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女權主義理論》

 

 

《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Copyright 2000 by Bell Hooks

 

【美】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著,曉征 平林 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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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季

 

  曾經風起雲湧的女權運動到1990年代是怎樣的狀況呢?(臺灣)丁鋤在《後現代與女性主義在美國》寫道:

 

  “今日,美國各大學院校開設的婦女研究課程多達幾萬門,而各種有關女性主義的著作、演說、展出不但數量驚人,其細目更令人眼花撩亂。然而,諷剌的是,婦女運動卻一天一天在衰退中,婦女處境也一步一步地在走下坡,不但婦女貧窮化的現象日甚一日,就連當初拼命爭來的墮胎權和名目上的平等就業權也岌岌不保。”

 

  這正是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在這本著作中所憂慮、針對並廣泛探討的問題——女權運動的倒退和成果的喪失:

 

  “我們已經目睹在生育權方面的重大損失。對女性的暴力在上升。對勞動力的性別偏見每天都在發生。對女權主義無情的批評在指責運動中的家庭暴力,敦促婦女和男人們放棄女權主義思想,回到以性別劃分的角色中去。父權制的大衆傳媒要麽把女權主義說成是垃圾,要麽告訴公衆它是沒有必要、沒有生命的運動。機會主義婦女們倒是爲女權運動的成功喝彩,然後告訴我們它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因爲在這個婦女迅速成爲我們國家主要的貧困者、單身母親正在患病、貧困的人得不到國家的幫助、大多數各個年齡層的婦女得不到基本醫療保健的社會裏,‘所有婦女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20001月《第二版序言》)

 

  這本寫於九十年代的著作力圖以清晰易懂的語言闡述、建設女權主義理論,使女權主義或女權運動成爲不只是在受過教育的精英中進行的事,而是“以我們的共同經歷爲中心的運動,一個有著廣泛群衆基礎的持續不斷的運動”。爲此,需要對以往的鬥爭歷程和理論加以總結、分析、批判,必須把“結束性別主義壓迫的鬥爭”發展爲一場消除統治思想的鬥爭,發展“一種批評性的政治意識”。

  興起於1960年代末的激進女權主義思想及運動,最初源自“受過大學教育的、中上階層的、已婚的白人婦女……她們是厭倦了休閒、家庭、孩子和購物,對生活有更高要求的婦女”(如貝蒂·弗裏丹《女性的奧秘》)。她們把自己的處境當成所有婦女的處境,卻“忽略了所有非白人婦女和貧窮的白人婦女的存在”。在她們的後輩,主流的女權主義者那裏,種族和階級問題同樣被排斥在視野之外。這樣,女權運動不可避免地爲統治階級所同化,成了“操縱女權主義來服務於她們(資產階級婦女)的階級利益”的工具,從街頭運動、基層運動和社會運動淪爲學院內的女性研究。事實上,“美國的女權主義已經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強調的是個人解放和個人奮鬥觀點,而非作爲“社會集體中的個人重要性的個人理論”:

 

  “她們口頭上把自己與被壓迫的婦女劃分爲同一類別,其實並不想引起人們對種族和階級特權的注意”(P22)。

  “她們並不急於讓我們注意到這樣的事實:男性並不享有共同的社會地位,父權並沒有否認階級的存在和種族特權及剝削,並不是所有的男性都同樣從性別歧視中獲益。”(P80

 

  於是,“開始時是一種解放理論,現在它卻受到新的解放理論的威脅;它成了一個思想的牢籠”(蘇珊·格裏芬)。

  胡克斯從黑人婦女的角度出發,指出性別、種族和階級之間的關係如何密不可分:“黑人男性的性別主義者破壞了根除種族主義的鬥爭,而白人婦女的種族主義者破壞了女權鬥爭”,但是對下層的黑人(非白人)婦女來說,她們沒有制度化的“他者”可以去歧視、壓迫,她們所尋求的是結束剝削和壓迫的方法,而非女權主義者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她們通常都有直接向主流的階級主義、性別主義和種族主義社會結構及其意識形態挑戰的切身經歷”。她們無法認同和滿足於抽象的男女社會地位的“平等”,她們認識到“與她們同一階層的男性沒有社會、政治和經濟權力,因此她們不認爲與他們享有同樣的社會地位是自由和解放”(P22)。

