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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華領導下的支聯會

區龍宇

今年六四紀念仍然有12萬人參加,相比於排外本土活動規模之小,顯示民心背向。但排外本土有多少群眾支持,本非關鍵,因為他們現階段的目標,是破壞民主運動,而非爭取多數。當晚維園,排外港獨企圖衝上台,無論其背景,客觀上不過是這套大戰略的小插曲。

然而,香港民運,已經準備好抗衡黑暗力量嗎?傘運以來的發展證明沒有。而當中部分原因,是由於大家遺忘歷史,包括支聯會的歷史。

1997年的爭論

2011年司徒華去世時,可說生榮死哀,個人來說無有遺憾了。但我認為,司徒華及主流泛民的路線,要為香港民主困局負上政治責任。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第一次關於支聯會的公開爭論。

這場爭論發生在199778月明報世紀版上。先是劉健威,一面批評《另類回歸聯席》的一批朋友,在七一遊行隊伍抵達政總時,大唱國際歌;另一方面,他又批評「支聯會發言權、代表權、領導權永遠集中在幾個人身上,是對權力的無限戀棧」。此文一出,司徒華為文反駁,接著,葉蔭聰、孔誥烽、黑鳥、陳漢森、一群婦女團體、先驅社先後加入論戰。所圍繞議題,主要是支聯會領導者及其活動,是否民主。

但這次爭論也反映本地民運的固有弱點,就是難以在政治路線的層面,去了解事物。支聯會的不民主組織路線,不過是為其鳥籠民主的政治路線服務而已。而早在1996年的六四紀念上,這條鳥籠民主路線,已經全面暴露,但當時的討論很少,到了1997年的公開爭論,也沒有涉及,以後亦無人再提。然而,正是這條路線,把本地民運送進困境。

準備不戰而降

1996年春,支聯會展開關於回歸後對策的討論,並向所有成員團體提出《支聯會跨越九七》這個文件。[1]這份文件證明司徒華等主要領導者,早就準備,回歸後一旦被禁止搞六四集會,就俯首認命。文件是這樣說的:「即使六四集會不獲批准,相信大家都會不約而同進行悼念」;「支聯會被取締後…香港市民就會起來抗爭。」

他們呼籲市民自行紀念六四,呼籲市民「起來抗爭」,唯獨忘記自己作為領導者的責任!一句話,就是叫群眾食自己。當然,此外還是有對策的,就是「打官司」:「如果支聯會戶口被凍結,我們將控告有關部門侵犯私有財產」;「支聯會成員一旦被捕,我們將循法律途徑爭取合理裁決」;「如支聯會被指令解散,支聯會將進行法律訴訟」。

我當時便為文諷刺支聯會領導者是「官司民主派」,他們「做最壞的打算,但作最小的努力。…保衛起碼的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是有可能成功的,至少不能未戰先降。自稱堅持民主立場的黨派領袖,就應有這個責任。否則,一個只願享權利而不肯負義務的領導,要來何用?」[2]

鳥籠民主路線

正因為支聯會領導有曳兵棄甲的意圖,所以當時先驅社一方面爭取支聯會大會否決《支聯會跨越九七》,另一方面,主張行使公民抗命權保衛自由。[3]但這些提案被否決。於是先驅社在六四紀念之前,致信支聯會,告之將會在當晚,發起群眾聯署,之後向支聯會請願。先驅社當晚收集了幾千簽名,並被安排上台遞交聯署橫額。之後,卻變成司徒華口中的「先驅社強行上台發言」。這當然大錯特錯。想不到20年後,才真的發生「強行上台發言」,不過不是先驅社,而是排外獨派了。這是後話。

或者,1996年這份文件,不過是他們一時糊塗?是的,如果大家記得198967日他們臨時取消三罷,就知道他們多麼一貫了。只因有幾十個人凌晨時分搞了街頭小破壞,只因收到鄧蓮如勸退電話,司徒華就決定取消罷了。還記得事後張文光強辯:我們沒有取消三罷,只是取消大遊行。司徒文光的確有乃師的口舌便給,因為他技術上全對。問題是,三罷和大遊行是捆綁的呀!當時支聯會的《罷工、罷課、罷市告全港同胞書》,號召三罷之餘,也號召市民「參加當日下午二時的集會遊行」。你取消百萬人集會遊行,就連帶也取消三罷。更可笑的是,雖然他們取消遊行,市民卻行使了自己的「公民抗命權」,幾十萬人自發去新華社抗議,卻無絲毫亂。這也不是群眾第一次拋棄支聯會的。1990年的六四兩週年紀念,司徒華等人為了沖淡悲傷氣氛,安排了大量歌星演唱與主題及氣氛完全無關甚至衝突的歌曲,導致大量群眾不滿離場。而楊森尚說:「走就由得地走!」

可以說,司徒華領導下的支聯會,客觀上扮演兩面派角色。積極一面,就是把分散力量,集中起來(雖然最早發起支聯會的不是他們);消極一面,就是當運動高漲到頂點之時,緊急剎車,客觀上幫助中共和港英維穩。司徒華等人還有一個辯護,就是那時市民基本上不想香港亂。這是栽贓了。觀乎幾十萬人照樣上街,又觀乎其結果秩序井然,就可以知道,多數市民並不以為那區區暴力事件,足以嚇怕自己;就可以知道,即使三罷如期實行,無論如何搞不亂香港的。

更深刻的反思

以上文字,固然不純粹是回憶,而是想探討支聯會路線之餘,更想反思整個香港民運。坦白說,司徒華等人如何不濟,但如果當時港人民主意識不是那麼薄弱,他們也不會那麼趾高氣揚。雖然,一旦他們的兩面派路線太過分,群眾還是能夠自己行動。但群眾又是善忘的,如果沒有一個真正堅定的民主派,那麼,不同路線的區分,就永遠難以彰顯。難怪那個《支聯會跨越九七》,如此可笑,如此分明的投降主義,當時的反對聲音卻小到幾乎聽不見。即使年後明報上發生辯論,也幾乎沒有涉及到大是大非。所以,排外本土派若說只要當時主流泛民大膽三罷,香港說不定已經獨立,乃純粹癡人說夢。前年的傘運,更進一步反映港人多麼缺乏政治能力。

當年事,俱往矣。我們這一輩人都老了。這一輩人是幸運的,因為事實證明,中共能夠等,多等20年。但正因為這一輩人太幸運,所以他們也沒有解決過任何一個問題,只是把包袱傳遞下一代而已。青年一代看不起主流泛民,良有以也。但如果青年一代以為,不需要吸取歷史教訓,不需要全面反思,只需不管三七二十一大罵主流泛民,便能獨自擊退專制勢力,其實也是幻想。如此下去,恐怕十年之後,我們仍然原地踏步;不,是更大幅倒退,因為時不予我呀。而反思,關鍵不是換人,而是換路線,換腦筋。從前如是,今天尤其如是。

201668

 

[1] 這個討論稿,後來正式發表時有個別字眼修改,但基本精神不變。

[2]《寸土必爭還是束手待斃》

[3]《對支聯會的支持及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