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主场新闻

陈弘毅的宪政观反仆为主

人民力量的全民制宪论乌龙百出

区龙宇

基本法是小鸟笼,人大释法是大鸟笼,在一大一小笼子里,港人想要有真普选难于徒手登天。某些泛民劝告大家,循序渐进嘛,先求有,再求好嘛。此不为最无耻。尚有更无耻者,即曲学阿世之徒。

在陈弘毅最近著作《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宪政》里,他说「真正的宪法,不外是国家的人民和参政者所共同接受和愿意遵守的关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游戏规则」。[1]

他不知道,这样说等于否定主权在民这个最基本民主原则。[2]因为他竟然把「人民」和「参政者」等量齐观,都变成主权体,而非社会主人与公仆之间的关系。等量齐观还只是虚晃一招,内里实有更凶险者。在「参政者」已然操纵政权的前提下,则所谓共同接受是假,人民被迫单方面接受专制者的规则才真。绕了一圈,人民连半个主权体也不是,依然是臣民。这才是陈弘毅的文字游戏规则。不过这当然不是陈弘毅的发明。自古以来,欧洲的宪政主义就有两条路线的对立。

两种宪政观

台湾学者萧高彦的《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扼要介绍两种宪政观:「古典共和主义转变为现代共和主义时,产生了两种具有紧张性之典范:一为激进的民主共和主义,主张建构被治者与统治者的同一性,从而使人民成为唯一可能的主权者;另一则为宪政共和主义,强调法治观念以及相应的权力分立宪政体制。」[3]

后一种宪政观之所以不能被称为民主,因为它的确并不追求民主,不承认普选;它尊重所谓法治,但不是尊重一个普选全权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相反,其实是承认原有统治者(国王)天然享有行政权的前提下的那种依法治国。这种保守宪政观,也不只是一种学院论述,而是代表着17世纪英国的商业化贵族的利益。国王权力要受限制,行政与立法两者分权,这些主张的背后,当初实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权争。反叛贵族之首克伦威尔确曾推翻一个国王,但最后的结果,并非发展为民主共和,而是换掉国王,并确保他们能控制立法权(国会)。

英国平等派:「立法权力只能源于人民」

当统治阶级两个部分之间的权争,发展为内战,这时克伦威尔才发觉,自己的反叛刺激了下层的觉醒。很多普通农夫参战,成为下级军官,从中产生了民主共和派(当时被称为平等派),他们要求普选和建立民主共和,制定人民公约(类似后来的立宪),同专制一刀两断。其代言人约翰利尔本(John Lilburne)在1646年就主张取消王位,认为「立法的权力只能源于人民,只能由人民公共意志所选择的机构行使,穷人应和富人一样有选举权。」[4]克伦威尔反对他们,但又要靠他们打仗,所以暂时答应建设共和,及战后才实现人民公约。这个诺言只兑现一半:共和短暂有过,人民公约则永无着落。虽然平等派的纲领没有实现,从此却奠定了庶民的宪政民主观,与保守主义的宪政观分庭抗礼。

洛克这位英国政治哲学家,虽然并不真正附和民主共和,但是他的著作还是明显受到英国革命的影响。他主张,当国王变成暴君,人民有权革命,并重新立约:

当暴君破坏人民的幸福时,他「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人民因此就无需再予服从…这一权力便归属人民,人民享有恢复他们原来的自由的权利,并通过建立他们认为合适的新立法机关以谋求他们的安全和保障,而这些正是他们所以加入社会的目的。」[5]

法国西耶斯:「国民意志永远合法,且不受制于宪法」

以较彻底形式贯彻民主主义宪政的,要等到一百多年后的法国1789革命。直接参与革命和国民会议(即后来的立宪会议)的西耶斯(Sieyes),在他有名的《第三等级是什么?》的小册子里,把民主主义宪政发挥得更为言简意赅,拿来同陈弘毅的说法一比便见高下:

