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與雨傘運動

《雨傘運動的總結與前瞻》第一章

區龍宇

前言

雨傘運動後,坊間已有相關書籍出版,或記錄,或訴情,而探討運動前因後果及其終始則較少。然而,這個方面的討論,至關重要。雨傘運動的意義之一,不在於解決了什麼問題,而在於揭示了21世紀的中港新格局,它的全部矛盾與問題。本地民運須在下次危機/契機之前,解決最主要的方針問題,方有希望推前民主鬥爭。本文希望促進這個討論。

雨傘運動的爆發,令所有人意外;它的發展,令人又興奮又擔心;它的結局,雖無直接勝利,但又令當初所有擔心會導致大流血的人放下心頭大石。本文嘗試分析,雨傘運動的終始,是哪些角色在起作用?當角色們你方唱罷我登台,哪方面是按照預定劇本,份屬必然;哪方面又是當事人臨場爆肚,自由意志使然?這些分析,關香港民主前途。

此文從雨傘運動三大元素入手分析:主角、議題及過程(如圖)。此處所謂主角,並不限於雨傘運動的參與者,而是運動內外都包括。中共當然是第一要角。沒有831決定,就不會有那麼巨大的運動。但沒有新一代的興起,同樣沒有雨傘運動。與舊泛民相比,九十後對政治有新的期待,新的視野,因此也提出了新的議題。一方面中共變得加倍頑固和專制,另一方面,新一代卻有更強烈的自主自決的要求,有些人甚至呼喚獨立。如此,衝突便注定早晚發生。當然還有其他重要角色。928雨傘運動,客觀上代表了沒有特權的社會大多數,與官僚財閥的1%的對決。正是各主角(及配角)之間的角力,催生了運動並決定了運動的過程和結局。

特區政府和雨傘運動

人大作出了831決定,特區政府在憲制上不可能不跟從。不過,它在處理群眾抗爭上,孰輕孰重,仍有相當自主性。但梁振英明顯耍硬的,且硬到與前任政策大相徑庭。有這一條,才直接刺激雨傘運動的爆發。如果只有831決定,而無927-928兩天的強硬鎮壓,雖必有大型抗議,但難有雨傘運動。因為當時學界還沒有佔領決心。運動在928凌晨,突然內訌。三子一宣佈中,便有泰半學生離場,運動當時就有消沉下去的危機。但市民卻比較普通學生更有政治敏感度。先是927晚上,警方遲遲不肯釋放雙學幾位主要領導者,導致五萬名市民學生到場抗議。然後,928日間,警方堅持不放被捕學生領袖,大量市民比較普通學生更加感覺到非要抗爭不可,紛紛走到現場繼續抗議並佔領街道,下午更演變為警民衝突。最關鍵時刻,不是警方扔89枚催淚彈,而是警方舉起「速離否則開槍」的警告牌。這真是從未有過的強硬。但結果是吸引更多民眾跑來抗議。十幾萬群眾不理危險,堅持佔領,才造就了雨傘運動。抗議群眾之所以不畏鎮壓,多數已非出於要求撤銷831決定;更多人是出於一種樸素的反感:「點解香港一夜之間變嗮樣?點解依家政府做嘢,與大陸睇齊?」那種感覺,才引爆如此偉大的自發的公民抗命,誠戰後香港未見。

也是這個時刻,警方突然撤退,而群眾從此佔領了金鐘等三處街道超過兩個月。一刻之前,尚在扔催淚彈,一刻之後,就撤退警力,當中有可能如傳聞般,特區政府高層,在實行多硬的鎮壓上,出現分歧。是否林鄭如傳聞般反對開槍,目前難知。但高層有分歧,按理也正常。梁振英過分強硬導致不可收拾的話,此對梁振英可能是上策,因為以人血染紅自己的頂戴,乃中國二千年專制國情。但對多數行政高官來說,這樣的局面乃下下策,因為自己只會失去權力,而無多少好處 - 他們的訓練整體不符合「國情」,反正難受中共重任。傳聞習近平也指示特區政府不可開槍。這也不是不可能。中央面對如此強盛的群眾反抗,政府內部又有矛盾,本地富豪勢力不積極配合,中央也無把握說開槍必定得失相抵。至於出動解放軍,更加不是選項。理由很簡單:雨傘運動仍然可控,在此情況下出動解放軍,不僅小題大做,得罪國際資本,且更容易失控,是十倍的得不償失。[1]

