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個劇本,十萬演員

——論雨傘運動的內部張力

《雨傘運動的總結與前瞻》第二章

區龍宇

雨傘運動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   前奏:20133月三子發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起,到2014922罷課;

2   高潮:從92610月中旺角攻防戰;

3   低潮:從1021號學聯與政府對話到清場。

雨傘運動這個劇,最初好像任何戲劇一樣,有劇本,有導演,有演員。然而,戲幕剛升起,演員造反,隨心所欲地演戲。戲院老闆急招警察進場彈壓,卻惹起觀眾不滿,與演員聯合,轟走警察,成立人民劇院,自行演出。但彼此無法就劇本達成一致意見,七嘴八舌,無意中反成了觀眾與演員合演的即興劇,比正規劇更好看。一場大戲,六大主角,人人臨時爆肚,你方唱罷我登場,高潮迭起。但中場開始,大家江郎才盡,無戲可演,戲劇衝突不再,而演員和觀眾都累死了。場外的警察,此時再聞聲闖入,趕走所有人,大戲方幽幽落幕。

前奏

1   中三子

雖然2012年起,中央對港政策更趨強硬,同時本地的政治版圖,早已因為新一代的冒頭而開始改變,但主流泛民處驚不變,仍然拿著幾十年前的老殘劇本,幻想可以同中央妥協,換取自己入閘,所以既不堅定爭取真普選之心,更不訴諸群眾動員,而是繼續騎牆。本來,戴耀庭也是泛民一分子。但現在連戴也按奈不住了,於是組成中三子,振臂一呼,號召佔領中環,突破泛民三十年的和理非 這非有點勇氣不能為之。沒有三子,是否有雨傘運動,值得懷疑。但戴耀庭不只面對主流泛民的牽制。一些社運人士,一開始也並不積極響應,或以「我地不時都佔領街道啦」回應之,或因為不信任三子那種限制多多的中計劃而觀望。這些反應沒有考慮到,戴這類法律學者,也出來號召公民抗命,多少代表政治板塊開始移動。同時,一旦群眾發動了,是完全有可能超越領導者本人所設定界限。

三子的劇本,的確只想拿一場低風險、表面激進的行動,拉泛民下水,向中共施壓,並不一定真搞中。遂從2013年開始,一輪又一輪的商討,投票之後又投票,務求參與商討者,被培訓到完全支持真普聯的三軌方案 這個妥協主義方案,雖有公民提名,但又接受那不民主的提名委員會的權力。三子又聲明,中以中老年人為對象,不想太年輕者參加。然後,不顧民間團體抱怨,三子及其秘書處實際上指揮一切,而少有民主討論。這一切的安排,都是為防失控。

另一方面,學聯、學民、保自聯等12個學生及民間團體,針對真普聯之調和主義方案,發起了《公民提名必不可少》聯席造勢。同時,雙學提出一個比真普聯方案遠為民主的方案。泛民想不到145月的中商討者,超過七成人票投學界方案及人力方案,而真普聯方案,只有18%支持率。

按照原定設計,中商討者選出入圍方案後,秘書處再於622日舉行民間公投。此時,主流泛民節外生枝,橫加一條「不符國際標準的政府方案,立法會應否決」,好讓自己日後自由詮釋,自由投票。主流泛民此舉,令學生及民間團體不滿。但撇除這些小動作,由戴耀庭所開創的新希望,引出78萬人投票,鼓舞了市民。所以,儘管622公投中,真普聯方案取得多數票,多少提振主流泛民的精神,但業已鼓動起來的群眾性民主熱潮,才是主菜。

戴不知道,即使他已多重保險,又不斷拖延中,他已經打開了潘朵麗的盒子,新一代已經蓄機待發。

2   學生與學聯

622民間公投十分成功,自應全力中,但三子的劇本,越來越像齋講不做的公關。已經受到鼓舞的學生,終於在72日凌晨,越過三子,預演中。

戴耀庭事前一天,尚宣佈不參與,也不號召市民參加。如此,戴就讓運動主導權,無可挽回地從指縫溜走了。而72預演中的巨大成功,鼓舞了本來不算激進的學生,再佔先機,成功發動922罷課。

本來,香港大學生是保守的。1970年代,有人稱為火紅年代,但那時香港大學生,沒有罷過一次課。當時香港大學教育完全是精英教育,出路也不愁。所以,當時不少社會運動,主力並非學生,而是在職或剛畢業的無業青年。直到19801990年代,大學生的三仔主義(屋仔、車仔、老婆仔 蠻性別歧視的順口溜),做到不難。

轉折點在97-98的亞洲經濟危機。香港經濟早已晉升為發達地區,但財閥資本主義的壟斷更嚴重了,青年的上流機會是縮小而非擴大了。但學運並無振興。學生會選舉經常缺莊。學聯基本上跟隨主流泛民,獨立政見不多。2003年底,四間大學的學生會宣佈罷課抗議政府削減經費,但時任教育局局長的李國章鼓如簧之舌,以幾句空言,就說服學生取消罷課。

要再過幾年,學生/青年才逐漸覺醒。2005年的反世貿行動,韓農的激烈抗爭,為本港部分青年留下深刻印象。從那時開始,中經社民連的成立,2007年的保衛皇后碼頭,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2012年反國教,本地學生/青年政治化苗頭出現了。不過上街的人數也不過二三千。1373日明報對七一遊行人士,就受訪者會否參與中,作出調查。調查並不顯示青年人會大批參加中,反而是年紀越大越打算參與,而50歲以上者最多。

