国有制天天缩小,则中国也迟早会和平演变为人民资本主义了。这种见解其实同上述那种主张政治不干预经济的思想是互为表里的。其实,深圳骚乱告诉大家,那不过是一厢情愿吧了。你们平民百姓的和平演变尽管也可以搞,但是,无论如何也及不上官僚的和平演变━━从工人的官僚变成资产阶级的官僚━━那么强大,那么占上风。所以,如果不加紧争取民主,那他们迟早发觉,他们所梦想的人人有发财机会的资本主义没有到来,而一种官僚腐化的资本主义早就在眼前拔地而起了。

一九九二年八月廿一日


注释:

注一:《深圳股票市场知多少?》陶凯元,信报月刊,九二年四月号。

注二:《股票市场投机过热能使改革失败》千家驹,信报,九二年七月廿八日。

注三:瞭望(国内版),八八年十二月廿六日。

注四:《『股份制』披甲上阵》,许沛及徐宝庆,中港经济,一九九二年五月号。

注五:文汇报,九二年三月六日。

注六:包括了市政府、市人民银行、市体改委、市投资管理公司、市工商局、市税务局、市财政局、市监察局等。同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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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圳骚乱看邓小平路线

刘宇凡

不少人认为,导致深圳骚乱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供不应求所致。一方面民间存款极高(一万亿),另一方面可供投资渠道太少,其中的股票市场规模也太小。针对这一状况,他们认为必须进一步扩大股市规模,同时增加种种资本市场,包括地产、货币等等市场,以便吸收苦无出路的闲资。

这种办法无异可以暂时纾缓供求矛盾,但是,总的趋势固然是全面资本主义化,而且更是一种迎合投机的资本主义化,而这绝非中国之福。

人治社会与投机狂潮

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一大批官僚、个体户和资本家发了财,累积了巨额资本;其中由于从事生产性投资而发财的,只占少数;大多数来自非生产性投资,甚或纯粹来自官员贪污。事实上,十年改革令各个单位私设的「小金库」盆满砵满,而其来源主要是形形式式的贪污、投机。如果说一般资本都以追逐最高利润为目的,那么,上述那种资本就以十倍热情从事投机。尤须注意,在人治的中国,尤其在邓小平统治的中国,所谓「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谁都不知道邓小平百年之后会不会政策大变,谁都说不准陈云会不会有朝一日压倒邓小平路线。在这个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如果说一般资本家不会轻易作长期的生产性投资,那么,上述那一类资金,就更不会这样做,相反,只会更疯狂从事投机,挣取最大利润。在存在这样一种资本的情况下,扩大股票而致整个资本市场,就等于进一步迎合投机资金,进一步让他们壮大起来,进一步把全国更多资金吸引到投机上去。正当中国广大内陆地区贫脊不堪,正当中国教育、科研、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农业、基础工业等等部门仍非常落后,非常欠缺资金的时候,以亿计资金却涌向股市、楼市、债券,疯狂大炒,巨额资金在赢家与输家口袋之间团团转,既没有创造财富,也没有促进生产,等于是纯粹浪费。甚至可以说,它比浪费还坏,因为让投机资本坐大,它就更有力量支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使之朝着「泡沫经济」的方向前进,鼓励投机,鼓励非生产性投资,鼓励奢侈消费。这当然可以造成一时一地「富起来」,但不能真正促进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有人说,股票市场投机只是事情的一面,不能因此否定事情的另一面,即股市有助于国营企业集资及发展生产,鼓励企业自负盈亏,多为国家赚钱,克服过去政企不分,所有主缺位等等毛病。

如果我们看看深圳和上海的上市公司所进行的是什么生产,就能够知道事情决非如此简单了。这些公司大多都是以经营轻工业和商业为主,例如制造玻璃、彩电、印染、罐头、电子等等。前文已经多少谈过,今天中国最需要资金的,不一定是轻工业和商业,而是文教卫生、农业、基础工业等。所以,让轻工企业或商业企业上市集资,很有可能造成一面是锦上添花,另一面却无人雪中送炭,从而使不平衡加剧。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什么玻璃彩电,不过是那些上市公司原来的经营项目;到了今天,这些企业的经营项目已很杂,而地产投机尤占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利之所趋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是,股市本身的体制也是一个原因。谁也不能规定上市公司在集资后如何使用资金,也谈不上能监督它们非投资于生产不可。所以,把股市一分为二,指出既有投机一面,又有促进生产的另一面━━这并不一定成为事实。

股市无助改革

至于说股市有助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提高效率,政企分开━━这是经不起事实考验的。

所有获挑选上市的公司,必须本身已经是有盈利的;亏损企业根本不被考虑(这也是股市应有之义)。所以,股份上市只可以让盈利企业获得更多盈利,却不能使亏损企业扭亏为盈,也就是说,无助于克服中国经济改革最需要克服的矛盾。其次,就算是有盈利的企业,由于中国价格制度扭曲,税制混乱,根本很难确定盈利主要是由于企业自己经营得法呢,还是外部条件促成,所以能够上市的公司不一定就是经营得法,因之也谈不到股市一定能起奖优汰劣的作用。第三,股市的疯狂投机,实际已经同企业经营状况好坏毫无关系。人们根本不是看好某个行业或某个企业而投资,反而更多是看邓小平什么时候讲话,南巡北巡到什地方。这也算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吧。唯其如此,就谈不上可以督促企业提高效率了,恰恰相反呢。只要放放消息、发发股份,便可以轻易赚大钱,根本不需要辛苦经营。

至于说什么股市有助解决「所有主缺位」问题,那就更是笑话。若就公有股而言(即仍然由国家掌握的股份),作为法律上的真正所有主(即十亿人民)不论从前还是现在都始终丝毫不能过问自己的财产,从来都是由官僚越俎代庖。由于公有股占多数,而且更由于官僚体制在十年改革中只有加强没有削弱,所以企业不论搞不搞股份制,不论上市不上市,始终都是受到原属政府单位强烈干预。所以,种种旧体制的弊害━━负盈不负亏,政企不分,对国有财产肆意浪费━━并没有真正减少,反倒新问题则层出不穷。若就持有公司股票的小股东而言,如果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小股东也很难真正过问企业管理权,那么,在迹近无法无天的中国,说什么能够让小股东真正体现主人翁权利,那只能是笑话。

为何官僚对股市情有独钟?

我们这里不打算整个地来评价股份制,而只谈股市存废问题。今天(八月廿一日)报上报导,国务院鉴于深圳骚乱,已决定对股市作出「继续试验,放慢速度」的决定。朱镕基更说,该热的(指企业改革)没热起来,不该热的(指股市)倒太热了,有可能导致大陆经济「空心化」。其实,官僚们厚此薄彼,绝不是偶然的。谁都知道,那是因为利之所趋。早就有人指出,股市既是官员贪污的聚宝盒,又是官员赖以洗黑钱的好地方。

我们却认为,从头起中国就不该设立股市。理由总括如下:

第一,开设股市实际上令资金流向不事生产或投机部门,从而令地区差距、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产业结构不平衡等问题更为严重。

第二,在官僚政治下面,开设股市实际上等于鼓励各级官僚放开生产部门的切实改革不管,一窝蜂跑到流通部门去淘金,也就是说,不是搞国有资产增值的改革,而是搞价值转移(从人民口袋掏钱)的「改革」。

第三,实际上培植了以官僚资本家、个体户、黑帮、投机家为主体的「流氓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继续下去只会让他们更大胆地化公为私,成为国民经济的大毒瘤。

本来,在一个像中国那样极度不平衡的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即由利润率支配生产和投资的制度,本身就很容易令不平衡迅速加剧,令资金从最需要发展的部门(农业、基础工业等这些部门多数利润率偏低)流向本已较为发展的部门(轻工业、服务业、商业,因为它们利润较高)。再加上由一个腐败不堪的政权去实行市场改革,那无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这样的境况:他们放着欧美资本主义中好的东西不学或少学(如企业管理,法治和民主),对于资本主义种种不事生产的东西,又或种种统治技俩━━跑马、赌博、投机、压迫工人的种种技术,却大学特学。这正正就是邓小平那种「政治收紧、经济放松」的路线的本质。邓小平比陈云高明的地方就是,他明白到只有在让官僚和资本家大大发财的情况下,才能多少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多少延缓统治危机。但是,凡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深圳骚乱告诉我们,邓小平路线一样可以激起新的矛盾、新的爆炸。谁若以为邓小平路线保证了中国走向稳定,那只是空想而已。

一九九二年八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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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撒旦,也要制造一个

━━谈谈平均主义和大锅饭

刘宇凡

追求一个平等社会,一直是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然而,几十年来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似乎证明平等社会只是乌托邦。追求平等,就要牺牲效率━━从经济学家到政客,都差不多这样看。人们认为,中共坚持了几十年平等主义,到头来还是不得不将之抛弃,改为「一部份人富起来」,似乎就是有力证据。

中共口头上虽然还没有正式向平等主义宣战,但是,它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却一直向「平均主义」宣战,指责平均主义要为中国企业效益低劣负责。

「建国三十多年来,……在工资分配中发生了严重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问题。这在城市经济中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不分经营好坏,吃国家的『大锅饭』;二是职工不论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吃企业的『大锅饭』。其结果必然是企业和集体组织缺少搞好经营管理的主动性、创造性,职工个人缺乏生产积极性。」(注一)

所以,自从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共的改革方向都是要打破平均主义。一九八五年开始实行结构工资制,工人所领工资,要同劳动效益挂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有些地方规定完不成劳动定额的要扣一半工资。这种制度据说可以拉开工资档次,达到奖勤罚懒的目的,而且最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越到后来,尤其自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后,那羞羞答答的社会主义面具终于撕开了;一种赤裸的资产阶级式改革被捧到半天。「破三铁」━━铁交椅、铁工资、铁饭碗━━密锣紧鼓地进行。但人人都知道,破干部的铁交椅是假,破工人的铁工资与铁饭碗却是货真价实的。有些官员公开宣称,为了推行破三铁,一定要实行「新三铁」━━铁面孔、铁手腕、铁心肠━━使工人「上岗有危机感,下岗有饥饿感」。(注二)很明显,打破「平均主义」,最后归结为针对工人阶级。

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平均主义」

但事实是:中共治下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甚么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所以完全谈不上要拿平均主义当作是企业效益差的原因。

甚么是平均主义?大陆一本政治经济学辞典告诉我们:「是在小生产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绝对平均的思想,……表现为对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不管劳动多少、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要享受同样待遇;在社会主义企业之间,不管经营管理好坏,经济活动成果大小,要求给予同等的物质利益」。(注三)

关于企业之间的问题,我们暂时不谈,而主要谈工资问题。

中共建国以来,不仅从来没有实行过「消费品分配,不管劳动多少、技术高低、贡献大小」都采取「绝对平均」的制度,而且相反,它那套工资制度的收入差距,与资本主义实际不遑多让。

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人工资的最高级与最低级之间,大概相差三倍左右。这个差距不算高,但也绝不是「绝对平均」,而是按照技术高低而给予不同报酬。何况,我们不应把目光只集中在工人的八级工资制上面。中国的工资概念从来都涵盖行政干部、技术干部以致事业单位的职员等等的工资。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收入差距是惊人的。「把经济不发达的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朝鲜最低与最高工资是12.4,南斯拉夫是14,罗马尼亚是15.5),我国现在最低与最高工资是113.5,显然差距偏大。」(注四)这里所指的大陆工资差距,大概是包括党委行政干部、技术干部与工人。事实上,一谈到工资,就一定要包括官员工资;不仅因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应当适用于所有人(至少根据官方哲学,应当作如是观),而且更因为在大陆,企业内也有为数众多的官僚━━党、政、工、青、妇等办公室一应俱全,官僚众多。至于企业内的技术干部━━例如工程师━━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从党委到政工干部,虽然他们对生产的作用消极多于积极(而且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谈到工资的时候,一定要包括他们。

行政干部的最高级与最低级之间,最厉害的时候(五十年代)相差31(注五),最小的时候(尤其文革以后),也达到1419(注六)。这不仅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差距大,而且同资本主义国家也不遑多让了━━香港现在的公务员,最高与最低工资相差大概廿多倍(不要忘记,香港工资差距,要比欧美资本主义的为高)。工人阶级虽然被宣布为社会主人翁,是「领导」阶级,然而,在一九六五年,最高级的官僚工资是404元,而一个最低级工人是30元,二者相差12.5(注七);在一九五六年的时候,一个厂长与最低级的练习生的工资,相差8.5(注八)。而一九八一年,香港超过500人的工厂(在香港已算大厂),厂长与练习生(最低一级)的工资差距只是7.5(注九)

当然,这种数字比较总有欠准确的地方,因为两种制度下的生活水平、职务性质太不相同。但总之,至少可以说,中国从来没有实行过工资分配上的「绝对平均」,相反,它的工资差距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们再把福利差距一并考虑,那么,中国的实际收入差距还更大些。干部级别越高,所享的福利越多,多到连许多日常生活必需也由国家「特供」,根本不用把多少工资用于生活,而普通工人则连一套房子也不易获得,全部工资仅足糊口。

另一个「平均主义」的「罪证」,是奖金。虽然中共发放奖金的目的,总是为了表扬先进,奖勤罚懒,但结果总是平均发放,人人有份。这本身大慨是事实。然而,要知道,这个事实顶多只说明奖金是平均发放,却不说明整个工资制度是平均主义。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前,中共就没发放过多少次奖金,而且数目只占工资一个很小份额。至于「改革开放」后,奖金发放的次数多了,但是,由于要反对「平均主义」,所以越到后来,就越不再是平均发放━━尤其近一两年。改革的早期虽有平均发放的现象,但不能将之夸大为整个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而且那个现象本身有深刻的根源,不能简单归咎于工资制或奖金制(下详)。

供给制不是平均主义

有人认为,虽然不能说中国在整个前改革时代(四九至七八)都实行平均主义,但至少应当说,在五八至六○年代以及文革时代,的确实行过平均主义,或至少朝这个方向发展。毛泽东,或毛派,在这个时期,都大肆批判原有工资制度差距太大,认为要大大缩小,甚至开始恢复推行供给制,而供给制就是平均主义。

这是大错特错的结论。把供给制当作是平均主义,可算是中共一大发明。所谓供给制,就是中共在未夺得全国政权前,向军政人员直接分配消费品的制度;它最多只发放少量零用钱,基本上不实行货币工资。然而,至少从延安时代起,供给制就分为「小灶」和「大灶」,二者有相当差别,包括伙食、日用品、个人服务。高级官员有厨子、保姆,而下级完全没有。这种差别,以今天看来尚不算很严重,但以当时经济之极度匮乏而言,就不算太小了,而且以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而言,也不算合理。丁玲和王实味都曾经批评过这种不合理的不平等。王实味更指责那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然而,丁玲因此被批斗,王实味更因此被枪毙(或杀头?)。以后,到了一九四五年,这种差距又因增设「中灶」而进一步拉大。所以,供给制并非平均主义。

但问题不仅在这里。如果我们稍为仔细分析一下毛派的理论,就不难发现,它既非主张平均主义,更非站在工农立场上去维护平等原则和反对官僚特权。

「政治挂帅」、「精神刺激」是甚么货色?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代,张春桥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指责按劳分配既是资产阶级法权原则,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不平等甚至两极分化,长此以往就会造成资本主义复辟。在一片反按劳分配,反差别过大的口号下,计件工资制被废除。但是,仔细读读下面几句话吧:「工人不计个人得失,为了生产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自愿取消和改革计件工资制度,实行更合理的工资制度。这种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因公忘私的作为,正是共产主义风格的一种表现」。(注十)「必须强调政治挂帅,加强共产主义教育,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而不应强调物质刺激。」「强调物质利益等等的『钞票挂帅』,是把人们培养成为『按酬付劳』的、孜孜为利的庸人」。(注十一)结论就是,要工农阶级「要比各尽所能,不要比按劳取酬」。

其实,毛派的真正用心已经昭然若揭了。对过高收入的攻击,对特权的攻击,统统不过是幌子。他们所反对的,主要的还是工农本身,工资本身,按劳取酬本身。他们要工农只问拚命劳动,不问报酬;最好人人都学那些劳动模范那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公而忘私,即使过劳而健康崩溃(例如,一九五一年,在192个劳模中,有76个因过劳而崩溃,90个有其他问题━━注十二),也不会计较工资多少。

当时一位海外托派这样评论道:「现在我国许多工厂取消计件工资制,并不是嫌这种制度驱使工人工作过度紧张,或者干得太多而工资太少,而是嫌它让工人在紧张地劳动了(这算是它的好处)之后,还得到比较多的工资(这点才被认为是害处)。这个改革是要使工人如改革前一样紧张或者更加紧张地工作了之后,不再像以前那样多得一些工资。正因为这个改革的用意是如此,所以与它同时,又实行打破八小时工作制,许多工厂改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并且加班不要报酬。」这就是所谓「要比各尽所能,不要比按劳取酬」。

「毛泽东集团……在农村实行公社化,主要为的是在农业增产的时候尽量限制农民收入的随之增加,特别是限制农民购买力的增加。同样,在工业中取消计件工资制,并且准备实行供给制,目的就是在增加产量和增加投资的时候尽量限制工资基金的随之增加,减轻消费品市场上的压力。换句话说,这一切新政策,都无非是为了摆脱那种通过市场而表现出来的群众压力,让统治集团在分配社会生产品的时候享有绝对的自由权,在制订经济计划时,可以完全不顾群众的要求而独断独行。」(注十三)

表面上,毛刘之争,好像一个要政治挂帅,一个要物质刺激挂帅;因此一个要实行平均主义,反对特权,一个要照搬苏式那极不平等的工资制(甚而过之);其实,这种描述是肤浅而又片面的。刘少奇那一套虽然明显代表官僚(特别是技术官僚)特权;但毛泽东那一套也同样代表官僚特权(尤其是政治官僚),所不同者只是前者比较实际一点,在骑在工农群众的头上之余,比较愿意承认工农群众的某种消费选择权,承认市场关系不能完全取消,而毛派则要把国家主义发挥到极致,取消市场关系,实行供给制,把工农群众像养牛养羊一样养起来,不许他们有一点经济自由(这银币的另一面就是官僚的绝对自由,以及享尽特权)。这样一种把人民降到奴隶地位,要他们天天「挑灯夜战」而又给甚么吃甚么的极权主义制度,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平均主义,更不能称之为「乌托邦」吧?━━除非你把空想而又丑恶至极的这样一种社会也称之为乌托邦吧。

文革时期虽然也大肆攻击八级工资制和收入不平等,但是一直没有宣布任何正式的工资改革,更没有真正取消官僚特权,连文革中被扣发的一部份官僚薪水,文革后也补发了。不过,对官僚而言,反特权虽是空话,但是,对于工人而言,那种铺天盖地的「政治挂帅」,却别有妙用:那是上佳的钳制方法。政工干部往往根据政治表现(开会时有没有发言,有没有向党交心……)而非工作表现来评定工资(注十四)。在这个情况下,谁还敢不紧跟毛主席?

借「脑体倒挂」做档箭牌

附带一提的还有「脑体倒挂」的问题。中共的御用文人总是把「脑体倒挂」(脑力劳动的报酬少于体力劳动)现象当作是平均主义的罪证之一。这当然不值一驳。既然是「倒挂」,既然是脑力劳动报酬高于体力劳动,哪里还是「绝对平均」呢??

其实,这些人的潜台词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想要说的其实是:过去讲人人平等讲得太多了,搞过了头,以致让工人骑到知识份子头上去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拨乱反正,使知识份子工资超过工人。

这个见解的最后结论不一定错,然而,问题根本不在脑体关系。我们姑且不说,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两个概念,完全等同于知识份子与工人,本身是多么错误(难道现代企业中,没有从事脑力的工人吗?)这里只限于指出:专门突出脑体倒挂这个不合理现象,而避而不谈另一个不合理十倍的现象,即官僚特权问题,客观上不过是有意挑拨知识份子与工人的关系,以便转移二者对官僚特权的视线吧了。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中共一时以重酬收买知识份子,一时又以工人名义去打击知识份子及其高收入。到了工人起来争取增加工资的时候,又拿「经济主义」的大帽子扣到工人头上。总之耍尽挑拨离间,分而治之的手段,而目的不过是保住官僚自己的权势。

有些人说,平均主义不应只限于工资级差有无的现象,而应当将之联系到劳动本身。中国工人多年来都是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这至少是另一层意义上的平均主义。

这种看法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平均主义往往与另一个名词━━大锅饭━━通用。甚么是大锅饭?一位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吃大锅饭就是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责任,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而拯救的办法,就是:破除平均主义!「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份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份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注十五)

根子在官僚管理

我们自然要承认一个事实,即今天工厂工人的劳动纪律很差,也承认有需要实行某种奖惩工资的制度。然而,我们却可以断言,至少在国营企业里面,中共对工人实行再严厉制度,也不会使国营企业起死回生。因为,劳动纪律差的根本原因,本来就不是惩罚制度之缺如,不在甚么子虚乌有的平均主义,不在工资制本身。我们认为,企业管理,尤其是劳动管理本身,是更重要的东西。为甚么工人「干多干少一个样」?这首先因为管理混乱,官僚无能。一九八五年的时候,官方报纸告诉我们:「有七成企业的标准化、计量、定额等基础工作不健全,有一成半至二成是没有这些基础工作的(!)(注十六)工人其实并非不想工作,而是因为企业官僚管理颟顸无能:

「在一个长时期中,企业一直没能真正建立健全合理的劳动定额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统计、监督、检查、验收、考核等基础工作,因而造成了职工升级无考核、奖励无标准,只好按『年头』升级,按『人头发奖』。」(注十七)

真是不打自招!既然如此,又怎能把罪责归咎于「养懒工人」呢?

不过,企业管理混乱,本身也不过是中共对全国经济的宏观管理混乱无能的反映罢了。在传统的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之下,企业的投入产出完全由中央统收统支,几十万个企业只是中央各部手中的算盘算珠,拨一拨,动一动。企业全部的人、财、物,产、供、销都受中央计划支配。然而,由于中央无法真正做到把各个企业的投入的各种比例计算无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造成无数混乱现象,不是短了电力,就是缺了钢材。再加上中共长期好大喜功,追求高速度高积累,所以实际上总是无法供应足够生产要素给企业,「三八制」于是应运而生。所谓「三八制」,就是物资局按企业申请数只供八成,订货会议中又再按供应数只供八成。到领货时又再打八折。在这情况下,企业真正是「巧妇难为无米炊」,总是停工待料,停工侍电。这才是劳动纪律松懈的重要因素。陈子明告诉我们:

人们「偶然到工厂里去走一走,看到工人不干活、打扑克、织毛衣、聊大天,就认为工人缺乏劳动干劲,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在大多数场合,并不是工人不愿意干活,而是无活可干。……我国工业生产的大起大落,首先决定于宏观经济计划,其次决定于企业生产管理,至于工人劳动干劲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可视为生产涵数中的一个常数。当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或者企业中最起码的管理制度(例如质量检查、劳动定额等)遭到人为的破坏时,工人的劳动表现更多地是事情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把工业生产搞不上去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工人是不公平的。」(注十八)

全国经济由中央级和地方级官僚瞎指挥,而各个企业内部则由企业党委及厂长瞎指挥,这,才是工业搞不上去,劳动效率低的根本原因。把这一切归咎于工人,实际上是推却责任。

毛刘之争的后果

企业混乱的第三个原因是文革。毛派指责刘邓派在企业内实行的「白专」路线是卡压工人,批评一长制是搞独裁。这些指责并非完全捏造。事实上从五十年代起中共的工业管理体制都是照抄苏联那种高度压制工人的制度。然而,毛派自己虽然满口革命,但实际上是在打倒原有规章制度的口号下,建立另一种无法无天,人人动辄得咎的企业专制。在文革时期,不少工人连学技术都不敢,唯恐被人指责为走白专道路。毛派这种路线真正是搞乱天下,乱中夺权,以便毛泽东在打倒刘邓之后,由一人专全国人民之政。不过,毛泽东(以及人民)毕竟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国企业的内部从此元气大伤,管理混乱,漫无标准,无数庸才、奴才、走狗、小人、爪牙夤缘而上,当上党委、政工干部,使企业在他们瞎指挥下半死不活。此外,似乎还可以说,由于长期实行党委与厂长的双头领导(有时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有时又是「党委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总之名目不断变而实质不变),不像苏联那样长期实行一长制,所以中国国营企业长期出现两个「领导」互相牵制,互相扯皮;再加上文革时期毛派对规章制度的扫荡,凡事「政治挂帅」,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所以中国企业之管理混乱已经成为死症。可耻的是现在中共要工人而不是自已负上罪责。

专无产阶级的政

干与不干一个样━━这句话用来形容企业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倒是最为贴切的。他们实事不干,专以整人为乐,而薪水津贴外加特权,却大拿特拿。至于厂长,由于中共长期强调「德才兼备」(实际是重「德」不重才),所以实际上往往要看听话与否来委任厂长(至于任人唯亲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工人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尤其因为,干部与工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终身身份,一旦荣升干部则鸡犬升天,所以工人对于这些寄生虫怀有义愤。他们不能积极反抗,就只有消极怠工。这就是劳动效率低的第四个原因。

「一个调查表明,有一半以上职工说,倘若条件具备,他们可以使自己的劳动效率再提高一至三倍。职工不满的原因之一,是企业中的不公平。个人在企业中成功的第一位因素是与厂长个人的关系好,第二位因素是是否有可靠的社会关系,而很少依赖个人的努力程度。」(注十九)

「领导可以加一级两级(工资),而有的工人加半级工资还得求人情。奖金分配,许多企业行政领导不论贡献大小,月奖、季奖比工人多拿,年终还要拿承包奖励上千万;反之,企业亏损,职工工资打折扣,行政领导却毫无损失。……工作失职,最多调个单位,易地做官。」而「工人违反纪律,行政领导可以给工人以各种处分。」(注二十)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本身并不错。社会主义的原则,不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吗?事实上,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过是苏联的史大林,为了把官僚特权合理化而杜撰的撒旦,为的是丑化列宁时代的平等原则)。在俄国革命早期,虽然很重视而且实际贯彻平等精神(例如规定公职人员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史大林后来将规定废除),但是却同样重视和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例如,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共政府规定,工人如未能按定额完成工作,会减扣工资(最多减三分一)。大陆要实行类似奖惩制度,原则上也并不错。然而,从头起要记住,这种奖惩制度要合理和有效,不仅牵涉工资分配问题,而且首先牵涉工厂管理的问题,尤其是劳动定额是否合理的问题,工人是否有监督权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尤其重要,因为如果没有集体工人(不仅是企业集体而且是整个社会的集体工人)的监督,就难保号称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不会变成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厂长可以一人说了算,把劳动定额定到高不可攀的地步,迫使工人拚命工作才能糊口。只有确保工人的监督权,确保劳动定额合理,才真正谈得上多劳多得。俄国革命时期,就是这样规定的。工人不仅有民主权利,而且可以监督工厂管理。通过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这些组织的官僚化是廿年代之后才广泛出现的),工人对一切切身问题,从劳动定额、劳动管理到工资福利、劳动纪律,雇佣与解雇等,都有权监督,而且参与决定,也有权罢工。只有承认工人这些权利,才能一面奖勤罚懒,一面防止工人重新沦为资本家的雇佣奴隶。

反观中共,只晓得大谈如何加强劳动纪律,如何惩罚工人(在这方面比俄共刻薄得多),却完全不谈如何保障工人作为主人翁(!)的起码政治及经济权利,甚至连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也缺如,厂长和党委皆可随意提高定额,克扣工资和开除工人,在这个情况下,所谓「奖勤罚懒」,拉开差距,实际上同资本家剥削工人一样没有分别。事实上,中共对待工人的态度,从来就不见得比资本家好多少。不管是大捧计件工资制时期,还是大批计件工资时期;不管是工资差距大为拉开时期,还是相对缩小(但从来没有缩小到像列宁时代那样小,更不用说绝对平均)时期,中共对待工人的态度始终是相同的:就是迫使工人拚命劳动。所分别者,只是毛派要工人拚命劳动之余,最好少拿报酬,而邓小平现在则完全同资本家看齐,拿小恩小惠再加铁的纪律来迫使工人拚命劳动。邓派这些东西决不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而是按资分配,工人多劳而少得。

