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國謙與梁振英,
相反而相成

區龍宇

我們應該多謝梁振英說出窮人不該享有真普選的話,他說得比白皮書更白,從反面教育了香港本來不理政治的窮人。

阿里斯多德是梁振英同志?

關於民主就是窮人執政,這個見解也始於梁。二千多年前的阿里斯多德,已經在他的《政治學》說過。他在第三卷第八章說,你以為民主政體等於多數人掌握權力,錯了。他說:「寡頭和民主政體的主要分別不在人數的為少為多。兩者在原則上的分別應該為貧富的區別。任何政體,其統治者無論人數多少,如以財富為,則一定是寡頭(財閥)政體;同樣地,如以窮人為主體,就一定是民主政體。

這也是為什麼,即使在西方資產階級向王權及貴族爭權的時代,也忌用民主兩字:民主等同窮人當權,豈可贊成?為了抗衡窮人的壓力,所以他們也往往不願根本廢除王權,所以從來主張選舉權要有財產限制,從來反對普選權。

民主一詞,在十九世紀只有民主主義者才使用,而他們被目為激進派夠膽主張普選權。不過在資本主義工業化普及之前,這些民主主義者的群眾基礎主要是小資和獨立工匠,力量難以迫使資產階級和貴族讓步。只有等到歐洲產業工人出現於政治舞台,接過普選權運動的棒(如英國1838年的憲章運動),這個狀況才改變。

真普選的局限性

但普選權運動後來即使成功了,又是否從此帶來窮人執政,一如梁振英所警示的呢?我們環顧世界,沒有哪幾個國家不實行普選,也沒哪幾個國家的行政首長選舉會剝奪公民的參選/被選權,但也沒哪幾個國家因此變成窮人執政,連向窮人真正傾斜,也談不到。所以,梁振英錯了。不過,這只就事實而言是錯,但就結論而言,即梁反對真普選,卻是正確無比-於中港權貴財閥而言正確無比。事實陳述與結論,兩者要分清楚。

梁振英錯了,但阿里斯多德沒錯。因為古雅典的民主,同資本主義代議制,大不一樣。前者的人民會議,合併了政治與經濟權力,可以要求大富豪在國家有需要的時候捐贈資財,建造艦隊或其他公共工程,或者出資以便國家向窮人派發參政津貼,讓貧窮公民平等參與人民會議。所以,當時誰掌握了政治權力,也相當程度上掌握了經濟權力。這在精英主義者阿里斯多德看來,民主當然等同窮人執政,當然應該反對。

資本主義的代議制,即使經過普選的改革,同古雅典民主也是兩碼事。首先是資本主義之戰勝封建主義,恰恰表示新興資產階級成功地把自己的財產權變成「神聖不可侵犯」,使經濟領域置於政治之外,所以無論政治上有無代議制,有無普選,政府政策已經先天被縮限在一個小範疇;然後,成長了的大財閥再反過來以經濟權力左右政府,即所謂金權政治。所以即使工黨上台,其執政也不可能真正代表勞動人民了。所以古代的阿里斯多德沒錯,而21世紀的梁振英錯了因為在資本主義下,真普選不會帶來窮人執政,連真正向窮人傾斜也不會。

建制派的秦始皇邏輯

有趣的是,與梁振英同穿褲的葉國謙,在今年84日有一篇文章,用泛民議員收過黎智英捐款一事,來證明「民主是一場金權遊戲」,因為選舉就是一場資源比拼,誰錢多誰勝出。那麼誰最多錢?當然是財閥,所以,葉文實際上與梁振英唱反調:梁振英說真普選帶來窮人執政,而葉國謙說它只會帶來財閥執政。

但兩人其實相反又相成。就粗略事實論,梁大錯而葉粗對。但事實陳述與結論,要分清楚。葉文的宗旨,並非限於描述事實,而是暗暗傳遞一個結論:窮人嘛,就不要爭什麼普選了,反正得益的不是你們而是財閥。可是,這個結論大有問題。因為普選權雖然會令財閥喪失特權,但這不表示對普羅大眾絕無好處。北京官媒/所謂馬克思主義派/葉國謙,都愛宣傳一個公式:代議制=西方民主=金權政治=資產階級專政=對勞動人民絕無好處=絕對否定之。問題是這個等式,每推論都錯!就其方法論而言,則是典型的秦始皇思維:對自己就絕對肯定,對別人就絕對否定,沒有中間狀態。但現代思維首先承認會有很多中間狀態。普羅大眾得享政治權利,雖不等於自己執政,總多少制衡著財閥專權;如果他們組成政黨,發展工運,更可以經過議會/政黨政治/社會運動,來鍛煉獨立參政議政的能力,謀長遠的勞動解放這本來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所以,普選權還是有積極作用,值得爭取。光普選不夠好,邏輯上應將之變得更好,而不是全盤否定之,甚至跑去支持赤裸裸的財閥專政。

葉之立論,實與梁無不同;有差別,只因兩人聽眾不同而已:一個欺蒙普羅市民,一個告誡外國財閥:喂喂,你們定點,不要站錯隊支持真普選;真普選對大家都不利呢。

2014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