有意參加中:

18歲以下    29%

18-29            23.6%

30-39            34.7%

40-49            38.2%

50以上        52.6%

然而,雨傘運動結果卻是青年為主。兩位學者10月下旬的調查顯示,61%佔領者是29歲以下,與年前的估計剛好相反。[1]這不能不部分地歸功於長達一年的中鼓動,為沉悶局面帶來激動。可以說,戴耀庭一時之勇,客觀上做了兩代民運的交棒者,雖然他本人沒有想到。

促成香港雨傘地震的,是兩個板塊的移動。一個是新一代民主意識的發展。1970那一代知識青年(即後來的主流泛民),基本上未擺脫上一輩的難民心理,即只求安身立命,社會期望不高,遑論政治期望。最多,就是難民升級為移民 大不了我就走。這種心態決定了他們的軟弱性,所以之前從不反,之後,一聽到中共念起「香港主權屬於中國」的緊箍咒就下跪,從不過問兩國「宗主國」的憲政安排。雖然如此,在其他因素配合下,主流泛民多少推進本地自由化。從19801990年代末,香港人從未享有如此開放自由的空氣。青少年在這個環境下長大,比諸其父母輩,少了威權主義人格,多了民主及「公民」意識,開始擺脫難民-移民心理,以香港為家。於是不僅有反高鐵運動,幾年後,又有了雨傘民運。學生從太陽花運動得到靈感,將其「自己國家自己救」口號,改造為「自己政府自己揀」,一下子把泛民的老餅守舊比下去。學聯更喊出「命運自主」,要求做香港的主人,聲言不應受制於基本法。這是時代的大超越。在手段上也有突破;雖然雨傘運動基本上非暴力,卻不只使用了公民抗命,而且是抗命中的加強版。

兩代之間的民主意識,有繼承一面,但在身份認同上,兩代之間有極大反差。五十後那一代,不會覺得不是中國人,只是並不以此自豪;相反,乃覺尷尬屈辱。他們感到同時被共產黨和國民黨拋棄,被丟給那個從未平等待我的殖民地政府,所以有「無根的一代」之嘆。無怪乎唐君毅花果飄零」的悲涼,得到共鳴。但難堪的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八九十後呢,越來越多乾脆自認香港人了;部分甚至拒絕中國人身份。為什麼呢?因為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現在不只不可愛,甚至有些醜陋了。四十年前,學聯是非常支持中共的,今天卻變成反對中共。無他,逼上梁山。

另一個移動中的板塊,是財閥資本主義的衰變,阻斷了青年一代的出路。學生的思想開始改變。近幾年來,五一遊行開始出現學生隊伍,是以前所無。現在不少學生都知道,他們將來是做打工族而不是創業。而學聯中人也變得更關心下層民生和勞工權益,經常支持民生福利運動。922罷課,周永康的發言就很強調克服貧富懸殊。相比之下,台灣太陽花運動的學生領袖,有更明顯的小資味318青年佔領立法院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強調,「我們相信,台灣是個可以讓青年實現創業夢想,開咖啡廳、開個人公司,可以靠自己打拼就能變「頭家」的創業天堂。」[2]

學聯的922-926罷課取得成功,不想就此收手,才有926重奪公民廣場那勇敢的一躍。但學生們準備好佔領嗎?沒有。928凌晨,大批學生不滿三子宣佈中而離場。不少人其實只準備罷課,並無準備佔領或者被捕。這個事件,也暴露了學聯與學生之間的區隔。當時學聯是支持三子這個宣佈的,雖然方式和用語有所保留。所以學生離場,對學聯也多少投了不信任票。追本溯源,即使在學聯風頭最盛之時,大學生與學聯之間的關係,仍然不那麼牢固。整個雨傘運動,積極參與學聯工作的學生只有三十幾人。上述一切,多少預告了日後退聯運動中,學聯的尷尬處境。

學民思潮

但在大學生/學聯登上政治舞台之前,中學生更早就練兵參與社運。那就是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及其所催生的學民思潮。這標誌年青一代,比以前更為早熟。1971年,學聯在保釣運動高潮,曾經成立中學生組,但並無獨立作用。近年來,世界各地的學生運動,中學生大量參加行動,也很常見。不過,像香港的學民思潮那樣,在運動中起獨立作用,也很少見。

學民思潮作為926重奪公民廣場的發動者,在雨傘居功不少。在雨傘前奏,整個9月,學民思潮頂住反中陣營的壓力,鼓動中學生在校內組織起來。910日,學民宣佈全港共有88間中學學生,在校內成立「政改關注組」,推動罷課。經過一輪的熱身,926上午,學民思潮號召罷課,並在政府總部集會,來自一百間中學的1500名中學生參加。但學民思潮成員畢竟比較年少,在政治上沒有如學聯那樣有創新力,對於香港人的政治想像,暫無獨立見解。它的作用,主要是行動上的先鋒。