工人中老早就流传一句话:「一不做,二不休」。意思是说,既不能罢工,但也不努力干。这是对这种不公平现象的抗议,是对一种把工人视若草芥的制度的抗议。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中共都视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为属于国家所有。正是根据这种「劳动力公有说」,中共建立了一种统包统配的劳动制度,工人完全听任官僚分配工作,绝无自由择业,自由选择企业的权利,更不能自由脱离单位。这就是「人才单位所有制」。这样实际上是把工人变为工奴。古时候的奴隶为了抗议那不堪的人格折磨,所以劳动时总是拿工具出气。现代中国的工奴,也正是出于同样原因,而经常消极怠工和破坏工具,或至少不加珍惜。他们像古时的奴隶一样,用这种办法告诉现代奴隶主:他们不是会说话的工具,而是人。

虽然从八十年代起,这种工奴制度开始随计划经济之瓦解而稍有松动,可是,起而代之的,却是工人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可以随意被开除、被扣减人工。官僚的一切罪责都说成是工人的罪责。尤其惹恨的是,「砸三铁」变成「砸民不砸官」,「只动身子不动头」(注廿一)。怪不得近两年发生无数自发罢工,以及工人谋杀厂长的故事。工人这些行动,其实是要告诉官僚:他们不是资本的增殖机器,不是物,而是人。

一九九四年二月


注释:

注一:《新中国工资史稿》,庄启东等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注二:《九二━━九三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P.168-P.169

注三:《政治经济学辞典》,许涤新主编,人民出版社,下卌,一九八一年,P.170

注四:《工资改革与结构工资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P.15

注五:同注一,P.58

注六The Chinese Economy,by Jan S.Prybyl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Columbia.P.12014倍一说与注四所言大致吻合。但The Chinese Economy一书谓,一级行政干部工资,一九七四年的时候,有谓是400元,有谓是540元。若是后者,则相差19倍。未知孰是。

注七:同注一,P.121

注八:同注一,P.69-P.73

注九Salary Trends & Fringe Benefits, 1981, Productivity Council, HK. P.35-6.这个数字同大陆一样,不包括奖金、花红。

注十:上海《解放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廿日。转引自《新中国工资史稿》P.86-P.87

注十一:《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廿三日;《解放》,一九五八年第九期。皆转引自《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争论》,经济研究及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合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一年,P.314-P.315

注十二Wage Pattern & Policy in China, 1919-72, by Christopher Howe, Cambridge, 1973, P.133

注十三:《论中国官僚社会主义》向青着,新苗出版社,香港,一九九○年,P.120P.126

注十四:同注十二,P.112

注十五:一九八四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

注十六:《新华月报》,一九八五年十一月,P.98

注十七:同注一,P.16

注十八:《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陈子明着,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P.118-P.119

注十九:《新华文摘》九二年二月,P.44

注二十:《工人日报》,九三年九月六日。

注廿一:《破三铁:问题、背景与政策》,王晓明着,红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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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羊头卖狗肉的股份制改革

刘宇凡

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一直以来差不多是同改革成正比的。所发布的改革文件越多,所采取的措施越大胆,则亏损越严重。自然,不能简单地从中推论亏损源于改革。但是,反过来,就实际成绩而论,中共的十五年国企改革是失败的。如果中共还有一点羞耻之心,早该下台以谢国人了。不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是不时兴这种作法的。它不仅丝毫没有谢罪的表示,相反,还坚持继续「深化改革」。它去年开出的药方,就是要同资本主义的公司看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规范的公司,能够有效地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有利于政企分开、转换经营机制,企业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国家解除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也有利于筹集资金,分散风险。」

曲解公司制的背后原因

这是中共去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决议可视为中共全力推行股份制的讯号,因为只有股份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所具有的法人地位才算是最完备的,它同股东的区分是最明确。而公司制改革,当然是仿效资本主义公司制的。不少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公司是真正的自负盈亏,所以才有盈利;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如果实行公司化,就必然可以起死回生。过去曾经把承包制捧到天高的中共理论家,现在照例要对之弃如蔽履了。他们认为,承包制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是不能真正解决政企不分的老问题的。要解决问题,除非实行产权改革。过去国有制名义上是「人人所有」,实际上人人不负责,这就是所谓「产权虚置」的问题。承包制据说并不能真正解决产权虚置;只有实行企业法人财产权才有可能;「只有在明确界定了国家与企业的上述产权关系之后,才能有效地进行企业制度的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和体制的改革。」过去十多年搞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的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种提法并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内在要求。……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恰恰是在企业层次上要求两权合一,即企业必须拥有实际上的资产经营权、处置权等。我国十几年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也在于始终没有给企业以应有的法人所有权。……在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宏观层次上,应当实行国家的终极所有权与企业的法人所有权的分离,……在……微观层次上,应当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一,而不是国家又当『老板』又当『婆婆』。」(注一)但是,这位理论家强调,这种产权界定并非私有化,而是「要找到全民所有制经济或国有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其核心是改革原有体制下的国有资产权虚置、资产经营责任不明、资产运营低效的产权制度」。(注二)按照这种意见,中共之所以弃承包制而取公司制,是因为前者只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不及得后者要划分股东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那样「彻底」。但这种理解根本错误。资本主义的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以来恰恰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而著名的,并非以股东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分开而著名。中共在八十年代为承包制制造吁论的时候,也反复指出这点。而现在他们却刻意忘记了。说股份公司有法人所有权,又有股东所有权并非完全错误,但是单提这点却非常片面,把二者对立起来就更加错误。请问:公司本身又属于谁呢?当然是全体股东。然而,恰恰这一点是那位作者所刻意隐瞒的,或者至少有意淡化。他们反复强调两个所有权,完全分离,而且往往是拿法人所有权去抗衡股东的所有权,更规定股东的所有权只是属于「终极所有权」。请问:何谓「终极所有权」?从何处体现这种「终极所有权」?公司的法人产权自然并非「终极」了,但不是「终极」,又是什么?是「眼前的所有权」么?二者有什么分别?界限何在?连界限也不知道,谈什么「明确产权」?岂不是比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划分更模糊十倍?岂不是自打咀巴?

财产权神圣

根据资本主义的法律,公司股东与公司本身自然是有区别的。公司是虚拟的独立法人,不因个别股东之死亡或退出而终结,具有行使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但不能把这种区别夸大到公司有公司的产权,股东有股东的产权,二者对立起来,更不能夸大到一旦作了这样的划分,便能令国企起死回生。毕竟,公司是由全体股东组成的,全体股东决定着公司的生,也可以决定它死━━清盘。所以,股东产权是第一性,而公司产权不过是股东产权在法律上的延伸而已。谁是主谁是客是一目了然的。自然,由于股权的分散,数量庞大的股东使他们不可能直接经营,而只能由股东大会所选出的董事会负责经营(这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但是,这种分开从未像那些主张「经理革命」学说的人所描绘的那样,已经发展到经理完全控制公司,股东(包括大股东)只能靠边站的地步,更未发展到股东的产权被一分为二,他们只享有「终极产权」,而公司产权归公司自己的地步。在股份制下面,小股东的所有权的确大大受到限制了,差不多变成只有收益权(股息),但不能因此推论整体的股东的产权都这样缩小了,而同时经理的权力却相应地、按同等比例地扩大了。因为小股东所失去的权力,并非全由经理接收过去。其相当部份是由大股东所取得。事实上,股份制就是一种方便一小撮垄断大资本家通过有限股权去控制别人的(主要是小股东)财产的制度。占有两成股权,却可以控制全部股权,真是何乐而不为!诚然,在一些最巨大的跨国公司(如通用),最大股东也很难取得超过百分之五的股权,但这只说明,一个大股东很难取得控制权,却不表示大股东就丧失了财产控制权,因为完全可以、而事实上也是由几个最大股东来实行联合控制,并由他们组成董事会。自然,这种控制是战略性的控制而非日常性的,但战略性控制已足以证明,股东产权并未分散到「失控」地步,并未发展到股东完全变成只能坐待收益的地步。每一次经济衰退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危机(破产、兼并、收购战等),都经常看到董事、经理被最大股东「炒鱿鱼」的情事。所以,我们可以承认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是,若说股东所有权跟所谓法人所有权完全分开了,以致股东已经无权干预企业的经营了,那是不符事实的。

「企业家」的狼子野心

实行这样的改革并不能「明确产权」,不过中共的理论家还是那样热心褒扬,个中原因,就是这种改革另有妙用。早在八十年代初,国营企业的经理们已经为缔造中国企业家阶层而大造舆论了。后来尝过承包制甜头的经理,胃口就更大了,梦想有一天能完全摆脱国家的控制,享有比外国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有更大的权力。而现在所谓产权改革,其背后利益动机就是完全架空国家这个大股东,好让经理们完全独立经营。这方面的野心简直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了:「必须大力推进法人相互持股,使股权多元化、分散化,大幅度降低国家直接持股比例。……按照上述设想,作为终极所有者的股东被架空了,在企业经营上起决定作用的,归根到底是经营者而非个人股东。」(注三)这位作者所描写的是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他这种描写的逻辑结论等于说,由资本家虚拟出来的法人,已经反客为主,剥夺了主人的财产控制权,并且将之交给了经理。整个资产阶级即使还存在,却已经完全靠边站了。

真是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无数事实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多数股票仍是操纵在几百甚至更少的富豪家族手中,因而许多大公司的董事会也一样操在他们手中。股权的分散和非人格化的公司法人制度,恰恰便利了大资本家支配了广大小股东的财产(例如通过金字塔式的控股公司),便利了他们把别人的财产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不是相反。经理始终只是仆人,而不是主人。毕竟,经理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仰赖大股东的信任;反过来,财产权相比之下简直是永恒的。资本主义的财产权是权力中的权力。不过,这位作者尽管立论荒谬,但好处是让我们知道了,他们搞什么「明确产权」的改革,原来并非要物归原主,把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公有制企业真正交还人民控制和监督,而是反其道而行,正式「架空」他们,把这几万亿财产全都交给「经营者」去任意支配!这样一种所谓公有制的改革,难道不就是变相的私有吗?而且是一种化公为私的、最反动的私有化呢!这位论者反映了中国的「企业家」们的野心。不过,要整个中共接受「企业家」们的方案,恐怕也是不很容易的。首先,那些自命是国有财产的监护人的政治官僚,就不会轻易让「企业家」去架空他们的。所以,中共的改革决议在最后落实时会变成怎么样,还要有待政治官僚与企业经理之间的明争暗斗,发展成怎么样。但总之,不论哪一派,都不值得人民支持,因为不论哪一派的方案,都不是真正符合人民的利益。

大陆上越来越多人认为,公有制根本行不通,因为公有制名义上人人所有,但由于无法划清每一个人对公有财产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实际上是人人不负责。只有实行私有制,让企业的经营者同时也是财产所有者,才能使经营者真正关心企业的成败得失。

公有制也可以实行两权分离

但是,要知道,经营者又是所有者,在资本主义国家只有中小资本家的企业才是这样。而占国民生产总值最大比重的,乃是股份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恰恰不是两权统一,而是两权分离。既然这样,那请问:通用公司那三百多万个股东,又何尝是「人人负责」经营?何尝不是把经营权交给经理?既然这样,为什么中国国企不可以一面保持全民公有,一面把经营权交给有关的工人和经理具体负责?为什么非要将之拍卖、变成私人的、同样是两权分离的股份公司不行?既然外国的月亮跟中国的一样圆,为什么非要跑到外国赏月不可?有人说:「但过去十年不是已经实行过两权分离的改革,而结果不是已经证明失败吗?」不,事实决不是这样。过去十多年,中共的两权分离的改革从来就没有真正落实过,因此谈不上证明失败。其次,中共经常说国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欺骗。在一党专政下,作为「主人翁」的人民连过问一下经济状况都有可能被控以盗窃国家机密,又那里谈得上「全民所有」?可以说,大陆只有国有制,而且是专制主义的国有制,并无什么全民所有制。所以,只能说专制主义的国有制彻底失败,不能说全民所有制或公有制本身失败。自然,当我们说全体十一亿人民都是公有企业的「股东」,并不等于十一亿人都来直接经营。但他们可以像股份公司的股东那样,通过民主程序选出董事和经理去负责经营。我们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同八十年代在大陆所实行的承包制,主要不同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我们主张这种分离是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法治的前提下进行的。只有每一个公民都有充份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才谈得上监督公有企业;而只要公民有这种权利,就一定会有人行使监督。真正的公有制必须以民主为前提。二、全体公民的所有权体现在如下机制:就宏观而言,他们通过民选代表去决定整个国民经济的积累和分配;就微观而言,民选的代表、消费者的代表等,都在企业的董事会中有一定数量的席位。但一般公民并不直接行使经营权;三、我们主张经营权不是全部交给经理,而是交给企业的全体职工;全体职工的代表应在董事会中占多数,再由他们选出的经理负责日常的管理,而不是像承包制那样让承包者独揽大权、压迫工人。

实行真正的工人自治

没有人会说上述的假设就是一字不易的定见。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企业,应采取何种模式;如何在防止政府的调控权力过大、妨碍了企业的自主性之余━━同时又防止企业职工为了一己利益而损害全体公民的利益,总之,整个国民经济如何达至适当的集中和分权,那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而事实上近年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在作有益的探索。但是,现在至少可以这么说:中国没有必要盲目仿效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没有必要恢复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如果这样做,不仅意味着官僚首先会乘机侵吞国家财产,而且意味着上千万工人失业,以及工人阶级整个经济及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中共基本上已下了决心走这条路线了(虽然具体办法仍在争论不休)。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国的工人阶级没有理由逆来顺受。事实上,各地的零星罢工亦在不断发展。但是,中国工人阶级如果要真正挣得生活保障,就必须认识到:过去那种命令经济虽然把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口号喊得很响,实际上是连人身自由也没有的工奴。而现在的资本主义改革呢,虽然多了点人身自由,但却同时失去一切起码保障。所以,必须同时反对上述两种制度,争取把政治和经济的最高权力拿到手中,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工人自治。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注释:

注一:《产权━━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监管》,张德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三年,第八十页。

注二:同注一。第八十一页。

注三:《论企业制度的改革》,吴家骏,载于新华文摘,九四年五月号第五十三页至第五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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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亏损的政治原因

刘宇凡

近年来,中国经济一方面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国营企业的亏损却有增无已。从前的标准说法是三分一国企亏损,而最近官方数字已达一半,非官方数字甚至到了八成,每年财政补贴高达一千亿。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手法,高层似乎已经一改过去的犹疑态度,决心大胆进行一次「破产高潮」,大批关掉亏损企业,开除千万计的工人。

官员与经理的斗争

让亏损企业破产,只不过是中共整个企业改革的一个环节。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指出了国企的改革方向,就是实行公司化:「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规范的公司,能够有效地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有利于政企分开、转换经营机制,企业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国家解除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也有利于筹集资金、分散风险。」但是,问题在于中央能否克服各级官员对政企分开的阻力﹖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央规定放权给企业,很多都没有落实;就算是暂时落实了,很快就会被上级部门伺机收回。上一次的大收权就发生在治理整顿的期间。有些厂长这样反映:「近两年,不该收的权也收了,如企业招工、调资、奖励、机构设置、中层干部任免、小额技术改造、产品销售和定价等自主权,在不少企业已不存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十条,现在只有产品销售自主权在市场疲软、产品滞销的情况下才留给企业。」(注一)有些人为收权辩护,说收权不过是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然而,稍知情况的都知道那纯粹是假公济私的砌词。例如,在彩电紧俏时,有的部门就收走企业的销售权,同时为自己作了不成文的规定:局长可以批卖多少台,办公室主任可以批卖多少台,营业部经理可以批卖多少台等等。凡卖彩电都要经过官僚审批,这究竟是哪一门子的「宏观调控」﹖那纯粹是私利作祟吧了。这种人家称之为「审批经济」的假公济私,是整个中共官僚层的特性。农村的官僚向农民敲诈勒索,而城市的官僚则向企业敲诈勒索,方式层出不穷。自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治理整顿无疾而终了,可是,继起的全民经商的狂潮,却依然提供机会给政府官员上收企业的权力。虽然九二年通过了《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文件,进一步把企业权力扩大为十四条,可是各级政府官员却打着「转换政府职能」的幌子,通过「翻牌公司」收权。

敲诈勒索,无所不为

所谓「翻牌公司」,是指政府部门新成立一些公司,行使原来由政府行使的权力,而其中职能、人员、管理方式手段都未变,实际只换了一块招牌。「翻牌公司主要是通过上收人权、财权、收费权等形成的。所谓上收人权是指取消下属企业的法人资格,上收人事权,是指上收企业副职和中层干部任免权,所谓收财权是指上收企业的投资权、销售权、外贸权、分配权等;所谓收费权是指收取折旧费、开发费、收取管理费、手续费和留利……等。」(注二)去年朱镕基不得不承认:「《条例》颁布已经半年多,还发生这样的事情(指上收企业权力━━刘按),可见贯彻《条例》确非易事。在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成立一些公司是需要的,但把属于企业的正当权益收上来,甚至取消企业法人资格,重新使企业成为行政附属物和摊派的对象,这不是改革,而是倒退。」(注三)可笑的是,对于这种违法的事情,朱没有一个字表示要加以惩治。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听过有哪一个政府大官因此被控告或被撤职。九二年的《条例》所规定的十四条企业自主权中,竟有一条是「拒绝摊派权」,可见政府官僚随意敲诈已达到多严重的地步。但更荒唐的是,最近一个调查显示,恰恰这一条是最难落实的。在受调查的三百个大中型企业中,只有7.3%表示这一条得到落实。(其他如人事管理、投资、劳动用工等权,落实不到一半。进出口权则不到三成落实。)(注四)「……《条例》实施以来,各种名目繁多的摊派行为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现在的摊派已由过去的公开摊派钱物,转向了所谓『合法化』的『有偿报告』等新名目。摊派的面也越来越广,上至各级政府,下到街道办事处,既有与企业直接有关的水、电、煤、等供应部门,又有与企业生产无直接关系的文教、公安、卫生、城建等部门。……有时街道居委会或派出所要装修办公室,购买汽车、大哥大,辖区内的企业就要各作贡献,数目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元。据对石家庄市廿一家大中型企业的保守统计,摊派拿走企业留利的5.3%……企业敢怒不敢言,就在于企业拒绝摊派的结果往往是『一把赢,把把输』;拒绝一次,吃亏十次;」(注五)比方说,如果企业胆敢拒绝电力部门的摊派,「电老虎」可以以随时关掉电源。各级官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经达到离心离德的程度。之所以如此,因为每一个官员都知道他们这样做绝少会因此受处罚。倘若有谁真个如此不幸竟然被追究,那只是因为后台不够硬吧了。这种官僚政治的逻辑,自然只会鼓励而不能约束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只要找到后台便行。

破产有利谁?

正因为这样,任何一种改革措施一旦实行起来,便一定走样。在这个情况下,怎么能保证「公司化」的改革又会例外呢﹖虽然这个名称是最近才广泛采用,但是这个政策其实已经实施多年了,那就是股份制改革。事实证明搞股份公司和股票上市,同样没有达到预计的目的━━即政企分开,反倒方便了各级官员大搞关系股、人情股,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倘若果然有哪一个股份企业享有相当自主权,那多份是因为企业「领导」有一个挺硬的后台而已。至于大搞破产,你以为就能做到汰弱留强吗﹖不如说是让官僚多一条发财途径吧。按照现行法律,国企法人资格的丧失,可以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破产,一个是被兼并。然而,有关部门都趁机揩油,「雁过拔毛」,收取巨额的破产财产管理费、诉讼费与及其他费用;付清费用后,「真正的债权人几乎不能清偿什么了。这么一算,大家都望破却步了。与其把资产送给法院,归还国家,不如维持现生产」,「从企业破产中获益最大的是法院。」(注六)兼并的情况也绝不好些:「目前中国企业要依法研究兼并手续,须经过多个部门审批,每个关口都要收费,包括国工部门代收房地产出让金百分之廿一,国土部门收土地管理费百分之三,国土评估费百分之三,国资部门收国资评估费百分之六,税务局收营业税百分之五点五……共计千多项收费。累计收费总额,低的占兼并资产额的百分之四十,高的占到百分之五十多。」「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法院等收的破产费还是各官僚部门收的『买路钱』除大部份缴入国库外,多数属于部门自立名目、自我加码收的『小金库』,这些钱的去向,大部是奖金、福利、小车、住房、出国、游山玩水等。」(注七)试问,有官如此,企业又怎可能不大亏特亏呢﹖有报道说,企业依法可取得的利润留成,有九成给上级企业收走。这个说法是否完全无讹,那很难说,但是其数额一定不少。最近国企之所以亏损突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弥补新税制所造成的对地方官僚不利的财政缺口,竟然向企业预征明年税款,使企业更难生存,而更荒唐的是中央对此完全一味姑息。

中央有多大责任?

那么,中央官僚的罪责是否仅限于姑息下面各级官员死抓住企业不放,因而造成企业亏损呢﹖不。企业效益低下的现象并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产生的,而是从五十年代起便已出现。中央过去实行的那种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再加上历年不息的政治运动(「政治挂帅」;反对经济核算),不仅造成企业本身严重的管理不善,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弄得一塌糊涂,多个经济部门之间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农业及基础工业、能源、教育、科研等严重落后)。「改革开放」既然是在这个宏观局面下开始的,那么,即使企业获得了自主权,也不容易扭亏为盈,因为经济增长,瓶颈部门的价格水平就会暴升,增加了企业成本。尤其要指出,「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善这种结构失衡,反而使之更恶化。强调放权和市场化,使地方各级政府取得了巨量投资权,于是在维护本地官僚利益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利润高的加工工业,结果使加工工业严重投资过剩,而短缺部门更短缺;为争夺短缺原料而造成的「棉花大战」、「蚕茧大战」等时有所闻。到了现在,由于投资过剩而造成工厂开工不足、设备闲置、货物积压的现象日益严重━━这也是最近国企亏损加剧的原因之一。

经理厂长化公为私

但是,不要以为只有政府官员才敲诈勒索企业,更不要以为经常抱怨官员摊派的厂长经理就代表「正义的朋友」。恰恰相反,企业中的党委、厂长或经理之贪污舞弊、假公济私,正正是企业亏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八十年代以来普遍实行由厂长承包企业,他们就是利用这点权力去化公为私。有人指责他们:「有的企业,给他们人事权,他们可能只顾安排亲友,而不顾企业素质;给了他们分配权,他们可能只顾多分奖金,而不顾企业长远发展,给了他们外贸权,他们可能只顾出国游玩,而不顾企业需要,等等。」(注八)有些企业表面上亏损,其实是盈利,只是利润被厂长们私分吧了。私分的方式,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合法的途径包括:打着与其他企业联营的旗号,投资于其他企业,盈利却以「联营企业共留成发展」为理由而保留在对方企业,实际供自己挥霍。又如把盈利转到投资非生产性建设,如盖楼堂馆所、泳池等。又或借回扣刮龙,总之层出不穷。至于非法手段,就更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做假帐到乱集资,从贱价卖出企业资产及货物到非法炒外汇都有。怪不得一面是国企亏损,而另一面厂长们却纷纷发家致富了。人们于是谑称之为「庙穷和尚富」。所以俗语有云:「一类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类人作官倒,投机倒把有人保;三类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中共的辩护士努力要人们要相信,十五年来不断搞什么利得税、承包制,却始终不能实现政企分开,「工人躺在企业身上吃大锅饭,企业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的局面始终不变,是因为这些改革不彻底;要有彻底改革就要划分国家与企业的产权。

经济原因还是政治原因?

把十五年来的国企改革失败的原因简单归咎于纯粹经济原因,尤其简单归咎于各种经济原因中的产权不明确的原因,是完全不能服人的。这种解释暗含了一个前提,即:十五年来各种政企分开的改革措施都试过了,但结果都不成功,所以非要进行彻底划分开政府和企业的财产不可。然而,事实决非如此简单。实际情况是:过去有关放权给企业的政策,从来都没有真正落实过,所以谈不到「都试过了」,更谈不到要这些政策本身负起改革失败的全部责任。甚至可以说,改革之所以失败,部份是否正正由于政策得不到落实所至,至少是值得研究的。自一九八四年以来,尤其自一九九二年颁布的《全民所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来,政府明文规定的国企自主权已经很大,从投资、生产到分配,从人、财、物到产、供、销,都有很大权力。按照这种设计,已经谈不到政企不分了。但为什么还是失败呢﹖那就是因为各级官僚从中阻梗,拒不落实政策。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就说过:「你放权,他收权,怎么办﹖」到了九十年代情况依然如此。自然,同八十年初相比,现在的企业的自主权总是大了而不是小了,但是同文件上所规定的,相距仍然很远。中央虽然三令五申,批评各级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是,从来没有任何成效。连自己的政令也无法落实,各级官员可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这同「产权不明确」有何关系﹖这明明是政治问题,不单是经济问题。明明是没有法治,明明是官员腐烂滥权,明明是「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的姑息养奸的问题,明明是各级官员假公济私,死抱权力不放的问题,而中共的御用文人却不着一字,轻轻化解到「产权不明确」的五里雾中,其目的不过是掩饰自己的罪责,掩饰自己十五年改革越改越坏的事实吧了。明明是自己无法贯彻自己的政策而令到企业亏损日多,到最后不仅没有负起责任,连学一下封建皇帝「下诏罪已」也不肯,反而简单一句「亏损企业都要破产」,一股脑儿要全国职工负起中共无能的恶果(据报将有千万工人被开除),这又是否公平﹖「改革」越深化,官僚的无法无天行径就更骇人听闻。既然如此,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官僚会真正尊重企业的「法人财产权」﹖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厂长经理会真正在守法前提下拼命赚钱﹖所以,可以相信,这次新的公司化改革,多份不能达到原订目标,实现政企分开。只有一点是多份可以落实的,那就是;开除工人。不论公司化的改革本身对不对,总之,再好的政策交由中共去实行,都一定会走样变质。毕竟,中共已经空前腐烂了。官僚为什么可以有法不依,因为他们违法不究,而且上下级之间都只是互相利用,互相维护。有句顺口溜这样说:「下级哄上级,一级哄一级,上不封顶。上级吃下级,一级吃一级,下不保底。」

政治民主是前提

法治的缺如,官僚之横行,分析到底是因为政治体制上的缺陷,是因为没有民主监督,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原因,尤其不是纯粹的产权原因。一味拿产权来模糊更根本的政治原因,不过是那种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邓小平路线的逻辑延伸吧了。而这种改革路线,根本就是方便官僚一面掩住人民咀吧,一面化公为私吧了。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注释:

注一:《解开改革的联立方程━━论配套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34

注二:《产权: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监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1993年,页4445

注三:同上,页47

注四:同上,页92

注五:同上,页34

注六:《国有企业难求「安乐死」》,周闻道,信报,九四年七月廿五日。

注七:同上。

注八:同注一,页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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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贫富不均超越美国

向青

自从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引人注目。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社会不平等的滋长。目前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每年收入不过两千多元(人民币),农村居民平均才大约一千元,另方面却已经出现了百万元户和千万元户,连亿元以上的富户也有了。这些大富户自然只是少数个别例子。但是整个社会严重的贫富不均也是无可怀疑的。1995年年底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三位研究者(李强、洪大用、宋时歌)发表一篇研究报告:《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分析》,显示出全面的情况。现在根据《新华文摘》19962月号转载的该文,摘录主要的统计数字给读者参考。

大家知道,现在各国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表示贫富差距。基尼系数的数值在01之间。0表示绝对平等,人人一样;1表示绝对不平等,即全部收入或财产都集中在一人手中。国际上多年测量的结果,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算是中等程度的不平等。

中国大陆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是0.16,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低的,以后就升高得很快。

1978

1986

1987

1990

1994

0.16

0.19

0.2

0.23

0.37

农村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8

1994

0.22

0.25

0.27

0.3

0.31

0.34

0.411

城镇与农村合在一起计算的个人收入基尼系数:

1979

1988

1994

0.31

0.382

0.434

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如下: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0.369

0.353

0.353

0.365

0.396

可见1994年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已经超过1990年的美国。

比较收入的差距,还常常使用五等份的测量方法。就是按收入的高低,将人口分为五个等份,计算每个1/5人口层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94年中国大陆城镇居民家庭全年收入的比例:

层次

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1/5

6.041989年为11.65

次低的1/5

11.16

中间的1/5

15.77

次高的1/5

22.57

最高的1/5

44.461989年为29.38

农村家庭收入的差距更大,如下表:

层次

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1/5

4.591989年为7.63

次低的1/5

9.79

中间的1/5

15.01

次高的1/5

21.82

最高的1/5

48.791989年为39.56

如将城镇与农村合并计算,差距就更大了,如下表:

层次

占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1/5

4.27

次低的1/5

9.12

中间的1/5

14.35

次高的1/5

22.13

最高的1/5

50.13

为了比较,请看1990年美国家庭的收入比例:

层次

占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1/5

 4.6

次低的1/5

10.6

中间的1/5

16.6

次高的1/5

23.8

最高的1/5

44.4

大家早已知道,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最不自由(最近十几年间,贪污和暴利的自由除外),最不民主的,现在又看到了贫富不平等的急速发展。中国已经登上了收入差距最大的那一级,超越了美国。但中共还说这是社会主义!

