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主場新聞

佔領中環,誰去佔領?

區龍宇

佔領中環的號召引起建制派的反彈,他們攻擊佔中危害香港的營商環境。這是危言聳聽。佔中不過是公民不服從,明擺著不拒捕,根本引不起什麼騷亂。如果有騷亂,不是來自當局過度暴力就是來自或明或暗的破壞。不過,凡是能夠引起專制統治者反彈的行動,就說明這是有用的行動。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盡量吸引市民參與佔中。最初佔中的主張者好像比較集中於吸引中年中產,不過隨著與更多基層團體會面,這個想法可能已經改變。不過,其他主流泛民政黨中人,是否個個都也改變則難說。另一方面,基層/勞工團體中,對佔中固然有贊成的,但也有猶疑的。猶疑是因為他們覺得光要求普選,而不提普羅大眾的權利,無法提高普通打工族的應有地位。

上述現象其實反映兩個主要社會群體(他們佔人口大多數)的隔膜。民主運動不可以忽略這個問題。不可忘記一點,八九民運失敗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學生/知識分子當時從頭起就排斥工人參與運動,把他們的團體貶逐到廣場邊沿。到他們面臨鎮壓才醒悟到需要聯合工人,但那時已經太遲了。香港民運如果不想重蹈覆轍,需要正視這個問題。

香港民主信念未曾生根

這次佔中之所以值得支持,因為今天香港民主化進程正在嚴重倒退。但是阻力不只來自中共。不少主流泛民過於自信,以為自己有六成選票,說明社會多數支持民主派。拿選票來衡量一個社會的民主信念深厚與否,當然是太表面。因為民主信念,民主運動不等同議席的增減。如果民主習慣與民主制度沒有在社會底層生根,一旦資本主義經濟進入危機,這個底層就會發生重大政治改變,這時議會選票就會隨之改變。今天的香港正在進入這個關鍵期。在西方發達國家,選舉時買票賣票基本消失,而香港雖然富比發達國,這種現象卻沒有消失,何也?因為貧富懸殊所造成的貧民階層有增無已,且其貧窮不限於金錢,也關乎文化與品味貧窮,結果使不少人仍願意買票買票,或者以選票作人情回報蛇齋粽餅。其次,香港的職場,由於勞動法非常薄弱無力,由於沒有集體談判權,造成老闆享有一面倒權力,而僱員往往沒有尊嚴。這種狀況不僅讓老闆獨裁,而且使到僱員無法形成民主習慣 - 工會的意義本來就是通過僱員的民主聯合來限制雇主隨意支配/解僱的權力。僱員沒有基本的職場政治權利,說明社會運作基本上是反民主的,不管議會選舉是否有普選。畢竟,全城大部分經濟活躍人口都是打工族,打工族一天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勞動(包括腦力與體力),究竟他們是有尊嚴地勞動還是毫無尊嚴,老闆能否對其肆意對待,對社會的民主化還是專制化至關重要。

有普羅市民說,投票投了20年,我的就業狀況變得越來越壞,工作日益沒有尊嚴,請問投票何用?這就是為什麼不少普羅市民對主流泛民失望,或者始終不去投票,或者對於爭取普選不熱心。再加上近年來建制派銳意拉票,如果民主派沒有新思維,所謂選票六四開可能就會逐步鬆動,變成五五開,再變成四六。當不少主流泛民沉迷於爭取議席和互相競爭議席的時候,可能沒有察覺,民主思想在香港普羅大眾中其實還沒有普遍生根,只要建制派增強攻勢,長遠而言民主力量就會輕易被建制派打倒。

爭取工商界佔中?

主流泛民過去一直希望爭取工商界加入民主陣營,而今次佔中主張者也曾經邀請部分工商界加入/支持。其實現在應該看到,就大財團而言,他們都已經背靠北京政府。指望他們支持民主簡直與虎謀皮。誠然,由於上次特首選舉造成建制派分裂,大資產階級各山頭之間分裂內訌。因此不排除將來部分在野大財團勢力不甘分贓不均而佯裝民主派。佯裝而已,所以唐英年如果反對梁振英出動防暴隊,只是因為他覺得靠胡椒噴霧就行。

至於中小企業家,大部分或者仍然非政治化,或者只會想到盡量賺錢,賺夠移民,誰會為香港的民主前途多想?小部分願意多想也好,畢竟不成主力。

三十年來不少主流泛民既深信佛利民的市場自然均衡論,又一直深信Seymour Lipset有關現代化與民主的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認為自由市場必然帶來經濟發展,這又必然帶來中產階級的發展並成為民主力量,防止了社會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兩極分化。

先不說這是非常機械的經濟決定論。事實上情況相反,香港(更不用說世界)資本主義實在是兩極化而非中產化。我們社會不只政府有病,經濟也一樣有病。碼頭工人超過一個月的罷工,之所以得到那麼多普羅市民的同情,正正因為打工族都感受到無法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我們必須根據這個認識去找到民主力量。

只有當普羅大眾也積極參與民主奮鬥,民運才有力量。所謂積極參與,不只是去投票,更是自行組織起來在街頭/職業場所進行民主奮鬥。其實,碼頭工人罷工本身,也是一種民主奮鬥。否則,繼續光靠上層中產的競選運動,這種民運是不會爭取到真普選的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會有佔中之論。

普羅大眾是民主主力

Lipset 1959年的意見,引起了長期爭論。Dietrich Rueschemeyer及其兩位合作者,在1992年的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一書,認為雖然經濟現代化與民主化相關,但是他們認為,工人階級(泛指一切中下收入的打工族)才是民主化的力量,因為這既同他們的階級利益攸關,同時又具有實行民主的能力。事實上,西方普選運動,工運都是主力。例如1838-48年的英國憲章運動,不少工會也支持憲章運動,因為他們認識到,打工族只有工會是不夠的,因為很多切身問題不是工會可以解決的。從社會的就業機會多寡,經濟結構的改變,一直到政府的根本施政方針等等,這些問題需要政治權力來解決。普羅大眾的困境,原因是官商不僅控制了經濟資源,而且操縱了政權,使到財富分配一面倒向自己。工人階級要根本改變這種不利局面,需要爭取民主,需要普選。所以普選不光是一種抽象的“普世價值”,它就是普羅大眾抗衡剝削的工具。

當時不少民主派知識分子也看到工運的巨大潛能,領略到他們才能令社會經濟停擺,所以才有討價還價能力。因此這些知識分子極力爭取工運參與民運。反觀本地的泛民知識分子,不少對於工運的政治化心存抗拒,雖然他們自己的無力感日深。

民運與工運結合

所以,只有當普選要求同改善民生和賦予普羅大眾經濟權力(例如至少包括標準工時和集體談判權等),這樣的民運,這樣的佔領,才能吸引普羅大眾參加。

其實佔領中環早就開始。2011年當佔領華爾街蔓延全美然後世界各地之後,香港也曾一度有人佔領中環抗議資本主義的不公義。然後,剛過去的碼頭工人罷工,其實也是佔領中環的延續。佔領,就是反抗一切不公,不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文化的。所以佔領不應是“盡地一煲”。相反,它只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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