3   中間偏右的主流泛民

831決定泛民也拒之門外,把他們情不願地逼上梁山。但是它雖然表面上支持雨傘,卻無甚作為。主流泛民如果在雨傘中有起作用,主要不是促進,而是促退 不斷敦促雙學提早退場。至於中三子、雙學、泛民及民間團體組成的五方平台,或由於分歧,或無力提供出路,所以根本沒有發揮領導作用。三子抱怨雙學未經諮詢就行動,反過來,雙學則抱怨三子只懂叫他們退場。三子更不如司徒華,不敢像他在八九民運中,成立自由加入的大聯盟(支聯會),而是自覺地反對。他們只想搞一個近親繁殖的平台。當時只有社民連主張成立廣泛的大聯盟,不過無人贊助。三子及主流泛民既想影響運動,又不想帶頭集結力量,豈不自敗?不過,公平點講,他們在物流及後援安排上,還是起過作用,不可不記。

中共喉舌在雨傘期間不斷攻擊運動受外國指使;根據就是主流泛民一直與英美政府關係密切,或者得到美國國家民主基金資助。[3]問題是雨傘運動根本不是三子或泛民領導,不論主流泛民與英美有何關係,他們最多只是參加者,而且是不敢張揚的參加者,所以其親美態度,對雨傘運動無有影響。[4]中共之指責,不過珠連而已。

主流泛民以三分之一的立法會議席,而在一場大運動中,居然如此缺乏自信,如此碌碌無能,追本溯源,乃因主流泛民的中間偏右路線,既脫離青年一代,也日益失去普羅市民的支持。

排外右派在雨傘運動中,不斷攻擊所有泛民「爭普選30年都不成功」。這表面上合乎事實,實為淺薄之成敗論英雄,它沒有回答基本問題:究竟泛民之失敗,是敗於路線錯誤,還是敗於敵我懸殊/形勢不好?還是兩者兼有?所謂「時來天地似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最好的路線,如果沒有形勢配合,仍然不會成功。反之,若路線本來就錯,即使僥倖成功,亦難成典範,對運動無有教益。

主流泛民在策略上精明,但戰略全錯他們相信甚麼「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為此要忘記主權在民,是以之前不敢反,之後不敢在憲政層面上向中共爭取自主權,不挑戰基本法內的低度自治,只敢在鳥籠之內求普選。甚至求普選,也蓮花碎步,「循序漸進」,九七前一直只敢提出爭取一半直選[5]。結果是20年後我們還沒有普選。更甚者,只求自己安穩,所以擁抱50年不變的條款,根本不去為下一代爭取起碼保障。

舊民運又相信資本主義只會帶來中產化;中產崛起,又必成為民主旗手,有能力「平衡統治階級與普羅大眾之間的矛盾」,皆大歡喜。這種居中斡旋思維,就注定他們把民運,限制在決不損及中港財閥的範圍內,也決定了,他們不是爭取真正普民主,而是只求自己入閘。所以主流泛民從來害怕發動普羅大眾。

兩大論述證明為錯。中共越益無法忍受香港人的相對自由,非毀之不可;資本主義不只沒有中產化,反而是兩極化;所謂中產階級也沒有成為民主先鋒。這條路線早無說服力,它無法左右雨傘,亦屬必然。

是不是客觀形勢不利,也制約了主流泛民呢?香港的確先天不足,居民普遍政治冷感(詳下)。問題是,泛民的妥協、包辦路線,加強了群眾的無能感,而不是克服之。

不過,主流泛民論述上破產,只表示它無力控制群眾運動,與其選舉能量,無必然關係。畢竟,社會運動和議會選舉,是兩種很不相同的邏輯。中間偏右路線,必有自稱中產者相信;更重要是,這條路線得到傳媒大亨黎智英的積極支持。沒有蘋果日報的幫助,民主派更難在宣傳上與建制派抗衡。但有了蘋果日報,它也左右了民運方向,一面為中間偏右路線保駕護航,另一面把要求均富的中間偏左翼路線邊沿化。所以,在雨傘運動,即使學生和民間團體都有意願,把普選與民生議題連結起來,然而一直無果,究其原因,民間團體主觀上過於和稀泥固為事實,但主流泛民及黎智英均不會配合,無疑也是原因。

高潮

4   當群眾踏入政治舞台

926雙學重奪公民廣場,學生領袖因此被捕,引發幾萬市民自發在927趕赴金鐘聲援。928凌晨,大批學生一聽到三子宣佈中,竟然不是支持,而是大批離開。當時形勢,無論離場學生主觀上多合理,客觀上削弱了運動,幾乎令雨傘難產。長毛跪求群眾留下,而學聯同學整晚也費盡唇舌,至少穩住了其他群眾。更重要是,第二天十幾萬普通市民上街,才又把撤退的學生,帶回街上,佔領了四區街道。此時,運動超越了學生的範圍,而演變為中下層市民的運動。換句話,雨傘運動之所以可能,是學生和市民互動互補的結果。

同時,學生的先驅作用,現在便為普通市民取代。甚至當大家在街頭接到學聯短訊以警方將開槍為理由,請求群眾撤退,大家都沒有聽從,而是抗爭到底,直至完全佔領金鐘為止。從這點來看,雨傘運動是群眾創造歷史的又一個典範。無數推動歷史前進的大運動,都是自發性的結果,而不是帝王將相和聰明人計劃好的。而一貫政治冷感的港人,這次居然也創造了歷史。

事後,有人指責學聯928當晚呼籲撤退。其實這無可指責。在當時當地,學聯呼籲撤離,而群眾沒有聽從,其實兩方面都沒有錯。策略之為策略,在於它並無絕對性可言,關鍵是在電光火石的決策之後,不論後果利弊,都能夠堅持立場,而且承擔後果,與群眾一起繼續戰鬥。以此比照,雙學是合格的,絕非騎牆派可比。

