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為上週末筆者在台港公民社會研討會上的報告的底稿節錄。
原載主場新聞。)

香港的三個歷史時刻

——香港民運的回顧與前瞻

區龍宇

意識形態之辯是要回來的

四十年來,香港有過三個歷史時刻。1971年開始的保釣運動,象徵新一代的覺醒。他們的主流,既認同共產黨,也認同國民黨。反而與殖民政府逐漸產生互動。這一代的精英,後來不是成為殖民地政府官員,就是如今的泛民中產。

八九民運及隨後的屠殺,是為第二歷史時刻,但主流泛民錯過了有利形勢,不去大力抗爭,反而接納中共的鳥籠政改路線。20多年又過去了,不只普選遙遙無期,而且中共加緊控制香港。

港版自由主義天生軟弱

近一兩年開始,香港進入第三歷史時刻,因為香港自治進入生死存亡之秋。而面對危機,一方面香港政治版圖已經開始重新洗牌,另一方面又一個新一代冒頭了。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這第三歷史時刻,會否結出果子,多少要看新一代能否吸收歷史經驗,同時大膽開闢未來。

香港民運只要更新換代,而且需要檢視上一代的政治衣缽是否值得繼承。貫穿前兩時期民運的意識形態的,都是自由主義,而且也繼續影響著眼下的時刻。問題是但是港版自由主義有點越淮為,比較西方,其公民服從的精神太多,而主權在民的思想太少。所以他們不敢對抗中共。

主流泛民過去二十多年,都甘願在中共的基本法框框內提倡普選。但基本法根本是鳥籠。主流泛民經常投訴分組點票如何不公平。但為什麼他們不去學習法國1789年的第三等級?當年5月,法國的三級會議召開。三個等級分別代表了教士,貴族和人數多得多的有產階級。每等級只有一個表決權。這當然分明是讓第三等級永無可能獲得多數。他們怎麼辦呢?只是投訴嗎?不是。61日,第三等級會議宣布自己是代表全體人民的國民議會。79日,更名為立憲會議。今天的法國共和民主,其開端即為當年的立憲會議。為什麼主流泛民只知投訴,而不去宣布,由直接而平等選出的直選議員,就足以代表全體港人,成為香港的新立法機關?

自由主義大師洛克,在《政府論》下篇222節講到,當國王變成暴君,人民有權革命,並重新立約。所以港人從頭起就不應甘願受基本法約束,因為港人從未投票接受過。我們並不是追求港獨,所以我們可以同意,外交與國防仍然由中央負責,但對內政,我們有權要求全面自主。這已經足夠妥協。任何低於此線者均不可接受。

正版自由主義看不到勞動者受剝削

港版自由主義不濟,但正版自由主義又是否能成為指路明燈呢?如果正版自由主義是指洛克的古典自由主義,那仍然有問題。洛克在《政府論》下篇85222節說,代議制的宗旨,在於保護財產。保護誰的財產呢?大陸學者何清漣認為,洛克認為政府要保護的,就是自己的勞動成果。不過何清漣沒有細讀洛克。看看洛克另一段說話吧:

「我的馬所吃的草、我的僕人所割的草皮以及我在同他人共同享有開採權的地方挖掘的礦石,都成為我的財產,毋需任何人的讓與或同意。」(《政府論》下篇28節)

洛克公然把僕人與他的馬等量齊觀,又公然把僕人的勞動視為自己的勞動,而他自己完全不覺得值得奇怪——自然,他自己以至當時的讀者全是商業化士紳;他的財產觀就是有產者有權剝削工人勞動的觀念。

自由主義的整個綱領精神,就是自由市場+代議制。至於勞動者在所謂自由市場以及僱主職場中如何受剝削,自由主義不感興趣。歐美後來的自由派,的確有了一點改進,承認限制資本對勞動者的剝削是必要的,不過那是因為受到了工運的壓力才改變。自從1980年代以來,一旦工運的壓力消退,自由派很容易又打回原形。此所以近年來,歐美的中間偏左黨派,紛紛變成中間偏右甚至是右派,再次變成所謂自由市場和勞動彈性化的鼓吹者,因此也變成勞權和福利國家的摧毀者。

港版自由主義只有等而下之,因為他們認為,香港社會和經濟制度,所謂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本質上統統無可非議,如果有問題,就只是政府不是普選產生,所以才獨孤一味提出普選。

二十年前,當福山提出他所謂歷史終結論的時候,他的意思是歷史終結於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普選(代議政制),就是人類所能想像的最好制度。意識形態的辯論,因此已經變得沒有意義,所以也會終結。二十年後,從勞動者角度看,不能不質疑這種見解。很多很多資本主義國家現在都有了代議政制,然而勞動者的生活有改善嗎?他們的權利有被尊重嗎?都沒有。正因為這樣,才出現勞動者的反抗。資本主義的危機與矛盾沒有終結,所以意識形態的辯論也不會終結。

資本主義很有問題

資本主義的確有很大很大問題,不可迴避。今年一月,美國民意調查公司蓋洛普發表報告,指出全球3%最富有居民的全部家庭收入,全球總家庭收入的20%,也等於全球54%最貧窮家庭收入的總和。中國大陸則是2%富人的收入等於全國六成窮人的收入。香港也不例外。討論貧富懸殊當然對於民運意義重大:窮人一無所有,只有一張選票,而超級富豪在選票之外,還有無量金錢,試問誰對政府的影響更大?所以,從勞動者立場看,大幅縮小貧富懸殊,不限制大財圖的權力,即使手上有了選票,也無法改變自己被剝削命運。如果要改變命運,就需要在自由主義之外,另覓蹊徑。

在頭兩歷史時刻,都有人提出上述的左翼民運路線。不過,經過共產黨1967年總罷工的失敗,1970-80年代的香港工運或一般社運變得更微弱,尤其是政治化,所以左翼注定邊沿化。在第二時期,雖然運動有點發展,但那種非政治化仍然維持著。

今天的形勢很清楚,如果香港民運不爭取普羅市民的支持,普羅市民就會被建制派和本土右派爭取過去,如此港人自治權必無希望。反過來,若要爭取普羅市民,就必須要有一個普選與均富並舉的民運,因此在思想系統上,也需要除舊佈新,需要一種標舉普羅大眾利益高於一切的民主主義。後一種主義,其實就是歐洲的勞動者社會主義,它並非全盤否定自由主義,只是指出:它無法指導廣大勞動者從資本主義的剝削中獲得真正的自由 不僅是政治上的自由,而且是免於被剝削的自由。

2014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