  這些在理論和實踐上佔據支配地位的女權主義者,雖然偶或需要非白人婦女的參與,並提供“個人經歷和私人故事”,“但卻覺得應該由她們來決定這種經歷是否可信”,也就是說,僅僅利用這些材料,通過裁剪取捨以迎合自己的理論。她們不是爭取把運動擴展爲解放全體婦女,發展群衆基礎和基層組織,而是封閉在自己的組織之內,對不曾參加組織的婦女不聞不問,對非白人及底層婦女的參加者抱著居高臨下的、恩賜的態度,甚至在行動中也傾向於壓制他人,排斥他人的發言。

  由於拒絕向草根運動發展,拒絕把該運動上升到社會改造的層面,它轉向理論上的誇誇其談,把性別壓迫渲染爲女性唯一的、最重大的壓迫(“所有的婦女都是受壓迫的”;“男性是敵人”)從而“把剝削的社會基礎神秘化”(瑪萊內·迪克森Marlene Dixon)。“它使女權主義看起來更像是兩性之間的戰爭宣言而不是一場結束性壓迫的鬥爭”。這是一種貌似激進實則反動的立場。誇大性別壓迫的結果是模糊了現實的女性狀況,因爲性別壓迫——包括種族歧視——都源自階級社會的現實:

 

  “如果女權主義者呼籲人們注意統治階級男性和普通大衆男性之間的關係,後者儘管沒有得到什麽維護生活的利益,但還是被社會化而去維護性別歧視和性壓迫,那麽這些男人可能已被激發起來去審視他們生活中性別歧視的影響。”P89

 

  不錯,性別歧視是普遍存在的,且有著幾千年的歷史。對幫助女性獲得從家庭到社會的解放,爭取男女平等方面,男性,包括在下層的、非白人男性中間,甚至在各種激進團體和工會中間,還做得太少,不自覺,且多多少少沾染著傳統習慣和社會偏見。然而,這樣的現狀要求的是女權運動的擴大、深入、獨立性,而非被壓迫者之間的分裂和敵對。男性並非不可以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女權運動的積極支持者和參與者,相反,他們有義務去消除性別歧視和性壓迫,就像白人同樣可以成爲反種族主義的戰士一樣。團結是可能而且必需的,可惜在這一點上,女權主義者不僅做得還太少,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當然,被壓迫者之間的團結絕不能夠以婦女繼續忍受性別歧視爲代價,而應當挖掘造成壓迫的社會根源,就像黑人婦女對黑人男性所說的那樣:

 

  “我們必須反對教我們憎恨自己和互相憎恨的社會化。”(P83

 

  “共同壓迫”的觀點則要求全體女性仇視全體男性,從而發展出一種封閉的、同其他反抗運動隔絕開來的傾向,“把女權主義視爲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而不是一項政治承諾”,“注意一種反文化的發展以及以女性爲中心的世界的形成,在這樣的世界中女性幾乎可以不接觸男性”。婦女在這種“共同壓迫”的觀念中被看成“被動的、無望的或者無力的‘受害者’”,這種作爲受害者角色的要求,使得“過分自信的、自我肯定的婦女常常在女權運動中沒有一席之地”。許多婦女解放主義者刻意強調“心理上的痛苦”,把它當成“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 從而掩蓋了階級特權,忽略了“很多婦女遭受著心理和物質上的雙重痛苦”。在這種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姐妹關係”的統一戰線只能是一廂情願的團結的假像。因爲問題是,同身居上層的女權主義者相比,底層婦女缺乏經濟獨立的條件,所以,即便她們擺脫了男性,也不會得到自由,而是直接面對社會的壓迫。而在這樣的社會上:

 

  婦女和男人一樣“不喜歡他們的工作,不喜歡激烈的競爭,也不喜歡有老闆……尤其她們得到的工資還比男性低40%,通常做更乏味的工作,而且還很少得到‘成功’的機會。”(卡羅爾·漢尼斯克Carol Hanisch,P93

  “除非婦女接受在美國重新分配財富和資源,並爲這一目的而努力,否則就沒有超越階級的婦女聯合。”

 

