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国际的再出发

林致良 刘宇凡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是个世界性的革命社会主义派别,而且已有70多年历史。它是各个称为第四国际的团体中的主流派,亦是人数最多的一派。今天,第四国际在全世界大约4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支部或同情组织。在亚洲地区的日本、斯里兰卡、印度和香港,都有托派团体活动。最近菲律宾新成立的「革命共产党」(RPMP,有4,000成员,包括农村游击力量)和巴基斯坦的「工人党」(Pakistan Labour Party,有2,000成员)也申请加入国际。在美国,托派运动在60年代一度颇有发展,近年却显得有点停滞。目前第四国际在美国没有支部,只有两个同情组织「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 Action)和「劳工标准」(Labor Standard)以及参加了「团结」(Solidarity)这个社会主义组织的第四国际支持者。

法国的群众斗争和第四国际的近况

欧洲的托派运动近年颇有发展,这是跟欧洲的政治情势不分开的。欧洲的工人群众经历了右派政府十多年的统治,纷纷起来反抗现状。95年法国公营部门和运输工人的大罢工是明显的转捩点。罢工迫使右派总理朱佩下台,拖慢了资产阶级的欧洲一体化计划,也令工人阶级恢复一定的自信。社会党、工党等改良主义政党得到群众投票支持,纷纷上台执政。现在15个欧洲联盟国家有13个是社会党执政。共产党和绿党也加入了联合政府。有人称这种现象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神奇回归」。但是,执政的社会党却连当初改良主义的承诺也抛弃了。它们继续执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私有化、解除资本管制、削减福利服务、收紧保障劳工、妇女和新移民权利的法例。上年它们更支持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扮演新的欧洲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可耻角色。社会党已叛背了支持它的选民这个事实,迫使群众寻找新的出路:在议会外,各种各样的反失业、反全球化行动此起彼落,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例如反失业运动「欧洲进军」(European Marches)曾于97年和99年两次发起45万人的游行,抗议严重的失业,工作不稳定和排斥弱势群体。去年八大国首脑会议期间,伦敦更爆发反全球化示威,而且吸引很多青年参加;在议会内,一些比社会党更左一点的政党,包括意大利的「重建共产党」(Rifondazione),西班牙的「联合左翼」(United Left),德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党」(PDS),葡萄牙的「左翼联盟」(Left Block),丹麦的「红绿联盟」(Red/Green alliance),希腊的「反资本主义左翼」(Anti-Capitalist Left),挪威的「红色选举联盟」(Red Electoral Block)和苏格兰的「社会主义党」(Scottish Socialist Party),近年都有较大的发展。欧洲第四国际的成员都积极参与这些进步群众运动和政治重组过程。在丹麦和葡萄牙均有第四国际成员以激进左派政纲成功当选国会议员。

去年6月,第四国际的法国支部「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igue Communiste Revolutionnaire)和另一个托派组织「工人斗争」(Lutte Ouvrier)组成竞选联盟参加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得到91万票(得票率5.18%)支持,5位候选人成功当选,包括革共盟的发言人、68年法国5月学运领袖克里文(Alain Krivine)和工人斗争的发言人拉吉勒(Arlette Laguiller)。这是托派自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参加选举取得的又一次好成绩。(另一次是95年拉吉勒参加法国总统选举得到160万票,得票率5.3%)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传统支持法共的地区,例如巴黎和里昂,今次托派取得的票数比法共的还要多。选举结果显示托派的革命社会主义立场得到愈来愈多的群众接受和支持,也说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改良主义路线愈来愈不得人心。托派竞选联盟的政纲核心内容是「为工人和失业者提供紧急计划」,包括要求在全欧洲实行35小时工作制而工资不减、把赚大钱却仍然裁减工人的财团收归人民公营。联盟同时提出争取一个工人的民主的欧洲,反对财团的不民主的欧洲。

虽然两个组织仍然存在不少策略上的分歧,但这并不妨碍彼此在选举上合作。它们也在反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争取真正落实35小时工作制和保卫非法移民居留权利等议题上紧密合作。至于彼此的分歧,两个组织的公开出版物都有专页继续讨论。

伦敦社会主义阵线反映了新发展

英国的情况也令人注目。今年5月英国举行伦敦市议会选举,首相布莱尔属意的工党候选人惨败,而退党参选的工党左派代表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却高票当选市议会主席。新工党碰了一鼻子灰。虽然利文斯通不属于激进左派,但他的当选也饶有意义:显示民众不满新工党继续保守党的新自由化政策,尤其反对政府计划把伦敦地铁私有化。

