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权民主还是劳权民主

──兼论大陆修宪

刘宇凡

(转载自<红鼹鼠>)

1989年柏林围墙崩溃后,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历史已终结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加代议民主,而不是什麽共产主义──这就是所有国家必由之路。一时间这种见解好像很有事实根据。苏联、东欧「改邪归正」;原来属于独裁政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南韩到南非、印度尼西亚,也一一「正常化」,变为代议民主国家。中港台三地中,台湾已经走完这条路,香港还在途中,而大陆还没开始。虽然没开始,大陆的自由派正在推动着同一个方向,而且初有成效,成功游说中共修宪,把「保护人权」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两条入宪[1]。在他们眼中,私产权同时是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基础。刘晓波说,「私产权的入宪保护,虽不是政治民主化的充份条件,却是必要条件。」「完善的产权制度……是政府权力退出市场的先决制度条件,有利于健全市场的发育和独立的民间社会的培育。」[2]

早衰的代议民主

不过,所有这些后起的代议民主国家,一个个像患了早衰症那样,未经过青壮年便已衰老朽坏。南韩「民主化」以来,从总统到议员都不断闹出贪污丑闻。台湾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对,现在政府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但试问人民又有多少选择?选出来的政府,又有几个认真解决了失业问题?相反,那些资产阶级政府只有带头私有化和裁员减薪,它们也没有一个不大搞黑金政治,买票卖票,贪污腐化,而且最擅长说一套做一套。陈水扁从坚决反核到跳票,人民又能怎样?

这个现象决非晚起的代议制国家特有,而是所有奉行代议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共有。在欧美等老牌代议民主国家,虽然贪污程度可能较低,但是劳动人民选来选去,还是选烂苹果,所以越来越多人干脆懒得去投票。美国投票率长期只有一半;西欧国家的投票率在过去廿年也不断下降。决不是几条甚么「阳光政策」,几个「反贪清官」能够解决上述所有问题的。

「一人一票,选出政府」,多么符合平等原则呀。问题是,不论贫富,人人都应享有参选权、投票权──这是一回事;多少人能实际运用这些权利,就是另一回事了。要做到前者,只须立法就成,要做到后者,所需要的条件多很多,需要金钱,需要许多物质条件,而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当然是富人比穷人无比地有利得多,票人人可投,但参选却不,因为参选需要很多很多的钱。结果能够有效参选的一定是资产阶级政党,或者是资产阶级化的工党。结果选出来的政府,当然没有几个真正为普罗大众服务。

即使工商界自己不出来参选,它也可以通过捐助政党的方法间接支配政党。在美国金钱的力量更大到变成同人一样享有人权。美国最高法院在1976年判决,任何人都无权限制大公司的政治献金,理由是按照法律,公司是「虚拟法人」,因此公司应同人一样享有言论自由,而政治献金就是公司行使言论自由的一种方式。

大众传媒由财阀垄断的情形日益严重。八十年代的美国传媒,大概五十间大公司垄断了大众传媒;到了九十年代末,剩下不足十间了[3]。香港免费电视长期由两大公司控制;工人阶级连发出自己的声音也难于登天,遑论有效参选了。而财阀办传媒不是为了促进民主,而是为了发财,因此节目要吸引最大量观众,迎合最落后的品味﹔在竞相比贱的逻辑下,制作的节目商业价值高,但人文或艺术价值极低。即使制作政治及社会议题,也往往偏狭得很,首先就不能得罪财阀。大众传媒从一种可以是很好的民主教育工具变成愚民工具。

在大选时期,由于资产阶级垄断了传媒,所以议题总是从真正重大的问题转移视线到次要甚至完全是杜撰的问题。资产阶级各派之间不会辩论:为甚么不对那些既赚大钱又裁员的大公司实行制裁?不,他们决不争辩这些,而总是转移视线到:应否先找联合国批准,才攻打伊拉克(彷佛批准了就有理由侵略别人似的)?支持还是反对台湾优先?支持还是反对自由化?(「自由」啊,你能反对吗?)有些天真的「清流」以为劝几句不要駡街便成;他们不知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民主必然产生的毒瘤。这些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根本没有重大分歧,不比烂駡街,能各显特色,骗取选票吗?

