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国谦与梁振英,
相反而相成

区龙宇

我们应该多谢梁振英说出穷人不该享有真普选的话,他说得比白皮书更白,从反面教育了香港本来不理政治的穷人。

阿里斯多德是梁振英同志?

关于民主就是穷人执政,这个见解也不始于梁。二千多年前的阿里斯多德,已经在他的《政治学》说过。他在第三卷第八章说,你以为民主政体等于多数人掌握权力,错了。他说:「寡头和民主政体的主要分别不在人数的为少为多。两者在原则上的分别应该为贫富的区别。任何政体,其统治者无论人数多少,如以财富为凭,则一定是寡头(财阀)政体;同样地,如以穷人为主体,就一定是民主政体。」

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西方资产阶级向王权及贵族争权的时代,也忌用民主两字:民主等同穷人当权,岂可赞成?为了抗衡穷人的压力,所以他们也往往不愿根本废除王权,所以从来主张选举权要有财产限制,从来反对普选权。

民主一词,在十九世纪只有民主主义者才使用,而他们被目为激进派够胆主张普选权。不过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普及之前,这些民主主义者的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小资和独立工匠,力量难以迫使资产阶级和贵族让步。只有等到欧洲产业工人出现于政治舞台,接过普选权运动的棒(如英国1838年的宪章运动),这个状况才改变。

真普选的局限性

但普选权运动后来即使成功了,又是否从此带来穷人执政,一如梁振英所警示的呢?我们环顾世界,没有哪几个国家不实行普选,也没哪几个国家的行政首长选举会剥夺公民的参选/被选权,但也没哪几个国家因此变成穷人执政,连向穷人真正倾斜,也谈不到。所以,梁振英错了。不过,这只就事实而言是错,但就结论而言,即梁反对真普选,却是正确无比-于中港权贵财阀而言正确无比。事实陈述与结论,两者要分清楚。

梁振英错了,但阿里斯多德没错。因为古雅典的民主,同资本主义代议制,大不一样。前者的人民会议,合并了政治与经济权力,可以要求大富豪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捐赠资财,建造舰队或其他公共工程,或者出资以便国家向穷人派发参政津贴,让贫穷公民平等参与人民会议。所以,当时谁掌握了政治权力,也相当程度上掌握了经济权力。这在精英主义者阿里斯多德看来,民主当然等同穷人执政,当然应该反对。

资本主义的代议制,即使经过普选的改革,同古雅典民主也是两码事。首先是资本主义之战胜封建主义,恰恰表示新兴资产阶级成功地把自己的财产权变成「神圣不可侵犯」,使经济领域置于政治之外,所以无论政治上有无代议制,有无普选,政府政策已经先天被缩限在一个小范畴;然后,成长了的大财阀再反过来以经济权力左右政府,即所谓金权政治。所以即使工党上台,其执政也不可能真正代表劳动人民了。所以古代的阿里斯多德没错,而21世纪的梁振英错了因为在资本主义下,真普选不会带来穷人执政,连真正向穷人倾斜也不会。

建制派的秦始皇逻辑

有趣的是,与梁振英同穿一裤的叶国谦,在今年84日有一篇文章,用泛民议员收过黎智英捐款一事,来证明「民主是一场金权游戏」,因为选举就是一场资源比拼,谁钱多谁胜出。那么谁最多钱?当然是财阀,所以,叶文实际上与梁振英唱反调:梁振英说真普选带来穷人执政,而叶国谦说它只会带来财阀执政。

但两人其实相反又相成。就粗略事实论,梁大错而叶粗对。但事实陈述与结论,要分清楚。叶文的宗旨,并非限于描述事实,而是暗暗传递一个结论:穷人嘛,就不要争什么普选了,反正得益的不是你们而是财阀。可是,这个结论大有问题。因为普选权虽然不会令财阀丧失特权,但这不表示对普罗大众绝无好处。北京官媒/所谓马克思主义派/叶国谦,都爱宣传一个公式:代议制=西方民主=金权政治=资产阶级专政=对劳动人民绝无好处=绝对否定之。问题是这个等式,每个推论都错!就其方法论而言,则是典型的秦始皇思维:对自己就绝对肯定,对别人就绝对否定,没有中间状态。但现代思维首先承认会有很多中间状态。普罗大众得享政治权利,虽不等于自己执政,总多少制衡着财阀专权;如果他们组成政党,发展工运,更可以经过议会/政党政治/社会运动,来锻炼独立参政议政的能力,谋长远的劳动解放这本来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所以,普选权还是有积极作用,值得争取。光普选不够好,逻辑上应将之变得更好,而不是全盘否定之,甚至跑去支持赤裸裸的财阀专政。

叶之立论,实与梁无不同;有差别,只因两人听众不同而已:一个欺蒙普罗市民,一个告诫外国财阀:喂喂,你们醒定点,不要站错队支持真普选;真普选对大家都不利呢。

2014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