  這種觀點在對待家庭、家庭暴力方面,是把家庭當成最嚴重的剝削單位的傾向。但這是錯誤和片面的。資本主義的管理方式是權威主義的,工作的男性一邊接受著異化和剝削,一邊又被灌輸男性至上和權力的思想。媒體和書刊宣揚暴力文化,把男性氣質渲染爲行使暴力,宣揚男性的“強大”和對女性的“征服”,從而刻意地把暴力和愛(包括父母對子女行使的暴力——打罵是因爲愛護)等同起來,把暴力和虐待變成愛的代價,從而扭曲了男女的性行爲和性心理。女性加入勞動力市場使經濟獨立的可能性增加,削弱了男性的控制,資本主義文化則慫恿男性“更多地依賴於使用暴力來建立和維持性別等級”,“男性資本主義通過寬恕和維持男性對女性的統治來阻止對工作的反抗,以確保男性暴力將表現在家庭中而不表現在勞動力中”。而在另一方面——

 

  “很多黑人婦女卻發現家庭是剝削最不嚴重的地方。儘管在家庭中存在著性別主義,但我們可能會擁有尊嚴、自我價值和人性,而這些東西是我們在家庭以外的世界中所沒有的,在這個世界裏我們要面對所有形式的壓迫。……我們希望能夠確立家庭生活的重要性,因爲我們知道家庭紐帶對於受到剝削和壓迫的人們來說是惟一永久的支援體系。”(P45

 

  由此可見,在非白人的、底層的婦女那裏,家庭扮演著矛盾的角色。它延伸了整個制度的等級和壓迫特徵,維護階級分化的現狀並使之代代相傳,但同時又是避難所和緩衝區,爲家庭成員提供免遭外界侵害的支援和保護。事實上,家庭在整個階級社會裏都扮演著矛盾的角色:它爲經濟需要或資本的積累、傳承所驅使,既有著一種“現實的”、卑鄙的算計,權威和服從關係,又有一種內部的相對團結、關照,使家庭成員在獲得安全、休息之後,重新投入家庭之外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筆者)

  當女性的解放僅僅意味著跟男性爭奪權力——對他人的統治與控制——和金錢,或者僅限於讓婦女追求個人奮鬥和個人成功時,它和當前社會仍然是一體化的,父權的私有制社會並不反對這一點:“對於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者’來說,新聞廣播員芭芭拉·沃爾特斯百萬美元的薪水代表著婦女的成功。對於那些收入低於最低工資水平、只得到微薄的利益(如果有的話)的勞動階層的婦女來說,這意味著繼續的階級壓迫。”個別婦女的“成功”不可能成爲廣大的底層婦女以及種族歧視的受害者的解放之道,同樣,個別婦女的參政也不會保證全體婦女的受益,只要現有社會的權力概念和權力結構維持不變:

 

  英國保守黨的領導人瑪格麗特·柴契爾在預算中決定終止給學校的孩子們分發免費牛奶(P99);

  羅納德·雷根把桑德拉·戴·奧康納任命到高等法院……奧康納對多數能讓婦女對她們的生活有更多控制的改革都是不贊成的,然而她卻全力支援維持現狀的政策(P102)。

 

  對此,胡克斯提出,有必要質疑和反對作爲“統治和控制他人”的“權力”概念。婦女們卻大可以運用其他權力,包括反抗、聯合抵制的權力,作爲特殊消費者的權力:“如果全美國的婦女都關掉電視以獲得一段額外的時間,除了基本必需品之外不購買任何東西,用這種方式來抗議對婦女的剝削(如,電視上越來越多地表現的對婦女的暴力),那麽這些行爲將會産生有意義的政治和經濟結果。”(P110

 

  “工作解放婦女”是早期女權主義者的一個口號,但這個口號跟底層的非白人婦女的現實是脫節的,它等於告訴婦女們只要在家庭之外工作就說明已得到解放。然而在這個口號提出之前,大量婦女已在家庭之外從事有報酬的工作(事實上,現代大工業早已迫使婦女和兒童進入勞動市場和工廠,把她們變成家庭的供養者)。對“一些幸運的婦女、極個別的婦女來說,工作有時會有意義和創造性”,可是,對大多數人而言,它只是“苦差事”,謀生的手段,只是剝削和非人化而已,不能充分滿足人性的需要:

 