一九九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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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篇

可喜可贺的学生民主运动

新苗社

由本月初开始的国内各大城市的大学生争取自由、民主以及其他改革的运动,一直在扩大而且深化,这是个可喜的现象。凡是真心期望中国迅速进步而又不想藉欺压民众以自肥的人士,都应该为此欢呼庆贺,并且尽力支持。

在中国现代史上,学生运动屡次担任了伟大的进步运动的先锋角色。这次的学生示威行动,表明新一代的青年仍旧继承着这个优良光荣的传统,并不满足于仅仅埋头读书,更不是人人只「向钱看」,而敢于站起来要求人权、自由、民主,敢于担负起促进全面改革的伟大历史任务。

全面改革,使中国赶上现代世界的先进水平,这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八年以来,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集团在这个方向上做了不少的工作,成绩是有的,而且仍在继续努力。但是,各种障碍仍旧很大,最大的阻力恰恰存在于中共党政机关里面。当权派的政策始终不够彻底,不够大胆,尤其是不肯完全放开对民众的诸多束缚和压制,不让民众享有充份的自由和民主权利。这样,改革所必须依靠的主要力量━━民众的积极参与━━就被严重地削弱了。如果改革始终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就一定进展很慢,付出的代价很大,甚至有时有反复,不知要多少年代以后才能够达到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目标。正是因为不满意实行改革的迟缓和不足,大学生才起来集会、示威等等。学生的要求既符中国现代化改革的客观要求,又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和内心愿望。

政府当局宣布承认示威是合法的权利,这比起过去时常对群众运动施行强力镇压,自然是个进步。但是高压的手段并未完全放弃。所以上海学生要求严惩殴打学生的犯罪份子,如实报导学生运动情况和给予新闻报导自由,是十分合理而且切中时弊的。

上海高校学生联合小组向政府所提出的第四项要求━━公开个人在单位的档案━━值得特别注意。个人档案是几十年来中共政府扼杀个人自由权利,对每个公民施行无所不至的束缚的一个主要工具,是专制统治的明显表现之一。现在上海学生正式要求把这只躲在黑暗角落里伺机伤害人民的恶兽揪出到光天化日之下,体现了保障人权的一项重大具体改革的第一步要求。这要求既显出学生的勇敢,又显出他们的智慧。

学生民主运动的深入化发展得很快。上海学生的四项要求消息才传来两天,我们又知道了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报要求实行多党制,获得阅读者广泛赞同。废除一党专政制度,让人民享有组织政党和政治竞争的自由,正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关键性的要求。只有实行了这种改革,所谓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专政,才不再是讽剌性的反语。

中共当然有权认为只有它自己才有能力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改革等等。但是按照民主原则,它无权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它领导,只可以同其他党派站在平等的法律地位上作政治性的竞争。通过这种平等竞争而得到的领导权,才是真正的领导权。在一党专政制度下的所谓领导权,其实是专制统治权。多党制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特有的性质,而是一切民主制共通的性质。

中共当局正在利用一切手段宣传一种观点:现有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得来不易,更是现代化改革所必需的条件,大家要避免急躁和过激的行动,以免破坏安定团结,所以游行示威之类的行动应该尽量避免。我们认为:安定团结倘若建立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自然是人人拥护的大好事;但是对于好比锁链和奴隶的手脚之间那样的安定团结的关系,人民必须起来反对,也一定会起来反对。至于示威不是万灵药,要考虑时机是否适当和种种条件是否成熟,这是群众运动内部应当注意和仔细考虑的,但不该成为政府高压的借口。

大字报特别受到当局的嫌忌和压制。不少人把任何贴大字报的行动都当作是文革时期毛林四人帮所使用那种大字报迫害行动一样的东西。这观点若不是了解错误,就是故意歪曲。文革时期许多大字报之所以成为迫害手段,是因为那并不是真正自由平等的。只有毛林四人帮承认为革命派的,才有权自由贴大字报,而且达到不受限制、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内容则任意歪曲诬蔑,完全不负责任。那些被任意宣布为反革命派的,却连一点答辩的自由都没有,他们倘若胆敢也贴大字报,马上被撕毁干净,而且这行为本身就成为一种罪状。今天学生民众贴大字报,显然完全不是迫害手段,而是被压迫者在缺乏一般的言论自由情况之下的一种正当呼声。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要求有充份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包括贴大字报的自由在内;倘若有人像文革时期那样,利用大字报来进行迫害,则依法惩罚。当民众普遍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的时候,文革式的大字报迫害手段是无法得逞的。

在官方的传播媒介中,一直有许多关于「坏份子」或「非法份子」利用学生示威进行破坏社会秩序之类的说法。我们认为,除了要警惕和反对官方把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当作坏份子,同学生群众分割开,然后加以打击之外,还需要强调反对中共以身份定罪的习惯做法,坚决要求对任何人都只能以行为定罪。这就是说,反对先给某人戴上「坏份子」或「非法份子」的帽子,然后推断他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应该反过来:只有某人的行为已被判定真正是违反刑法,他才算有罪,才可加以处罚,然后才可以被称为非法份子。只有这样,人权才有保障,才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大学生的大字报中,拥护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也被涉及了。这本是在今天中国深入探讨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所不可避免的发展。我们认为:这问题的内容,首先是何谓社会主义,然后才是谁优谁劣的问题。一般人把社会主义了解为中国、苏联、朝鲜、越南等国的现实情况。至于资本主义,则以美国、日本、英国、香港等作为代表。按照这样的了解,恐怕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里都认为资本主义胜过社会主义。其实,中苏等国现存的制度并不能算是社会主义:不但还没有真正发展达到社会主义的程度,而且在许多重大方面根本与社会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真真正正是比典型的资本主义更落后,更坏。这些方面包括了人权、自由、民主的欠缺。所以我们一贯要求自由民主,而反对一党专政等等,同时坚决拥护社会主义。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人民享有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更自由,更民主的权利,同时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更丰富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我们认为是值得拥护的。我们同时反对强迫人们拥护社会主义。我们主张让人民自由讨论哪种制度值得拥护的问题。

争取自由和民主是任重道远的任务。中国人民在过去已经奋斗了一百多年,今后恐怕还要奋斗许多年。目前的学生运动既是过去的继续,又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道路不会是平坦笔直的。但我们相信人民的奋斗总有一天能够成功,自由民主终归会实现。让我们继承无数先烈的遗志,充份吸收各个时期和世界各国的丰富经验,奋斗到底!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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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群众示威、安定团结和四项原则

向青

中国大陆的学生民主运动,有深刻长远的根源,并没有像有些人估计那样迅速消沉下去,反而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还不是在规模和行动的激烈程度方面,而是在政治要求的提高和思想的深入化方面。消息一天天接连传来:上海学生提四项要求,北大出现大字报要求多党制,说反对社会主义是由于爱国,北京师大的大字报公然辱骂四项基本原则(「去他妈的蛋」)。另方面,北京当局指控师大学生的反专政游行是非法行为,表示将实行法律追究。这些最新的情况令我们觉得应该在思想上赶快把几个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弄清楚。

示威和法规限制

学生示威浪潮兴起以后,上海和北京当局都赶紧颁布关于集会游行的管理法规,规定必须事前三天或五天向政府申请,得到批准之后才可以举行。廿九日凌晨北京师大学生的游行没有经过申请,所以被宣布为非法行为。那些师大学生显然认为关于示威的法规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所以不理会它。香港也有人要求废除那些规定,认为它们是以行政手段阻止公民行使宪法所保障的自由权。

中国宪法上历来都有保障公民自由的条文,可是实际上人民并没有得到这些权利,原因就是中共统治集团用种种手段不让人民实际使用这些权利。现在,在健全法制的呼声当中,政府利用行政法规来阻止人民实际行使自由权,自然是大有可能,十分值得人民警惕的。不过,至少至今还没有听到这种实例的报导。现在值得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能不能说,制定任何行政法规来规定民众举行示威必须事先申请,都属于阻止人民行使示威的合法自由权?

我们认为,正确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理由也很明显。如果示威完全无需申请和让行政当局作出必要而合理的安排(主要是在交通方面),任何人都可以绝对自由地任意举行示威,那么,只要有一批示威狂热者,就可以搞得全市大乱而且无宁日了。这自然是侵犯了大多数市民的自由权和其他利益。事实上,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有法律规定示威须经申请批准。所以,尽管对于申请手续的具体条文大可以提出批评和要求修改,却没有理由根本反对制定任何有关申请的法规。

那么,有人会问,政府故意留难,不予批准又如何呢?故意留难自然是可能的。在中国这样非常欠缺民主自由传统的国家,更大有可能。真正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准备示威的民众如果不愿意退让,不愿意暂时放弃原定计划,只有拿出实力去同那些专制官僚硬碰,不理会当局的阻挠,走上街头去。在这种情形下,正义是在示威民众方面的。真正违法(违反保障自由权的法律的精神)的,是政府,而非示威民众。不过,自然,这样做的时候,第一,示威者要确信自己的申请是合理,不应该被拒绝的;第二,要把现实的政治形势考虑清楚,断定大多数民众会同情自己这方面;第三,要准备作出牺牲,甘愿冒暴力镇压的危险。这时,示威行动增加了一层新的意义,就是以事实否定政府当局拒绝批准示威的行政裁决,维护保障自由的宪法精神。民众这样做的结果,政府有可能被迫让步,不使用武力把示威驱散,也不控告示威者。这样,示威者就得到了一次胜利。不过,反过来自然也大有可能:政府可能采取高压手段对付这次被它宣布为非法的示威行为。那时结果若非示威民众遭受一次失败,就是民众同政府的斗争升级;甚至会不断升级上去,一直发展到官逼民反的顶峰:革命。

所以,在组织示威的时候,负责任而且有理智的领导者要慎重考虑多方面的条件和可能后果,选择适当的进退决策。现在中共政府正式宣布承认民众有示威的合法权利,开辟了一条合法申请的门径,而所规定的具体手续和期限也不算不合理,应该承认这是一个进步。准备示威的人们应该首先按照规定去申请。这才是文明的也是聪明的做法,而决不是胆小软弱的表现。反过来,根本蔑视任何法规,幻想可以无限度地自由行动,那是太幼稚了。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幼稚的表现,会马上令人联想到文革的灾祸。这对于争取自由民主的事业是大大不利的。按照民主原则,人民自然有权反抗专制统治者。但是大多数民众只有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实行必要的反抗。只有到了那时,反抗才可以成功。群众运动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使所策划的每一步行动都是群众觉得必要,忍无可忍的;而反过来,对于每一步真正必要的行动,都敢于去发动。示威不是开玩笑,革命更不是开玩笑,不是少数人可以随心所欲去干的。

我们还没有看到京沪示威法规的全文,不能对它们作全面的评论。但是,据报载,北京规定,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的周围地区划为游行禁区。这是极不合理的。上述地区正是几十年来官方所组织的无数游行的中心地区,为甚么对于民众自发的游行却要成为禁区呢?民众示威的对象正是政府,为甚么不许示威接近中央政府的所在?这岂不是封建专制统治者的作风表现吗?如果因此激起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激烈冲突,那责任是在政府方面。

安定团结和文革的鬼影

这次的民主运动,整个地看起来,是人民自发的合理的争取改革的运动,并不带有极左和破坏的特色,同文革的性质根本不同。但是官方一开始就利用文革的鬼影来防碍和限制它的发展,最近更明显地趋向于更多使用高压手段了。这一切都是在维护安定团结的幌子下进行的。

安定团结是抽象的概念,可以有种种不同的了解,可以赋予各式各样的内容。奴隶被锁住不能动弹,是十分安定的;锁链紧贴地团团围绕着手腕脚踝,也可以说是一种团结状态。专制统治者打着安定团结的旗号来压制民众争取自由民主和种种改革的积极行动,他们所保卫的,正是这一种安定团结。但在奴隶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看来,只有解脱一切专制的锁链,实现自由,民主和社会平等,才谈得到安定团结。在今天的中国,真正防碍安定团结的,不是争取自由民主的民众,而是压制民主运动的官僚专制统治者。

人所共知,今天中国大陆上一切正常的言论出版机构都还牢牢地抓在中共统治者手中,只要是官方不喜欢的言论,就极难有机会发表出来。正是这个原因使民间的呼声不得不主要靠贴大字报的方式来发表。正如北大一张大字报所说:「假如我们被禁止张贴大字报,还有甚么言论自由可言。」但是中共官方却把文革时代毛林四人帮利用大字报来进行诬陷迫害的罪恶当作一切大字报所共有的罪恶,宣布「对于大字报必须一律废除」。十二月廿九北京日报特地为此发表题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的社论。他们提出了甚么理由呢?无非是文革时期大字报曾经造成很大祸害,而今后大字报也容易被利用或滥用来造成祸害。这理由根本是不值一驳的。大字报不过是一种发表意见的工具(媒介),而且是一种很原始、传播能力很低的工具。这种工具的形式同意见的内容根本无关。无论是好的、坏的、正确的、错误的、革命的、反动的意见,都同样可以使用这种形式发表,正如使用正常报刊广播等等工具发表一样。大字报与正常报刊的主要分别,不在于所装载的内容,也不在于大字报的威力特大(事实恰恰相反,是威力比正常报刊小得多),而在于大字报容易让人民,让力量弱小者使用。有时一张大字报发生震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作用(文革中这种例子最多),这并不是因为大字报这种形式使它产生如此强大的威力,而是,第一由于恰恰这张大字报的意见内容是适合当时潮流,容易引起响应的(假定这意见不是首先以大字报形式发表,而是在正常报刊或广播中发表,也一样会引起强大响应,而且更快一步);第二,由于它的意见被某一有力集团认为值得广为传播,于是利用该集团手中的正常传播工具加以传播(在文革时期,常常是由于被毛林四人帮采纳)。所以,说一旦容许人民贴大字报,就无法防止泛滥,就无法有效地对抗在一些大字报中发表的有害意见所产生的坏影响,这是完全不合事实,也完全不合理的。事实上,在文革时期,毛林四人帮一方面利用大字报犯了许多罪恶,另方面也曾有效地压制了许多表示不同意见的大字报(那自然也同样是罪恶)。所以大字报这工具并没有甚么神秘特大的威力,它本身也无所谓善恶,为善为恶都在乎使用它的人,以及怎样使用它。

文革的惨痛教训是必须吸取的,但中共官方借用文革的鬼影去唬吓争取自由民主的人民,禁止人民行使贴大字报的自由权利,那并不是清除文革遗毒,反倒是延续文革的罪恶。中共统治者自己并不是真正害怕文革的鬼影━━因为只有统治者自己才有力量发动第二次文革━━他们所害怕的是人民的自由呼声,连通过大字报这样狭小的孔道透露出来,他们都怕得要死。

民主、宪法、四项原则

这次运动的初期大学生们所提的要求,一方面是笼统的自由民主,另方面是一些局部性的具体的改革要求,其中许多是很小很低的。但是运动很快深入发展,到十二月廿八日就在北大出现大字报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本来,民主和一党专政是不可并存的。在一党专政之下就谈不到民主政治;民主政制必须是允许两党以上并存,平等竞争的。无论在事实上还是理论上都显然如此。民主就是人民自己作主。根本不许人民自由组织政党,也不许人民选择主持国家大政的党派,人民怎能作主?所以人们在民主运动中要求废除一党专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可是中共却震惊暴怒了。人民日报立刻发表评论员的文章来表态,题为「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他们所谓的四项原则里面包含着坚持中共一党专政的特权这一项反民主的原则。为甚么讲民主不能离开反民主的原则呢?他们没有答复,也没办法答复。他们根本不觉得需要用道理答复,因为他们有更好的对付办法,就是挥动棍子、剌刀、锁链和枪杆。北京师大有张大字报说:「让基本原则去他妈的蛋」。用下流话不论骂人还是骂甚么东西都是不值得提倡的,不过这一骂情有可原。因为对方根本不讲道理,依仗暴力,十足恶霸的态度,而且几十年一直是这种态度,实在令人愤慨。

不过,师大那张大字报把四项基本原则统统一齐骂了,却很不公平,也不合理。其实,四项原则的内部矛盾大得很。大家知道,另外三项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制度一样,同一党专政根本是死对头,不可并存。社会主义要给人民极大的自由,最高度的民主,还要消灭一切社会不平等。一党专政却否定自由民主,让一个党成为统治的贵族,永享特权。实行社会主义就要一党专政(以及其他许多坏东西)滚蛋,而实行一党专政就要社会主义滚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从来没有说过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实行一党专政,反倒说过许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很自由,很民主的话。用一党专政来假冒社会主义,是苏联专制魔王斯大林的罪恶发明。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是他的徒子徒孙。明白了这些,也就可以明白毛泽东思想根本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两者基本上是互相冲突的。

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为了压制反对一党专政的言论,把宪法的权威抬了出来。它说:「四项基本原则……已经载入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是违宪的言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行动是违宪的行动」。中共自己常常不遵守宪法,尤其是从来不实行宪法上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条款,却想叫人民心悦诚服地拥护宪法规定的一党专政原则,结果只能心劳日拙。

至于说甚么「违宪言论」的话,反映出那个评论员连最起码的民主法制的认识都没有。在稍微有一点点民主自由的国家,法律(宪法和平常的法律都一样)都只是禁止做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而没有禁止发表批评法律的言论的。做出法律禁止的行为,叫做违法行为。但是,如果有人发表言论指责某条法律的规定不好,要求废除或修改,只要这条法律的内容并没有说禁止人们批评它,也没有另一条法律一般地禁止批评法律,就不能说那人做出了违法行为(现在这行为就是发表言论),不能把这言论叫做违法言论。中国宪法尽管很不民主,却并没有规定禁止人们批评宪法,另方面还有保障言论自由的条文。所以,人们发表言论批评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取消它们,并没有违反宪法的规定,因此也就不能叫做违宪言论。如果这叫做违宪言论,宪法就永远不能修改了。因为在讨论修宪问题时无法避免有「违宪言论」。试问:一九八○年九月取消当时宪法中保障大字报等自由权的规定之前,中共中委会等讨论这个修改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发出了「违宪言论」呢?这样修改宪法是不是违宪呢?只会挥动棍子、帽子和枪杆子的人,一谈法律就无法不闹笑话。

民主运动的前途

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成功,必须实行政治改革。如果不废除一党专政制度,则所谓政治改革只是无济于事的微小修补而已。现在大学生的民主运动已经提出废除一党专政的要求,实在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可是,自从这个问题一提出来,中共政府对这运动的态度就强硬凶恶起来了(起初还有人猜测这运动是当局暗中支持的呢)。现在不难看出:民主运动继续发展下去,难免有激烈的斗争。引致激烈斗争的原因,不是争取民主的群众过火,而是中共当局死硬抗拒必要的改革。无论如何,要求民主的人们一定要准备作漫长而艰苦的奋斗。

学生运动常常担任改革运动的先锋。但是一定要全国民众广泛参加奋斗,改革才会成功。大学生要得到民众响应,除了靠一个正确的中心口号和勇敢而又合理的行动榜样以外,还要有一整套关于各主要方面的改革主张,而且要使这一切主张都让民众普遍熟知而表示拥护。废除一党专政可以作为中心口号。其他方面的改革主张,在民主运动里面还没有提出来,恐怕还有待讨论确定。而这一切要让全国民众熟知而且拥护,更需要做许多探讨和解释的工作。前一阶段的示威和贴大字报所起的作用,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揭开盖子,把问题提出来。这一步已经成功了。这实际上是一步思想上的冲剌行动。下一步最需要的是更深入、更广泛的思想工作,使彻底的政治改革以及全面改革的要求深入人心,成为全国大多数人民一致的要求。凡是伟大成功的改革,一定在人民里面有广大而坚固的思想基础。光靠一哄而起的猛烈行动,可能改变一下统治者的人选,却不足以造成制度上深入广泛的改革。今天中国所需要的改革尤其是如此。我国今天要解决一些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新鲜的问题,我们要建设真正优越的社会主义新社会,而这是至今还没有任何国家完全成功,甚至还没有大体成功过的。这个伟大的任务对人们提出特别高的要求:不但要有极大的勇气,还要有极高的理智。我们不但要做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还要做许多耐心细致的事情。我们认为,这点是值得民主运动的先锋份子特别注意的。

对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集团,我们想提出善意的奉告。彻底的政治改革,包括废除一党专政,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如果你们肯顺应潮流,还政于民,那将是对人民,对历史的真正伟大贡献,比过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贡献更伟大。历史将纪录下你们所领导的现代化改革的伟大成功。而在人民通过这个和平改革的途径取得民主权利以后,多份会衷心地拥护你们继续担任领导。反过来,如果你们死硬地抓住一党专政的特权不放手,就只有迫使人民行使最高的民主权利:革命权。你们凭借武力,自然可以给革命造成许多困难,许多牺牲,但是革命终归是会胜利的。那时你们将丧失过去的一切光荣而遗臭万年。何去何从,为善为恶,选择权现在还在你们自己的手上。

一九八七年元旦写完

【作者按】显然,十年前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维护人民示威自由权的见解上还不够彻底。那时我没有根本反对示威须经政府批准的制度。现在看来,这种不彻底的见解是错的,当时所依据的理由也不能成立。

示威无须事先由政府批准,并不等于自由示威者可以任意破坏社会秩序(阻碍交通等等)。如果示威者真正有了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政府自然有理由干预,甚至依法提出控诉。但是没理由事先认为有可能破坏社会秩序,就加以禁止。如果有一小撮示威狂热者天天示威,这少数人的行动,只要不变成故意捣乱,就不会真正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香港最近几年的情况可以证明这点。至于很大规模的示威,对于街道交通自然难免造成一些影响。但既然有那么多的居民觉得必要采取这行动,就表明一定是涉及很重大的问题,那么,比较起来,街道交通受到一时的影响,就变成较小的问题,应该是公众可以容忍的了。

我们不能假定政府一定是真正关心公众利益,所以把维护社会秩序的全部权力都交给它;反过来,也不能假定民众是自私的、冲动的,所以必须受外力约束。原则上我们不能否定政府有维持社会秩序的适当权力,但不应是无限的权力。况且,政府至少要由人民自由选举出来,而且不断接受人民的监督,才有资格成为公众权力的代表。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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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

向青

在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之间中国局势所发生的急剧变化,轰动了世界。先是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学生运动突然在各大城市兴起,中共当局采取前所未有的温和手段应付。然后是中共突然变脸,发动严厉的反自由化攻势,不但把三个自由思想最著名的知识份子开除党藉,连总书记胡耀邦也强迫辞职了。最近一两年来显著地令人感觉「宽松」的空气,被一阵猛烈的冷风驱散了。现在中国人普遍的心情是不安、忧虑、畏惧、失望和愤怒。这一切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甚么?会产生甚么重大后果?中国的前途是乐观还是悲观?这些问题,中国每一个有心人都要去深思。而香港的中国人还要考虑:这些变化对香港会有甚么影响。

学运起落的原因和后果

十二月至一月的学生运动来得快也,去得也快。尤其是起来得那么突然,发展得那么迅速,很令人感觉意外。原因究竟在哪里呢?短期内,比方二月下旬寒假完毕各大学复课以后,运动会不会重新兴起呢?

中共官方认为学运闹得起来主要「是几年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的结果」。邓小平就是这样说的(见八七年一号文件)。把大学生要求自由民主断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理由下面再谈。如果说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已经享有充份的自由,他们起来闹事,要求更多的自由,是因为不知足,不懂事,娇纵坏了,那自然也是专制统治者的歪理。但是,认为这次学运兴起得这么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政府过去几年容许人民(尤其是知识份子)享有稍微多一点的自由,这种见解却是正确的。近几年的中共政策,不论对内对外,都比较开放,因此,人民有机会比较清楚、比较全面地看出许多落后和腐败的现象,尤其是看出官僚专制是这一切坏现象的总根子。这样,大学生们就深深感觉到自由民主的重要性。而知识份子所受束缚比较宽松一点,令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提高了(方励之的论调是个明显的例证),那些年轻的大学生更容易觉得这种宽松状态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状态,而且理应日益进步。正因为有这些有利条件,十二月初的学生示威行动才容易发生。而初期统治者继续采取宽松的政策对待示威的学生,于是学生的自信更高了,甚至会以为统治层之中的改革派欢迎他们这样来支持政治改革。结果学生运动就相当容易地扩大起来。这种种关系,统统是很明显,很容易了解的。所以,站在专制统治者的立场上,邓小平断定学生运动闹得起来的根本原因是绳子放得太松了,那是很自然,大有道理的。邓小平的看法是客观真理的曲折影象,放大反映了真理的一个侧面。

正因为学运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初统治者的压力不大,所以到了中共政策转为严厉以后,运动就很快停止了。元旦的天安门示威和当晚要求「还我同学」的继续行动,可以说是退兵的一战。这一役,一方面表现出北京学生的英勇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甘冒巨大危险,一定要以漂亮的行动表明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誓不屈服的决心;另方面也表现了学生们了解到形势的不利,适可而止。适可而止的意思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两次行动中所提的口号十分克制,应付警察干预的技巧也十分高明,结果连有些警察都感动了(官方的压制政策也有所克制,自然也是一个原因);另方面是指往后再没有行动了。这一役打得十分成功。付出代价很小,而目的完全达到:表明了人民不怕官僚压制,坚持有在革命圣地天安门示威的自由权,并且宣告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将来一定要继续。

至于开学后学生运动会不会很快再起,看来大概不会(除非有新的有利因素出现,但目前并无征兆)。客观上,在今天的中国,自由民主是迫切需要的。只有实现了自由民主,各种必要的改革才可能顺利进行。但是,目前统治者的压力太大,而群众的力量不足。中共统治者已经表明坚持专制、压制自由的决心和高度的警惕性。工农群众同学生打前锋的自由民主运动相结合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不但工人群众(更不用说农民了)对学生运动还没有响应,学生方面也没有积极争取工人参加,而中共官僚对于防止工人参加特别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孤立的学生运动是无法在政府压力下坚持下去的。何况十二月的学生运动本来并没有估计到中共方面有这样强烈的反应,现在必须重新思索,认清新的形势和考虑怎样办。因此,应该估计学生运动大概短期内不会再起。即使有个别的、小规模的行动,也很难再像十二月间那样迅速发展,反而会受到更无情的镇压。这并不表示学生民主运动欠缺社会基础,根本脆弱无力,起不了重大作用;而只表示民主运动迅速发展并取得实际成果的条件现在还没有成熟罢了。事情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次学生运动的总目的,是促进中国现行的改革,尤其是促进政治方面的改革。大多数参加运动的学生,还是支持中共内部的改革派的(已经了解到应该废除一党专政制度的,只占很少数)。可是,结果却使中共里面最支持自由化的党员(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遭受重大打击,被开除党籍,连胡耀邦都丧失总书记职位,并且引起中共在全党全国都发动反自由化的斗争。可以说,这次学运对中国的改革是帮了倒忙。有些拥护自由制度但是一贯反对采取群众行动去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人,就根据这个事实再一次振振有词地反对群众民主运动。这种可怜的态度和见解,显然是不值得接受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凡是奋斗都有可能失败,失败了就可能暂时陷于比原先更坏的情况。好比一个生意人把他的生意扩大或者革新,结果既可能是赚大钱,也可能是反而亏本。有志气的生意人决不会因为见到有人亏本就不敢去扩大和革新。历史上,人民的政治改革运动遭受失败,结果处境比发生运动前更坏,更是常有的事情。凡是重大的政治改革都难免经过许多波折和失败。任何国家的自由制度都是经过人民屡败屡战,付出重大代价才争取到手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这种奋斗的精神,就表示它已经衰老腐败到极点,快要被淘汰了。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人民,虽然命运坎坷,多灾多难,却幸而没有丧失这种奋斗精神。这正是中国人可以自慰和值得自傲的地方。有人整天教人放弃对专制统治者的斗争,想靠温良驯服来讨取统治者大发慈悲,不把人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弄得更坏。这种人不论有怎样的思想感情,在客观上连真正的爱国者都够不上。

事实上,所谓对改革帮了倒忙,并不是这次学生运动的全部后果。这次运动还有其他方面,属于积极性的影响。例如迫使中共政府增加消费品的供应,限制物价上涨,藉以缓和人民的不满。

自由和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吗?