九月底那幾天,連警察內部也很可能出現大面積情緒不穩。警隊的層級制度及其盲目服從的紀律性,使異見難為公眾所知。警隊內也有自己的特務系統,專門監聽警察,警察豈可不慎。但在那幾天,仍有自稱警察的匿名者,上載評論於網絡。這篇《老差骨寫給藍衫同事的信(白衫同事勿看)》的文章,不直接講有關政治紛爭,而是以「老差骨」口吻,勸誡前線同事何必落力執行鎮壓任務:「你地千萬唔好衝動,受傷有功勛,犯錯無人可憐你呀。何必成為他人(指警官級「白衫者」)升級的樓梯呢?你地今次成功回去都只係會有一張大圍影印的CP Compliment咋。其他指揮官就會步步高升,你地WTO一戰就知。」[2]

一般來說,在群眾革命性行動出現時,軍隊發生分裂常見,六四也有。警察因為是日常地為統治階級控制社會秩序,他們和社會上被壓迫被邊沿化的社群處於日常對立中,所以一般來說,在被群眾分裂上,較軍隊還難。但香港情況是,過去三十年,由於種種原因,警民對立不嚴重;今天警察忽然被招發射催淚彈,更不用說開槍,當中會有人不忍,是合理推測。真的命令開槍,警隊內有無抗命者也難料。

總之,香港的內外形勢,都使到開槍鎮壓的風險太大,梁振英即使提出來,其遭到反對也很正常。如此便創造了機會給長期佔領。

除了警隊,政府也要考慮文職公務員。1021日政府與學生對話前,政府人員協會和公務員總工會發表聲明,支持政府。23日,1300名公務員在報章刊登聲明,指出兩個工會的立場不代表他們。聯署者包括了警察及司法機構職員。

但如果沒有其他刺激,大概雨傘運動不會佔領79天那麼長。是中共自己再製造機會給雨傘運動。早在7月,它已經動員所有在檯面上的親中共勢力,組成反中聯盟,與中對抗。但雨傘運動爆發後,港共及國安系統顯然覺得不夠力量去破壞雨傘運動,於是便動員了黑社會。同時,不少人相信,香港警方在動員黑社會上面,也可能有一手,或至少在黑社會攻擊佔領者時,消極應對。總之,更多佔領者相信,政府以至警察不再像過去般保持中立。越是感到香港急速大陸化,佔領者越堅定其佔領決心。所以毫不奇怪,雖然有人號召撤出旺角,而事實上也有不少原先在佔領的團體,也撤出了十字路口的主帳篷,但有更多人留下來對抗黑幫,把雨傘運動推向第二高潮。然後,1017-18兩日,當警察試圖清除旺角佔領區時,佔領者非常勇敢地在街頭和警察對抗,以肉體迫使警察放棄進攻,造就了雨傘運動第三高潮。這樣,佔領便繼續下去。

中共是左還是右?