  “在很多貧窮的美國婦女中,解放意味著一位母親最終放棄她的工作而得到的自由……當然工作對她而言就是擦地或者洗廁所或者在打折的衣服上沒完沒了地縫扣子,這更是一種自我生存而不是自我實現。……能夠工作和必須工作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P114,本傑明·巴伯)

 

  而假如沒有社會提供的就業機會和就業幫助,假如婦女參加工作的結果僅僅是加劇工人之間的競爭,僅僅是擴大了産業後備軍,僅僅意味著薪酬的降低和對婦女的超級剝削,那麽,這種“解放”的最大受益者就是資產階級。假如沒有家務勞動的社會化,不能把婦女從家庭解放出來,假如家庭之內的男女平等無法實現,婦女仍需獨立完成家務勞動而得不到男性的幫助、分擔,那麽對這些婦女來說,“工作”只不過意味著雙重剝削而已。不僅於此:

 

  “當大量的受過相對良好教育的婦女進入一個已經有很多相對沒有技術的失業工人的嚴格的勞動力市場的時候,她們的工作可能意味著大量底層的人會失業。……解放主義者不能期待貧窮者正確地看待似乎是中產階級鬥爭的東西把更多的工作從他們那裏剝奪走。”(本傑明·巴伯)

 

  所以,這樣的口號不用說,是狹隘的,應當首先關注的是:“越來越嚴重的失業問題和越來越多的各個階層的婦女淪爲窮人。”必須將這個口號加以擴展,跟消除失業、提高婦女勞動報酬、改善工作場所的條件結合起來:

 

  “由於更多的婦女面對著當前經濟體系的破産,我們在通過有效的改革致力於改變婦女目前的經濟困境的同時,必須努力去設想新的經濟綱領。應該提倡通過縮短工作周的方法來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婦女們應該努力結束男人們得到的‘家庭工資’。婦女們應該支援福利並且要求福利改革。婦女們需要在一個非常基本的程度上學會如何更有效地支配她們掙到的錢。婦女們需要抵禦對強迫性消費的沈迷。從事特殊工作的婦女群體需要組織起來共同要求更好的工作環境。惡劣的工作環境常常使從事低收入工作的婦女們長期不健康、不必要地非人化、緊張和絕望。從事服務業的婦女們不知道如何提出與工作有關的問題,她們需要得到指導和建議。可以進行的改革和改進計劃是無止境的。”(P120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強迫勞動使“工作”(勞動)帶著矛盾的、令人厭惡的特徵。它是工人運動主要的鬥爭目標之一。但是——胡克斯認爲——我們應當同時發展“工作之于人類的意義”的正面認識——工作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是人的自我發展、自我肯定,意味著尊嚴、紀律和創造性,它創造人與人、人與環境的積極良好的關係,培養自治感、責任感。爲此,必須抵制社會強加在勞動(工作)上的偏見,即:工作只是出於生活缺乏和消費的需要,而不是人對社會的貢獻;把低工資、無工資的工作(如家務勞動)當成個人失敗,把某些工作,尤其是服務工作,看作低人一等;抵制社會給因爲失業、貧困而領取福利金的人製造的障礙,和讓人沮喪絕望的心理壓力(“寄生蟲”)。這些正面認識雖然不會改變經濟狀況,但可以抗拒心理剝削,應該把它和對強迫工作和異化工作的鬥爭相結合。

  胡克斯還提出,一個面向廣大婦女——低下層婦女占著大部分——的運動,需要走出上層的以及大學的圈子,需要一個基本的“讀寫計劃”,即掃盲計劃,以傳播那些難以從大衆媒體中獲得的思想和資訊,幫助最大多數的婦女發展想像力、分析思考能力、反對文化規範的能力,在女權事業中的活動能力,需要女權主義者尋求一種不同於學院派晦澀風格的語言,從而“把思想內容‘轉化’後傳播給不同年齡、性別、種族和文化水平的聽衆”,而不是僅僅關注學術標準,需要發展一種可以領導實踐的革命思想、理論、綱領、策略,最後,還有必要拒絕那種反理智(理性)主義和反知識的偏見的侵蝕。

 

