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主场新闻

青年首创精神的胜利

——谈公民提名胜出商讨日

区龙宇

这次胜利是双重胜利:一则是公民提名的胜利,也是对中共文攻武吓的胜利,因为三个方案都赞成公民提名;二则也是青年一代的胜利,因为学界(包括学民和学联)方案以44.5%大比数胜出。再加上人力方案,就超过七成了;反之,真普联只有18%。有主流泛民议员拿人力动员,影响投票来大做文章,其实是转移视线,不想大家注意他们被青年一代打败的事实而已。

这次胜利有着重要象征意义:

它代表长达三十年的青年保守主义确定结束

1960年代末一直到1980年代初,香港年青一代都比其父母辈思想前进,也普遍不满当时的左中右政治潮流。这一世代青年,后来就成为主流泛民的群众基础。可是,从此之后,一直到反高铁前一两年,第二三代青年,却不再比主流泛民进步多少。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基层工资大减三成,同时政府削减大学拨款,也大大影响大学生。然而,2003年本已箭在弦上的八大院校学生罢课,却临阵取消。这件事其实反映了当时青年一代的保守性。[1]

2010年的反高铁及其后的反国教标志着年青一代的躁动。但要等到最近一年,才第一次出现年青一代提出较泛民民主的选举方案,而且又得到较多支持。这表示,同1970年代一样,新一代已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且发挥政治影响。这同一个钱币的另一面,就是主流泛民在政治上开始丧失思想领导权。

有些泛民大概不甘心,不断抬出「中间民意」来为自己辩护。问题是,民主醒觉是一条不断流动的大河,岸边的测量仪所测出的所谓「中间立场」,因此也必然是流动不止的。今天的中间民意是不问政治,明天可能又不一样了。大家都记得刻舟求剑的故事。民主醒觉之船已经前进好久了,但汤家骅之流,还在舟边刻下掉剑记号,大声叫艄公停船,「冒进了!冒进了!」

是什么推动民主醒觉之河前进?是后浪推前浪啊。自然,公民提名很早就有人提出,包括笔者,不过那时几乎在泛民中无人响应。无他,197080年代成长那一辈,现在多无斗志。如非学民和学联之助,这次公民提名难以脱颖而出。

56日笔者参加的那一组讨论,一位学民思潮朋友说,他们原本的方案是提委会由全港选民直选组成,但其后因为一些泛民学者指其不合国际标准,只好改成现在的样子(由直选立法会议员组成)。

这其实说明某些泛民学者之无能,多于说明学民不懂政治。他们天天讲国际标准,但又是否知道,这些国际标准又如何产生的?民主制度的「第一个推动」来自何方神圣?只来自学者专家吗?不是。西方代议民主,很多方面也靠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创造才出现的,从美国宪法的自由权利修订运动,到英国普选权运动,莫不如此。被誉为直接民主的典范的1871年巴黎公社,更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创建。所以学民朋友们根本不用对于这些学者为恭为谨。今天我们香港普罗人民恰恰需要一种首创精神,而不是一切依样画葫芦!这又特别需要后浪推倒前浪。

它代表了民运中坚,已经在泛民之外开始形成。

五月六日那2565人,当然不代表全港市民,但代表了民运中坚!多得戴耀庭,他制造了一个机会,让这些原本四散的中坚分子,聚合成力量,明确告诉中共,梁振英以及陈太这类泛民:你们休想把普罗市民排挤在外,我们要人人平等权利,不要权贵统治!

真普联虽然也赞成公民提名,但由于其民主程度逊于学界方案,及始终不敢明言公民提名必不可少,所以得不到多数支持。另外一个原因其实出于普罗市民对真普联里面若干政客缺乏信任。这首先是这些主流泛民的责任。他们只知投机,而不肯承担真正的领导责任。

若干主流泛民会辩护说,他们要以大部分市民意愿为依归,而市民都是中间派,不是激进派,所以即使5.6出了公民提名的结果,民主派也要跟从大多数中间派,而非「激进派」。

真正民主派当然尊重民主,却不等于自己没有主见。真正民主派提出什么纲领要求,首先是根据原则,根据什么政制在客观上符合绝大部分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简单根据一时三刻的群众心理。自己的主见当然不能强加于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的民主传统里,都主张召开普选全权的制宪会议,来让全体公民民主决定宪法(或至少由全民公投定夺)。既有主见和远见,又愿意接受民主投票的结果,这才叫民主派。毫无远见,随波逐流,永远向赢面大的下注,这叫什么?好听一点,是群众的尾巴,难听一点,就是专在选票上渔利的投机政客。但5.6的投票结果,说明多数民运中坚不再信任这些主流泛民。

它为活动分子上了一场政治课

占中三子和主流泛民大概对5.6的投票结果很意外。主流泛民当初以为可以拿占中/商讨作筹码,来同中共谈判。现在却反而被动。立法会有票的泛民,当然最后可以不理622投票结果,但如是,则其已经不多的政治资本,只会丧失更多。

这个结果也说明,一个行动的结局,不一定以行动主办者的意图为转移。当初有些朋友站在「左」的立场,认为参与占中不过为主流泛民的妥协主义站台,所以应该杯葛。事实证明他们全错。这个故事说明,对于一个表面上温和的要求,只要是诉诸于群众行动,那么群众在实践中就有可能赋予行动新的意义,甚至超越行动提倡者的主观设计。[2]

201458



[1]请参考当年一篇报导《李国章暂解罢课危机》,
http://std.stheadline.com/archive/fullstory.asp?andor=or&year1=2003&month1=11&day1=17&year2=2003&month2=11&day2=17&category=all&id=20031117a01&keyword1=&keyword2=
我还记得大概同一时期,已经大去的环保先行者文思慧说过,她在课堂上不时因为批评本地教育制度而被一些学生质疑。自然,青年的保守,不过反映了在19802010年左右,长期的世界性右倾形势而已。

[2]这当然不适用于从头起就是倒退反动的运动,例如右派本土的所谓驱蝗。但多少是较进步的要求,不论其多么温和,只要成为群众性的行动,就有可能在群众参与中改变它和提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