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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中國應該明確的要求新聞自由

/常識評論組 耳朵

《南方週末》新年特刊在所有版面已經簽版定樣的情況下,被廣東省委宣傳部擅自作出多處修改和撤換一事,在自媒體(微博、人人)由記者、律師、學者和網友抗議開端,網絡媒體(新浪、網易等)、電視媒體(東方衛視)和平面媒體(《環球時報》)陸續跟進下,三天之內,媒體輿論場被打通,形成了前所未見的媒體與宣傳管理部門劍拔弩張的對峙之勢,目前仍然沒有宣傳部門的回應,而事件仍在繼續發酵。

南周前編輯記者發表公開信,要求驅庹,並恢復南周編委會正常運轉。姑且不論這一訴求能否最終實現,退一萬步說,如若實現,其實南周的處境並未有任何實質改變。坦白一點,此次南周和媒體人爭取的,是新聞自由。

其實,作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中國,更應該公開明確新聞自由。

你們在抗議什麼?新聞審查?

眾所周知,新聞最自由的美國沒有新聞立法,保護新聞自由的是憲法第一修正案。在這一點上,中國與美國很像。《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而在《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中,也提到“在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白紙黑字,歷歷在目。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答日本記者提問時說道,“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中國政府依法保護新聞自由,也充分發揮了新聞媒體和公民的輿論監督作用”,也是言之鑿鑿,聲聲在耳。

明規則我們都知道,而潛規則,或者不成文的規則,卻是書報審查和嚴厲的管制一直長久的存在——拿如今的焦點南周來說,僅去年為例,著名評論員笑蜀出走,北京大雨特稿八個版被悍然撤下,“表叔”不准報道,重慶的報道也因為惹惱管理部門被禁,年終特刊多個選題被禁,再到如今宣傳部的直接插手——都是中國新聞不自由,中國存在新聞審查的鐵證。

正因為如此,當此次南方系記者憤而抗議之時,也有人疑惑,“你們在抗議什麼?新聞審查?難道以前沒有新聞審查嗎?以前也有,為什麼這一次才抗議?因為他們不滿足於審查而開始刪改了?那是不是他們只是審查而不刪改你們就不抗議了呢?這是哪門子底線?”——這種批評雖然尖銳,但也道出了新聞媒體和記者難言的苦衷,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大家似乎都不太敢要求新聞自由。

因為一談到新聞自由,除了實際打壓之外,就有人會跳出來從理論上駁倒你,“中國的政治體制與西方不同,所以不適合徹底的新聞自由,我們應該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今日《環球時報》的觀點即是如此,卻從不肯說清道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制,怎麼就不適合“新聞自由”了?老一輩革命家胡啟立曾憂心道,“關於自由、民主、人道主義,人權等等,我們不能把這些口號的使用權都讓給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我們放棄了,全說這些是資本主義的,那麼,社會主義還剩下什麼呢?”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核心就是出版自由

然而,如果正本清源,這些令人諱莫如深的詞彙和理念,不僅不被社會主義排斥,恰恰正是社會主義所必需的精神。中國新聞系學生經常被教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核心就是出版自由。

恩格斯說:“每個人都可以不經國家事先允許可自由無阻地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也就是出版自由。”

追溯到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德國萊茵省創辦了《新萊茵報》,恩格斯寫道:“在萊茵地區,我們享有絕對的出版自由,並且我們充分利用了這個自由。”上至國王和德意志帝國攝政王,下至憲兵,都受到過《新萊茵報》的攻擊和諷刺,她被官方報紙指責為“粗魯無禮的泰波拉索峰”(南美科迪勒拉山脈最高峰)。然而“這一切都沒用,報紙在警察面前仍然從容地繼續編輯和印行,而且它的銷行和聲譽隨著它對政府和資產階級的尖銳攻擊愈益擴大了”。

1849年時,普魯士當局試圖禁止報紙進行揭露和批評,馬克思尖銳的批評道:“批准官員的恣意專橫,給官方的一切卑劣行為打開方便之門,專門懲罰對這種卑劣行為的揭露。既然如此,何必還要虛偽地承認出版自由呢?”“當不讓公眾蔑視理應受到公眾蔑視的東西的時候,究竟還有什麼出版自由呢?”

