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青年激进化运动的来龙去脉(1976年)

向青

香港青年的激进化是世界性的同一现象的一部份:有同样的根本原因,同一的根本趋向,而且同世界各地的激进化密切联系着。但香港的特殊环境决定了香港青年激进化发展的特殊迟滞性。

一九六六年的反对天星小轮加价事件,才第一次显露出香港青年激进化的端倪。次年中共领导的反英抗暴运动的规模更大,不过性质上同前后的其它事件有很大的分别,以致后来的激进青年一般都把它当作非我族类,其实这也是香港青年激进化过程中的一步,而且产生重大的影响(尽管许多人受了影响而不知道)。一九六九年在大学里发出了改革的呼声。「七○年代」的创刊和中文运动及保钓运动的发生,使青年激进化成为人所共知的现象。在一九七○至七二年初,这地区的青年激进化运动最显著地表现出和西方青年运动相同的特色,而且彷佛也有相同的发展前途。这时「七○」(刊物和团体)显然成为整个运动的中心。但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大转变(中美友好,越战签订停战协议),香港青年激进化发展缓慢下来而且色彩大变了。一九七二年下半年起,「七○」明显地衰落下去,同时发生重大的分化。所分化出来的,有倾向托派的小团体(不止一个)。另一方面,过去几年在香港处于非常孤立地位而尤其与新兴激进青年疏远的毛派,却突然挟着强大祖国的声威,吸引了香港青年(以学生为主)的一个重大部份,成为激进青年中实力最强大的一派。

到今天为止,香港青年的激进化无论在规模,深度或影响上都还很有限。这运动既未能实际干预政治,也没有改变社会一般人的的思想,没有引起其它社会集团的邀进化,甚至在学生和青年工人里面也只是个微弱的少数。

当前世界青年激进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强烈的行动性。但在香港,最大规模、最激烈的行动,不过是三、四千人的示威或集会。最近两三年,连两三千人的集会都很难做到了。这完全不是因为香港那些已经激进化了青年不重视行动,不积极扩大他们影响,只是他们的努力得不到更大的结果。他们想发动强有力的群众行动,但结果只成为少数人的抗议表示。而且由于在这些行动中所提口号通常都太抽象,有时甚至同资产阶级舆论的要求没有甚么分别(例如反贪污运动),而并没有指向革命道路,所以连思想教育的意义都不大。

在所有青年激进化高度发展的地方,至今主力都是学生运动。最初,香港一般人也把以「七○」为中心的激进化运动称为学生运动。但不久人们就发现,「七○」集团的大部份成员并不是学生,而是职业青年或已离开学校而尚未有固定职业的青年。学生中的激进化程度还很低。无论全港学生中或任何一所学校中都尚未形成强有力的学生运动。学生的激进化不但数量上还很小,而且性质上主要还限于开始关心和思索教育制度和整个社会的各种问题,并没有达到以群众行动争取重大改变和在心理上全盘否定传统制度和传统思想的程度,而且现在还没有向这方面迅速发展的征兆。

一九七三年以来在香港学生中有相当发展的毛派思想,是兼有激进性和保守性的两性怪物。一方面,由于它在中国代表反殖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立场,而且坚持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份,所以它在香港是激进思想的一种;另方面,它极力培养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统治者绝对服从并不断歌功颂德的奴隶性,而且它现在实际上保存香港现状,同港英政府以及整个帝国主义阵营友好,对香港的革命运动怠工,甚至连民主改革都不争取,所以它又是保守的思想。目前,它在香港激进青年中的势力超过任何其它党派。但由于现阶段它的保守性压倒激进性,所以成为香港青年激进化继续发展的巨大障碍。毛派在其中的势力和作用,也是香港的激进运动的特点和弱点之一。