這時候的佔領,不只遠超三子的想像,連雙學也超過了。甚至,在世界上也少有,因為多數有名的長期佔領,都是佔領廣場而非主要街道。2011年佔領華爾街,佔領的不過是一個小小公園(Zuccotti Park,不比皇后像廣場大。西班牙的佔領,「我們憤怒了」(Indignados),規模比佔領華爾街大得多,街頭衝突也多,但也主要是佔領廣場。香港則不只佔領了四個(很快減為三)購物區街道,而且超過兩個月。這樣的佔領,雖無癱瘓中環,卻大大羞辱特區政府。尤其對警察。當金鐘佔領分子截查警方車輛,確保沒有槍械子彈之後,方予放行,此時警隊高層一定咬牙切齒,恨之入骨。

在佔領之餘,罷課繼續。929大專院校有一萬人舉辦罷課集會。在學民思潮號召下,當天也有50間中學共五千中學生罷課。[6]簡言之,雨傘運動,是雙學的自覺帶頭作用,與十幾萬群眾的自發鬥爭,兩者互動的結果,並非純任自發。其次,學聯也頂住來自三子的壓力,三子不斷催促學聯想方法撤退,但學聯中人卻相反,思量如何把運動升級。

同時,職工盟號召罷工。但這個消息,被10月頭一個星期,藍絲帶在旺角到處攻擊佔領者的消息掩蓋了。中共籌備了二十年的劇本開演了。黑社會演員落力演出一幕幕暴力戲。不過佔領群眾英勇反擊,守住佔領區。從此一直到旺角清場,佔領和反佔領的鬥爭便斷斷續續進行。而1017日,一度撤走的警察,又再企圖清除街壘,但經過一夜鬥爭,群眾在第二天又重奪彌道,把雨傘運動推向最高潮。

928到十月中,雨傘運動成了自發群眾主導的運動;即使學聯,雖被尊重,亦無力主導運動。特區政府十月中旺角清場失敗之後,要再等五個星期,才敢再來,主要不是怕雙學,也不是怕佔領區中人數不多的村民,而是怕那十幾萬無名群眾,不知道什麼時候又出來。

這時,由於出現大量暴力,運動內激辯是否應該撤出旺角。明報在104日在佔領區做了調查,顯示六成半留守者贊成縮小佔領區,而旺角是最多人主張棄守的佔領區。旺角最後仍然是守住了,不過代價很高。不是指流血,而是指佔領旺角這個小店林立的商業區,把相當部分的小資和普通市民推向反民主派。

中共喉舌打扮成小市民及小老闆之友,攻擊佔領者妨礙了他們。有所妨礙的確是事實。11月中有人發起「旺角小店關注組」,進行調查,發現41%因受佔領影響,10月營業額至少下跌一半。有些黃絲帶明白,爭取居民和小老闆的支持很重要,所以有人聯絡支持佔領的小商店,編成名單,號召市民多多光顧他們。這也顯示,有些小店是支持雨傘的。同時,上述關注組在問卷中,加上是否希望業主減租,結果當然是七成受訪者都希望。這個聰明對策,邏輯上把小商戶的焦點,從佔領者轉移到業主身上。不過,成效多少,是個疑問。畢竟,黃絲宣傳邏輯如何正確,都不能改變小老闆每月交租的壓力。所以,即使有些小店支持佔領,可能有更大量小店反對 尤其在建制派鼓動下。至於因佔領而蒙受交通不便之苦的小市民和普通打工族,當中也有不少因此反感佔領。再看民調,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歷次的民調顯示,支持中者,從10月的37.8%,下降到12月的33.9%;而同期的支持者,則從35.5%,上升為42.3%。而政府在十月中旬奪取旺角不果之後,改為暫時忍讓,正是為了等待民意逆轉和佔領者自我消耗。

群眾本來帶著樸素的普選要求而來,沒有想得更深。他們不知道,普選運動不像最低工資一類運動,後者不需要變革社會經濟權力結構,所以是典型的單議題改良。但普選運動重新分配政治權力,是社會變革的大工程,必然觸動統治階級的利益,但也觸動社會各階層利益,所以牽一髮而動全身。統治階級更必然挑動部分小資以及流氓無產階級,來反對民主運動。所以你以為是單議題運動,其實呢,往往未成功,先捅了馬蜂窩。

學生與在職青年的聯盟

上文談到,928普通市民聲援學生,釀成一場大運動。但所謂市民,是什麼人?

現在,我們需要區分「學生」和「青年」兩個名詞了。因為調查顯示,雨傘運動參與者,大部分是青年人,但大部分不是學生,而是在職青年。根據公民議會一項民調,雨傘參與者,學生26%[7]鄭煒及袁瑋熙同意這個分析,同時根據自己的調查,指出「61%佔領者只有29歲以下,24%3039歲」[8]。所以雨傘運動無疑是青年運動,但又不是學生為主。那麼,這些在職青年,是什麼社會地位呢?上述兩位學者接著指出,中產階級下層37%,基層30%,所以兩者「構成了佔領者的大多數」。[9]再按照UMPP雨傘運動參與者紀錄小組所作調查,雨傘參與者,63.5%月入少於2萬元,當中46.9%月入少於一萬四千元。[10]

