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女權主義
——訪問蓮.薜高(Lynne Segal)
丹心 譯

編者按:
  以下是澳洲綠色左派周刊的記者在今年六月訪英時作的訪問,Lynne Segal是英國著名的女權主義學者,著有Is the future Female?(未來屬於女性?)Sex Exposed & Straight Sex(性真相與異性戀)都是很有卓見的女權主義著作,由她來談談今天的女權主義狀況及其最新發展實在適合不過。


問:你認為女權主義為大多數女性取得什麼成果呢?
答:七十年代興起的女權主義思想可說為所有女性帶來持久的價值。女權主義是現在我們呼吸的這種空氣的一部份,五、六十年代的空氣不是這樣。
  在西方,有許多問題在過去是完全看不見的,但現在都公開了,例如節育、墮胎權利、安全避孕,以及性暴力問題,性騷擾如何在職業中用來建立性別等級關係等等。要回答究竟婦女的情況有沒有得到改善,首先必須了解晚期資本主義在七、八十年代的主要發展情況。在世界層面而言,階級的不平等及全球的不平等愈來愈嚴重,這尤其影響婦女及其他少數群體的生活。
  在七十年代末,有部份婦女,尤其是中產階級婦女的處境明顯有所改善。她們比過去有更多發展機會。他們利用這些機會結束自己不愉快及暴虐的婚姻,並發掘一種比從前不那麼壓迫的生活。
  但基層婦女卻遠遠沒有那麼幸運了,她們雖然不斷爭取資源的改善,例如保健、教育、反污染及基本人權,但這些合理要求在最近流行的女權主義思想中都不是直接得到反映及鼓勵的。這使她們很容易覺得那些專業及學院派的女權主義者根本與她們無關。
  基層婦女爭取的那些最實際改善生活的要求往往並非當前女權主義理論最關心的問題。
問:你對女權主義提到的所謂代溝問題有何看法呢?
  每當我讀到有關的代溝問題,總覺得他們說的內容很不同,例如每一代是什麼意思?或代表誰呢?
  那些活躍於各種政治運動的年輕人會認為有一代年紀較大的事業型女權主義者。這些女性透過鬥爭,把女權主義的分析引入各種學科,因而進入到有權力及權威的地位,尤其在大學裡,但不只在大學。
  不同的輩代之間確有鬥爭,但這決不能歸結為第一代做這些而第二代做那些那麼簡單。同一代之內也有各種鬥爭,例如有些人轉移到其他方面去了,但另一些人仍參予基層鬥爭,後一批人經常會覺得自己跟那些正在從事理論研究的女權主義者切斷了聯繫,因為她們覺得那些理論跟她們改善婦女日常迫切的需要有很大距離。
  不過,每當人們開始在政治上活躍起來並且反省時,往往想把自己與別人分別開來,建立自己獨特的看法及聲音,這樣就很容易把我們的先驅看得過份簡單化,甚至根本看不起她們。
問:在後現代主義盛行的今天,你怎樣回顧七十年代關於性別、階級及種族的分析呢?
答:種族及少數民族的問題是近期後現代主義者或後結構主義的學術特色的一部份。但有些人認為後現代主義的分析雖然很注重種族及少數民族問題,並不一定促進反種族主義的行動。雖然學院派女權主義者也談論種族及少數民族問題,有些黑人批評家如Hazel Carby和Bell Hooks說,研究黑人女作家或討論種族與性別的問題自然是很好的,可惜愈來愈少黑人學者可以進入學術界了。與此同時,學院派女權主義者與在社區爭取基本權利的女權主義者之間幾乎是沒有聯繫的。
  當然,我們說的是整體的情況。其實在七十年代末,左派政治已經衰落。過去學界非常活躍,也非常政治化,但現在只剩下一小撮活躍份子仍在堅持,部份的原因是因為鬥爭愈來愈難獲得勝利。
  大多數人都把原因歸究於八十年代蘇聯共產主義的瓦解。那當然是重要原因,但卻不是人們想像中那麼重要。蘇聯經濟的解體不過是說明:向全球資本主義挑戰,但最後卻失敗的其中一部份。其實早在蘇聯解體之前的八十年代,左派政治已經相當衰落了。
問:你對「新女權主義」的茂盛有何評價?