「国民存在于一切之前,它是一切之本源。它的意志永远合法,它本身便是法律。……人为法只能来源于国民意志……政府只有合于宪法,才能行使实际的权力;国民意志则相反,仅凭其实际存在便永远合法,它是一切合法性的本源。国民不仅不受制于宪法,而且不能受制于宪法。」[6]

民主重订基本法

也因为这样,所以法国革命一直被视为典范,以后的欧洲以至其他国家,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一个口号就是要求召开立宪会议,重新立约。一直到孙中山,都是这样。由于民主宪政主义的历史威力,导致那些保守派也不能不节节后退,表面上承认普选原则,再从行政细节及各种途径继续抵制民主。当中的表表者,就是叶刘淑仪很赏识的熊彼得(Joseph Schrumpter)。熊彼得承认普选,但不承认人民与议员之间的主从关系,所以才说「一旦选出某人之后,选民必须避免指示议员该干什么」。[7]从统治者角度,这方便收编反对派;从机会主义政客来说,则是方便自己踩着选民的头向上爬,反仆为主,如民主党者。事实上,民主党之类与陈弘毅,在政治哲学原则上并无分别;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民主党路线注定不会令港人得到真普选。

港人要得到真普选,需要的是民主主义的宪政路线。放在今天香港,就是召开普选全权的港人代表会议,民主重订基本法,因为基本法从未得港人同意。这个也可以称为「全民制宪,重新立约」的见解,在二十多年前已经分别由先驱社和全民制宪学会提出过,不过当时泛民连讨论也无。时移世易,近几年又有人提出来,而且得到较多唱和。这本是好事,可惜,这次提出全民制宪的所谓激进派,往往只有空洞口号,或者,一经解释,却乌龙百出。例如人民力量在其网站收录一文,题目是全民制宪普选,但内文却又变成「修宪」。其次,它主张的「修宪会议」,并无规定是普选产生,那么究竟组成这个修宪会议的所谓「民意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如果是由人力在内的原有立法会议员包办,只有自保禄位之嫌,而无重新立约之效。究竟人力所为何事,需要澄清。

马克思与立宪会议

港人民主诉求的最大障碍,还是中共。所以我们需要回头谈谈它。它的基本法固然从未得港人投票赞成过。就是大陆的宪法,实际上其制定过程并不民主,所以也无合法性。更不用说,如此不济的宪法,之后中共也束之高阁。所谓改革开放之后,对宪法口头尊重而实质无变。或者官方学者辩护,说我们的立国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根本否定资产阶级的宪政观。但这种立论,是昧于一个事实:宪政主义,从来就有两个对立道统,并非只有一个「资产阶级宪政观」。谁读读马克思在1847-50之间的文章,就知道他最彻底要求普选全权的立宪会议。他们若有批评,恰恰是指责不敢坚持立宪民主的自由派。马克思也主张社会主义,但是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本来是彻底民主的社会,即社会经济的最高管理权,应归全体普罗人民。所以,继承并发扬了欧洲几百年庶民宪政传统的,才算是社会主义。早期的中共,也都是这个立场。中共在斯大林主义化之后才变脸。被中共开除的陈独秀在1930年代入狱之前,也大力宣传召开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当时站在陈对立面的,却包括中共 它早就背弃欧洲社会主义道统,而日益拥抱东方官僚包办主义了。它今天的完全堕落自非偶然。

2014111



[1]《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宪政》,商务印书馆,2013年,香港,187页。

[2] 连中国宪法也承认这个原则。

[3]《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萧高彦,联经,3页。

[4]《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文化资料供应社,1979年,香港,29页。

[5] 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81年,北京,222节。
网络版:http://www.jingjixue.info/2009/12/014641.html

[6]《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90年北京。
网络版:http://www.zhlzw.com/mzzz/ltq/1009.htm

[7] 引自No Nonsense Guide to Democracy, Richard Swift,Verso,2002, 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