1997年回歸以來,中共一直嘗試收緊對香港控制,所以先有臨立會,繼之以2003年的23條立法。不過,總的來說,中央政府做得謹慎又靈活,所以23條立法一遭反彈(先是五十萬人上街,然後是自由黨田北俊倒戈),也會暫時收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2010年中央政府,在最後一分鐘與民主黨達成擴大直選議席的協議(雖則協議受到很多民主派批評)。但更明顯的,是政治鬥爭的手段。在收回香港的前三分二時間,港共的政治鬥爭,尚有點文明包裝。2012年習近平上台前後,才開始採取群眾鬥群眾的方式。先是法輪功在街頭到處被港共外圍群眾組織打壓,然後,各種愛字頭的幫派迅速浮面,在街頭到處針對泛民,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意味中共改變策略,在所有戰線展開全面鬥爭。最後,就發展為831決定,連泛民政黨都封殺。

北京全面強硬,當然事先估計到會有很大反彈,也事實上刺激了學聯在922日發動罷課,繼而引爆雨傘運動。

中共/特區政府在上面,雨傘運動在下面,兩陣對圓,自然可以歸類為專制還是民主二元對立。這也是一般泛民的政治光譜觀。但下文將會看到,這種政治光譜觀無助於了解雨傘運動。

也有不少人沿用幾十年前的用語,描述親北京陣營為「左派」,泛民為「右派」。[3]這種政治界定,更加離譜。[4]毛時代的中共,勉強稱為左派,尚說的通。但按照「國際標準」的政治光譜,至遲從1989六四起,中共只能稱為右派政權,甚至是極右。[5]

談到這點,不是對標籤的執著,而是出於了解雨傘運動的必要。說中共是左派,或習近平是毛主義者,等於說毛時代與鄧習時代,完全一脈相承。但這明顯謬誤 如果真的完全一脈相承,如果習近平是真正左派,那麼,習近平應該還在反資本主義,冷戰應該還繼續;包括香港在內的歐美日財閥及其政府,仍然被拒於中國市場(反過來也一樣),如此,即使中共也收回香港,即使有雨傘運動,也不會出現本地五大商會支持中共壓制雨傘運動的場面。

兩個時代,在黨專政上,自然是無縫承接;但在階級政策上,因而在社會經濟政策上,卻相反。毛時代的中共,雖然談不上是什麼勞動人民政權,但確是反資本主義,因而為全世界財閥及資本主義政府所憎恨,因而才有冷戰。另一方面,中共卻得到世界上很多工農運動和反運動的聲援和同情。直到1970年代初,中共之反帝立場,對香港學生運動仍然有吸引力,學聯當時也非常親近中共。在台灣,直到1980年代,仍然有不少社運活動者偷聽北京電台並心焉嚮往。反過來,鄧習時代的中共,卻全面走資,黨官則借走資化公為私;當民眾在1989年起而反抗的時候,就報之以屠殺。此是極右,不是極左。但六四屠殺的滔天大罪,卻很快獲得全世界財閥及其政府的原諒,以換取繼續做生意。由於中共階級政策的質變,才會出現這樣的反差:1950年代美國在韓戰和中共交手,而當時香港的華洋財團都贊助美國;但到了2015年雨傘運動,香港財團都支持中共,全世界財閥及資本主義政府也沒有一個譴責中共。誰今天還寄望有一天歐美政府會拯救香港民主自治,實是幻想:「全世界大資產者,聯合起來做生意!」的中共新國策,已經拉攏了全球財閥及其政府。

專制常數與自肥變數

簡言之,分析中共,我們必須同時掌握它的一個常數和一個變數,常數即其專制主義,此確未變;但它的階級政策確有變 1979之前仇富,之後親富,走資且率先自肥(可以稱為自肥變數)。官僚自肥,當然遠早於1979。即使在其仇富階段,官僚層也絕無奉行過「平均主義」,相反,是按等級自肥。但中共仍得等毛澤東死去,再花十年時間(1979-1989),才能徹底與1949年的革命道統決裂,才能完成從量變到質變,全面復辟資本主義,並率先自肥成為官僚資本。只有同時把握中共的專制常數和自肥變數,才能明白,今日名為共產黨,實為官僚資產黨。明乎此,就明白,何以其敵人與朋友,都來個180度改變。如果中三子一早明白這點,知道香港的中上資產階級,早被中共的生意經拉攏過去,根本不可能成為民主的朋友,就不會顛倒敵友,傻到花時間企圖爭取工商界支持中,同時對於真正的民主動力,即普羅大眾,採取漠視態度了。可惜泛民限於自己的臼,連國際標準的政治光譜也不懂,一再蒙蔽了判斷力。這也是為什麼,他們面對本土右派,最初無法辨識究竟是什麼回事,以後也無法有效回應 此是後話。)