这种政体形式上是全民民主,实质上是金权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因为它让资产阶级通过金钱力量实际支配了政府权力。

                            一元一票抵销一人一票

    自由派说市场经济是代议民主的最佳配搭,因为市场经济最能保障个人自由和资源最佳配置。谁的自由?人的自由吗?不,是金钱力量的自由。早就有人指出,资本主义市场[4]可说是一种「一元一票」的制度,谁钱多谁讲话大声。经济学家爱说,市场机制让资本家乖乖迎合消费者的需要。对啊,如果你有钱的话;所以经济学研究的不是什么人的需要,只是「有效需求」,即身上有钱的消费者。1998年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个富豪,共拥有一万亿美元,在市场上等于每人有44亿票。同时有13亿穷人每天只有一美元可花,每人只有一票;至于不名一文的失业者如果不想喝西北风,就只有偷食物而不是买食物了。什么市场经济保障个人自由,请问究竟是谁的自由?

    资产阶级的权力主要还不是消费的能力,而是投资的权力。整个社会生产,千百万人的就业机会,无数人的衣食住行,莫不仰赖大企业的股东的投资。他们的决策机制也很公平,一股一票!怪不得大企业的小股东(更不用提员工了)往往给大股东随便宰割。资本主义市场的历史就是大资本自由吞并小资本的历史,最后发展为今天的跨国公司,个个富可敌国。什么「小政府,大市场」,不如说是「小政府,大企业」──政府只是跨国巨兽的小伙计。1981年法国社会党的密特朗当选总统,宣布一个温和的国有化方案,结果也令资产阶级用逃资和罢投资来惩戒它,投资率从以前几十年平均每年4.4%增长降为密特朗当选头三年的负1.21%,造成严重经济危机和失业,最后密特朗要投降[5]。廿年后的今天,金融资本更是强大到比所有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储备还要多许多的地步,所以不仅可以像过去一样用抛售或拒买公债的方式要挟政府,而且可以抛售一国货币来迫降政府。

    相比之下,劳动阶级有甚么经济权力?佛利民之流反复强调工人有选择雇主的「自由」。然而,把资本与劳动两个阵营的经济资源多寡问题略去不谈,纯粹谈「意志自由」,不过是欺人之谈。资本家可以等待价格上升才恢复投资和增聘人手,但工人可以慢慢等待工资上升到足够水平才出卖劳力或脑力吗?不能。其次,自由派讲来讲去,只讲交换自由;然而,工人同老板的「自由交换」一幌就过去;接下来的每天每时,打工一族都要受富人压榨尽量多的劳动。[6]下班回家,他们都累得要死,还有什么余闲去思想和了解清楚种种政治经济问题?所以富人有充足资源去实际运用民主权利,而工人不行。1997年英国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6%有产者没有登记为选民,但有38.2%的租人房子住的住户(这些人通常较穷)从未登记为选民。[7]

    市场经济是代议民主的最佳配搭──对谁最佳呢?西谚云,甲之粱肉,乙之毒药;对富人有利往往对工人不利。市场经济的一元一票,足以大大抵销工人阶级名义上所享有的一人一票,使形式上的全民民主变成实际上的资产阶级民主。

只要资源基本上由「市场」即资本家主导,只要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纯粹政治形式上的平等就一定中看不中吃。

人权与私有产权

    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私产入宪之后,香港大公报评道:「欢迎这一修改的不单是有钱人。一位长期代理拆迁户利益的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为平说,如果有『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容侵犯』的概念,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开发商连手损害拆迁户利益时,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显得如此理直气壮。」[8]刘晓波等自由派当然同官方一个调子:「没有私产权的保护,即便拥有一座金山,也无法保证财产安全;有了私产权的保护,哪怕只有一片面包,这片面包也是安全的。」[9]

    多好呀,从大资本家的金山到小民的面包一体保护!而有了这个保护──刘晓波向我们保证──就已经为民主奠定了「必要条件」,能不快哉?

