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女权主义
——访问莲.薜高(Lynne Segal)
丹心 译

编者按:
  以下是澳洲绿色左派周刊的记者在今年六月访英时作的访问,Lynne Segal是英国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着有Is the future Female?(未来属于女性?)Sex Exposed & Straight Sex(性真相与异性恋)都是很有卓见的女权主义著作,由她来谈谈今天的女权主义状况及其最新发展实在适合不过。


问:你认为女权主义为大多数女性取得什么成果呢?
答:七十年代兴起的女权主义思想可说为所有女性带来持久的价值。女权主义是现在我们呼吸的这种空气的一部份,五、六十年代的空气不是这样。
  在西方,有许多问题在过去是完全看不见的,但现在都公开了,例如节育、堕胎权利、安全避孕,以及性暴力问题,性骚扰如何在职业中用来建立性别等级关系等等。要回答究竟妇女的情况有没有得到改善,首先必须了解晚期资本主义在七、八十年代的主要发展情况。在世界层面而言,阶级的不平等及全球的不平等愈来愈严重,这尤其影响妇女及其它少数群体的生活。
  在七十年代末,有部份妇女,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的处境明显有所改善。她们比过去有更多发展机会。他们利用这些机会结束自己不愉快及暴虐的婚姻,并发掘一种比从前不那么压迫的生活。
  但基层妇女却远远没有那么幸运了,她们虽然不断争取资源的改善,例如保健、教育、反污染及基本人权,但这些合理要求在最近流行的女权主义思想中都不是直接得到反映及鼓励的。这使她们很容易觉得那些专业及学院派的女权主义者根本与她们无关。
  基层妇女争取的那些最实际改善生活的要求往往并非当前女权主义理论最关心的问题。
问:你对女权主义提到的所谓代沟问题有何看法呢?
  每当我读到有关的代沟问题,总觉得他们说的内容很不同,例如每一代是什么意思?或代表谁呢?
  那些活跃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年轻人会认为有一代年纪较大的事业型女权主义者。这些女性透过斗争,把女权主义的分析引入各种学科,因而进入到有权力及权威的地位,尤其在大学里,但不只在大学。
  不同的辈代之间确有斗争,但这决不能归结为第一代做这些而第二代做那些那么简单。同一代之内也有各种斗争,例如有些人转移到其它方面去了,但另一些人仍参予基层斗争,后一批人经常会觉得自己跟那些正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女权主义者切断了联系,因为她们觉得那些理论跟她们改善妇女日常迫切的需要有很大距离。
  不过,每当人们开始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并且反省时,往往想把自己与别人分别开来,建立自己独特的看法及声音,这样就很容易把我们的先驱看得过份简单化,甚至根本看不起她们。
问:在后现代主义盛行的今天,你怎样回顾七十年代关于性别、阶级及种族的分析呢?
答:种族及少数民族的问题是近期后现代主义者或后结构主义的学术特色的一部份。但有些人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分析虽然很注重种族及少数民族问题,并不一定促进反种族主义的行动。虽然学院派女权主义者也谈论种族及少数民族问题,有些黑人批评家如Hazel Carby和Bell Hooks说,研究黑人女作家或讨论种族与性别的问题自然是很好的,可惜愈来愈少黑人学者可以进入学术界了。与此同时,学院派女权主义者与在社区争取基本权利的女权主义者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系的。
  当然,我们说的是整体的情况。其实在七十年代末,左派政治已经衰落。过去学界非常活跃,也非常政治化,但现在只剩下一小撮活跃份子仍在坚持,部份的原因是因为斗争愈来愈难获得胜利。
  大多数人都把原因归究于八十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那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却不是人们想象中那么重要。苏联经济的解体不过是说明:向全球资本主义挑战,但最后却失败的其中一部份。其实早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八十年代,左派政治已经相当衰落了。
问:你对「新女权主义」的茂盛有何评价?
  要了解所谓的新女权主义的茂盛,必须先分析一下传媒及其运作的方式。举例,Natasha Walter去年写的「新女权主义」,只因她是英国卫报的记者,新书就获得广泛的宣传。男人婆出版社(Virago)——也是我的著作的出版商,早在八十年代已经认为,如果想在出版界站得住脚,唯一的途径就是找这样的作者,她必须是一份全国发行的报纸的职员,这样新书便会得到报纸的重点宣传。
  出版商通常在还未找到作者之前,就己经决定如何推销一本书了,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哪一类型的作者,譬如年轻、有吸引力、女性及受雇于一份大报。
  其实Walter的新书一点也不新。最有趣的是,书中包含七十年代初女权主义的主张,那时正是社会主义派女权主义者占主导的时代。她提到的有关育婴院、同工同酬的要求早在七十年代已有人提过。如果说Walter的书有什么缺陷,那就是她提出这些要求,却没有提出任何能带来改善的政治方案。
  有许多新女权主义其实不过是传媒对个别年轻作者的包装。到今天为止,如果说这种新女权主义有何新颖之处,那就是当中充满非常严重的政治幼稚性,它们根本不明白改善妇女现状的障碍来自何方。它们的见解都是非常浅薄的。仍然有那么多妇女陷于贫困、受到殴打、被强奸、又没有象样的托儿服务,等等,这不是很可怕吗?如果所有妇女都一齐谈论这些情况,就能够改变。
  这是自由主义式的唯意志论(liberal voluntarism),并不是真正了解政治力量如何决定世界的运作。这些人认为,只要每个人都有良好愿望便能改变世界。
  女权主义者说「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并认为权威而残酷的非人化的人际关系同经济上的剥削是同样重要的。
  这恰恰是把政治简化为个人问题。如此,克林顿或贝理雅所实行的政策看来就像是这类女权主义者的花言巧语,就好像人们只须表现出一副关心分享的态度便行了。这像是一种道歉的新趋势——为贩卖奴隶,为监禁日本人或其它什么而道歉——多于像是严肃地考虑如何废除剥削及压迫本身。后者往往涉及更多资源的问题。
问:在当前保守政治气氛的影响下,女权主义的辩论是否己经向右转呢?
答:激进的思想时常是被当权者吸纳,那可说是无可避免的。传媒通常能够找到并推广某些特别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对他们的利益是最小威胁的,又或者他们会找到其它声音,这些声音足可使女权主义变成垃圾。
  所以很难把女权主义看作单一的物体,但女权主义似乎又很容易被吸纳。不过,传媒所推广的女权主义与早期女权主义的主张何止相去十万八千里!
  传媒推广的女权主义(media Feminism)是一些拥有多姿多采生活的个人,例如戴妃、辣妹(Spice Girls)或戴卓尔等,她们被捧为女权主义者的最佳偶像。甚至连一些老辈的女权主义者也很重视「女人也可拥有权力」,「女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类说法。
  当然,女人也可以有权有势。谁认为不是呢?但像大多数男人一样,大多数女人最后都不是有权有势和快乐的,除非她们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控制自己的生活。
  八十年代,西方社会变得愈来愈不平等。像辣妹那种牌子的女权主义不过是一种掩盖事实的方式,它使所有有关阶级和平等的问题都靠边站,不为人所注意。
  过去,要获得有关性别不平等的统计数据根本不可能,今天这类数据随手可得,但是你得不到显示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数据。阶级、种族及少数民族问题都由于人们把焦点放在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上而被掩盖着。
  这种转移视线的做法不过是反对真正的女权主义的其中一种方法,变成把女权主义吸纳:性别问题不断被人提及,并不表示人们真正关心如何改善妇女的生活。
(译自Green Left Weekly 2.9.1998)

先驱第50期, 199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