從專制常數來看,習近平並無根本改變對港政策,不過是更為強硬而已。應該了解,不論哪個人上台,中共的專制主義決定了,它不可能長期容忍香港有民主,遑論普選。這是一。其次,加強對港專制,又要從中共走資自肥的變數來看。首先,三十年資本主義化,前期尚能帶動國內許多小資變富,農民打工改善生活;但後期呢,官僚資本獨大,其殘民自肥之烈,亦把所有人逼瘋,更不用說高速經濟增長已為危機四伏代替。另一方面,國內新一代,像香港一樣,比父母輩有更多的樸素民主呼聲。本土排外右派叫人相信,中國人民和共產黨是和諧一體。其實,頭一個不相信這種鬼話的,是習近平。國內官民對立,在官僚資本主義新世代更加深了。這種腐爛資本主義,同時也促使,從西藏及新疆,再到台灣和香港,都出現了繼長增高的離心力。第三,黨內鬥爭激烈化。由於第一二代超凡大聖如毛鄧(韋伯所謂Charisma),已經告別舞台,無人再有能力擺平各派,則繼承人之爭,更趨激烈,自屬必然。可堪注意的,不是習近平要集權,而是竟然有人(薄熙來周永康)敢和他爭奪大位。總之,習近平所面對的形勢,是國內各方面矛盾都走向全面爆發的階段。而香港是中共頭號不穩定因素,因此更強硬對港,不應太令人驚異。

中共自肥過甚,把人民推向對立面,把自己推向危機。同時要看到,中共走資也令到它強大的一面。30年間,中國經濟總量擴大了20倍。1983年,香港是中國經濟總量的13%,到了2013,香港跌到3%。今天中共小覷香港,自有經濟原因。它亦以此巨大經濟實力,牢牢拉住兩岸三地以至全世界財閥統治者。如果鄧小平仍然繼續毛的反資本主義政策,雖然會有增長,但無論如何不可能有這種起飛。

三十年前,泛民對於中共走資本主義,莫不視為好事:「看啊,他們越來越像我們呢」。他們以為,資本主義必然與法治及民主聯姻。基於此,才會以為,中共答應香港資本主義維持五十年不變,也必是好事。他們沒有想過,資本主義不只與法治及民主無必然關係,而且,港式資本主義,恰恰是中共可以利用來打造自己的官僚資本主義的好平台。如今,不只官僚資本主義打造好,而且越來越強大。

親中共陣營的演變與矛盾

親中共陣營,核心是港共及其外圍,再外層,便是本地財閥及其政治代表自由黨之類。

先談港共及其外圍。習近平上台,代表中央對港政策的調整。不過,中共通過港共及國安系統,加緊控制,早於中英1984年達成協議之後,便定位國策 這是合理推測。就此而言,中共經驗豐富;早在中共與國民黨內戰後期,中共早已制定如何接收及管制被「解放」區域。九七後,港共及國安系統,更對香港實行天羅地網的統戰、常規滲透、策反,組織及策動各種黑暗勢力,對付民主運動。此有如自動化機器,自行運作,不待今天,亦不必直接依賴最高領導人 所以不要以為,中央換了領導人,對港政策便會有質的不同。例如,中共依托大陸各省各市各區直到鄉鎮,來組織跨越陸港的數以百千計同鄉會,這種安排,就進行了多年。當然,如果習近平一旦調整政策,變得更硬,以下各部自加緊配合。