托派是在香港最早对青年激进运动积极干预的党派。由于这种积极性,加上国际托派运动的帮助,所以尽管香港老一代托派的人数极少,也能不久就在这新兴激进运动中发生相当影响,而倾向托派的青年成为激进青年中引人注目的一派。大约在一九七三年之前,托派的干预是全无组织性的。一九七三年开始「七○」出身的青年一直基本上是自行摸索道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他们从外国托派所学习的更多。

香港青年激进化的微弱,是有深刻根源的。其它地方青年激进化有巨大的发展,是因为青年不但在现制度下受到种种压迫,不但看见种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学生集团,而且他们眼见以民族解放运动为主的革命运动在全世界不断发展,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所以他们相信自己也能够经过群众行动而改变自己的命运。香港青年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也同样眼见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他们并且同战后最大的革命胜利(即中国革命胜利)有直接的血肉关连,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住在本是中国领土的香港,但他们的心理感受却和别处的青年不同。大约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为止,香港青年中,以青年工人为主,是有一股强烈的响往中国革命的潮流的,而且屡次掀起斗争行动。由于身为领导的毛派一贯地限制这股激进化潮流的发展,后来更在国内施行种种错误政策以引起群众普遍的失望,香港青年就消沉下去了。往后,香港经济在工业化中繁荣起来,生活水平同国内的差距增大,国内政治局势更日益驱使群众失望,于是香港青年变成全世界最保守的一部份。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之交,新的一代青年开始登上舞台。他们没有亲眼看见中国怎样从革命走向保守,没有对中国革命怀过热望,所以也没有感受失望的打击。共产党的中国在他们眼中不算是甚么新的中国,也不代表革命,而是既成制度之一,是令人不满的世界现状的一部份。他们自觉是被中国所遗弃的儿女,因此心中有一份悲哀和愤慨,但并不希罕回到那破裂了而两边都没有幸福的父亲或母亲的家庭。民族自觉和对民族运动的响往,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现实存在的两个中国之任何一个,他们所认同的是一个抽象的、只存在于他们的奇特想象中的中国,比较像五四时代的中国,却不像今天的中国。他们是香港变种的中国人。他们有一种从香港看世界的世界观,在这世界观里,中国大陆处于扁平世界的朦胧而可怕的边缘上。他们不愿意多想到它,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同它有太密切的关连。他们最注意而响往的是西方花花世界。他们之中的普通人响往于西方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或这种生活方式为他们所看到的一面),但少数最敏感、最富于反抗性的份子,以及一些不适宜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参加个人竞争的份子,却受了当前世界青年激进化的感染和鼓舞,走上模仿西方激进青年的道路。后者就是「七○」集团初期的形象。他们那种相当轻视和忽视中国大陆的思想,当然是天真幼稚的表现。但这种稚性一时间成为一种动力,成为勇气的源泉,使他们充当了香港青年新的激进化的先锋闯将。不过,香港的特殊地位,它不能摆脱中国大陆的决定性影响的处境,并没有改变。这无情的现实终于随着「中国热」而强烈地印入了现在这一代青年的脑子,所以香港青年始终不能像别处的青年那样充满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心。现在绝大多数香港青年都不希望中共的统治伸展到香港来。另方面,他们却很明白:一旦终止港英统治,必然是由中国政府来接收。因此他们不能不感觉到:倘若用激烈的群众行动争取改变香港现状,若非在港英镇压下失败,就是香港由中共接收。正是这种自觉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的特殊心理,使香港青年不能像别处的青年一样地大规模激进起来。香港青年对现社会的疏离化,表现为玩世不恭、逃避主义以及反社会的个人暴力行为的,大大超过表现为激进的集体行动。要改变这种情况,除非中国大陆发生革命或出现极强的激进化潮流;其次则倘若有一个大国或邻近香港的国家建立起真正革命民主的工人政权,也会有很大的鼓舞作用。现在并没有这类巨大变化临近的征兆,因此可以估计香港青年的激进化在短期内也不会有巨大的发展。至于中共的内部危机,其继续发展必然动摇香港一部份青年对中共的信仰,但目前这还不足以改变香港青年的心理,使他们有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心。

写于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