和利文斯通当选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伦敦社会主义阵线」(London Socialist Alliance)的参选。阵线是由英国6个激进左派组织组成的。它们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前身为工党战斗派)、「工人解放同盟」(AWL)、「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SG,第四国际的英国支部)、「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和「英国共产党」(CPGB)。是什么原因促使它们走在一起呢?首先,法国和苏格兰的激进左派近年参选都取得不错的成绩。苏格兰近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党(SSP)短短一年成员由400人增加至2,000人(须知道全苏格兰只有600万人口),领袖之一的Tommy Sheridan(自称托派,但不属于第四国际)成功当选苏格兰国会议员。英国左派自然见贤思齐;其次,近期各种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行动吸引到不少青年参加,但是这些青年较受半无政府主义组织或一般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左派的关系较小,这给激进左派不少的挑战。左派意识到需要尽量集结力量,才能有效介入运动从而影响运动的发展方向。阵线提出的参选政纲包括要求停止伦敦地铁私有化计划和把铁路重新国有化;政府全面资助全民保健计划(NHS),反对任何削减和私营化;反对出售国民住宅,保障露宿者的居住权利;争取削减工时但不减工资;全面改善伦敦市的空气和水污染;停止警察种族主义和贪污;提供全民的高质量的教育。除了竞选宣传外,阵线也参与各种社会运动,例如协助被削减资源而遭解雇的市政工人组织起来,以及支援非法入境者和要求政治庇护人士的抗争。

阵线的参选虽然未能赢得议席,但也取得近5万票支持(得票率3.1%)。对于一个新成立的激进左翼联盟来说,这可以算是不错的成绩。更有价值的是阵线借着竞选散发了几百万张传单和举办近300次公开集会,向伦敦市民正面宣传社会主义政纲。阵线举办的两次大型集会,每次都有近千人参加,而且很多都是普通群众。其次,阵线的组成为英国激进左派的联合迈出第一步,多少消除大众对托派是自我孤立的宗派的表面印象。正如阵线支持者之一、英国著名导演坚卢治(Ken Loach)在一次公开集会上说:「你看,当您们真的联合起来,是多么强大!」

目前,阵线正在酝酿成立全国性的社会主义联盟,同时积极考虑提出激进左派自己的政纲和候选人,准备参加明年的国会选举。虽然各个左派对下一步要建立的新联合组织的期望并非完全一致,但是大家都同意新组织需要是多元的、民主的和真正坚持左翼立场的。

以上介绍欧洲第四国际的活动,对两岸三地的劳动人民和左派人士有什么值得借鉴呢?当然,欧洲有长久的工运和左翼运动的传统,工人较有战斗性和组织性,一部份工人更有明确的反资本主义意识,能够成为激进左派的支持基础。这些条件都是我们一般而言较欠缺的。但是,既然今天大家和欧洲人民同样面对资产阶级政权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挑战,那么三地人民更迫切需要连结起来、协同战斗。而第四国际多年主催的国际主义和建立革命社会主义组织等经验,应该对三地人民探索自我解放的道路有所助益。

建设第四国际的意义何在?

第四国际认为自己继承了由第一到第三国际的真正革命的传统。但是,它一方面在寿命上比前三个国际都长得多,另一方面,成就比诸前三个国际都少得多。它的任何一个支部都不曾领导过一场革命,而且力量也很微薄。为什么今天还要坚持建设第四国际?

第一个理由,是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就有建设第四国际的需要。十年前柏林围墙的崩溃好像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甚而永葆青春。可是亚洲危机的爆发及近年欧美各地的反对全球化的群众斗争,以至第三世界人民的惊人的贫困及社会之濒于解体,在在说明资本主义的种种固有矛盾(周期性危机,战争与革命,对劳动人民及自然生态的野蛮剥削),不仅不曾真正解决,反而日渐加剧。以一个较为平等的、和平合作的社会代替资本主义,这种需要已经日渐为更多群众所痛切感到。这也是经过廿年的非政治化之后,现今新一代青年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马克思所首先主张的工人阶级社会革命,本身必须是一个国际性的努力,才有真正成功的希望。所以《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号召,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不单是「无产者联合起来」。同样,马克思致力建设第一国际,尽管为此他牺牲了研究及写作《资本论》的时间。个半世纪之后的今天,世界市场的整合程度达到空前;资本的国际性集中及积聚已经孕育了跨国公司这些大魔怪,它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技术开发、生产与销售,能够在短时间内把资本从一极转移到另一极。一句话,它能够在全球平面组织起来共同对付劳动人民。所以,任何一国劳动人民要求得解放,没有其他国家劳动人民的支持,没有一个国际性的斗争联合阵线为基础,都不可能真正战胜资本。就算是一时间能够在一国之内领导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也难保不会在一、廿年间甚至更短时间内走回头路。