    刘晓波把整个问题二元分割,一边是强权政府,一边是「市场」或「民间」

;一切压迫剥夺只来自官府,一切自由交换都来自「市场」或「民间」,其中大资本与小民利益一致,共保私产……你骗谁?大陆的现实是,这边的官商勾结,化公为私,联合剥夺另一边的几千万国企工人的就业权利,共谋强抢无数小民的房子。官商之间当然也有分赃不匀的争执,而且私人资本的脏手常给官府的脏脚踩住,但这个事实不能否定另一个更普遍的事实:大陆官商在剥夺劳动人民方面毕竟利益一致。换个说法,就是:正因为要保护资产阶级和官僚的金山,所以千千万万小民的面包和房子要被其吞并。

    你以为只有大陆才会有官商共谋剥夺小民财产的事吗?不。这根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如果各国有分别,只是大陆较为赤裸,而在像香港那样有成熟的私有产权法律和制度的地区,这种剥夺总是披上「合法」的「自由交换,自由竞争」的外衣。香港的失业者在走投无路下被迫贱卖房子给银行,菜市场肉贩因为被李嘉诚的超级市场挤垮而破产,报贩因为被李嘉诚辖下屋苑兼营卖报而关门(这两方面李嘉诚都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帮助),这一切在自由派眼中都是「合法」的「自由竞争」,然而不管你使用什么形容词,那些人的结果同大陆被夺房子的人又有什么两样?香港的肉贩和报贩不一定读过刘晓波先生的文章,但他们一定知道李嘉诚的金山很安全,而自己那一片面包很不安全,所以都曾经发起罢市和堵塞交通的抗议。这些事件足以反映,最「文明」的资本主义不过是文明在用「自由交换」这把软刀子而不是用硬刀子杀人罢了。怪不得洛克也认为,在「正义的」战争中,俘虏用卖身为奴来「交换」不杀之恩,也是符合自由原则的。

对,一谈到私产权与民主的关系,就难免谈谈洛克这位自由派袓师爷。洛克认为天赋人权,而首要人权就是财产权;政府的存在不过是保护私有财产。所以政府必然是有限政府,其权力停止在私产门前;政府的统治,包括税收,须经人民同意方为合法;不合法的政府人民有革命之权并另立合法政府。

资产阶级财产权与劳动人权誓不两立

但洛克果真是富人的金山和穷人的一片面包都一体保护吗?没有的事!洛克那本《政府论》根本不是写给所有人看,而是写给像他的雇主沙夫茨伯里伯爵那样的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看的。《政府论》下篇论财产一章,如果稍为细看和对比历史,就知道他谈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所进行的圈地运动;谈的财产不是劳动人民或什么人的财产,而是地主圈占公有土地和打破农民固有权利后才树立的私产。洛克承认上帝叫人共有土地,人不应占有比他能消费较多的财产。但为什么他又认为像他的伯爵雇主一类人有权化公有地为私有地呢?整章的精神是这样﹕只要他们化公为私后,雇人经营,「改进」了生产力,那就等于为人类增加而不是减少财富,就有权化公为私。[10]洛克是实至名归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之前没有一个剥削阶级像资产阶级那样着迷于「提高生产力」并从中发财。获得洛克提供思想武装之后,资产阶级更为全力化公为私,直至把英国几乎所有自耕农民变成失去生产手段的工人为止。

大陆自由派郭罗基说:「所有权…就是法律规定自己自由地占有、使用、处置自己的财产,排除非财产所有者干涉、侵害的权利」[11]

在前资本主义的欧洲,并不存在郭罗基所说的那种绝对排他的财产观。加拿大名学者麦克法森指出,当时的私有财产观主要是从物获得收益之权,而不是对物的绝对所有权。[12]森林往往是公有。即使是地主的土地,他如果任其抛荒,附近农民有权种植及收割;在已开发地主土地上,农民有通过权,在收获季节有拾穗权,在收获后有放牧及采集枯枝之权利。手工场工人有规定的工资和工时,有很多宗教休息日,有拿走工场中的边角料的权利。所有这些权利都是百千年习俗所规定。十六世纪开始崛起的英国商业化地主才逐步打破这些习俗,毁灭公有地和小农权利,然后才建立起绝对排他的资产阶级财产权。刘晓波把资产阶级财产与小民财产看成利益一致,根本是梦呓。