總之,雨傘運動是一場學生與普通在職青年結盟的運動。所以,當有人聲稱雨傘運動為中產階級運動[11],是犯了雙重錯誤。第一,首先是忘記了基層的角色;第二,試問,何謂中產,它同基層有多少本質分別?有些人一見金鐘多白領,忙下結論,那是中產。這不過重複一個錯誤,就是把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及中上層管理人員,和中小學教師及一般白領,混為一談,統稱中產,以別於工人階級,此實大謬不然。教師護士等白領,同藍領實無本質分別,都是工資勞動者(wage earners),與收入很高、足以積累資本的中上層專業人士,彼此利益大不相同 教師護士的僱員地位,決定了他們比較支持享有集體談判權。而自己開診所、聘用了幾個看護的私家醫生,態度一定不同。所以,雖有專業人士參與雨傘,但論到數量,除了學生,中下層在職青年,才是主力。

又有人稱雨傘運動為公民運動,這表面上沒錯,可惜沒有分析價值。雨傘運動,很明顯不是各個階層,都有平均數量的代表參加。資產階級不只基本缺席(數來數去只有黎智英,外加個別人士),而且其中的大資產階級,公然與雨傘運動對立。要麽把中上資產階級從公民範疇開除出去,要麽,就得承認,公民在雨傘中,是分裂的,社會上最有權勢者,更站在專制一邊。由於旺的後果,雨傘也把一部分普通小老闆和小市民,推向對立面,變成藍絲。所以稱雨傘為公民運動,脫離現實,而且客觀上掩蓋了所謂公民社會的內部矛盾。雨傘運動的最大考驗,恰恰就是除了專制政府的外部攻擊之外,還有大量同樣來自「公民社會」的敵對者。這是從前社運未有過之事。

5   中間偏左的團體

佔領把不少普通市民推向反對一邊,不算意外。關鍵是當時雨傘運動能否把運動升級,以鞏固和加強自己的基本盤。能夠的話,仍可克敵制勝。

922罷課那天,25個工會和民間團體,發出聯合聲明,指責現有政制如何「壓抑基層勞工訴求,勢令爭取改善民生更加困難。」聲明不只要求落實真普選,而且落實標準工時立法和全民退保。[12]然後,928之後,職工盟號召罷工(社工早在九月中就已發動過集體請假罷工)。結果只有一個半工會響應:太古飲料職工總會和半個教協;之所以是半個,因為教協只是半心半意。比諸支聯會在198967日因為害怕所謂破壞而取消遊行和罷工相比,職工盟在929號召罷工,當然是進步。可惜,雖然大批打工族出來佔領,但大多數還未準備好罷工。與學聯號召罷課之成功,相形見拙

是打工族對社會現狀沒有憤怒嗎?是的。在幾個佔領區,不論是自發張貼的海報,還是街頭討論,都有強烈的打工族呼聲:譴責大財團和貧富懸殊,怨恨工資追不上通貨膨脹,租金/樓價太貴等等。不過這只停留在表達意見上,而未提升為工運集體奮鬥或針對資本主義的意識。整個運動停留在齋普選的單議題上面。這與外國的佔領運動相差很大。2011年佔領華爾街爆發,之後世界各地都有響應。這些佔領的共同特點,就是針對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他們口號「1%99%的對決」,從此成為經典。其實,2011年佔領華爾街不久,香港即有響應,匯豐銀行樓下廣場被佔領了11個月,但非常少人,沒有任何影響,與後來的中與雨傘,無有關聯。

雨傘運動讓大家知道,青年打工族也有怒火,也在政治化;但通過雨傘,我們也知道了,雖然經過了七八年的政治化,工薪階級仍然散沙一盤,少有命運共同體的感覺。相反,通過個人競爭來脫貧,才是大多數人的想法。換言之,大部分工薪階級的頭腦,仍然是統治階級所灌輸給他們的、那種市場競爭頭腦,而不是自己的階級意識。至於香港工會,數量很多,但大部分不是產業工會,仍然是職業工會,團結範圍限於技術/工種,是外國二百年前的工會形式。香港工會組織率達到兩成多,比法國高。問題是這都是紙面上的。很少會員願意真正積極參加會務,更不用說繳交正常的會費。[13]如此工運水平,早已決定了罷工不會成功。[14]

罷工往往比佔領街道更有力對付統治者。罷工也是佔領,是職場佔領。勞動者(包括腦力與體力)的殺手鐧,在於社會的生產與流通,依賴其勞動投入;一旦罷工,則社會經濟運轉,便局部以至全部癱瘓。不過,罷工的前提,是勞動者事先已經組織起來,但當時無論是工會還是支持佔領的打工族,對此仍無準備。

香港工運不易為。但領導者的路線選擇,也是重要因素。香港的主要獨立工運團體,究竟選擇跟隨中間偏右的主流泛民路線,還是改獨立的民主左翼路線,對於促退還是促進階級意識,尤其對於爭取新一代參加工運,也有重要影響。可惜多年來他們基本上選擇前者。現在,工運團體便有隨主流泛民沒落而沒落的危機。誠然,過去七八年,他們也慢慢從中間偏右,轉移到中間偏左;對於近乎神聖的「自由放任」主義,不再那麼熱衷,改為主張更多政府介入,改進現有福利政策,勞動力市場(工時及工會權)。不過,移動的步伐很慢,且在重大問題上仍然不經思考就支持上流中產的路線,例如參加真普選聯盟。如果他們早些與主流泛民切割,改與雙學聯盟,支持其進步方案,則其信譽還可保持。