十二月的学生运动初起的时候,中共的处理方法比较温和,主要使用疏导的办法。那时官方对学运的指责是妨碍安定团结。接近月底的时候,感觉情况严重了,就抬出四项原则和宪法。这表示中共对学运的定性正在从「人民内部的矛盾」转化为「敌我之间的矛盾」了。到了一月中旬,决定采取严厉的压制政策,于是把自由民主运动定性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既然变成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有理由使用专政手段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含义,据中共解释,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而核心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人们要求实行多党政治,主张个人和大学都有思想的独立性,指出共产党的腐化现象,对现行的改革不满,要求保障人权和自由,主张民众有权用示威等方式向政府提出要求,这一切统统被判定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几十年来,在中共统治下,自由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坏东西。七九年以后,中共政策比较开放,渐渐有人尝试发表意见,替自由恢复名誉。但他们一直受到中共里面一派人的反对,他们的主张被当作精神污染。现在反自由化斗争一发动,邓小平干脆宣布:「没有无产阶级自由化,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三号文件)。这在中共来说,不过是更明确地重申多年的老传统立场而已。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香港许多自称拥护自由的人,也同意中共的观点,认为自由和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是不要自由民主的。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中共所独有,也不是它首创。中共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比毛泽东和邓小平更有资格宣布社会主义对自由的看法。一八四七年马恩合着共产党宣言(有人称它为共产主义者的圣经),在第二章末尾的地方,用下面一段话来描写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到了恩格斯的晚年,一八九四年,一份名为「新纪元」的周刊编辑请求他写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的旧纪元。恩格斯为他摘出了上面所引的共产党宣言里的那段话,并且说,没有比那更合适的了(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卅九卷,一八九页)。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决不是不要个人自由的,反倒是把个人自由摆在第一位,在这方面要同资产阶级社会成为对比的。中共反对自由化,正好证明他们所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来,就是,中共有时也不公然反对自由,而表示拥护自由,但他们马上解释道,个人的自由必须以集体的自由为前提。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相反,认为个人的自由是集体的自由的前提。请那些惯于把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丑恶言行归罪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人睁开眼睛看看事实吧!

资产阶级在同封建地主阶级和专制王朝斗争的时候,曾经建立了比较自由民主的制度,这是历史上一大进步。但是,自由民主的制度既不是资产阶级所专有,也不是它所首创。在古代希腊城邦里,在原始氏族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基础上,早已有过自由民主制度。奴隶社会的民主制度自然只让奴隶主享有,没有奴隶的份。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也同样是公然排斥工人(即工资奴隶)的。后来在欧洲开始废除对于参政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实行普选制,那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了艰苦斗争的结果,并不是资产阶级自己所实行的。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到了今天,在香港,整个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以社会精英自命的中产阶级份子,还一直在拼命反对普选制。所以,说甚么只有资产阶级才是自由民主的伟大旗手,无产阶级根本不需要甚至反对自由民主,真是胡说八道!反对自由民主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骑在无产阶级头上的反动官僚。

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把一切大规模企业收归全民公有,不让少数人垄断,消灭一切社会不平等。如果不让人民享有充份的自由和最高度的民主,怎能真正成为全社会产业的主人?如果让一个党独占政权,怎能消灭社会不平等?

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庄严地宣布了人人平等的各项自由权利的原则,但是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只有富人才可以真正享受到那些权利,而大多数整天忙于谋生的劳动者实际上很少享受得到。因此,为了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除了保持那些权利平等的原则以外,还要把一切大产业收归公有,而且大大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缩短工时,这样才保证劳动者可以实际上享有那种种权利。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所保障的自由权,一般都要保持或者扩大,只有财产权要加以限制,为了不让少数人占有庞大的企业来剥削劳动者和造成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无产阶级所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权,就是这种财产权。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张。现在学生、工人以及其他民众所争取的自由权,主要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应有的公民自由权(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请愿自由、罢工自由……),中共横蛮地加以拒绝,对于资产阶级的剥削自由,却越来越开放了。所以,中共的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伪善的、反动的、针对劳动人民的行动。

正因为中共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做出许多反自由、反民主、反社会主义、反劳动人民的罪行,宣扬许多歪理谬论,所以造成人民的思想混乱,有些人就怀着善良的愿望而提出了拥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主张。但这并没有成为群众运动的主流,也不是中共那种虚伪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能够克服的。只有废除官僚专政,实行无产阶级民主,才能够克服。

党内整肃的意义

关于胡耀邦下台的原因,不少人特别注重个人或派系权力冲突的因素,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胡耀邦表示过赞成邓小平退休。我们不赞成这种观点。个人或派系争权的因素在政治上自然是有作用的;越是不民主的国家,这种因素的作用越大。因此,在中国政治上,这种因素是不能忽视的。但是,随时随地都把这种因素当作第一重要的因素,却是很错误的。站在人民的、积极的立场(这就是说,为了维护和争取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以观众的态度去欣赏政治舞台上的好戏或者丑剧),尤其不该这样看问题。胡耀邦赞成邓小平退休,大概会使邓小平生气,也有可能这就是邓小平决心撤换胡耀邦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但这方面没有可靠的证据,也很难找到可靠的证据。不管怎样,站在人民的立场,这根本不是最重要、最值得研究清楚的问题。就算权力冲突是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原因,这件事也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和意义,而政治方面的意义才是同人民的切身利害有重大关系的。

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公报指出,胡耀邦下台是因为「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有所「失误」。这「失误」显然就是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中共中央八七年一号文件上记载着邓小平说:学生运动「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那里领导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这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的结果。」应该由谁来对好几年来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政治错误负责呢?自然是总书记。中共二号文件和三号文件进一步证实了这点。胡耀邦在扩大会议上作「永不反悔的检讨」,首要的一项就是反自由化的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所以,胡耀邦下台的主要的政治意义,就是中共要加强反自由化。

香港的政论界流行着一种说法:胡耀邦下台显示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尖锐化,而保守派(或称反改革派)占了上风。我们认为,正确的了解应该是恰恰相反。这个事件证明:中共最高统治层里面并不存在着明显的、确定的两派对立,胡的下台并没有经过尖锐斗争。所谓两派尖锐斗争,结果改革派战败了,只是那些政论家的有色眼镜染上去的色彩而已。胡总书记自己乖乖地作「永不反悔的检讨」,其他所有的人一致批评他所承认的政治错误,然后一致通过让他辞职━━难道这也应该算是斗争,而且是尖锐的斗争吗?人家打了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送上去给他打,这种「基督精神」算不算斗争精神呢?

如果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被开除党籍心中不服,而且在今天他们还能够自由说话的圈子里表示抗议,还继续发出他们那些拥护自由化的言论,如果事实如此(可惜我们对于实际情况所知太少,只知道他们大概并没有屈服,更没有衷心「悔改」),那表示在开除他们之前,中共党内确实存在着政治斗争(不过他们三人似乎并未结合成派,而且并不属于党的上层);而现在,这几个前中共党员与中共之间,也还存在着政治斗争。至于中共最高统治层里面,在反自由化这个问题上,是很一致,根本没有两派斗争的。不但一致赞成反自由化的原则,连反自由化斗争今后应该比前一时期加强,都是一致同意的,连胡耀邦也包括在内。

在去年十二月底邓小平「召见」胡耀邦等人之前(这次召见中邓小平谈话的中心思想,构成八七年一号文件的内容),关于反自由化的具体做法,胡耀邦与政治局其他委员之间有较大的分别,而他是比较最「宽松」的。现在,虽然我们已经没办法知道胡个人目前的见解是怎样,我们有理由相信胡以及其他各人之间的见解仍旧会有些差别,有人主张反自由化斗争的严厉程度和范围比较大一点,有人主张小一点。但是,认为去年年底以前中国和中共党内都太自由了,今后必须加紧限制自由,尤其是限制中共党员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胡耀邦和邓小平、彭真、陈云、李先念等等最高负责人,统统是一致的,没有分歧,更没有斗争。模仿中共的语调,应该说:一致是主要的,分歧是次要的。许多政论家完全不去指出他们的基本一致性,却把那些小分歧夸大成为派别斗争,正合了那句熟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观点,客观上等于自欺欺人。

十二月的学生示威中,提出了「结束独裁」和「打倒专政」的口号,引起中共极大的震动。虽然学生本身当时的力量不大,但是发展的趋势和对民众的示范作用很值得统治者忧虑。邓小平在十二月卅日说:「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看问题的性质,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他特别提到波兰团结工会的先例,赞扬「波兰领导人当时头脑清醒,态度坚决……用军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证明了没专政手段不行。」他要求加强反对自由化:「要下决心,我们如后退,以后麻烦更多。」还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以上全部引自一号文件)。邓小平的看法和主张,得到政治局全体委员赞成,包括胡耀邦在内。胡耀邦的自我检讨和提出辞职,表明他觉得过去的宽容政策是错了。由此可见,经过十二月事件以后,中共最高领导层里面,至少在反自由化这个问题上,不是分歧扩大,斗争尖锐起来,而是分歧缩小,比过去更为一致了。

胡耀邦很可能并不愿意离开总书记的宝座,倘若没有受到强大压力,他会保持权位。因此,个人之间的争权斗争很可能发生过,而且可能还在继续进行。不过,第一,这方面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胡耀邦真心引咎辞职并非不可能的;第二,这问题根本不是要点所在。要点在于:胡耀邦在辞职前后,是否为维护自己的不同政策,向新近施行的加强反自由化的政策进行了斗争?根据官方文件,答案是没有。而且相反,胡耀邦做了「永不反悔的检讨」,承认自己「犯了重要错误,对党和国家的危害是严重的,辜负了人民、党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见三号文件)。那些大谈中共上层内部斗争尖锐化的评论家们,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事实根据。既然没有政策上的分歧和斗争,那么,纯粹个人权力的斗争有也好,没有也好,根本不重要,不值得人民关心的。如果胡耀邦继续担任总书记,由他执行现行的加强反自由化的政策,中国人民的处境还是同现实一样,或者差别极小。不该把这极小的差别来强调,而忽略极大的一致性。在实际上,倘若中国人民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稍微好一点点的专制统治者身上,前途就太可悲了。

胡耀邦下台,刘宾雁等人被开除,在党内全面加强反自由化,表明中共本身是中国政治改革(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最大障碍。整个中共统治集团非常坚决,非常一致,带有高度的警惕性,保卫着他们的极权统治。

假定胡耀邦的自我检讨根本不是真心话,他已经被剥夺了说话的自由,那么,又应该得出甚么结论来呢?那时,对胡耀邦个人的结论需要改变:他同邓小平、彭真等人不一致,反对现行的反自由化斗争,甚至有资格担任真正的民主改革派的领袖。但是,对整个中共党的结论仍旧一样。一个统治党,连总书记一旦有了不同意见,都被剥夺说话的自由,这个党自然是自由和民主的死敌,是改革和进步的最大障碍。

反自由化才是折腾

反自由化一开始,就搞得人心惶惶。人们思量:是不是几年来实行的改革要剎车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要放弃了?政治运动又来了?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又要收紧了?中共负责人和新闻机构赶紧提出保证,作出解释,叫人放心。从官方一再表态和种种实际迹象看来,现在已经可以断定,中共的决策是把斗争限制在党内,主要在政治思想方面进行,并且以「正面教育」为主,避免过激。本来已经拖延下来的政治改革,现在更不用提了。至于经济改革,因为那是整个统治层都支持的,而且是富国强党所必需,相信基本上照旧进行。人们起初所担心的新的大灾难,看来不至于降临。但这并不表示反自由化没有大害。

反自由化本身就是政治上的倒退运动。除了三个著名的有自由思想的党员被开除和胡耀邦下台以外,还有以宽和著名的中宣部长朱厚泽也被撤换,几种最开放的报纸被封闭,天津学生林杰以莫须有的泄漏国家机密的罪名被捕,驱逐法新社记者麦乐仁来向外国记者示威,人民文学编辑因刊登一篇作品被令停职检查。总之是像刘宾雁所说的,继续逼使知识份子做庸人,做投机份子,把中国人的精神水平压低。

至于经济改革方面,多年来已经暴露出,那些充满了政企机构的专横、无知、贪鄙、狭隘、懒惰的中共官僚,是最大的障碍物,必须利用自由民主的洪流来冲洗干净。现在由于政治改革放下不提,反倒重新强调「党的领导」,官灾的惨烈程度一定有加无已。

靠农民战争马上得天下的中共官僚,充满了真命天子的狂妄思想,总以为没有他们坐朝廷就要天下大乱。邓小平说:「搞自由化就是来一次折腾」(一号文件)。其实,反自由化才是再来一次折腾。

一九八七年二月廿三日


(注)折腾兼有翻来覆去、浪费和折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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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今日学运想当年五四

向青

最近半个月惊天动地的北京学生运动,很自然地令人想起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当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为了自救,为了能够生存于现代世界而进行的一次巨大的奋斗,尤其是一次巨大的现代化思想运动。四十年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那些欢欣鼓舞的人们普遍认为,这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终于结成的一个伟大成果;而且相信:此后三、四十年,中国一定有光辉灿烂的发展。然而,事实上,今天中国的有心人却不能不仍旧像五四时代一样,为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而忧伤,而且比起五四时代的人物,心中有更多的疑惑。五四时代企图解决的那些重大问题,除了摆脱外国压迫和提倡白话文以外,到今天统统还没有解决。人民始终没有得到自由和民主的权利,统治者像过去一样地专制、腐化而且愚昧,各种迷信仍旧弥漫于社会中,科学的知识和精神并没有普及。为了迎接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学生仍旧要冒着流血的危险走上街头。在这「四.二七」刚过、「五.四」七十周年的前夕,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索和谈论。为了便于把问题展开,我还是采取常用的虚拟对话的形式写出来。

客:中国一下子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你是否感觉很意外呢?

向:意外的感觉当然有,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不觉得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说得清楚一点:一直到廿七日早上,我还没有猜想到(当然更不知道)北京学生已经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没有预料到那天会有这么壮大的游行而且这么成功。不过,这种可能性我并没有忽略。中共那种只偏重经济上开放的改革路线,早已造成重大的恶果,使大多数人民越来越难以忍受。我一直认为中国需要有大规模的群众行动来干预政治,同时相信群众迟早会起来行动。只由于不敢那么乐观,更没有灵通的消息,才预料不到那惊天动地的行动四月廿七日就出现了。在这次运动爆发之前,不少人以为中国人民已经普遍对政治冷淡,再也不肯去干那种傻事情了。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看法是错的。他们太看不起群众,或者是把自己的倾向当作了历史的倾向。

客:中共在四月廿六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显露出严厉镇压的态度,但后来又说这并不是针对学生群众的,并且开始同学生对话了。你认为中共是不是改变态度,采取开明政策了呢?

向:中共对学生运动没有施行镇压,这点自然值得欣慰。可惜我们并不能认为中共已经采取开明的政策了。关于四月二十日警察在新华门前殴打学生的事件,当局并没有进行调查,新华社也没有就歪曲报导认错道歉,反而是那坚持新闻自由的世界经济导报被中共上海市委非法接管了,同时真实的新闻报导照旧到处受着干涉。学生的新三点要求中,只有对话一点被接受了,可是学生自己组成的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没有被承认,高校联会的主席不能到官方称之为对话的座谈会上去表示态度,学生领袖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和干扰。从这些现象看来,只能说中共当局面对这样声势浩大但是和平自制的群众运动不敢采取镇压手段,因为恐怕收到反效果,却不能说中共已经改变政策了。

客:那么,你看前途如何呢?真正的对话会不会展开呢?

向:我觉得,初期群众要求对话是很自然的。这次学生运动的起源,是群众哀悼胡耀邦。群众借哀悼活动来表示抗议当局的压制民主自由,希望迫使当局对一九八六年的学潮和所谓胡耀邦的错误平反。起初,官方对群众这种要求置之不理,只顾筹备官方自己的追悼会和草拟作为盖棺论定的悼词。在这种情形下,群众所要求的对话,是争取影响悼词内容的一条途径。但是,到了追悼会开过之后,学生与其继续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和八六年的学运,倒不如直接提出当前需要的民主改革了。官方到这时候才接纳对话的要求,却又不承认这次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学生领袖为学生代表。我觉得这实际上是耍手段。这种手段可能起的作用,第一是把学生分化,官方可以拉一派,打一派;第二,利用对话来阻止学生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第三,在漫无边际又没有结果的对话中迷惑学生,浪费学生的时间;第四,尽量拖延时间,拖到学生厌倦的时候,整个事件就不了了之。因此,我认为,学生方面要避免上当。

客:学生会不会上当呢?怎样才能够避免上当?

向:从这几天高校联主席吾尔开希的态度看起来(他根本不承认官方一手操纵的那个座谈会是学生本来所要求的对话),学生大概不轻易上当。我觉得,除了坚持代表必须是学生民主选出的之外,还需要赶快确定学生的具体要求和这场对话的范围,才可以避免陷入漫无边际的空谈。

客:为甚么要限定范围?广泛对话,尽量沟通不好吗?

向:照理,学生选出代表去同政府代表对话,目的应该是让政府了解并且接受学生目前具体的要求。如果政府接受,任务就完成了。如果不接受,达不到协议,学生就要考虑下一步怎样做:是采取进一步行动,还是暂时罢休。学生没有许多空闲时间去进行无了无休的空谈。在这次学生集体地提出来的具体要求范围以外的问题,学生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和集体的要求,可以留待以后各自去用各种方式发表意见,不适宜摆在这次正式的对话中。这样,这次对话才可能是有益有建设性的。

客:既然政府当局并没有改变态度,学生代表同政府的对话岂不是很难有甚么结果吗?

向:要政府接纳学生的要求,相信很不容易。不过,如果有正式的对话,学生至少比较容易弄清楚政府的立场和是否有对话的诚意,然后根据这种了解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客:如果对话没有结果,或者根本不能展开,你估计下一步的演变怎样?学生运动是再向上发展还是低沉下去?

向:我看学生们不会这么轻易放弃,大概还要继续奋斗。北京高校的罢课还在继续中,学生准备五月四日再次游行。如果在五四之前学生的任何要求都没有达到,连正式的对话都没有开始,五四的游行大概就会举行。而五四那天学生行动的成败和政府的对策,可以显示出以后演变的趋向。

客: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后来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罢课和罢工、罢市,这次北京学生运动会不会也有同样的发展呢?

向:至少有些北京学生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号召。不过,到现在为止,北京以外的学生响应罢课的规模都很小,罢工和罢市更谈不到。我看,发展到「三罢」程度的可能性不大。当年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是救国性的:反对签订损害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那时中国人民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已有好几十年,五四运动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全国人民都很容易接受,南方各省的政府更利用这种口号来加强本身对抗北京政府的力量。同时中国工人运动恰恰具备了一些有利于萌发的条件(如大战期间中国工业的较大发展,此时重新感受到外国的威胁,有大批吸收了欧洲工人运动经验的参战华工回国)。因为具备这些有利条件,才促成全国性的罢课和罢工、罢市。今天中国虽然问题很多,人民的不满也很普遍,却还没有普遍认识到一个公敌、一条出路和一个眼前的具体目标。连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们都没有号召全国罢工和罢市的决心。中共镇压群众运动的力量却比当年的北京政府强大。这次学生运动发展到「四.二七」大游行那样的程度,不但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料,恐怕也达到群众现有的承受力的最大限度了。所以我猜想再升级的可能性不大。

客:那么,反过来,运动遭受暴力镇压,或者过后再像一九八七年那样,来一次反自由民主的逆流,这种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向:我看,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前面已经谈过,由于这次运动的声势浩大,但要求却很低,群众在行动上又十分和平而克制,所以令中共当局觉得很难下手镇压。全国民心所向和当前的国际环境,也令中共对镇压行动有所顾虑。因此,我相信,直接对群众施行暴力镇压的可能性相当小。如果上次反自由化运动的失败还没有给中共足够的教训,他们再来一次,一定也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砸得更痛。现在已经有许多新闻工作者以及其他公务人员公开反对政府的作为了。

客:你先说学生的要求很难得到政府接受,现在又说学生运动受到打击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么,你认为最大可能的结局究竟是怎样呢?

向:全部要求一下子得到接受是很难,但部份要求被接受的机会却比较大。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也许是群众所要求的达不到,但是也没有受到打击,运动就暂告一个段落,所有问题都留待以后解决。如果结局是这样,我觉得,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群众胜利了。因为,这是四十年来第一次,群众公然违抗中共的禁令,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行动,而没有受到镇压。这对于未来的民主运动,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客:你是不是认为民主运动的胜利要在相当长久之后才可以达到呢?

向:是的。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非常强大,中共的专制主义更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它的机体比过去任何专制制度都更庞大。要想用民主制度来代替它,中国人民必须经过长久的奋斗和锻炼,发展到力量非常强大才可能办到。

客:中共当局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有计划的政治动乱,有后台,有黑手。你的看法怎样呢?

向:把群众运动指为少数人阴谋制造出来的东西,这是一切专制统治者的惯例。这一方面是统治者欲加之罪故意使用的借口,另方面也常常是巨大的群众运动所引起的统治层内部分裂现象在统治者眼中所形成的倒像。在中共应付这次学生运动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统治层里面是有分歧的。邓小平不满意悼词把胡耀邦说得太伟大,暴露出最高层里面也有不少的裂痕。也许邓小平对他原先依靠的第二根擎天柱(赵紫阳)也失望了。上层的裂痕多少助长了群众运动的发展,这也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不过,把群众当作少数人的傀儡,根本上总是荒谬见解。

客: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成为划时代的群众运动,是因为它大大推动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四.二七」运动会不会起同样伟大的历史作用呢?

向:有这种可能。我希望它会。这次学生运动那么快就发展到那么大,除了因为中共那种愚昧专横的政策起了促进作用之外,群众近十年感染到和滋生了新的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而且是更重要的)原因。新思想是对中共正统思想的逆反。四十年前,中共领导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解除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束缚,消灭了半封建的地主阶级,为中国人民打开了一条新出路,因此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无比强大的新的权威,中共官方思想也成为新的正统思想。中共自命代表最革命、最进步的思想,起初人民也普遍相信这是真的。其实,中共官方思想(即所谓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很特殊的混种杂交的产物,其中既有一些革命的、进步的因子,也有专制、落后的因子,而基本精神是非科学、反民主、教条(武断)主义的。起初,中共政权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所起的作用以进步方面为主,推动了种种改革和建设,落后和倒退的方面是次要的。往后,正负两种作用的对比逐渐逆转。可以说,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起初是大鸣大放,后来转变为反右)是分界线。在此之前,中共的作用基本上是进步的,往后就变成反动的了。但是中共正统思想的支配地位却一直保留到文革时期,而且一般人一直把它当作革命思想。一九七八年底中共三中全会之后,这种正统思想的支配力量才开始动摇,新思潮才开始出现。一九八六年的学运,是新思潮影响下的群众运动的初露头角,而这次北京学运可说是新运动成熟的标志。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行动会反过来大大促进新思潮的发展。

客:你认为现在中国的新思潮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有多高呢?同五四时代相比怎样?

