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薄熙来案看中共官僚资产阶级

申晨

谨以此文献给这个“新”的、“人民”的国家成立六十四周年。

最近,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将以贪污受贿罪获判无期徒刑。如无意外,这个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中共官僚资产阶级声名显赫的“太子党”成员,涉嫌“谋反”的“西南王”,将在秦城监狱的豪华囚室之内舒舒服服了却余生。可是,他和他所属阶级在这一事件所体现的特性,却不是可以这么草草了结的。

中共官僚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背景

作为东方专制主义登峰造极的典型国家,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即管理社会的阶层相比于主导社会生产与分配的阶级,位高权重。“自古以来”,这个疆域辽阔的大陆国家要想长期系统地执行治水、戍边、赈灾、祭祀、镇压等一系列规模巨大、不可或缺的社会任务,就不可避免的需要高度的社会动员力与组织性,也就不可避免的由这个社会各阶级中的精英分子组成并长期维持一个职业管理这个国家的阶层。该阶层比这个社会所产生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更有学识、更有经验、更有权力。因此,它也就更能不受约束的为所欲为。在“天朝上国”受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迫、进行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的时期,这个阶层则一直占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制高点,以这个国家人民的教师与监护者之姿,傲立于中国各阶级面前,并在背后进行着不可告人的权钱交易。

在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官僚一直是这个国家“得风气之先”的阶层。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是一个官僚(林则徐);第一个倡议并着手兴办近代工业的人,是一个官僚(曾国藩);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首位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还是一个官僚(袁世凯)。中国的官僚阶层,实在是一根常青藤,可以附于任何社会形态之上而无损其地位与财富。

中共官僚阶层亦是如此。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在蒋介石与斯大林的联手绞杀之下失败以后,中共就不得不把政治工作的重心从城市无产阶级转到农村无产阶级身上。在处于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后者相比于前者,更缺乏阶级视野与政治觉悟。中共军事化的一元管理,增强了农村无产者对上级领导的服从,却使其独立精神更为稀缺。长期的农村武装斗争,使中国共产党本就不多的无产阶级民主精神丧失殆尽,其专横官僚的倾向则日益加深。

被其“亲密战友”称之为“当代的秦始皇”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就是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早在中共掌权尚无征兆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交汇之际,“伟大领袖”就在努力的把自己及其战友打造成超凡脱俗的特权阶层。内的等级制度被建立了起来,相应的福利体系也配套齐全。而对这一“英明决策”有任何妄议的人们如王实味之流,则被中共特务机关作为“特务”或“托匪”而遭清洗。

当通过中国传统的农民战争于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之后,借着开展土地改革、肃清反革命、参加朝鲜战争、建设完整工业体系的机会,中共官僚很快就成为了凌驾于这个国家所有阶层之上、不受限制行使权力的统治阶层。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人祸时期,初步展现了这个阶层的自大、专断与无知。

毛泽东的“驭民之术”,一言以蔽之,就是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内敌外寇为由,通过周期性的政治运动,集党国大权于一身,而转嫁社会危机于“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贱民阶层以及他在中共官僚阶层内部的政敌身上。从他当国到驾崩,中国始终由中共官僚阶层管理,这个阶层则始终由其最上层的几个人“领导”,而这个社会名义上的主人无产阶级,却沦为了任由中共官僚阶层驱策、缺乏基本人权、十几年不涨工资的“螺丝钉”。

中共官僚资产阶级形成的经过

薄熙来亲身参与的中共官僚阶层蜕变成官僚资产阶级的过程,肇始于一九七八年。在搞掉“文革”中以反官僚口号排挤刘少奇、邓小平所属的技术官僚一派而登台上位的“伟大领袖”的夫人——江青所属的“四人帮”一派、并废掉钦定接班人华国锋之后,中共官僚资产阶级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上台了。其执政初期的“包产到户”与部分对外开放,无疑得到了早已不满于好大喜功的毛泽东“高积累,低消费”经济政策的各阶层的拥护。可是,改革很快陷入僵局:中共专制官僚对不能优先满足本阶级利益的改革是缺乏动力的;改革之大量现的城乡小资产阶级,以及在官僚压迫之下阶级觉悟丧失殆尽的中国工人阶级,则越发本能地感受到专制官爷们“损公肥私”的阶层本性。整个社会对中共官僚阶层的不满,在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得到了其第一次总爆发。

一九八九年,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两百周年。但在这一年爆发的中国民主运动,却因领导阶级的缺失,很快便被镇压下去。这场只持续不到两个月的“风波”,使中共官僚阶层意识到,它可以也必须垄断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权。随后,它便展开了更大规模国企私有与外资引进的改革,通过牺牲千百万大多循规蹈矩的国企工人的利益,将昔日与其分庭抗礼的学生们拉到了自己的一边,再造了本土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并在“世界民族之林”即资本主义世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就这样,中共官僚阶层在千年之交完成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化。

中共官僚资产阶级的历史宿命

中共官僚资产阶级相比于它的中国官僚阶层前辈,无疑更强大、更专横。它作为当今中国社会唯一的监护人与仲裁者,垄断着这个国家的命脉产业,并借此向国内外各个利润丰厚的行业渗透。在中共官僚的等级阶梯上,谁爬得越高,谁进行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的能力就越强。以至当薄熙来以贪污受贿罪草草结案之后,还有人把这个贪污“区区”两千万的地方大员当作“清官”。

对于这帮骑在各阶级头上的专制官爷们,中国各阶级尽管都心怀不满,却因这个阶级所垄断的国家机器仍然运转正常,而对其奈何不得。中共官僚资产阶级对此心知肚明,它把“源远流长”的中华驭民之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奇技淫巧”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专制主义道路。

然而,这条道路注定不会平坦。中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程度越深,全球性经济危机对它的冲击就越大;经济危机越强越持久,中国官僚独裁制度就越发难以维持,最终演变为政治危机。而这就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机会。

笔者无意夸大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毕竟,以农民工、派遣工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无产阶级,尚缺乏觉悟与组织;毕竟,饱尝“无产阶级”国家专制暴力的劳苦大众,对“上头”还存在种种幻想。但是,革命将横扫一切束缚全社会的专制铁链,打破一切幻想,将一日千里地推动被压迫者的思想,坚定他们的意志,让他们向着美好的未来冲去。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马克西姆·高尔基:《海燕》

二〇一三.九.二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