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上周末笔者在台港公民社会研讨会上的报告的底稿节录。
原载主场新闻。)

香港的三个历史时刻

——香港民运的回顾与前瞻

区龙宇

意识形态之辩是要回来的

四十年来,香港有过三个历史时刻。1971年开始的保钓运动,象征新一代的觉醒。他们的主流,既不认同共产党,也不认同国民党。反而与殖民政府逐渐产生互动。这一代的精英,后来不是成为殖民地政府官员,就是如今的泛民中产。

八九民运及随后的屠杀,是为第二个历史时刻,但主流泛民错过了有利形势,不去大力抗争,反而接纳中共的鸟笼政改路线。20多年又过去了,不只普选遥遥无期,而且中共加紧控制香港。

港版自由主义天生软弱

近一两年开始,香港进入第三个历史时刻,因为香港自治进入生死存亡之秋。而面对危机,一方面香港政治版图已经开始重新洗牌,另一方面又一个新一代冒头了。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这第三个历史时刻,会否结出果子,多少要看新一代能否吸收历史经验,同时大胆开辟未来。

香港民运不只要更新换代,而且需要检视上一代的政治衣钵是否值得继承。贯穿前两个时期民运的意识形态的,都是自由主义,而且也继续影响着眼下的时刻。问题是但是港版自由主义有点越淮为枳,比较西方,其公民服从的精神太多,而主权在民的思想太少。所以他们不敢对抗中共。

主流泛民过去二十多年,都甘愿在中共的基本法框框内提倡普选。但基本法根本是鸟笼。主流泛民经常投诉分组点票如何不公平。但为什么他们不去学习法国1789年的第三等级?当年5月,法国的三级会议召开。三个等级分别代表了教士,贵族和人数多得多的有产阶级。每个等级只有一个表决权。这当然分明是让第三等级永无可能获得多数。他们怎么办呢?只是投诉吗?不是。61日,第三等级会议宣布自己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国民议会。79日,更名为立宪会议。今天的法国共和民主,其开端即为当年的立宪会议。为什么主流泛民只知投诉,而不去宣布,由直接而平等选出的直选议员,就足以代表全体港人,成为香港的新立法机关?

自由主义大师洛克,在《政府论》下篇,222节讲到,当国王变成暴君,人民有权革命,并重新立约。所以港人从头起就不应甘愿受基本法约束,因为港人从未投票接受过。我们并不是追求港独,所以我们可以同意,外交与国防仍然由中央负责,但对内政,我们有权要求全面自主。这已经足够妥协。任何低于此线者均不可接受。

正版自由主义看不到劳动者受剥削

港版自由主义不济,但正版自由主义又是否能成为指路明灯呢?如果正版自由主义是指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那仍然有问题。洛克在《政府论》下篇85222节说,代议制的宗旨,在于保护财产。保护谁的财产呢?大陆学者何清涟认为,洛克认为政府要保护的,就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过何清涟没有细读洛克。看看洛克另一段说话吧:

「我的马所吃的草、我的仆人所割的草皮以及我在同他人共同享有开采权的地方挖掘的矿石,都成为我的财产,毋需任何人的让与或同意。」(《政府论》下篇28节)

洛克公然把仆人与他的马等量齐观,又公然把仆人的劳动视为自己的劳动,而他自己完全不觉得值得奇怪——自然啰,他自己以至当时的读者全是商业化士绅;他的财产观就是有产者有权剥削工人劳动的观念。

自由主义的整个纲领精神,就是自由市场+代议制。至于劳动者在所谓自由市场以及雇主职场中如何受剥削,自由主义不感兴趣。欧美后来的自由派,的确有了一点改进,承认限制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是必要的,不过那是因为受到了工运的压力才改变。自从1980年代以来,一旦工运的压力消退,自由派很容易又打回原形。此所以近年来,欧美的中间偏左党派,纷纷变成中间偏右甚至是右派,再次变成所谓自由市场和劳动弹性化的鼓吹者,因此也变成劳权和福利国家的摧毁者。

港版自由主义只有等而下之,因为他们认为,香港社会和经济制度,所谓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本质上统统无可非议,如果有问题,就只是政府不是普选产生,所以才独孤一味提出普选。

二十年前,当福山提出他所谓历史终结论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普选(代议政制),就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好制度。意识形态的辩论,因此已经变得没有意义,所以也会终结。二十年后,从劳动者角度看,不能不质疑这种见解。很多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现在都有了代议政制,然而劳动者的生活有改善吗?他们的权利有被尊重吗?都没有。正因为这样,才出现劳动者的反抗。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矛盾没有终结,所以意识形态的辩论也不会终结。

资本主义很有问题

资本主义的确有很大很大问题,不可回避。今年一月,美国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发表报告,指出全球3%最富有居民的全部家庭收入,占全球总家庭收入的20%,也等于全球54%最贫穷家庭收入的总和。中国大陆则是2%富人的收入等于全国六成穷人的收入。香港也不例外。讨论贫富悬殊当然对于民运意义重大:穷人一无所有,只有一张选票,而超级富豪在选票之外,还有无量金钱,试问谁对政府的影响更大?所以,从劳动者立场看,不大幅缩小贫富悬殊,不限制大财图的权力,即使手上有了选票,也无法改变自己被剥削命运。如果要改变命运,就需要在自由主义之外,另觅蹊径。

在头两个历史时刻,都有人提出上述的左翼民运路线。不过,经过共产党1967年总罢工的失败,1970-80年代的香港工运或一般社运变得更微弱,尤其是不政治化,所以左翼注定边沿化。在第二个时期,虽然运动有点发展,但那种非政治化仍然维持着。

今天的形势很清楚,如果香港民运不争取普罗市民的支持,普罗市民就会被建制派和本土右派争取过去,如此港人自治权必无希望。反过来,若要争取普罗市民,就必须要有一个普选与均富并举的民运,因此在思想系统上,也需要除旧布新,需要一种标举普罗大众利益高于一切的民主主义。后一种主义,其实就是欧洲的劳动者社会主义,它并非全盘否定自由主义,只是指出:它无法指导广大劳动者从资本主义的剥削中获得真正的自由 不仅是政治上的自由,而且是免于被剥削的自由。

2014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