社民連是比較多青年支持的中間偏左政黨。社民連在2006年成立時,從綱領來看,屬於自由主義左翼。不過,評斷政黨,更要看其領導人的言行。在2011年分裂之前,社民連難言是左翼基層政黨。黃毓民和陳偉業,兩人的投機需要高於一切,任何政治信念都不過工具而已。[15]至於蕭若元,他在2008年為文,題目就是《建立真正民主右派》,開宗明義主張要反對工會,反對政府維持福利,一刀切主張減稅(實即減富豪稅)。[16]

要等到2011年社民連分裂之後,黃陳離開,才較穩定轉為中間偏左。又由於它行動上較為大膽,所以較多青年支持。在關鍵那幾天,他們在前線大膽發動了佔領。

另一個社會左右分化的標誌,是自2010年以來,在青年中開始催生了左翼社會主義社團。限於經驗和人數,在雨傘中影響不大。[17]

6   右派與排外極右

過去七八年,香港部分工運團體稍向左移,有人感到不爽,右移抗衡之。作用力(action)之後,必有反作用力(reaction)。左右分化,隨著財閥資本主義的兩極化趨勢,而慢慢行進。首先分出了右派人民力量,接著分出雙黃陳的右派。

人民力量在雨傘中多少是個正面因素。至少在928行動,他們也有帶頭出馬路,與警察鬥爭;同時,又未曾有系統攻擊其他民主派。而熱血公民,或雷同人士,則相反。他們對於雨傘,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我們稱雙黃一陳為排外極右,是由於:

他們的目標,首先是滅掉其他所有民主派的聲音;

靠煽動群眾達到目的;

採取暴力或暴力威脅;

針對中國人,發表種族主義言論。

雨傘開始不久,他們即在反對「左膠」的藉口下,致力消滅其他所有民主派/社運派的聲音。但他們卻把所佔領的尖沙咀廣東道拱手相讓給政府。雨傘運動一開始,他們就攻擊幾個社運人士,到處逼令各團體降下旗幟,或阻止其舉辦街頭論壇。此所以雨傘運動有一個怪現象:佔領區有很多帳篷,卻幾無旗號 因為大家都怕由他們煽動的流氓搗亂。但民主派/社運團體,都是避戰甚至退縮,助長了排外右派氣焰,連學聯也攻擊,遂有1012日,在陳雲號召下,他們去旺角破壞學聯的街頭論壇。再發展到後來的拆大台,解散糾察隊等等,實在不意外了。

我們也不能說,所有反大台者,都是排外極右。這股反大台聲音,根本是龍蛇混雜。只不過在攻擊對象和攻擊理由上,有共同點而已。他們攻擊的「理由」,是「大台/學聯/XX不代表我」,據此否定一切領導/組織大會。此論難以成立。如果某組織/大會不代表你,邏輯結論應是:你或者促使這個組織/大會實行民主改革,務求其領導是由成員民主選舉產生,或者你另行發起組織/大會。人類早就發明民主機制,確保代理人受到委託人的監督。當然違反民主的事情仍會發生。所以不少左翼,雖根本否定間接民主(代議民主),但對代理(agent總存疑慮,所以更主張實行直接民主。華爾街的佔領運動,多少就是這樣,所以他們設立群眾大會,作為佔領區的決策中心。為此他們發展出一套投票手語,例如高舉雙手搖動,表示贊成,放下雙手搖動,表示反對。這就是直接民主的群眾大會。[18]問題是拆大台的人,間接民主不要,直接民主也不要。那就不只是拆大台,而是根本拆掉民主了。最強調個體主義的自由主義,都承認個體也需要聯合為各種共同體,人類才能生存和發展。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對民主共同體的闡釋,各自不同,但共同點是,共同體(集體)不等同專制主義;一個尊重個人的、民主運作的集體,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成立的。然而,排外極右或其他反大台者,口頭支持民主,卻抵制任何共同體。我們可之稱為反集體的個體主義,再稍走遠,便接近「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了。但以此思維搞佔領,人數雖多,彼此卻是毫無結連的孤立個體,如此佔領,有何力量可言?更重要者,是這個局面對誰最有利?首先是排外右派自己了,因為最後只餘下他們的組織。不過,上述那種思維,自有其歷史脈絡。(下詳)

極右加上所謂勇武派,街頭動員不過一百人,如果民主派/社運派有足夠政治經驗和意志,很容易反制之。可惜上述兩條俱無[19]有人更視為同路人的不同意見。等到葉蔭聰主張要分道揚鑣的時候,雨傘已經結束了。[20]束手無策的結果,是姑息養奸,到頭來,排外極右成為最大贏家,反之,其他民主派/社運派,出力很多,卻沒從運動吸收多少新成員,更沒有壯大起來,反而自信心失掉不少。[21]

至於排外右派標舉「本土」,上文已指出過,港人身份的崛起,確有其歷史/社會基礎。但它與左右分野,本無必然關係,它可以右,也可以左,非右派專有。至於「本土」,在這些排外右派宣傳本土主義之前好久,就已有泛左社運團體在實踐了,保衛皇后碼頭一役便是例子。所有這些話題,都值得探討,不過不是和他們 對他們而言,本土不過是圖騰,自己可以自由詮釋,但別人就要跪拜。危機時代,人們都有焦慮感,青年尤甚。部分人會因此左轉,但部分人相反,變成右傾甚至極右。這也是世界性現象,不限香港。只不過,香港的排外右派,確有自己特點。右派思想,往往帶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主張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但對外國許多極右來說,競爭的單位是民族/國家,所以較易表現為國家主義;但香港的變種,暫時仍以個體為單位,而較少集權主義,甚至是反集體。他們訴諸於聽眾的,也是極端個體主義情緒。他們找到聽眾不難,因為香港長期奉行「小政府大市場」,形成了港人強烈的個人主義,高度的互相競爭精神。[22]自然,這種反集體主義的排外極右,剛剛產生,仍很混沌,將來仍有裂變可能。到時它再分化出一個國家主義的排外極右,同樣不足為奇。