  在“母性”問題上,早期的一些女權主義者持攻擊的態度,把它當成使婦女陷於家庭之內,妨礙婦女解放的主要因素。她們僅從自身處境出發,而忘記了大量黑人及底層婦女一直就在家庭之外工作並遭受壓迫的事實。但是到了今天,輿論似乎翻轉過來了,走到了另一極端。“母性”被一些女權主義者浪漫化,生孩子被吹捧爲女性的“報償”,重要且令人滿足。但這只是誤導。這種觀點的消極的一面是“加強了認爲婦女天生更加適合照顧孩子的陳舊的性別歧視觀點”,男性仍然被介定爲“行使權力和提供物質需要”的角色,最多是模仿女性去照顧孩子而非主動地參與撫養孩子。在現實中,母親對孩子的無微不至的照顧“對很多下班後疲憊不堪地回到家的勞動階層的父母來說是很難做到的。對於那些要在經濟上掙扎生存的家庭中的男女來說,要給予孩子特別的關注則更加困難”。應當慎重地對待這一點,保證男女雙方能夠共同撫養孩子。但這還不夠,因爲單親或父母共同撫養並不是很多婦女的選擇,許多有工作的黑人婦女通過求助於社區裏的人幫忙撫養孩子。

  由於“很多婦女與和她們沒有關聯和男性有了孩子”,以及“由於越來越多的異性戀和同性戀婦女選擇了與她們並沒有緊密關聯的男性生孩子,因此越來越需要社區對孩子的照顧”,所以必然地,應當抛棄必須由家庭、母親、女性照料孩子的觀念。此外,“由於婦女承擔了大部分的撫育責任,建立用賦稅爲基金的、有著同等數量的女性和男性工作人員的公共育兒中心一直是一個緊迫的女權主義問題”,這一點急需人們的推動,因爲“個人的、常常價格高昂的託兒所”僅符合中產階級的需要,華盛頓的兒童保護基金則報告說:“可能有600700萬兒童,包括學齡前兒童可能會在他們的父母工作的時候被單獨放在家裏,因爲他們支付不起託兒所的費用”。

  胡克斯倡議,建設“以社區爲基礎的小型公共育兒中心”(公共託兒所)以克服孩子和父母與社會的隔絕,它可以“使小孩更多地控制他們的生活”。許多在黑人社區長大的人都經歷過這種照料。

 

  “這種對照顧孩子責任的共同承擔可能在人們相互之間都認識並且信任的小的社區環境中實現。在父母把孩子視爲自己的‘財産’的環境中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很多父母不希望他們的孩子和其他人形成養育的關係,甚至是和親戚。如果社區裏有日托中心,那麽孩子們與父母之外的人發展友誼和養育關係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了。

  ……現在很多孩子與老人沒有接觸。社區公共育兒所能避免的單親家庭或甚至核心家庭撫養的另一個危險是父母對孩子在情感上的過分投入。這是很多人在多年不要孩子後又選擇生孩子時會出現的問題。他們可能會把孩子變成‘愛的物件’而無意教他們與更多的人有聯繫。”(P167

 

  除了強調共同撫養的重要性,胡克斯還呼籲:

 

  “全美國的婦女必須團結起來要求把花在軍備競賽和其他軍事目的的稅金用於改善社會中撫養孩子的條件和兒童保育上。”(P169

 

  性自由及性解放是女權主義中頗有爭議的重要話題。胡克斯認爲,“提倡真正的性自由是積極的”,但是還應當消除男女在性方面的權力關係。構想新的性規範、改變性觀念是一件難事,“只有在重視性安康的環境中才能受到鼓舞……然而,我們的文化並不是一種肯定真正性自由的文化”。障礙往往來自社會,來自男婦之間在性方面的不平等、敵對,以及成人在孩提時代的教育中接受的關於性的消極態度。這種障礙必須先要廢除,否則——

 

  “放鬆對性的限制使人們通過強迫的性活動和專注於性來不顧一切地努力克服障礙達到滿足。對當前充斥著我們公共生活的性的強調——尤其是大量的性建議和治療的需求——證明的不是性自由而是我們不斷的性挫敗。”P173(愛倫·威利斯,Ellen Willis

 