廿世纪见证了最伟大的工人阶级革命,即俄国十月革命,同时也见证了它的可怕堕落。这个堕落过程今天已经由原统治集团彻底完成。具有十足讽刺意义的是,那个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层,过去几十年都声称自己已经建设完成社会主义,而对于工人运动中任何一个批评其专制主义的流派都横蛮打击,今天却不仅带头消灭国有财产及复辟资本主义,而且把苏联时代描绘成一无是处,同时又无限歌颂沙皇时代。斯大林主义这种历史怪胎已经被资产阶级化的官僚自己埋葬了,可是,不仅俄国革命的主要成果早已随之而被埋葬,而且整个社会主义信誉亦大有变成斯大林主义的陪葬品的危险。一方面,在那些向来把东欧、苏联看成为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共产党,大批党员因苏联崩溃而灰心失望,连不少左派也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苏联崩溃彷佛证验了资产阶级的「预言」:任何人企图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一定失败。怎样在年青一代恢复社会主义的信誉,已经成为一切有志人类解放的有心人的急务。在这方面,第四国际理应有所贡献。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虽然没能阻止苏联的官僚堕落,相反,获得胜利的是斯大林为代表的特权官僚层(这是第四国际长期弱小的主因),但是,第四国际在反官僚的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丰富了革命纲领,在怎样防止革命堕落方面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托氏反复指出,史大林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其反面。史大林的大清洗可说是苏联官僚背叛革命的第一阶段。从那时开始,苏联就已变成一个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这个国家不仅远非社会主义,而且内里矛盾重重。它要向前发展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就需要由工人阶级实行政治革命,结束一党专政,重建工人民主;反过来,如果工人未能及时革命,官僚专政早晚会直接或间接促成苏联向后倒退回资本主义,完成其背叛的全部过程。今天后一半预言已经实现。无疑苏联的崩溃是世界工运的一个挫折。但是,另一方面,所崩溃的毕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那种一党专政、命令经济的假社会主义。崩溃的只是史大林主义。世界工人运动理应继续抱持信心。而在重建社会主义运动方面,托氏著作仍具参考价值,例如托氏对工人民主、多党制及国际主义的坚持,对「一个阶级一个党」的思想及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批判。此外,他对苏联官僚的兼有进步与反动的两面性的分析,对了解苏联过去何以能促成巨大社会进步及世界革命运动的勃兴,它又何以在过去廾年发生转折及最终崩溃,都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这是建设第四国际的第二个理由。

尽管其他左派有过一些成就,甚至是显著成就──在这方面我们自应予以支持赞助──但这一切都不能代替建设第四国际。苏联在抗法西斯的大战中得到胜利,这很快鼓舞了世界各地的革命,包括中国革命。而中国革命本身又大大影响了其他国家。他们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那样坚持建立城市工人革命党的路线,主张以农民为主力,以游击战争为主要斗争形式——这种革命路线在5070年代曾经大行其道。可是,即使在其高峰期,这些革命本身固有的缺陷就已经显露。有缺憾的革命也值得支持,所以第四国际同其他革命左派都曾经支持过这些革命,例如古巴革命。但是缺陷不加纠正,早晚都会危害革命。中国、越南、古巴政府从未尝试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及多党制;中国政府在1956年支持苏共镇压匈牙利工人,古巴政府在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中支持苏共镇压的立场等等,也大大损害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及名誉。几十年过去了,今天,从中国、古巴到越南以至尼加拉瓜,都不同程度地继续沿着官僚变质的方向滑行,甚至有些已经复辟资本主义。至于各国社会民主党,不仅早就成为资本主义的代理人,而且近年只是与保守党之类在竞赛谁更拥抱新自由主义。

在这个情况下,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团体,第四国际更没有理由在这个历史时刻揠旗息鼓、弃甲而逃。这儿绝无一点「唯我独革」的含意。今后还会有各种自发的左派,或从其他革命传统抽取养份的左派,在第四国际之外的广阔天地兀自探索出路及进行斗争。只要当前任务相同,第四国际都应视之为联合的盟友。只是其任何联合努力都没有需要以实际抛弃第四国际的纲领为代价而已。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不是那种对革命斗争只知旁观批评的犬儒主义者。它虽然保留对其他流派的批评权利,但是对他们的实际斗争总是积极参与支持。它在中国革命、阿尔及利亚革命、古巴革命、越南革命中都不同程度地予以声援甚至参与。尽管越南共产党曾在40年代野蛮消灭当地托派,但这不妨碍第四国际在六、七十年代的反越战运动中全力声援越南革命,成为当时反越战中的重要力量。一直都有一些其他流派,他们也自称第四国际,但是他们却反对统一书记处的上述立场,实际上显得非常宗派主义(例如根本否定1959年古巴革命是一场发展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并且因其旗号相同而造成不少混乱。但是所有这些流派(例如英国的希利派,法国的蓝布尔派,美国的斯巴达克派)根本不是主流,抑且与统一书记处毫无关系。

第四国际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中国托派更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是我们所秉承的民主传统,包括组织派别的自由,使我们较有可能通过自由辩论来发现及改正错误。

建设第四国际,不表示它拒绝向其他流派学习,或拒绝与其他流派联合。真正马克思主义只能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然而,世界是广大的,人类经验又是错综复杂的,因而革命斗争一定是多种多样的。不论是托洛茨基还是曼德尔等领导人,从未想象单靠目前第四国际的经验与人数增加,就能真正变成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工人的国际。相反,他们一直认为,这样一个国际只能靠联合在革命进潮时涌现的各种新兴力量,才能建设成功。但是社会主义者不能守株待兔。千里之行,必须从脚下开始。这就是今天建设第四国际的第三个理由。(全文完)

2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