港共同一切極右一樣,都要勾結黑社會。何況,中共即使在國民黨統治下,也曾經與黑社會有過合作,這本是它的傳統。放到香港來說,早在1993年,當時的公安部長陶駟駒,便告訴香港媒體,某些黑社會是愛國的。在金鐘佔領區的尾聲,大陸有個電視台訪問了有社團背景的香港演員陳惠敏。關於大陸公安會否跟黑社會合作,他說:「怎麼會跟你黑幫合作?!他只有命令下來你就要做,你所有香港幫會不敢跟國家公安局對抗,你跟國家對抗你就沒法運行了,管你是什麼幫會。」[6]這或許為103日至4日大批黑社會在旺角攻擊佔領者,提供一點環境證據。

總之,中共對港不少部署,按常理推測,準備不下三十年。中共以其無限財力物力,早已為香港出現大型抗議/革命/動亂,準備好處置方案及一系列後備方案,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此計不成,轉用他計;反之,雨傘運動完全自發,在敵我懸殊格局下,而想一戰功成,機會率實在低

但要了解現在的親中共陣營,必須把研究伸延到三十年前。1980年代之前,當然已有親中共陣營,但那時和後來的很不相同。港共除了鍛煉出民建聯這個親兵之外,更把本地主流財閥及其政治代表,從站在英國一邊,統戰到自己一邊,煉成了所謂「建制派」;同時則拋棄過去的基層支持者。換言之,港共隨著中共之質變,也變成了右派甚至極右的本地勢力。

港共的根本目標,就是幫助中央及梁振英,打造香港的財閥專政。梁振英關於為何不能有真普選的發言,就是徹底撕破臉皮,告誡港人不要有普選幻想。他在接受外國記者訪問時,解釋之所以不能讓港人享有特首候選人提名權,是因為不能讓月入少於一萬四千港幣、而數量又人口多數的窮人決定政府政策。其實,資本主義下,即使有了代議民主,財閥仍能左右政府,所以資本主義總多少是財閥專權。[7]但中共還嫌形式上的普選,太妨礙財閥發財,所以非推行裸的財閥專政不可。基本法所謂循序漸進實現普選,不過欺人之談。換句話,中共專制主義是鐵了心與廣大中下階層為敵。雨傘運動偉大之處,就是普羅大眾和新一代聯合起來,向中共的財閥專政,大聲說「不!」。

但沿用上述兩種光譜觀(專制/民主二元對立觀,「中共素來是左派」觀),就無法了解港共前後變化,也就無法了解今天的局勢。毛時代的港共,為了貫徹中央對香港資本主義「長期利用」的國策,所以,即使國內推行最瘋狂的共產主義大躍進,對香港仍努力維持資本主義穩定。它也必然要拉攏所謂紅色資本家,同時實際上壓抑工運及反運動。從這方面來說,是右傾左派。[8]不過,右傾左派,仍然多少屬於左派範疇。此非出於標籤需要,而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看到,即使其右傾,當時港共仍然主要依賴大批進步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的支持;依靠他們,港共才能既抵禦國民黨右派的明暗攻擊,又抵禦殖民地政府的打壓,並且在1967年成為反英抗暴主力。不過,1967的極左政策徹底失敗,又為後來中共的徹底轉右,提供了最佳機會。[9]然後,鄧小平上台,也標誌了港共改變其階級立足點,從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置換成大中小資產階級及港英舊電池。工聯會雖然還在,名義會員更有增加,但要麽純粹數字遊戲,要麽就是吸引了最保守的僱員群眾(參加工聯會是因為「有阿爺照」)。簡言之,今天,不論是民建聯還是工聯會,都成為本地財閥資本主義的得力盟友。打擊雨傘運動的藍絲帶陣營,就是極右的港共,聯合本地財閥的大聯盟。

但矛盾的是,中共越是按照其專制邏輯及自肥邏輯走下去,固然成就了官僚資本主義中國的崛起,但同時也製造了巨大離心力,不只把中港台無數普羅大眾和新生代推向對立面,現在,連自己的香港財閥盟友,也開始得罪了。