  女權運動的目的是結束女性性壓迫,而不是“建立‘政治正確’的性規範”(即規定人們的性取向)。性解放觀念的前提應當是女性自治,即,女性有權控制自己的身體,“它贊成一種建立在個人交流基礎上的開放或封閉的性”,爲此必須避免“人‘應該’參與性活動”的態度,這種“應該”乃是性強迫的一種表現。當前社會的性觀念“總是把積極的性表現淩駕於性的欲望之上”,這同樣是一種強制和壓迫。性自由必須包括一個人不參與性活動的自由,必須消除“附加在性冷淡上的社會壞名聲”,當然,也包括同性戀和異性戀自由。“結束女性性壓迫的鬥爭”要求女權主義者“不應該贊同任何一種性選擇:獨身、雙性戀、同性戀、異性戀”,而是把它們當作個人選擇伴侶的自由加以支援尊重,致力於創造使不同的性取向的人都不受壓迫的社會環境。不同的性取向並不妨礙她們成爲女性主義者和承擔激進政治責任,她們之間不應當是相互對抗的、競爭的關係。

 

  最後,胡克斯對女權運動應當是改革或革命進行了爭辯,她指出,重要的是改革的類型必須是革命型的改革,不應當停留在“得到與男性的平等和與男性平等的權利”,而要改變社會:要幫助婦女理解資本主義是如何作爲一個剝削女性勞動的制度來運作的,以及它與性壓迫的相互聯繫,促使婦女們去瞭解像社會主義這樣的不同的政治制度或者鼓勵她們去創造和設想新的政治制度,要攻擊物質主義和對過度消費的沈溺,要解釋帝國主義的全球壓迫和說明反對帝國主義的途徑。而最重要的是,“不斷地促使婦女們去理解,只有投入到革命中、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旨在結束性壓迫的女權運動才能成功”。

  革命未必是迅速發生的,掌握著軍備、“進行和接受暴力的學術意識以及維持暴力的技能”的敵人還是強大的,“要想革命成功必須肩負起長期鬥爭的義務”。女權運動不能只限于成功的反抗,而應當形成進一步的革命發展。爲此,必須動員廣大群衆,並且再次取得那些因幻想破滅而離開運動的昔日積極分子的關注、支援和加入,必須批判那些導致女權運動與群衆相隔離的舊有觀念,清除內部和外部的障礙,即,“繼續努力創造一個解放的意識形態”,對抗有組織的反女權主義行動,改變那些不瞭解和無立場的男性和女性在政治上漠不關心的態度——

 

  “我們的鬥爭將是漸進的、長久的。任何進行女權主義革命的努力都會得到由全球反抗強權的受壓迫民族發起的解放鬥爭的幫助。”(P189

 

結語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預言,工人階級將失去家庭概念,因爲資產階級對女工和童工的殘酷剝削摧毀了工人的家庭結構。在十九世紀工業化初期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存在的事實和發展趨勢,不過,在工人運動的強大壓力——包括爲婦女和兒童爭取權益——之下,資產階級從長遠利益出發,終於通過國家干預重新支援並鞏固了家庭。女性之遭受雙重剝削的境況也就同時恢復。

  1960年代末起的女權運動雖然是由上層婦女發端,但它仍然給父權制社會、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及許多普通男性的觀念帶來衝擊,它揭露了性別歧視的普遍存在,提供了婦女覺醒的一個契機,甚至極大地影響了傳統工會、政黨和工人運動,把男女在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平等、女性的政治權利、“節育、墮胎權利、安全避孕,以及性暴力問題,性騷擾如何在職業中用來建立性別等級關係等等”提到大衆面前,有助於婦女從“賢妻、良母、家庭主婦”——說白了就是家庭奴隸和生育工具——的傳統角色中解放出來。“在全美各地都有婦女積極分子爲受虐待和被毆打的婦女建立的避難所,旨在幫助這些受害的婦女恢復自我、開始新的生活”,等等。即使是少數“年輕、受過教育並且有進取心的婦女,通過打拼進入了曾經對她們關閉的職業,如醫學、法律、大學教師和中層管理”,也多少有助於對抗那種把婦女當作天生魯鈍低劣的社會偏見。當越來越多的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女權運動所涉及的許多問題,就越來越和廣大底層的婦女迫切相關。一切既已爭得的權利都是成功和進步,它有助於婦女運動擴大戰果,以及更深刻地觸及性別壓迫的社會根源。但是,女權主義局限於上層階級、學院,卻使得這個運動的主流最終被同化,而變得“無害”、消沈。貝爾·胡克斯對此所作的詳細、尖銳的批判是極有針對性也極有意義的。