向:现在和五四时代一样,把外洋先进国家五光十色的思想都引进来,同时批判中国原有的正统思想。五四时代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儒家思想,而现在中国的正统思想有新旧两套,旧的还是儒家思想,新的是中共的毛泽东思想。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各种程度的批判和继承都有,大体上类似五四时代。可是敢于对毛家思想公开彻底否定的还很例外,而阳奉阴违、暗自否定的较多。五四时代的全盘西化派,一开始就多数是激进的民主派,不久,主要份子陈独秀等人又演变为社会主义(马列)派,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即使是全盘西化派,在争取民主方面也不算激进。至于社会主义,简直没有一个有声望的思想家是真心拥护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共正统思想自命代表社会主义,而中国的思想界还远远没有认清中共官方思想同真正马列主义的基本对立性质。在思想方法上,现在中国新派思想家许多人都仍旧没有摆脱那种图式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点支配。不过,他们不再像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图式主义地断定现有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天然地比资本主义优越,却像考茨基那样主张中国不该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了。他们抛弃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世界一味抹黑的描写,却同时连资本主义真正的黑暗面和深刻危机也不加注意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方面,他们不了解它真正的社会根源(国有财产基础上的新官僚层),却以为是传统小农经济的产物。因此,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新思潮运动还很不健全,科学性并不高,在基本上并不算新,其实相当旧。我衷心盼望不久之后,中国出现一股能够正确了解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真正当之无愧的新思潮。要有这样一股新思潮,才能够帮助中国人民找到真正的出路,完成五四时代开始的事业。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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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运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向青

六四大屠杀一百周日这天,世界各地都会有群众性的哀悼表示。最近几个月,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谴责中共的血腥镇压,全球华人表现了极大的一致性,但是在怎样了解这次民主运动的意义方面,却有重大的分歧。为了促进民主运动的继续发展和最后胜利,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分歧的存在,并且通过探讨找出正确的结论。

八九民运是革命运动

有不少人认为这次民主运动纯粹是和平的请愿和示威;它最可贵的特色也在于始终坚持和平手段,不使用暴力去对抗暴力;而中共当局主要的罪恶是镇压过火,造成不必要的大量流血。我们觉得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这看法最明显的错误,当然是它暗示着:如果中共的镇压手段「文明」一点,就不值得谴责了。但错误不限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它对八九年民运性质的判断也不正确。不错,在这次运动中,群众没有主动地采用暴力手段,一百几十万人的大游行等等都秩序好得令人惊叹。但是,曾有个别参与屠杀人民的兵士被激于义愤的北京市民打死,上海有一列火车在压死卧轨市民后被市民烧毁,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难道这种激烈行动不是整个群众运动的一部份吗?难道这部份行动是不正当,不值得同情的吗?难道中共当局把「反革命暴乱」的罪名加在这些行动者头上,残酷地施行报复,反而是正当的吗?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从专制统治过渡到民主政治,中间没有不经过人民暴力革命的。因此,人民在受到专制统治者暴力镇压的时候,不应该拒绝使用暴力反抗的手段。人民的民主权利里面,应包括革命权。作为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主力的北京学生,虽然没有采取革命起义的行动,却在六四屠杀开始后,以北京高自联的名义,在告全国同胞书中发出了打倒邓李杨反动政府的革命号召。我们今天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不应该抹煞北京高自联这个最后宣言的重大意义。

其实,六月三日以前的北京的群众行动已经不是普通的请愿、示威和抗议,实际上已经带有革命的意味了。拿运动的目标来说,如果以为学生只不过要求对话而已,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不但打倒总理李鹏的口号一再呼喊出来,而且学生领袖们屡次说明,他们所要求的不是撤换政府里个别人物,而是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不是属于革命性的要求吗?再看运动的方式。中共官方说甚么「暴乱」、「阴谋」,当然是诬蔑之词。但群众公然蔑视中共政府的禁令,一再举行示威游行,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这种做法使群众行动带上了和政府激烈对抗的性质,这点是不能否认的。这些行动隐含着否认政府权威,群众自己要掌握社会的最高权力的意义,也就是带有革命意义了。甚么叫做革命呢?不正是人民群众否认原有政府的权威,把维持社会秩序的最高权力强行夺取过来吗?到了李鹏宣布戒严以后,群众阻止军队入城,劝说军队不执行上级的命令,那革命意味就更明显了。所以,我们认为,八九年的中国群众运动已经不是普通的请愿和示威一类,而是革命性的运动。说得准确一点,是初期阶段(没有充份发展)的,而且没有充份自觉,尤其是还没有抛弃和平幻想的革命运动。

中国革命新时代的开始

今年的民主运动是一场震动全国甚至震动全世界的巨大的群众运动,中共既不肯接受它的合理要求,又不能把它控制住,最后只能用大屠杀来把它镇压下去。这明显不过地表明,中共已经不是革命党,不是代表进步的力量,而是阻碍中国进步的力量了。同时也表明,中共原先所具有的对中国群众运动的支配力量已经丧失了。这个转变有划时代的意义。

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群众运动大发展的时代,使中国革命运动成为群众运动(以前的革命运动只是少数人的阴谋活动),同时也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当时的群众运动很快就同中共牢不可分地结合起来,终于使中共获得政权(一九四九)。可以说,五四以后的差不多七十年,是中国群众运动受中共支配的时代。大约前三十五年,中共以领导者的身份支配着群众运动,以后是以统治者的身份支配着(操纵,利用,限制)。今年四月至六月的民主运动标志着中国群众运动受中共支配的时代确定地结束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八九年的群众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同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相比。

本来,中共丧失了革命党的性质,再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向上发展,反而成为进步改革在政治上的主要障碍物,成为群众运动的压迫者,很久以前已经是事实了。那个转折点是在一九五七年,就是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压制「大鸣大放」的时候。不过,这个转变并没有马上让群众了解,能够很快了解的只有极少数人。群众的了解,在六四大屠杀之后才终于达到。群众的认识这样远远落后于现实,原因在于中共过去长期领导革命运动而且得到巨大的胜利,在群众的意识上形成非常强大的权威。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一百多年中国人民摆脱外国压迫的渴望。中国一方面成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指路明星,另方面与苏联并列,成为世界帝国主义最畏惧的敌人。中国人民失去了一百多年的自豪感,这时恢复了。中共政府所推行的土地改革和其他改革,大大提高了工农群众的社会地位,改善了劳苦大众的生活,并且让人民看到一个光明的前途。同过去中国的实际状况比较起来,大多数人民觉得中共是为人民服务的统治者,也承认现实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新政府主动地邀请劳苦大众参与公共事务和提出意见,大众觉得这就是民主了)。当时的世界形势也让中国人民相信社会主义代表世界上新生的力量,而资本主义是腐朽没落的力量。总而言之,群众相信中共是工农阶级的领导者,看到中共某些不好的表现也不至于根本动摇这种信仰,甚至连中共某些实际上是反动的价值标准也接受了,例如对一党专政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难利用革命和工农阶级的旗号去欺骗群众,达到继续操纵群众运动而维护官僚特权的目的。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就是这样轻易取胜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欺骗,假革命,真反动。

物极必反。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派欺骗群众的手段发挥到顶点,同时也促成了文革末期群众的觉悟。于是有一九七六年四五的天安门行动。群众摆脱了对毛泽东和四人帮的迷信,却没有摆脱周恩来和邓小平所代表的中共传统的束缚。邓小平重新上台,提出改革路线后,厌倦于动乱的群众更对中共新路线产生了很大的新的幻想。最近三四年,这种幻想逐渐被现实打破,于是民主潮流或明或暗地不断增长。今年四月至六月的群众运动就在这个背景下涌现的。参加这次运动的群众起初还以为强大的和平示威和绝食之类的行动可以迫使中共实行政治改革。等到看出镇压不可避免的时候,也以为镇压的程度大概同八七年或七九年差不多。六四大屠杀和至今仍在进行的大搜捕、大迫害,给群众一次宝贵的教训。中共的反动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即使它可以掩饰屠杀的真相,把数字低折到几千几万分之一,也绝对无法掩饰它自己死硬拒绝政治改革的真相,无法再使任何人相信它是革命或者改革的领导者。它甚至比几十年前的国民党政府或北洋军阀政府更公然地、不以为耻地宣告决不把政权交给人民。这等于向人民提供最好的清除改良主义思想的教育,主动教导人民必须用革命来推翻它。不管那些糊涂的理论家怎样继续说梦话,我们相信中国的工农和知识份子群众会不难接受这个十分明显的真理。无论如何,中共过去控制群众的特异功能已经丧失了,它阻止中国革命再向上发展的神秘武器失灵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人民民主的胜利之期当在不远。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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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杀能否避免?

━━八九民运反思之一

向青

从四月中旬开始,全世界华人(而且不限于华人)都在纪念去年的中国民主运动。最有意义的纪念方式之一,自然是联系着反思过去而探讨今后的路向。在四月十八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询问最近逃亡到法国的柴玲: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坚持不肯撤退,是否要为六四的大流血负上责任?柴玲认为,流血的责任要由中共负,不该由学生负。柴玲这种看法,我完全同意。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虽然已经有不少人谈过,但并没有完全谈清楚,所以在这里再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大流血学生没有责任

那些人认为学生也要为大流血分担一部份责任的理由是这样:如果学生预先从天安门广场撤退,那里就不会有大屠杀了;既然学生不肯撤退,他们就不免要为大流血分担一部份责任。这道理显然是讲不通的。好比有个凶残劫匪在街上胡乱开枪,许多路过的人被他杀死了。如果那些人不在那时走过那条街,自然不会被那匪徒杀死。但能够说他们自己也要分担被杀的一部份责任吗?

认为学生也有责任的人,假定了中共政府不应该或者不可能接受学生的要求(平等对话等等),而必须采取强力镇压的政策。这种假定根本是不合理的。除了专制统治者和他们的狐群狗党之外,谁都不能同意。

即使认为学生长期不肯撤退逼得中共政府要用强力在天安门清场,也不能因此就说大屠杀也是学生逼出来的。事实上,到了军警和坦克开进广场的时候,在候德健等人居中调停之下,学生终于决定了按照军警指定的方向撤退。这时军警清场的目的已经可以达到。在这种情形下,军警还要向学生开枪,并且用坦克辗过去。有甚么理由说学生也要为流血负责呢?

六四血洗天安门的责任,百分之一百在中共政府身上,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一丝一毫责任都没有。把责任分派给学生,客观上是替凶手洗脱,帮助专制政府打击民主运动。

至于学生是否应该趁早(比方在五月底)撤退,如果那样,实际的结果是不是会好一点,那是另一个问题,是学生方面的策略问题。关于这个策略问题,当时和事后都有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可以分为对的和错的,需要冷静而仔细的讨论,却不涉及立场问题,也不应该影响到对流血责任问题的判断。

应否趁早撤退的问题

大家知道,在去年五月下旬,就是李鹏宣布戒严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之内和外面都屡次有人主张撤退。五月廿八日甚至传出决定在三十日撤退的消息,全世界各地担心着广场群众遭受暴力镇压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但这个决定马上被推翻了,静坐又坚持下去,一直到六月三日的半夜。大屠杀之后,有更多的人发表意见,认为没有趁早撤退是失策,但也有人认为坚持是正确的,柴玲是其中之一。柴玲在记者会上提出了两点理由。第一,中共残酷成性,学生撤退与否,屠杀都会发生。第二,如果撤回校园,屠杀秘密进行,连消息都被封锁。我觉得,这两点理由都不令人信服。即使中共无论如何也要进行屠杀,如果学生不是继续聚集在天安门,而是早已撤退分散,屠杀的方式和规模总会有所不同,没有理由根本抹煞这种差别。至于说,如果学生退回校园才被屠杀,连消息都会封锁住,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猜想。事实上,不论六四之后还是之前,在校园中发生的逮捕和其他迫害行动,中共封锁消息常常并不成功。怎能断定中共能够一面派兵到校园实行大屠杀,一面封锁消息不让世人知道呢?

如果群众趁早从天安门撤退,分散到各处去了,即使中共仍旧要实行屠杀,也不能像在天安门一样,在那么短促的时间内造成那么大量的伤亡,要想同时遮掩住那许多个屠杀现场,也比较困难。这种想法比柴玲的想法合乎情理许多。所以,我认为,应该承认学生没有趁早撤退是不幸的失策。

趁早从天安门撤退并不一定是整个运动的结束或者全线撤退,那也可能是策略上的重大改变,甚至可能是极大的进取。作为一次和平抗议行动,在天安门绝食和静坐可说是选择了最好的方式和地点。和平抗议的合理目标包括两方面:第一,让人民和政府都注意到抗议的内容;第二,政府接受要求。第一个目标早已达到了。但是第二个目标,在四二六社论和五一九戒严之后,已经显然不能达到,除非群众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在五月下旬的开始,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似乎还有可能迫使中共叫李鹏下台,让群众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到了接近五月底的时候,形势已经非常清楚,中共决不会让步,一定要施行暴力镇压。群众继续在天安门静坐下去,只能是等待在暴力镇压下失败。既然中共和它的政府已经充份表明,他们是民主的死敌,是死不悔改的极权统治者,继续向这样的统治者作和平抗议就毫无作用了。这时群众可以选择的出路只有两条:第一是开始准备武装起义,第二是暂时罢手,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再来。当时准备武装起义并非绝无可能。后来罗马尼亚事变的发展是一个新的例证。事实上中共当局就是按照对付武装起义的方式来布署流血镇压的。但是,学生方面绝对排斥了这个选择,他们当时的思想感情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转向这条路。这样,剩下唯一较好的选择,就是结束天安门的行动,化整为零,转向全国各地和各阶层里面去进行广泛而持久的宣传鼓动工作。如果学生选择了这条路,八九民运的结果就会比较好:群众的损失没有这么惨重,全国人民对北京民运的真相会了解得更多,中国民主运动往后的发展会比较顺利。可惜当时学生连这点都做不到。当时做不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今天,如果还迟迟不能看出当时的弱点和错误,尤其是如果还不肯认真地、冷静地去思考这个问题,那就太可悲了。

悲剧的根源

学生要能够作出趁早从天安门撤退的决定,必须有一个胜任的领导力量,这个领导力量既对整个政治形势和运动的远近目标都有清楚的认识,又在群众中有足够的威信。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一个领导力量,而且当时不可能迅速地产生这样一个领导力量。整个运动是自发的,而且以超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速度扩大起来。这反映出社会上的矛盾既广泛又深刻。但是那些领导人物都是临时出现的,没有政治经验,甚至在这次运动发生之前一般根本没有认真研究过政治问题。他们深深感觉到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但改革的目标和方法都模糊得很。他们最初只想利用追悼胡耀邦的机会表达对改革的迫切要求,希望官方同他们对话。官方死硬的态度令他们越来越愤激,同时群众的广泛响应给他们越来越大的勇气。政治认识的不足令他们根本不考虑革命的道路(既不考虑立即准备武装起义,又不考虑深入社会去进行长期的革命准备工作),但群众的热烈支持又使他们不甘心空手而回。这样,他们的目标就显得很不明确,而行动方式只有始终坚持在天安门静坐,甚至把这种和平抗议的方式神圣化,连带地把纯粹牺牲也神圣化了。曾经有人提出撤离天安门的正确意见,但是很快被多数否决。甚至北京学生和市民在五月廿八日作出撤退的决定,也马上被新来的外地学生的相反意见压倒。

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已经有了充足的条件产生惊天动地的巨大的群众民主运动,但是还来不及产生一个能够领导民主动运取得胜利的力量。这就是八九民运不可避免失败,甚至避免不了大流血惨剧的根本原因。学生领袖欠缺正确的政治认识,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本身太年轻,欠缺政治经验,而且由于当时中国的整个改革思潮根本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没有一位著名的改革思想家能够指出中国唯一的出路是政治革命;一切民主奋斗,一切策略,都应该是为了促成政治革命的实现,为革命作最好的准备。当时群众运动的领袖们对奋斗的远景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所以不能在策略上作出正确的选择。

民运战士的流血牺牲当然不是白费的。这个事件起了极大的震动人心的作用,使人们比较容易彻底打破对中共反动统治的幻想,容易了解革命的必要性。但是,为了真正不辜负烈士们的牺牲,为了使烈士的鲜血真正帮助民主果实的结成,现在还需要作许多思想上的探讨工作,而不能简单地歌颂牺牲精神的伟大。

一九九○年四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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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回忆,不可忘记

━━纪念六四两周年

向青

「六四」两周年快要来到了。去年此时流行着两句话:「不想回忆,未敢忘记」。也许这两句话很恰当地描写了许多人的心情:他们对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结局的心理反应主要是悲哀,其次是愤怒。他们大概觉得这个结局很难以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因此他们不想去回忆━━谁想去重新品尝悲哀呢?至于未敢忘记,那是用不着解释的。只有李鹏之流才敢忘记,而且希望别人也忘记。这两句话差不多在去年一切纪念六四的场合都显著地标写出来,我觉得这不是个好现象。这两句话表现一种消沉的心情。它纯粹是哀叹,而没有表现奋斗的决心。不想回忆差不多等于想忘记。但是,对于六四屠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是应当再三思索,常记在心的,怎可以不回忆呢?仅仅哀悼那些死难者和关心一切未死的受难者,是不够的。甚至仅仅记住那些凶手,立誓清算他们的罪恶,都还不够。造成六四惨剧的,到底有哪些原因?除了统治者的反动和凶残之外,群众本身有没有重大的弱点和失策?民主制度到底是否适合中国?中国人民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实行民主?为了促使民主运动早日复兴和保证它的胜利,现在应当努力做些甚么?……这里有许多问题,是必须深深思索,再三讨论的。为了思索,为了讨论,就少不了许多回忆。如果不想回忆,不去回忆,往事就会渐渐模糊,渐渐就会忘记了。八九民运不但对于北京和各地其他城市直接参与的民众是一次非常重大的经历,对于香港和海外参与了支援运动的华人也同样是非常重大的经历。回想当时我们的作为和想法,理智地重新评价,看看有甚么新的重大教训,这是无论内地还是海外的华人都可以做到,而且十分值得去做的。

八九民运兴起的迅猛超过任何人的预料,结局的惨烈也超过人们的预料。大屠杀惨剧发生后,许多人都叹息为甚么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不趁早撤退。现在人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资料,更清楚六四之前有不少属于改革派的知识份子曾以各种方式向学生建议撤退,都没有被接受。加以现在群众运动的复兴显得渺茫无期,流亡海外的许多著名民运人士日益令人失望,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批评八九民运中的学生,而称赞那些「稳健」的知识份子。对于这种看法,我是无法同意的。我并非认为当时学生坚持不撤是正确。但我认为当时学生不肯趁早撤退是可以理解的(这个问题许多人都谈过,我自己也曾在「六四屠杀能否避免」一文中谈过),而稳健派知识份子的意见包含非常错误的大前题,学生拒绝接受是大有理由的。如果学生把撤退的策略建议(这是正确的)和稳健派的原则立场一起接受,也许暂时的流血损失可以减少一点,但长远的政治损失反而更大。换句话说,我认为,学生不肯趁早撤退,除了因为学生本身的不成熟之外,还有根本得不到真正合理的劝告也是重要的原因。

无人向学生提出合理劝告

稳健派知识份子劝告学生撤退,所根据的理由有两方面。第一,希望避免民众的牺牲。第二,他们根本反对民众与政府激烈对抗,强调政治稳定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得到现有的统治层合作才可以实现。这两方面都被学生认为是软弱与保守的表现。学生们虽然并不主张打倒中共统治,但是不害怕必要时激烈对抗,在这次运动后期的行动,己经带上了革命的意味(蔑视政府的权威,自行掌握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力)。这是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上的重大发展。虽然运动是失败了,但这种精神留下长远的影响。假使学生接受了稳健改革派知识份子的原则,等于是自己否定这次运动最有价值的一面,阻碍中国人民摆脱对反动统治集团的依赖性和畏惧心。所以,我认为,可以批评学生不曾趁早撤退是失策,却不应该责备学生没有接受稳健派知识份子的意见。看不起那些不敢同中共官僚统治层决裂的知识份子,是学生的优点,不是弱点。那些不懂得「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个重要道理的知识份子,尽管读过许多书,最多只能算是半个知识份子,倘若不是愚不可及的话。

想要说服学生作出趁早撤退的策略决定,只能凭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善用革命策略的道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官僚统治集团,从头起就表现出镇压民主运动的决心,只因为形势不利,才把镇压行动一再拖延。到了五月廿日宣布戒严的时候,中共已经表明了不顾一切,非向人民开战不可的态度。这时能够粉碎中共反革命图谋的唯一方法,就是人民的武装革命起义。如果作为当时民运先锋的学生不愿意走这条道路(事实上他们一直都从原则上拒绝这条道路),或者认为当时做不到这点,那么就应该趁早撤退,化整为零,深入民间去为下一阶段的革命运动作准备工作。这是对撤退策略唯一合理的解释。当然,人人都知道,在当时情况下,这个意见佷难让学生接受,但这是唯一合理的意见,当时应该有人向学生提出,让他们去考虑。可惜事实上并没有人提出来。那些同学生有接触、愿意帮助他们的知识份子,见解统统不是这样。海外(包括香港在内)的支援者,也没有提出这种见解,甚至一般根本没有想到除了支援之外,还应当同学生一起研究策略问题。所以,我觉得,海外华人除了批评当时学生的失策之外,还要批评自己的无能和失责。如果当时有人把上述意见向学生提了出来,即使当时没有实际效果,也会在六四以后帮助大家思考。

在这里我想谈谈一个小故事,就是当时新苗社和周围一些朋友的想法和做法。

一个小故事

前年北京学运一开始,新苗社就密切关注,而且不限于参与普通的支援,还特别注重研究民运的策略问题,屡次公开发表意见。我们认为内地的民运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虽然我们居住在香港,直接参与的程度有限,但我们也有责任用一切可行的办法去促使运动胜利,包括提出策略性的意见。五月二十日以后,我们已经看出:只有革命行动才能够战胜中共的镇压,但是当时的群众运动,尤其是那些领导者,明显地既不愿意又不大胜任实行革命,所以剩下唯一实际的出路就是趁早主动撤出天安门广场,保存实力,为下一次运动作准备。再继续坚持绝食和静坐,等于坐以待毙,把主动权完全交给正在精心部署暴力镇压的专制魔王。我们迫切希望北京学生能够了解这个形势,渴望这种看法能够让他们知道并且加以考虑。但是我们是个极为弱小的团体,我们并没有门路去和北京学生接触,我们一直所能做到的只有在香港散发传单和召开最多不过百多人参加的公开座谈会,而这些已经使我们的社员和临时应征的义工朋友们筋疲力竭了。我们曾经非常为难地左思右想,多方面考虑过。一方面认为勤告北京学生从革命的观点去考虑在目前主动撤退,这是最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另方面又觉得这个问题只适宜在民运阵营内部(甚至限于核心圈子里面)提出讨论,而这偏偏是我们没有能力办到的。如果我们用传单之类的方式公开表示撤退为上策的意见,恐怕难免让人误会我们是在向群众施压力,促使他们屈服。在这样两难的困境下,我们只好在公开发表意见的时候不提主动撤退的策略,单纯解释只有武力反抗才可能战胜武力镇压。我们明知,希望当时的学生领袖准备武力反抗,比起希望他们决定主动撤退,是更难实现的,但我们只能提出前者而不能提出后者。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苦恼:眼见灾难迫近,完全无能为力。

事后回想,虽然始终可以断定,不论我们怎样做得好一点,对于实际结局,尤其是直接的结局,大概都不会有所改变,但其实我们有可能做得好一点。

首先,如果当时我们对于直接向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和领导人提出意见这件事充份重视的话,我们未必不可能挤出一点人力和找到门路去接触他们。应该承认,我们当时有点安于本份的想法,过份肯定我们的呼声只能直接在香港的范围内传播,要靠偶然的机缘才可以由别人代我们传达到内地去。

其次,关于主动撤退的策略,其实也有办法公开提出来(比方写成文章发表在传单上)而避免让人误会为企图迫使群众屈服。事后想来,这个表达的技巧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当时把这方面的困难当作无法克服的客观困难,是不对的。只能怪当时自己的头脑不够灵活,或者攻关克难的决心和魄力不够强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上面这个小故事,不论对于新苗社自己还是对于其他民主派的人士,都应该有点意义。

对话和和平演变

五月廿八日报载流亡海外的著名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一篇为六四两周年致中共的公开信,签名者已有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王超华、严家其、苏晓康、戈阳、万润南、陈一咨、朱嘉明等五十余人。这封题为「我们的立场与主张」的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呼吁中共与海外民主运动和不同政见者对话。

在这六四两周年前夕,或者过去两年内,有甚么迹象让人们觉得中共会与不同政见者对话呢?公开信并没有指出来,事实上也没有。对话只不过是那些签名者的「立场与主张」,他们「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他们还「坚信,中国政府对八九民运作出合理评价,六四悲剧所遗留问题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在中共统治者的眼中,「合理评价」早已作出,那就是「反革命暴乱」。「所遗留问题」也在今年年头「解决」了:王丹、任畹町、王军涛、陈子明、罗海星等人都被定罪判刑。其中政治意见最温和的王军涛和陈子明(一贯主张知识分子与官僚合作,八九年五月间极力劝告学生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妥协解决),被判的刑罚最重(监禁十三年)。面对着这样死不悔改的中共反动政权,这些流亡海外的人士只能表示愿意无条件地同它对话,指望同它谈出实现中国民主化的办法。这些人士以后能够对中国民主运动作出甚么贡献呢?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中共同「海外」民运,以及大陆「之外」的各种政治力量展开对话,并不要求中共同大陆之内的民主人士对话,更不用说要求首先释放那些被囚禁的民主人士了。这些流亡人士究竟要把大陆的民主人士以及一般人民置于何地呢?他们又以为凭甚么可以使中共当局觉得需要和他们对话呢?他们想要打破的「政治僵局」,究竟是中国的僵局还是他们自己的僵局呢?

东欧各国的和平演变,是许多民主人士希望中国也有一天通过对话而取消一党专政的根据。他们不敢面对现实:中共从东欧和平演变中汲取的教训,正是万万不可以放弃一党专政,不可以对政治自由的要求让步。即使将来,等到老一辈的中共统治者死掉以后,晚一辈的中共负责人有可能走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的道路,东欧的现状也表明了:那远远不是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大多数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物质生活并未得到保障,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的利害冲突始终要在斗争中解决。那些流亡的民主人士满足于东欧式的和平演变,甚至满足于仅仅是期待将来有机会那样演变,证明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政客们和中外大小资本的活动自由,而不是大多数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生活保障。他们宁可去和中共专制统治者寻求共识,也不愿意群众起来斗争。

一九九一年五月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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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运动能依靠『中产阶级』吗?

刘宇凡

今年三月,正当国内知识份子发起签名要求特赦政治犯的时候,一些知识份子已经在思索民主运动要依靠谁的问题了。当时已经有人主张,知识份子要同企业家集团联盟,中国才有前途。当时我们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所谓「企业家集团」根本不是民主动力。民主运动要依靠的是民众,尤其是工人,而不是「企业家集团」。

不久,八九民运爆发了,两个月之后又被残酷镇压了。尽管它如此短命,可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令人惊叹的。然而,曾经被一些人寄予厚望的「企业家集团」,究竟在八九民运中起过甚么重大作用呢?没有任何重大作用。反倒是无数市民、工人,最初还只是热心同情者,不久居然后来居上,坚决支持民运,堵截军队,成为民主先锋。

可是,八九民运的经验并没有使这些人改变他们的看法。恰恰相反,那些流亡海外的知识份子,不少人比以前更热切地把民主前途寄望于「中产阶级」呢。

他们所说的「企业家」,包括了新兴的资本家,也包括国营企业的经理;然而,在他们眼中,二者并不是等量齐观的。他们所寄望于国营企业经理的,就是他们赶快向新生资本家学习,赶快转化为真正的独立的企业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谓企业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至于「中产阶级」云云,指的其实也是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一词,由来已久;在学术界中有些人指的是资产阶级,有些人指的是小私有主,有些人指的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数量急剧发展的白领。中国并没有这样的「白领阶级」,所以「中产阶级」不可能指的是白领。中国小私有主很多,城市中的个体户和农村农民都是小私有主,但那些知识份子指的并不是他们,至少不是以他们为主体;所以,「中产阶级」云云,其实也是指资产阶级。

中共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的谴责,令不少支持民主的人觉得资产阶级就是民主和自由的旗手。我们的看法跟中共不大相同。我们的意见恰恰是:资产阶级不是民主的旗手,如果要争取民主,不能依靠资产阶级。

经济自由与民主

认为资产阶级是民主旗手的其中一个重要论据,是:私营经济越发展,就会使越多的经济活动脱离中央控制,从而削弱了集权官僚制,促进了经济多元化。这又会剌激起政治多元化,并对集权官僚制起着制衡作用,逐渐达至民主。

这是一种无比机械而且错误的看法。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都不是直接决定于经济的。一个社会阶级会否要求民主,它要求的又是一种怎样的民主,它自己又是否有能力争取民主━━这些都是由许多因素及其互相作用所决定的,决不仅仅是经济的作用。就私营经济而论,情况尤其如此。第三世界许多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可是他们有成为民主先锋吗?有建立真正的民主的决心和力量吗?大多没有。香港的资产阶级又有要求民主吗?可以说,有些资产阶级(主要是西方近代史上的早期的资产阶级)曾经是民主先锋,但越是往后的资产阶级,更多并不是民主先锋,甚至是反民主的。所以,不能说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地要求民主。自然,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并非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政治要求,这还是有的。在法律上,它们天然地要求保障种种经济自由(财产自由、贸易自由、经商自由、买卖自由);政治上,它们天然地要求政府尽量少干预经济(如果市场调节的机能足以自我调节的话;早期自由主义者都是这样看的),或者如果要干预的话也是在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干预(如果市场机能出现问题的话,后期的自由主义多数都有了这个转变)。如果它们已经有了相当实力,它们也必然要提出分享一部份政权的。这一切才是资产阶级所或迟或早要追求的东西。在这些要求中,也并非没有进步的要求,并非没有多少能促进人权的东西,尤其如果我们拿一个像中国那样高度官僚集权的国家作对比,上述的一些要求就好像显得文明和进步了。不过,这些要求还非民主要求。这些要求如果实现了,只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地位的上升,并不表示民众的地位的上升。(恰恰相反,只会因更多人成为雇佣工人而地位下降),而且,要满足这些自由主义的要求,并不一定需要民主,不一定需要真正的、平等的、人民能当家作主的民主。经济自由本来就不是非要由民主政制赋予不行的。中外历史上,由一个开明君主承认和保障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比由一个民主政制去赋予这些自由,来得更普遍、更正常。总之,要保障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一个开明专制政府就已经足够了。一八七○年以前的法国是这样,早期英国是这样,德国是这样,以前的中国以致现在的香港都莫不是这样。

对分权的美丽的误会

中国当代资产阶级很迅速就学会了西方自由主义的那一套东西,大谈权力制衡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分权、权力制衡等等,从历史上看,的确也是天然地属于资产阶级的要求。有些人把分权看成为民主。从广义来看,这当然也是民主要求。但那是一种怎样的民主要求呢?是一种古老的、过时的、非常狭窄、非常低级的民主。为什么呢?因为分权原则只是反对绝对集权;它并不一定根本反对不民主的政体,因为三权分立的原则并不一定包括平等普选权。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严格分权,同时又可以实行高度受限制的选举权(例如规定有产者才可投票;又或者像香港那种「功能团体选举」)。所以,一个实行分权的国家,固然一定不是绝对集权的国家,可是,同时它也并不一定就是真正民主的国家。事实上,三权分立的最初设计的原意,并不是要建立以普选权为基础的现代民主国家,而是建立开明君主制。那时候资产阶级并不反对君主制,只是认为君主不应集中一切权力,认为立法权应当分离出来,该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议会掌握。至于行政权,资产阶级认为那是君主的专利呢。总之,古往今来,许多实行分权的国家往往并不很民主,而许多民主政体也并不是实行分权。所以,单就分权本身而论,那是一种过时的、低级的民主,不是现代民主。现代民主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三权分立这个旧范畴了。以普选权为基础的现代民主,可以(但不一定)包括分权,但反过来,分权却不能包括现代民主。所以,要求分权,并不一定就表示要求现代民主。勿宁说,光是要求分权,顶多不过是稍为改良一下专制主义而已,而不是根本反对专制主义。

在一个根本没有民主的国家里,首先要求的不是权力归人民,不是真正的民主制,而光是要求分权━━这,对于人民来说是危险的。这样做客观上等于叫人民承认专制政府的权力;所要求者不过是把它的一部份权力转移出来,再分给另一些人。这样的结果,顶多不过是产生开明专制,或者出现社会的上层阶级、「精英」与原来的统治集团联合专政的局面而已,就像西方早期君主、贵族与资产阶级在分权基础上联合专政一样。人民始终没有获得权力,始终沦为被统治者。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如果不旗帜鲜明地高举真正的民主要求(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而是大谈什么分权,什么权力制衡,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们只是要求分享中共的权力,而不是真正要求民主。在我们看来,人们应当要根本废除专制者的全部权力,而不是要求和它分权。

有些人承认,分权还不是充份的民主,但是,他们认为,第一步总不能就要求普选权;因为这是不现实的;反倒是提出像分权那样一个比较低的要求,才是更现实的。

其实,他们所说的「现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不是包括了民主与专制的全部力量对比的现实,而是仅仅着眼于专制统治者,着眼于他们的「承受力」。他们无非是说,要求太高,中共是不能接纳的。这里所暗含的最大谬误,就是以为,较低要求(像分权)中共就较有可能采纳。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站在专制统治者的立场来看,不论要求高低,都是对它有害的东西,都要加以反对。八九民运所提出的要求比要求分权更低得多,但结果又怎样呢?总之,如果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自我改良,如果把自己的要求自限于它能接受的程度,那么,不要说真正民主,就是连民主的第一步都不可能迈出的。唯一能迫使统治者让步的,就是群众力量。如果群众还没有力量,不论要求多么谦卑,统治者也不会答应。反过来,如果群众有了力量,并且直接向统治者挑战,最顽固的统治者都要作出惊人之举,作出巨大让步。最近波兰和东德的例子都一再证明这点。所以,关键其实在于怎样积聚力量。我们当然不能预先排除,在特定局势下会提出一些较低要求;但同样地,我们更不能预先就为自己穿上紧身衣,不管将来局势如何,不管群众的力量发展得多快多大,都预先把自己的要求局限于分权要求。只要时机来临,只要群众已经有了觉悟,我们都应当随时准备争取真正的民主制。

中国当代资产阶级是民主旗手吗?