兩派財閥的角力

表面上,本地財閥都支持中央對雨傘運動的立場。725日,五個商會發表聲明支持831決定,但習近平似乎並不滿意。921日,包括李嘉誠在內的本地富豪,應邀訪問北京並獲習接見,聆聽習近平關於中央反對香港出現任何「非法」行為的講話。更饒有興味的,是1025日,在傘運動高潮,新華社發佈了英文評論,批評香港富豪對香港雨傘運動保持沉默。文章雖然引述李嘉誠呼籲佔領者回家,但又指李沒有說明究竟是否支持佔領者的要求。接著南華早報評論道:「關鍵的是富豪們沒有採取行動。很多本地富豪,在2012年特首選舉時,反對梁振英,這不是什麼秘密。這也關乎意識形態的鬥爭,只關乎誰吃得到蛋糕 究竟是舊的利益集團,還是新的。[10]

從中共開始與英國談判收回香港時起,其國策已很清楚,所謂「港人治港」,絕不是指所有港人,主要只指本土華人富豪。華人富豪也一直認為,特區政府的高職,尤其是特首之位,是中央恩賜給自己的地盤。普遍認為,唐英年很久以前就被江澤民欽點為未來特首。不過,由於江派和習派的鬥爭,江派輸掉一仗,所以唐英年意外地被梁振英代替。

但除開這個可能因素,我們還需要從專制常數和中共自肥的變數,來分析中共與本土財閥的關係。

香港主流華人富豪及其政治代表(自由黨及其前身),一貫看風駛𢃇,從前親英,現在親北京。因此他們始終不被中共看成親兵。中共的專制常數決定了,雖然之前的領導人答應委派本地富豪治港,但終歸這些舊電池,仍遠不如自己的家犬。何況,三十年前中共寄望本地財閥能夠組成強大的工商黨,使之代表中共壓服香港中下階層,但三十年過去了,本地財閥仍然是扶不起的阿斗。又是阿斗又不聽話,太上皇如何容忍?2003年田北俊在23條立法上倒戈,從此,任何大陸最高領導都要問:香港華人財閥及其政治代表,是否可靠?雨傘運動期間,田北俊說梁振英應考慮下台,這對中央來說,更不可容忍,也很快便把他的政協職務開除。

反過來,唐下梁上在先,田北俊被炒在後,本地主流財閥難道也不會反問:以前的承諾,是否不算數了?中共是否從此黨棍治港?

從中共自肥變數來看,更可看出,本地財閥與官僚資本主義總代表中共,兩者窩裡鬥,簡直無可避免。中共國有企業,早已跟任何跨國公司一樣,牟利為上,而且一,由於得到國家機器的協助,二,由於利用「自由市場」,遂能在過去十年迅速搶奪香港市場。事實上,中國的資本已經佔到香港股市六成的市場份額。從梁振英政府企圖向大陸買電這點來看,更加證實本地財閥的恐懼:大陸官僚資本明搶本地財閥地盤。這,如果中共維持毛時代的反資本主義路線,是不可能出現的。而當其終於出現,那麼中資的香港市場爭奪戰,早晚發展為搶奪政治地盤,也是勢所必然。道理很簡單:沒有政治權力,其經濟利益就沒有保障。特別在香港,中資頭上ICAC及法庭這兩把刀,不能不有所顧忌。只有當中共也把這兩把刀握在手裡,中資才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但也只當中共能以自己黨棍充任特首,才能先收編ICAC,再收編法院。這就是選擇梁振英的利害計算。但中央這樣選,本土財閥能不擔心死?

