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主場新聞

青年首創精神的勝利

——談公民提名勝出商討日

區龍宇

這次勝利是雙重勝利:一則是公民提名的勝利,也是對中共文攻武嚇的勝利,因為三個方案都贊成公民提名;二則也是青年一代的勝利,因為學界(包括學民和學聯)方案以44.5%大比數勝出。再加上人力方案,就超過七成了;反之,真普聯只有18%。有主流泛民議員拿人力動員,影響投票來大做文章,其實是轉移視線,不想大家注意他們被青年一代打敗的事實而已。

這次勝利有著重要象徵意義:

它代表長達三十年的青年保守主義確定結束

1960年代末一直到1980年代初,香港年青一代都比其父母輩思想前進,也普遍不滿當時的左中右政治潮流。這一世代青年,後來就成為主流泛民的群眾基礎。可是,從此之後,直到反高鐵前一兩年,第二三代青年,卻不再比主流泛民進步多少。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基層工資大減三成,同時政府削減大學撥款,也大大影響大學生。然而,2003年本已箭在弦上的八大院校學生罷課,卻臨陣取消。這件事其實反映了當時青年一代的保守性。[1]

2010年的反高鐵及其後的反國教標誌著年青一代的躁動。但要等到最近一年,才第一次出現年青一代提出較泛民民主的選舉方案,而且又得到較多支持。這表示,同1970年代一樣,新一代已經開始登上政治舞台並且發揮政治影響。這同一錢幣的另一面,就是主流泛民在政治上開始喪失思想領導權。

有些泛民大概不甘心,不斷抬出「中間民意」來為自己辯護。問題是,民主醒覺是一條不斷流動的大河,岸邊的測量儀所測出的所謂「中間立場」,因此也必然是流動不止的。今天的中間民意是不問政治,明天可能又不一樣了。大家都記得刻舟求劍的故事。民主醒覺之船已經前進好久了,但湯家驊之流,還在舟邊刻下掉劍記號,大聲叫艄公停船,「冒進了!冒進了!」

是什麼推動民主醒覺之河前進?是後浪推前浪啊。自然,公民提名很早就有人提出,包括筆者,不過那時幾乎在泛民中無人響應。無他,197080年代成長那一輩,現在多無鬥志。如非學民和學聯之助,這次公民提名難以脫穎而出。

56日筆者參加的那一組討論,一位學民思潮朋友說,他們原本的方案是提委會由全港選民直選組成,但其後因為一些泛民學者指其不合國際標準,只好改成現在的樣子(由直選立法會議員組成)。

這其實說明某些泛民學者之無能,多於說明學民不懂政治。他們天天講國際標準,但又是否知道,這些國際標準又如何產生的?民主制度的「第一個推動」來自何方神聖?只來自學者專家嗎?不是。西方代議民主,很多方面也靠勞動人民自下而上的創造才出現的,從美國憲法的自由權利修訂運動,到英國普選權運動,莫不如此。被譽為直接民主的典範的1871年巴黎公社,更是勞動人民自己的創建。所以學民朋友們根本不用對於這些學者為恭為謹。今天我們香港普羅人民恰恰需要一種首創精神,而不是一切依樣畫葫蘆!這又特別需要後浪推倒前浪。

它代表了民運中堅,已經在泛民之外開始形成。

五月六日那2565人,當然不代表全港市民,但代表了民運中堅!多得戴耀庭,他製造了一個機會,讓這些原本四散的中堅分子,聚合成力量,明確告訴中共,梁振英以及陳太這類泛民:你們休想把普羅市民排擠在外,我們要人平等權利,不要權貴統治!

真普聯雖然也贊成公民提名,但由於其民主程度遜於學界方案,及始終不敢明言公民提名必不可少,所以得不到多數支持。另外一個原因其實出於普羅市民對真普聯裡面若干政客缺乏信任。這首先是這些主流泛民的責任。他們只知投機,而不肯承擔真正的領導責任。

若干主流泛民會辯護說,他們要以大部分市民意願為依歸,而市民都是中間派,不是激進派,所以即使5.6出了公民提名的結果,民主派也要跟從大多數中間派,而非「激進派」。

真正民主派當然尊重民主,卻不等於自己沒有主見。真正民主派提出什麼綱領要求,首先是根據原則,根據什麼政制在客觀上符合絕大部分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簡單根據一時三刻的群眾心理。自己的主見當然不能強加於人民。這就是為什麼,在西方的民主傳統裡,都主張召開普選全權的制憲會議,來讓全體公民民主決定憲法(或至少由全民公投定奪)。既有主見和遠見,又願意接受民主投票的結果,這才叫民主派。毫無遠見,隨波逐流,永遠向贏面大的下注,這叫什麼?好聽一點,是群眾的尾巴,難聽一點,就是專在選票上漁利的投機政客。但5.6的投票結果,說明多數民運中堅不再信任這些主流泛民

它為活動分子上了一場政治課

中三子和主流泛民大概5.6的投票結果很意外。主流泛民當初以為可以拿/商討作籌碼,來同中共談判。現在卻反而被動。立法會有票的泛民,當然最後可以不理622投票結果,但如是,則其已經不多的政治資本,只會喪失更多。

這個結果也說明,一個行動的結局,不一定以行動主辦者的意圖為轉移。當初有些朋友站在「左」的立場,認為參與中不過為主流泛民的妥協主義站台,所以應該杯葛。事實證明他們全錯。這個故事說明,對於一個表面上溫和的要求,只要是訴諸於群眾行動,那麼群眾在實踐中就有可能賦予行動新的意義,甚至超越行動提倡者的主觀設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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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參考當年一篇報導《李國章暫解罷課危機》,
http://std.stheadline.com/archive/fullstory.asp?andor=or&year1=2003&month1=11&day1=17&year2=2003&month2=11&day2=17&category=all&id=20031117a01&keyword1=&keyword2=
我還記得大概同一時期,已經大去的環保先行者文思慧說過,她在課堂上不時因為批評本地教育制度而被一些學生質疑。自然,青年的保守,不過反映了在19802010年左右,長期的世界性右傾形勢而已。

[2]這當然不適用於從頭起就是倒退反動的運動,例如右派本土的所謂驅蝗。但多少是較進步的要求,不論其多麼溫和,只要成為群眾性的行動,就有可能在群眾參與中改變它和提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