其实,那些资产阶级代言人之所以拿分权来当作是真正民主要求,又或者拿「照顾现实」的借口来反对争取充份的民主制,说穿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实行真正的民主制。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这个新生资产阶级从头起就是拜中共「改革派」即走资派的路线所赐才发展起来的。他们的现成利益,需要这个现成的统治集团的保护(尽管为此要付出不少「保护费」)。根本推翻中共统治,这样会带来动荡、不稳。新的政府会保护他们的财产吗?这是没把握的。所以,他们现在不会根本反对中共,只会要求中共自我改良,尤其要求中共「改革派」上台。所以,万润南他们这样赞美赵紫阳,并不是偶然的。他们之反对推翻中共,同样也不是偶然的。何况,在一个宪法上明文规定工农当家作主、生产资料属于全民所有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如果要发展起来,就要公然违反宪法,就要防止工农群众起来要求政府贯彻而不是违反宪法;而资产阶级能够依靠什么人保护呢?除了中共,他们现在没有其他更可靠的保护者了。所以,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只有在工人处于政治无权的状态中,换言之,只有在维护现成的(但经过改良的)政权中,才能防止工农群众起来要求经济平等及政治平等。第二,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处于不利条件;在国内,他们要在占主导地位的国营企业的夹缝中,尤其在官僚压迫的夹缝中求存;在世界市场上,他们有强大的西方和第三世界的更富有和技术装备更先进的资产阶级作为竞争对手。在这个情况下,土生资产阶级要发迹,非要一方面跟中共官僚集团拉拢不可,另一方面又非要大大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率不可(近年私营企业中工人超时工作、童工、工伤严重等问题时有披露)。所以,资产阶级并不愿意争取让工人也有平等政治权利的民主制度,并不愿意中共政权被一个真正民主政权所代替。他们并不是民主运动的旗手,而是一个依附权势的无力的忠实反对派。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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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与中国革命

刘宇凡

一九八九年全民民主运动暂时失败了,可是,任何人都看到,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并未曾解决,反而因大屠杀而更形尖锐了。矛盾的再度爆发,只是迟早问题而已。那时候,民主运动一定会再度兴起。一切民主派从现在起就要为第二次的民主运动作积极准备,其中尤以思想准备为要。现在第一个大问题要思考的是:究竟中国应当走改良主义还是革命的道路?如果要走革命的道路,那么,这是一种怎么样的革命?革命的性质是甚么?

改良主义还是革命

八九民主运动虽然规模庞大,而且民众下了极大决心去争取自己的要求,可是,那些要求本身并不高(最有挑战性的要求不过是新闻自由罢了),而且一直采用最和平的方式,甚至从头起就坚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甘地主义。所以,这个运动的主流方向是改良主义的;领导者反对采用武力,更反对推翻中共(这个立场到六四以后才多少有了转变),只是企图用压力迫使中共软化,使之最终能接受民众的要求。这样的一个运动,本来不会根本威胁中共的统治。然而,中共却居然以大屠杀来回答民众!这难道还不能证明中共已经完全不能自我改良吗?

直到六月九日邓小平亮相之前,人们都一直寄望中共党内的「改革派」能够扭转乾坤。事实证明,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不仅不能阻止屠杀,而且自身难保,一下子就被打下了台。这说明了,中共的顽固反动势力是占了多大的压倒性优势!要知道,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其实完全不代表真正的民主改革派;它不过是官僚层中的温和派而已。称之为官僚温和派比称之为「改革派」更适合。(事实上,赵紫阳同邓小平并没有根本分歧。大家都要坚决捍卫官僚层制度。所分歧的只是统治方式略有不同罢了。他从来没有赞成取消一党专政;他甚至不曾支持过学生所提出的全部非常合理的要求。他最突出的一点,也不过是愿意承认学生的爱国行动,和反对四.廿六社论罢了。而且,即就这点而论,他也不过是表了态而已,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更没有公开号召全党党员起来反对邓小平。)

然而,可悲的是,中共连这样一个温和派都不能接受,而且不能容忍,还要除之而后快。现在,中共已经宣布清党了。党内那些已经不多的富于独立批评精神的党员一定会被清算。换言之,今后中共在朝向更腐败更堕落的官僚党的方向又跨前了一大步。今后中共官僚党同人民的矛盾一定会更尖锐;它阻碍中国继续进步的坏作用更明显。在这个情况下,一切民主派都要丢掉改良主义幻想,下定决心,起来革命,推翻中共官僚党的统治。

我们并不排除中共将会在压力下作局部的改良的可能性。或者统治危机再度爆发,或者群众运动再度兴起,在这些情况下,都有可能使中共党内温和派再抬头。如果邓小平一死,这种可能性就更大许多倍。不过,如果这种情况出现,革命者有可能需要暂时在行动上放弃革命的鼓动,可是,这丝毫不代表要在原则上放弃革命路线。因为,中共有可能在压力下暂时局部改良,但这并不代表它会自动放弃特权,相反,它定会坚决捍卫它的统治。要知道,「温和派」和顽固派之间并非隔着一条万里长城;它们彼此间可以随时互相转化。温和派可以变成顽固派,顽固派可以变成温和派;客观地看,他们有对立的一面,但更有互相补充的一面。统治者这样软硬兼施,恩威并重,才能达到痳痹人民的目的。邓小平就是最好例子。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后复出的时候,他不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吗?他不是为了打倒华国锋和缓和危机,而曾经支持过西单民主墙吗?在他统治下,中国不是进行着巨大的改革,思想控制不是「宽松宽松」了吗?后来又怎样了呢?这个「改革派」的急先锋不是一变而为顽固派的总舵手了吗?如果将来赵紫阳能够再上台,难道他不可能变成第二个邓小平吗?有甚么制度上、法律上的保证足以有效监督他呢?统统没有。只要中共仍然一党专政。那么,它随时可以单方面作改良,也随时可以单方面收回一切改良,人民永远只能俯仰由人,永世为奴。所以,仅仅在最高统治集团中拿「温和派」代替顽固派,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只有采取革命路线,根本推翻官僚统治,才能使中国有真正的进步。

革命的结局都只是重建暴政?

经过了几十年中共式的「社会主义」的经验,再加上文革这种假革命的洗礼,中国人不仅怀疑社会主义,而且怀疑革命。许多人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已经发生过许多次革命了,为甚么中国革命最后总是以暴政重新建立为结局呢?这是不是说,中国的革命总是跳不开所谓「皇朝循环」,永远只能在专制━━革命━━专制之间往复呢?我们在这里不能作深入探讨。我们只想指出:固然不是任何一种革命都能真正推动历史进步。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的确只能形成皇朝循环。但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却建立过民主。事实上西方民主就是革命所促成。而且,自从近代社会化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形成以来,中国早就和世界市场结合,早就有了初步工业化,它近百年以来的革命早就不是农民革命,而是像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农革命了。自然,辛亥革命和四七至四九年的革命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府。可是,从中能得出甚么结论呢?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或工农革命都能够直接建立民主政府,但不能反过来证明任何这样的革命只能以建立暴政为结局。有些革命是这样,有些却不是。就算是那些建立了暴政的革命,它也不是一点进步作用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推动民主。人类历史常常都是充满曲折、充满反复的。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不是经历一次革命就建立起来的,而是经历过好几次革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建立起来的。法国一七八九年的革命的直接结果是甚么呢?它立即建立了稳定的民主制度么?都不是。不到几年它就演变成专政,以后就变成拿破仑称帝。法国以后要再经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的革命,才比较稳固地建立了民主政府。我们可以说,法国共和政体是一八七一年之后才稳固地存在的。而这个成绩是纯粹依靠那一年的革命的吗?不是。如果没有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没有它对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作根本性破坏,王权就不会如此急剧衰落,民主力量就不会得到壮大。有些人认为,中国如果要革命,也应当学习英国一六八八年的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即实质上的宫庭政变。固然「光荣革命」多少推进了民主,可是,如果没有一六四○的流血大革命,如果它不是已经大大破坏了王权,大大提高了国会的权威,往后的「光荣革命」能够成功吗?前人耕耘,后人收获;这在革命的历史来说尤其如此。我们决不能如此短视,如此忘本,以为西方民主制度是依靠和平感化统治者或别的甚么戏法而换来的。

迎接中国第四次革命

事实上,今天中国革命能够最终争得民主,这种可能性,已经比过去大许多倍了。这是因为,中国的第三次革命(四七至四九年)尽管还是重建了专制,可是它毕竟建立了中国初步的工业化的基础,毕竟多少推进了历史进步。中国的学生、知识份子、工人阶级━━他们掌握了现代科技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技术,比农民更有力量争得民主━━人数尽管多么不足,毕竟比几十年前多了许多倍,民主的力量不是小了而是大了。有人说,中国无知的农民仍占多数,怎能争得民主呢?这些人忘记了:西方早期的民主革命,农民不是比现在中国所占的人口比例更大许多吗?知识份子不是更少些吗?当时不是差不多完全没有现代工业吗?为甚么它们终于能成功呢?其实,关键不在于农民是否占多数,而在于那最先进的社会集团、知识份子、学生、工人,能否对人民进行正确的教育,尤其是否能提出一条正确的奋斗路线。

一九八九年七月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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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奋斗还是「下海救国」?

刘宇凡

中国大陆上的贫富悬殊、官僚贪污腐败之猛烈,不断使最高领导人发出「亡党亡国」的警号。公款吃喝一年吃掉一千亿(是教育经费的三倍),公款旅游,公款购物,「三乱横行」,借检查、编书、办学习班、评比、考察、考试之名向下级摊派搜刮━━这是人尽皆知了。

但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指出来。那就是随着走资的「改革」日益大胆,各级官员种种化公为私、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就更厉害,以致大大冲击了原有的官僚在享受上的等级限制。从前等级森严,什么级可以坐飞机,什么级可以坐车子,甚至车子本身也分等分级━━那是人所共知的。这种规定自然令人作呕,但是多少对中下级官员的私欲作了一点限制。但是,在官员普遍经商谋私、或权钱交易的情况下,即使小如一个镇长、乡长、也可以坐奔驰、住洋房、出洋考察了。十五年的市场化改革,结果是越改官僚越贪污,胃口越大。

从前的官员只能把追求物质享受寄托在升官上面。升官才能发财。但是,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档箭牌下面,一切都可以「大胆试、大胆闯」,于是权力再加上买卖自由,各级官员便可以随时变着戏法去化公为私,大办公司,大炒地皮、外汇,大搞投机倒把等等,甚至跑到香港大炒房地产,令本港楼价步步高升。

市场弱化国家论

对于这种普遍腐败,不少人认为,解决办法就是「深化改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化市场改革,通过市场力量去弱化国家职能,逐步做到「小政府、大社会」。新的口号就是:一切商品化,货币化。权力万能由金钱万能代替,据说是一个历史进步。一位经济学家说:旧时代的「特权阶层」,因为其「消费特权受到(货币)冲击」,所以「往往设法限制」货币的作用。例如「我国到一九九三年六月才取消购飞机票的关于身份证明的介绍信(局级以上干部或高级职称科技人员);过去红旗牌轿车只有国家领导人才能乘用。相比之下,金钱万能和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不能说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但这又引起了另一种不平等,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然而,比较利弊得失,钱带给全社会的利益远大于它的弊端」。(注一)

这种观点同一些所谓民运人仕的观点不谋而合。一个民运人仕说:现在中国人不应走东欧、苏联的路,也不应走八九民运的路,而是应当跟着中共走和平演变的路。

不论「东欧苏联的路」与「八九民运的路」有何不同,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公开争取民主化。这个人所说的,就是反对再从事政治抗争和民主抗争,主张应当把精力集中在利用经济自由去经商,逐步扩大市场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同时逐步弱化中共专制。据说这就是最保险的道路。我们姑且把这种路线称为「下海救国」论。

外国的经验

笼统地说「市场经济弱化国家权力」,本身就大有商榷余地。我们看看外国经验,便不难发现,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竞争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的国家,其国家权力都是增加而非减少。一九一四年以前,资本主义国家预算通常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7%,但是战后一般高达20%35%,即使经过八十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七大工业国的政府支出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这事实究竟算是国家强化还是弱化?

退一步说,即使这个论断能一般成立,也丝毫证明不了单凭市场的自发力量就可以解决国家专制的问题。因为,这个论断并没有告诉我们,市场能把国家权力弱化至何种程度。弱化90%,也是弱化;弱化1%,也同样可算弱化。究竟那些人指的是哪一种?如果说它能大大弱化,又有何根据?其次,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市场能弱化那一部份的国家权力?是弱化它最坏的部份,例如它的镇压功能,还是弱化它比较有用的部份,例如它负起社会保障的作用,又或是对私营企业在环保、劳动等方面的监察?

回头看我们的神州大地,就不难发觉,虽然十五年的市场化改革,的确有弱化国家的一面,但是,同样不能否认,它也有强化国家的另一面,而且更要承认,往往是不该弱化的,它大大弱化了,而不该强化的,它却大大强化了。

最明显的就是,现在各个部门,中上级别的官僚,都实际上享有不同程度的投资权、引进外资权、输出资本权、甚而是借债、集资权。一些地方(上海等),连官员收受回佣也合法化了。而沿海的、高级的、有关系的官僚,自然实权更多些。这种状况,是「改革」前所绝对没有的。官倒、官商、官股之遍地开花,不正证明,国家权力在经济活动上的强化吗?同过去所不同的只是,从前(四九至七八年)国家权力的强化主要是表现在行政上、思想上的控制的加强,而现在则表现为国家机关率先经商致富,各级官员拼命在市场中兴风作浪,大肆搜刮。从前是权力万能,条子比金子更有效力,而现在呢,则是权钱结合,官商一体。中共官僚通过市场━━畸型的、受操纵的、没有自由竞争的市场━━剥削去最大部份的国民收入。这究竟是官僚国家的强化还是弱化?随便一个小官,甚而一个警察,都可以乱罚钱乱收费,这究竟是官僚国家的弱化还是强化?

市场化与国家强化并驾齐驱

事实上,市场化改革越深入,国家机关的规模不是越缩小,相反,而是越来越扩大。一九八○年中国干部人数已达1476万人,到了一九九一年,再跃升为3400万,增幅达130%。为此,每年需开支一千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单就中央政府而论,其机构规模据说比美国大三倍,比日本大九倍。而官僚机构日益臃肿,结果就是人所共知的效率下降、条块分割更严重、互相扯皮、文山会海。而尤其荒谬的是,越是贫穷的地方,冗官便越多。全国有六成半的县入不敷支,需要国家补贴,而入不敷支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机关冗官太多。例如西北某省游牧区的一个县,人口不足七千,但供养的官已近九百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2.8%,造成财政入不敷支。

由于机关既多又大,自然也造成行政管理费年年突破预算,会议费年年创新高峰。一个不断侵吞更多国民收入的官僚机关,能够说不断弱化吗?

放弃对社会保障的承担

不该弱化的国家权力,却在「一切商品化、货币化」的口号下逐步削弱。最明显的就是中共逐步放弃对人民负起就业保障、社会保障的责任。在「砸三铁」的旋风下,失业被宣称为企业改革的灵丹妙药。新的医疗保险制度,使广大职工丧失了泰半的医疗保障。八十年代成立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规定工人要供款(从前不必供款也可有相当的保障),而在低工资政策下,这不啻是剥削工人。住房在「商品化」的政策下,廉租住房渐成过去,而工人又没有钱买商品房。至于对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在环保、劳动安全、儿童妇女的保障等各方面的监管,就更加日益松懈(只要想想去年的葵涌大火就可想而知了)。

中央政府弱化,地方政府强化,这也是市场改革的后果。然而,这样一种变化,也不见得就有利无害。这种局面使各地官僚为了争学四小龙而大上项目,造成投资过热,经济混乱,浪费资源。对于官僚和那些投机商人来说,这种情况自然可喜可贺,但对于饱受通胀之苦的普罗大众来说,这种中央政权的弱化,不见得就值得支持。

「下海救国」对谁有利?

诚然,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经济自由,多少减弱了国家专制。但是,能够真正大大利用这种经济自由的,主要还是官员和新生资本家,普通人无钱无权,「下海」简直是梦想。他们顶多能利用一下兼职自由、摆摊自由吧了(自然要以受到有关部门的官僚剥削、刁难为前提)。然而,对人民来说,经济自由化同时也意味着有「自由」失业,有「自由」吃通胀之苦,有「自由」丧失住房权利,有「自由」买那高不可攀的商品房。

总之,我们所目睹的,就是市场并没有那种神奇力量,能够真正弱化中共的专制国家。相反,在政治上,国家的权力和压迫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是大大加强了。自从八九年六四以来,中共五年来都在释放部份民运人仕的同时,又不断搞新的逮捕、新的监禁。最近更在美国国务卿访华前后大举逮捕民运人仕。尤其讽刺的是,这种政治上的镇压,是同更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并进的。「市场弱化国家」论又作何解释?

那种拿「经商救国」来代替民主奋斗的路线,固然反映一部份民运人仕的消极情绪,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反映社会上的新生资本家的真正愿望。对于那些只顾发财,甚而是企求官商勾结的资产阶级来说,「下海救国」论最合他们的胃口。而所谓「金钱制约权力」论,其实也只适合资本家的口味。因为,普罗大众根本没有多少钱可以去制约权力;何况,也不是任何一个铜板都具有等份的力量。只有当金钱能化为资本的时侯,才能多少起到对权力的制约。而一旦这样一种制约出现了,人民未必得到很多好处,而坏处却有不少。因为,现在广泛流行于全世界资本主义的金权政治,将会以十倍的丑恶出现于神州。事实上,从「领带大王」当选人大常委,从无数港澳大小资本家与大陆官僚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的现况看来,说「金钱制约权力」,不如采用流行语更适合,那就是:权钱交易,权钱结合。对于资本家来说,那的确是福音。世界的(包括原大陆上的)资产阶级,五十年代以来用尽一切政治,军事手段都无法使中共恢复资本主义,而现在呢,却目睹中共自行和平演变了(指经济上的和平演变,那就是走资)。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达到目的,那么,还需要什么抗争呢?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还来不及呢!

结语

虚症宜补,实症宜泻,才是对症下药。今天,中共所代表的官僚集团,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身上的大毒瘤。必须使用政治抗争的办法,把这个官僚集团根本铲除,建立真正属于人民的民主政权,才有可能拯救中国。

那些主张跟着中共和平演变,反对进行集体的民主抗争的人,无非是害怕牺性,害怕流血,害怕动乱。他们也像中共那样,把「稳定压倒一切」挂在口边。但是,一天腐烂的中共政权仍然存在,一天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稳定,真正的长治久安。官僚日益通过经济自由去侵吞更多国民收入,这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根源。期求在中共治下可以达到长治久安,那不啻是缘木求鱼。中国人民必须打破那种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幻想,真正拿出主人翁的气概,大胆进行民主抗争,才能打开出路,才有可能最终得到长治久安。

自然,今天中国的状况,使政治抗争不易,但不易为不等于不能为。事实上,今天同十多年前相比,政治抗争的空间并不是小了,而是多少大了。自然,公开的、集体的政治抗争现在很困难,但是分散的、隐蔽的,尤其暂时限于探索、学习、研究、宣传的政治活动,却不算很困难,而其中尤其需要探索总结的,就是八九民运的经验,东欧苏联的经验。要研究:这些经验是否真的证明,公开的民主抗争与群众运动是不好的?是否和平演变才是出路?

此外,近年来在各地出现的零星的群众性经济抗争(农民抗税,工人反对失业、反对剥削),既反映社会矛盾已经高度尖锐化,也反映人民的自信心和觉悟都比过去提高了。所有以民主奋斗为职志的人,都有责任同群众这些正义的自卫反抗结合起来,并且逐步将他们引导到更高的民主抗争的目标上。如果有了正确的目标,群众运动就是一个最有力,最有建设性的力量,是新社会在腐败的旧社会中的真正代表者。

一九九四年五月八日


注一:<<什么决定价格>>,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九三年九月,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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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八九中国工运初探

楚风

八九年的民运,由学生首先发动,继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声援和参与,而这些声援组织中最富有意义的要算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及各地迅速冒生的工自联。在短短数十日内,北京工自联已演变成具有自主工会的雏型。不过,随着政府的武力锁压及其后的白色恐怖,工自联跟学生组织一样迅速被瓦解。虽然工自联在八九民运中被视为「配角」,然而后八九的社会运动中,工人阶级愈来愈占据重要位置。而八九年学生的躁动情绪很快地消饵掉,更多的大学生投入了经济大浪潮之中,他们在拥护经济「改革」的大方向下,努力开拓个人的经济事业前程,努力融入正在冒起的中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队伍之中,而他们不少人相信「自由经济」有助中国民主化,却无视「自由经济」的工业关系中的反民主,以及资本对社会关系的宰制。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却愈来愈浓烈。企业为工人提供的生活保障,被政府视为包袱正被大幅削减;飞升的通胀;忽略工人权益的经济政策等等。这一切迫使工人作出反抗,各地集体上访,罢工事件不断发生。而八九年后,亦有不少独立劳工组织涌现。虽然这些组织人数不多,组织并不成熟,且与全国各地的罢工事件未必有直接的关联。但这些组织的主张和纲领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为这代表一些有意推动中国工运的人士的看法,预示着未来中国工运的某些可能面向。本文将介绍数个后八九的独立劳工组织的主张或纲领,并就其某些面向作探讨。不过,由于资料不足,本文的探讨将是初步的,而且不够全面。

中国自由工会

中国自由工会(注一)筹备委员会成立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筹备人员宣他们的工作对象是所有的劳动者,现阶段主要以国营(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为主,并以行业划分为不同的系统,主要针对重工业(机器制造业)以及公共交通系统。工人中的偏重于中下层,即收入低,劳动条件差劣的工人。

中国自由工会主要发起人是刘京生、胡石根、李全利等人。而刘京生同时又是地下组织中华进步同盟的核心成员,胡石根则是自由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中国自由工会成立后于前二者,三者关系密切。

中国自由工会的主张和诉求可以从《中国自由工会筹委会倡议书》,及在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书面发言中看出。在《倡议书》中,中国自由工会猛烈抨击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及中共,指中共是实行一党专治的独裁统治,工人阶级的最大压迫者和削剥者,全总是其帮凶。《倡议书》中宣称,中国自由工会将致力保护工人阶级的经济权益(如工资、福利、扩大社会救济、充分就业及自由择业等)、政治自由(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

中国自由工会于国际劳工组织的书面发言(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中,指出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工人的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相反权益问题愈来愈严重。中国自由工会对现行经济「改革」提出了质疑,并指出这「改革」只是为了挽救中共的统治权力而进行。

不过,中国自由工会对经济改革如何进行,从笔者所能获得的资料,似乎并无具体主张。只是强调反对改革中牺牲工人的经济权益。但是,在《自由论坛》(由中华进步同盟的部份成员所出版)的一篇《也谈改革》的文章中,或许能从侧面反映中国自由工会部份成员对改革的态度。在《也谈改革》一文中,作者指出「必须让改革朝着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的方向前进,而那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将工人变为少数人升官发财的剥削压榨对象的『改革』则将遭到工人阶级的坚决反对。」但作者又说:「如果你们非要卖资本主义的狗肉却还要挂社会主义羊头的话,那不如干脆挂上资本主义的狗头,我们将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财产归人民所有的原则取回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份,大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的竞争。」「总之,不管你搞甚么主义,能给多数人带来好处,能使国家发展的更好、更快,我们工人就支持,反之,我就反对。」

一方面,《也谈改革》的作者大山认为社会主义应有利于工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不坚持社会主义,只宣称若搞资本主义,就在国家财产中取回工人应得那份。

总言之,中国自由工会批评中共政权独裁及压迫工人阶级,其选择正面(虽是地下形式)抨击的方式。中国自由工会主张保障工人权益,亦明白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有利于工人阶级。但是,却对具体的经济制度没有明确主张。由于中国自由工会对中共的猛烈批评,以及和其他地下政党密切相关,终于一起遭受严厉镇压,胡石根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刘京生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李全利判处管制二年。