總之,無論是專制邏輯,還是官僚資本自肥邏輯,都決定了,大陸官僚資本早晚會同本地主要財閥衝突,並取而代之,同時把最馴服者收編。所謂李嘉誠撤資大陸之說,也應該放在這樣的框架內去分析。

對,中共對港政策,始終以建設香港財閥專政為核心。但現在的問題是,哪些財閥才能入選呢?已經拿了香港身份證的中資老總,現在難道也是「香港財閥」嗎?所以,在排斥了普通香港市民之後,中共/港共就有必要慢慢把不聽話的本地主流財閥,也排除出去,最後演變成中共官僚資本直接把握統治權。這就是中共的香港路線圖。

但眼下,中央暫時還有點投鼠忌器。這些財閥在香港政經文化領域,盤根錯節,中共一時難兩刀斬斷。此反過來又制約了中央政府對港強硬政策,使之難以直接干預和鎮壓雨傘運動。不要忘記,連鄧小平這樣的強人,1989年也要等解決了黨內分歧,才去屠殺人民。

雨傘是反抗,不是革命

中共暫難直接消滅雨傘運動,但這不等於它不能持續地加強控制,也不等於不能以其他手段對付民主運動。關於後一點,我們第二章再談。總的來說,中共及其香港代理,雖然無法更早一點結束雨傘運動,反過來,雨傘運動之不能取勝,迫使中共撤銷831決定,也是預先由雙方力量過於懸殊所決定。事後,本土右派以及學界退聯派,不斷指責學聯要為失敗負責 因為學聯指揮的龍和道佔領失敗了。這是不實誣陷,也是沒有起碼政治常識,不知道香港的先天不足,更不知道中共實力今非昔比。

雨傘運動期間,忽然響起了一句話:「政治是可能的藝術」,意謂只要夠勇敢,則港人爭取什麼都可達到。這不過是主流泛民過去的「政治是妥協的藝術」的另一個極端而已。這句話如果認真落實,就是唯意志論,與中共大躍進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異曲而同工。嚴格來說,政治是乎必然與可能之間的科學和藝術,就是說,我方任何政治行動之前,各種勢力的力量對比,已經是前設的,也預先界定了什麼是不可能,什麼是比較可能或相當可能。正確的政治行動之前,必須對這個前設格局,有個了解。放在雨傘運動,只要831決定已經頒,又只要習近平堅持,香港的雨傘運動幾無可能成功,除非國內出現變局。

首先,一國兩制,一方面保障了香港的有限自治,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港人,使港人無合法途徑可以抵抗中央決定;而任何法律以外的抗爭運動,又不可不止於羅湖橋。香港人最多只可向特區政府施壓。但人大一旦作了831決定,特區政府的確再無憲制權力去推翻決定。

如果港人拼命一搏,發動革命,自行推選特區政府,自然可以命運自決,不管中央。主流泛民聞革命而駭然,是不懂民主:民主當然包含革命權。但是革命,需要有革命形勢;這又需要雨傘運動不斷升級,群眾參與規模不斷擴大,才會出現。事實當然很清楚,雨傘運動後繼無力,遑論升級。且不說,早前職工盟號召總罷工幾無響應;10月中的高潮之後,再無巨大群眾行動。佔領龍和道雖然吸引眼球,但人數也只有一兩千,與928無法相比。所以,警方在退讓一個月後,便再次進攻,輕易奪回旺角。然後,金鐘和銅鑼灣之淪陷,乃早晚之事。無力升級,言何革命?本土右派事後把雨傘運動無限拔高,妄稱其為革命,不過是狐假虎威一番而已。

本土右派把失敗責任推到學聯身上,但首先該問:當時這些批評者,又提出過什麼錦囊妙計,從之則包保升級成功呢?一點都沒有。如此,則即使學聯未能把運動升級而負有責任,那麼,這些批評者的責任不會少些。不,甚至多些,多很多,為什麼?因為他們在運動內的作用,基本上是破壞而非建設。關於這點,第二章再談。現在回頭再探討雨傘運動何以難以成功。