有人認為排外右派是中共內奸。我們能夠確定的,是中共如果不收買這類人做內奸,不鼓勵其假扮激進,這才奇怪。總之,排外極右、所謂勇武派,以及中共臥底,構成了雨傘中的陰暗力量,真相難明。[23]難以確定的,是具體哪人/哪團體。但更需要確定的是,排外右派所作所為,客觀上做了中共想做又做不來的事,所以他們絕不是民主朋友,而是敵人。民主陣營如何應付內奸,中外經驗多的是。[24]不過香港社運的政治經驗太淺,所以亦無章法可言。這也是香港民運以至雨傘的困境。

退潮與清場

9月底十月初罷工不成功,運動便只餘一招,就是繼續佔領。然而,時間長,運動便只有自我消耗。1021日的政府與學聯對話,毫無結果。那時開始,運動已走下坡。有人統計過,金鐘共有帳篷1691個,但越到後來,不少帳篷其實沒人。只是每逢週末,佔領區才比較熱鬧,但也僅止於熱鬧。

1125-26日,警方在旺角清場成功;幾千人與之相持一日,不少人被打傷,終於失守。這時,學聯提出30號佔領龍和道。即使後來只有約二千人參加,學聯此舉仍值得支持,非奢望迫使政府讓,而是運動需要強烈抗議政府暴行。事後排外右派攻擊學聯沒有成功,不過是雞蛋裡挑骨頭。當晚行動令人難忘,不過,那已是天鵝之歌了。

雨傘運動的自發性和自覺性

同任何大運動一樣,這次運動也出現了需否組織與領導的爭論。當時有位網友著文,反對作任何組織或領導:「只知順著集體智慧即可。到某刻人民覺得厭倦時,自然會退,覺得仍要繼續時,自然會來,再也不由任何一方以其有限的框架套死。」[25]當時幾乎只有社民連力主加強組織。但毫無效果。佔領繼續下去,但是力量日益耗散。

政府拖延兩個月才驅散群眾,不是沒有能力,也不是因為少數村民,有實力固守。毋寧說,政府怕的是那十萬群眾的幽靈。但政府改採延兵之計,拖延到連幽靈都洩氣之後,清場一點不難。運動一任自發,必然如此下場。或,人民需要時,自然會來。但如果不來呢?由於事前沒有組織,一旦清場,人群四散,不復相聚。不復相聚,再來一次,談何容易?或者來了,不過就是重演一次清場,那又怎麼辦?深信群眾自發主義的人,不多不少,只能期待這樣的結局。

佔領街道的好處是不需要事前長期組織,所以容易實行,但正由於此,也很難固守;只要國家機器下定決心鎮壓,則驅散佔領者易如反掌。而一旦清場,群眾四散,便無任何力量留下來了。反之,罷工雖沒那麼容易,但罷工無論成敗,結束之後,一般來說,組織仍會存在下去,仍能在將來伺機而動。這就是有組織和沒有組織的分別。

運動過後,長毛及一些朋友,都提出過一個觀點,就是如果928當天,他們有人帶領群眾包圍政總,運動就能即時再升級。這有可能。問題是,包圍了,又怎麼樣?衝進去嗎?衝進了,又怎麼辦?起義嗎?但無論是當時的雙學或者社民連,都沒有下一步。至於群眾,他們既未準備罷工,更無準備起義。即使出於一時激憤而包圍政總,恐怕也難以持久,相反,被權術家利用作炮灰的機會更大。

要向武裝到牙齒的專制政府爭取民主,又根本反對任何組織和領導,一任自發,而居然成功者,無論理論上還是歷史經驗上,都難成立。雖然很多大運動的起點,往往自發,但其自發性也非絕對,背後往往也有自覺性在內:往往之前好多年,已經有仁人志士進行長期啟蒙教育,在知識新一代中(包括知識青年,也包括知識勞動者)鑄造了一個深厚共識。所以這些偉大歷史事件,是自覺性和自發性結合的結果。獨孤一味,一任自發,恐怕運動就會變成隨著感覺走 就像八九民運一樣。但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是巨大而繁複的結構,想要改變,不可能隨著感覺走可以成功 要修理一個壞鐘,尚需對鐘的發條結構有個認識才行,何況社會變革?運動既需要群眾自發性,也需要自覺性,需要事先有組織,有對策,而這又靠長期思辨探索。