  要了解所謂的新女權主義的茂盛,必須先分析一下傳媒及其運作的方式。舉例,Natasha Walter去年寫的「新女權主義」,只因她是英國衛報的記者,新書就獲得廣泛的宣傳。男人婆出版社(Virago)——也是我的著作的出版商,早在八十年代已經認為,如果想在出版界站得住腳,唯一的途徑就是找這樣的作者,她必須是一份全國發行的報紙的職員,這樣新書便會得到報紙的重點宣傳。
  出版商通常在還未找到作者之前,就己經決定如何推銷一本書了,他們知道他們需要哪一類型的作者,譬如年輕、有吸引力、女性及受僱於一份大報。
  其實Walter的新書一點也不新。最有趣的是,書中包含七十年代初女權主義的主張,那時正是社會主義派女權主義者佔主導的時代。她提到的有關育嬰院、同工同酬的要求早在七十年代已有人提過。如果說Walter的書有什麼缺陷,那就是她提出這些要求,卻沒有提出任何能帶來改善的政治方案。
  有許多新女權主義其實不過是傳媒對個別年輕作者的包裝。到今天為止,如果說這種新女權主義有何新穎之處,那就是當中充滿非常嚴重的政治幼稚性,它們根本不明白改善婦女現狀的障礙來自何方。它們的見解都是非常淺薄的。仍然有那麼多婦女陷於貧困、受到毆打、被強姦、又沒有像樣的托兒服務,等等,這不是很可怕嗎?如果所有婦女都一齊談論這些情況,就能夠改變。
  這是自由主義式的唯意志論(liberal voluntarism),並不是真正了解政治力量如何決定世界的運作。這些人認為,只要每個人都有良好願望便能改變世界。
  女權主義者說「個人的就是政治的」,並認為權威而殘酷的非人化的人際關係同經濟上的剝削是同樣重要的。
  這恰恰是把政治簡化為個人問題。如此,克林頓或貝理雅所實行的政策看來就像是這類女權主義者的花言巧語,就好像人們只須表現出一副關心分享的態度便行了。這像是一種道歉的新趨勢——為販賣奴隸,為監禁日本人或其他什麼而道歉——多於像是嚴肅地考慮如何廢除剝削及壓迫本身。後者往往涉及更多資源的問題。
問:在當前保守政治氣氛的影響下,女權主義的辯論是否己經向右轉呢?
答:激進的思想時常是被當權者吸納,那可說是無可避免的。傳媒通常能夠找到並推廣某些特別的聲音,而這些聲音對他們的利益是最小威脅的,又或者他們會找到其他聲音,這些聲音足可使女權主義變成垃圾。
  所以很難把女權主義看作單一的物體,但女權主義似乎又很容易被吸納。不過,傳媒所推廣的女權主義與早期女權主義的主張何止相去十萬八千里!
  傳媒推廣的女權主義(media Feminism)是一些擁有多姿多采生活的個人,例如戴妃、辣妹(Spice Girls)或戴卓爾等,她們被捧為女權主義者的最佳偶像。甚至連一些老輩的女權主義者也很重視「女人也可擁有權力」,「女人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這類說法。
  當然,女人也可以有權有勢。誰認為不是呢?但像大多數男人一樣,大多數女人最後都不是有權有勢和快樂的,除非她們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和控制自己的生活。
  八十年代,西方社會變得愈來愈不平等。像辣妹那種牌子的女權主義不過是一種掩蓋事實的方式,它使所有有關階級和平等的問題都靠邊站,不為人所注意。
  過去,要獲得有關性別不平等的統計數據根本不可能,今天這類數據隨手可得,但是你得不到顯示社會經濟不平等的數據。階級、種族及少數民族問題都由於人們把焦點放在性別不平等的問題上而被掩蓋著。
  這種轉移視線的做法不過是反對真正的女權主義的其中一種方法,變成把女權主義吸納:性別問題不斷被人提及,並不表示人們真正關心如何改善婦女的生活。
(譯自Green Left Weekly 2.9.1998)

先驅第50期, 199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