  但衰落並不是絕對的。20001015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由來自100個國家的2萬人參加的全球女性反對貧窮與暴力大遊行,標誌著新一代女權革命的復興:

 

  “由於1970年和1980年的女性主義者再次重投運動,加上有來自‘西雅圖的一代’的年輕女性的參與,女性運動的前景是有根據滿懷希望的。女性解放運動復興,已經回到議事日程之內。我們在1970年代的口號,仍然有待實現:‘沒有婦女解放,不會有社會主義革命;而沒有社會主義革命,便不會有婦女解放!’”(卡爾娃《女性領導運動前進──記2000年全球女性反對貧窮與暴力大遊行》)

 

  這是社會主義者絕對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戰場。

  “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産,而家務勞動只占她們極少的工夫的時候,才有可能。”(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十月革命的最初幾年,蘇維埃政府在婦女解放方面曾做過許多工作,包括規定男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婚姻自由(簡單的註冊程式,和無條件離婚)、免費墮胎的權利,廢除私生子概念,廢除反對同性戀的法例,女工有特別的分娩假期照顧,家庭經濟社會化,即,把家務職能儘量交給各種社會機構去執行,通過提供産科醫院、託兒所、幼稚園、學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體育組織使婦女一方面盡可能參與社會生産,一方面盡可能地擺脫“廚房和洗衣盆”,以及養育和照料兒童的羈絆。這些,在柯倫泰《新婦女論》中多有闡述,當然,這種革命雖有政策、法律、計劃,和良好意圖,而在長年的戰爭和匱乏時期,加上工人階級占人口少數的現實,其成就是不容高估的,因爲經濟條件不足以完成這樣的革命和解放。但是,這種解放無可置疑地是一個堅決的、寶貴的實踐,是新時代的萌芽。但這些萌芽在史達林掌權後旋被拔除,或變爲畸形。1934年新的家庭法頒佈,1936年,墮胎被禁止,“戀愛自由”成了“小資產階級的發明創造”,家庭和生育被吹捧爲“婚姻”的“盡善盡美的價值”,做父母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參見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七章第一節《家庭中的熱月》)。

  假如把目光收回到當代中國,我們應能發現,中國的婦女狀況更爲堪憂。除了受到與大部分男性同樣的剝削壓迫,同樣處於普遍的政治、經濟的無權狀態之外,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低下的。毛時代“社會主義”的某些成就及其賦予工人階級婦女的權利——如取締娼妓,法律上的男女平等,有薪婚假、産假等等,這些有限的權利卻是和性壓抑相伴而行的——雖然十分不夠,但也很快爲更嚴酷的當今現實所剝奪,或變得有名無實。至於農村,那種成就更不足道。社會的普遍匱乏,迫使女性深刻地依附於家庭。官僚專制則以家庭爲單位培養對權威的順從。而當越來越多的工人因下崗失業而不足以維持生計,使得這種依附本身都難以爲繼的時候,家庭破裂在無保障(尤其是婦女)的社會上就帶來了普遍深重的痛苦。在私有制的社會裏,真正不帶經濟上的算計的婚姻自由近乎不可能。在農村,貧窮使男性的作用和地位更顯重要,大量女性之湧入勞動密集的、低工資的輕工業和服務業,並不能賦予她們在經濟上的徹底獨立,卻進一步強化了女性的在舊式家庭中的角色。總體來說,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和婦女的獨立意識是偏於落後的,大部分人對女性的偏見極深。因而在中國,婦女解放事業不僅要求更爲革命和激進的態度,更爲艱巨長久的努力,而且更需要一個整體的、徹底結束剝削和壓迫的社會革命的遠景。

 

 

2003-7-23

 

 

作者簡介: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

 

“我是個黑人,生長在南方一個父權統治的工人階級家庭,我(和我的母親及兄弟姐妹們一樣)經歷了不同程度的家長專制制度,它讓我感到憤怒——我們都感到憤怒。憤怒使我對男性統治提出了質疑,還讓我反抗性別主義的社會化。”

“我在父權制家庭長大的過程中有了女權意識,並且進行了女權主義的反抗。我違背了父親的父權主義思想,選擇了接受高等教育,這也讓我的母親感到害怕,她認爲太多的教育會使我‘不合適’做一名真正的女人。我在大學二年級時加入了女權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