垄断资本主义越发展,对垄断财团的大股东们的财产的保护就变得越来越绝对,而对公共财富及对小股东、小存户、小商人、小业主、普通消费者以至工人的财产的保护就变得越来越相对,越来越少。新的知识产权法和电讯法把许多原先属于公共范畴的东西(例如生物----包括人-----的基因、各民族的植物及矿物知识、无綫频道),现在都变成跨国公司的私产;你花几块钱买一个面包,可以自由处置它;但你花几千元买微软软件,连真正的所有权都没有,只有有限的使用权[13]。你在香港一个私人屋苑买下一个房子,但是若大业主或市区重建局要收购你的房子,你不能拒绝[14];若电讯公司来你的屋苑安装线路,你的业主立案法团连拒绝也不行;拒绝的话可以被电讯公司告上法庭。

资产阶级财产权更一直同劳动人权严重对立。早期资本家根本不承认工人结社权,理由是它妨碍「商业自由」。虽然工人运动后来迫使资本家承认结社权,但是基本矛盾依然存在。1939年美国农业企业家协会入禀法庭要求禁止出版史坦培克著名小说《愤怒的葡萄》,理由是小说煽动农民反对他们。如果说西方工人的人权稍多保障,那主要是工人斗争的结果。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一旦斗争减少,他们的人权就倒退。1946年,正当美国劳工运动非常高涨时,有工会在雇主的购物商场前示威,雇主控吿工会侵犯私有财产,但最后被判败诉。法官判词说商场旣然开放给公众使用,其财产权就要受他人的公民权的限制;三十年后的1976年,当工运陷于低潮时,最高法院在同类型官司中竟判工会败诉。[15]

洛克说人的劳动就是他的最大财产[16]。他有意忽略应有的下文︰劳动须要有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生产数据,否则劳动者的劳动一文不值,连自己也养不活。而资本主义的起点正是通过剥夺农民去制造一大批没有生产数据、只有自己双手的无产阶级。洛克忽略上述下文,是因为他要接上资产阶级的下文︰无产阶级可以给资产阶级打工来过活。所以他才强调,英国一个粗工的生活过得比拥有无数土地的印第安人还好。潜台词就是说,你们何必怀恋自己的小片土地呢?你们的财产虽然给我吞掉,但你们给我打工不是更好吗?(这种话,今天大陆资产阶级不是一样讲给农民听吗?)只是这些士绅没有告诉你,即使工人的吃穿比自耕农好,但自耕农不会因失业而饿死,而工人却会;自耕农的工作节奏是自主的,而工人却要「让人家鞣」(马克思语)。所以普鲁东才说财产是盗窃,马克思才说资产阶级财产权就是对劳动的支配权。

诚如麦克法森指出,洛克的财产论及有限政府论,说穿了就是资产阶级在一个自律而有限的政府下无限地积累财富、发展私产的权利,无限地剥削地球资源和人类的权利。所以尽管以后工人阶级经过长期斗争获得普选权,但是因为同时资产阶级私产权也在逐渐扩大,几乎占光了全球一切主要的生产数据,成为现代巨兽,而政府越来越「有限」,所以普选权也日益徒具形式。

消灭资产者私有制,建设生产者的共有制

   如果说资本主义曾经有过历史进步性,其中一面就是在毁灭小私有主的过程中建立起社会化大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现代股份有限公司。而后者的出现,说明私有制已经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所谓「私人财产」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日益具有社会性。斯密不支持股份公司,因为经理支配的是「别人的钱」,而不是自己的钱,决不会全心全意经营。然而,今天资本主义大老板们,支配的大部份金钱正正是「别人的钱」:只占10%股权的大股东往往就能实际控制企业;各种基金的经理人支配的是无数打工一族的退休金、棺材本、医疗费、储蓄。这种使用「别人的钱」的制度,不仅往往损害千百万人的财产,而且盲目的竞相发财不断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产阶级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与荒唐达到高峰。一边是大批闲置的生产数据及其资金形态,另一边是大批闲置的劳动力。是什么妨碍着劳动同生产数据的结合?是什么妨碍社会生产正常进行?就是资产阶级私有制。资产阶级的发财需要,就像为社会生产套上拘束衣一样,凡是无助其发财的,任凭生产设备闲置,任凭几千万几亿人失业,它也在所不惜。这是对生产力和人的破坏而不是促进。所以,即使按照洛克原意,当代资产阶级的历史合理性也早已消失了,早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必须打破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拘束衣,才能根本解决劳动与生产数据的分离问题。但劳动人民打破了资产阶级私有制,已经不是为了恢复小生产者的私有制,而是为了把社会化大生产收归社会公有(也就是连财产权也实行社会化),民主经营,消灭贫富悬殊,实现社会经济上的平等,保证人人有工作和有尊严的收入。这时劳动人民仍然是打工,但已经不是为资产阶级打工,而是集体为自己打工。