即使雨傘運動能夠升級,例如發動大規模罷工、罷市,如果國內民運沒有及時興起,與中共對決,則香港一城的民主革命,如何英勇,結果都會輕易被中共坦克壓碎。一字淺。那些本土右派講什麼香港武裝起來,只是假大空。台灣有先進軍隊,但十年前美國國防部為台灣評估,一旦兩岸開戰,台灣能守多久?答案是:七天。[11]如今這個數字,只會下跌,不會上升。香港則解放軍早已進駐,以此大言炎炎談武力抵抗,不是瘋子,是騙徒而已,專騙那些剛剛政治化的青少年。

雨傘運動難以升級,本身反映了本地民運有長期而重大弱點。1997年之前,港人比較有法治與言論自由,只是當時中英兩國較量的暫時產物。兩個大國雖有矛盾,但在保持港人之被殖民、繼續馴服而不過問「宗主國」的憲政安排上,兩者利益完全一致。結果是港人的民主力量,固從未真正紮根。此所以香港多數人,仍然帶著深深的政治無能感。這也是為何民主運動,難以紮根社會;又為何雨傘運動始終無法升級。無法升級,自然無法取勝。這不等於主流泛民可以開脫自己的錯誤,但應看到,即使是神仙,單靠香港自己,難以戰勝中共取得民主。

當然不是說港人不需要繼續奮鬥。尤其今天,大陸萬馬齊,港人更該利用本地的暫時自由,去鞏固民運,植根民眾,苦撐待變。香港的民主志士,必須有長期鬥爭的心理準備。而今天,首先是認真檢討雨傘運動。本章的簡單結論是:雖然中港的力量對比,決定了雨傘運動難以成功撤銷831決定,但反過來,中共既不能阻止雨傘運動的爆發,也不能提早制服之,更不用由中央出兵鎮壓了 這說明了中港力量對比,也有有利於港人的一面。香港民主派,有理由擔憂,沒有理由絕望。

第二章將會探討雨傘運動內的各個主角,彼此的不同主張/要求,以及彼此之間的鬥爭,如何型塑了運動的終始。

2015430



[1]     請參看筆者在2013年底寫的文章:
http://www.workerdemo.org.hk/0001/20131128.001T.htm

[2]     http://news.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tid=23843299&page=1&pid=398641118#pid398641118

[3]     《批鬥陳文敏損中港利益》,劉進圖,明報,2015211日。此觀點自非劉先生特有,而是廣泛存在於泛民

[4]     雨傘運動期間,五毛黨者借用托派從前對蘇聯的用詞,稱中共為「墮落工人國家」,可笑而滑稽。

[5]     請參考我的著作China Rise: Strength and Fragility, 2012, Merlin Press.

[6]     http://www.post852.com/%E9%99%B3%E6%83%A0%E6%95%8F%EF%BC%9A%E9%A6%99%E6%B8%AF%E9%BB%91%E5%B9%AB%E4%B9%9F%E8%A6%81%E8%81%BD%E5%91%BD%E5%85%AC%E5%AE%89%E5%B1%80/

[7]     「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都相信全面普選的制度,其實足夠保障資本家的利益,或者甚至對資源豐厚的資本家很有利。」《港式法團主義功能界別25年》,第三章,馬,城大出版社。可惜他這麼晚才說這番話。

[8]     在中蘇論戰中,中共維持香港資本主義,成為蘇共攻擊中共形左實右的有力論據。

[9]     1967年,中央向港輸出文革,結果暴動慘敗;到1976年四人幫被政變推翻,文革路線被徹底否定,中共的進步/左翼信譽掃地,導致很多基層死忠者離開或消極,斷送港共泰半群眾基礎。

[10] http://www.scmp.com/business/article/1629442/beijing-wants-tycoons-take-action-not-just-pay-lip-service?page=all

[11]   《以智取勝-國防兩岸事務》,林中斌,全球防衛雜誌社出版,台北,2005年,頁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