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

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筹委会(劳盟),主要等备人员包括刘念春、王仲秋、袁红冰等,劳盟宣称凡是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付出了智力和体能的人都是劳动者,其成员包括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商人。故此,严格来说,这不能算是自主工会组织。不过,劳盟宣称特别关注社会中下层劳动者的权利的确立和组织力量的形成,又声明协助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建立独立的利益集团组织。因此,我们仍可称劳盟为劳工组织。

劳盟的纲领和主张比之中国自由工会较为完备。劳盟有四大纲领: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民族复兴。内容包括保障劳动者结社、罢工、集会权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抑制贫富悬殊的扩大,打击党政干部贪污腐败的行为,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等等。

劳盟与中国自由工会有个很大差别,就是劳盟对「改革」大加歌颂,它认为中国自八十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取得了一个重要成果,那就是:「一定程定上确立了市场经济的观念。」在《劳盟四大宗旨》中,其所谓的经济自由,便是主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并主张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劳盟在其《宣言》中,除了提倡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外,花了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去反对它所说的「极左思潮」,它宣称近年来「极左思潮」出现了一个值得全社会严重关注的动向,那就是表现出对劳动者权利的「关怀」,对腐败现象的「愤怒」。劳盟称此种「关怀」和「愤怒」的实质是否定「改革」,企图把中国拉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绝对平均主义及重新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劳盟宣称它反腐败,也强烈反「极左思潮」,而其反对腐败,「是为了使改革开放不死于腐败」。

劳盟实质上是主张以私有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它对工人的关怀,不过是一种救济式的「人道」的关怀;它虽主张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却无视大规模私有化对工人所将来的冲击和剥弱工人的经济权利。(注二)

劳盟极力主张「经济自由」,它主张国有工商业资产全面股份化,部份分配给劳动者;确立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但是,无论工人、农民可分得多少股份或土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很快就会被资本家兼并其股份,而所谓摊分部份股份给劳动者只是私有化的一个环节而已(值得引以为鉴的是俄罗斯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并把大量国企私有化,部份股份更分配给工人,而结果却是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化,贫富悬殊。而得益的只是少数的暴发户,换上新脸孔的旧体制下的官僚,以及外国资本家)。

劳盟主张政治民主,但它对经济民主却无甚兴趣。劳盟宣称关注工人的权利,但《宣言》、《纲领》、《宗旨》中,对中国宪法及法律之规定工人享有的民主管理得不到落实只字不提。劳盟崇拜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它认为工农阶层(劳盟不用「阶级」二字去形容工人,或许是基于其所谓的反「极左思潮」)投入资本主义机制,可摆脱贫穷,只要有「人道」的关怀,「普遍的幸福」将会降临。然而,却无视东欧国家步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后,工人的普遍贫困化。而资本主义之下的利益竞争,工人是注定处于弱势的位置,即使完全打倒了官僚特权,给予工人「人道」的救济,资本家的金钱权力在竞争游戏中,仍将处于宰制的位置之中。

劳盟的主张虽与现行国家制度有很大差异,但它却极力宣称不打算挑战中国政府的政治原则并正向政府部门递交成立劳盟的申请书。不过,其主要成员亦终于遭受拘捕,部份更被判处劳动教养(最高三年)。

打工者联合会

打工者联合会(打工联)是一个并不著名的独立工会。不过,它却尝试较为切实地去做组织工作,而中国极可能有为数不少的这类组织。打工联是由一批刚从大学毕业出来不久的大学生和工人所组成。他们在深圳出版地下工人刊物《打工广场》、《打工通讯》,尝试组织工人,其主要的组织对象是外来工(主要为民工)。

打工联的刊物对深圳外来工的处境有强烈的针对性,它列举一些个案,说明工人权益如何遭受侵犯。它批评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官方偏袒资方,并呼吁工人看清资本家的本资,起来争取自己的应有权益。打工联的刊物中没有全面的纲领、主张,但在文章中却显出浓烈的阶级意识。它指出:「打工者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所以,打工者天生就是斗争者,因为不斗争就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不斗争就没有做人的权利。」(《打工通讯》P.1

打工联最终亦难逃过被镇压的命运,打工联三名成员于九四年五月被公安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国有企业工人的抗争

由于外界对国有企业工潮所能获得的资料很少,所以本文只能对国有企业自发的组织活动作简略的采讨。

官方刊物及香港传媒的报导中,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工人具有甚高的抗争意识,而他们也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也许有些组织知识是由文革等政治运动搞串联而传承下来的)。他们亦会藉一些网络(如工人互助会)进行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据日本《朝日新闻》透露,现时中国有十四个省自治区有工人自发组织的自力救济式的劳工组织,他们多由国企工人组成。

国企工潮中,工人的诉求一般可归为以下几点:要求发放求欠薪;要求生活保障;抗议管理人员滥用权力;要求更换企业领导人;反对贪污腐败等。有些人在提出诉求时,指责官方声称工人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但却名不符实,他们要求工人能真正民主地管理企业。

国企工人是经济「改革」受到直接冲击的一群,过往企业还存在着形式上的民主管理,现时转换经营机制,不少国企连这些形式也省回来。而现时城市不少新政策(如住房、医疗)亦对工人十分不利,政府把以前不少由企业提供生活保障剥夺掉。因此,国企工人普遍对政治、经济地位的下降感到不满。正因为这样,他们成为对抗政府不利于工人阶级政策的主要力量,而且他们不少具有经济民主的意识。

结语

后八九的工运,工人的抗争力量有愈来愈强大的趋势。然而,工运前景并非一片光明。波兰团结工会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波兰团结工会在其初期还主张经济管理的社会化(经济民主、企业民主),但是,它作为波共的对立力量,最后产生了一个右派政府(现已落台),牺牲工人利益,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最后背离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而一些波兰团结工会的基层工会亦终于起来罢工反对其政府政策。

中国工运会否步上团结工会的后尘,目前尚不能下判断,然而情况却是令人担忧的,部份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右翼知识分子开始表现出对工人运动的浓烈兴趣,他们倾向把工人阶级视为利益群体,他们虽声称争取工人的罢工权、组织独立工会等权利,但却对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毫无兴趣,或者把之视为一种简单的交易关系,在这种交易关系中只要对工人稍加保障便没有问题了。虽然这类知识分子还没有强大的基层组织力量;虽然他们的口号比全总体制内的改革派(主张企业民主管理,外资及私营企业实行集体谈判、认同罢工权及工会自主等)还要落后,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却有很大的市场。而他们之所以这么看重工运,其根本原因是他们视工运为对抗所谓「保守派」,打破中共的以工人「当家作主」的意识形态神话,突破中共政治僵硬体制的一个有力工具;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及经济权利作为出发点。

不过,情况也许没有那么悲观。中国工人具有强烈的反剥削、反特权、反压迫传统,这在四九年以前、五十年代、文革之中,均曾显示出来。一旦这种力量串联起来,它将有力地促进社会平等和公义,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及政治的民主权利。

一九九五年八月


注释:

注一:「自由工会」这个名称其实具有相当的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味道。一些反共工会往往喜欢自称为「自由工会」,以别于共产党国家受官方控制的御用工会。国际自由劳联(ICFTU)便是「自由工会」的国际阵营,以别于以前受共产党控制的世界工联。不过,事实上除了国际自由劳联在欧业的属员具有较高自主性外,国际自由劳联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所谓「自由工会」阵营,很多并非植根于工人阶级的工会,有不少要么是政府的御用工会,要么是亲资方的「黄色工会」,如印尼、台湾、南韩的全国总工会,其角色可说是政府、资方透过其控制工人,多于为工人争取权益。因此,在现实中「自由工会」反共的意味多于其他,并不能表达工人自治工会的意思。反之,一些「自由工会」的对立工会,如台湾的自主工联、南韩的独立工会联盟,甚至一些亲共产党的工会,如印度、尼泊尔,更能植根工人阶级。由「工人自治联会」到「自由工会」,这在名称上是一种退步,而非进步。

注二:笔者并不反对市场经济,只要它是以基层人民为主导的。笔者反对的是以资本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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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篇

河殇与中国出路的问题

南产

北京的电视片集《河殇》期望「播出后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撰稿人苏晓康语),这目的是充份达到了。它所引起的评论盛况,至少在中国电视片来说是空前的。许多人称赞它忧国忧民的热诚和批判传统的勇气,也有人批评它某些见解的偏激不当,甚至有大官僚骂它「诽谤伟大的中国人民」。我觉得,在电视上出现这样一套「呼唤全民族反省意识」的片集,自然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那些官僚统治者骂它「诽谤」,只能再一次暴露出他们自己的不可救药。不过,就思想内容而论(摄制者有意「把思想这个元素放在第一位」,「把各种理论、思考的信息大剂量地引入电视屏幕」,使它的播出「成为对民族历史、文明、命运的全面思考」),我认为《河殇》没有多大价值。我下这样判断,不但因为它的主要见解很成问题,而且因为它并不能真正帮助人们去深入思考和找到出路。

《河殇》促使人们思考两个中心问题。第一,几千年居于文明先进地位的中国,为甚么变成了世界上一个落后的国家?换句话说,为甚么中国迟迟不能转化为工业社会,远远落在西欧后头?第二,为了促使中国现代化,必须打破哪些主要的障碍?前者是理论的问题,后者是根据理论所定出来的实际路线问题。这两个问题提得很好。这正是最迫切需要中国人深入思考的大问题。但是,大家知道,这并不是甚么新问题。不但不是《河殇》首先提出来,而且不是最近十年(在这所谓「新时期」里)才提出来的。事实上,一切有思想的中国人早就在思考这两大问题,尤其是那个实际行动的问题。这至少已经有九十多年,最晚甲午战争过后就开始了。人们不但思考过,而且作出过结论,还根据各自的结论实际行动了,有过很激烈、很大规模的行动,而且不止一次造成了中国相当重大的改变,只是到今天还没有把问题解决。我们来看看,《河殇》对这两大问题有甚么见解,对前人的见解和行动有怎样的评论吧。

《河殇》接受西方一种历史观点,认为人类文明分为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两大单元,现代工业社会,包括自由、民主和科学,就是海洋文明的产物,而中国则是内陆文明的一个优秀的代表者。《河殇》利用美术的技巧和类似诗歌的语言极力歌颂海洋,埋怨内陆。诗歌和美术都容易激发感情上的共鸣,但决不能作为解决理论问题的工具。把一篇讨论既复杂又深奥的大问题的论文写成好像浪漫的抒情诗,它的价值不会比彷佛科学论文的诗篇更高。

按照《河殇》那种海陆史观,人类最伟大的文明应该发生而且一直维持在太平洋那无数海岛上(例如《河殇》所提到的复活节岛),至少是现代工业社会(即资本主义)应该首先发生在那里。但事实并非如此。《河殇》的海陆史观把海洋、贸易、近代工业、科学、民主互相之间的关系夸大到距离事实太远,简直把它们融成一片了。第六集《蔚蓝色》的解说词里有如下一段话。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正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从十五世纪开始航行于海天之间的那些帆船,既揭开了世界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帷幕,同时也运载着科学和民主的希望。蔚蓝色就像这小帆船,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这段话的头一句大体上没有问题(我们不想计较小问题,例如航线的开辟怎算是「社会」前提。航线的开辟本身是一种社会制度或者社会集团吗?),跟着的话就实在令人惊讶了。十五世纪从欧洲开出来的那些远航帆船上面载着「科学与民主的希望」吗?船上谁的伟大头脑里装着这种希望?当时近代科学和民主都根本还没有诞生(伽里略都要到十六世纪下半才诞生),就有人在「希望」着了?谁这么伟大?是那些海盗与商人二位一体的船长和船员,还是那些被可爱的海洋文明「邀请」来的内陆人━━黑奴?也许船上运载着的是超乎人体之外的「希望」的「灵光」或者圣灵吧?就像《河殇》解说词里面屡次出现的那个伟力无边、有情有性但是虚无飘杳的「历史」一样。

从十五世纪开始的西欧航海事业的大发展(远洋新航路的大发现),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因素之一。但是,像《河殇》那样,以为哪个国家首先大大发展了海外贸易,从中积聚了大量财富,它就首先工业化,却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是英国,但是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的巨大发展却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都早于英国。无论从欧洲去美洲还是绕过非洲南端来亚洲的新航线,都是西葡两国人开辟的,他们占领的殖民地也最多。在公元一四九四年和一五二九年,西葡曾两次签订条约,把全世界划分为分属两国的发展殖民地的范围。但这两个商业资本的强国无论在本国还是在殖民地都没有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在本国仍旧是封建农业和小手工业,在殖民地用奴隶去经营种植园和采矿)。跟着荷兰兴起,从西葡手中夺取了许多殖民地,成为最强大的海外贸易国。当时荷兰国内的工场手工业也相当发达,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荷兰都是欧洲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但是工业革命毕竟是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商业最发达的荷兰。其中道理主要在于:商业资本主义同工业资本主义之间有不小的冲突,荷兰一直到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都由商业资产阶级支配着,而英国的商业资本家势力不那么强大,没有障碍住工业资本的发展。如果依靠海陆史观,这一切都无法解释。可见,即使是欧洲各国的兴衰,也不是海陆史观解释得了的。

《河殇》的作者们对中国落后的解释是够简单的:

「十五世纪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世纪。人类开始把眼睛从大陆移向海洋。不管是对东方,还是对西方,历史都公平地让它们进行了一次选择。无论是太平洋、印度洋,还是大西洋,都对大陆上的民族敞开着胸膛。」中国人并没有谨遵孔夫子「非礼勿视」的教训,不是对那美丽的胸膛不肯一顾,事实上比西欧各国更早就到那海洋的胸膛上探险了。那就是一四○五年开始的「三保太监下西洋」,比欧洲的「地理大发现」还早了八九十年。可惜的是,这支比后来欧洲的探险船队强大许多许多的船队,并没有像欧洲船队那样给祖国带来金银财货和殖民地,却把这一切利益都留下给欧洲人去拾取。「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曾经在这个星球上遥遥领先的中国文明,也因此不得不准备接受屈辱和被动的命运。将近五百年后,北洋水师在……甲午大海战中全军覆没。……其实早在……郑和的时代就已经注定了。」

一种恰像广东俗语「执输行头」那样的悔恨心情活现在《河殇》的解说词中。但是这种心情对于深思和理解并没有帮助。倘若没有十五世纪开始的海外贸易和掠夺,就不会有后来十八世纪西欧那样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大概要推迟,具体的过程也会不同),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河殇》认为错过了十五、六世纪向海外发展的机会这一个因素,就足以决定中国后来的长期落后,在十九和二十世纪陷于那样的失败和屈辱,那却是另一种见解,决不是前一见解的合理推论。《河殇》特别用甲午战争来指出中国的落后和失败,却忽视了下述的重大有关的历史事实。甲午战争的胜利者日本,尽管是个岛国,却和中国一样并没有在十五、六世纪向海外发展。十七世纪开始的德川幕府统治,特别尊崇朱熹的儒学思想,并且采取了锁国政策。后来日本在和西方势力重新接触中,正像中国一样地被动。西方资本主义来到日本「叩关」,比来中国还晚了十年以上。但是日本马上实行维新,才三十年就实现资本主义化了。为甚么十五世纪的历史对于四百多年后的中国命运有那么强硬的决定作用,甚至连一个战役的结局都预先注定了,对日本却大大不同呢?难道这可以用甚么「情有独钟」之类的话来解释吗?

日本并不是唯一的反证,我们还可以从欧洲找出更多的反证。前面已经指出了,首先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的英国并不是十五世纪向海外发展的倡导者,优先并且充份利用了十五世纪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国不久以后,尤其是到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却大大落后了。再拿德国和俄国来看。它们完全没有利用十五、六世纪到海外去发展,它们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很久才资本主义化,但是都比中国成功得多。

为甚么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和北美许多国家都能够跟着实行工业化成功,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一般都长期落后,但亚洲的日本却成为例外?想找出合理的解释,一方面要考虑各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等的特点,另方面也要懂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每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或不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成份)和前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交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资本主义成份的生长和扩大(对前资本主义成份的侵蚀、改造、取代)的成功或失败或半途停滞的表现。这两种成份的交互作用不但在一国之内进行,而且在国际之间进行,有时国际间的交互作用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海外贸易和掠夺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有极大的帮助,反过来也是各殖民地的长期保持落后状态的决定性原因。欧洲和北美的后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统统受到英国和其他较先进国家的影响(既有剌激、帮助,也有竞争、阻碍),但是后进者没有沦为先进者的殖民地,或者很快独立(如美国),先进者不能用暴力任意掠夺后进者和阻碍土著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当时先进者本身经济实力有限,也不能用经济力量把后进者完全控制或窒息。因此欧洲和北美许多比较后进的国家都能够发展成功。日本和印度的最大分别就在于印度沦为殖民地而日本没有。中国也没有沦为正式的殖民地,但中国这块大肥肉对资本主义各国的吸引力太大,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真是不遗余力,虽然由于互相竞争而任何一国都没有做到正式把中国收为殖民地,却分工合作地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实际上可说是各国共管的殖民地,或如孙中山所说的次殖民地(比单独属于一个主子的殖民地还不如)。在中国近邻的瘦小的日本,对那批资本主义海盗的吸引力相对小得多,而海盗们当时的实力也还有限,同时日本的封建统治对于维新的阻抗力又没有中国那么顽强,这一切因素合起来,就造成了日本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成败的不同。《河殇》完全忽视了先进国侵略这个巨大无比的因素(它只偶然提到海洋文明与内陆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也抹煞了一百多年来中国种种现代化思想和实际奋斗的存在,才得出那种浅薄可笑的结论,把儒家思想、内陆文化甚至人的素质当作终极原因,甚至一再宣扬五百年前已经注定的宿命论观点。

如果《河殇》的见解错误限于历史解释方面,问题还不很严重,更不幸的是,它根据同一错误的观点,对今天中国的出路问题也提出了很错误的意见。

有人觉得《河殇》把中国描写得一团黑暗,其实它对中国过去的描写也许是太黑暗了,对中国的现状(尤其是中共现行的路线)的描写却相当美好。尽管几千年中国都受那「保守」、「内向」、「听天由命」的内陆文化笼罩着,「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由于中共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国的「新纪元」开始了,中国接受蔚蓝色的海洋文明的邀请,走上开放的光明大道了。对于现行改革政策,《河殇》大体上都满意,只希望改革路线撤底执行,抛弃担心中国人变成不是中国人的心理,再进一步去改革公有制,而且「不再捉弄中国的知识分子」。

错过十五世纪的历史机会已是追悔莫及,好在「命运正在把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赐予我们」。甚么机会呢?「日本正在向美国和亚洲四小龙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西太平洋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舞台」。「我们今天也终于懂得了要去参加国际大循环」,「要去搞外向型经济」。我们再不可以「捂着自己的市场」,再不该「担心肥水外流」,「要让世界走进中国,否则,我们将再一次坐失良机!」如果我们(不是《河殇》)用简单一句话把这条路线总括起来,就是「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十年前,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篱墙重新回到世界上的时候,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是多么惊讶地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竟那样发达,人们竟生活得那样富裕!」所以,知识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响往于资本主义是不足怪的。但是,「摧毁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手里」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看得更全面、更深、更远,应该懂得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懂得当代资本主义贫国与富国尖锐对立的根源,以及这种对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不可克服性。拉丁美洲几百年来都够开放,够外向,可是始终挤不上先进国之列。这些国家也有相当程度的工业化,尤其是二次大战之后,但是始终摆不脱新殖民地的地位,外债高筑,国内贫富悬殊,没有民主……。台湾和南韩也有不少的问题。香港和新加坡确很繁荣,但是解放前上海也很繁荣,比当时的新加坡和香港更繁荣,可惜无法带领全中国都繁荣起来。香港至今仍是正式的殖民地,另外三小龙也都是新殖民地。一个十亿人口的中国,居然想去效法亚洲四小龙或者阿根庭、巴西、墨西哥一类拉美国家,想去同它们竞争,甘愿让美日等帝国主义渔翁得利!讲甚么气节和国格,也许像传统文化一样属于过时了,但相信这条道路的学者精英们的历史眼光和经济理论到底属于甚么牌子呢?大慨在他们看来,关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等价交换、资本主义剥削等等理论统统变成早该抛弃的传统文化了吧!这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现象的一部份。

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伪社会主义自然可以把国家弄得比许多新殖民主义国家更悲惨,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不如就选择甘为新殖民主义国家的道路吧!财产国有制可能陷于官僚专制,但决不是必然陷于官僚专制。真正的工农国家理应比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民主,理应让劳动人民有最大的自由,最有机会发挥每人的才智,把一切资源作最高程度的利用,把全体人民的生活作最大可能的改善。因此,人民去同时争取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和这一切,是可以成功的。反之,资本主义表示一定要让不小的一部份财富被资本家浪费和抽到外国去,同时表示劳动人民普遍的受压制。如果把中国现有的国有制改变为私有制,决不表示经营效益必定提高,而是表示国有的财产马上被那些官僚、资本家和「倒爷」(不事生产的商业投机者)正式霸占,表示劳苦大众连现有那一点可怜的生活保障都失去。对外资全面开放的结果,决不是外资全面涌入,经济全面繁荣,而是一切最有利可图的部门都被外资操纵,成为外资的吸血管,而一切与外资利益冲突的部门都被窒息。已经发展到晚期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资本主义,早已有足够力量对中国或任何一国做到这样的全面占领了,只要你完全开放就行。这种「改革」所能够确实保证的自由,就是在饿死与接受残酷剥削两者之间自由选择。其实,落后国家既不应该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也不应该对外完全开放,而要在全国统一计划之下,有控制地进行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像《河殇》那样主张完全开放,结果只会令中国再次沦为半殖民地。

对于上述的一切,《河殇》一点也没有帮助大家去认识和思考,反而无形中推动大家朝向那陷阱走去。所以,对于《河殇》的播出,应该说「河殇何伤?」,对于它的思想内容,却不能说「何伤之有!」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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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不是伟大的革命家

向青

大概许多读者会觉得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难道毛泽东算不算一个伟大的革命家还需要讨论吗?古今中外曾有几人达成了像毛泽东那么大的革命事业?毛泽东生在一个平凡的、只略为富裕的农民家庭,只有中级师范的正式学历,后来从事工农运动,经过二十多年艰苦的奋斗,成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享有无限权威的最高领袖,在整个中国大陆夺取了政权,实行了天翻地覆的社会改革。他所领导建立起来的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政府。一百多年来,中国在外国侵略之下沦为半殖民地,受人欺负和看不起,在他领导下才变成外人景仰或畏惧的对象。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干了这么伟大的革命事业,称为伟大的革命家,难道还有疑问吗?

评价的标准

如果把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也就是毛泽东的革命目标,仅仅了解为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即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束缚和铲除地主阶级,那么,毫无疑问,毛泽东已经完成了革命任务,是个有辉煌成就的伟大革命家。可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和整个共产党都宣称信仰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他们所提出来号召群众的革命目标,远远超过民族解放和铲除那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而是首先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着农民对一切剥削者实行专政的政权,然后使整个社会朝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前进。因此,评价毛泽东,应当根据共产主义革命的标准,看看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在推进共产主义革命的事业上成就了多少,尤其要看是否符合这个历史方向和基本原则。谁都知道,共产主义还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实现。所以,我们就要研究:毛泽东是不是始终都忠于共产主义的事业呢?是不是始终都为工人阶级和一切劳苦人民服务呢?是不是选择了现实条件下最好的道路去朝向共产主义这远大目标前进呢?

在那些反对或者不再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看来,毛泽东是不是忠实的共产主义革命家这问题并不重要。他们反倒觉得,如果毛泽东不坚持共产主义,那才是难得、可贵或者伟大之处。但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今天中国和全世界的形势让我们更坚决相信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而不是中国、苏联等国曾经实行过的那种假冒的共产主义﹞才是出路,所以,我们要拿这个标准去评价毛泽东。况且,不管实际上怎样,毛泽东和他的门徒﹝邓小平以下﹞始终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并且凭着这个资格要求人民服从他们的「领导」,所以,研究清楚他们真实的政治身份,即使对于并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也是有用的。

毛泽东对革命路线的贡献

毛泽东一生事业中最辉煌、最不容怀疑的成就,自然是打倒国民党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实行一切进步的改革,朝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先决条件。这一步成就是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才得来的。自从中国出现共产主义者小组,筹备建立共产党的时候起,他们就认定必须首先打倒原有的反动政府,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怎样做到这一点,是中共首要的路线和政策的问题。在二十多年的奋斗历史中,中共不但要同强大的外面的敌人﹝北洋军阀、国民党、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战斗,而且要解决许多内部的路线争执,克服许多本身的错误政策。它曾经走过不少不必要的弯路,付出沉重的不必要的代价。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并非从头到尾都掌握着党内领导权,也不是从头起就懂得他后来行之有效的那条路线的。他的路线和领导权在一九三五到三八年间才确立起来。那时以后,中共才有迅速盛大的发展,一直达到四九年成立新中国。

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之间,中共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加入国民党,实际上丧失了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变成替资产阶级国民党服务的苦力;经过一度发展后,在国民党「清党」打击下遭受惨败。在这段时期,毛泽东虽然也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但既不是中心人物,也不是有什么独特主张、特别受人注意的人物。对于当时中共屈服于国民党的整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也没有提出过反对意见。后来中共大事吹捧的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服告》,毛在其中赞扬农民的革命行动,驳斥右派对「过火」的指摘,不过反映当时中共群众工作者里面相当普遍的起码的革命意识而已,并没有达到反对当时由共产国际所决定的那整个右倾路线的程度。到了武汉的左派国民党政府已经开始反共行动,但还没有彻底公开清共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只不过于七月四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者投到亲共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实力而已。这意见并不能解决怎样挽救整个革命失败的问题,当时也没有受到重视。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通过反共清党的决定,次日公布。这标志着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也是中共路线的转变点。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并没有了解到整个政治形势已经转变为反革命,并不是采取退守的路线,保存实力,整顿队伍,检讨革命失败的教训,为将来革命运动的复兴作准备,反而以为革命转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到处拼命发动冒险的暴动,结果使党和工农群众遭受更惨重的损失。最荒谬的是,那时整个国民党,除了宋庆龄和邓演达等孤立的个别分子以外,都公然反革命了,共产党已决定进行「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而且要通过暴动来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府了,却足足有两个多月还继续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企图复兴左派国民党。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正式规定八月一日为解放军建军节。现在大家都知道,选择八月一日,是因为一九二七年的那天中共首先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可是一般人不知道,当时南昌暴动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举行的,暴动后并不是宣布成立工农红军或者人民解放军,而是成立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连国民党的将军张发奎﹝他并没有参加暴动,反而正在庐山同汪精卫等开会,商议反共军事策略﹞的名字都写进委员名单,希望能把他争取过来。在这样模糊的政治基础上举行暴动,令群众连敌我旗帜都分不清,自然更难逃失败的命运。对于这一切重大错误的看法和政策,毛泽东都没有提出异议,反而是积极的拥护者。他参加了确定新路线的「八七会议」,直接领导九月上旬的秋收起义。只到了秋收起义的队伍经过五天激战,损失惨重,原定下一步攻打长沙的计划显然没有成功希望的时候,他才果断地决定放弃了,而不像当时直接负中央领导责任的瞿秋白和李立三等人那样不顾一切地坚持盲动政策。