也就是说,除了要实行政治民主之外,也要实行经济的民主,确保社会和自然的最重要资源的使用和分配,都由全体公民民主决定。如果把世界上一千个最大的基金和一千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收归社会所有,那不过是把社会的财产从几百个大家族的垄断资本的手中交回给社会罢了。

有人反驳说,整个经济体系由社会上千百万人共同拥有和共同管理,这怎么可能呢?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做到了一大半。资本主义大企业早就是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无论股东有多少万人,也无论职员有多少,都不妨碍数量少得多的专业经理人负担日常的管理工作。社会化的企业不过继续发展这个历史趋势罢了。其次,社会化的涵义就是高度的社会自治,意思就是:哪一种经济决策影响到哪些人,就由哪些人自己进行民主决策。凡是涉及国民经济的重大战略的决定,例如定下国民收入中投资和消费的比例,经济部门的综合平衡,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新经济部门的发展等等,由于直接影响全部公民,就应当由中央一级民选机构作决定。至于企业,大型的社会化企业,管理权归工人自治委员会所有,但必须吸收一切利益攸关者参加管理,这包括来自社区、消费者、环保团体等等的代表。社会化企业除了在新的投资上需要同整个行业以至中央机构商量协调之外,在日常管理上应享有高度的自主性;中小型的企业则尽量鼓励职员创办合作社,并享有比社会化企业更大的自主权。社会上各种经济实体,在内部尽量实行民主管理,而彼此之间则尽量通过民选政府、计划协调和市场机制三大元素来协同发展。这是一种经济战略适度集中,经营管理尽量分散;大民主和不同层次的小民主互相配合的社会自治。根本不会出现那种千百万人一起去管理企业的荒唐现象。

生产数据所有权的社会化与私有化的比较是云泥之别,而且也比过去的所谓国有化优胜很多。过去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国有化,正正因为没有同时实行政治和经济的民主,所以国有企业就像国家机器一样、根本不受人民监督,因此不是变成准商业机构,就是变成官营,即使它有时比私有化稍为有利于普罗大众,但毕竟变成特权阶层的禁脔,所以难免腐化。

    这种劳动民主怎样同普选制结合,这可以从长计议。可以有各种方式;每个国家也不尽相同。有些社会主义学者认为可以实行两院制,「生产者民主」掌握社会经济管理权,而由各区普选产生的「消费者民主」则促进消费者权益,兼负促进社区、文化、教育、艺术、医疗等建设。[17]这个问题可以慢慢探讨。不管怎样,总之劳动人民需要的不是那种形式民主,而是形式与内容兼备、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并举的劳权民主。只有这种劳权民主才能真正解放劳动人民。

资产阶级并非人权先驱

    自由派的理论今天能在两岸三地流行,原因不在其科学性,而是在于其阶级性。但这不是唯一原因。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时代中共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做尽了毁灭个人自由和小农财产的坏事,驱使许多人在文革后为求自由、转而拥抱自由派。有些崇毛反对派至今还是像死硬斯大林派那样把人权、普选制、民主和法治随便打上资产阶级印记,然后全盘否定,还硬说这最符合马克思主义,只会驱赶更多有自由民主思想的青年人进自由派阵营。

    我们不能在此详谈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只限于指出:把人权观看成纯粹资产阶级性,根本是错误的。且不说,即使你能证明某某东西是资产阶级特有,你也不能用全盘否定代替具体分析。会计制度能够全盘否定吗?社会主义就不用会计吗?社会主义真的能够像当年毛派那样主张「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吗?其次,从历史看,人权思想既不是资产阶级发明,也不是他们最热心支持,相反,他们还抗拒过呢。