在雨傘期間,群眾中也有要求組織起來的聲音,只是不成氣候,所以才讓那種反對任何集體/組織的聲音壓倒。但為何要求組織的聲音,得不到響應呢?此亦非偶然。上文提到,港人的個體主義本來就強烈。我的一位外國學者朋友,在雨傘期間訪問參與者,她對於大多數受訪者總只考慮「自己將做什麼選擇」,而很少說「大家(佔領運動本身)應該怎麼做」,感到詫異。然而,很多參與者卻陶醉其中,不覺得是問題。雖然不同階層會有很大差異,但基本上,港人普遍對集體組織,缺乏認同感,所以基層固然很少活躍於政治性團體或工會,就是資產階級,也無法組成強大的工商黨。這種非政治的個人主義,之所以那麼頑強,因為它傳了好多代。三大因素型塑了這種思維。一個是經濟上的所謂自由競爭。香港不間斷地實行自由放任160多年,世界少有。這塑造了高度競爭的個體主義,和純粹的經濟人思維。其次因素,便是英國殖民政府成功地把港人的心都殖民了,形成長期的非政治化。此所以港人的政治文化,毋寧說,是缺乏政治的文化。第三,強烈個體主義,也是對中共「極權主義」的反彈。問題是,這種強烈個體主義情緒,也制約了雨傘群眾,使其難以組織,也難把運動升級。既然如此,則最後被清場,乃屬必然。

不過,經過雨傘洗禮的新一代,會重新檢視過去一切,也屬必然。這包括檢視香港的官方政治哲學,即所謂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當然相反的檢視也會有的。總之,我們需要一場深刻而持久的討論。雨傘運動的其中一個意義,正在於把香港的表面和深層矛盾,全部暴露出來。這篇文章,就是拋磚引玉。我們將在第三章,對整個雨傘運動的產生原因、性質、動力、路線矛盾、影響、歷史意義以及教訓,作一個總結。

2015618

政改方案被否決日

625日改定

《雨傘運動的總結與前瞻》第一章: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85%B1%E7%94%A2%E9%BB%A8%E8%88%87%E9%9B%A8%E5%82%98%E9%81%8B%E5%8B%95/



[1]    鄭煒及袁瑋熙,載於141129日明報。

[2]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7868

[3]    至於黨報說黃之鋒收受過NED資助,當事人已經否認,而黨報亦無法出示證據。

[4]    何況,有證據顯示英美兩國政府,其實支持泛民「袋住先」。公民黨湯家驊曾透露,英美外交官員曾接觸他,表明希望通過政改方案(詳見15128日明報)。連曾鈺成也說,看不到有證據顯示外國政府干預雨傘運動或政改。

[5]    泛民直到九七後才敢隨大流而改提普選。劉慧卿差不多是唯一例外。此外,些小團體例如先驅社也從頭起主張普選,反對一半直選的要求,但是當時沒有影響力。

[6]    明報,14930日。

[7]    https://www.facebook.com/CivicCouncilHK

[8]    今年二月號的《二十一世紀》雜誌。

[9]    雨傘運動:中國邊陲的抗爭政治http://www.cuhk.edu.hk/ics/21c/

[10]  https://www.facebook.com/umbrellaprofiling

[11]  劉細良在社民連2014131日研討會上的報告。

[12]  《反對人大粗暴落閘 既要真普選也要改善民生》
http://www.inmediahk.net/20140923b

[13]  在世界各地,工會會費往往是月薪的1-2%,只有這個水平的會費,才能支持罷工基金;但在香港,會費往往是一百幾十元,而且是年費。這當然搞不成罷工基金。

[14]  香港工運並非從來都那麼弱。不過那是後話。

[15]  參考筆者《談五區補選》,http://www.workerdemo.org.hk/0001/20100513.01T.htm

[16]  20081028日信報。

[17]  近乎社會主義的青年社團主要有兩個,一個比較像討論平台,在雨傘中很少集體行動;另一個則很積極介入行動,但是,在雙學進行罷課期間,自己另行組織罷課委員會,難免被人批評為山頭主義。這兩團體,在雨傘之前一兩年,就已備受右翼/難以定義的派系攻擊。另外還有一些近乎無政府主義/自主主義的小團體,也活躍於雨傘運動。先驅社是本地老牌左翼團體,源自托派,一向沒有影響力,近七八年由於老化而不大活躍,但個別成員活躍於雨傘運動。

[18]  http://www.seedsforchange.org.uk/handsig.pdf

[19]  當時在金鐘及旺角,都有大量大小字報,反擊排外極右對所謂左膠的攻擊,不過絕大部分並無署名。新民運群組則張貼了很多「民主議政,不容滅聲」的貼子,與排外極右的「提防左膠」的海報抗衡。但總的來說,各個民主派社團,都無致力反擊排外極右的攻擊。

[20]  《分道揚鑣,讓運動走得更遠》,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9305a

[21]  一些左翼無政府主義者,也竟然同情這些人的「沒有大台」的主張。這實在奇怪。一般來說,無政府主義者會反對成立固定的組織,但支持直接民主的群眾大會。

[22]  香港電台《鏗鏘集》記錄了一個反水客的少女的話:「香港已經食艱難,現在仲多左大陸水客來搶飯食,如果不行動,將來我地都無飯食!」

[23]  筆者在102日金鐘,參加新民運群體的街頭論壇。他們還未開始,就有三四青年及一個中年胖子過來,架起大聲公,對準他們指罵,說他們就是藉小組討論來騎劫運動。新民運的朋友就邀請他們一塊來討論。事後筆者尾隨那位胖子到其他地方,卻見他向聚攏群眾解釋「如果沒有共產黨,香港人連水都沒得飲」。

[24]  參看《彼得堡的和諧特使與臥底香港》:
http://www.workerdemo.org.hk/0001/20150214.007T.htm

[25]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7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