100多年前的馬恩,親身實踐了何為社會主義新聞觀,何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而又是什麼原因讓《新萊茵報》如此自由呢?

——1848年的德國民主革命,從法律上廢除了書報檢查制度,因而在萊茵省只有原有的拿破崙法典能夠起作用,因此,萊茵省取消了書報檢查的“人治”,而且以“人治”為特點的普魯士法律在那裡也不起作用。檢察官、警察等一切公務人員,不管他們願不願意,必須按照拿破崙法典的程序辦,而拿破崙法典沒有任何一條對書報檢查有過規定。所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核心是出版自由,而其基礎就是法治。不以任何宣傳管理單位的意志為轉移,不以任何組織和個人為轉移,他們都無法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

對於書報審查,恩格斯曾寫道:“如果禁止報刊報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報刊在每一個有分量的問題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決,如果報刊不管事實是否真實,首先得問一問每個官員——從大臣到憲兵——他們的榮譽或他們的尊嚴是否會由於所引用的事實而受到損傷,如果要把報刊置於二者擇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談——那麼,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結了。”

對於普魯士“人治”色彩濃重的法律,馬克思也激烈的批判道,“理想與現實之間、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著何等驚人的矛盾。你每邁一步,甚至只是走動一下,都要受到萬能的官僚制度這個純粹普魯士土生土長的第二天神的干涉。沒有當局的許可,你不能寫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什麼都不能做。”“原來普魯士憲章所恩准的這一切自由受到一個重大保留原則的限制,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範圍內’被恩准,但現行的法律恰好是專制獨裁的法律!”

所以,社會主義體制下的新聞觀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反對一切人治的新聞審查,堅持出版自由的核心觀點。

宣傳部門不是法外之地

在此次“簒發新年獻詞事件”中,南方週末的選題必須報省委宣傳部審查通過,被要求撤下多篇特刊,並且在報社編輯記者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篡改新年獻詞和多篇報道,違反憲法和法律精神,違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不禁讓人嚴重質疑,一直強調各媒體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宣傳幹部,到底有沒有認真學習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到底有沒有擔任宣傳部幹部的能力?宣傳部門不是法外之地。

基於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報刊,“不僅有權而且有義務監督人民代表先生們的活動。”“報刊就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眼睛,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無處不在的喉舌。”可以說,《南方週末》絕對是中國監督權力,捍衛社會的翹楚。

然而今年以來,由於對《南方週末》的粗暴干涉和審查,導致多篇很可能產生社會影響和促進體制改革的報道無法問世,使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的社會矛盾無法及時得到關注,並引起體制的響應,而一旦喪失了最佳的解決時機,惡劣的後果必將加倍奉還。而造成這一切的,不是因為媒體的缺席,而是因為權力的在場,新聞管制的惡劣,醜態畢現,暴露無遺。

這種毫無原則,害國害民的作法,讓不少社會人士懷疑,審查基於什麼原則?什麼法律?還是說有人來打招呼,宣傳部門收受了某些權錢人士的好處或威脅?因為如馬克思所言,“只有那些愚蠢的或害怕廣大群眾參與政治的人,才會覺得在工人報刊上經常開展有關策略問題的公開的、熱烈的政論是不適當的或多餘的。”

新聞學教授喻國明曾深刻的指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後,對於輿論監督的需要在客觀上比以前更迫切了。在黨成為執政黨以後,特別是政權鞏固以後,如果不大力扶植和發展輿論監督,耳邊聽不到別的聲音,就既難發現,更難糾正可能發生的全域性錯誤。”

所以,在今天,處於巨大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下的中國,需要真實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法治和新聞自由,這沒什麼不可以說的,不僅要說,而且要大聲說,不僅要抗爭,而且要理直氣壯的抗爭,信心十足地抗爭,人治下的新聞審查,讓新聞媒體如履薄冰,這不敢碰那不敢說,喪失了輿論監督和批評權力的社會作用,無法履行為人民服務的義務,權力肆無忌憚,貪腐橫行無阻,民情不得昭示,矛盾愈發深重,這一切,是時候結束了。

廢除審查,爭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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