    天赋人权论的产生,当然同文艺复兴时代的bourgeoisie很有关系。但这个bourgeoisie,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市民阶级,当中既有大商人,也有小工匠。在很长时间里,主张天赋人权论的人不一定就主张建立资产阶级财产权。有时相反。「人权」论第一次受到阶级斗争考验发生在英国十七世纪的内战。克伦威尔为代表的新兴商业化地主在打倒国王之后,革命阵营迅速分化,出现以下级军官和士兵为基础的平等派,反对克伦威尔。接着就发生有名的「帕特尼[18]辩论」。在辩论中,谁引用天赋人权说来坚持普选权(当然是男性普选权)?谁坚决反对有产者才应享有选举权论?谁坚持人权先于财产权?统统是平等派。谁主张相反的东西?统统是资产阶级化地主的代表。

    平等派一位下级军官色斯比(Sexby)说﹕

        「我们成千上万士兵都冒了生命危险﹔我们在王国中只有很少财产,然而我们生而拥有(选举)权利。」

芮因波格(Rainborough)说:

    「我认为英国最穷的人同最伟大的人一样有活要过,所以,先生们,我认为一个人若要在政府统治下过活,这个政府首先要求得他的同意。如果他没有自己的参与,那么英国最穷的人都不能在严格意义上受这个政府约束。」

    克伦威尔的女婿埃尔顿(Ireton)回答:

    选举权只应限于有产者,因为只有有产者才在社会「有固定的利益」,不像穷人一样「可以随时离开」。若民主权利植根于人而非财产,若它赋予一切人,那岂不是说,「人人为求其生存都有权染指别人的财产?他们岂非可以看见什么东西都视为有权分享,不论是肉、酒、衣服,都可以拿走使用以求生存?」那么,任何财产所有权还有什么保障可言?这些天赋权利还有什么界限可言?「我很高兴谁能告诉我界限何在,你们会止步于何处并拿走所有财产。」[19]

  其实平等派没有像比它激进的掘地派那样主张消灭私有财产;可是他们也并不像克伦威尔那样把他们的财产权置于人权之上,而是相反。

直到克伦威尔压碎了平等派,再经历后来的「光荣革命」,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坐稳了江山,那时候洛克才不再害怕天赋人权观和政府统治须得人民同意论,相反还将之收编过来,重新解释,在内部颠覆了本来激进的理论。政府统治须得人民同意──对呀,不过同意不一定须由投票表达,你不离开英国本身已代表你默认了政府的合法性;须得人民同意──但国会本身就是「同意」的化身,即使国会只由我们有产者选举产生。「人权」,好呀!不过,何谓人权?不止是生命权,生存权,而且首先是财产权!连政府也该在人权,不,在资产阶级财产权面前哈腰礼拜。

马克思主义不否定人权

  明白了这段「人权」公案,就较容易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对人权的立场。就像一切意识形态一样,自由主义人权论不是在真空中发展,而是在社会物质利益之间的斗争中发展,往往在过程中吸收了被压迫阶级的进步思想,部份地为了阉割后者,部份地也承继了它。[20]马克思主义在对待自由主义人权论的时候,必须去芜存菁,而不是在倒脏水的时候连婴儿也倒掉。不,只该把资产阶级财产权的脏水倒掉,但要把人权的婴儿留下,更要用劳权民主的奶喂大他。人权来自上天──这个关于来源的理论我们当然不必照单全收;事实上许多当代自由主义者也不再沿用这种说法。但不论来源,「人是最可宝贵的」,每一个人都是自主自为的,政府的统治必须以尊重个人权利为前提;这些中心思想我们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到底;坚决反对斯大林派(或某些极左派)假借马列之名来取消这些宝贵权利。马克思主义所谓「消灭私有制」,决不是消灭小农或者小工匠的财产,也不是消灭任何供消费使用的个人财产,而只是消灭资产阶级对生产数据的私有权。五六十年代大陆所进行的人民公社化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等闹剧,代表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反面,是篡夺了工人权力的官僚集团的专制主义而已[21]

  对于代议政制或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的看法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只能批判地去芜存菁。不是把全套「代议民主」丢进垃圾筒,而是将劳动民主的本质注入形式民主之中。当然不是说一切像旧瓶新酒。我们肯定要对形式也大为改革,特别要按照巴黎公社原则改革。但不论怎样改,都是改进它而非完全丢弃。如果否定,也是从它不够民主的角度去否定,而不是说资产阶级才讲民主,我们工人阶级不必讲民主。最具革命性的改变,不是发生在民主形式上,而在民主的劳动内容上。正如罗莎.卢森堡说:

「我们始终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内核同它的政治形式区别开来,我们始终揭露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壳所掩盖着的社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酸涩内核──不是为了抛弃这个外壳,而是为了激励工人阶级,叫他们不要满足于外壳,相反要去夺取政权,以便用新的社会内容去充实这一外壳。」[22]

洛克的不肖门徒

  「夺取政权,以便用新的社会内容去充实这一外壳」──说得多好!而且不多不少,这种革命精神若干程度上要追溯到洛克;洛克本人不是反复说,「当统治者滥用权力,用它来破坏而不是保护人民的财产的时候,人民有时可以反抗」吗?[23]有种,洛克!你至少比今天大陆上的徒子徒孙有种得多。你看刘晓波,一面哭叫官府怎样剥夺人民财产,一面却教训人民不要反抗,不要革命,说革命「反而造成旧制度的恶性循环」,虽然明知道「通过修宪来保护私产权,的确对强势的权贵集团最有利」,但是人民反正只能「敦促政府和暴富阶层尊重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24]……。这是什么话?只能是奴才话。洛克如果地下有知,也一定摇头叹息,为什么当代大陆自由派,会堕落到把自由主义去菁存芜,做专制权贵帮闲的地步。我们相反,要继承而非抛弃早期自由主义这种革命精神。唯有这样,才有可能把劳动民主争到手。

 

 

2004年2月7日


 

[1] 中国人大常委会在2003年十二月底通过了上述宪法修改草案。

[2] 〈保护私产修宪与反修宪之争〉,2003宪政论衡”网站。

[3] Corporate Media and the threat to democracy, by Robert N. McChesney , the Open Media pamphlet series, 1997,U.S.A. P.18

[4] 本文使用「市场」或市场经济时,仅指资本主义市场,不包括其它经济形态下的市场;所否定的只是资本主义市场,而不是任何一种市场。

[5]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democracy ,by Richard Swift ,Verso 2002,P.62

[6]「实现劳动力的买卖的商品流通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一旦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就会看到,我们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劳动者,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末。

[7] 同注521页。

[8]〈中国第四次修宪的非同寻常之处〉,香港大公报,20031228日。

[9] 同注2

[10]关于洛克「改进」生产力论,请参考Political theory &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509-1688, by Ellen Meiksins Wood and Neal Wood, New York University, 1997, Chapter 6.

[11]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争鸣网址

[12]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C.B.Macphers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l973, ChapterVI.

[13] 软件版权只属于公司,属于买者。但从头起就有人质疑,软件使用的只是「数学语言」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所以不该列入版权法并受其保护。其最终列入实在是跨国公司的阳谋。

[14] 1999年成立的市区重建局比原来的土地开发公司可以更容易赶走小业主﹔私人发展商则可引用<土地为重新发展而强制拍卖>一条来强制收购或拍卖小业主房子。

[15] Censorship, INC., -----  The Corporate threat to free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Lawrence Sole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02, Preface and chapter 6.

[16] 对洛克所谓财产来自「劳动」说的批评,请参看笔者〈中国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危机〉一文。先驱季刊58期,2000年冬季号。

[17] 参阅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icalism, by Branke Horvet。大陆中译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勃朗科.霍尔瓦特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暗中有删节。Whose Millennium? By Daniel Singer, 大陆中译本《谁的千禧年》,丹尼尔.辛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18] 地名,在伦敦附近

[19] 同注10E.M. Wood & Neal Wood, P.84-87

[20] 所以自由主义也往往也左右之分。像罗尔斯(Rawls)明显是自由左派,其论说不少仍有参考价值。

[21] 马克思主义一向支持农业合作化,但坚决反对强迫的合作化。自由派把小农的私产和资产阶级的私产都混淆为抽象的「财产」,一概不受政府侵犯,只受市场的「公平竞争」支配------其实只是方便资产阶级自由侵吞小生产者的财产罢了。毛派的不同只在于结论上与之相反,要把两种财产一概打倒,这不过是从反面犯着自由派同样的理论前提上的错误罢了。

[22] 《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罗莎.卢森堡,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33页。

[23] 《政府论》,下篇,第229条。

[24] 同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