从一九四二年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一步步构造毛泽东的神话。现在一般人都听惯了毛泽东一贯正确,在各个历史阶段同党内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路线斗争的故事,尤其是说: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全靠毛泽东确立了以乡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路线,才能够得到一九四九年的胜利。历史真相同这些神话之间是有相当距离的。在一九二七至三七这段时期,毛泽东的路线比起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秦邦宪等人先后领导下的左倾冒险路线,自然是高明一点。因为毛路线比较符合现实环境,冒险的程度不那么高。在军事上毛泽东是真正的能手,令将领们衷心拜服,所以终于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一九三五年﹞确立了毛的领导权。但在政治路线上,毛泽东和他党内的对手一样,始终没有超越共产国际的战略路线的框框。在上次革命已经失败,新的革命形势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企图用武装力量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此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这根本就是左倾冒险路线,注定不能成功,陷于孤立,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毛泽东比党内别人高明一点的地方,不过是执行同一错误的战略路线时采取比较聪明的战术而已。倘若一直任由瞿秋白和王明等人领导,大有可能中共的农民军在三十年代里被消耗干净,至少也要比抗日战争开始时候的实际力量更微弱得多。在这方面毛泽东对中共的贡献是无可争论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毛泽东不但实际上取得了农民军的领导权,最后以此为主要凭借而夺取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权,而且创造了他的一套以农民军为主力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成功是最好的论据。所以,不但中共自己确认这套理论的伟大性,许多其他发展落后的国家里的革命者也都学习它,连并不同情这种革命的人也有不少承认它是有效的。但简单以成败论英雄和论是非都是浅薄之见。既然毛泽东自己也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当作只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期阶段,就更不能单凭这一个阶段的成败来评论它的正确与否了。

不可能在这篇短文里全面分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行动和理论。现在首先指出一点:它在中国的成功并不足以证明它正确,换句话说,并不足以证明它是唯一可行或者最好的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在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里面其他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主要是一方面反对陈独秀所代表的右倾错误,另方面反对主要由王明代表的左倾错误而形成的。左倾错误支配中共党的时间比右倾长久,损害也更大。上文已经指出,左倾错误的出发点是不承认一九二七年中革命形势已成过去,那些冒险、盲动的政策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毛泽东的红色武装割据的路线,同样是以革命形势仍然存在而且继续向前发展为前提,所以同样属于左倾冒险的路线,不过程度上和某些具体策略上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路线有差别而已。在全国的范围上,这些红色根据地是非常孤立的,得不到全国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了解。一九三四年十月,华中的中央苏区不得不放弃,红军开始以西北为目标的长征了。到达陜北后,仍没有改变孤立的处境,最后不得不取消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称号。这证明执行了十年的红色武装割据路线是行不通的。事后中共把这十年称为土地革命时期,使这时期的行动显得比较合理,其实这是对真相的掩饰。实际上,当时拚全力去做的,不仅仅是在局部地方实行土地革命,而且是着手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开了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个不切实际的左倾路线,毛泽东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统一党内思想、确认毛泽东的一贯正确性和正统领导地位的文件。它当然反映那发展到当时为止的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们明确承认了一九二七年革命是失败了,不是「不断高涨」或继续发展,那时应当「组织有秩序的退却」,「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而不应「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它说:「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这样看来,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等人提出退却路线,提出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整套民主政纲,反对武装起义的冒险路线,岂不很正确吗?一九三七年以后中共不正是采取了类似的路线才打破孤立,取得公开合法地从事抗日活动的机会吗?但这并不妨碍毛泽东他们在这文件中继续诬蔑陈独秀和托派为「取消派」、「反革命」。

如果毛泽东是个真正伟大的革命家,在一九二七以后那十年里就不会提出红色武装割据和建立苏维埃政府这种盲动路线,他应当提出类似托派那样的整套纲领,而在他所专长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领域里,可以组织农民自卫军、土地革命委员会以及某某地区﹝或边区﹞的民主政府之类。这样,凡是当时能够做到的革命行动,都照样可以做到;他和一班同志在所谓苏区里实际做到了的一切积极的、有益的事情都可以做到,却消除了幻想,避免了盲动和不必要的重大损失,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容易被全国人民了解和支持,容易同城市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互相支持,互相促进。

不妨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当时中国托派有一套正确的、适合客观形势的纲领﹝那主要是大革命家托洛茨基为他们拟定的﹞,却不会具体运用,尤其是对毛泽东等人在偏僻山区里所搞的苏维埃运动过份轻视,只有消极批评,而没有积极的关心和建议,甚至有时有个别人加以不应有的斥骂,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和极为严重的错误。正因为这类严重毛病长期没有克服,所以中国托派在后来胜利发展的革命中根本起不了作用,徒然继续遭受中共无理的残酷打击,而得不到群众同情,甚至根本不能引起群众注意。

抗日战争的路线

一九三五年以后,一方面由于在华中苏区失败这个重大打击,另方面因为共产国际在全世界转向「人民阵线」的路线,中共逐步放弃了左倾盲动的路线,转向争取停止内战,要求国民党合作抗日。一九三六年底的西安事变是个转捩点。中共在事变中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劝告张学良和杨虎城释放蒋介石,而以蒋答应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为条件。从最后的决定来看,毛泽东在这事件中所做的是对的。但事变刚发生时,他的最初反应却不是利用这机会迫蒋抗日同时打破中共的孤立,而是要杀掉蒋介石这个反革命头子。毛泽东和中共许多领导人后来改变态度,其中一个很重大的因素,是斯大林把捉蒋﹝更不用说杀蒋了﹞当作反革命、替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行为。对斯大林这个态度的评论不属于这文章的范围。他的反动、荒谬行为太多了。不过这次却可算是坏事变好事,促使中共作出正确的决定。但毛泽东在这事件中明显地没有英明伟大的表现,只不过在强大国际压力下及时回头,没有一错到底而已。

中共大大利用了抗日战争这个机会,到抗战末期已经有力量同国民党争夺全国政权了。这明显是毛泽东路线的胜利。毛泽东的一切优点在这时期发挥尽致,而缺点表现最少。在这八年里,他即使在党内也并非一帆风顺的。抗战一爆发,共产国际就把王明送了回来。王明以钦差大臣、党的最高领袖自居,顾盼自豪。毛泽东初期至少表面上也对他很恭敬,而且谦让。一时间党内党外都有不少人觉得王明才是真正的领袖。王明体会斯大林的意旨,忠实执行要中共第二次为国民党当苦力的路线。毛泽东反对这种「合作高于一切」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起初在党的上层居于少数。到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才稳占上风。这次会议开得很长,从九月廿九日到十一月十七日。王明路线受到不指名的详细批判,毛泽东的路线和政治权威确立起来。王明在会议上没有抵抗。这是因为毛的领导地位已经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了。三八年三月,任弼时奉派去莫斯科,专门报告中国抗战的形势和中共的工作,特别说明毛泽东的领导作用。几个月活动的结果,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六月间举行专门会议,通过了任弼时的报告,肯定中共政治路线正确,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还在会议上公开批评王明缺乏实际经验又拉帮结派,想当领袖。同一时间王明方面也在莫斯科活动,却争取不到支持。

在抗战期间,中共的军队名义上成为国民党政府属下的部队,原苏维埃政府改为国民政府属下的地方政府,实际上都仍由中共自己掌握。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停止了,改为减租减息。中共虽然对国民党作了许多让步,却吸收了上次合作的教训,基本上保持了政治独立性,组织上更完全独立,特别注重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条路线虽不能说是尽善尽美,总算是基本上符合革命的需要,而在当时明显地行之有效,尤其显出中共是当时中国唯一现实存在的代表劳动人民、又富于战斗力、朝气勃勃的抗日力量。因此中共的实力大大膨胀。尽管国民党用种种办法对它打击、封锁,它在全国人民以及同盟国之间的名誉也升高得很快。这一切都证明了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往后中共取得全国政权的基础,就是在这八年抗日战争中奠定的。前十年的武装斗争当然为中共的抗日战争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这点不足以证明前十年毛泽东的路线完全正确。

内战和胜利

毛泽东从一九四四年起显然已经知道政权在望了。日本宣布投降时,他立刻动手同国民党争夺接收沦陷区,对蒋介石的禁令强硬反抗。由于他所意料不到的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支持,不得不改为同蒋妥协,去重庆与蒋会谈,然后举行政治协商会议,签订停止军事冲突、合作建国的协议。但和平幻想维持不了多久,内战终于全面展开。一面与国民党对抗,一面应付苏联的压力,毛泽东显出他的立场坚定,手腕灵活。这时期中共逐步恢复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但由于受到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论的限制,中共对于城市的群众运动始终只作有限度的利用,不再像二七年以前那样尽力发动了。结果各大城市都是被农民军解放的。工人只被付予保卫产业,阻止国民党和资本家迁移和破坏的责任。所有新解放的地方都实行军事管理。所有群众组织和新闻机构都受到严格控制。各大城市里的空气一点也不像在进行着工农革命,连一九二七年革命中途失败前的广州或武汉都比不上,反倒像是刚刚迎来了替天行道、吊民伐罪的王者之师。这证明所谓工人阶级领导革命,根本是一句空话,差不多等于以前的皇帝自称「奉天承运」一样。在举世瞩目中,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接受人民欢呼万岁。

凡是知道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和战后国共谈判的真相的人﹝只要知道明显的、基本的事实就够了,并不必要知道许多细节和内幕﹞,都不会对中共的胜利感觉意外。很有讽刺意味,世界上关心中国政治而对中共胜利最感到意外而且尴尬的,竟是这两种人:苏联统治集团﹝至少是斯大林自己﹞和当时中国的托派。前者是由于立场太反动,出卖中国革命和中共,太长时间把赌注押在蒋介石身上,后者是由于太脱离实际斗争,对理论的误解妨碍了他们认识现实,熟读托洛茨基的著作却连有些写得十分鲜明的话都不能领会。

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

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新中国成立时所宣布的政策,新政权是四个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联合专政,本质上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同,社会主义改造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但事实上一九五三年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对私营企业和资本家实行「限制、利用、改造」了。五六年所有私营企业都改为公私合营,资本家的管理权完全被剥夺了,只拿定息。五四年制定的宪法,正式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就属于朝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期。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正式宣告:新中国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共对不断革命论咒骂了二十年,结果他们所领导的胜利发展的革命却是按照不断革命论所指出的基本路线进行的。五八年起,不断革命变成他们的口头禅了。这些事实一方面证明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确实保有无产阶级革命性,另方面也证明毛泽东不能算是有充分历史眼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毛泽东领导和催迫之下,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越来越快。一九五二年才在全国完成分配土地给农民,五三年就开始全面推动合作化,建立初级合作社,五五年全面建成。五六年又全面改为高级社。五八年又一下子全面建立起人民公社了。同一期间又把所有工商业个体户组成合作社。建设事业也快马加鞭,「多快好省」。大建水利工程,全民大炼钢。同时还不断地进行着什么思想改造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人民透不过气来,物资供应也紧张到不得了。后来连中共官方也承认了,这些都是不顾实际的过左偏向。

最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由最高统治者亲自发动的大动乱━━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自认文革是他的两大杰作之一,同打倒国民党并列。关于这场假革命、真反动的文革的记忆犹新,现在还有继续增加着的许多出版物加以评述,这里不用多说。

经过文革,毛泽东清除而且害死了许多忠实而且密切合作的同志,把个人权势提升到古今中外所未有,同时也把「独夫」这个古老名词体现到极致。深深浸渍于传统文化、具有「天人感应」观念的毛泽东,最后大概难免因天安门事件和唐山大地震感受到极大的心理震撼,于是自以为「去见马克思」了。

结纶

看过上面极为简略的夹叙夹议之后,凡是稍微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真相,至少是知道社会主义同民主、自由的不可分割的关系的读者,都不难得出如下结纶:如果把毛泽东摆在一般的革命家之列,也就是并列于资产阶级或者农民的革命家之间,他是当之无愧的。但他显然不够资格称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伟大革命家。他为无产阶级做出相当大的贡献,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性的国家。但这国家从头起就带有严重的变态,就是官僚专制,一直不肯把最高权力交给工人和一切劳动人民。这是模仿堕落后的苏联的结果,也是长期主要依靠军队的结果。这样的国家如果不经过补充的革命,铲除官僚专政的制度,就绝对不可能真正向共产主义前进,反而越来越阻碍这条道路。他那专横凶暴、任意诬害异己的行为,明显地与共产主义道德不相容。

大概不少人会想到「三七开」这说法。我认为,不论哪方面算三,哪方面算七,都不是适当的说法。不同性质的单位不能互相加减。不同性质的事情也不能互相抵消。皇帝有时会替臣子的功过算账,对某些功臣赐给若干面免死金牌。工农群众没权赐给人家免死金牌,自己反倒需要死里求生。群众需要从历史中吸收教训,需要评价过去和现存的政治人物,以便决定在行动中怎样对待他们。据此,我们要说,前期,一直到五七年开始大鸣大放的时候为止,毛泽东是革命的,进步的。一九二七到三七之间,他坚持革命路线,但犯有严重的左倾冒险错误。所谓「枪杆子出政权」和「红色武装割据」,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运用,而是农民战争和武装的民族革命的老传统的继承。抗日战争开始后,他的路线虽然未能免除右倾机会主义的缺点,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值得批评地支持的。晚年时期,从他以反右运动取代大鸣大放的时候开始,他是反动的,应该打倒的。要打倒他所代表的官僚专制,才能够保卫、改良和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伟大的革命家以天下为己任,但是决不以天下为己有。相信「天下为公」是起码的条件。资产阶级的大革命家不以天下为己有,却以天下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所有。毛泽东既以天下为己任,又以天下为己有,所以虽然成就了伟大的革命事业,却不能算是伟大革命家。

最后需要说的是:毛泽东的错误和反动的一面,尤其是理论和作风方面的,便利了今天的中共走向资本主义。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名义下犯了无数罪恶,致令人民和中共官僚都宁可选择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开明专制都显得是一个进步。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对资产阶级所抱的幻想和反对不断革命论的立场,成为今天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根据。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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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事变:

毛泽东初次大杀同志

向青

毛泽东临死时认为他自己一生所干最有价值的两件大事,是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的当时,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确实有许多许多人士(而且决不限于支持或同情中共的人士)把这场运动当作一件伟大的事业。但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不久,由于文革的真相大大暴露(尽管至今还有许多极为重要的真相被隐瞒着),人们很快就知道了,文革并不是什么伟大的革命运动,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大动乱、大阴谋,其中包含了毛泽东大规模杀害党内同志和党外人士。现在一般人(尤其是中共党内的革新派份子)都认为,文革是毛泽东晚年重大错误的顶点和集中表现,而这些晚年的错误同他中年以前的伟大性明显不同,而且尖锐冲突。其实,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历史,就会明白,这种把毛的一生分为伟大的前大半段和错误的晚年阶段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例子,表明毛泽东大杀同志并非晚年在文革中才开始犯的罪恶。这个例子就是六十多年前的富田事变。

当初的说法

中共历史上有名的富田事变,发生在193012月。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这是红军第二十军在江西富田地方公然反叛,随后受到坚决镇压的事件。在事变的当时,那些所谓反叛份子被称为“AB团”份子。所谓AB团,就是“反布尔什维克团”的简称,这是当时流行的名称。当时在江西、湖北、福建等省的所谓苏维埃区里面,据说发现有大批AB团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动,于是中共施以大规模严厉的镇压。镇压富田事变就是其中最著名、最厉害的一宗。杀死的人数,估计有两千以上。1936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进行那次著名的谈话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事变。他那时的说法是:当时李立三路线(就是命令红军进攻大城市,企图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路线)还没有彻底埋葬,红军里面有很大的危机。在红三军团(彭德怀所率领的军队)里有一部份人主张继续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红三军团脱离其他红军部队。彭德怀极力和这倾向斗争,保持了军团的统一和服从上级领导。但刘铁超领导下的红二十军公然反叛,193012月初在富田把江西苏维埃的主席以及许多军政干部都逮捕了,并且根据立三路线攻击毛泽东等领导人。这事件引起很大的震动,许多人觉得这次斗争的结局关乎革命的前途。结果刘铁超和其他叛徒被抓起来并且消灭了。毛泽东认为战胜刘铁超等AB团是粉碎国民党对苏区第一次围剿的三个条件之一。

现在,中共方面的党史研究证明,富田事变根本是个大冤案,当时在苏区里面闹得风声鹤唳的所谓AB团的活动也根本是假的。以下是现在揭发出来的真相。

AB团早已不存在

AB团是在北伐时期(中共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连蒋介石的四月十二日政变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江西省一部份国民党分子为了同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分子争夺党内领导权而组成的一个右派团体。1926118日,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攻占了江西南昌,发现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完全由中共党人“把持党务”,于是指示国民党的中央特派员段锡明组织一个右派组织去夺取党内领导权,这样就产生了AB团,而且闹得很厉害。但是,19274月初,AB团就被左派群众力量彻底打垮了。以后,虽然蒋介石的右派国民党更凶猛地反共,7月中以后连左派国民党也变成反共了,但并没有恢复AB团这个组织。AB团“寿命仅三个月”。所以,1930年在苏区里面以AB团的罪名滥捕滥杀,根本是乱加罪名。

北京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89年第2期上一篇文章《论AB团和富田事变》里说:“从革命队伍里一批又一批肃出那么多AB团,造成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是怎样肃出那么多AB团来的呢﹖最主要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多种多样的严刑拷问,受刑不过就乱供,供了又抓,抓了再用刑,恶性循环,AB团越肃越多。”“仅在四万红军中就肃出4400人之多。”

富田事变经过

富田是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个大村庄,当时中共江西省的领导机关“行动委员会”就设在那里。193012月初,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即总前敌委员会,是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前线作战的机关)从所谓AB团分子的口供中,得知江西省行委内有一个AB团省总团部,立即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带兵去捉拿。127日在行委办公室内捉了段良弼、李白芳等八人,立即开始刑讯,边审边抓。到12日晚上,共抓了一百廿余人。11日还处决了廿四人。

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在受刑讯时,胡乱招了174团的政委刘敌也是AB团。刘敌奉召带一营部队到东固(军部所在)。他从李韶九(已回到东固)口中得知被人招供为AB团,但用言词使李韶九软化,让他回到营部。他越想越觉得李韶九是借抓AB团搞阴谋。12日早晨就和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紧急商议,决定采取行动,迫使李韶九等讲出阴谋。他们发动一营包围军部,抓起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所谓AB团犯人。但李韶九闻风逃走。为了救出省行委那些被诬为AB团的同志,刘敌同谢汉昌带兵当晚冲往富田,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把李韶九日前所带去那一排人缴械,误捕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释放了日前被捕的近百名同志。主持肃清AB团的省行委古柏、鲁山等逃走。这就是富田事变。

13日上年,事变领导人召开士兵大会,揭发控欣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同时放出误捕的易尔士。14日把红20军拉到赣江以西的永阳市。15日召开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派丛允中随易尔士往总前委,派段弼往党中央,报告事变经过,请求处理。红20军在永阳住到春节后,由事变领导人带到永新一带同国民党军作战。

中共对富田事变的处理

富田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担任书记的总前委认为“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把它定性为“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决心消灭“叛逆”。但是当时刚刚成立,由项英担任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看法有些不同。中央局在1931116日发出通告,《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虽然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并且决定把事变首领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五人开除党籍,但并没有确定这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只强调它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决议同时批评了“过去反AB团取消派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强调“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来教育全党党员”。

219日,苏区中央区再发出通告,其中说:“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历史和党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通告宣布:“除段良弼等首要五人业己开除党籍外,其余附合的人在证明未加入反动组织(AB团等),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等条件之下,应允许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

中央局认为事变的双方都有错误,应当用教育的方法、会议的方法来解决。根据这种看法,项英一面责成事变时在家养病的红20军政委曾炳春过赣江,去作说服教育工作,把红20军带过河东来,另方面叫肃反工作的领导人和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双方都到中央局来开会,分清是非,解决矛盾。

4月间,事变领导人遵照中央局通知去开会,结果被一网打尽,先后处决。7月间回到河东于都县的红20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也一律作为AB团骨干,缴械关押,并且大都先后处决。连事变后奉令曾为教育20军服从命令作出重大贡献的曾炳春和继任军长萧大鹏也未能幸免。红20军战士被编入红7军。这就是富田事变的最后结局。

谁是黑手

如果读者现在才初次认识富田事变,大概会以为苏区中央局用诡计把事变分子骗回河东加以杀害。事实不是这样。当初说要用教育方法和会议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是项英主持下的中央局;后来实行大批屠杀的时候,中央局己经改由毛泽东主持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在1931115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的决定,在江西宁都县小布地方成立,委员由中央指定为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等九人,周恩来为书记。其中周、项、任三人在3010月接受委任时不在苏区,还在上海。当时决定,在周恩来到达苏区之前,由项英代理书记。项英在311月上旬到苏区。周恩来因在苏联和上海有许多任务,12月底才到苏区。从3010月到316月之间,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发生了重大变化。

3010月中旬,中共政治局决定设立苏区中央局的时候,李立三的领导地位刚结束,由瞿秋白代替。不久,瞿就被指责执行一种对李立三路线调和的路线,领导权转到国际代表米夫和他所一手扶植的王明等年轻的留苏学生手中。米夫1210日到上海。1223日,政治局发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李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通告。3117日开四中全会,瞿秋白下台,王明补选为中央委员,同时进入政治局。424,中共特务机关负责人顾顺章(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处境日益困难,尽量少开会,工作上分头负责,指定周恩来负责军事和苏区的工作。622日,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随即被杀。中央政治局由常委王明临时主持工作。9月,因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也将去苏区,于是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王明的亲密合作者博古(秦邦宪)负责(不设书记职位)。

随着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的权力转移,苏区的中央局里面的力量关系和处事方法也起了变化。31318日,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时还未得到17日的四中全会文件,不知道会议的精神,只能传达3010月的共产国际来信(当时苏区还与上海中央之间还没有无线电联系,靠人带信,消息阻隔)。在这次会议上项英作报告,还说在处理富田事变的问题上,“用教育同志的方法是对的,我们应该认识清楚,所有参加富田事变的人不一定个个都是AB团取消派,如果否认这一点是错误的”。但这时中央的新决定和享有全权的代表团己经快来到,改变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方法了。

22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说:“中央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34日,政治局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立即动身往苏区。代表团还没有去到苏区之前,政治局于327日开会讨论富田事变。会上,周恩来报告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富田事变的意见。次日,发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指出:富田事变“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

417日,任弼时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江西宁都的青塘,与苏区中央局的成员会合,立即开会,作为3月间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会议通过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明确地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李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李立三路线的一部份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因为作出了这样的定性,就把原先奉中央局之命来开会的事变领导人一网打尽了。

5月,苏区中央局改组。中央局会议责备项英在解决富田事变中“完全错误”,“因此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于是撤销项英的代书记职,“决定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对红20军的处理,就是这次改组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局的丰功伟绩。

北京的《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上面有一篇《论AB团和富田事变》,它详细论证了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它指出事变的领导人同AB团毫无关系。刘敌、谢汉昌、段良弼、李百芳、曾炳春等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革命失败后在赣西南组织暴动领导革命斗争的骨干。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有相当一部分兵源就是他们动员输送来的。291月,毛泽东率红4军主力离开井岗山,经过极端艰苦的转战,幸而得以在东固休息整顿一星期,也靠他们竭力支持。后来毛的主力红军离开赣西南,该区和区内地方红军得到巩固和发展,也都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富田事变后,他们派丛允中跟随中央特派提款员易尔士去总前委报告。他们听易尔士说国际从308月起不再给中共经济接济,中共中央经费困难,就马上决定筹集200斤黄金送给中央。易尔士向中央的书面汇报中,也证明有此事。刘敌在31111日写了相当长的信向中央报告事变经过,承认错误,并且请求中央给以处分。易尔士指出他们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错误,他们接受意见,并作了自我批评。后来又遵令到中央局去开会。这一切都证明他们是始终忠于中共党的。那文章的结论如下:“纵观富田事变及其处理的全过程,是非常清楚的,原定性是错误的。……在敌我斗争十分尖锐、战争极端频繁的时代,保持高度警惕性是应该的,在肃反斗争中出现一些错误也是难免的。但像中央苏区肃清AB团和富田事变中,错杀那么多人,而长期不给予平反,实在是不应该的。现在已时过近60年,“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的定性结论,应该纠正了。”

本文关于事实的论述,除根据上述那篇文章外,主要根据下列几本书:

《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施拉姆(Schram):《毛泽东》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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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社会主义奋斗

(新苗社1993年社员大会决议)

一九八九年开始,世界形势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一直到现在,无论从全世界、全中国还是香港地区着眼,急剧的转变都仍在进行中。虽然一种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和需要的新秩序未必很快产生,新的群众运动未必很快取得胜利,但旧秩序无法维持并且引起群众愤恨已经是十分明显,而且日益明显。

一.苏联东欧的剧变

近年世界形势最大的变化,自然是苏联等许多国家共产党政府的倒台。这不仅招致过去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丧失,而且使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声望堕地。然而,如果认为这几年的世界形势演变可以简单称为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那是决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这几年的历史是一段任何人都没有清楚预见到的、极其复杂、充满矛盾的进展。一方面有明显的重大倒退,另方面也有进步。我们托洛茨基派几十年前已经指出,苏联等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斯大林主义的支配下,其实只是在反动官僚极权统治下的变态工人国家,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仅仅维持着国有财产制度(这是将来实现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而已。官僚统治者维持国有制,禁止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复生,在这点上可算是为工人阶级服务,有进步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官僚以极端专横暴虐的方式,肆意压榨工农大众,滥用并且侵吞国家财富,却事实上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直接的巨大障碍物,而且是社会主义名誉最大的败坏者,在这方面可说它是为资本家和一切剥削阶级服务的。正因为共产党官僚政府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怪物,所以它现在被多少自由化的资本主义的政府取代(或者本身转化为资本主义的政府),也带有倒退和进步两方面的意义。这一方面表示过去革命的成果进一步丧失,另方面也表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巨大障碍之一扫除了,劳动人民取得了一些政治自由。事实上,在扫除共产党官僚政府的过程中,劳动人民的奋斗是起了相当作用的。但是旧政权的倒台,并没有给这些前工人国家带来繁荣安定。由于新政府采取恢复资本主义的路线,反倒令劳动人民陷于生活更没有保障,因而在总的趋势上迫使人民越来越不能不过问政治,并且不得不在资本主义和他们国家原先那种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以外去找寻出路。

二.资本主义的祸害

资本主义在战胜了官僚社会主义(变态工人国家在反动官僚极权统治下的那种以国有财产为基础的制度)之后,本身并没有显出一片好景,反而纠缠在深刻的危机中长久不能脱身。世界性的经济衰退长久不能克服。落后国有大量人口缺少粮食和其他必需的消费品,甚至饿死,生产资金也非常欠缺,所有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却陷于生产「过剩」的危机,许多基本的工业部门都减产或局部关闭,许多农地闲置,大批失业者长期存在,许多年轻人从未得到就业的机会。这些工业国本身的贫困人口也日益增加,社会福利却不断削减。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重新抬头。拉丁美洲在八十年代初期爆发的债务危机始终没有解决,继续成为生活困苦和动乱的根源。东亚少数国家和地区有较大的经济发展。这主要是世界资本转来这里追求较高的利润率的结果,并不能改变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而且本身隐藏着未来危机的因素,恰像过去拉丁美洲迅速发展的例子一样。在生产事业不振的情况下,金融投机活动却高涨到过去无法想象的程度。现在每天有价值一万亿美元的资金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交易,其中只有百分之一是有关货物和劳务买卖的正常商业金融活动,其余纯粹是投机活动。因此在经济衰退中通货膨胀仍不断发展,劳动人民和所有的生产事业都饱受剥削。这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已经在破坏生产力发展的明显证据,也是群众斗争兴起的客观有利条件。福利国家制度已宣告破产,什么永久繁荣的「人民资本主义」也没人谈论了,现在越来越多人谈论的是「回到三十年代」,就是回到世界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危机时代。

在国际关系上,东西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世界和平,反倒出现更多的战乱。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军事强国,肆意侵犯别国,横行霸道,没有一个强国出来阻止。

在地球的自然条件保护(环境保护)方面,科学技术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小的进展,充份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提供了不少挽救和预防的方法。但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宁可继续在军备和其他方面大量浪费,而不去为保障人类生存提供必要的资金。

三.中共改革的失败

从一九七八年起,中国大陆进入了一个深刻而急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