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主场新闻

占领中环,谁去占领?

区龙宇

占领中环的号召引起建制派的反弹,他们攻击占中危害香港的营商环境。这是危言耸听。占中不过是公民不服从,明摆着不拒捕,根本引不起什么骚乱。如果有骚乱,不是来自当局过度暴力就是来自或明或暗的破坏。不过,凡是能够引起专制统治者反弹的行动,就说明这是有用的行动。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尽量吸引市民参与占中。最初占中的主张者好像比较集中于吸引中年中产,不过随着与更多基层团体会面,这个想法可能已经改变。不过,其他主流泛民政党中人,是否个个都也改变则难说。另一方面,基层/劳工团体中,对占中固然有赞成的,但也有犹疑的。犹疑是因为他们觉得光要求普选,而不提普罗大众的权利,无法提高普通打工族的应有地位。

上述现象其实反映两个主要社会群体(他们占人口大多数)的隔膜。民主运动不可以忽略这个问题。不可忘记一点,八九民运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学生/知识分子当时从头起就排斥工人参与运动,把他们的团体贬逐到广场边沿。到他们面临镇压才醒悟到需要联合工人,但那时已经太迟了。香港民运如果不想重蹈覆辙,需要正视这个问题。

香港民主信念未曾生根

这次占中之所以值得支持,因为今天香港民主化进程正在严重倒退。但是阻力不只来自中共。不少主流泛民过于自信,以为自己有六成选票,说明社会多数支持民主派。拿选票来衡量一个社会的民主信念深厚与否,当然是太表面。因为民主信念,民主运动不等同议席的增减。如果民主习惯与民主制度没有在社会底层生根,一旦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危机,这个底层就会发生重大政治改变,这时议会选票就会随之改变。今天的香港正在进入这个关键期。在西方发达国家,选举时买票卖票基本消失,而香港虽然富比发达国,这种现象却没有消失,何也?因为贫富悬殊所造成的贫民阶层有增无已,且其贫穷不限于金钱,也关乎文化与品味贫穷,结果使不少人仍愿意买票买票,或者以选票作人情回报蛇斋粽饼。其次,香港的职场,由于劳动法非常薄弱无力,由于没有集体谈判权,造成老板享有一面倒权力,而雇员往往没有尊严。这种状况不仅让老板独裁,而且使到雇员无法形成民主习惯 - 工会的意义本来就是通过雇员的民主联合来限制雇主随意支配/解雇的权力。雇员没有基本的职场政治权利,说明社会运作基本上是反民主的,不管议会选举是否有普选。毕竟,全城大部分经济活跃人口都是打工族,打工族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劳动(包括脑力与体力),究竟他们是有尊严地劳动还是毫无尊严,老板能否对其肆意对待,对社会的民主化还是专制化至关重要。

有普罗市民说,投票投了20年,我的就业状况变得越来越坏,工作日益没有尊严,请问投票何用?这就是为什么不少普罗市民对主流泛民失望,或者始终不去投票,或者对于争取普选不热心。再加上近年来建制派锐意拉票,如果民主派没有新思维,所谓选票六四开可能就会逐步松动,变成五五开,再变成四六。当不少主流泛民沉迷于争取议席和互相竞争议席的时候,可能没有察觉,民主思想在香港普罗大众中其实还没有普遍生根,只要建制派增强攻势,长远而言民主力量就会轻易被建制派打倒。

争取工商界占中?

主流泛民过去一直希望争取工商界加入民主阵营,而今次占中主张者也曾经邀请部分工商界加入/支持。其实现在应该看到,就大财团而言,他们都已经背靠北京政府。指望他们支持民主简直与虎谋皮。诚然,由于上次特首选举造成建制派分裂,大资产阶级各山头之间分裂内讧。因此不排除将来部分在野大财团势力不甘分赃不均而佯装民主派。佯装而已,所以唐英年如果反对梁振英出动防暴队,只是因为他觉得靠胡椒喷雾就行。

至于中小企业家,大部分或者仍然非政治化,或者只会想到尽量赚钱,赚够移民,谁会为香港的民主前途多想?小部分愿意多想也好,毕竟不成主力。

三十年来不少主流泛民既深信佛利民的市场自然均衡论,又一直深信Seymour Lipset有关现代化与民主的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认为自由市场必然带来经济发展,这又必然带来中产阶级的发展并成为民主力量,防止了社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两极分化。

先不说这是非常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事实上情况相反,香港(更不用说世界)资本主义实在是两极化而非中产化。我们社会不只政府有病,经济也一样有病。码头工人超过一个月的罢工,之所以得到那么多普罗市民的同情,正正因为打工族都感受到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我们必须根据这个认识去找到民主力量。

只有当普罗大众也积极参与民主奋斗,民运才有力量。所谓积极参与,不只是去投票,更是自行组织起来在街头/职业场所进行民主奋斗。其实,码头工人罢工本身,也是一种民主奋斗。否则,继续光靠上层中产的竞选运动,这种民运是不会争取到真普选的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会有占中之论。

普罗大众是民主主力

Lipset 1959年的意见,引起了长期争论。Dietrich Rueschemeyer及其两位合作者,在1992年的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一书,认为虽然经济现代化与民主化相关,但是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泛指一切中下收入的打工族)才是民主化的力量,因为这既同他们的阶级利益攸关,同时又具有实行民主的能力。事实上,西方普选运动,工运都是主力。例如1838-48年的英国宪章运动,不少工会也支持宪章运动,因为他们认识到,打工族只有工会是不够的,因为很多切身问题不是工会可以解决的。从社会的就业机会多寡,经济结构的改变,一直到政府的根本施政方针等等,这些问题需要政治权力来解决。普罗大众的困境,原因是官商不仅控制了经济资源,而且操纵了政权,使到财富分配一面倒向自己。工人阶级要根本改变这种不利局面,需要争取民主,需要普选。所以普选不光是一种抽象的“普世价值”,它就是普罗大众抗衡剥削的工具。

当时不少民主派知识分子也看到工运的巨大潜能,领略到他们才能令社会经济停摆,所以才有讨价还价能力。因此这些知识分子极力争取工运参与民运。反观本地的泛民知识分子,不少对于工运的政治化心存抗拒,虽然他们自己的无力感日深。

民运与工运结合

所以,只有当普选要求同改善民生和赋予普罗大众经济权力(例如至少包括标准工时和集体谈判权等),这样的民运,这样的占领,才能吸引普罗大众参加。

其实占领中环早就开始。2011年当占领华尔街蔓延全美然后世界各地之后,香港也曾一度有人占领中环抗议资本主义的不公义。然后,刚过去的码头工人罢工,其实也是占领中环的延续。占领,就是反抗一切不公,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所以占领不应是“尽地一煲”。相反,它只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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